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就不育問題接受了幾個月的治療後，首次超聲波檢測就顯示她懷上了一對健康的雙胞胎。 梅格·瓦特伍德（Meg Watwood）幸福地哭了。 三年後在診所裡，當掃描檢測顯示她又懷上了一對雙胞胎時，在診室里為此慶賀的，卻是另一位婦女。 這一次，瓦特伍德肚子裡懷的是後者的嬰兒。
在為自己的雙胞胎所經歷的無盡等待、檢測和禱告中，瓦特伍德對那些為不育症困擾的家庭產生了深深的同情。 她感受到強烈的呼召，願意施以援手，把自己的子宮提供給一對小小的胚胎——這胚胎則來自另一對難以懷孕的夫婦。
去年，她又為另一對夫婦提供了同樣的援助。
在經歷幾輪失敗的宮內授精（IUI）和體外受精（IVF）嘗試後，醫生們認定，這位滿心渴望的準媽媽無法懷住胚胎。 與瓦特伍德一樣，這對來自德州的律師夫妻也持反墮胎（pro-life）的立場，他們希望自己孕育的另外幾個健康胚胎能有機會成活下來。 通過當地的一家代孕機構，他們被介紹給身為南浸會成員的瓦特伍德。
“上帝呼召我，試著用一種不同尋常的方式去服事他人。 ”作為四個孩子的母親，三十九歲的瓦特伍德這樣說。 在代孕過程中，“有些事情會很難… … ，但是受到的祝福會遠遠超出你的想像。 ”
瓦特伍德屬於正在美國迅速興起的代孕潮中的一部分。 儘管以代孕方式生下的嬰兒數目依然很小，但已是十多年前的四倍了。 雖然對於這一作法還有倫理方面的爭議，需求並未因此減少。
根據美國生育醫學學會的數據，代孕者產下的嬰兒，已從2004年的738人，增長到2015年的2807人。 幾乎所有胚胎都是通過體外受精（IVF）產生，由沒有血緣聯繫的婦女代孕，即所謂“妊娠代孕”。 在體外受精技術出現前，只有所謂的“傳統代孕”，即代孕者同時也是嬰兒的血緣母親。
在別的國家取締對外代孕產業的同時，體外受精和代孕行為在美國卻正日趨正常化。 這兩個相反的趨勢使得美國成為代孕生育的首選去處。 對於代孕的高需求，吸引了許多福音派基督徒婦女。 她們符合所謂的“理想”代孕者的形象，並有著用自己的生育力祝福他人的信念。 一般來說，每次生產可以有兩萬美元以上的報酬。
但是，法關於代孕的法律和倫理討論還未跟上這一產業的發展。 如何指導婦女們、夫妻們在第三方生育這一重大問題上做出決定，牧師們和各教會還都缺乏經驗。
零亂的道德和法律框架
在聯邦層面，目前還沒有規范代孕行為的法律，跨州尋求代孕者的夫婦們需要理清各州允許或禁止代孕的法律。 在超過一半的州，則乾脆就沒有這方面的法律。
對於新的受孕、妊娠方式所帶來的嚴肅倫理問題，人們目前還沒有達成一致的見解，或者乾脆就不承認問題的存在。 因此，對於未受規範的代孕行為，無論是其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都不覺得很快會有改革措施出台。
在教會內部，就受助生育、代孕可能帶來的系列後果，即便都是持反墮胎立場的人，也會有不同看法，或者不知所措。 但是，隨著代孕行業不斷擴張，對於它的發展前景與可能帶來的問題，持不同立場的基督徒都一樣渴望教會社區能夠更多地給予關注。
專門研究受助生育的拜奧拉大學（Biola University）倫理學家斯科特·瑞（Scott Rae）說，在這個問題上，新教教會基本上是沉默的。 “就我所知，多數教會或者沒有什麼可說的，或者不想說什麼。 ”
那些找到牧師討論代孕可能性的夫婦，通常是已經啟動了體外受精的程序。 即使牧師本意反對這樣做，他或者她所能做的也只能是考慮那已培殖了的胚胎的福祉。 對於有興趣作代孕媽媽的婦女，教會領袖們也沒有多少現成答案，他們的指導意見要看具體情況而定。
“牧師受到的呼召不是做醫療專家，但他無疑是被視為道德專家。 ”三一國際大學（Trinity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TIU）的生物倫理與人道尊嚴中心執行主任佩吉·康斯多克·康寧罕（Paige Comstock Cunningham）說，“這些事情有的是不適合主日早上在講台上說的，但是它們確實需要解決。 ”
去年，身為共和黨人、反墮胎的浸信會成員的亞利桑那前國會眾議員特倫特·弗蘭克斯（Trent Franks），被指控向女助理詢問能否為他和不育的妻子代孕，因此被迫辭職。
妊娠代孕首先是否是一種道德的選擇？這條新聞在福音派當中引發了一場更廣泛的對話，而這種爭論一般很少成反墮胎運動的全國性話題。
攝影: Malanie Grizzel代孕者的基督徒之心
瓦特伍德是一位個性開朗、擁有社工學位的母親。 她知道，對於那些她為其代懷嬰兒的婦女，代孕過程是如何一種苦樂摻雜的感受。 經過多年的花費、治療，準媽媽終於要有一個嬰兒了！只是那每天早上的不適、撐破的孕婦牛仔褲、感受第一次胎動，以及最終經歷痛苦的分娩過程，卻是瓦特伍德要應對的。
瓦特伍德將自己看作是神為這些夫婦和他們的嬰兒所製訂的更大計劃的一部分。 在她最近一次代孕中，嬰兒的媽媽在產室中熱淚盈眶。 她對後者說，“這基本上是成了。 你要為這四年裡沒有懷孕而感謝神，因為你執意要得到神為你準備的這個嬰孩。 你會感謝神在最終許可之前給你的那些拒絕。 ”
對於代孕者在情緒、生理以及屬靈等方面的要求，實際遠遠超過代孕合同條款的規定。 瓦特伍德說，她對代懷的嬰兒比為自己的孩子操心還多，避免吃藥、咖啡因和其他風險因素，盡可能地保證一個健康的結果。
瓦特伍德的一位也是做代孕母親的朋友，莫麗莎·奧黑爾，和她在同一時間入院分娩代懷的嬰兒。 她也同樣感到壓力。 “我真高興，對於神的這個計劃，我心裡有平安。 ”奧黑爾說，“我不知道非基督徒怎樣做這件事。 ”
瓦特伍德和奧黑爾是與一家叫做“代孕方案”（Surrogate Solutions）的代理機構合作，這是美國的十多個代孕招募網絡之一。 候選人通常是二十到三十多歲的的活躍婦女，至少自己有一個孩子，財務背景堅實。 她們不可以抽煙、使用毒品或者服用抗抑鬱藥物，必須通過心理審核。 她們所居住的州必須是允許代孕的。
攝影：Malanie Grizzel新澤西州早就知道代孕出差錯的風險，因為它的法庭處理了美國第一樁代孕糾紛。 在著名的1986年“嬰兒M”案中，（同時也是血緣母親的）代孕者要爭奪嬰兒的監護權，使得受益父母不得不為維護對自己的這一權力而打官司。 新澤西與華盛頓、印第安納等州不會強制執行商業代孕合同，而紐約、亞利桑那、密歇根這幾州則禁止任何合同代孕協議。
在限制代孕的州里，這一類行為被認為是對“公眾有害”，或者是“與公共政策相悖”，因為立法者認為，這樣的協議相當於非法“買賣嬰兒”。
與此同時，如果一切順利，加利福尼亞、德克薩斯等州的有利於代孕的法律，則會為商業代孕提供了一套較為平穩的法律程序。
因為這行業還未受監管，所以每個代理機構都有自己方式和標準。 “相容性是一個重要因素。 ”蓋爾·加萊特（Gayle Garrett）如是說。 她是“代孕方案”的主任，一年要監督55樁妊娠代孕生育。
多數代理機構都認識到，懷孕不是一個可以嚴格切割的附帶性任務，因而會要求代孕者的配偶在整個過程中提供支持。 實踐證明，像基督徒全職媽媽、軍人妻子一類的人群，對人熱心、熱愛家庭，很適合這類工作。
加萊特是基督徒，原在Oral Roberts大學學習護理專業，十來年前創建了這個代理機構。 第一次她是為一對歐洲夫婦代懷嬰兒。 而在歐洲，商業代孕基本上是非法的。 親身經歷告訴她，代孕者和受益夫母間的良好關係會使整個過程變得容易得多。 代孕媽媽和受益父母間也必須在兩個最棘手的社會問題上達成一致：婚姻（指代懷嬰兒的對象的）與墮胎（即在何種情況下可以結束懷孕）。 代理機構可以幫助雙方達成有針對性的協議，以避免可能出現的最壞情況，例如，在發現嬰兒有遺傳缺陷後，代孕者堅持要保住嬰兒；或者，當得知受益父母是同性戀者後，代孕者拒絕交出嬰兒。
去年秋天很出名的一例，是最高法院拒絕受理本可以是它的首例代孕案。 在此案中，加州的一位代孕者呈請，希望能免於墮掉她為喬治亞性一位51歲單身男子懷的三胞胎中的兩個。 這些嬰兒來自他的精子和捐獻者的卵子。
在懷上這些嬰兒後，莫麗莎·庫克（Melissa Cook）興訴要求得到撫養權，指稱僱用她的那位男士，切斯特·香農·小摩爾（Chester Shannon Moore Jr.），不適合撫養他。 在試圖勸說她“減”孕時，摩爾說，他在財力和體力上都無法負擔三個嬰兒。 儘管有“家庭研究會”（Family Research Council）和某些女權主義積極分子的支持，下級法院並沒有把撫養權判給她。
為避免出現這樣情況的可能性，像瓦特伍德這樣的的基督徒代孕者，從一開始就表明自己的傾向，只與那些和他們觀點相同的夫婦見面。 “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我都不覺得可以墮胎”，她這樣說。 這意味著，”你也許要多等等，才會被受益父母選中。 ”
加萊特說，她的代理機構“很少、很少”會有受益父母與代孕者之間的不合，也沒有這方面的訴訟。 “我們還從沒碰到代孕者被要求中止懷孕的情況。 ”
在大多數代孕行為發生的州，代孕協議並沒有約束力：嬰兒出生前，受益父母對於嬰兒沒有發言權；在這之後，代孕者也不能要求什麼權力。 “在德州，即使代孕者說，‘如果你要求，我就會中止懷孕‘，當這種要求真正擺在面前時，德州的法律認為，這是代孕者的身體，應由她做最後的決定。 ”加萊特說，“從法律上講，即使已與那對夫婦簽署了合同，她還是有權說不。 ”
我的嬰兒，卻非自我腹而來
作為年輕的基督徒媽媽，詹娜·米勒（Jenna Miller）是一個不同尋常的代孕顧客，她從未想像過由另一個婦女懷上她的孩子。 她也沒想到，會在二十四歲那年得了心髒病。 醫生髮出的警告，如同是對她家庭夢的死亡判決：“你不可以再生孩子了。 ”
急於擴充他們的三口之家，詹娜和丈夫馬克首先想到的是收養，這是許多基督徒給不孕夫婦的本能建議。 但是她的健康問題卻使收養程序拖了下來。 因為她的心臟情況（通過藥物治療現已得到控制），收養機構不願把孩子交給她撫養。
最終，在讀到當地一本家庭雜誌關於“代孕方案”的報導後，米勒與位於達拉斯郊區的這個機構進行了聯繫。 她感到神終於為他們打開了門，尤其是為他們選配的代孕者更是加強了這種感覺。 這是一位牧師太太，後來成為他們的密友，也是”我認識的最敬虔的婦女”。 她每天為他們和嬰兒禱告。
“我們的禱告生活變得非常認真”，米勒說，“一旦開始代孕和體外受精，就必須要對此事有相當程度的信心。 ”
米勒是在席普利甜圈店（Shipley’s Do-Nuts）吃早飯時得知，他們的第一個禱告已得應允：代孕者用短信發來一張顯示懷孕測試呈陽性的照片。 這之後好消息接踵而來：先是超聲波檢測，幾個月後他們的兒子雷恩出生了。 孩子現在已經四歲了。
米勒夫婦那時還只有二十多歲，是“代孕方案”最年輕的顧客。 他們與同一位代孕者珍妮佛·納爾遜（Jennifer Nelson）繼續合作，由她懷育餘下的受精卵。 在每次體外受精操作中，他們將四個胚胎中的兩個移植過去，兩次都得到了一個健康的嬰兒。 他們的女兒菲斯（Faith）在2016年出生。
因為基督徒相信生命始於懷孕，他們就必須考慮在這一過程中產生的胚胎的可能命運。 某些選項，諸如“選擇性減孕”（即大夫同時植入幾個胚胎，最終只保留其中的兩個或一個，中止其餘的發育），或者是廢棄多餘的胚胎，違反了許多基督徒的反墮胎信念。
“我希望，在人們踏上這條路之前，要讓他們能更詳盡地了解自己要做什麼”，拜奧拉大學的瑞說，“我們告訴那些夫婦，‘如果你們覺得承擔不起把實驗室中產生的每個胚胎都植入，那麼一開始就別走這條路。 ‘”
對於妊娠代孕的實際操作，瑞知道有哪些方面可以進一步完善，哪些方面有前景。 比如，讓體外受精操作與身體的自然週期配合，以盡量減少使用的荷爾蒙，一次只培育一個卵子。 冷凍卵子的興起，而不必再冷凍胚胎，也給了基督徒夫婦們更多的選擇。
“說起來你可能都不信，有多少人給我打電話，告訴我他們得到了雙胞胎，但還有六個胚胎在冷藏中。 ”他說，“我告訴他們，和那在地上蹦跳的小男孩、父母懷裡的小姑娘一樣，‘那些也都是你的孩子‘。 ”
加在一起，整個體外受精和代孕程序要花費至少八萬美元。 但米勒夫婦覺得，有了這個最終結果，那些費用、麻煩的治療以及尷尬的對話，都是值得承受的。
受益父母經常不得不向人們解釋，儘管他們要有個孩子，但卻不是那準媽媽生產（我的嬰兒，卻非自我腹分娩）。 而像瓦特伍德這樣的代孕者，也得向家人、朋友以及好奇的陌生人澄清，她們腹中的小傢伙是屬於別人的（我腹中所懷，卻非我的嬰兒）。
甚至還有幼兒圖書，比如《袋鼠的育兒袋和好心的考拉熊》，向新生兒的兄妹或者代孕者的孩子解釋這一安排。 但是代孕行為的反對者擔心，這樣的隱喻和另一常見的比擬“我的麵包，她的烤箱”，都過分簡化了女人和她腹中胎兒的關係。
“由於多數的代孕安排並不引入血緣關係，有人覺得這使得它在道德上比較中性、容易讓人接受。 但是我認為，這樣看代孕有些太牽強。 ”瑞是這樣說的，他是《子宮以外：關於受助生產的道德規範》的作者。
“他們把代孕者視為人類孵化器或產前保姆。 根據我們對子宮內孕育過程以及妊娠環境如何影響孩子發育的了解，我覺得這種看法是很不恰當的。 ”
對於將婦女和婦女的身體、生育力商品化，以及代孕方式對於這樣出生的孩子可能造成的長期影響，基督教生物倫理學者們表示憂慮，而女權主義者也有同樣的擔心。 三一國際大學的康寧罕指出，對於包括孕期荷爾蒙、新生嬰兒感應等方面的母體-胚胎紐帶關係研究，是商業性代孕所要面臨的關鍵性問題。
“知道自己不是孩子的母親，妊娠代孕者是否要特意不與孩子親和？如果代孕媽媽在情感上故意不與孩子親和，對於正在發育的胎兒，這可能是有害的，或者至少是一種損失或剝奪。 ”她說到，“但是如果她特意與孩子親和，在與嬰兒分離時，又會造成另一種傷害和損失。 ”
瓦特伍德和其他代孕者則說，因為知道那些委託父母是多麼地想要孩子，她們不會將嬰兒視為“己有”。 “人們真是擔心，你如果和自己子宮裡的嬰兒親和太多，等到把孩子交出時會感到太痛苦。 ”她說道，“神會保護你的心，讓你不覺得那就是自己的嬰兒。 所以在把嬰兒交給他/她的父母時，就不會過於動感情。 ”
攝影：Malanie Grizzel生物倫理學的聖經基礎
如果說對於考慮代孕的基督徒們，避免墮胎是不言而喻的，詹尼弗·拉爾（Jennifer Lahl）看到的則是複雜得多的問題。 作為社會活動家和“生物倫理與文化網絡中心”的主任，拉爾在一部紀錄片中講述了幾位為代孕所傷害的婦女，以展示受助生育的不同側面.
在二十多歲時海瑟（Heather）成為一位代孕者，這使她在經濟上可以留在家中，照顧自己的兩個孩子。 她的第一次代孕經歷是非常順利的，為一對在網上結識的夫婦生下一對健康的雙胞胎，所以她接著提供這一服務。
在拉爾2014年的電影《生育者》（Breeders）中，海瑟（片中沒有給出全名）發現，如果嬰兒不是健康的，那麼這一過程要痛苦得多。 她說，當超聲波檢測顯示異常症狀或者先天缺陷時，準媽媽會跑出診室，讓她獨自承受壞消息。 其中有一次，在第二十一周時，因為嬰兒腦損傷問題，孩子的父母要求她中止妊娠，她拒絕了。 “那位父親對我說，因為不聽從他們的決定，我‘將會因此在靈命上受痛苦‘。 ”海瑟說，“我心想，‘這也太殘忍了，這些決定的屬靈後果將伴我一生。 在我看來，誰生誰死決定於那美善的上帝，而不在我。 ‘” 那對父母最終很勉強地留住了嬰兒。 分娩時，那位母親沒有在場。
拉爾紀錄片的主題代表了她對整個過程的一系列憂慮：不是在婚床上，而是在實驗室中製造嬰兒；父母與代孕者在財務上的差距（或者家庭成員受到壓力，要“利他地”做一個代孕者）；必需的激素治療所帶來的健康風險；當孩子得知自己是通過捐獻的卵子或精子受孕而生，他們所受到的心理及親子關係上的打擊；拒絕接受人體的局限，而是圍繞著“兜售希望、兜售嬰兒”興起的這一產業。 “這是墮落世界之作。 ”她這樣說。
在每六對夫婦就有一對為不育所困擾的情況下，是該干涉、不停地努力，還是放棄夢想，對於教堂講台下面的眾人來說，這不是一個假設性問題。 某些福音派圈子裡對於核心型家庭的過度強調，讓這一心路歷程更加不易。 但是一旦夫妻二人決定要採用受助生育，比如體外受精、代孕，甚至使用捐助的精子、卵子，他們會更注重結果而不是倫理。
“之所以許多人對於倫理討論不大感興趣，是因為他們渴望有個孩子已經到了一種絕望的地步。 ”拜奧拉大學的瑞這樣說。 他多年來為不育夫婦們做諮詢，認為在受助生育問題上，牧師們應該更直接了當。 他承認，對於體外受精和代孕有顧慮的牧師處於一個困難的位置。 勸阻準父母們採納這些選項，對於那些努力建立家庭、已疲憊不堪的夫婦將是種沉重打擊。 如果反對人工培育胚胎和在生育中接受第三方捐助，他們又可能會冒犯那些已經走上那條代孕之路的父母。
米勒說，即使她和丈夫覺得要走代孕之路，因為體外受精帶來了新問題，在各方面界定模糊，他們還是要請教自己的牧師。
“我知道這是第一次有人來找他，請教關於讓別人代懷嬰兒和體外受精”，米勒畢業於貝勒大學，參加德州韋科郊外的布雷佐斯草地浸信會。 “他讓我們真切感到，他知道我們珍視生命、相信生命始於受孕。 對於要保護好每一個胚胎，我們是沒有疑問的。 ”
“我們想從他那裡找到支持和指導”，三十四歲的她是這樣說的，“如果他認為有什麼理由不贊成我們這樣做，我們想听到。 ”
商業代孕也許是個二十一世紀的現象，但聖經上已經警示了由別人代懷嬰兒可能帶來的內在衝突。 例如圍繞著莎拉和她的使女夏甲，以及拉結和她的使女闢拉所產生的糾紛。
在惠頓學院聖經教授M·丹尼爾·卡羅爾-羅達斯（M. Daniel Carroll R.）看來，很難知道在古代代孕有多麼普遍。 這些故事並不是要放縱鼓勵這種行為，莎拉與夏甲不斷惡化的關係以及拉結與利亞間在生孩子方面的相互嫉妒，表明她們信心的缺失。
“你不會感到那是有共識的契約性之舉”，他說，“那種安排與今天的代孕行為完全不同。 ”
如果說新教教會在受助生育方面基本上保持沉默，那麼羅馬天主教會對於這種做法則是採取明確的反對立場（儘管有些天主教領袖說，這個問題到現在還是沒有得到應當的牧養關懷）。
“鑑於兒童和婚姻的尊嚴、母嬰關係的獨特性，參與做代孕母親的合同或安排都是不被許可的”，美國天主教主教聯會指出。 “而且，代孕行為的商業化貶低了婦女、尤其是貧窮婦女的尊嚴。 ”天主教會同時也宣布體外受精是不道德的，因為它破壞了人的尊嚴和婚姻中的夫妻聯合。
攝影：Malanie Grizzel“在美國，我們傾向於認為，有了適當的‘技術‘，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了。 ”全國天主教生物倫理中心的主席約翰·M·哈斯（John M. Haas）指出，“但是孩子不是用工藝產生，或者由某一行業製造。 孩子應該來自於夫妻之間愛的舉動，與神配合。 沒有人能‘創造‘神的形象。 ”
當住在邁阿密的基督徒講員、博克作者克里斯特爾·阿斯維多（Kristel Acevedo）在2015年決定做一個代孕者時，她遭到了自己的天主教家庭的反對，一位姑姑尤其直言不諱。
“這確實讓我停下來思考。 但是在我看來，如果神想讓一個人出生，他們就會出生。 ”阿斯維多這樣說。 她為來自歐洲、因癌症而不育的一對夫婦懷上了一個嬰兒。 “我不贊成把胚胎廢棄或毀掉的想法，但我更關心的是，一旦它們被植入我的子宮會發生什麼。 ”
隨著她的肚子見長，阿斯維多經歷了各種各樣的尷尬對話。 人們問她收費多少，暗示她是為了錢才這樣做的（付清債務是動機之一，但不是主要的）。 旁觀者會評論說，她一定非常無私，他們自己“永遠不可能做到”。 就這段經歷，這位兩個孩子的媽媽正在寫一本書。
“禱告是第一位的。 你要向神祈求，看祂如何回應你，然後了解得越多越好”，她說，“事情會變得很複雜… …。 有人把代孕描述成陽光明媚或者彩虹，但實際不是這樣的。 ”
攝影：Malanie Grizzel代孕在美國的前景
近年來，隨著美國成為代孕者的提供地，代孕機構從國外收到了越來越多的申請。
多數西歐國家或者完全禁止任何形式的代孕，或者只允許利他性代孕，代孕母親不能收費用。 2015年，歐洲議會譴責代孕行為，說它“破壞了婦女的人道尊嚴。 ” 多個曾被當作便宜代孕者提供地來推銷的亞洲國家，例如泰國和印度，或者已經禁止國際商業代孕行為，或者因為擔心在付費方面的欺詐行為和代孕者受虐待，正在考慮禁止。
體外受精、代孕，再加上相應的旅行，在美國生一個嬰兒，準父母們預期要花費到六位數，多的可達二十萬美元左右，通常代孕者可以從中得到兩萬到六萬美元。 許多人從歐洲、中國到美國來找代孕者。 加州是全國最“友善代孕者”的幾個州之一。 在這裡， “有的生育門診把自己作為這樣的去處來推銷的：‘來吧，先生一個寶貝，然後去迪斯尼！’”拉爾這樣說。 聖地亞哥的一家代理機構報告說，它百分之八十的顧客是外國人。
除了對外市場，越來越多的不育夫婦以及同性伴侶和單身父母，也將代孕作為一個選項來考慮。
在吸引人們注意力方面，好萊塢為受助生育做了不少，例如金·卡達珊（Kim Kardashian）、吉米·法倫（Jimmy Fallon）等名人都選擇了代孕。 對於這種高知名度代孕行為所必然帶來的衝突、鬧劇，名人緋聞雜誌津津樂道。
代孕也反映在電影中，比如在《嬰兒母親》（Baby Mama）中，嚴謹的蒂娜·費（Tina Fey）和瘋狂的艾米·珀勒（Amy Poehler）演出了一對難以協調的代孕夥伴。 對代孕最恐怖的描述，則來自根據同名小說改編的艾美獎電視劇系列《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勾畫了一個生活在未來反烏托邦中，被迫做代孕者的社會下等階層。
“好萊塢將它以故事、敘事的形式展現出來，給了我們一個充分思考相關倫理問題的出發點”，康寧罕說，“這比聲明式地宣講真理能更有力地傳達信息。 ”
但是基督教倫理學家指出，從聖經的教導和教會社區的運作中，基督徒可以找到更有力的引導機制。 教會在指導基督徒方面是有責任的。 這不僅僅是關於醫學倫理和個人具體操作方面的問題，而是涉及到更深層次的，那種有時無法實現的、對懷孕生子的強烈渴望。
“我們不是僅僅在討論用來生育的身體是多麼脆弱”，拉爾說，“真正的問題是，當生不出孩子時，我們應當如何行？”
Kate Shellnutt 是《今日基督教》網絡版的副編輯。
翻譯：吳京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