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科醫師柯特湯普森（Curt Thompson）曾寫道：「作為一個人類，就是作為一種脆弱的存在。」苦難揭露了我們的脆弱性，顯明我們人性中常希望忽視的這個特徵。
有些人是在遭遇悲劇、天災或關係破裂時，被迫面對自己的脆弱性，但我的脆弱性卻是悄悄地顯現在我的血肉之軀中。大約九年前，我患上一種將主宰我成年生活的疾病。未來的一切與我20歲時所想像的大相逕庭。但在一個充滿改變的計畫、失望和醫療帳單的生活中，我最大的驚喜竟然是喜樂。
我知道這聽起來很奇怪。伴隨慢性病而來的是疼痛、受苦感和挫折感，而我們對這些情況無能為力。我的自體免疫疾病迫使我常在他人面前展露自己的脆弱，讓人看到我想要藏匿起來的無能狀態。但是，在學習在自己最破碎之處接受愛的過程中，我找到了最深的喜樂。
喜樂在一些我覺得最不可能出現的地方出現，例如在我和丈夫（他為了照顧我日益衰弱的身體，暫停了神學院的學業）搬進去的那間破舊小屋裡。由於關節疼痛，我很難在家裡行走，也很難做一些基本的事，例如做晚餐或收拾碗筷。在我的羞愧和屈辱中，其他人小小的同理心之舉顯得更加突出。
有一天，朋友下班後順便過來探望我。當她坐在我身旁時，我所能做的只有哭泣。我沉浸在不確定性的悲傷中，擔心自己的生活永遠不會好轉，但她透過與我的痛苦共處一室，無聲地安慰了我。讓她看著我崩潰的樣子，使我意識到，即使在如此破碎的狀態下，我也是被愛的。我的朋友拒絕淡化我的痛苦，也沒有試圖修復我，「被她所接納」為我帶來的那份簡單的喜樂，在我的悲傷中帶來新的生命。喜樂、痛苦和脆弱的共同存在，成為我那晚記憶的一部分。
被獨自內化的苦難既黑暗且沈重，但有他人一同分擔的苦難卻能帶來勇氣和盼望。在生病的最初幾年，我放下退縮或倚靠自己的生存策略，將我的無助和悲傷公諸於眾。當我與朋友分享我的痛苦時，我得到他們的接納。友誼這個安全的港灣給了我空間，讓我得以以恩慈的態度接受疾病為我的生活所帶來的痛苦、悲傷和限制。對他人的坦誠甚至讓我對上帝更加坦誠，我發現我心中的哭喊與許多詩篇的作者相呼應。我學會擁抱自己的痛苦，視它為一份充滿挑戰性的禮物，挑戰他人同樣接納自身的痛苦——而這種接納本身具有治癒性。
無論是情感上還是身體上的痛苦，當我們感知到自我完整性的損失或威脅時，大腦就會將其視為一種受苦（suffering）。專門研究慢性疼痛的骨科醫生莫斯科維茨（Peter A. Moskovitz）寫道：「無論其成因或背景為何，受苦的感覺在神經生物學上的表現是相同的。」
其他醫生和研究人員發現並描述在各種原因造成的痛苦中，「絕望、恐懼和受苦的感受」是常見的相關現象。作為人類，儘管受苦時會感到與他人以及自身高層神經功能的「全然脫節感」， 我們皆有著相同的神經生物學現象。
受苦感會引發一種「內在解體」的感覺，當我們經歷痛苦時，我們的大腦會在其他重要任務裡分心。像德國生物學和臨床心理學教授托馬斯·韋斯（Thomas Weiss）這樣的研究人員正在探究我們的大腦組織與長期性的痛苦之間的關係。但許多受苦者自己可以證明，在我們情況最糟糕的時候，我們很難進行客觀的思考，也很難在與他人、自己甚至與上帝的關係中感到安全。
人際神經生物學（Interpersonal neurobiology）是研究大腦和注意力的一門較新的跨學科研究方法，它強調人際關係對「神經整合」產生的作用——就像我朋友對我的同理/共情所帶來的影響那樣。神經精神病學家丹·西格爾（Dan Siegel）在《人際關係與大腦的奧秘》（The Developing Mind）一書中介紹了這一領域， 描述羞恥和受苦的感受如何阻礙我們調節情緒和反應的能力，但當我們感受到他人的傾聽和接納時，我們的認知和心理功能以及整體健康就會有所改善。
「強迫饒恕」的危險
從生命的最初一刻開始，我們就在周遭的人際關係網絡中發展和生存，我們的大腦也是如此。社會連結對人類全人福祉如此重要，以至於它們實際上與生理上的疼痛共享一條神經通路。
透過研究和親身經歷，我對痛苦和人際關係的了解越多，就越覺得人際關係是改變痛苦和隨之而來的受苦感的途徑。當然，身為基督徒，我們在整本聖經中都有人際關係間彼此共情的榜樣。
在《哥林多前書》中，保羅甚至用生物學的詞彙來描述這一點，讓我們想起我們的身體：「但神配搭這身子，把加倍的體面給那有缺欠的肢體，免得身上分門別類，總要肢體彼此相顧。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林前12:24-26）。上帝醫治我們、使我們成長、改變我們生命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透過祂的身體——教會。
近期的一些研究也指向這一方向。2016年一項關於社會支持與疼痛關係的研究發現，隨著正在經歷疼痛時的人越來越多地參與在社會關係裡，大腦內啟動的疼痛區域就會減少。澳洲昆士蘭大學的研究人員得出結論，社會團體裡的成員們——例如教會或小組——是人類疼痛經驗中重要的資源，可以強化個人目標感、意義感和安全感。
其他個別研究指出，擁有更多社會支持的人在癌症裡經歷到的疼痛以及心臟手術後感受到的背痛和胸痛較少。在運動員中，團隊凝聚力已被證明能顯著提高對疼痛的承受度。
雖然疼痛和苦難可能會造成個人的內在解體，但人際神經生物學家越來越有信心，人類大腦在其一生中能對諸如婚姻、心理治療和友情等有意義的關係做出積極/正向的神經學上的改變。
我的疼痛的潛台詞是羞恥：一種無法忍受自身處境的可怕的無力感。但福音始終提供我一種不同的敘事。我們的文化宣揚個人自給自足的能力，而痛苦卻提醒我，我不足以獨自面對疾病和失望。我沒有自我滿足的能力，並且造物主未曾設計我為一個能滿足自己需求的人。人際神經生物學的見解和福音的敘事將我引向我自身之外的幫助，去尋找我的大腦、身體和靈魂最需要的醫治。正如擅長將精神病學與基督徒靈命塑造歷程結合的專家湯普森所寫，苦難中的喜樂只會在「來自我自身之外的人的幫助」下出現。
苦難暴露了我們的脆弱性，揭露了我們通常想假裝不存在的人性特徵。也許這就是苦難的禮物：它迫使我們體認到，我們無法獨自承受生命中的痛苦。當我允許我的苦難被別人看見和接納時，我的大腦學會如何去信任。最終，和他人一同感受我們的破碎之痛時，我們的大腦學會倚靠唯一能救贖我們的身體和這世上無處不在的苦痛的救贖主。
我的大腦，就像我的身體和靈魂一樣，被造之初的設計便是渴望關係。在苦難中，我知道我需要別人；更重要的是，我知道我需要上帝。
凱蒂·喬·拉姆齊（Katie Jo Ramsey）是科羅拉多州的治療師和作家。她曾為CT Women撰寫過關於在患有隱形疾病的同時如何在基督徒群體中生活的文章。凱蒂目前正在撰寫她的第一本書，該書將結合人際神經生物學和神學的見解，探討她在苦難中獲得喜樂的經歷。欲了解更多信息，請見KatieJoRamsey.com
翻譯：Jane Hao / 校編：Yiting Ts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