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歐美媒體報道，科研人員通過研究在吉爾吉斯斯坦兩座14世紀墓地中的人類遺骸體內的DNA，發現當年肆虐歐亞非大陸的黑死病可能發源於中亞天山（包括新疆）地區。這個墓地是一個著名的考古遺址，在其中的一個墓碑上，用維吾爾語刻着表明景教信仰的文字。
“景教”是什麼？
中國人所謂的“景教”(“景”意為“光明”)，其實是基督教的一支（所謂“聶斯托里教派”），今天在西方的正式名稱是“東方亞述教會”（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近年伊斯蘭國在敘利亞及伊拉克殘殺的基督徒，大多認同這個教會的基督論），是由原來在教會歷史上著名的安提阿教會的部份信徒，與在羅馬帝國旁的亞述人合併成立的教會。
景教於公元5世紀建立於波斯，信徒尊稱在431年被以弗所公會判為異端（後來有很多基督徒認為是誤判）的聶斯托里為“聖徒”。該派信徒有極高的宣教熱情。景教在6世紀差遣了許多的宣教士，到中亞、漠北（蒙古）、印度、及中國傳福音，建立了非常大面積的教會。在7世紀遍及西亞和中亞，並沿着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后，景教曾在唐朝興盛一時，成為歷史上基督教與中華文明相遇的最早的開端。
2019年，古裝電視劇《長安十二時辰》風靡中國大陸，受到年輕觀眾的喜愛，並在台灣和北美的Amazon Prime上線。該劇第20集的故事大部分發生在長安“景寺”義寧坊中，電視劇的布景試圖重現當年景寺建築輝煌、香火鼎盛的景象，引發中國觀眾對於“景寺”究竟是什麼宗教的建築的好奇。
景教碑為何如此著名？
而景教傳入中國這段歷史被後人發現，跟一塊紀念石碑相關。那就是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英文又稱Xi’an Stele，“西安石碑”）。這塊石碑被譽為“碑中之碑”，是中國國寶級的文物，被學者認為是古代中國與其他文化的交流的極為重要的記錄，與羅塞塔石碑、米沙（摩押）石碑、阿茲特克太陽曆石並列世界四大代表性碑刻。天主教前教宗約翰保羅二世在1999年12月致中國天主教會的一封信函中說：
“……早在第五和第六世紀，就有敘利亞僧侶團體穿越中亞，把耶穌的名字帶給你們（中國人）的祖先。今天，在首都長安（西安）的一塊著名石碑仍然有力地喚起我們對從公元635開始的歷史的記憶，它見證了景教這一‘光明的宗教’正式進入中國的時間……”
景教碑的歷史，要從1200多年前說起。西元781年2月4日，唐德宗建中二年正月初七，主日，波斯來華的景教傳教士伊斯（Yazdhozid，就是《長安十二時辰》里的那位景寺執事）在大秦寺的院中豎立了一個石碑，石碑的標題是“大秦㬌教流行中國碑”。
這塊景教紀念碑在九世紀景教衰落後被埋入地下，直到1623年（明朝熹宗年間）才在西安郊外出土。不少西方傳教士得知碑文與基督教相關后，爭相拓片，並把碑文翻譯成歐洲語文。當地人怕此碑被外國人盜走，秘密地把石碑抬到附近的金勝寺內，豎起來交給佛教寺僧保管。清朝年間因為戰亂，碑寺曾被焚毀，碑石暴呈荒郊。西方人士紛紛呼籲清朝政府保護此碑。
20世紀初，丹麥探險家何樂模（Frits Holm）意圖買下此碑，運往倫敦。學部尚書榮慶獲知此事，命陝西巡撫制止。最後何樂模同意廢除購買合同，但獲准複製一個大小相同的碑模帶回倫敦。1907年陝西巡撫將景教碑入藏西安碑林寺（現西安碑林博物館）。
景教碑碑文由波斯傳教士㬌凈（Adam）撰刻，唐朝台州司參軍呂秀岩書並題額。碑身正面刻着“大秦㬌教流行中國碑並頌”，上有楷書32行，行書62字，共1780個漢字和數百個敘利亞文字。碑文除了敘述景教在中國傳播的情況之外，也記述了景教的信仰。下面的兩句尤其是景教的信仰核心：
“於是我三一分身㬌尊彌施訶戢隱真威，同人出代。神天宣慶，室女誕聖於大秦。設三一浄風無言之新教，陶良用於正信。”
翻成白話文，這兩句的意思是：
因此，三一真神派遣光明榮耀的尊者彌賽亞，隱藏了他的榮耀，降卑為人，來到人間。神差遣天使報佳音，宣告童女（馬利亞）懷孕生聖子於大秦（羅馬帝國）。祂建立三一真神之新教，聖靈默默指引﹔因信而稱義。
其中“彌施訶”就是“彌賽亞”，“凈風無言”就是指“聖靈默示”。（聖靈原文pnuema的意思就是風。）“陶良用於正信”意思是因為相信而成為“良”，就是今天基督教講的“因信稱義”。
據石碑所載，唐太宗貞觀9年（西元635年），有景教“大德”（主教）阿羅本來華，太宗遣宰臣房玄齡迎之於長安西郊，引入朝廷，並邀請到藏書室，翻譯經典。太宗在禁宮內親自問道，深感此道之正義和真實，合適傳與百姓。於是在貞觀12年7月，詔令在長安義寧坊建立景教寺，剃度21位僧人管理。（太宗有鮮卑血統，鮮卑語言是突厥語，而阿羅本可能也是會講突厥語的波斯人，所以他和太宗可能可以用突厥語交流，無需翻譯。）太宗還命畫皇帝肖像一幅，懸挂於寺廟之壁，據說是天姿泛彩，滿室生輝。
景教興衰史對宣教有何啟發？
景教在唐代歷經唐太宗、高宗、武則天、中宗、睿宗、玄宗、代宗、德宗、憲宗、穆宗。按石碑所記，曾經“法流十道，國冨元休；寺滿百城，家殷㬌福”。可見景教曾在全中國超過百城設立教堂。但是，景教信徒大多數為上層社會人士。其中最有名的是唐朝的中興名將，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子儀。
到唐武宗會昌五年（西元845年），武宗下令“滅佛”（史稱“會昌滅法”），波及景教，景教自此衰退，前後在中國中原流行了200餘年。（但後來景教繼續傳播到蒙古，許多蒙古人成為信徒。1279年忽必烈滅宋，建立元朝，從中亞和歐洲來到中國的一些景教徒和天主教徒被統稱為“也里可溫”，Arcoun，有學者認為這意味着景教又重返中國。）
回顧景教在唐朝的興衰歷史，我們不禁要問：景教來華210年，何以禁教一年即銷聲匿跡，而不如佛教，在經歷逼迫後繼續能在中國生存而且發展壯大？也許我們從景教的傳教策略，可以得到借鑒。
當年景教入華，非常明顯地依附於當時的儒、釋、道中國文化，特別是佛教。因為佛教在唐朝極其興盛，強大到一個地步，可以不忌憚其它影響力較小的從西方傳來的宗教，所以唐朝對景教能夠有一定的寬容和接納。
景教也因此特別把自己包裝得跟佛教相似，如把教堂稱為“景寺”，神職人員稱為“僧侶”。景教的聖經和神學用語的翻譯為了追求“本色化”，也因人才有限，借用了大量的佛教和道教的思想和語言，例如用“凈風無言”指“聖靈默示”, “剃度“指”按立傳道人”，等等。
而且景教採取了“寓教於政”的策略，走高層路線，影響朝廷高官歸信，受到皇帝重視，並取得王公大臣贊助。
但是這樣的宣教策略也因為過於依附中國文化和政治權勢，而在中國出現政治變局的時候，造成讓景教傳播很快就被官方打壓下去的結果。唐武宗因為信了道教，被道士影響而開始“滅佛”，依附於佛教的景教於是直接受到牽連，變成被消滅的對象。
另一方面，走高層路線雖然為景教贏得暫時的官方接納，但景教的傳播限於士大夫階層，未能普及於普通民眾。因此相比於同為外來宗教的佛教，景教不但人數少，影響也很小，仍然處於邊緣化的地位。一旦統治階級的支持消失，教會的人力、財力皆受嚴重打擊，輝煌的寺廟、鼎盛的香火很快就凋零、暗淡。
這樣的宣教路線實際上也難免會削弱、損傷福音真理。如貴州大學學者劉振寧在其論文中所說：
“為求儘快落地生根於異域，為求新聲於異邦，（景）教徒們在譯撰經典和闡揚信仰的過程中，全面依附中國文化的各種資源，廣泛借用和吸取釋道儒各家的語彙與思想， 不惜對所傳福音的教義及神學思想進行面目全非式的篡改和刪減……”
雖然景教本身在歷史上遭到的異端指摘後來有所“平反”，但歷史上“中國化”的景教可能只是一種混合主義的、跟正統基督教信仰有一定差異的信仰。
這是非常值得我們今天有宣教負擔的基督徒審思的。本土化，或者說基督信仰與中國文化的關係問題和政教關係的問題，也是後來基督教在中國發展以及今日中國教會的宣教工作必須面對和應該注意的課題。筆者希望了解和反思景教在中國的興衰史，對未來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有所裨益。
賀宗寧，教會歷史研究者，現居南加州，多年在海內外華人教會從事教導、培訓的工作，著有《歷史的空白——走過絲路的足跡》。
本文部分曾刊載於《舉目》雜誌官網，經作者與CT編輯Sean Cheng擴充、修訂，蒙《舉目》允准發表於CT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