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德國宣教士在1898年寫道：“戴德生尤為充分地利用了未婚女士的服事。”接着評論這種做法 "不得體，令人厭惡”。
不僅是他一個人這樣想，許多宣教機構都嚴厲批評了派遣單身女性到宣教區的想法。但是到了1898年，福音派宣教的浪潮沖走了嚴格的性別角色。19世紀60年代初在美國開始的婦女宣教運動已經產生了40個“女性機構”——只資助單身女性的宣教機構。成百上千的婦女在她們自己的國家被禁止從事按立牧師的工作，但她們熱切地自願到國外服事。
這一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功於戴德生的政策。婦女從一開始就對中國內地會至關重要。1878年，他採取了一個備受批評的行動，允許單身女性宣教士作為團隊成員在中國內地工作。到1882年，即成立后不到20年，中國內地會已經有56位妻子和95位單身女性參與宣教。
在戴德生宣教事工的幾乎每一個方面，女性都做出了富於犧牲精神的、傑出的貢獻。以下的故事反映了成千上萬自願在中國宣教的女性。
獨行俠
中國內地會中的大多數單身女宣教士都與女性夥伴一起工作，或者在有已婚夫婦的團隊中工作。但是也有一些是特立獨行的。
安妮·羅伊爾·泰勒（Annie Royle Taylor）（與戴德生沒有親屬關係）於1884年抵達中國，她被描述為 “獨行俠”，是一個 “個人主義者，不善於與同事建立和諧關係，以至於或者送她回英國，或者讓她試圖做到自己的極限”。她選擇了後者，立志把福音帶到西藏中心的禁城——拉薩。
面對許多障礙和挫折，她在1890年寫道：“親愛的安妮·泰勒[有]一段非常艱難的日子”。但她並沒有輕易放棄。到1892年，她已經準備好開始千里之行，進入西藏。與她同行的有藏族信徒龐措，一位中國人和他的藏族妻子，以及另外兩位照顧她的16匹馱馬的幫手。她穿上了藏族服裝，並按照藏族尼姑的方式剃了頭。
泰勒的隊伍面臨一個接一個障礙。土匪偷走了他們的帳篷和衣服，並殺死了他們的大部分牲口。一個工人死了，另一個半途而廢了。團隊中的那位中國人索要錢財，被拒絕後，他向西藏當局舉報了她，導致她被捕。然而，根據A.J.布魯姆豪(A. J. Broomhall)的說法，“她每天都記日記，在其中從不抱怨，並頑強地用她帶來的醋栗和黑糖、麵粉和羊油做了一個聖誕布丁”。
泰勒與逮捕她的政府官員進行了面對面的交流，而這次對峙的結果是政府提供了護送、馬匹和物資幫助她繼續旅行。在經歷了更多的挫折之後，泰勒終於建立了自己的機構——西藏先鋒宣教團，不久，14名來自倫敦的申請人於1894年到達幫助她。
然而，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這個剛剛誕生的宣教團就陷入了困境。新的宣教士否定了她的領導，並呼籲內地會提供援助。泰勒沒有退縮。她寫信給倫敦，要求招募女性，因為“西藏人尊重婦女，即使在戰爭時期也不會攻擊她們”。
泰勒繼續工作了20多年，大部分時間都是一個人——除了那位忠實的皈依者龐措。
沙漠事工
她們被稱為 “三人組”，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開始了她們在中國的工作。在中國做了20多年的常規宣教工作之後，米爾德里德·凱布爾 （Mildred Cable ）、伊娃 （Eva）和弗朗西斯卡·弗倫奇 (Francesca French) 確信上帝在呼召她們去中國的大西北——戈壁灘甚至更遠的地方。她們的許多同事都感到震驚。用凱布爾的話說，“有些人用有點官僚的口氣寫道，老傻瓜真是無可救藥”。
三人組沒有退縮。她們乘坐牛車旅行幾個月之後到達浪子之城——長城內的最後一座城市，因其吸引罪犯而得名。她們在這裡建立了一個過冬的基地。一年中其餘的八個月，她們在戈壁灘上廣闊的貿易路線上分享福音。她們在每一個居民點停留，計劃好在節日和集市的時間到訪，在那裡傳講福音並分發小冊子。
她們不止一次遭到強盜的襲擊，並陷入當地的戰爭，但她們最頑固的敵人是天氣。有一次在復活節期間的戈壁灘上，溫暖的春風突然變成了讓人睜不開眼的暴風雪。她們艱難地搭起帳篷，在飛雪和飛沙中燃起了糞火。完成後，她們燒水灌進熱水瓶，但水瓶在遞給伊娃時爆開了，燙傷了她冷得發抖的身體。另外兩位護理了她的燒傷，但這一事件永遠提醒着我們宣教先驅工作的代價。
破碎的心
然而，使用單身婦女進行宣教並非沒有其複雜性。早期，戴德生因與兩位單身宣教士詹妮·福爾丁（Jennie Faulding）和艾米莉·布拉奇利（Emily Blatchley）關係密切而受到公開批評，此後他與布拉奇利保持了距離——布拉奇利對此很難過。
她在日記中寫道：“我是如此孤單，如此徹底地孤獨。但我為什麼會這樣難以割捨呢？哦，主啊，請握住我的手。……我發現和戴德生夫婦在一起是如此的快樂，但我不能允許自己沉醉其中”。
在她寫下這些話語后不久，布拉奇利就自願陪同戴德生家的孩子們回英國上學了。他們離開后不久，戴德生的第一任妻子瑪麗亞在分娩時去世。第二年，戴德生啟程前往英國探望他的孩子們，而布拉奇利希望此行他會與她結婚。但這並沒有發生。詹妮陪同戴德生踏上旅程，當抵達英國時，他們已經訂婚了。
布拉奇利大受打擊。她痛苦地在日記中寫道：“根據我對自己本性的了解，我覺得如果有機會，我應該成為人妻。因此，我的神在愛和憐憫中切斷了我那流淌的溪水，祂也許看到我會在其中啜飲太深。如此甜美的溪水，如此痛苦的斷絕！因此一定有更大的祝福在等着我，因為耶穌允許我承受這樣的痛苦。”她在戴德生的婚禮后不久死於肺結核。
婚姻衝突
戴德生沒有把已婚和單身女性區分開來。他希望已婚婦女專註於事工，就像她們的單身姐妹那樣。他給一位新招募的男性宣教士寫道：“除非你打算讓妻子成為一名真正的宣教士，而不僅僅是妻子、主婦和朋友，否則不要加入我們。”
瑪麗亞為宣教士中的其他已婚婦女樹立了榜樣。儘管要照顧五個孩子，她仍積极參加事工，向中國婦女傳福音，並擔任中國內地會的第一夫人。眾多靈魂在沒有聽到福音的情況下逝去，宣教團隊中沒有人可以免於勤責。
詹妮也很活躍，她要兼顧事工和照料戴德生成長中的孩子們（來自他與瑪麗亞的婚姻），還有他們後來所生更多的孩子。有一次，他們在英國時，戴德生病了，她獨自返回中國，開展所需的難民事工，把孩子們留給戴德生照顧。
並且，除了他自己的妻子外，還有其他例子，比如伊索貝爾·庫恩（Isobel Kuhn）。庫恩的宣教士按立最初被推遲了，因為有人形容她 “驕傲、不聽話，有可能會惹是生非”。但是經過兩年的試用期，她於1928年以單身女性的身份啟程前往中國。語言學習一結束，她就嫁給了同為宣教士的約翰·庫恩（John Kuhn），她在穆迪聖經學院讀書時認識了他。
他們都很有主見，在婚姻初期忍受了許多困難和個性衝突。不止一次，伊索貝爾憤怒地衝出家門。庫恩對宣教士文獻的諸多貢獻之一是她坦誠地講述了她和丈夫約翰在偏遠地區單獨居住時所面臨的婚姻問題。
20年來，伊索貝爾和約翰一直在雲南最西部的少數民族傈僳族中工作。1950年，由於激烈的游擊戰，他們被迫離開該地區，搬遷到泰國。在泰國事奉了不到兩年後，伊索貝爾被診斷出患有乳腺癌。她在1957年去世前又寫了三本書，身後留下了丈夫、一個女兒和一個兒子，八本書和許多文章，以坦誠而耳目一新的方式描述了宣教士的工作和生活。
不再克制不語
另一位中國宣教士阿瑟·史密斯夫人（Mrs. Arthur Smith）禁止任何讓單身女性 “在宣教區內無法無天亂跑”的工作。她針對的是慕拉第 (Lottie Moon)，慕拉第在中國的工作將成為傳奇（見《畫廊》，第34頁）。史密斯認為，女性宣教士的適當角色應該是“克制不語”地照顧自己的孩子。
戴德生和中國內地會的 “不得體”的女性們，無論單身或已婚，都不同意這個觀點。從她們以後中國的宣教事工與從前不再一樣。
Ruth Tucker是基督教歷史諮詢委員會的成員，也是許多書籍的作者，包括《從耶路撒冷到伊里安查亞: 基督教宣教士傳記史》(From Jerusalem to Irian Jaya: A Biographical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Zondervan, 1983）。
翻譯：平凡的瓦器
校對：湉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