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文·普蘭丁格也許是西方目前最具影響力的基督徒哲學家。 他的成果令人震驚：他有力地反駁了惡的邏輯問題，復興了基督教哲學，重振了護教學並深刻影響許多基督徒學者。 西方許多人可能不知道，普蘭丁格在中國也很受歡迎。 他的代表作（《基督教信念的知識地位》，即一本維護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的書），被一群中國學者翻譯成中文，而該翻譯組裡面有些是無神論者。 該書的中譯本的發佈會是在北京大學舉辦的，而這項活動的目的是祝賀普蘭丁格的七十大壽。
中國學者們對普蘭丁格的尊敬和欽佩令我感到很驚訝。 在發行會之後舉辦的研討會中，主辦方安排一位無神論哲學教授回應普蘭丁格的發表；這位教授開頭便說：“主辦方不用感謝我，因為普蘭丁格是我的學術偶像。” 普蘭丁格的書很快就成為中國最暢銷的學術書籍之一；他後來告訴我們，他的著作在中國比在美國更受歡迎！
歸正宗認識論
普氏在書中指出，一切反駁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的論證（即他所謂的規範性de jure反駁）本來與挑戰基督教信仰的內容的論證（即實質性de facto反駁）無法分割。 這表示對基督教的一切規範反駁務必先證明基督教信仰的故事為假。 但這是非常艱鉅的任務。 實際上，無論是支持或反駁基督教的論證都基於明顯不同的知識論（epistemology）。 基督徒相信，宗教信仰之所以普遍，是因為良善的創造者想讓人類認識他，進而為人設計出一個能使他們直接認識他的認知機制。 這樣的認識論不僅能合理解釋有神論信仰的存在，也沒有違反任何合理性規範。 因此，基督徒的信仰是「有保證的」（warranted）－基督徒在被證明為有罪（違反理性）之前是清白的。
普蘭丁格在約翰·加爾文和托馬斯·里德的啟發下提倡所謂的“歸正宗認識論”，它是基督教認識論故事的哲學性闡述。 改革宗認識論主張，對神和福音的信念是基本的（basic），所以其合理性不依賴任何論證或證據。 普蘭丁格並沒有輕看有神論論證的使用，因他本身也贊同並發揮了一些那樣的論證。 但他認為，世上並沒有無懈可擊的論證，而信心的強度也不取決於論證的說服力，否則大部分不理解這類論證的信徒都可以被指責為在信仰上不合理了。 歸正宗認識論努力在理性主義與唯信主義（fideism）這兩種極端之間保持中道，而這些極端會分別導致精英主義和封閉的思想。
有趣的是：普蘭丁格認為，卡爾馬克思（這位也許是中國目前最有權威的哲學家）可以幫助我們更清楚地理解上述道理。 馬克思相信，社會及經濟因素能扭曲人的認知官能，使之無法達到其目標。 從此可知，人信念的種類是由與之相關的認知官能產生出來的。 因此，這官能的運作的好壞，而非這官能以外的證據或理由，才是決定一個信念的合理性的關鍵因素。 此外，只要我們的信念是出於適當地運作的官能，我們的信念就會得到保證（warrant），儘管我們沒有意識到我們的官能的具體運作。 根據基督教的知識論故事，有神論信仰的普遍性是源自於一個在適當的環境中有恰當的運作的天生官能，即所謂「神聖感應」（sensus divinitatis），但人的原罪卻破壞了神聖感應的功能 。 然而，神透過祂的特殊啟示和聖靈的工作解決了原罪的問題並產生了信心這新的官能，使人相信福音的偉大信息。 這樣的認識論對中國基督徒針對知識分子的護教很有幫助。
分析哲學
接下來，我想多討論普蘭丁格所使用的分析哲學，因為它對中國內外的華人神學教育有十分正面的作用。 分析哲學賦予神學著作以論證的嚴謹性、概念的清晰、邏輯的精確性和對科學的開放性。 分析哲學家的裝備使他們善於發現有歧義或不足的定義、邏輯上有謬誤的論證，及前後不一致的陳述。 分析哲學的各樣工具幫助信徒有效地向教會內外的人解釋三一神論、道成肉身和救贖論等「難懂」的教義。
普蘭丁格的著作的出版及傳播把分析哲學的方法論介紹給中國及其它國家的華人神學院。 普氏所開始的基督教分析哲學的復興已產生了諸如關啟文（Kwan Kai Man）、駱德恩（Andrew Ter En Loke）等漢語文化圈裡的基督徒分析哲學家；這些華人學者的著作已祝福全球華人教會 和神學院。 分析哲學的使用也能促進神學的護教功能，因為理工科背景的學生學者（他們可能是華人知識分子群體的大多數）覺得分析哲學的方法更適合他們。 其次，相對而言，中國內外的神學教育仍處於發展階段，而分析哲學的方法能幫助神學生培養出健全的批判性思維而消除狂熱主義和反智傾向。 令人感恩的是，華人神學院教師也逐漸意識到邏輯與批判性思考在這充滿假訊息與兩極化的時代中的重要性。
東西方的基督教神學歷來深受歐陸哲學的影響，所以取經於其它哲學傳統能充實神學家的研究成果，使之具備新穎的視角與洞察力。 在這幾年來向亞洲的神學生和牧者介紹分析哲學的時候，我們發現，分析哲學不僅有用於系統神學與護教學，且有益於釋經學、講道學和靈命操練等更實用的課程。 分析哲學的一個基本工具是概念分析，其目的在於發現我們所實用的詞項的正確內涵。
普蘭丁格在其著作中提供了有關神、自由意志、知識、信心等概念的分析；這些分析不僅深刻，也顯明了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與吸引力。 對一個概念x進式分析基本上等於是發現x的基本成分。 例如：根據普氏在其《基督教信念的知識地位》中的分析，知識這概念是由真信念和保證（warrant）等概念所組成的。 因此，當且僅當一個人具有關於神的有保證的真信念的時候，他才可以說自己知道神（而對「保證」這個概念的分析大致如此：一個信念有保證，當且僅當這 信念是出於一個在適當環境中有適當的運作的認知官能）。
概念分析十分重要，因為我們傾向於對我們的宗教概念習以為常，但司空見慣的概念會逐漸吸收外來成分或淪為陳腔濫調，因而容易為非宗教意圖所利用。 負責講道和教導事工的信徒務必意識到，他們所使用的概念的內涵未必與聖經的內涵相符，而即便相符，也未必與他們聽眾所假設的內涵相同。 內涵上的差距將導致一開始是微妙，繼而則逐漸嚴重的錯誤，而這些錯誤最終會扭曲基督教的實踐。
因此，建基於紮實的邏輯的概念分析其實是一種有紀律的辨別實踐。 概念分析能處理那些令信徒困惑的難題，如：我們如何將信心與迷信、信實與教條主義、希望和幻想、愛和感情作用區分開來？
再者，概念分析幫助信徒發現神學概念的蘊含和意味，因而充實他們的神學。 例如：按照普蘭丁格有名的自由意志辯護，神不能創造一個自由卻沒有墮落的風險的亞當或夏娃，因自由意志邏輯上蘊含著做出不同選擇的能力。 這表示神的全能不表示神能做出違反邏輯的事（例如使1+1=3）。 神能創造一個能飛翔的人，但神不能自殺也不能犯罪，因這麼做對身為完美存有的神是不可能的。 神的邏輯固然比人的邏輯更豐富，但神若能違背邏輯，那麼神就能違背自己，而這是邏輯上無法想像之事。
我們有時聽有人說，中國人的思維是直觀性而非分析性的，故與西方人的思維不同。 但這種敘述被這個事實挑戰：中國本土哲學家，尤其墨家和名家，是全世界最早發展邏輯與語意學的思想家群體之一。 此外，孔子這位最受中國人尊重的哲學家提倡「正名」或矯正名實，旨在使一個詞項及其內涵相符。 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宋代的王安石也寫道：「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副其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中國哲學固然比西方哲學更強調實踐，但墨家和儒家相信，正確的實踐要 建基於人們對其所使用的概念的檢驗和矯正。 正因此，普蘭丁格的分析哲學非但與中華文化相容，也能促進中國與華人教會處境化神學的形成。
戴永富 (Leonard Sidharta) 是創欣神學院神學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