當神學家凱爾西 (David H. Kelsey) 在 1993 年問道：「傳統的『罪論』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時，他擔憂的並不是「罪論」消失了，而是它轉移了——從「疾病與醫治」的框架，轉移至「疏離與修復」的框架。在前者中，我們是「罪病纏身」之人，若無外力介入，便注定死亡；在後者中，我們是離上帝遙遠的人，需要被帶回祂身邊。
雖然以上兩種觀點都有聖經依據，但在這樣的轉移中——從罪病纏身的人，變成「與上帝疏離」的人——我們對人類問題的本質及「解決之道」產生新的認知。在第一種觀點中，我們需要一位能開處方、能醫治我們的醫生；在第二種觀點中，我們需要一位治療師——能幫助我們「調整」行為模式的人。若我們需要的是醫生，我們的問題便是系統性的；若我們需要的是治療師，問題便在於自我本身。這同時也是關於「行動主體」的差異：病人需要醫生 (可2:17)，但遠離上帝的人，似乎只需要自己主動靠近祂即可。這種理解方式也會影響我們對人性的診斷：人的本性是否真的有問題？還是我們只是承受了自我認知錯誤所帶來的後果？
在當今這追求「身心健康」的時代，處處都在警告我們環境中的危險：小心微量塑膠、致癌物、危險的食物防腐劑，以及鼓勵我們透過調整身體去順應「自然的晝夜節律」、避免手機藍光的危害，好重新與自然連結。這些指引雖然不無益處，卻也反映了凱爾西所警告的「轉移現象」。我們生活在世上之所以遭遇苦難，是因為這世界本身就有病/罪孽，還是我們只是自己周遭環境的受害者？我們受苦只是因爲相信了錯誤的教導或不良的教會結構嗎？我們可能會開始認為，只要有「更整全」的福音，或「更健康」的上帝觀，就能提供我們所需的一切解方。
身為一名神學家，我讚許人們努力尋求能更貼切描述上帝及其屬性的語言。然而，在我們採用的宗教語言裡，我看見一種與非基督徒追尋「大自然母親」時相同的矛盾點：我們不再認為自己需要一位聖潔的上帝，能引導我們穿越充滿敵意的世界——反而想像大自然意在滋養、引導並醫治我們。但這究竟是否是關於大自然的真相？是否是關於上帝的真相？
我非常欣賞家庭教育理論家梅森 (Charlotte Mason)，她的理論奠基於和自然界定期且不受框架限制的互動。她引用詩人華茲華斯 (William Wordsworth) 的話寫道：「『大自然從不辜負熱愛她的心』，當我們細察且深情地照顧她，她便以美麗和愉悅的親密感作為回報。」
身為一名年輕母親，我深受梅森的理論啟發，並將這些理念融入我孩子們學齡前的教育。我希望他們體驗到，哪些挑戰是他們能獨力應對的，哪些則需要他人協助；我也希望他們體驗到變幻莫測的天氣，並攀登那些考驗耐力的高山。用詩人里爾克 (Rainer Maria Rilke)的話來說，我期盼他們「被更偉大的事物打敗」。
但現實是，大自然裡有蟲子，有炙熱的天氣，以及可怕的濕氣。我們遇到蚊子、水蛭、在水裡游動的蛇。在冬天，冰雪覆蓋了大自然。每一次觀賞令人屏息的景致和盤旋的飛鳥，都伴隨著曬傷或扭傷。我們在森林裡跋涉，有時沉醉其中，有時則祈求得著拯救。
基督徒和那些對靈性生活感興趣的人，常提及「在自然中尋見上帝」。我們在鳥鳴、壯闊的景致或海濱懸崖上窺見祂的蹤跡。我們所熱愛的自然，是那些有清楚標示好路徑、燈光節慶、飄落的雪花、滑雪坡道、以及餵鳥台上的紅雀。然而，有些陳腔濫調卻讓人難以忽視。
「大自然的甜美」雖是句動人的話，卻難以用證據來證實。若要忠實地描繪大自然，就必須審視其絕美風姿如何真實地與潛藏其間、難以預測的狂暴共存。丁尼生勳爵 (Alfred, Lord Tennyson) 筆下那個「將牙齒與爪子染紅」的大自然，在鋪設好碎石的步道及防蟲噴霧的掩蓋下，早已從我們對自然界的體驗中消失殆盡。
但我們無需費力，便能在自然界中發現病毒與疾病的蹤跡，或看到天性就需要靠暴力掠食的動物，以及會氾濫成災的河流。當颶風摧毀我們的生計時，我們往往急著問那個古老的問題：「這是上帝做的嗎？」而不是「在這樣的境遇中，上帝是否仍能拯救我們？」
按照凱爾西的說法，「罪」曾被視為一種「使人與上帝為敵」的真實狀態。這種狀態始於人類被創造的故事，而人類存在的核心劇情，正是關於人類「如何從疾病中得醫治」的敘事。
但如今，關於罪的敘事已從「創造」遷移至聚焦在「人類」身上 (神學家稱之為theological anthropology，神學人觀)。這意味著與罪有關的討論，不再是個關乎「整個受造界」的普世故事，而成了「個人在上帝面前感受到疏離感」的敘事。在這第二種版本中，罪的敘事較少關注上帝如何創造世界，而更多關注人類如何經驗自己。凱爾西如此描述這種轉變帶來的影響：
關於墮落與罪的敘事，表達了我們其實有這樣的自我意識：在實際生活中，我們具體生活的方式——我們實際活出的「生命樣式」，其實與我們真正是什麼 (我們的「本質」) 相矛盾。而關於「罪」的教義所描述的，正是這種矛盾，以及為了避免此矛盾所需要的事。
因此，人類生命的終極目標，更貼近「被上帝所造、被上帝所愛」的身分，以及避開罪所帶來的「罪惡、與上帝隔絕」的身分。
問題是，關於罪和人類的敘事，究竟是因人類本性「確實有所失喪、生病」而造成人與上帝真正的疏離，還是僅僅因我們相信了錯誤的自我敘事，而「感覺」自己與上帝疏離？——後者這種「感覺」與上帝疏離的狀態，雖也能被稱作罪，但實際而言，它使罪成了一種「心理狀態」。而這種狀態的真實性及治癒之道，主要與我們在上帝面前的感受，以及我們想像上帝「如何看待我們」有關。
在後者這類型的觀點中，神學的鏡子已從「聚焦於上帝」轉向「聚焦於自己」。這使得我們不斷尋找能「醫治」我們處境的方法——追求幸福感、心理治療療程、找回自尊——即使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上帝。這種思維也可能讓我們誤以為，靈魂的病症，如孤立、悲傷、疏離感等，不是罪的結果，而是需要心理治療來修復。我們將這些「症狀」歸類為自己的軟弱或他人的過失。
這種轉變甚至可能使我們對家人、父母、以及宗教機構發洩怒氣，責怪他們未能修補他們的錯誤。我們或許能與原生家庭斷絕來往，也能將自己與制度性宗教的傷害隔絕，但這終將讓我們感到迷失、破碎及絕望。
與此相反，凱爾西所持的「靈魂確實生病了」的觀點，則指向另一種結論：所有我們感受到的疏離，都是罪的結果，因此我們需要一位救主來醫治。所謂的幸福感及心理治療，終究無法治癒我們真正的病痛。
「我們在天上的父親」——耶穌在《馬太福音》第六章的禱文中使用的稱謂，指認上帝為萬有之源。這個稱謂既將所有生命的源頭歸於祂，更承認祂對世界及受造物的權柄。然而，「父親」這個詞也承載著龐大的文化和個人包袱。畢竟，父親可能會懲罰人，也可能會施虐、暴力，並對子女造成極大的傷害。父親的稱謂夾帶著可能被濫用的權柄。既然如此，為什麼我們不改用「老爸」這個更親切的稱謂呢？
與其將上帝稱為天父，我們更傾向把祂想成親切的「老爸」。畢竟，我們覺得「老爸」會在情感上與孩子同在，教導子女重要的技能與嗜好，並且他教養的成效取決於親子關係的品質。「老爸」應該是個能控制自己怒氣，不讓孩子心生畏懼，以溫柔開導取代羞辱式教育的人。和這樣的人成為朋友很理所當然，因為這似乎更接近我們「想要」的上帝形象。
而若「老爸」很好，那「母親」豈不更勝一籌？畢竟母親象徵著情感的溫暖與關懷。支持者主張，用「母親」稱呼上帝，對在父權體制壓迫下受傷最深的人特別有吸引力，既能帶來安慰，或許還能清除某些壓制女性的宗教實踐。
教會沒有討論的「性別歧視」問題
但「母親」在天性上並沒有更美好，和父親的角色一樣有其獨特的挑戰。人世間同樣有令人窒息、憤怒且控制欲強的母親，以及疏於職責的母親。若我們優先使用女性語言來描述上帝，有可能也只是用第二種概念上的過度延伸，來回應第一種概念的過度延伸。
但更關鍵的問題是，當我們試圖避開「父親」這個稱謂時，我們其實是在「為信仰做公關」。我們希望讓上帝看起來更平易近人、更充滿情感溫度，結果反而塑造出一個「天上那位好好先生」般的上帝，而非聖經裡的上帝。
當上帝沒有符合我們的期待——沒有按我們所定義的「良善」行事、沒有賜下我們祈求的事、沒有達到我們訂下的「公平」標準——我們放棄的往往不是我們對上帝的錯誤想像，而是上帝本身。我們期待上帝以一個脆弱嬰兒的形象到來，好讓我們喜愛、也好在我們厭倦時輕易地把祂放回搖籃裡。但就像真正的嬰兒一樣，上帝帶著震耳欲聾的吼聲來到我們面前，打破我們錯誤的期待，就像祂終將證明的：祂遠遠超過這些期待。
讓天和地啼哭吧！
在聖誕節前後，我們尤其嚮往聖詩《主耶穌心真慈悲》裡說的那位「溫柔、謙卑又和藹」的上帝。我常懷疑這首聖詩的作者是否養過孩子——或至少養過像我家孩子那樣，來到世上時像大砲射出一般轟轟烈烈。孩子們最擅長做的事，就是推翻我們對孩子的期待；而上帝以孩子的樣式來到我們之中，正是要做同樣的事。
當我們稱呼上帝「天上的父親」，或許也能顛覆我們對父親的期待，使我們看見一位雖握有權柄，卻不用它來傷害，而是用它推翻世間邪惡權勢的父親。
而這正是大自然能教導我們關於上帝奧秘的地方。只是方式並非我們想像的那樣。
上帝降臨以色列時，常以自然界作為祂的工具。祂似乎特別常使用水。首先，在挪亞的時代，上帝以洪水毀滅嚴重不忠且敗壞的文明。水成了上帝挖掘、鏟除並清理那失落世界殘骸的鏟子。接著在紅海，上帝使水堆成牆，讓以色列人穿越，並淹沒隨後的埃及人及其戰車。大水再次成為拯救與審判的工具。
以利亞曾供養一位孩子因雨水匱乏而瀕死的寡婦。這位上帝的先知出現時，不是為了醫治孩子的疾病，而是為了解決缺水之患。當甘霖降下，水井盈滿時，便是上帝供應的記號 (王上 18 章)。耶利米和約珥也在乾旱中受苦，呼籲百姓即時悔改，好讓上帝降下所盼望的甘霖。
適量的水象徵著上帝與祂的子民的同在；乾旱則反映上帝的隱面。當門徒驚嘆：「連風和浪都聽從祂！」(太8:27)，他們指的正是那位曾制伏洪水，引領以色列民穿越其中的上帝。
我們在希伯來聖經中看到的，是一位以宏大格局行事，拯救及釋放人的上帝。以色列的神學，正是圍繞著這些偉大作為而建立；敬畏、奧秘，甚至壓倒性的驚懼，皆是以色列人與上帝相遇時的特徵。
「禍哉！我滅亡了！」先知以賽亞在看見上帝時如此說，「因為我是嘴唇不潔的人」(賽6:5)。以賽亞既未擁抱上帝，也未懇求恩惠。他懼怕自己即將死亡。
當然，上帝不僅僅是令人驚懼、施行威能的主；祂也是持續供應與看顧人的神。但這兩個屬性不可分割。上帝能隨時隨地照料孤兒寡婦，正因為祂具有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展開行動及介入的能力。這絕非人類所能企及的。祂若非那位能創造深海與其中萬物的上帝，便不可能成為時時庇護寡婦的上帝；那將陸地與大海分開、阻擋洪流的力量，與降下溫柔甘霖滋養大地的力量，是同一種力量。
在這樣的上帝面前，你會自然地做出某些動作。你或許會跪下以示敬畏，或許會俯伏在地，因恐懼而掩面，也或許會向天舉起雙手。有時，你甚至會在憤怒中試圖與祂摔跤——但你的生命將因這樣的相遇而改變。你可能會永遠跛著腳。
然而如今，我們不再從洶湧的大水中看見上帝。我們的宗教語言和實踐，多半朝向那位「使大水平靜」的上帝，而非踏著波濤而來的上帝。這不僅體現在我們的敬拜音樂，或對「安慰性的講道」的偏好，而是我們想像著上帝的形象時的過度自在。我們多數人渴望一位謙卑的君王，只要羔羊，不要獅子。我們太過習慣那位「溫柔、謙卑又和藹」的耶穌，以至於忘記祂同時也是個戰士。
當然，耶穌是基督徒對上帝如何「既是審判者，又是醫治者」的解答。但這很容易滑向一種看似必然的進程：祂從復仇者轉變為朋友，彷彿真正得勝的，不是那位在歷史中降臨的聖潔上帝，而是「心理治療式的福音」。基督徒必須在概念上同時抓住那位成為我們朋友的人，以及那位掌管洶湧大海的主。要做到這點，並不總是容易的。
隨著我們所感受到的需求愈來愈轉向自我/內在——也就是馬斯洛「需求層次」中更高的歸屬感、自尊心與自我實現——我們的神學語言也就愈往這個方向調整。我們強調教會是「找到歸屬感的地方」遠多於說教會是「共享信仰的群體」；我們認為我們對福音的嚴肅委身與個人的靈命成長更有關係，而不單純是為了敬拜三一真神。我們更常談論上帝是我們「全人的根基」、是揭示我們使命的那一位，而非創造並維持萬有的主宰。
20世紀末的基督教主流派教會，已試遍上述各類神學語言。但正如許多教會意識到的，人們其實並不需要一位其「存在的目的」只是為了強化人類自尊的上帝。
當這類神學語言遇上不講歸屬感，且充滿威脅與危險的大自然時，便立刻變得蒼白無力。在海平面上升與氣候失序的時代，我們更應被提醒：流行的宗教語言所描述的上帝，與我們迫切需要的上帝——那位審判、拯救並釋放我們的上帝——之間存在極大的落差。
在塑造信仰生命的過程中，基督徒常常更專注於「如何做⋯⋯」。但近年來，我更關心的是，我們正在塑造怎樣的一位上帝給人們認識？我們往往傾向優先處理基督教文化的過度擴張 (如潛在的父權結構或不公義的權力體制)，或那些會傷害人們自尊心的「負面神學」。我們被告知，「和別人談論罪」會導致他們自我厭惡，教導上帝的審判則會引發恐懼。但我們卻很少思考，將上帝僅僅塑造成一位朋友而非救主，會帶來什麼樣的傷害。
當凱爾西 (David Kelsey) 在他的文章中結束對罪「轉移」的討論時，這位主流神學家竟發出令人意外的警告：罪從未被主流派遺忘，它只是以其他名稱，或不同的形態存在——例如不公義或不平等。這兩者都是在不涉及宗教意涵的前提下，談論罪的方式。
或者，罪之所以「消失」的原因也可能完全不同。凱爾西寫道，也許並非因爲人們「停止使用罪的概念」，而是人們放棄談論「上帝的憤怒」的概念。「畢竟，若我們不需要談論上帝的憤怒，也就沒有太大的必要去談論那使祂憤怒的罪。」
理查德·尼布爾 (H. Richard Niebuhr) 就曾預見這一點，他寫道：「一位沒有憤怒的上帝，帶領沒有罪的人，藉由一位沒有十字架的基督，進入一個沒有審判的國度。」但人們真正尋找的，並非一位沒有十字架的基督。人們尋找的，是那能引我們進入沒有苦難、失敗、掙扎、軟弱之地的十字架；人們所追尋的救贖，不僅是免於憤怒的救贖，更是渴望一個並不存在的世界：一個不再有滔天洪水的世界。
敬拜始於一位被刺穿的上帝
當我們僅僅視上帝為「老爸」而非「天上的父」時，便會期待祂如地上普通父母那樣，溫暖、與我們連結、隨時與我們同在，並能保護我們免於傷害。但這些特質並不足以反映那位能在水面上走向我們的上帝。我們需要的不是學會游泳，而是一位能救我們脫離洶湧河流的上帝——即或不然，也是一位能在我們等待復活之前，將我們聚在祂身邊的上帝。而唯有全能的天父上帝能做到這一點，我們需要的，正是這樣的上帝。
Kirsten Sanders 是一位神學家，也是 Kinisi 神學聯盟 (Kinisi Theology Collective) 的創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