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1日，中國政府對網上進行的宗教交流、培訓和傳福音工作實施了廣泛的限制。現在，只有得到政府批准的宗教團體才能進行這些活動。
世界各地的各種媒體都分享了這個其實並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消息。當我們思考或談論中國的基督教時，我們注意到在近幾十年來，西方媒體對中國基督教的社會影響，以及對人權和中國國際關係等問題（而不是其教會牧養和神學的發展和挑戰），有不成比例的廣泛關注與報導。
在觀察和解釋中國的基督教時，我們可以應用許多方法和途徑。但這引出了一個更大的問題：我們如何從總體上解讀基督教？宗教是一種複雜的社會現象，不同的學科可以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結論。當一個學科的學者開始跨越其他研究領域的界限而聲稱他們的結論具有普遍適用性時，就會出現更多的問題。
西方教會和國家的關係
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神學家和社會學家對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建立，在態度和評估上是多麼不同。
傳統上，神學家認為教會從受迫害的少數族群轉變為國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然而，近幾十年來，他們越來越認為這個轉變是對早期教會異象的一種背叛及悲劇結果。
另一方面，某些社會學家對早期基督教的興趣日益濃厚。這種日增的興趣導致社會學對教會從少數派向建制派地位的過渡進行評估。他們將基督教的歷史轉變作為一個經典的案例，說明一個宗教在其規模和權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時，社會和文化主流就必須將之納入考慮，甚至要包容它。
一個顯著的例子是美國社會學家羅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的書：《基督教的興起：一個無人注意、邊緣化的耶穌運動如何在幾個世紀中成為西方世界的主導宗教力量》。在這裡，斯塔克將基督教在希臘羅馬世界的增長歸因於早期教會強大的皈依網絡以及信徒的高生育率。
神學家對“基督教社會或國家”的概念持懷疑甚至否定的態度。他們的焦點從基督徒人數和規模轉移到他們的門徒訓練，從數量轉移到基督徒群體的品質。相對的，社會學家卻仍繼續討論“基督教社會或國家”的概念，並持續將其數量和影響力作為研究的重點和評估的主要依據。
我們不必決定誰對誰錯。我的觀點是，只要它們留在各自的領域，這兩種方法都是正確的。
從神學的角度來看，耶穌教導的中心和早期教會的異象是一個與一般世界看法相對緊張甚至對立的激進的門徒訓練方式。
但是，這種教導和異象在教會成為主管世界并消除先知聲音的“基督教社會”模式後，基本上就迷失了。於是，我們變成為一個屬靈軟弱又與社會合作的教會。
隨著“基督教王國”（Christendom）在西方的崩潰，教會再次發現自己在社會和文化中被邊緣化，甚至被流放。越來越多的教會領袖呼籲教會恢復失落的早期教會的異象，並回到在一個在不太友善的世界裡作忠誠的少數人的見證方式。
當社會學解釋出錯時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教會從邊緣群體轉變為主流群體，產生了巨大的文化和社會影響。但是，當社會學家開始超出對基督教的實證和科學研究，進而使用社會學方法來引領出神學結論時，問題就會發生。
一些社會學家傾向於以這樣的方式展示他們對早期基督教的研究，即主張在社會中建立基督教世界或基督教的主導地位，特別是在像中國這樣的國家。他們認為鼓勵教會在數量上成長，並提高其社會和文化影響力，是確保基督教在世界上未來地位的唯一途徑。正如《每日電訊報》在2014年發表的一篇文章所宣稱的那樣：到2030年，中國有望成為“世界上最基督教化的國家”。
然而，這種教會成長的方法與我們的全球社會現實並不完全匹配。隨著曾經基督教化的西方迅速進入“後基督教時代”，基督教是否會在21世紀成為一種佔主導地位的、可持續的文化和社會的力量是非常值得懷疑的——即使在教會一直在崛起及基督徒佔多數的世界中也是如此。
此外，僅僅因為某件事在社會學上是正確的，並不一定意味著它在聖經或神學上也是正確的。在一個社會中，一個文化上強大、人數占多數的基督徒，對教會的屬靈健康和見證來說，未必是好消息。
教會歷史和經驗證據證明了這一點。“基督徒在沒有過度妥協的情況下參與文化，並在沒有過度孤立的情況下與文化保持分離，”神學家傑拉爾德·西特瑟（Gerald L. Sittser）在一篇探討了早期教會如何作為少數族群的運動蓬勃發展的文章中如此寫道。“基督徒想出了如何既忠心又能贏得勝利的方式。他們遵循了當時被稱為‘第三條道路’的口號，這個短語最早出現在二世紀寫給一位名叫狄奧尼圖斯（Diognetus——的羅馬官員的信中。”
最後，從聖經和神學上講，基督教化的社會是一個站不住腳的概念，也是一個不應該追求的現實。然而，從社會學和歷史學上講，基督教化的社會和國家確實存在，它們仍然是一種社會學上的可能性，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不可避免的。
請容我再重複一遍：社會學和歷史的現實並不意味著它在神學上是可取的和值得稱讚的。歷史告訴我們，一個由基督徒占多數的社會，必然會是一個名義上的基督教社會，只對福音價值觀進行口頭服務，或者為了自身利益而歪曲福音價值觀。
要避免的神學陷阱
當然，當神學家超越自己的領域時，問題也會出現。
一些神學家可能過於嚴厲地譴責“基督教王國”，以至於他們完全忽視了“基督教王國”在西方的歷史必然性，以及它可能給社會帶來的建設性的社會和文化後果。但聖經的觀點可以而且應該支持後者。
話雖如此，我不認為這些神學家的“冒犯”是過於嚴重了。畢竟，當他們譴責“基督教王國”及其對教會帶來的所有傷害時，他們主要是在對自己的圈子（教會）在說話。但是，當一些社會學家高度評價基督徒在社會中的主導地位時，他們似乎在預測教會的發展方向，並且對教會將來應該做什麼提出建議。從神學的角度來看，這可能是非常令人不安和誤導的。
關鍵是基督徒要在社會學現實和神學價值和真實性之間劃出一條適當的界線。如果我們不區分這些，後果可能是直接和嚴重的。
這在當代學者對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的解釋中尤為明顯。
在我看來，一個壓倒性的社會學解讀，如果沒有足夠的神學思考來平衡，就會產生嚴重的影響。它助長了西方媒體（不論是世俗的媒體還是基督教的媒體）過分強調中國基督教的數量增長以及文化、社會甚至政治影響的傾向。這樣的導向是以犧牲教會的神學和牧養趨勢為代價的。
結果，宗教自由和政教關係等問題主導了中國關於教會的對話。這些問題錯誤地定義了中國教會的基本議程。更不幸的是，“基督教化社會”成為中國教會努力的目標。
為了糾正這種不幸的情況，作為中國基督教的解釋者，我們應該做的一件事就是充分注意每個學科和觀點的優勢和局限性。在閱讀當代中國基督教這樣複雜的現象時，也需要有謙卑之心。
姚西伊是哥頓康威爾神學院世界基督教與亞洲研究的教授。
本文前曾刊登於“華源協作”（ China Source）網站。
翻譯：賀宗寧 （T. N. Ho）；校對：Sean Che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