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開聖經，翻到彼得前書二章8節：“作了絆腳的石頭，跌人的磐石”。我說的“打開”聖經，指的是拿出手機，點擊聖經app，在搜尋欄中輸入這節經文。
只要再點一下，我就可以在這節經文上劃線，把它凸顯出來，或把它複製並存到另一個文件中，以便之後在沒有上下文的情況下默想它。在我的聖經app裡有個灰色的小框，看起來像漫畫裡的對話框。如果我點擊小框，就會打開與這節經文有關的經文：以賽亞書八章14節。但app不會自動連結到以賽亞書。因此我沒有跳去讀先知書，而是關閉了小框，繼續讀著彼得前書：“他們既不順從，就在道理上絆跌”。
我們已經進入文學評論家斯文·伯克茨（Sven Birkerts）所說的“電子閱讀時代”的第三個十年。但我們的聖經知識水平卻達到 新低。這些電子工具是怎麼影響我們的讀經呢？
人們花了不少時間辯論究竟“唯獨聖經”是什麼意思。然而，沒有一個宗教改革的繼承人認為“唯獨聖經”意味著不該使用聖經以外的任何資源來幫助讀經。事實上，在歷史中，新教徒一直都很接受創新的方式，尤其是那些可以加深信徒與聖經互動及有助於理解聖經的發明，無論是主流語言的聖經譯本或研讀本聖經、注釋書、插圖版聖經和節選版聖經，更別說智慧型手機上的app了。
不過，你不必對讀經工具的進步抱持著過多的懷疑。但可以去想這些工具是否多少會改變我們讀經的方式。如果真的有什麼改變，這樣的改變是好的，還是壞的？
我曾研究過時代論（dispensationalism）的歷史，我的研究表明，讀經工具有時會改變我們的讀經方式，且甚至會改變“按字面意思讀聖經”的定義。
關於如何“按字面意思讀聖經”，基督教內有許多看法。“字面意義（Literal）”可以是指一種強調聖經無誤的方式、相信某些經文的歷史真實性、對預言實現方式的特定理解（預言的部份不會只有字面上的含義，還有象徵性的含義）；或是指。我們應該以最樸實的方式來讀一段經文，這也是為什麼研究經文的文體（genres）和原初讀者很重要。對於支持時代論的人而言，按字面意思讀聖經時需要先理解“字串”（word chains）：當不同的經文使用了同一個詞彙時，就可以將這些經文聯繫起來，而某些關鍵字（如“石頭”）在任一處經文使用時都是相同的意思。如果沒有人發明經文彙編工具，這種釋經方法根本就不可能流行起來。
Illustration by Michał Bednarski讓我稍加解釋：經文彙編的發明可以追溯到十三世紀，在胡葛聖薛（Hugh of Saint-Cher）的帶領下，當時有三百個多明尼加修士（Dominican）選擇了他們認為在拉丁語《武加大譯本》（Vulgate Bible）中最重要的詞彙，按字母順序編制了索引。對當時的聖經學者來說，這是個強大的讀經工具，但以今天的標準來看，《聖雅各伯經文彙編》（St. Jacques Concordance）還是很簡陋。後來中世紀所發明的經文彙編則列出更多反覆出現的詞彙。
隨著宗教改革時期的到來，人們越來越多地需要當地通行語言版本的經文彙編。第一本英文版新約聖經經文彙編於1530年代問世。在十六世紀英王欽定版（King James version）聖經出版以前，許多人並沒有聖經，因此經文彙編並不是很有用。
1737年，隱居的書商兼學者亞歷山大·克魯登（Alexander Cruden）將多達 77,000個詞彙編輯成冊，英王欽定版聖經從此有了一本很好的經文彙編。克魯登一共花了26年時間，期間還去了幾趟精神病院，最終完成並出版了這本詳盡的巨作：《克魯登經文彙編》（Cruden's Concordance），至今仍持續印刷。
《克魯登經文彙編》經常與其他新的輔助工具搭配使用，如《巴格斯特合參本聖經》（Bagster’s Polyglot Bible），以及新的注釋書，如多瑪斯‧史各得（Thomas Scott）編寫的《全本聖經注釋》（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其中，《巴格斯特合參本聖經》編纂了多達六萬個交互參照的經文，並且將多種語言排版印刷。總之，到了十九世紀，英文聖經的讀者有了極具價值的工具，來幫助他們以新的方式理解聖經。
這些又新又強大的讀經工具的出現，意味著普通讀者也能交互參照聖經裡任何一個詞彙。彼得前書裡的“石頭”可以與出埃及記17章6節裡摩西敲打的“石頭”聯繫起來；與但以理書二章34節中“非人手鑿出來的石頭”聯繫起來；與耶穌在馬太福音21章44節裡談到的那塊掉在人身上並砸死他們的“石頭”聯繫起來。經文交互引用的解經法創造了一種新的釋經環境，取決於使用的方式，這種釋經可以是高度個人化的，也可以是群體化的。
在美國，這種理解聖經的方式被稱為“讀經法”（the Bible Reading Method）。通常解經的工作只屬於學者或訓練有素的牧師，然而現在每個人都可以做這項工作。讀者可以選擇一個英文關鍵字，研究這個詞彙的所有用法，然後從匯編的詞彙範例中推斷出經文的含義。
人們經常以小組的形式來研經，組員們彼此鼓勵，深入研讀聖經，做神學反思。舉例來說，小組一起研究詩篇27章14節中“等候”一詞，將其與創世紀49章18節中雅各的呼求聯繫起來；與保羅在羅馬書8章19節中對末世的盼望交互參照（“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然後討論到上帝的拯救是如何成為一個貫穿聖經的重要主題。透過聖經的上下文和敘述，我們能推論出上帝要拯救誰，以及拯救的方法，但讀者個人的經歷，以及特定文化所做的假設也經常會影響人們推論。
《司可福串注聖經》（Scofield Reference Bible）是讓數百萬基督徒沉浸於“讀經法”的精神支柱。該版本的聖經極受歡迎且廣泛傳播於基督徒之間。司可福（Cyrus I. Scofield）是一位牧師，與大佈道家慕迪（Dwight L.Moody）關係密切。他在他的串注版聖經裡加了許多註腳，詳細解釋他的神學。他能這麼做，是因為他使用了一個複雜的經文交互參照和彙編系統來研究每一頁聖經。牛津大學出版社於1909年首次出版《司可福串注聖經》，至今仍在印刷。司可福除了在每一頁聖經加上註腳外，還附加一個150多頁的經文彙編索引和說明，以教導讀者如何研究“字串”。他解釋，字串能“引領讀者看見聖經中第一次明確提到的某個偉大真理，直至該真理最後一次的出現”。如果讀者還不明白，司可福會在該真理最後一次被提及時做出總結，鞏固其整體含義。
如果人們在讀經時，借助於複雜的經文彙編來解經，便能經歷到聖經的合一性。二十世紀初的另一位時代主義者霍爾德曼（Isaac Massey Haldeman）解釋道：若人們想要“以一種更聰明和令人滿足的方式研經”，就需要使用經文彙編來理解66卷書之間有著“合一的設計”。即使暫時不去去理會聖經的歷史背景、人類作者、原文、語言學上的細節及故事原始的描述，經文彙編都能讓普通讀者見到聖經的合一性。
一些保守派基督徒，如慕迪的同事叨雷（R. A. Torrey），稱“讀經法”是一種“科學”的讀經方法。霍爾德曼稱經文彙編和交互參照經文為“工具”和“手段”，如果使用得當，就能產生可複驗的結果。
從今天的角度來看，想到自詡為基要派（Fundamentalists）的人士居然會吹捧科學，實在是很特別。然而，在世紀交替之初，美國人正在擁抱科學，將科學視為檢驗生活各領域中的真理的最高權威。由於聖經批判學（biblical criticism ）似乎破壞了聖經在學術界的權威，因此這種以經文彙編為基礎的解經框架常被使用，讓人們得以從科學的角度來鞏固聖經的地位。
我們可能會想，既然基要派人士想要照字面意思理解聖經，他們應該會更加留意初代基督徒是如何理解經文的。然而，他們所用的讀經工具卻將他們推往“科學”的方向。
這類的讀經方式也為一場新的神學運動奠定了基礎，該運動被稱為“時代主義/時代論”。這場運動是由“閉關弟兄會”（Exclusive Brethren）的教導所發展而來，特別是英裔愛爾蘭人領袖達秘（John Nelson Darby）的教導。他說，人類可以區分為三類：以色列、教會和萬國。萬國並沒有與神立約，但教會和以色列有，所以讀者當“按正意分解”（提後2:15）聖經經文：神對以色列人說的話，以及神對基督徒說的話。
對達秘來說，“能成就每節經文原本的樣貌”是“聖靈賜給基督徒讀者的靈性理解力，使我們能分辨出天上的事物（以及我們與之的關聯），和地上的事物（我們與之有分別）”。
這種解經法往往將重點放在預言上，達秘認為這種聖經的文體不是寫給最初的讀者，而是未來的讀者，預測人類歷史尚未發生的事件，且多數預言都與以色列有關。為了更好地理解聖經，人們當知道一塊石頭是如何成為根基（以弗所書弗2章20節）、絆腳石（羅馬書9章32-33節），以及能把人砸得稀爛（馬太福音21章44節）——而上所述的這些，實際上都與耶穌和以色列未來會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有關（按著字面或以象徵的形式發生）。
達秘倡導使用經文彙編，但他堅持認為，要將特定經文裡的“地上”和“天上”的含義分開。這使已經盛行於美國基督徒之間的讀經法變得更複雜。
雖然有些美國人沒有採納弟兄會的假設，但他們認為，達秘所用的區分法在“讀經法”本身已有所體現。布祿士（James Brooks）是將達秘的教導普及到全美國的人之一，他向讀者保證，“預言所用的語言，與其他任何一處經文一樣簡單易懂”。經文彙編使得這一說法得以體現，因為經文彙編是針對詞彙而不是詞義進行編纂的。
整體而言，時代主義在達秘之後繼續在美國發展，後繼的讀者根據達秘的教導盡可能的照字面意思來讀經，如同讀經法裡教的。然而，若非有經文彙編等技術，所謂的“照字面意思讀經”的方法原本並不容易。
經過幾個世代的非時代論學者逐步瓦解時代論，外加曾盛行的時代論作品（電影《末日迷蹤》Left Behind）削弱了其可信度，使這種讀經方法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流行。時代論正在衰落，神學院或基督教學校也不再那麼常教導“讀經法”。
然而“讀經法”曾推廣的讀經習慣仍然存在，持續深刻地影響著人們。它依然使讀者覺得經文是向他們敞開的，彷彿第一次看透了聖經的晦澀難懂，即使自己沒有聖經語言或歷史背景的裝備。只要稍加練習，再加上經文彙編，每個讀者都能自己讀懂聖經。他們甚至可以宣稱，這就是照字面理解聖經的方法。
當然，經文彙編系統依然存在。它們是寶貴的工具，我們經常忽略這一點。如果使用得當，它們能大大地幫助我們讀經。對於經常讀經的人而言，更有效率的工具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經文彙編。我可以直接在手機app上搜索一個詞彙，或者，只要輕輕點選，就能從一節經文跳到另一節經文。
“將聖經視為一個帶有超連結的文本”的想法，讓加拿大心理學家喬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感到興奮。他在YouTube的聖經講座 上分享一張圖片 （由電腦科學家 Chris Harrison 製作），展示超過65,000處的交互參照的經文。彼得森感嘆，就算你只深入查看一個詞，“也將窮盡一生，永遠走不到盡頭”。然而，人們會有什麼樣的得著，完全取決於他們所選擇的方法。對彼得森來說，無盡的多樣性很吸引他。但對相信聖經的合一性和連貫性的基督徒來說則沒那麼有說服力。
在這個擁有數不清數位工具的年代，我們應該保持謹慎，尤其是閱讀聖經的新技術如何改變及重建經文的上下文。可以肯定的是，當然，我們雖然不是自己一人在讀經，但我們所選擇的工具可以改變甚至誤導我們的讀經。這些工具使我們相信，我們只是單純的按照字面的意思在解讀，然而，若非有一絲的獨立思考批判性，我們距離“打破及重塑聖經上下文，讓經文符合自己的思路系統”則只有一步之遙。
當然，當我點開聖經app時，我不覺得這種情況會發生。這個點擊技術感覺起來更中性。但歷史已顯明，這類的問題依然值得我們注意。
韓梅爾（Daniel G. Hummel）是一名作者，他的新書《時代主義的興衰史：福音派對末世論的論戰如何影響一個國家》（The Rise and Fall of Dispensationalism: How the Evangelical Battle Over the End Times Shaped a Nation）即將出版。
翻譯：思慕 / 校稿：Yiting Ts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