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路德曾說：“如果我寫下所有我曾經歷過及我所知道的傳道人的負擔，我會把所有人都嚇跑的”。
如果路德看一看21世紀和宗教及教會有關的頭條新聞，他的感覺不會比他在16世紀時好太多。我們現今所處的文化背景對於宗教在社會中的價值和地位有著許多不友善的跡象。許多人依然堅信經典的世俗化理論（classic secularization），認為宗教持續衰亡是人類社會現代化不可避免的事情。
隨著諸如《新聞週刊》那樣的雜誌宣布“基督教化的美國已然終結”，人們很容易屈服於對基督信仰衰微的害怕情緒。但是，持續在這樣的擔憂裡不僅會導致它自我應驗，更會使人看不見教會在人類歷史裡的持久韌性。
其實我們很難找到一個世紀，處於其中的教會和神職人員沒有面臨事工的挑戰及對基督教信仰的衰退感到擔憂。簡單計算一下有詳細描述過去時代的“危機”及“焦慮”的歷史研究數量，就會發現這些標籤已被重複使用多次，不再有任何新意了。
思想一下在4世紀初期，基督教在羅馬帝國大規模迫害下的最終階段所面臨的衰落吧。當時有大批基督徒流離失所、殉道，教會和基督教書籍被摧毀，但最後基督信仰得以傳播到各地且逐漸繁榮昌盛。反之，在羅馬帝國的迫害隨著313年《米蘭敕令》的頒布而停止後，教會間的合一卻難以再實現。當時的教會在它所處的墮落的世代裡忙於處理教會論中麥子和稗子的問題。有一些人，如希波的奧古斯丁，歡迎曾經失喪的基督徒回到教會裡，但多納圖派（Donatists）則拒這些人於門外。
教會也曾面臨過教會內道德衰敗的問題。中世紀的教會充斥著財務腐敗及神職人員不道德的問題。10世紀法國克呂尼（Cluny）的本篤會修道院開始致力於改革，雖曾一度蓬勃發展，最終依然導向同樣腐敗的模式。往後的幾個世紀裡，西多會（Cistercians）和其他教派也進一步嘗試去改革教會。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連觀察者運動（Observant Movement）都想把他們的修士召回，做最初簡單的工作即可。正如宗教改革歷史學家海科·奧伯曼（Heiko Oberman）所說，他們認為自己“是教會這棵枯萎之樹上最後的綠枝”。
教皇也同樣無法脫逃譴責。當教皇住在阿維尼翁（Avignon）時，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Francis Petrarch）觀察到：“這裡住著的是加利利貧窮漁民的後代；他們莫名地忘記了自己的根源……我們看見的不是聖潔的孤獨，而是犯著罪的主人和一群最可惡的附屬品；不是清醒的教會，而是放蕩的宴會；不是敬虔的朝聖者，而是異常且骯髒的怠惰者；不是赤著腳的使徒，而是強盜雪亮的馬匹從我們身邊飛過。這些馬匹披著黃金的外衣，以黃金為食，如果上帝不制止這樣盲從的奢侈，這些馬很快就會穿上黃金製成的鞋。”
在阿維尼翁教皇的時代，有三位教皇試圖同時執政，爆發教會內部的分裂。一位教皇手下的官員說：“在我們的時代，良好的道德行為已消失，喔不，應該說是完全被拋棄了，因為私通、貪婪、出售聖職、暴政和殘酷佔了上風，而教會神職人員慣性地默認這樣的行為。”
即使在改革和復興的時代，如16世紀的日內瓦運動，也曾出現嚴峻的動盪期。即使約翰·加爾文在流亡三年後於1541年回到日內瓦時發現自己很受人們歡迎，他仍然面臨來自教友的巨大反對聲音。1549年7月，加爾文的佈道引起了一場公共騷亂，歷史學家威廉·納菲（William Naphy）將此歸咎於日內瓦人因法國難民的湧入而蔓延的仇外心理。這也不是加爾文第一次有這樣的經歷。1546年3月，當他批評一群在婚禮上跳舞且對教會撒謊的基督徒時，抗議的群眾打斷了他的講道。多年來，學者們因著類似的事件質疑德國宗教改革的成功性，因為基督徒們無法——甚至不願——去實現宗教改革家理想中教會應有的樣貌。
許多人認為喬納森·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是美國最重要的神學家。但正如傳記作者喬治-馬斯登（George Marsden）所觀察，反對愛德華茲的人稱他為“暴君”，並在1750年將他趕出了麻薩諸塞州的教會。愛德華茲因其在1734年在美國起始的靈命復興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獲得了國際認可，但在工資不足、個性不合及神學等問題上，他與外界的張力逐漸升溫。愛德華茲在對受洗資格加上更多條件及改變教會政體等方面的堅持使他與別人的關係愈發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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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像加爾文和愛德華茲這樣的偉人都會被他們的會眾趕走，也許基督信仰的成功看起來不會總是和我們所期望的ㄧ樣。
與衰敗有關的詞彙其實還有其他種用途。學者瑪戈·托德（Margot Todd）表示，衡量及分析對神職人員所提出的控訴是個複雜的任務。托德寫道，在蘇格蘭教會現代化的初期，“抱怨往往能成為通向改善的途徑”。
布魯克斯·霍利菲爾德（E. Brooks Holifield）對美國基督教神職人員歷史的研究結果，極具說服力地挑戰人們對於“教會正在衰退”的認知。他揭示“美國歷史上幾乎每個時期的牧師和神職人員都認為他們的呼召是去拯救教會的危機”。他提供了400多年來的例子，“神職人員總是擔憂自己的事工沒效率、不夠專業、文化地位下降、毫無威信，以及各種失敗的可能性”。根據這樣的研究結果，霍利菲爾德的結論是：“從福音的角度來看，成功可以是失敗，失敗也可以是成功”。
我自己對於18世紀日內瓦神職人員日常工作的研究也顯示了教會生活起起伏伏的複雜性質。例如，對神職人員工資的關注總是存在，但不一定像有些人所認為的，薪水能顯示出神職人員地位的下降。加爾文代表16世紀工資不足的神職人員在日內瓦政府面前主張提高他們的工資。爾後，雅各布·弗內（Jacob Vernet）也為18世紀日內瓦城裡薪資過低的神職人員辯護。同樣的，像伏爾泰這樣的啟蒙人士認為教會裡充滿神學分歧，但關鍵的研究表明，18世紀的神學及教會生活遠比他們以為的更正統。
日內瓦的牧師們確實會時不時地試圖突破傳統的束縛。例如在1773年，埃賽·加斯克（Esaïe Gasc）因為在一次公共節日裡穿著龍的服裝向群眾講話而受到訓斥。皮埃爾·革利免（Pierre Clement）則放棄了自己的職位，為巴黎的劇院寫喜劇。不過人們更常見到像讓-弗朗索瓦·馬丁（Jean-François Martin）這樣的牧師，他忠誠地服事了整整32年，直到在主日講台上去世。
所謂的“教會的衰敗”從來就不是一幅簡單且無可避免的畫面。我們不能只用單調負面的例子來描繪基督教，而應該把忠心服事會眾及教會增長的證據也畫進這幅圖畫裡。像2009年——加爾文誕辰500週年——這樣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年份似乎也能讓人們感受到一種甚至超越了教會四面牆壁的生命力。那一年，《時代雜誌》將新加爾文主義（New Calvinism）列為改變世界的十大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名單中的第三名。用那篇文章作者的話來說，“加爾文主義回來了”。
在媒體及學術研究中相互衝突的信息顯示，西方對於宗教的真實狀況有著不間斷的討論。我在英國生活時，曾在雅虎英國新聞裡看到一篇報導: “世俗主義者在倫敦開會，以抵制宗教的興起”。組織者設立了一個獎項，目的是阻止他們所宣稱的 “宗教干預公共社會的速度正在驚人的增長。”
顯然的是，當基督徒在擔憂教會的衰落時，世俗主義者從未停止過擔心宗教的興盛。
顛覆對“衰退”的認知
學者們對教會狀況的看法始終沒有達成共識。在大衛·索金（David Sorkin）的《宗教啟蒙運動》等作品中，即使是“社會在啟蒙運動時期快速的世俗化”這種常見且公認的敘事都受到了質疑。索金認為即使在1700年代，“宗教在歐洲社會和文化裡，既沒有失去它的地位，也沒有失去權威”。
缺乏基督教歷史知識的人有時會認為過去的世代是信仰的黃金時期，教會是直到如今的後現代時期才開始面臨衰退的危機。社會學家羅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則試圖顛覆大眾對於世俗化理論的看法，他甚至認為過去時代的虔誠只是一種“神話”。斯塔克所得出的結論也許會受人質疑，但多數人都能認可他論證的邏輯。我們需要調整總是透過“教會正在衰退”這樣的鏡頭來解釋現今教會情況的習慣，才能更準確的反應出歷史的複雜性。過去那些如雲彩般的見證人所遭受的苦難並不會比今天的我們少，甚至是比我們多很多。在過去的世代裡，人類對上帝承諾的委身也曾動搖過。
而即使是被認為是衰退的時期，也有增長的證據。人們一直認為18世紀是教會衰退的開始，這種說法忽略了同時期出現的、大衛·漢普頓形容為“流星式興起（meteoric rise）”的運動，例如衛理公會的出現。以漢普頓的話來說，衛理公會最一開始時只是“1730年代英格蘭教會內的一個小宗教團體”，但後來成熟為“主要的世界性教派之一”。在19世紀末之際，衛理公會已經發展到橫跨六大洲，有著3000多萬信徒。
如果像加爾文和愛德華茲這樣的偉人都會被他們的會眾趕走，也許基督信仰的成功看起來不會總是和我們所期望的ㄧ樣。
18世紀的靈命覺醒與19世紀的靈命覺醒之間有深厚關聯。雖然在傳統上，人們會將兩次覺醒運動分開來看，認為每次覺醒之後都會迎來衰退，但托馬斯·基德（Thomas Kidd）的書《大覺醒運動》（The Great Awakening）強調了靈命覺醒的長期性質。他說，“事實上，並沒有第二次的靈命大覺醒。從美國大革命開始直到美國內戰，靈命成長的果效也從浸信會及衛理公會那樣敬虔精神的出現，持續到1801年在肯塔基州肯恩嶺（Cane Ridge）的複興。我們不應該再忽視美國自18世紀以來的靈命精神遺產。”
當然，如果我們改變了對啟蒙運動時期的理解，也會改變我們對後續事件的解讀。許多歷史學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啟蒙運動所造成的“信仰危機”上，卻很少有人賞識提摩太·拉森（Timothy Larsen）對於維多利亞時代的世俗主義者內部同樣存在著的“懷疑危機”的敘述。拉森説， “雖然在現有文獻中，對於那個時期人們喪失信仰的描述佔了很大比重，但世俗主義運動裡的高層領導人後來重新回歸基督信仰的比例，遠遠多於教會事工因信仰危機而失喪的比例。”
在一個容易對未來抱有最壞的期待的文化中，對於基督教各個時期的歷史記憶是我們寶貴的資產。基督教在每個世紀都經歷了興起和衰落的時期，有成功的記錄，也有對衰退的擔憂。而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儘管面對各種挑戰且有著不少的缺點，但教會仍然在歷史洪流裡生存下來，開花結果，且不斷地更新，即使是在看起來毫無希望的時刻。教會仍被上帝修復，得以復興、改變，挺過重重難關。簡而言之，教會承受住了考驗。
冬日裡的活力
正如馬丁路德在一篇論文中所強調的，教會的結局最終不在我們手中。
他寫道：“我們不是教會的監護人……如果教會由我們來管，她就會在我們面前滅亡，而我們也會和她一起滅亡……但明顯的是，有一位第三者正在保護教會和我們”。
那麼，基督教歷史上最值得注意且正確的事實陳述應該是: 不論我們曾做了什麼樣的努力，教會都承受住了所有的考驗。在這一點上，加爾文在他對《以賽亞書》第6章的評論中也表達了有幫助的見解。他用一棵樹所經歷的四季來比喻教會所經歷的恢復。他指出，“樹葉在秋天枯萎，然後在春天開花。儘管在外表上看來它們是死的，但如果樹葉不在冬天時維持住一些活力，像這樣的事就不可能會發生”。他說，教會經常忍受“無數的苦難”，看起來似乎“完全被毀了”，但是“仍然有一些隱藏著的能量，雖然沒有立即顯現在我們眼前，但最終會結出它的果實”。這種隱藏的能量是由“主的話語所提供的，只有靠著它，教會才得以維持。”
因此，太過於相信“教會正在衰退”這樣的信息，不僅是歷史上的短視，更是自我打擊，因為“承受住考驗”才是教會真正的歷史傳統。
確實，在有時候，接受教會衰退的歷史觀比接受教會有韌性的歷史觀更容易。但事實是，上帝每時每刻都透過聖靈的力量在世界各地工作，維護著教會的生命。在亞哈和耶洗別統治的時期，以利亞的故事也顯明了人性的絕望傾向。那時以利亞認為自己是“唯一剩下的”，是主最後一個忠實的僕人。但事實是，有七千個人沒有向巴力低頭（王上19:14, 18）。
約翰·班揚（John Bunyan）的《天路歷程》提供了看待歷史的另一種視角。當克里斯帝安（基督徒）和霍普夫（盼望）被絕望巨人囚禁在疑惑堡的地牢裡時，霍普夫回應了克里斯帝安的絕望: “我的兄弟，我們要有耐心，忍耐一段時間；得救的時間總會到來，我們會快樂地被釋放。”當他們逃脫地牢時，他們的忍耐最終得到了回報。
當我們不再注視著教會的衰退，有能力克服這個時代的悲觀主義時，我們就能從保羅在羅馬書15:4中給我們的保證裡得到安慰: “從前所寫的聖經都是為教訓我們寫的，叫我們因聖經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著盼望。”
珍妮弗·鮑威爾·麥克納特（Jennifer Powell McNutt,）博士是惠頓學院神學和基督教歷史助理教授。她的書《當加爾文遇到伏爾泰：1685-1798年啟蒙時代的日內瓦神職人員》即將由阿什蓋特（Ashgate）出版社出版。
翻譯：Yi-Ting Ts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