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的聖公會大主教戴斯蒙．姆皮洛．屠圖（Desmond Mpilo Tutu）於2021年12月26日辭世，享年九十歲。屠圖的名字是南非種族隔離非暴力抗爭的代名詞。
屠圖在將近二十年前，被診斷出患有前列腺癌。
這位引領數百萬南非黑人和白人的精神領袖，鬥志昂揚地抓住國內外每一次機會，反對幾十年來一直箝制他祖國的種族壓迫政權。他的奮鬥為其贏得諾貝爾和平獎，並且獲派領導一個委員會，專門去嘗試揭露種族隔離暴行的真相。
身材矮小卻被暱稱為“拱門”（Arch）的屠圖，成為南非歷史上出類拔萃的人物，可與另一位諾貝爾獎得主曼德拉（Nelson Mandela）相媲美，後者是白人統治時期的囚犯，隨後成為南非第一位黑人總統。屠圖和曼德拉共同致力於建設一個更美好、更平等的國家。
南非現任總統拉馬福薩（Cyril Ramaphosa）說，屠圖的死“是我們國家再次慟別一代傑出南非人士，他們把解放的南非遺贈給我們”。
接著他說： “從南非抵抗運動的人行道，一路到世界上最宏偉的大教堂和敬拜場所的講壇，再到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的盛會，‘拱門’在在顯明他是一位超越宗派又兼容並蓄的普世人權捍衛者”。
美國前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盛讚屠圖是“我和其他許多人的道德羅盤。屠圖大主教的普世精神奠基於為自己祖國的解放和公義而奮戰，但他也關切全球各地的不公不義。他從未失去淘氣的幽默感和在對手身上看見人性的意願”。
開普敦聖公會大主教瑪科巴（Thabo Makgoba）在一段錄影聲明中表示：“他留給後人的是道德力量、道德勇氣和直言不諱。他與人民感同身受。在公共場合和私下獨處時，他哭，因為他感受到民眾的痛苦；他笑─不，不只是笑，他還咯咯大笑，他分享他們的喜樂。”
屠圖下葬之前，開普敦預計將有七天的哀悼期，其中包括在教堂停柩兩天，供人瞻仰遺容，以及在聖喬治大教堂舉行聖公會安魂彌撒。這座南方城市的地標，被譽為“上帝之餐桌”的桌山（Table Mountain），將以紫色燈光點亮，這是屠圖所穿大主教長袍的顏色。
晚年的屠圖把爭取公義的訴求，帶到種族和解之外的其他領域─從愛滋病到貧窮，再到同性戀者權利。
1999年，他在埃默里大學坎德勒神學院擔任客座教授時，在“神與我們” 這門課程中說道：“所有人，全部的人都是神的孩子，沒有一個人會被視為可忽略的廢物。這就是為什麼你必須熱切反對任何形式的不公正。”
早在1994年南非選出第一個民主政府之前，屠圖就已夢想並熱切談論“種族隔離結束之後會是什麼樣子 ”。
但在公開演講和採訪中，這位神職人員有時還是懷疑，在為社會公義鼓吹數十載後，他是否能活著目睹種族隔離的衰敗。
在1970和1980年代，當其他黑人領袖因為批評白人多數統治而被暴力殺害或封嘴時，屠圖在教會的顯赫地位，使他成為少數足以引起世界共鳴的黑人聲音之一。
但有時候，即便像他擁有在教會中的地位，或強而有力的國際宗教聯繫，仍不足以阻擋政府出手，像是沒收他的護照。來自包括坎特伯里大主教在內，世界主要神職人員的抗議，依然無法緩解屠圖所受到殘暴政權的對待。
屠圖說，有紀律的禱告生活幫助他度過種族隔離，並且在隨後數十年間繼續支撐著他。
2011年他告訴宗教新聞社（RNS）：“若不是藉著禱告、靜默和定期參加聖餐禮等靈命操練的支撐，我靠自己是活不下來的”。
1992年接受《今日基督教》採訪時，屠圖解釋了他代表受壓迫者進行政治活動的聖經根據。
他說：“什麼是真實的信仰？在以賽亞書第一章中，神說，我不會接受只做表面功夫的信仰。如果你想懺悔自己一切的過犯，就要透過行公義來表明─不是隨便對哪一個人，而是對寡婦、孤兒、寄居者和最最無聲的人。”
他接著說：“什麼是真正的禁食？在以賽亞書第58章，神說，‘我所要的禁食，不是叫你垂頭像葦子般捱餓，而是去鬆開囚犯的鎖鏈’”。
屠圖亦解釋了宗教運動是如何走過頭。他說：“我們會輕易自認擁有一支熱線，直通上帝，並且以為我們純粹出於人的見解，已然得到神的認可。然而，以宗教為本所激發的運動，本身並不見得是件好事。宗教狂熱分子曾造成世上某些最為嚴重的破壞……”。
他又說：“我們也會不容異議。行動主義（activism）可能意味著否定那些擁有不同觀點的人，認定他們有違常理。當我們認同一份理想，同時也必須與它保持適當距離，並且維持對相反意見者的尊重。”
大膽抗議種族隔離政策和公開倡導國際經濟制裁，使得屠圖成為南非政府的眼中釘。但是對於這個國家的許多黑人來說，屠圖還不夠激進。有些人甚至責備他致力於與白人制定非暴力的解決方案，來實現南非的種族和解。
屠圖從未立志成為爭議人物，或甚至是做牧師。
事實上，屠圖在孩提時代先是接受衛理公會的洗禮，後來才與其餘家人在他的出生地，南非克勒斯多（Klerksdorp），改入英國國教。屠圖的父親是學校教師，而他想成為醫生，但是沒有錢也沒有獎學金，只好去參加教師培訓課程。
沒過多久，屠圖就辭去教職以抗議政府對黑人的教育政策，並轉向神職人員和教會發展。
他的職業生涯創下許多第一。1975年，屠圖被任命為約翰尼斯堡第一位黑人聖公會座堂牧師（Dean），接著在1976年，他被選派為賴索托（Lesotho）王國的主教，那是一個全境被南非共和國包圍的獨立非洲國家。兩年後，他成為南非教會聯合會（South African Council of Churches）第一位黑人秘書長。屠圖以此秘書長的職位為舞台，和平推進反種族隔離運動。
1984年，這位聖公會主教正逢安息年於紐約任教，得知自己因為發起非暴力運動來反對種族隔離，榮獲當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屠圖獲獎返鄉時，受到南非黑人同胞的熱烈歡迎，他也將這個獎項獻予他們。
“這個獎是頒給你們，350萬在我們當中被連根拔起、如同垃圾般拋棄的人民”，屠圖在南非教會聯合會總部發表的演講中如此說。
對於屠圖來說，這是輝煌的一年。在獲得諾貝爾獎僅僅月餘，他就被選為約翰尼斯堡第一位聖公會黑人大主教。有人以為大主教的職位會抑止屠圖提出異議和澆熄他的熱情，其實不然。
1996年，在他被拔擢為開普敦聖公會大主教和非洲南部區域總主教十年後，屠圖放下主教職務，但並沒有放棄他成年以後費盡一生從事的工作──為種族分裂的南非帶來自由和醫治。
屠圖對自由南非的追求促使他站在政治和抗議的前線，但他經常否認自己具有政治野心這種說法。他會回應那些看熱鬧的人說：“這是因為我本身剛好是黑人，但有關於我最為重要的事是，我是南非歷史關鍵時期中的一名基督徒領袖。我被賦予的服事就是和解”。
屠圖滿足於身為“牧者”，即使在新建立的南非共和國，他仍決心與政府保持他所謂的“適當距離”，這是不見容於“政客”的。屠圖說：“如果（誰的所作所為）是邪惡的，邪惡就是邪惡，我會直截了當地說。”
1990年代中期，屠圖獲指派為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的負責人。儘管罹癌並接受治療，屠圖仍持續監督委員會，看著受害者、加害者、警察和該國前任總統公開他所反對的那些時代惡行。
在全世界一同觀看該委員會舉辦的公聽會上，電視鏡頭經常捕捉到一貫機智的屠圖，在聽到揭露某些恐怖暴行的陳述時，所發出的抽泣聲。
多年以後，他繼續宣揚和解與寬恕的必要性。
在2014年的一次採訪中，屠圖告訴宗教新聞社，彼時他與女兒姆弗（Mpho Tutu）合著出版了《寬恕之書》（The Book of Forgiving），“寬恕是一份給予寬恕者本身的禮物，同時也提供給加害者。作為受害者，你將寬恕的禮物給予加害者，加害者可能會、也可能不會挪用這份禮物，但反正是給出來了，從而解放了受害者”。
在1998年為《今日基督教》改寫的一篇文章中，屠圖深思，既然和解能發生在南非，也能發生在其他地方：
“我們終將會得勝─為什麼？因為神希望我們為了祂世界的緣故得勝。我們得勝無關乎自身，因為我們本就是一群無望之人。除了可鄙可悲之外，誰能料想到我們有一天會成為榜樣？誰能想到我們會被世上其餘地方視為典範？當然不是德行兼備的典範，很顯然這在邪惡體制下是做不到的。我們本身也不怎麼耀眼。神想對這個世界，對波士尼亞和北愛爾蘭等地區說：看看他們！他們做了一場叫做種族隔離的噩夢，但是現在已經結束了。你們的噩夢也會結束。他們經歷了眾人所謂的難解問題，不過他們正在著手解決。再也沒有任何地方的人能說他們的問題難以對付。我們是天父世界的希望燈塔，我們必會取得勝利。”
屠圖獲頒許多最高榮譽，其中包括2009年由時任總統的歐巴馬所頒發的總統自由勳章。
在勳章的表彰文中寫道：“作為一位神職人員，他贏得不同群眾的尊重和欽佩。他協助帶領南非度過近代史上的轉捩點，以堅定不移的謙遜和對我們共通人性的堅定承諾，幫助治癒創傷，為一個新國家奠定基礎。”
四年後，當屠圖獲頒公認為靈性和宗教領域最重要的獎項─鄧普頓獎（Templeton Prize）時，他像上次贏得諾貝爾獎一樣，將獲獎歸功於南非人民。
“當你於人群中脫穎而出，通常是因為別人將你扛在他們的肩膀上”，他在2013年如此說道。
被譽為南非良心的屠圖，一輩子過著擁有道德力量、遠見和盼望的生活，使得他能為他的教會和人民忠心服務，甚至於不時面對迫害時也能保持平靜和幽默。
屠圖在1992年接受《今日基督教》採訪時說：“我總是充滿盼望，基督徒是有盼望的囚徒。還有什麼能比耶穌受難日看起來更絕望呢？ 但就在復活節，神說：‘從這一刻起，沒有任何情況是不可轉變的。’ 神能從一切情況中引出良善。儘管看起來不一定是如此，但邪惡、死亡、迫害、不公義─這些終將不會是最後贏家”。
中文翻譯：王湘琪（台灣校園團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