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格拉斯（William Glass）是聖公會牧師和神學家，精通五種語言，在市場營銷方面擁有了不起的履歷。然而，這並不是一個生而如此的故事。在格拉斯看來，教會救了他的命。
格拉斯在佛羅里達州的一個拖車公園的赤貧中長大。他的家人也許每年去一次教堂，但用他的話說，他的宗教背景是“南方酒鬼”。他的父親要麼缺席，要麼虐待他。他沒有親密的朋友，上學也是一種煎熬。年方十幾，他就開始用毒品和酒精來控制壓力。
但後來，格拉斯訪問了一個長老會的青年團體，以“打動一個女孩”。這並沒有一夜之間改變一切：他繼續過着艱難的生活，幾近無家可歸。但格拉斯也有教會中的朋友，他們在危機中照顧他，幫助他保持聯繫，並向他展示了另一種生活方式。
在格拉斯看來，教會首先為他提供了“社會和關係資本”，而這種資本在他破碎的社區中是很缺乏的。“我在教會中形成的紐帶，”他說，“意味着當事情變糟時，除了下一件壞事，還有別的事情可以做。”
格拉斯的案例可能是富有戲劇性的，但它表明了我們社會中的一個模式：人們經常去教會時，他們的社交和個人生活有了改善，有時甚至生命也得到了拯救。2019年，蓋洛普報告說，只有36%的美國人對有組織的宗教有“很大的信心”，比1975年的68%低。研究報告的作者推測，這種趨勢的部分原因是宗教機構和領導人臭名昭著的失德和犯罪。
伴隨着對教會信心的下降，最近教會成員和出席人數都在急劇下降。巴納集團發現，10年前（即2011年），43%的美國人說他們每周都去教堂。到2020年2月，這一比例是29%，下降了14個百分點。
但是，當美國人描述他們很少或從不去教堂的原因時，醜聞並不是最大的原因。相反，自認為是基督徒的人更有可能說他們以其他方式實踐信仰（44%），或者說他們對主日聚會有一些不喜歡的地方（38%）。
無論是否涉及憤怒，基督徒不去教堂，最常見的原因似乎不是刻意的選擇，而是習慣的替代。換句話說，很大一部分基督徒正選擇獨善其身，將他們的信仰轉移到隱秘之處，如此私密，甚至連教會都被拒之門外。
很明顯，這種趨勢促使教會的出席率和成員人數下降。但是直到最近才顯明的是，這也損害了那些已經停止參加聚會者的幸福。過去幾十年來的大量研究表明，格拉斯的故事是一個更廣泛現實的有力例證：參與宗教有力地促進了健康和幸福。
這意味着，美國人對有組織宗教的越來越不滿，不僅僅是教會的壞消息；它還代表了一場公共健康危機。這場危機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但其影響在未來幾年內可能會持續發酵。
當然，福音的重點不是降低你的血壓，而是認識上帝、愛上帝，因為你被祂認識、為祂所愛。今生有可能實現的不完美的繁榮，來生則有完美的幸福和喜樂，我們必須區分這兩者。
不幸的是，很難找到關於天堂生活的大型數據集。但是，我們可以研究幸福的部分種類，那些與此生有關的健康、幸福和完滿的方面，以及宗教團體對它們的貢獻。而這些對上帝來說也是有價值的。
那麼，參加教會活動對公眾健康有什麼好處？考慮一下它對衛生保健從業人員潛在的影響。我（Tyler J. Vanderweele）的一些研究，利用護士健康研究的數據，研究了他們在超過十五年的時間裡的行為。該研究跟蹤了7萬多名參與者。
那些說自己經常參與宗教聚會的醫務工作者（考慮到美國的宗教構成，主要是在某種形式的基督教教會中進行），與那些從未參與過宗教聚會的人相比，他們抑鬱的可能性低29%，離婚的可能性低50%，自殺的可能性低5倍。
也許最引人注目的發現是，16年的跟蹤調查也發現，每周參與宗教聚會的衛生保健從業人員比從未參加聚會的人死亡的可能性低33%。這些影響的規模大到足以產生實際的差異，而不僅僅是統計上的差異。
在宗教中養育孩子也深刻地影響着他們一生的健康和幸福。我們發現，定期參加聚會有助於保護兒童免受青春期的三大危險：抑鬱、藥物濫用和過早的性活動。兒時參加教會的人也更有可能在成長過程中快樂、有寬容心、有使命感、有目標感，並成為志願者。
我（Tyler）最近對衛生保健從業人員的一項研究表明，參加宗教聚會的人因“絕望死亡”——因自殺、吸毒過量或酗酒而死亡——的人數遠遠少於從不參加聚會的人。在這項研究中，女性死亡人數減少了68%，男性減少了33%。
這並不是獨特的發現。一些大型的、精心設計的研究發現，參加宗教服務與更長壽、更少抑鬱、更少自殺、更少吸煙、更少藥物濫用、更好的癌症和心血管疾病存活率、更少離婚、大的社會支持、更大的生活意義、更大的生活滿意度、更多志願服務和更多公民參與相關。
研究成果是大量的，而且在不斷增加。最近的重要研究由臨床醫生和社會科學家領導，如哈羅德·科尼格（Harold Koenig）、拜倫·約翰遜（Byron Johnson）、艾倫·伊德勒（Ellen Idler）、大衛·威廉姆斯（David Williams）、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大衛·坎貝爾（David Campbell）和W·布拉德福德·威爾考克斯（W. Bradford Wilcox），以及我們在哈佛大學人類繁榮項目的研究團隊。
雖然關於這個主題的一些早期研究在方法上很薄弱，但研究和調查已經變得越來越有力，其中許多發現現在被認為是已被證實的。參加宗教活動能有力地增強健康和幸福感。
所有的宗教都是複雜的，由教義信仰、個人奉獻和各種社區活動組成。宗教活動的某些特定方面是否比其他方面更強烈地影響這些健康結果？
我們的研究表明，具體而言，參加宗教聚會——而不是私人活動或自我評估的宗教或靈性活動——最能預測健康。當然，在宗教生活的背景下，宗教身份和私人靈性可能仍然非常重要而有意義，但它們對健康和幸福的影響似乎沒有與其他信徒定期聚會的影響那麼強烈。
信奉宗教似乎可以減少抑鬱症，提高生活滿意度，特別是通過擴大參與者的社會支持網絡，以及通過促進樂觀或希望和生活意義感。
參加聚會對預期壽命的影響中，似乎只有大約四分之一直接來自於更大的社會支持；一些影響似乎取決於參加宗教活動減少抑鬱症和吸煙，同時增加樂觀、希望和使命感的方式。
參加聚會的人中自殺人數減少五倍的原因並不完全清楚，但它可能與各種保護性因素有關，包括教會關於結束自己生命的教導，以及在社區中的社會支持，還有較低的抑鬱症和酗酒風險。
類似的支持和教導組合，不鼓勵離婚和婚姻不忠，鼓勵愛和相互服事，可能也有助於解釋參加宗教儀式的人的低離婚率。然而，這些積極的婚姻結果可能也取決於宗教社區內眾多的支持家庭和婚姻的項目，以及取決於信徒婚姻生活中更高的生活滿意度和更少的抑鬱症。
從宗教崇拜到健康和幸福的另一條重要途徑可能是通過寬恕。許多宗教將上帝對人類罪孽的寬恕與我們彼此的寬恕聯繫起來。虔誠的猶太人在贖罪日（Yom Kippur）尋求上帝的寬恕，但必須在前一天（Erev Yom Kippur）尋求彼此的寬恕。對於基督徒來說，寬恕是踐行信仰一個毋庸置疑的部分。許多基督徒每天都求上帝“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太6:12），但即使沒有這個禱告，《聖經》也教導基督徒必須寬恕（太6:15）。
幫助人們變得更加寬容的實驗（以及對許多研究結果進行分類的文獻綜述）表明，寬恕與更少抑鬱、更多希望有關。寬恕有如此果效，其實現方法似乎是通過促進對個人情緒的更大控制，以及提供一個替代壓制憤怒或替代無休止地咀嚼憤怒的方法。
總而言之，參加宗教服務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對一個人的身心健康產生積極影響，包括提供社會支持網絡，提供明確的道德指導，以及建立問責關係以強化積極行為。
如果你試圖畫出影響教會信徒幸福的因素，它看起來會更像一張關係網，而不是一張流程圖。每種情況下的因果關係都很多，相互重疊，而且可能相互加強。在教會裡，每一個導致幸福的因素都通過與其他因素的結合而得到加強。
理所當然地，這些事業中的每一項——社會支持、道德指導和責任感——都被標示為新約中教會的作用。
例如，在《馬太福音》中，耶穌為他的追隨者規定了一個不斷升級的問責制度，這種策略可以幫助人們彼此和睦相處（18：15-16）。基督徒作為一個群體，被要求幫助彼此懺悔、改變和和解。
《希伯來書》強調了教會教導的重要性，特別是在與他人一起生活的時候：“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10:24-25）。
這種經常性的鼓勵和勸告可能解釋了參加宗教聚會在多個方面的影響，比如社會支持、降低離婚率、提高生活意義和目的、提高生活滿意度、更多慈善捐贈、更多志願服務和更多公民參與。
然而，許多基督徒體驗到，參加教會不是參與一個特別有吸引力的社團，而是與上帝所造之人的相遇。在《聖經》以及教會中，我們看到上帝的力量與我們可以研究的力量並存。
使徒保羅將教會比喻為一個身體，這也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集體宗教生活的部分力量。在給哥林多教會的第一封信中，保羅寫道：“就如身子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而且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子；基督也是這樣。… 眼不能對手說：‘我用不着你。’頭也不能對腳說：‘我用不着你。’…
你們就是基督的身子，並且各自做肢體”（12:12、21、27）。
通過不同的恩賜及相互之間的幫助，教會成員在宗教信仰和精神成長方面得到支持，同時也在更多的世俗事務中得到支持，從生病期間的照顧到失業后得到的求職幫助。
然而，保羅對身體意象的使用不僅僅是一個比喻，而是宣告了對基督同在的力量和現實，存於教會、發於教會。在使徒行傳中，教會的經歷甚至也能算作基督自己的經歷：當耶穌在大馬士革路上面對仍未皈依的掃羅，論及他對教會的攻擊時，耶穌問道：“你為什麼逼迫我？”（徒9:4）。
教會作為基督的身體這一思想，為基督徒社區生活的各個方面設置了一個 “神聖的遮蓋”（借用社會學家彼得·伯格（Peter Berger）的說法）。在這種情況下，道德禁令不只是好的建議，更回應了西奈山的火焰和雷聲，就像對窮人和被囚者的服務不只是一個好的行為，更是蒙基督悅納的、為祂而做的事工（太25:37-40）。難怪參與這樣一個社區對生活的許多方面都有變革性的影響。
當然，人們一般不會為了增加壽命而信教。使人皈依的不是壽命表；而是聖徒的見證，包括普通人的見證；是巴赫大合唱或韋斯利讚美詩的美，甚至是電台的熱門歌曲；也是愛、仁慈和寬恕的日常經歷（更不用說聖靈的工作）。
儘管如此，很明顯，宗教確實對公共健康有重大影響。
正如威廉·格拉斯的故事所述，宗教團體提供了一個強大的社會安全網，是其他機構無法輕易取代的。這不僅對宗教團體本身，而且對諮詢和保健、對公共政策、對個人和家庭都有重要影響。
首先，所有宗教信徒都應該高興地知道，參加宗教聚會對健康和幸福有尤其強烈的影響，他們想傳播這個消息絕對是自然的。
但是，不應該只讓教會成員和牧師來提高聚會的參與率。例如，我們可能會想，臨床醫生是否有義務像詢問其他行為一樣，詢問他們的信教的病人參加聚會的情況。
關於宗教和健康的研究結果並不意味着醫生應該將參加宗教聚會當作一種通用的“處方”。不可知論者不願意背誦《使徒信經》，這是可以理解的，即使他們認為這對他們的抑鬱症有幫助。對那些在宗教團體中有過負面經歷，甚至有過虐待經歷的人，我們也應該採取適當的謹慎措施，但一些簡單的信仰方面的問題可能有助於專業人士。
對於大多數基督徒來說，信仰告訴他們要與他人見面。醫生問他們是否參加了聚會，可能可以鼓勵他們，而這種鼓勵是他們的牧師或家庭成員無法給與的。
除了個人層面，我們的公共政策還應該確保，提供這種福利的機構能夠繼續這樣做。
為政府省錢並不是機構能夠免稅的主要原因。
不過，每當我們重新評估教會的免稅地位時，還是應該考慮我們國家從教會服務中獲得了多少健康和幸福的提升。
宗教參與不僅是一個公民自由的問題，也是一個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因此，在討論自殺和其他令人擔憂的社會趨勢（如青少年抑鬱症的增加或結婚率的下降）的公共政策時，它應該佔據更突出的位置。
當我們美國人試圖解決社會問題時，我們所有人——不僅僅是基督徒——都應該記住宗教在人們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例如，關注美國自殺率的上升，許多研究者和評論員將注意力集中在重要因素上，如鴉片類藥物的開藥過量或製造業工作數量的下降。
我們自己的研究表明，在過去15年中，宗教聚會出席率的下降占自殺率上升因素的大約40%。假如可以防止出席率的下降，那麼可以挽救多少人的生命？
宗教參與對公眾健康的益處強調了促進和保護宗教機構和宗教自由的重要性。它們還表明，需要對媒體、學術界和其他領域如何描述宗教機構的貢獻進行重大變革。
當然，在新冠疫情中，許多事情已經發生了變化。許多宗教團體不得不在一段時間內改變，考慮是否和如何線下聚會，以防止感染的傳播。許多人找到了方法，至少部分抵消這種損失，轉向線上聚會和網絡直播，建立在線討論小組或查經班，或是鼓勵增加個人和家庭的靈修、禱告和儀式。有些人甚至建立了可以“開車經過、即停即走”的祈禱和懺悔。
每一項肯定都比沒有宗教聚會要好。然而，沒有任何一種方法可以完全替代線下聚會和社區。
巴納集團（Barna Group）最近的一項調查發現，大約三分之一的“實際基督徒”（practicing Christians）在疫情期間完全停止參加集體敬拜，而這一群體報告的焦慮和抑鬱程度比那些仍然以某種方式敬拜的人要高。
當目前的疫情過去后，重要的是重新建立面對面的聚會，而不是完全依賴遠程替代方案。此外，我們還需要考量這些抑制疫情的措施背後實際的公共衛生成本。聚會出席率的暫時下降是有實際代價的，這可能會導致敬拜習慣的永久改變。
這裡有一個危險，宗教領袖必須考慮。全世界有大量的教會宣揚“成功福音”，說耶穌會給他的追隨者健康和財富，只要他們有足夠的信心（並通過捐款進行了足夠的”投資”）來索取。
無論是根據《聖經》還是我們的研究結果，都沒有理由認為上帝會以這種方式行事。首先，許多宗教信仰所帶來的積極果效並不是通往成功的捷徑，而是在面對生活的諸多挑戰時培養希望、寬恕和紀律的方法。格拉斯的皈依給了他新的資源來應對考驗和麻煩，但很難為他提供一張中獎的彩票。
此外，那些只為促進自身健康和幸福而加入宗教團體的人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如願，這目前還不清楚，但有理由相信，這樣的好處不會那麼明顯。
考慮一個比喻：婚姻在許多方面使配偶受益，但當配偶因對方的緣故彼此相愛、彼此享受時，它的作用最為強烈。也許，宗教也是如此：正如魯益師（C. S. Lewis）明智地指出，“瞄準天堂，也能得到大地；瞄準大地，則兩者都得不到”。
最後，這項研究在更個人的層面上有影響。對於大約一半相信上帝但不定期參加聚會的美國人來說，參加聚會和健康之間的關係也許能邀請他們重歸公共宗教生活。
關於公共宗教體驗的一些東西似乎很重要。它是有力的，鞏固了健康和幸福；這與來自獨自靈修的東西非常不同。
這項研究應該挑戰越來越多的美國人，他們自我認同為 “有靈性但無宗教信仰”，或者對有組織的宗教懷有疑慮。研究挑戰他們考慮是否可以將自己的靈性之旅放置於一個由志同道合的追求者組成的社區中，在經過考驗的信仰和實踐傳統的約束下更好地進行。
我們的研究表明，那些忽視聚會的人（來10:25）很可能會錯過一些有力的宗教體驗，這對健康和其他許多方面來說都是如此。數據很清楚：去教會仍然是真正人類繁榮的核心。
泰勒·范德維利（Tyler J. VanderWeele）是哈佛大學T. H. Chan公共衛生學院John L. Loeb和Frances Lehman Loeb的流行病學教授，也是哈佛大學人類繁榮項目的主任。 布蘭登·凱斯（Brendan Case）是哈佛大學人類繁榮項目的研究副主任，也是《有責任的動物：正義、辯解和判斷》（T&T Clark出版社）的作者。
翻譯：LC
責任編輯：吳京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