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在感恩節時，我會和家人一起在家裡準備晚餐。我們可能會一邊做事ㄧ邊聊著宗教和政治，但不是那種不愉快的聊天氛圍。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裡，我們讀著同樣的神學家的著作，欣賞同樣的學者，並在社會議題的看法上有共鳴。
然而，在2016年大選兩週後的感恩節，我獨自站在陽台上哭泣。大約五年前，上帝開始用一連串重大的生命事件來讓我人生故事裡埋藏已久的部分復甦。在這個過程中，我開始用與家人用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這個世界——我開始視一些家人為有錯誤想法的對手。
如今，當我認為某些事情很災難時，他們反而認為我「反應過度」。我感到自己被疏遠了，迷失了方向。
當我努力想弄清楚自己的困境時，我想到耶穌曾隱晦的警告門徒：你們不要想我來是叫地上太平，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因為我來是叫「人與父親生疏，女兒與母親生疏，媳婦與婆婆生疏；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裡的人。」（馬太福音10:34-36）。
我們稱呼耶穌為「和平之君」，但祂卻宣告祂將擾亂和平，乍看之下這似乎很諷刺。但我逐漸理解，耶穌所擾亂的是一種人為的表面和平，一種透過「順從性」和「一致性」來實現的和平——也就是巴別塔的基本特色（創11:1-4）。由於這種和平依賴於建立並且維持這樣的「相同性」，因此它無法為這個暴力且分裂的世界帶來醫治或和解，即使是那些碰巧自認為基督的追隨者的人也無法做到這一點。
神聖的攪擾
在上帝打亂我家的一致性之前，我一直很自在地認同自己是「模範少數族群」——能自在地融入白人、中產階級、政治保守的福音派基督徒圈子裡。我心甘情願地將上帝賦予我的族裔身分附屬於「模範少數族群」的身分之下。我滿足於脫離台灣文化遺產的感覺，滿足於自己是實現了美國夢的第二代美國人的想法。我將童年的創傷經歷與父母的文化聯繫在一起，並盡可能地在我的身分與他們的身分之間拉開距離。
2014年，一段充滿醫療和心理健康危機的時期使我展開兩年的心路旅程，拉近了我與父母的距離，幫助我揭開我們家族破碎的歷史根源。我認識到，我家族裡好幾代人都經歷過壓迫和創傷，包括日本帝國主義、種族隔離、美國空襲、激烈的政權更迭；新來的掌權者竊取我們的土地和資產、施行大屠殺，以及被稱為「白色恐怖」的持續性暴力政治鎮壓，跟數十年的戒嚴。在最初的幾代中，我的祖先本身是壓迫者，他們是為逃離貧困而大規模遷徙的漢人的一部分，這些人在台灣定居下來，而台灣島上的南島語族部落已在此居住了數千年。他們的到來導致許多原住民部落大規模失去文化認同。
對家族歷史的學習促使我重讀聖經。我第一次在初世紀廣大的農民階級猶太人身上看到我的父母、祖父母，甚至台灣原住民的形象——他們在羅馬帝國主義的壓迫下掙扎求生，也在更富有、更有權勢的猶太同胞的腐敗行為中求生。我從渴望得到解脫、渴望正義的受壓迫者的角度來讀耶穌的教導，而不是從追求個人靈性發展的安逸的美國人的角度閱讀。
這種視角的轉變將我引向自己城市裡無助和受到欺負的人：住房無保障和無家可歸的人、因著混合身份焦慮的移民家庭、受到創傷的難民、仍在遭受吉姆·克勞法（Jim Crow）和白人大規模遷離後所帶來的經濟影響的整個社區。當我與這些人建立連結時，我開始相信他們就是耶穌用來檢驗誰是祂真正跟隨者的試金石（馬太福音25:31-46）。
我與這些鄰居的關係為我的生活帶來了完全不同的屬靈責任感。我意識到自己囤積財富或沉溺於享樂主義的方式，在我所處的社會經濟階層裡的基督徒之中太常見了。我的新朋友們面對看似無法跨越的障礙時所展現出的信心斥責了我易於抱怨瑣事的習慣。我對自己心裡的種族偏見（約翰福音4:9）、階級歧視（雅各書2:3、4）和宗派主義（林前3:3-9）感到罪疚。我的生命裡似乎沒有一件事是乾淨的。
新的政治，舊的問題
突然之間，我幾十年來所擁護的政治並不能解決我這些被邊緣化的朋友們所迫切關注的問題。這些人完全能合理的不滿那些對他們的困境麻木不仁的主流群體。但我曾經的政治框架往往把他們歸類在製造麻煩、劣等人群的行列，認為他們被輕視、抵擋或驅逐是應該的。現在，我理解他們並愛上了他們，我認識到他們並非蓄意製造麻煩；他們渴望解脫和公義——就像我自己的家庭曾做過的那樣。
聽著他們的故事，我無法不感同身受。他們的匱乏成了我在意的事；他們的敵人成了我的敵人。我在社群媒體和餐桌上征戰，並得到了一群有同感的新朋友的支援。
很快的，我的激情反轉引發了與家人和多年好友的摩擦。有些人發來尖酸刻薄的訊息。其他人則退出了我的生活。有的時候，我甚至覺得連丈夫和婆婆都成了我的敵人——儘管我們共同信仰基督，他們的基本價值觀和政治上不同的忠誠歸屬造就了我們之間無法跨越的鴻溝。我變得善於譴責別人。但這種慣性的詆毀態度讓那些無法輕易把我「取消好友」、取消追蹤、迴避我或拋棄我的人感到厭煩。
我不想承認自己被自以為義的魔咒所迷惑。我的內在發生了很多改變，不變的是，我仍然認為某些人被輕視、抵擋或驅逐是應該的——只是換了另一群人而已。
耶穌的第三條路：愛仇敵
基督教信仰裡有許多事是個謎，但對於我們應該如何對待我們的敵人，卻從來不是個謎：
「你們聽見有話說：『當愛你的鄰舍，恨你的仇敵。』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這樣就可以做你們天父的兒子，因為他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有什麼賞賜呢？就是稅吏不也是這樣行嗎？你們若單請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麼長處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這樣行嗎？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馬太福音5:43-48）
但是，我們為什麼要愛那些不斷努力激起我們恨意的人？仇恨能讓人感覺是捍衛被壓迫者的正義武器，或是幫助被掠奪者保持尊嚴的工具。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耶穌時代的人們解析利未記19:18的「鄰舍」一詞時，用它來論證蔑視或暴力對待壓迫者是正當的（馬太福音5:43）。
然而，無法逃避的事實是，不愛我們的敵人要付出的代價更大。當我觀察到部落主義在我的生活和這世界日益嚴重的影響時，我認識到耶穌教導的是一種古老的智慧——既適用於學校操場上的爭執，也適用於高風險的衝突。
最近，當我協助八歲的女兒處理因與朋友反覆發生衝突而產生的痛苦和憤怒時，她不斷提出尖酸刻薄的反擊，並問我：「講這句話會讓他很痛，對嗎？」我們從小就有報復的衝動。但我未曾見到報復能修復關係。
法國哲學家勒內·吉拉德（René Girard）曾經書寫關於人類衝突裡的一個巨大悖論。在《我看見撒旦像閃電一樣墜落》這本研究人類社會暴力的著作中，吉拉德發現一種模式：當對手之間的對立變得越來越激烈時，敵對的雙方開始變得越來越相似，而非越來越不同。以種族衝突為例。非主流群體往往長期受到挫折感、無權感和恐懼感的困擾，進而滋長憤怒和恨意。當這種恨意愈發嚴重時，我們經常會聽到這樣的戰鬥口號：「為了我們的生命，我們必須打倒這些種族主義/法西斯主義/精英主義的豬，把他們從我們中間驅逐出去！」作為反擊，掌握權力的統治階級會團結起來，發出這樣的號召：「為了維護和平與公民秩序，我們必須粉碎這些卑鄙的烏合之眾/種族煽動者/無政府主義者！」
因此，只有愛我們的敵人，才能避免沾染我們所憎恨的敵人的特性。耶穌教導我們要愛我們的仇敵，並為迫害我們的人禱告，正是因為「僅僅愛及尊重那些愛我們和尊重我們的人」不會讓這個暴力和混亂的世界有任何改變。「偏愛」能激勵一個部落去打敗他們的敵人、重新組織權力架構，但它無法打斷暴力、排擠和壓迫的循環。人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恩在《愛的力量》一書中寫道，他明白這一點：
仇恨使仇恨倍增，暴力使暴力倍增，強硬使強硬倍增，這是一個螺旋式下降的毀滅過程。因此，當耶穌說「愛你的仇敵」時，祂提出了一個深刻的、終極的無可逃避的警告。在現代世界中，我們是否已陷入這樣的僵局裡：我們必須愛我們的敵人，否則，我們就會死嗎？邪惡的連鎖反應——仇恨引發仇恨，戰爭產生戰爭——必須被打破，否則我們將陷入毀滅的黑暗深淵。
但我們該如何愛仇敵呢？
總統大選結束後的那個星期天，我們全家和往常一樣去了教會，但禮拜的感覺卻完全不同。投票支持川普的教會成員與其他因川普的勝利而感到威脅的我們心愛的教會成員（包括透過追夢人計畫來到美國，以及無證移民的美國公民子女）在同個房間裡敬拜上帝。在教會牆內，開心、解脫與恐懼和悲傷的情感交織在一起。儘管這些群體之間關係融洽，甚至情同手足，但很明顯，房間裡所代表的迥然不同的政治傾向使人們彼此對立。這正是畢得生（Eugene Peterson）所寫的啟示錄註釋書《天啟的雷聲》（Reversed Thunder）內容的具體展現：
政治是無法迴避的。當一個人的生活影響到另一個人的生活時，政治就開始了。無論我們是否願意，我們的生活都會影響他人。⋯⋯任何行動或信仰都不是私人的事。宗教性越強或價值越高，私人性就越小。因此，與基督和敵基督有關的事就是最不隱私的事，也是最政治化的事。我們腦袋裡想的一切都會走出我們的頭顱，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會超越我們的皮膚，進入一個複雜互動又縱橫交錯的網絡。
我的牧師在那個星期天承認我們教會裡有這樣的情況：「教會是個由敵人組成的群體，在裡面學習彼此相愛。」在研讀福音書時，我意外地發現耶穌透過挑選祂的12個門徒來向我們展示「愛你的仇敵」是如何運作的。
通常，當人們組織建堂團隊時，他們會挑選那些百分之百認同這間新教會未來具體使命的人。耶穌卻不是這樣。祂召集了相互為敵的團體的成員來組成祂最親密的追隨者小組。門徒中有四人屬於（或非常同情）奮銳黨，這是一個政治運動，他們對從羅馬統治下解放猶太人的狂熱導致他們向羅馬當局和與羅馬友好的猶太同胞實施謀殺和恐怖主義行為。他們特別憎恨稅吏，因為稅吏是為羅馬這個異教帝國工作的猶太人，經常透過向自己人敲詐錢財來獲取財富。因此，當耶穌選擇讓一個稅吏加入他們的行列時，他們都目瞪口呆（路加福音5:27-32）。
政治並不是他們當中唯一的分歧點。門徒中有六個人是貧窮的漁夫，他們的生活僅夠糊口，還要繳納剝削性的稅金和過路費。猶太貴族知道如何利用法律和經濟制度來穩固自己的財富，他們視漁夫這個階層的人為乞丐和不法之徒的情況並不少見。然而，耶穌的第12個門徒選擇是出身高貴的巴多羅買（又稱拿但業）。
如果僅僅形容這群人很分裂，就太輕描淡寫了。他們之中一些人曾因其他人所代表的團體的行為而受苦。至少有四個人在哲學上不會反對透過暴力來表達他們對馬太或巴多羅買的不滿。也許正因如此，耶穌在公開傳道之初，就以減輕痛苦的恩慈行為開始——醫治疾病、趕鬼、減輕慢性疼痛（馬太福音4:23-25）——緊接著傳遞的信息裡不僅同理人們曾經歷權利被剝奪、悲傷和衝突，也應許他們將會承受地土、和平並有歸屬感（馬太福音5:3-12）。
想想耶穌挑選門徒的艱鉅性。祂歡迎來自受壓迫階層的激進民族主義者，也歡迎被視為種族叛徒的人。祂歡迎出身富裕的人，也歡迎生活拮据的人。透過把他們召集到同一個圈子裡，耶穌創造了一個對每個人都有所要求的社區，一個每個人都要背起十字架的社區。
當門徒們日復一日地面對彼此時，那些來自特權階級的人被要求懺悔他們對被壓迫者的漠不關心；那些貪婪的機會主義者被要求懺悔他們自私自利的貪婪，並補償他們曾欺騙的人；那些痛苦的受害者被要求寬恕他們的壓迫者，並見到這些人裡面的人性（不再妖魔化他們）；那些靠刀劍生活的人被要求放下他們暴力的言論和武器。
這些不僅僅只是意識形態方面的要求。它們是關係上的要求，使門徒們能夠繼續一起跟隨耶穌，這是他們履行愛的律法的唯一途徑（約翰福音13:34-35）。是的，他們仍在爭論誰是最偉大的，大概也會爭論誰是最糟糕的，但如果他們每個人都不願意從根本上改變，他們就會錯過與耶穌在一起的機會。我們也是如此。
想像力在愛我們的仇敵中的作用
理查·福斯特（Richard Foster）《屬靈操練禮讚》（Celebration of Discipline）一書中描述禱告為我們「能夠從神的角度看待他人和事情」的主要過程。以聖經為基礎的想像力也可以幫助我們。在這方面，引導我禱告的一個工具是，我會想像在耶穌上十字架前，我與以下幾個人一起坐在桌邊，準備從耶穌的手中接過餅和酒：1）我教會裡的美國公民孩子，他們養家糊口的父親因川普的政策而被驅逐出境；2）投票支持川普的弟兄姊妹；3）反對種族主義的民運人士；4）避而不談種族主義的人；5）白人至上主義者；6）警察；7）因警察暴力而受創的人；8）因我的想法而拒絕我的人，以及9）其他種可能情況下的人。
我仍然為某些人經歷的痛苦和其他人的偏執而感到痛苦，但這種禱告操練已消除了我想蔑視、消滅或向餐桌上的一些人開戰的念頭。它幫助我將我的個人的議程讓位給基督的議程——這與「以基督的名義」來推銷我自己的議程截然不同。禱告幫助我更能分辨何時該說話，何時該沉默，該說些什麼，該怎麼說。禱告使我能夠擺脫這個世界靠著部落主義運作的模式。
十字架的道路邀請我們死去。但它也是進入這個世界所不知道（但迫切需要）的永活國度的入口。十字架不僅僅是一種倫理；它是一種力量，只有耶穌踏上屈辱、痛苦的十字架之路，將我們的審判攬在自己身上，受死，然後復活，我們才得以獲得這種力量。弗萊明·拉特利奇（Fleming Rutledge）在她的著作《十字架》（The Crucifixion）中寫道，上帝擁有「糾正『亞當』整個遺憾的歷史敘事中所有錯誤」的力量，祂的糾正力量是對「整個被造秩序歷史的重拾與重塑」。正是因為「祂改寫了故事，我們如今不再是自己最糟糕的樣貌的俘虜，也不再是想要毀滅我們的邪惡力量的俘虜」。透過祂的傷口，我們如今有治癒我們之間的分裂的能力（以賽亞書53:5）。
朱迪·吳·多明尼克（Judy Wu Dominick）曾在不同職業、文化和社會經濟環境中服事。她現居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