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人基督徒的政治參與度越來越高,也越來越分裂

2020年的選舉,讓在投票意向上最猶疑不定的美國亞裔群體內部出現了代溝。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4, 2020
Jantanee / Lightstock

蒂娜·鄧-漢森牧師(Tina Teng-Henson)是在舊金山灣區一個以美國亞裔為主的小型教會的牧者之一。她最近講道時,以路加福音第8章,講有關耶穌對家庭的教導。耶穌回答說:“聽了神的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親,我的弟兄了。”(21節)。

她為何選擇這段聖經?她告訴我:“對很多家庭來說,這是一個很困難的時刻。 壓力很大,很緊張。”

當然,我們正處於一個全球性的瘟疫之中,但壓力明顯有一部分是與總統選舉有關,它使美國亞裔沿著世代和文化而分裂。

白人福音派、黑人新教基督徒今年各自的投票情況比較一致:78%的白人福音派支持總統特朗普,88%的黑人新教基督徒支持前副總統拜登。可是美國亞裔選民,在教會內外,都呈現一個複雜得多的情況。

在鄧-漢森自己的虔誠基督徒家庭中,有拜登的支持者,也有特朗普的支持者。她在台灣出生的父母相信特朗普會更好地支持對抗中國對台灣的侵略;另一位家庭成員是QAnon和特朗普的忠實支持者。

鄧-漢森本人從小是共和黨,但成年後在政治上向左轉。她告訴我:“在過去的20年裡,我已經確信,重要的民主價值觀是允許個人決策,和支持給予人民最大的政治自由和有機會體驗政府的慷慨。 這使我支持民主黨。”

儘管美國亞裔是美國選民中增長最快的種族群體之一,但他們往往被政黨、專家和研究人員所忽略。符合條件的美國亞裔選民人數,從2000年至2020年增長了139%,主要是因為歸化入籍。今年,4.7%的美國選民將是亞裔,為歷史新高。

然而,美國亞裔不能被視為一個整體。按其源自於東亞、東南亞和印度次大陸的不同祖籍國,他們可以歸為20個以上的族裔群體。他們的信仰、文化和背景都大不相同,如何投票也不例外。例如,大多數美國印度裔傾向於投票給民主黨;美國越南裔則較一貫地投票給共和黨。

美國亞裔人口中最大的單一族裔是美國華人,2015年他們的人數為490萬,占美國亞裔人口的24%。其中有100多萬人自認是新教基督徒,另有40萬人自認是天主教徒。今年,他們也是總統選舉的亞裔選民群體中未決定比例最高的:相當驚人的23%,而一般選民的未決定比例為5%至11%。

造成這樣的統計數字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最近的華裔移民大多來自中國大陸,不像前幾代人是從更傾向於民主的香港和台灣遷來的。

基督教作家柳安·哈斯卡解釋說:“我認識的人中,很多是第一代移民,他們像我的父母,並不特別覺得有政治參與感。”她三歲時從中國南方移民到美國。 “這與我們的背景有關——他們來自一個沒有什麼政治發言權的國家。 他們帶著這種缺乏參與感的心態來到了這個國家。 他們主要關心的是生存和過好的生活。”

曾長期在舊金山唐人街三藩市播道會擔任牧師的電台主持人蘇穎睿認為,文化和語言上的差異也讓一些華人入籍公民不參加投票。他說,一些第一代移民“對政治非常冷漠, 他們不會說英語, 根本不了解美國主流社會。”

從歷史看到,美國亞裔——尤其是美國華人——的參選率低於除了拉美裔以外的其他族裔的人。但大家似乎一致認為,這次總統選舉不是普通的選舉,政治參與度越來越高。在本文采訪的十幾位基督徒中,無論其政治觀點如何,每一位都已經投票或計劃提前投票。

這次總統大選中的許多爭議問題,對美國華人來說,都很有關鍵性。與中國進行中的貿易戰和冷戰升級,與COVID-19一起增長的反亞裔情緒,特朗普政府強烈的反移民立場,以及圍繞系統性種族歧視的抗議活動,都使國家政治變得更加與個人相關。

美國華人基督徒如何解讀這些問題,他們優先考慮哪些問題,以及他們覺得傾向支持哪位總統候選人,似乎受到一系列廣泛的身份標誌所影響:包括家庭歷史、年齡、原籍國、教派、地域、教育、文化認同和經濟地位等等。

在我採訪的美國華人中,有幾位覺得,像關於喬治弗洛·伊德的抗議活動,就是福音的呼聲所驅動的正義和平等的具體例子,尤其對那些學習社會科學或參加多族裔教會的信徒。其他的人,多是比較年長的第一代移民。其中一位用“無法無天”來形容抗議引起的問題。對他們來說,這威脅到對聖經中關於和平和尊重政府當局的教導。

同樣,在美國與中國的關係上,也沒有一個單一的立場。來自香港和台灣的移民,以及逃離中國迫害的移民,往往具有強烈的反共和支持特朗普的傾向。其他來自中國的移民,無論是出於對原籍國的情感,或是個人或職業上的關係,都認為拜登是恢復美中關係的更好人選。蘇解釋說:“如果你是親中國政權的人,那麼你可能會投票反對特朗普。 如果你反對中共,那麼你就會投特朗普的票。”。

但這種二分法並不是對所有美國華人基督徒都適用。西雅圖的聖經學者、香港本地人曾思瀚(Sam Tsang))稱這是一個“神話”。他更關心的是這裡的威權主義,而不是國外的。他在接受電子郵件採訪時這樣寫:“特朗普似乎支持很多威權主義的理想,而香港和台灣正是希望從其中得到拯救”。

而很多美國華人選民根本不考慮中國。林修榮是一位在香港出生的基督徒,他領導的財務管家事工遍及全國,他的政治優先與保守的白人福音派人士更為一致。

林修榮發了給我一份他認為是特朗普最偉大的成就清單,以支持他覺得基督徒必須投票給總統的信念:“反對墮胎(他是第一位參加一年一度的“為生命步行”活動的總統),消除牧師在講台上講話的障礙(”約翰遜修正案”),尊重和保護以色列,消除奧巴馬有關通融變性學生而對學校所產生的威脅,將祈禱會和查經班帶回白宮,任命保守派和基督徒法官進入最高法院和下級法院,等等。”

林和其他像他一樣的人在網上關注親特朗普的華人牧師和演講者,也密切關注保守的福音派領袖,如前自由大學校長Jerry Falwell Jr.和“聚焦家庭”(Focus on the Family )創始人James Dobson。

做了四十年浸信會牧師的播客節目《亞裔美國》主持人馮健(Ken Fong)認為,與白人福音派在政治上如此接近並非偶然,源於西方傳教士在東亞的悠久歷史,以及一些華人對西方神學和文化的優越感,揮之不去、或潛意識的信念。

他告訴我:“不少華人基督徒移民,對於西方帝國殖民主義的優越感心態全盤接受,內心厭惡自己華人背景。” 支持特朗普可能是顯出“要像白人一樣, ….. .和這個傢伙站在一起,這就是作為一個保守的美國人。”

但華裔移民的子女、孫子、曾孫(被稱為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等)往往對自己和他們在美國社會中的地位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

比如馮健自己的年青女兒,是第四代美國亞裔,“在文化認同和自愛方面,比我21歲時的水平要領先很多”。她的世界,遠遠超越了我們成長的邊界和界限。她對自己的身份更加淡定了。她越接受上帝安排給她的身份,就越能夠為那更大的美善做出貢獻。 ” 因此,她和許多同輩的人所關注的政治問題,與他們的前輩截然不同。

本文所採訪的每一位第二代或以上的美國華人,都投票給拜登,他們的首要議題——氣候變化、性別和種族平等、移民問題、和瘟疫——幾乎與第一代移民的議題沒有重合。他們對福音的看法往往超越了個人的敬虔和單一的議題。

馮志明(Justin Fung)是華盛頓特區一家多種族教會的牧師,他在香港出生,父母是入籍的美國公民,年青時移居美國。

他向我解釋:“作為一個基督徒,我相信我被呼喚去持守一個一致性有關生命的倫理,從母腹到墳墓。 我不相信被定義在一個單一議題上……一切都是環環相扣的。” 他在香港的一個南浸教會長大,那是一個非常非政治化的教會,但現在他相信“生活中沒有任何領域是神的工作所不能觸及的。 如果耶穌是要來救贖所有的受造物,那麼上帝對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都有話要說。”

不足為奇的是,在這樣一個價值觀、優先順序和對聖經的解釋都有不同看法的群體中,幾乎每條規則都有例外。有些美國華人基督徒,一輩子都是共和黨,第一次投票給民主黨。有些第二代美國華人,和他們的父母一樣,關注墮胎和同性戀婚姻,並以此來進行投票。與我交談過的一位長期做教會開創事工的人,他所持的價值觀大多是保守的,但他無法投票給任何一位主要候選人;他反而選擇另一位獨立候選人。

但大家都能認同的是,今年的總統大選特別具有分裂性。在加州聖荷西領導一個多種族福音派教會的黃柏德(Brad Wong)感嘆道:“感到全國的氛圍更加兩極分化。更糟糕的是,我們無法與不同看法的人進行交流,比較快地傾向怨恨和暴力。 我認為這是一件令人震驚、可怕的事情。 這是一場國家危機。”

對於許多美國華人基督徒來說,在這個選舉週期中,他們與父母、子女、和社交圈的矛盾,幾乎不可能維持在政治上做一個孤島。分裂和緊張就在他們面前,在他們的家庭和會眾中。

林俊傑(John Lin)是第二代美國台裔,在休斯敦一家以亞裔為主的美國教會擔任牧師,他非常擔心這種激烈的政治分歧會在更大的美國華人基督徒群體中產生影響。林說:“我真的很想知道,也很糾結,對教會來說,得到醫治的樣子會是怎麼樣的。 很多在基督裡的弟兄姐妹的想法和我是如此的不同。”

播客主持人馮健這樣說:“當和事佬不在同一陣營時,他將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他把目前的分化比作華人移民教會的一個普遍現象:隨著下一代的成長,他們從主日學到青年團契,再到分開的英語崇拜。很多時候,這個英語崇拜最終會完全分出去,成為另一個教會。語言、文化、價值觀的差異實在太大,父母和孩子不可能繼續留在同一個會眾裡。

這次大選後,處於政治分歧不同陣營的美國華人基督徒“可能需要學會分開一段時間”,馮健說。

林認為,未來和解的任何希望,都是建立在我們共同的上帝的良善和力量上。他說:“我知道基督在呼喚我們,要有一個不尋常的合一,藐視這些所謂‘人類正常的傾向’。 這將是上帝超自然的行動,讓我們重歸於好。”

翻譯:勵元達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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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精神疾病與 “醫學神義論”的陷阱

為什麼當聽到是身體而不是精神出了問題時,我們會感到明顯的如釋重擔呢?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3, 2020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Adolfo Félix / Dadalan Real / Unsplash / WikiMedia Commons

五年前,我接到一位朋友的電話。 她告訴我,我們都認識的一位友人自殺了, 但沒人知道為什麼。

布萊恩(Brian)是一位成功的醫療專業人士,他有妻子、家庭,還有一個非常光明的前途。 我們許多人沒有發現任何顯示問題的跡象,只有一些與他親近的人知道有些不對勁。 直到一天早上他起床不久之後,就自殺了。 大家都非常震驚。

你會如何看待這樣的消息呢? 人類最痛苦的經歷之一,就是在早上與所愛的人說再見,之後卻再也見不到他了。 我被邀請在布萊恩的追思禮拜中做證道。 我的信息是傳講哀慟的詩篇,和神永恆不止息的愛。 我試圖幫助人們看到,神所應許的喜樂也包括苦難,而哀慟之詩提供了信實的言語,就我的朋友所做的,以及神竟沒有救他這件事,來表達我們的傷痛、破碎、憤怒和失望。

兩個肯定

布萊恩是基督徒;他是耶穌所愛的人,他的家人和許多朋友也是一樣。 不過,雖然福音有很大的安慰,但有些人對他因自殺身亡的立即反應不是安慰,而是恐懼。 儘管使徒保羅堅定地保證,“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的。”(羅8:38-39),但他們還是為布萊恩的永生未來擔憂。 我想這就是超認知神學(hypercognitive theologies)的問題所在, 它認為我們永恆的未來是掌握在我們自己的手中,而不是神的愛手中。 如果死或生都無法將我們與神的愛分開,那麼我們就不需要害怕死亡,甚至是因自殺身亡。 我們只需要相信神的恩典。

接受神不會撇棄那些自殺的人,還是認定自殺行為不是神對人的期待,這兩者之間存在一種難以調合的問題。 正如杜克神學院神學家沃倫·金霍恩(Warren Kinghorn)曾經提醒我的,基督教對自殺的看法,有兩個肯定是不可缺的:

  1. 自殺是一個悲劇和損失,從未被基督徒鼓勵或視為正面的事。
  2. 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沒有什麼能把我們與神的愛分開。

我們基督徒如果只強調這兩件事其中的一件,我們就錯了。 我在布萊恩的葬禮中的講道就是試圖說明這兩個陳述間複雜的關聯。 哀慟之詩闡明悲劇和損失的現實與神無限的愛這一事實並存。 這種解釋雖不能挪去我們的痛苦,但它確實為我們提供了某種安慰的盼望。 我想來參加葬禮的人從那篇講道中得到了幫助。

但後來事情改變了。

驗屍報告出來,結果發現布萊恩的腦下垂體有問題,那可能是導致他的憂鬱症和自殺的原因。 有些人聽到這消息後,似乎奇怪地鬆了一口氣。 “啊! 原來不是他的精神。 而是他的身體出了問題。”

是的,原因或許是如此,但當我們思考人們有這種反應時,需要考慮兩件事。 首先,信仰二元論是相當令人震驚的。 如果布萊恩的死與他的精神有關的話,那就是一個信仰問題,但如果與他的身體有關,那就是一個醫學問題。 其次,與第一點也相關,看到有些人把醫學當作治療神義論,用來解釋能感知到的邪惡和苦難的存在,是很有意思的。 如果問題出在人的精神上,而人的精神是決定我們是否得救的地方,那麼布萊恩的問題就嚴重了。 但是,如果是生物學的問題,那麼醫學知識就可以解釋它,不需要圍繞著神的本質和人類苦難的意義提出棘手的問題。

現代西方人的問題之一是傾向於將靈魂與精神劃上等號。 在文化層次上,我們對智力、理性、思維敏捷性和學術能力等賦予過高的社會評價。 某些神學思維流派因為把界定的重心放在智力和語言能力上,同時將口頭宣揚耶穌的名作為我們得救的核心和必要,於是就會陷入這種超認知的陷阱。 當我們抱持如此的想法時,精神受到的任何損害就會或暗或明地演變成對靈魂的損傷。

這可能會使基督徒特別難以接受精神健康方面的問題、腦損傷或癡呆症等。 暗示實際上是靈魂受到損傷,這種想法就如吼叫的獅子一樣遍地徘徊人們意識中。 我的一些心存善意的基督徒朋友因為接受醫學神義論而顯露出的如釋重擔,僅是這種文化現象的一例,而且少說也是令人擔憂的。

一種得釋放的言語

把時間從五年前快進到幾個月前。 我剛從亞伯丁飛到倫敦,正朝機場出口走去,一位陌生人攔住我。 “你是約翰·斯溫頓嗎?”他問我。 如今對於這問題,我永遠都不確定要說是還是不是了! 但那時我說是的。 他說:“你五年前在布萊恩的葬禮上講道。 我只想感謝你。 我從未那樣想過苦難和喜樂,我更從未想過,向神生氣,並藉著詩篇把憤怒和困惑說出來是可以的。 我只是想說謝謝。” 說完,他就走了。

我離開機場,搭列車去倫敦市中心。 當我想到那短暫的相遇,我開始意識到,當布萊恩自殺後,許多人遇到的問題是不知道說什麼才好。 他的朋友們沒有適當的言語來對那件事和神發洩他們的痛苦、失落和憤怒。 他們的信仰生活中只有一種表達方式,就是用幸福和希望的話語來表達肯定和自信,但當遇到痛苦、破碎、失望,尤其是什麼是符合《聖經》教導的喜樂時,他們就完全不知道如何說。

他們聽過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將要痛哭,哀號,世人倒要喜樂; 你們將要憂愁,然而,你們的憂愁要變為喜樂”(約16:20),但他們卻不明瞭這段話的意義。 這種言語的缺乏導致他們轉向醫學和生物學去找尋智慧和心靈安慰的出路。 他們求助於那些學科,不僅是要減輕他們對布萊恩永恆命運的擔憂,那也是他們所熟悉的表達方式。 醫學和生物學的知識讓他們有安全感。 在他們所了解的神學傳統中,他們找不到適當的言語來表達他們的感受和恐懼。 醫學和生物學的思維剛好填補了這一空缺。

在機場遇見的那位陌生人告訴我的是,我講道的信息提供給他一種言語來表達他的悲傷、痛苦和憤怒,而儘管這種言語就在他的傳統信仰中,他以前卻沒有注意到。 我對蘊涵在《詩篇》中的這種能力的闡述,鼓勵他從沉默轉為張口表達。 也幫助他重新認識哀悼和喜樂。

經由了解喜樂的本質和目的,我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理解憂鬱症,這將為我們提供另一條途徑來討論憂鬱症(或是保持沉默),這使我們得釋放和——我盼望——醫治。 透過基督教喜樂的角度來看憂鬱,可以幫助我們更廣更深地理解憂鬱症,並作忠實地回應。

約翰·斯溫頓(John Swinton)是蘇格蘭亞伯丁大學在實用神學和牧者關懷方面的教授,也是「靈性、健康和殘障中心」的創立主任。 他也是《在風暴中尋找耶穌:面對心理健康挑戰的基督徒的屬靈生活》(inding Jesus in the Storm: The Spiritual Lives of Christians with Mental Health Challenges,Eerdmans 出版社)的作者,本文內容即取材於該書。

翻譯:江山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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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福音派對於現任總統意見分歧

我們分裂的原因,以及我們如何能走到一起。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3, 2020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Eddie Brady / Tasos Katopodis / Stringer / Getty Images / Jesse Zhou / Unsplash

四本福音書都描述了發生在客西馬尼園的暴力事件。耶穌在橄欖樹下獨自哭泣,禱告那苦難的杯從他身上撤去。當他回到疲憊的門徒當中,面對的是士兵和宗教領袖。彼得的反應是,一揮鋼刀,把一個名叫馬勒古的人的耳朵削掉。“收刀入鞘吧”,耶穌一邊醫治馬勒古,一邊對彼得說。“我父所給我的那杯,我豈可不喝呢?”(約18:11)。

耶穌被帶到大祭司面前,然後到了羅馬巡撫面前。“我的國不屬這世界”,他對彼拉多說, “我的國若屬這世界,我的臣僕必要爭戰,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只是我的國不屬這世界。”(約18:36)。

天國是難以捉摸的。它不是帶著刀劍,而是帶著祭品來的;不是戴著鐵冠,而是戴著荊棘冠冕來的。它的到來不是通過世界的力量,而是通過十字架逆世的力量,也就是來自於無權無勢的力量。彼得揮刀, 耶穌卻喝了這杯。

隨著總統大選臨近,我們之間分歧深刻,我想到了這個故事。長期在同一禾場勞作的福音派信徒,現在發現自己處於敵對的陣營。一個陣營宣稱,他們無法理解,與他們擁有同樣信仰的男女怎麼可能支持現任總統; 另一陣營則想知道,被神的道培養出來的人怎麼會拒絕現任總統。陣營之間不僅意見不合,而且無法相互理解。由於看不到對方觀點背後的理由,雙方都聲稱對方淪於無理性、偏見,或屈於對權力或認可的慾望。

我們之所以無法理解對方觀點的合理性,更多時候是因為自己想像力的失敗,而不是對方在理性上的失敗。雙方陣營之間的區別,不能是一方是真正的基督徒、另一方不是,也不能是任何一方壟斷了好的想法和善意。在兩邊都有無數的男男女女在動用自己的每一根筋骨,去努力跟隨耶穌。

如果只是保守與進步派福音派基督徒的分裂,還容易理解。然而現在這是保守的福音派教徒之間的分歧,我這幾年來一直在掙扎著試圖把其緣由理清。也許我現在還沒有明白,但我想盡我所能解釋一下。我相信,我們之間的差異在於對神的國度的不同異象。

在去年12月CT前主編馬克·蓋利(Mark Galli)發表社論,以及我的聲明就其關注的主旨予以肯定之後,從值得尊敬、愛戴卻又感到心碎的眾多朋友那裡,我聽到了回應。他們說,我們孜孜不倦地工作,以挽救未出生的生命。我們站在前線,捍衛允許家庭和教會憑良心生活的宗教自由。他們說,我們正在努力建立一個能傾聽基督徒的擔憂,並尊重基督教價值觀的政府和文化。這些信讀起來讓人感到痛苦,想必寫起來也一樣痛苦,因為親愛的朋友們覺得我們在關鍵時刻背叛了事業。

除了少數幾例外,這種情緒一般來自於那些在基督教曾經是,或最近是主導文化力量的環境中長大的人。他們認為,長期以來基督教倫理一直是一種正面影響,隨著它的減弱,他們感到不僅自己的自由受到限制,社區的共同利益也在惡化。他們還認為,多年的進步主義外交政策削弱了我們在全球的地位,對基督教在海外受迫害視而不見。這些擔憂使他們支持一個在個人行為上與基督教價值觀相抵觸的政客。但是他們相信,他在公共空間中推進了基督教的價值觀。他們並不欣賞他的人格,也不接受他的辭藻,但他們相信他和他所代表的黨派將為整個社會迎來最大的福祉。

我將稱這一派稱為統治型教會(the Church Regnant)。統治型教會認為,作為我們努力目標的神的國度,是一個男人和女人都可以自由追隨信仰的世界,生命從孕育到死亡都是神聖的,家庭可以在聖經真理中養育他們的孩子,教會在慈善事業中起帶頭作用,政府為有意義的企業的繁榮提供穩定的秩序。

統治型教會的成員關心外交和經濟政策,但覺得特別需要支持本屆政府對生命和家庭的立場。如果不投票給共和黨,就會使這個保護駭人聽聞的墮胎體制、推行導致極度混亂與痛苦的性倫理的政黨獲得權力。

可以肯定的是,支持現任總統的人中,還有遠為惡毒的派別。但也有充滿愛心和理智的支持者,善意的分歧要求我們將兄弟姐妹的好的一面呈現出來。把我們信仰內的兄弟姐妹醜化,對我們的信仰沒什麼好處。

上述立場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非理性或不道德。這就導致統治型教會更多地註重獲得和使用政治權力。統治型教會把這次選舉鮮明地看成是一場善惡之戰。當世界的美德懸於一線時,總統的惡行顯得很渺小。贏得政治權力,就是要保護基督教的生活方式,將真理與美善的種子播撒到文化中,從而將神的祝福帶給這片土地。失去了政治權力,就意味著文化將跌入更深的不道德和不真實,侵蝕社會的基礎,導致所有人遭受更大的痛苦。那麼對於這些朋友來說,削弱對總統的支持,就是削弱基督徒以保護教會和造福世界的方式影響政策的能力。

當然,另一方對蓋利的社論的反應則完全不同。他們打來電話,在電話裡哭了起來。他們把氣球送到了辦公室。他們鼓勵我們堅強地面對刻薄的批評。他們深深地感謝,終於有人就福音派對特朗普的支持,清晰地闡述了在倫理和屬靈方面的深刻擔憂。

怎麼會是這樣?這兩個群體並不是按照神學路線劃分的。在特朗普運動之前,這兩個群體都會被認為是保守派。他們學習同樣的《聖經》,肯定同樣的信條,唱同樣的讚美詩。核心倫理方面,從宗教自由和生命的神聖性,到上帝對婚姻和性的充滿愛的意圖,他們也大多持有相同的信念。

我們且稱第二類為餘民型教會(the Church Remnant)。與統治型教會不同的是,餘民型教會往往來自基督教在文化上不占主導地位,或者在政治上不掌權的地方。當然,這些都是籠統的說法,但餘民型教會比統治型教會餘更向於年輕化、多元化和城市化。餘民型教會的成員更可能生活在權力的邊緣,有時是故意的,有時是被排斥的。

這一派的隊伍比你想像的要龐大。當按信仰來定義福音派,並將所有族裔都包括在內時,在2016年只有58%的福音派選民支持特朗普——這還不要說那些根本選擇不投票的人。

餘民型教會為關於神的國度一個根本不同的異象所吸引。在這種觀點中,神的國太神聖了,根本不能將其與贏得選舉和通過法律混為一談。它不是一種政治體製或社會秩序。它不是這個世界的國度。相反地,當萬王之王派來的男男女女尋找失喪的人、侍奉最卑微的人之時,神的國度就會打破時空界限。當我們用言語和行動宣講福音、為無家可歸者和難民服務、與受苦的鄰里在一起時,天國就在我們中間。

對於餘民型教會來說,神的國度與其說是獲得權力,不如說是剝離權力,就像基督一樣放下我們的權利和特權(腓2),去服侍無權無勢的人。換句話說,基督世界並非神的國度,代表基督教世界與代表基督並不是一回事。天國不在於刀劍,而在於那杯,不在於自衛,而在於自己走向死亡。

為此,餘民型教會把教會的純潔性看得比國家的繁榮更重要。國家的繁榮很重要,但國家花開花落,而教會卻長存到永恆。它的統一性和完整性見證了基督的神聖品格(約17),不能妥協。這使得餘民型教會對喪失文化和政治影響力一事更持正面態度。權勢的宮廷擁有巨大的引力,往往扭曲了我們清楚看見和見證基督的能力。有時教會需要在曠野中漂泊一陣子,好讓她記住自己是誰。

餘民型教會寧可教會失去影響力,也不願意教會失喪正直,哪怕失去宗教自由會導致迫害。什麼時候逼迫打敗過教會?可以確定的是,那同一位用話語創造星辰、將全世界的教會延續了兩千年的神,也能保存美國教會,抵禦四年在政治上的流放。教會只會從內部死亡。

但如果教會在正直方面缺喪,從而失去了見證,那麼它周遭的文化就會受到影響。事實上,對於餘民型教會來說,福音派對總統的擁護推動了文化中腐蝕性價值觀的發展——鼓勵自戀和物質主義、貪婪和慾望、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這一切即使不比錯誤的政策更有破壞性,也是差不多。

對蓋利社論表示感謝的讀者,並沒有向勉強投票給特朗普的主內信徒扔石頭。他們更關心的,是福音派領袖給人的印象,即整個教會都圍著他轉,特別是當這些領袖不願公開譴責他的不當行為或捍衛他的言論的受害者時。在他們看來,這玷污了基督身體的見證。這使得他們的朋友離開了教會,使得他們的孩子棄絕了他們從小受到的教養。不論多少政策上的勝利都不能證明其正當性。他們認為,白人福音派贏得了選舉,卻失去了一代人。

統治型教會和余民型教會之間的分歧,與其說是持有不同的價值觀,不如說是優先級不同。統治型教會會回應說,他們也重視教會的見證,常常把自己的生命獻給傳福音和服務,但基督徒被呼召為神所重視的事情奮鬥,即使這樣做使我們不受歡迎。餘民型教會會說,他們也關心生命的神聖性,保護教會和家庭,並會以其他方式為這些事業而奮鬥,但他們不願意以正直為代價來獲取影響力。很多人還會急忙補充說,由於另一位候選人支持墮胎權的觀點,他們無法支持他,所以他們發現自己無法憑良心投票給其中任何一位候選人。

那麼,這給我們留下了什麼?

在《今日基督教》社區內,有人屬於統治型教會,有人屬於餘民型教會。雖然我對雙方都很同情,但我屬於餘民型教會。我說這些話,並不是為了羞辱那些有不同感受的弟兄姐妹,而是為了讓他們能理解我的心。我相信,福音派與特朗普政府的結盟,推進了人的國度,卻沒有推進神的國度。我擔心它破壞了文化,玷污了我們幾代人的見證。當然,我可能是錯的。我希望我是錯的。但我哀嘆,現在很多人看福音派,看到的是特朗普而不是基督,我擔心我的孩子會因此在一個更敵視他們信仰的社會中成長。而我心痛的是,這麼多處於社會邊緣的人,尤其是非裔美國人基督徒,被白人福音派對總統的支持傷害。

但愛要求我理解屬於統治型教會的(各個族裔的)男女。這些也是我的兄弟姐妹,是心智健全、心地善良的男人和女人。這就是為什麼《今日基督教》仍將是一個福音派人士可以深思熟慮、充滿愛心地進行這些討論的地方。今年早些時間,我們舉辦了“圓桌” ”系列活動,討論關於福音派政治參與的不同觀點。我們已經發表了支持和反對兩位候選人的強有力的論點。我們與“基本原則”項目合作,深入到黨派分歧之下,重新發掘基督徒為何以及如何參與公共生活的基本價值觀。而且對話還會繼續。

在一個激進的兩極分化的時代,最後的激進的行為是愛和理解雙方。2020年已經留下了很多殘骸。向那些與你意見不同的人伸出援手,表現出基督的愛。無論結果如何,我們都需要共同努力,將神的國度帶入廢墟,幫助我們的人民重新找到希望。

Timothy Dalrymple 是《今日基督教》的總裁兼CEO。在Twitter上關注他@TimDalrymple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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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讀耶穌所讀的聖經

《舊約》對於理解《新約》至關重要, 其本身也是不可或缺的。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26, 2020
Illustration by Matt Chinworth

編者按:《舊約》一直是批評基督教的人的方便目標。 從表面上看,其嚴苛的道德準則和古老的文化規範在今人看來,往好裡說,是過時的,說的難聽點,是野蠻的。 雖然這樣的看法並非才有,但呼籲淡化其重要性的呼聲最近增大了。 例如,著名牧師安迪·斯坦利(Andy Stanley)在2018年就建議基督徒應該將其神學與《舊約》“脫開”。 但是許多聖經專家並不同意。 本文是匯集著名學者回顧“初約”(即舊約–譯者註)在當代基督信仰中地位的六集系列中的第一篇。

在二世紀,著名的異端馬西昂(Marcion)就提出了這個問題,並得出結論說,《舊約》對基督教幾乎無所貢獻。 他因其觀點而被革除教籍。 在20世紀,納粹成功地將《舊約》從基督教信仰中剔除,無數的“日耳曼基督徒”(German Christians,是1932-1945年間德國教會內部興起的一個以反猶、種族主義和親納粹為標誌的流派——譯者註)則競相效仿,最終以可怕的結局收場。 到了現在,不論是微型教會, 還是多堂址超大教會,牧師們都在為如何對待《舊約》而掙扎。 許多人盡力而為,也有很多人並不費那勁。 在某些人看來,除了將《聖經》的兩約“脫開”外,沒有其他出路。

關於《舊約》的所有這些困難實在是不幸的,因為《新約》的每一頁都依賴於《舊約》,如此廣泛,以至於解釋後者要幾乎完全依靠前者。 《馬太福音》的第一節經文就是一個例子:“大衛的子孫,亞伯拉罕的後裔,耶穌基督的家譜”。 沒有《舊約》,讀者就不明白“基督”意味著什麼,大衛和亞伯拉罕是誰,或者所有這些人物之間都有什麼關係。 原文更加具有暗示性:“家譜”在希臘語中是biblos geneses,明顯是在暗指《創世記》(Book of Genesis)。

但《新約》對《舊約》的依賴不僅僅是在信息方面。 《新約》的某些段落表明,就傳達使人得救的關於神的知識而言,《舊約》本身就已足夠了。 考慮一下耶穌關於富人和拉撒路的寓言(路16:19-31),其中亞伯拉罕告訴富人,沒有人會從死裡復活去警告他的放蕩不羈的兄弟,因為,“如果他們不聽摩西和先知的話,即使有人從死裡復活,他們也不會信服”(第31節)。

像《馬太福音》一章或《路加福音》十六章這樣的內容在《新約》中隨處可見,無疑地可以因此導出用意良好的聲明:“不了解《舊約》,你就無法理解《新約》。 ”或者,如聖奧古斯丁的名言:“新的隱藏在《舊約》之中,舊的在《新約》中展現出來。 ” 諸如此類這樣的自明之理是沒有錯的,但在徹底解決難題方面它們似乎並無多大果效,因為事實上,許多基督徒依然對《舊約》存疑,而對《新約》他們就根本沒有疑惑(也永遠不會有)。 因此問題依然存在:“對於當今的基督教,《舊約》到底提供了什麼?”

我自己的回答是:很多, 也許是一切。

《舊約》至少為基督教信仰提供了四件重要禮物。 如果這些禮物不是《舊約》所獨有,它們在《舊約》中也比在《新約》展現得更多,因此構成了神整個引領的寶貴諸多方面。

誠實

《舊約》是直率的,甚至是殘酷的直率。 《舊約》中經常醒目的、也偶爾令人不快的直率,常常冒犯現代人的情感。 例如,想一下《詩篇》中各處流露出的對敵人的惡毒情緒,甚至出現在像《詩篇》139篇這樣備受喜愛的篇章中。 這是我岳母最喜歡的詩篇(第19-22節除外)。 但這種誠實是一份禮物,而不應引起恐慌。 如果我們自己是坦率的,我們必須承認,我們有時對自己的敵人會有類似的想法或希望,而不是總是為他們祈禱!世代以來,特別是在艱難時期,正是《詩篇》這種殘酷的誠實,使它們受到歡迎。

但這不僅限於《詩篇》。 坦率地說,整個《舊約》是誠實的,而這正是以許多基督徒做不到的方式展現出來的。 在這一點上,可以想一下以色列人的不順服、過犯的故事。 這些常常為進行道德說教,甚至為基督徒對《舊約》(和聖經時代以色列人)的貶低提供素材。 但是我們必須記住,正是因為它們的坦率,這些記載才得以保存在《舊約》中。 正是因為以色列是如此誠實,將這些故事留傳後世,基督徒才得以知道它們。 對於罪和苦難的誠實,是《舊約》為我們所樹立榜樣的兩種方式,告訴我們如何在神和世界面前保持誠實,如何神和世界保持誠實。 以色列歷史中的失敗並不比沒有比教會的更多,而教會歷史中也確實充滿了各種極端惡劣的失敗。 以色列的歷史充滿了誠實。 這是一個需要效仿的禮物。

詩歌

毫不奇怪,像《舊約》這樣誠實的一本書充滿了詩歌。 正如加里森·基勒(Garrison Keillor)所說,好的詩歌很重要,因為它們“提供的敘述比我們所習慣的更真實”。 《舊約》的整整三分之一,也許更多,是以詩歌的形式寫成的。 相形之下,《新約》為我們提供的只是是珍貴的少量詩歌。 而且,這少量的詩歌——特別是在《啟示錄》中——也通常充溢著《舊約》的語言和象徵意義。

《舊約》的詩歌主要是展現在《詩篇》中,但也展現在先知書中,(借用馬克·吐溫的話)先知們是在尋找“正確的詞”,而不是“幾乎正確的詞” ,因為那是閃電(lightning)和螢火蟲(lightning bug)之間的差別。 如果說《詩篇》中的詩歌是以禱告形式表達的讚美和痛苦,先知書的詩歌則就是“神的話語”。

“雨雪從天而降,

並不返回, 卻滋潤地土,

使地上發芽結實,

使撒種的有種, 使要吃的有糧。

我口所出的話也必如此,

決不徒然返回, 卻要成就我所喜悅的,

在我發它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 ” (賽55:10-11)

在其他書卷中,詩歌也是一個主要特徵,它成為討論生命智慧(《箴言》)、苦難(《約伯記》)、死亡(《傳道書》)甚至愛情與性(《雅歌》)的理想媒介。 但是,詩歌主題並不局限於這些,這些書卷也不是。 不論在哪裡出現,似乎對於棘手的主題,人們更喜歡選用詩歌——還有什麼比討論神和神在世上的道路更困難的呢?

談到《舊約》的大膽形象,沃爾特·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寫道,“沒有什麼簡單的語言能將神的話語表達正確”。 詩歌不是簡單的語言,因此當談及無限之神時,要比用平淡的散文好得多——當然比直截了當的命題更勝一籌。 詩歌表面上迴避,實際上卻在暗示;在刻意模糊、保持緘默的同時,它也在喚起、揭示。 在沉默與揭示中,詩歌傳達和保護神的聖潔,就是那掌管並高於一切語言的主。 基督徒可以從《舊約》對詩歌的鍾愛,學到對神的奧秘的深切尊重,而不應該對其輕易妄言。

神學

第三個禮物與第二個禮物密切相關,這就是神學。 在這裡,我們將它狹義地定義為關於神的演講。 在普通英語聖經中快速搜索“神”,在《新約》中會出現1109次,而在《舊約》中則出現3189次。 這些統計數字並不奇怪。 《舊約》的39卷書佔新教基督教《聖經》的78%(在天主教、東正教和聖公會的正典中甚至比例更高)。 但是關於這第三份禮物,並不簡單地就是關於《舊約》比《新約》更長這個事實。

長久以來,《舊約》一直被看成是關於神——更具體地說,是三位一體中的第一位——的信條的主要資料庫。 從它這裡,人們最初,最主要地,也是最廣泛地了解耶穌稱之為“父”的那一位。 鑑於福音書中記述的是道成肉身,《使徒行傳》中記錄的是聖靈降臨,那麼要指出的是,《舊約》是讓人們對於“全能的父神”能有特別的深刻了解的地方,儘管基督徒們都很快承認這三位是一體。 但是,每當基督徒站在馬西昂一邊,將“《舊約》的神”與新約《新約》中的耶穌對峙時,神的一體型就會被忽視了。

這種情緒展示的,不僅是對《舊約》的無知,同樣也是對《新約》的無知,尤其是因為這種區分通常是談到神的憤怒和審判時做出的。 在《新約》中,這方面的議題和《舊約》中一樣多,而且不僅僅是在《啟示錄》中。 它們常見於耶穌的講道,正如他的先行者施洗約翰清楚地看到的(太3:7-12)。 因此,與其他議題一樣,在這件事上耶穌和父也是一體(約17:22)。

兩約之間的以及三位一體不同位格之間的這種統一表明,神確實是“天天向惡人發怒”(詩7:11)。 但它也解釋了這種憤怒是為什麼:它是為了伸張正義,因為“神正義的審判者”(詩7:11)。 儘管有神的正義標準,神對惡人的死亡並不喜悅,而是希望所有人都迴轉,得以存活(耶18:7-8;結18:32;拿3:10)。 在整部聖經中,包括《舊約》《新約》,神的審判有一個對象:罪和不公正。 當它們被糾正時,憤怒就會消失。

神的子民

《舊約》教導了基督徒一些涉及教會論(ecclesiology)的關鍵事項,即如何做神的子民。 其中一項,是要完全公義的主一樣去像愛公義的行為(詩11:7)。 但這只是冰山一角。 關於神的子民必須做什麼的事、應該做什麼樣的人,《舊約》中這方面的教導可以列出很多頁。 關鍵之處不在於所有那些細節,而是關於所有這一切的簡單事實。

當然,《新約》也是同樣。 “教會學”這個術語源於希臘語ekklesia,在《新約》中用於教會(例如太16:18)。 但是ekklesia也出現在《舊約》的希臘文譯本中,反映的是希伯來語單詞qhl(“聚會”),表達的是大致相同的意思,即信仰社區。 儘管如此,這第四份禮物關係到以色列作為一個群體的特質:先是一個家族,然後是一個民族,再然後是一個擁有土地的國家——它與神立約(出19:8),以祈禱和讚美連結在一起,作為一個群體,一起得獎賞,有時也一起受懲罰。 《新約》也反映了集體的理解,有時是以令人震驚的方式表現的(參見如徒5:1-11)。

儘管如此,很常見的情況——尤其是在個性化、工業化的西方——卻是把《新約》的內容主要理解為私密化的事情,即“耶穌與我”,而不顧其中涉及到的政治和社會公正。 在馬太福音25:31-46中,審判綿羊和山羊的王知道得更清楚,他用來做出決定的標準和判決的嚴厲程度,聽起來與在出埃及記22:21-24中立法照顧移民、寡婦和孤兒的主所做的一模一樣。 這是兩約統一的又一實例。

《舊約》的第四份禮物教導基督徒,信仰生活很少是限於孤獨的、個性化的敬虔,也許永遠不會是。 相反的,從根本上說,這是一件社區事物,遠遠超越了內心事物。 誠然,如《申命記》第6章所述,主的話必須刻在的心上,但不能止步於此。 肢體外表也必須標記這主的教導,要係在手上、戴在額上讓人總能看見,要寫在房屋、城門上,甚至體現政體上(申6:6-9)。

《舊約》的標記

結論是:“沒有《舊約》我們就無法理解《新約》”是個事實,但光是這個還不夠。 因為《舊約》本身對基督教信仰來說是不可或缺的。 奧古斯丁的名言也是這樣,雖然準確,卻並不充分。 按著基督教神學,《舊約》中的大部分——實際上是全部——都已展現出來(參見前文聖奧古斯丁對新、舊約關係的闡述——譯者註),更不要說提摩太后書3:16所做的見證了(其中“聖經”指的是《舊約》)。

正如那節和下一節經文所指明的,《舊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非常)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3:16)。 這是真實的,因為“從前所寫的聖經都是為教訓我們寫的,叫我們因聖經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著盼望”(羅15:4)。

想像一下這樣的基督教:以誠實為標誌,而不是掩蓋與否認真相;謙遜而巧妙地——充滿詩意地——談論神,因為神的奧秘超越所有語言;注重於三位一體的神學,以憐憫和判斷將世界從罪和不公正中釋放出來;作為神的子民的合一群體, “從各支派、各語言群體、各民族、各國家,為神贖回”(啟5:9)。 這將是一個充滿著《舊約》禮物的基督教信仰。

Brent A. Strawn 是杜克神學院(Duke Divinity School)舊約教授。 他是《舊約正在消亡:診斷和推薦療法》(The Old Testament Is Dying: A Diagnosis and Recommended Treatment)的作者。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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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私刑這塊歷史瘡疤

蒙哥瑪利私刑紀念碑將怎樣幫助基督徒悔罪,幫助全民癒合傷口

Lynching in Paris, Texas. 1893

Lynching in Paris, Texas. 1893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23, 2020
Library of Congress

1902年,在我家南邊只有幾小時車程的一個俄勒岡海濱小鎮庫斯灣(Coos Bay),一名叫做阿倫佐·塔克(Alonzo Tucker )的黑人被人處以私刑,吊死在一座橋上。 這是本州唯一有案可查的私刑案。 但是這僅有的一點細節,就已足夠讓我的喉嚨感到發緊了。 因為有人指控塔克襲擊一個白人女人,一群憤怒的暴徒糾集在一起,要把他當街處死。 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為了保護他不被眾人傷害,他被關進了拘留所。 在被關進去後,他驚惶失定,居然想辦法逃了出去,在某個碼頭下面藏了一夜。

到了早上,一夥人發現了塔克。 當他試圖逃走時,開槍把他打中。 儘管沒人有把握,但塔克本來很可能死於槍傷。 為了保證他必死無疑,也為了讓此事昭示公眾,在這個俄勒岡煤礦小鎮的城中心,他們將塔克吊在四街橋上。

塔克的故事,是我在研究俄勒岡的種族不公曆史時偶然發現的,於是在心中就久久揮之不去了。 當我們全家要到海濱度假時,我告訴先生要繞道去庫斯灣一趟,拜訪一下塔克的罹難之地。 他開車去五金店買木材,做了個大大的白色十字架,帶著上路。

等到了地方,我卻無法找到四街橋了。 於是,先生在當地的歷史博物館把我放下,然後帶著孩子們去公園玩。 當我尷尬地向博物館的工作人員提起私刑的事時,他倒是恰好知道我要問什麼。 他把自己所知道的都告訴了我,還從地方史誌中為我複印相關資料。 我問他博物館是否會考慮辦一個關於塔克的展覽,他傷心地搖頭。 “我們根本沒有足夠的信息,”他說,“阿倫佐甚至連張照片都不曾留下。”

原來,由於海岸地貌的變遷,塔克被吊死的那座橋早已不復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緊挨著高中的一條挺繁忙的街道,一邊是橄欖球場,另一邊是棒球場。

在公園裡,我和先生、孩子們會合。 我告訴他,也許我們不該去安放我們的紀念物,這個主意有點蠢。 但是就在此時,我在公園裡看到一個很大的雕塑,是一個下面帶著銘牌的十字架,用來紀念在越南戰爭中參戰、犧牲的本鎮居民。

為什麼我會覺得自已的十字架愚蠢?為什麼我對自己紀念塔克、承認俄勒岡歷史上黑暗的一天的計劃會猶豫畏縮,而老兵紀念碑卻看起來這麼容易接受。 不管怎麼說,紀念物是美國景觀的一部分。 我意識到,不那麼顯而易見的,是在我們的文化中用以選擇紀念什麼人、什麼事情的那套標準。

從1877年直到1950年代早期民權運動興起,有4000名以上非裔美國人被處以私刑。 私刑是為了維持白人至上地位而公開採取的一種粗暴手段,經常得到政府當局的默許。 儘管我所在的家庭學校社區非常強調美國歷史,儘管為引起世人對私刑氾濫的關注,十九世紀最著名的反私刑活動人士埃達·B·威爾斯(Ida B. Wells)等人進行了種種勇敢的努力,卻從未有人向我教授這一部分文化遺產。

我們決定按原計劃行動,把車開到了高中。 看著眼前不斷的車流,我想,這可不是我原來想像的情形。 現在是午餐時間,到處都是學生,真不是一個進行沉思靜默、致敬的地方。 我在膠合板做的白色大十字架上寫上“阿倫佐·塔克1902”,先生試著把它釘到鋼絲網眼柵欄旁的地裡。 我則呆在車裡,安全地躲開人們的注視。 他沒辦法把它插入堅硬的地裡,而我們也沒想到帶什麼東西來把它係到柵欄上。 他只好把它靠在鋼絲網上,拍了幾張照片。

Alonzo Tucker memorial in Coos Bay, Oregon.Courtesy Krispin Mayfield
Alonzo Tucker memorial in Coos Bay, Oregon.

一輛警車駛過,我感到一陣恐懼:我們會因此惹麻煩嗎?我告訴先生快點,他就跳上了車。 駛離那裡,我深感到缺少個儀式。 在開回海邊的路上,孩子們在後座上哭叫,我則緊緊把住方向盤,依然不停地往後看,觀察是否會被攔下。 對於自己是如此的緊張、所做是如此之少,我感到吃驚。 我的先生向我保證,即使不為別的,只為我們自己的緣故,今天所做也是值得的。

我們這時還只是剛剛開始了解,這些紀念標誌是被賦予了怎樣的神秘權威,來決定在一代又一代人中,哪些故事會被流傳下去,哪些會被遺忘。 在五月(2017年——譯者註)的某個時刻,當時在這個國家的另一邊,關於是否移除新奧爾良邦聯紀念碑的爭論正達高潮,我們開始意識到,紀念性標誌對於我們如何對待過去的罪,有著一種微妙的影響力。 這種力量可以把這些罪遮掩起來,也可以把它們暴露在日光之下。 我開始思考那些我們寧可忘記、無人提及的歷史。 在我們最想忽視的那些集體之罪中,令人悲痛的美國私刑史大概名列榜首。 但是這次旅行讓我感觸最深的卻是這個:人無法就被掩埋的罪悔改。

學習認識罪

為阿倫佐·塔克設立紀念標誌,不完全是我的主意。 幾個月前,我拜訪了布萊恩·斯蒂文森(Bryan Stevenson)以及他創建的政策推動團體“平等司法倡議“(The Equal Justice Initiative, EJI)的辦公室。 史蒂文森當了三十年的律師,為死刑犯爭取司法公正。 部分由於他的暢銷回憶錄《只是憐憫》,他在全國都有名氣,已是為爭取美國種族司法公正而發聲的最重要人物之一。

斯蒂文森在非裔美國人循道宗-聖公會教會(Af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 AME)長大,在從哈佛法學院畢業之前,指導東方大學的福音合唱團。 他在公共演講中穿插聖經經文,說信仰是他事業的支柱。 我想親眼見識他的工作。

在那裡,我看到了一面巨大的牆。 它幾乎完全被擺在木架子上的漂亮玻璃瓶子遮住。 瓶子裡裝滿了土,揉合著綠到棕、金黃到銹紅的不同色澤,一排又一排地層迭起來,從地板一直到高高的天花板。 乍看起來感覺很漂亮,但湊近細看就不然了:每個瓶子上都有一個名字和地點。 斯蒂文森告訴我們,每個瓶子裝著的土,都是從阿拉巴馬州內已被確認的某個私刑地點取來的。 這整面牆,包括所有這些瓶子、這些名字,只是一個州的故事的一部分,是對這段我並不完全了解的歷史的快照。

斯蒂文森是在黑人的課堂上開始受教育的,親眼目睹律師們為了消除當地學校系統中的種族隔離而進行的抗爭。 他非常清楚,美國人是各自按著差異顯著的歷史版本被培養長大的。 也是因為這個,在為司法體系中繫獄者的合理、公正待遇奔波了三十年後,他正在改變與種族偏見做鬥爭的策略。

“幾年前我開始意識到,執法者受到歷史敘事的影響。 對歷史的了解、他們的價值觀以及響應敏感度,都在影響著他們。” 斯蒂文森在一次訪談中說到,“就種族問題而言,我覺得美國在如何面對歷史上做的不怎麼樣。”

斯蒂文森開始著迷於開拓一些介紹真相的空間。 他說,“在這個國家裡,沒有幾個地方你可以誠實地體驗奴隸制的歷史,更沒有什麼地方可以誠實地體驗私刑和種族恐怖。” (在某些意想不到的地方會有例外。 比如在明尼蘇達的杜勒斯,就為1920年一個巡迴馬戲團被處私刑的三名黑人成員,建立了一個紀念標誌。)

於是,斯蒂文森決定自己建一個。 明年(2018年——譯者註)夏天,EJI將為一個紀念碑揭幕。 來訪者將看到從一個方型結構上懸下的一個個有字的大方塊,從視覺上提醒人們曾發生私刑的八百多個郡。 數不清的標誌牌刻著數不盡的名字,這一景觀將把俯瞰阿拉巴馬州蒙哥瑪利市中心的一座小山岳,變成一處哀悼、紀念之地,一處慟哭、甚至集體懺悔之地。

它的名字是“和平與公正紀念碑”,還包括了主建築旁延展開來的土地。 每片懸掛的方塊,都有相同的一片安放在那片地裡,帶出一種類似於墓碑的令人心悸的感覺。 這些標誌牌將由各郡的人來領取。 斯蒂文森夢想著,會有不同人群來到蒙哥瑪利,取走私刑史上屬於自己的那一部分,在他們的鄉鎮、城市顯眼地展示出來。 如果某地的人不想認領他們的那一片,它就將突兀留在蒙哥瑪利的山頂上,成為無人承認之罪的紮眼標誌。

EJI’s lynching memorial will help ‘tell these stories, teach them to your children,’ said black minister and writer Leroy Barber.Courtesy EJI
EJI’s lynching memorial will help ‘tell these stories, teach them to your children,’ said black minister and writer Leroy Barber.

聖經與紀念

對於美國人來說,紀念碑、紀念物就是集體記憶中的一種建築砌塊。 就像匹茲堡大學歷史學家柯克·薩維奇(Kirk Savage)所形容的,它們試圖“保存那些值得記住的,而丟棄其餘”。 對於基督徒,這也是聖經的關鍵功能。 聖經就是一系列神啟的回憶,通過傳統和社區而流傳下去。 這麼多的故事,尤其是舊約中的那些,並不是俗套的道德故事或者勵志型陳年舊事。 這些故事鉤勒出的,是一個為愛神和愛鄰里而掙扎的民族,裡面充滿了告誡的警句和對更忠誠、更正直的敦促。 記住與神的約,記住神的誡命。

不能遵守神的誡命,即使在個人層次,也可能招致深深的集體傷痛。 在《約書亞書》第七章中,亞幹從耶利哥城中盜竊被禁財物的決定,並不僅是一件他獨自承擔後果的個人之事— 亞幹的家族和其他三十六個人因此丟掉了性命。

作為對集體之罪的回應,先知們樹立了集體懺悔的樣板。 在《但以理書》第九章中,但以理為在別處、別的世代犯下的罪懺悔,他認為把自己包含在這些集體悔罪中是至關重要的。 他是這樣祈禱的:“主啊,我們的君王、首領、列祖因得罪了你,就都臉上蒙羞。” (但9:8)同樣地,時間和距離都意味著尼希米個人並未參與拜偶像、壓迫人這些他所懺悔的罪。 但他知道,為了他的人民,必須公開承認這些罪。

集體之罪超越時間和世代,這一概念並不限於舊約。 “使創世以來,流眾先知血的罪,都要算在這世代的人身上”,耶穌告訴法利賽人(路11:50-51),“是的,我告訴你們,這都要算在這世代的人身上。” 在聽彼得講道“你們釘在十字架上的這位耶穌”(徒2)的眾人中,沒有幾個是當時在各各他現場的。 實際上,這裡的“你們”,包括了“帕提亞人、瑪代人、以攔人,和住在美索不達米亞、猶太、加帕多家、本都、亞西亞省、弗呂家、旁非利亞、埃及的人,並靠近古利奈的呂彼亞一帶地方的人,從羅馬來的旅客,猶太人和進猶太教的人,革哩底和亞拉伯人”。

利洛伊·巴博(Leroy Barber )陪我拜訪了EJI。 這位著名的黑人牧師兼作家,經常在教堂中談及種族問題。 對他來說,這個土樣蒐集項目和建議中的紀念物是對逝者表示尊敬,是療傷,而且非常個人化。 “我的母親就出生在蒙哥瑪利南邊一點,一個叫做門羅維爾的小地方,”巴博告訴我,“當我在那裡查看標有所有私刑地點的地圖時,我母親出生的這個小鎮就有七、八處,這真讓人感到難以置信。 我的家人要生活於這種現實中,實在是一種深深的悲哀。”

對於巴博等人來說,在蒙哥瑪利這種地方設立紀念物、紀念碑不只是關於集體懺悔、改過,儘管他也認為這些很重要。 關於正確敘述歷史的重要性,他在聖經中找到了強有力的先例。 “《申命記》中說,‘這些故事,總要傳給你的子子孫孫’,以免你的子孫忘記,要讓你的子孫知道他們從哪裡來。 這是基督徒的立場。” 他說道,“布萊恩的工作至關重要,因為它讓很多黑人可以自由地講述他們的故事,為他們儿女、孫輩再現歷史敘事。”

巴博的話讓我想起,多年前參觀華盛頓特區的美國紀念大屠殺博物館時,我被紀念廳中用大字展示的《申命記》4:9節經文:“你只要謹慎,殷勤保守你的心靈,免得忘記你親眼所看見的事,又免得你一生這事離開你的心,總要傳給你的子子孫。”

我從未想過這些經句的重要性。 但對於神的子民保守信仰與傳統,它們確實是必不可缺的。 在聖經語境中,這一勸誡讓人們記住與神之約以及違約的嚴峻後果。 對於任何經歷過種族、民族暴力衝突的國家、社區,這已成為一條共同的脈絡。 牢記再牢記,以使你們不會忘記,不會重犯同樣的暴行。

正如斯蒂文森經常指出的,我們的國家“到處充斥著邦聯的標誌”。 這既是一種對歷史的偏頗複述,也擠掉了悔改的空間。 “如果我們不為自己的罪懺悔,我們就不會被原諒,在這個國家我們就無法把這件事處理好。”

面對我們過去的罪

作為一項全國性的倡議,EJI已經獲得了相當的名流支持,包括與穀歌合作發表它的研究成果。 斯蒂文森也曾在紐約市的救贖者長老教會和柳溪協會的全球領導者峰會上發表演講。 但他還是非常渴望能把EJI介紹給更廣泛的基督徒聽眾。

說基督教在美國的種族不公問題上(包括奴隸制、私刑和反民權政治)有著一段複雜的歷史,還是有點輕描淡寫。 一方面,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頌揚像英國的威廉·威爾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這樣的基督徒廢奴主義者,但另一方面,南方的蓄奴制不僅受到作為個體的基督徒奴隸主和莊園主的支持,也受到教會、各宗派和神學家們的支持。

在十九世紀美國的廢奴運動中,基督徒經常是活躍在最前列的。 但是基督徒中的大多數並不是這樣的。 南方教會積極地為施行奴隸制辯護。 例如,1864年南部邦聯的長老會代表大會宣稱,“我們的對手長久以來持續不斷的挑釁,使我們內心更加相信,家庭蓄奴是神的旨意… … 我們毫不猶豫地確認,保持奴隸制,並使它成為對主人、奴隸雙方的祝福,是南方教會的特殊使命。”

直到最近幾十年,各宗派才開始公開地面對自己充斥著種族主義的過去。 主要因為與北方浸信會在奴隸制問題上的分歧而於1845年創立的美南浸信會聯會,在1995年發表了一份影響廣泛的宣言,為在體制性種族主義中的共謀行為道歉。 而美國長老會(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 PCA)則在2002年為其先人在維護奴隸制中所扮演的角色而懺悔。 2016年PCA通過了另一項提案,為民權運動時期教會內部的種族主義而悔改。

但是這些高層的懺悔姿態有多少會涓流觸及到各個教會、每個信徒,這就很難說了。 我們美國人,天生具備捧高成功的本事,但在選擇紀念哪個悲劇時,就矛盾的多了。 斯蒂文森喜歡提到,為“911”事件的受難者建立紀念碑只花了十年時間,但到今天為止還沒有一個關於奴隸制的國家級紀念碑。

宗教與暴力攪在一起並不是什麼新鮮事。 在許多有很高基督教人口的國家裡,你可以在種族衝突的雙方都找到堅信聖經的基督徒。 在訪談中斯蒂文森經常提及,在柏林,“你走不上一百呎,就會看到一座紀念碑,安置在被綁架的猶太人家庭住宅前”;或者,真正的人頭蓋骨就展示在盧旺達的種族滅絕博物館裡。 但在美國,他指出,“我們不提私刑這件事。 更糟糕的是,我們還編造了一種反敘事,說我們沒有什麼可羞恥的,我們的過去是浪漫而榮耀的。”

EJI's museum in Montgomery displays soil samples from Alabama lynching sites.Courtesy EJI
EJI’s museum in Montgomery displays soil samples from Alabama lynching sites.

經上告誡我們,悔改不是為了傷害,而是一種讓我們遠離罪、另選他路的工具。 在悔改中,我們認識到罪在我們的靈魂和社會所造成的裂隙,進而承諾去做修補的工作。 “我對用歷史來懲罰美國並不感興趣”,斯蒂文森告訴我,“我想使我們得解放,找到讓我們得救贖的道路。 但如果不願意讓我們過去的真實情況為人所知,我們就不能達到救贖。”

沒有幾個地方像蒙哥瑪利一樣,把這種不情願明顯地表露出來。 這裡有五十九個紀念、頌揚邦聯的標誌物,但直到2013年為止,還沒有一個紀念國內奴隸貿易的紀念標(EJI現在已經設立了三個這樣的標誌,註明蒙哥瑪利作為美國最繁忙的奴隸交易港之一的角色)。 “我覺的我們這個國家從來就沒有真正尋求真相為和解”,斯蒂文森是這樣說的。 “只有真正尋求這些,我們才會得自由,真正的自由。”

尋求交集

在斯蒂文森的私刑紀念碑行動中,可以聽到逝去的基督教改革的迴聲。

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的社會學家邁克爾·楊(Michael Young)有大量著述,講述了相互競爭的基督教派系— 一派強調集體之罪,另一派注重個人之罪— 如何在十九世紀初走到一起,發動了戒酒和廢奴運動。 一方面,當時公認的主流正統基督教組織強調聖約化社會的概念。 他們認識到全國性之罪對於美國的威脅,呼籲加強教會的道德權威作為解決方案。 成對比的是,那一時期新興教會,例如循道宗、浸信會及其他較小的宗派,更傾向於把罪視為個人之事。

但是在1830年代,基督教的這兩個派系在某些社會關懷事業上找到了交集,其中最主要的是反對酗酒和奴隸制。 而這兩者都被視男扭曲個人和集體道德的力量。 部分基於新的著重點,同時強調全民之罪和個人、公眾懺悔,這些基督徒發動了美國歷史上最早的社會運動之一。 特別地,中產階級基督徒婦女熱切地參與糾正社會弊病。 在她們的公開抗議下,許多教會公開地摒棄奴隸制。 至1838年,已有1348個專門的廢奴社團登記在案。 在其他社會組織還在保持沉默之時,這一情況表明了人們要解決時代的道德之罪的渴望。

“北方的白人廢奴主義者,隨著第二次大覺醒帶來的屬靈復甦而迅速擴展開來,將個人之罪和全民問題聯繫起來”,楊在訪談中說到,“內心情感的深度與社會運動的廣度相結合,是這次運動的動力。”

例如,1837年紐約州West Bloomfield 第一教會通過的反奴隸制決議在總結聲明中說:“作為個人,也作為教會,我們對此做出承諾。” 這種情緒在廢奴主義者中是很普遍的,迫使宗教組織與信徒個人將懺悔作為一種結束全民之罪、使自己靈魂免受刑罰的手段。

楊注意到,這就是舊時懺悔運動與斯蒂文森希企通過EJI、私刑紀念碑所要實現目標之間的關鍵相似之處:比許多現代抗議示威中表示出的憤慨要深刻的多的,一種個人轉變的要素。 “所謂‘懺悔抗議’的核心觀念在於它沒有那種自義的成份在內”,楊指出,“做見證的人差不多承認自己也是問題的一部分。”

悔改的另一面

Bryan StevensonSteve Jurvetson / Flickr
Bryan Stevenson

肖恩·盧卡斯(Sean Lucas)對於公開懺悔是知道一些的。 為幫助整個PCA做到這點,他忙碌了好多年。

這位改革宗神學院教授參與起草了2015年長老會的一項決議案,就教會在民權運動時期所犯下的踐踏民權共謀之罪表示悔改。 這項議案在當年的代表大會上沒有通過,但是其修改版在2016年通過

“特別是對於改革宗裡的人,這不應被視為奇怪或瘋狂的想法”,盧卡斯說。 長老會在聖約社區這個概念上有著深久淵源,甚至認為,在某個特定時刻,所有的基督徒與其他正在犯下罪孽的基督徒是結合在一起的。

盧卡斯知道,像斯蒂文森所鼓吹的那樣,對以往的罪進行公開的紀念、懺悔,並不就意味著通向得救。 但是,“儘管這樣不一定就會得救,但是實際上得救的證據就在於對你自己罪的承認,以及認識到祖輩犯下的罪是怎樣對你和你的社區持續地發生影響。”

在斯蒂文森開始為死刑犯們服務後,他被悔改的威力打動了。 他還記得,作為一名年輕的律師,是怎樣將他的客戶、他所代理的人視為潛在的使徒的,就像使徒保羅一樣,其過去所為可以幾被饒恕,成為被救贖者的楷模。

“我們[基督徒]對於悔改的另一面、認錯的另一面有著深刻的理解,這就是修復”,斯蒂文森說,“如果我們強調指出這一點,也許我們可以鼓勵整個民族,就歷史上煩擾我們已久的偏執、歧視,更好地從中恢復、認知和做出響應。”

建立新的紀念物

紀念碑和紀念標誌在本質上是解釋性的。 它們幾乎總是在事後樹起,給出一種更深刻的敘事。 這敘事不僅僅是關於那些它們要紀念的歷史,更在於一個社會所希望保存的那些價值。 所以,因其在影響、拓寬我們對歷史、社會不公及其他問題的理解上所起的巨大作用,當前對這些紀念物進行再評估的討論是有很意義的。

例如,當一些教會領袖努力保留住一間具有歷史意義的德國教堂中的一座反猶雕塑時,這正是他們的意圖所在。 他們不是把雕塑移走,而是加上一塊銘牌,喚起人們對大屠殺的恐怖暴行悔改,使我們永遠不會忘記。

在公共空間中,一類紀念碑充斥氾濫,而另一類卻明顯缺乏,於是我們許多人多多少少因此而形成了一套扭曲的歷史觀。 在這種前提下,當基督徒投入到相關的社會問題中,這意味著什麼呢?

對於我們某些人,這正好意味著需要去蒙哥瑪利朝聖,審視這段歷史負擔。 對於我,則意味著親自來到俄勒岡的庫斯灣,和我的先生和兩個孩子一起,舉起一個大大的十字架,向一個我從未見過的人的名字和記憶致敬。

我們臨時搭起的紀念物倒底有什麼長遠的意義?這個很難說。 會有學生走過塔克的十字架,然後去網上搜索他的名字嗎?會有老師利用這個機會來給學生上一堂歷史課嗎?它會招致投訴嗎?這就像附近越戰紀念碑上的十字架引起“免除宗教影響”團體的抗議一樣,提醒著我們,無論結果如何,塑造記憶的爭鬥本身又在被不斷變化的社會習俗所塑造。 或者,乾脆就是某個清潔工找到它,然後扔進垃圾箱,而沒有讓任何人感到自己對走過的這片土地的衝擊?

我永遠不會知道答案。 我只知道,我和先生在本州內,到離我家不到一天車程的一個地方進行了一次參拜之旅,來向一位種族暴力受害者的名字表示敬意。 通過安放我們自己的紀念物,這樣一件細小而不起眼的行動,這次旅行使我們發生了改變。 我們所發現的,是不會被忘記的;我們也無法抹掉過去的恐怖。 我們試圖以自己微不足道的方式來面對它。 認錯,和悔改、哀慟一起,是我們在成長中作為基督徒學到的基本功課。 為了盡力尊重我們的歷史,我們就必須完整地把它敘述出來,我們也要盡力把它們教給我們的孩子,以免我們都把歷史忘記。

作者梅菲爾德(D.L. Mayfield)為《今日基督教》的定期投稿作者,並著有《是融入,還是回歸故國》。 近作包括《今日基督教》的封面故事“為什麼我不再酗酒”(2014年六月號)。 她生活在俄勒岡州的波特蘭。 安迪·奧爾森( Andy Olsen)關於本文主題有另外報導。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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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對警察說:保護弱者

正如黑人基督徒們早已明白的,新約聖經對治安執法有很充分的神學教導。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23, 2020
Source images:Library of Congress / Wikimedia Commons / Aijohn784 / Getty

我在阿拉巴馬州亨茨維爾的一個貧困社區長大。 16歲時我自信地認為,橄欖球定能將是我帶進大學。 大學教練的信件和電話只是個開始。 我要做的就是在球場上好好表現,保持我的成績,同時遠離麻煩。

說到“麻煩”,我不是指自己的行為。 我所害怕的是被警察騷擾,也擔心自己會突然陷入失控的境地。

我是在羅德尼·金(Rodney King)事件之後成年的。 這也讓我對警察的恐懼感更加強烈。 但是,“黑人駕駛”不只是我在新聞上看到過的問題,它是我的親身經歷。

大學三年級的一個晚上,我和朋友們打算去購物中心,然後去附近的一個地方參加派對。 我們在加油站停下來買了點零食,加了油,準備繼續出發去參加晚上的活動。 油箱加滿後,我鑽回車裡準備出發。 就在此時我注意到一輛黑色的SUV停在了我們後面。 同時另一輛開到我的左邊,還有一輛停在了我的車前。 我以為我被劫車了。 但誰會在光線充足的加油站劫車呢?

當警察從SUV中出來時,我明白了是怎麼回事。 “把手放在我們能看見的地方”,一位警官說。

“我不會把手放在任何地方”,我的一個朋友說。

就在那一刻,我的未來彷彿在我眼前閃過。 難道我所有的計劃都將化為烏有嗎?難道我用我的夢想換來的只是一袋薯片和幾加侖汽油嗎?

我告訴我的朋友要安靜,照警官說的做。 當警官命令我們下車時,我們照做了。 我問他發生了什麼。 他說這個加油站是個出了名的毒品交易場所,他看到我們進行毒品交易。 我忍不住想,這個地方更是個眾所周知的加油站啊。 但我們能怎麼辦呢?

整件事持續了不到20分鐘。 他們在搜查中什麼也沒發現。 我期待會得到一些道歉,一些進一步的解釋,說明為什麼他們拘留了我們,而不僅僅是因為我們是年輕的黑人。 然而他們只是歸還了證件,告訴我們可以自由離開了。

但我感覺不到自由。 我感到的是無力和憤怒。 我差點失去了一切:橄欖球獎學金、擺脫貧困的途徑和幫助家人的機會。 我受到了恐嚇——儘管很短暫。

多年來,我在路上或公共場所被攔下過七到十次。 不是因為任何犯罪行為,只因我是個黑人。 我所愛的人們也遭遇過被攔下、搜查、指控、甚至羞辱,幾乎、甚至根本得不到任何法律解釋。 說這些可能會讓人覺得我不喜歡警察。 正相反,我認識很多好警察。 我承認他們所面對的危險,也知道這個職業固有的困難。 但有,做一份困難的工作並不能讓人免遭批評;它只是把批評放在了一個更大的背景中。 這個更大的背景必須包含警察在國家中的歷史——他們如何以法律手段執行了種族歧視,以及他們對黑人身體施加的恐怖。

最近發生的事件也讓那段歷史的黑暗淤泥重新浮出水面,其中最為人關注的就是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在警察手中被謀殺。 在全國街道上游行的眾多抗議者表明,弗洛伊德不是第一個。 美國黑人“被壓在膝下”已經不是幾天或幾週,而是幾個世紀了。 這種不斷累積的壓迫再次成為了我們國家意識的前線和中心。

作為一個還在適應和接受現有治安制度的國家,我們求助於書籍、部落格、公共空間的對話,以及我們的社區項目,這都很好。 但作為基督徒,我們必須把目光轉向聖經,不是為了以經文為佐證,而是為了從神學上思考國家應如何為其居民提供治安保障。 新約聖經特別指出了一種經常被平信徒、神職人員甚至學者忽視的治安神學。 (閱讀同樣發表在CT 9月刊的邁克爾·勒菲布夫爾(Michael LeFebvre)關於治安和舊約的相關文章。 )

令人驚訝的是,新約倫理學的權威著作很少探討這一主題,神學家們遺漏了些東西。 國家應如何對待公民並非新約聖經鮮有的主題,查考這方面內容的黑人實際上也會找到救助和希望。 總的來說,這些段落對於我們如何思考美國警察制度的未來是至關重要的。

新約聖經中有兩處為基督教神學在警察執法方面的應用提供了研究的基礎。 第一處是在羅馬書13:1-7,這是一個備受指責和誤解的段落。 保羅關於“劍”的論述其實直接涉及了國家應如何為居民維護治安的問題。

乍看之下,羅馬書13章的前幾節似乎不是一個有效的著手點。 這段經文如下:

“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 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 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拒絕的必自取刑罰。” (羅13:1-2)

這個段落似乎聚焦於個人,而非國家。 而且保羅說個人要順服於當局,因為掌權者是被上帝安置在那裡。 反抗者似乎會面臨違背神旨意的風險。 保羅在這裡未加限定條件的論述引起了一般讀者和學者的關注。

正如萊安德·凱克(Leander Keck)在他的《羅馬書評註》中寫到的,“不是因為這段話模糊難懂,而恰是因為它清楚明確的意思,給詮釋者們帶來了苦惱和意見的分裂。”

保羅是否認為基督徒對於不公正對待的恰當反應,並非革命而是要服從嗎?我們唯一的希望只能是在離世之後那末日的審判嗎?是的,末世的圖景的確重要,但保羅在此處另有深意。 他關於服從權威的話必須在一個更大的語境中來理解。

首先,我們必須看看保羅對法老的探討。 對於羅馬書13章的研究,幾乎全都忽視了保羅對法老故事的運用。 但這其實奠定了一個有聖經依據的關於警察執法的神學思想基礎。 保羅寫道:

“因為經上有話向法老說:‘我將你興起來,特要在你身上彰顯我的權能,並要使我的名傳遍天下。’” (羅9:17)

根據使徒保羅的說法,上帝的榮耀通過祂對邪惡君王的審判彰顯出來。 法老參與了對以色列人的經濟剝削、奴役和嚴苛對待,上帝因他不公義的專制統治撤去了他的權勢。

正如保羅指出的,上帝對法老權勢的摧毀部分是通過摩西實施的。 那麼,法老的故事就是一個例子,上帝藉由祂的人類代理人除掉世上的權威。 更要指出的是,保羅對這個故事的興趣表明,祂對抵抗的禁止並不是絕對的。

第二,我們必須了解保羅的國家觀念。 儘管保羅對個人的教導吸引了解經家們主要的關注,但他對國家的論述卻提供了一個更全面的圖景。

保羅要求個人對國家的服從,是建立在他對國家本身該如何做的描述之上的:

“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懼怕,乃是叫作惡的懼怕。 你願意不懼怕掌權的嗎?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稱讚,因為他是神的用人,是與你有益的。 你若作惡,卻當懼怕,因為他不是空空地佩劍。” (羅13:3-4)

為了要明白保羅關於“劍”的這些話,我們需要了解在保羅的時代,士兵扮演了維持治安的角色。 克里斯托弗·J.·福爾曼(Christopher J. Fuhrmann)在《維持羅馬帝國的治安》(Policing the Roman Empire)一書中寫道,他們是“受官方指揮、在平民環境中以維持公共秩序和國家掌控為職責的這樣一個組織”。 儘管士兵在羅馬帝國的功能與現代警察並不完全相同,他們實質上是最接近警察的一種設置。

在第3和第4節中,保羅專注於權力當局,並非警察本身。 他似乎認識到士兵對城市居民的態度很大程度上受到發號施令者的影響。 問題,如果有,也不全在具體執劍者,而在那些發號施令的人。 換句話說,保羅在這裡的重點不是個人的行為,而是權力的結構。

保羅的細心學生可能會反對這一點,指出保羅在第3節中說作官的(即控制警察的人)不會叫行善的人懼怕。 他把這當作一個事實提出來。 然而,鑑於上帝有鑑察國家和掌權者腐敗行為的能力,很明顯,保羅在此談論的是一種理想狀態。 他對“做好事”授權的前提,是掌權者們自己也在對正確和錯誤的行為加以區分。 這個前提是關鍵。

顯然,保羅知道,一些掌權者的確是叫行善的懼怕。 他在第9章中論述法老的部分就已清楚表明這點。 在第13章,保羅繼續概述掌權者的職責,而不直接解決邪惡統治者的問題。 在這一更大的語境下,我們可以根據保羅所提及的埃及,以及聖經中更多對埃及的描述,來自由補充其中未詳盡的信息。

那麼,保羅對權力結構的關注,對今天意味著什麼?這一關注的應用似乎相當明顯。 在美國,我們必鬚麵對這樣一個事實:種族主義是一種團體性、制度化的罪,並受到國家治安權力的推動。 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而不是幾十年裡,我們的政府設計、制訂了專門的法律來剝奪黑人的權利。 這些法律隨後由國家的利劍來落實執行。

按照保羅的神學邏輯,制定公民結構的政府也同樣有責任分辨正義、消除不公正,並糾正制度上的錯誤。 也因此,作為基督徒公民,我們有公民義務叫這些掌權者或民選官員對他們委派的代理人或官員的行動負責。

保羅的治安觀念也來自於基督教神學對人的觀念。 這一神學思想提醒我們,上帝是我們的創造者,國家只是一個管家或看管人。 它沒有創造我們,它不擁有我們,也不定義我們。 有鑑於此,當我們提醒國家它的權力範圍時,我們是在做上帝所召我們要成為的基督徒。

在更大的結合舊約、新約論述的語境中,保羅的話指出了一個明確的方向。 是的,他是說了基督徒有責任服從政府, 這沒問題。 我們不想要無政府狀態。 是的,他邀請我們一起來承認政府潛在的種種好處。 但這些關於服從的教導,是從他更全面的勸告中來的。 他呼籲政府按公義使用權力。

那警察們自己呢?是否有哪位聖經人物可以為這些代表國家的個人樹立榜樣?如果士兵是最接近現代警察的設置,那麼新約聖經中與士兵有關的記載就可以為我們提供重要的見解。 在《路加福音》中,施洗約翰的事奉給了我們一個清晰有力的、關於理想中警察行為的願景。

首先,重要的是要記住施洗約翰在一個更大的、關於基督的記敘中的作用。 根據福音書作者的記載,上帝派約翰作為即將到來的彌賽亞和彌賽亞時代的先驅。 他們都把他和《以賽亞書》中所描述的人物聯繫起來:“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預備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路3:4-6) 約翰勸人悔改的呼聲,實則是為上帝的到來做準備的命令。 凡聽見的都有一個疑問:我們當做什麼才能與這將來的國度有份?

約翰給了不同的人群各不相同的可行建議。 其中一個群體即是士兵,或就我們當下的情形而論,就是警察。 他告訴他們,“不要以強暴待人,也不要訛詐人,自己有錢糧就當知足”。 (路3:14)

如果羅馬書13:3-4節的重點是在國家的集體責任,那麼這處經文則向我們展示了執法者的個體責任。 約翰譴責敲詐勒索,但這一批評的份量遠遠超出了單純的腐敗。 敲詐勒索涉及利用權力掠奪弱者,實現它的唯一可能是被勒索者完全無計可施。 顯然,約翰擔心的是這樣一種形式的治安執法,即有社會地位的人利用他們的權力來剝削那些沒有社會地位的人。

因此,他對虛假指控的指責不能與他對敲詐勒索的指責分開,因為兩者經常成對出現。 如果被勒索的人拒絕服從,他可能就會被指控不曾犯過的罪行。

此時,約翰可能會想到,為了滿足掌權者的一時興起或為達成某些政治目的,士兵們會獻上一個無辜者承擔罪行。 耶穌被釘十字架的故事就是這樣一個範例。 他是真正的無辜者,卻被國家殺害。

當使徒約翰引用彼拉多的話“你們看這個人”(約19:5),在某種程度上他也在肯定基督的人性。 耶穌是一個值得被有尊嚴地對待的人。 今天,黑人也對警察提出同樣的良心主張:在各種情況下,都請視我們為值得尊重的人。

我們對士兵對待耶穌的方式感到極其震驚,因為在一切指控面前,他都是無辜的。 但即使有罪之人也不該受到嘲弄和毆打。 根據路加的記載,施洗約翰呼籲士兵在一切情況下,都要勝過誘惑免得失喪人性。 他對作為個體的官長的勸誡,也充實了保羅對作為集體的國家的勸誡:使用你的力量,維護所有居民固有的尊嚴;永遠不要為自己的目的使用刀劍。

當保羅呼籲掌權者妥善使用權力時,施洗約翰勸告個體的士兵不逞英勇之為,而求英豪之德。 綜合來看,新約神學對於警察執法的教導,是呼籲國家和警官們都要運用他們的影響力來保護弱者。

這些聖經和神學的原則在抽象的層面很容易得到肯定,但具體應用它們卻往往難得多。 有些人認為,教會不該和政治攪在一起。 信仰的領域應該只是適度地(如果確實有的話)與國家事務重疊。

對這種心態,民權史給了我們一個生動的例子。

1963年1月16日,八位神職人員——兩位循道宗主教、兩位聖公會主教、一位羅馬天主教主教、一位猶太拉比、一位長老會信徒和一位浸信會信徒——寫了一封致阿拉巴馬州公民的信,標題為“對法律、秩序和常識的呼籲”(An Appeal for Law and Order and Common Sense)。 它呼籲結束圍繞民權示威而產生的暴力,並懇請矛盾雙方信任法院。 但它未能對種族隔離提出強有力的反對立場。

三個月後,1963年4月12日,這個八人小組寫了另一封信,其中包含了針對馬丁·路德·金和其他“南方基督教領袖聯會”(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uncil)參與者的不太含蓄的批評,稱其為“外部鼓動者。”

他們質疑金和其他人的政治見證。 他們認為,“諸如煽動仇恨和暴力的行為,即使從技術角度看是和平的,也不會有助於解決本地的問題。 我們不相信,如果在伯明翰的這種極端做法被當作合理,這樣的日子會是充滿新希望的日子。”

這種對金的作為的批評——以及對它背後黑人基督教徒的抗議傳統的批評,來自某種白人的、南方的普遍共識。 浸信會、循道宗、長老會、天主教會、聖公會和猶太領袖都反對他。 金的答复,“從伯明翰市監獄發出的信”(Letter from a Birmingham Jail),不僅針對這八位神職人員,也針對某種關於信仰的思維方式。 這種思維更多地關注法律和秩序,而不是福音的要求。

金在答復中寫道:

“我在伯明翰,因為不公正也在這裡。 就像公元前八世紀的先知,離開他們的村莊,背負著他們的‘耶和華如此說’,遠遠越過了家鄉的邊界;就像使徒保羅離開他的大數村莊,把耶穌基督的福音帶到了希臘羅馬世界的遙遠角落;同樣我也被迫背負著關於自由的福音走出了我的家鄉。 像保羅一樣,我必須不斷回應馬其頓的求助呼聲。”

在這封信發表近60年後,美國人仍在辯論教會在公共事務中的作用。 金對正義社會的追求是否確實與保羅和先知的工作相似,抑或僅僅是黨派政治?他對權力結構的公開批評是否是他牧師職務的核心關注,抑或只是分散注意力的表現?對於許多黑人基督徒來說,答案是不言自明的:我們從未有過將信仰與政治行動分開的奢侈。

新約書信支持這種屬靈和政治領域的緊密結合。

根據新約學者J·路易·馬丁(J. Louis Martyn)的說法,保羅相信在彌賽亞來臨之前,世界是處在邪惡靈性力量的控制之下。 正如保羅在《加拉太書》中所寫的那樣,基督“為我們的罪捨己,要救我們脫離這罪惡的世代”(加1:3-4)。 保羅在《以弗所書》中指出,同樣的這些力量也支配著世上執政的和掌權的(弗1:21)。 因此,未得救的掌權者所製定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政策,就將其背後為上帝所反對的邪惡力量顯明出來。 這些力量——連同人類的罪的問題——正是上帝差遣祂兒子來擊敗的仇敵。

因此,回顧保羅的思想我們看到,對於屬靈與政治罪惡的這種現代劃分,是不符合當時時代背景的。 “現今的邪惡時代”可以理解為羅馬城中如魔鬼般罪惡的奴隸制度,也可以理解為其統治者對平民的經濟剝削。 兩者都是被腐敗的羅馬執政者的政策所驅使,最終也都是被靈性力量所掌控。

其中的要點很明確:稱一個體係為邪惡,既是一種政治評估,也是一種神學評估。 今天,當黑人基督徒審視警官、政治領袖和政府的行為、並稱他們為邪惡時,我們正以與保羅相同的方式提出神學主張。 用金的話說,我們是被迫“背負著關於自由的福音”。 我們的抗議並不違背聖經。 我們對人類狀況的分析必須以上帝自己對未來的計劃為基礎,這一點至關重要。 祂的默示或許要等到一定的日期,但它就要來到(哈2:1-4)。

對於我和其他許多人來說,這些真理的應用是非常個人化的。 我對治安的希望其實很簡單。 我想生活在一個沒有恐懼的世界。 當我開車被警察攔住時,我之所以害怕,是因為警察一直是我、我的祖先和我的同胞生活中恐懼害怕的來源。

作為父親,我擔心我的兒女會經歷同樣的恐懼。 這種恐懼匯集自一個經常把我們的皮膚視作危險的國家政府。

在某些人看來,我的恐懼似乎沒有根據。 我很想列出有關黑人、以及我們在警察手中所受待遇的統計數據。 但我懷疑統計數字是否會說服那些對我們的目標懷有敵意的人。 此外,對於我們這些心中有著在這個國家身為黑人的親身生活經驗的人來說,統計數字是不必要的。

美國,無論在歷史上還是現在,都沒能保護我們。 它用刀劍注入一種恐懼,這種恐懼在黑人家庭和教堂中世代相傳。 但是,這種恐懼並不能最終決定一切。 相反,黑人基督徒們已經提醒了自己,不要害怕那些只能殺身體的。 在我們最好、最屬基督的時刻,我們要求得到上帝兒女的權利。 但這些權利不應以我們的鮮血或恐懼為代價來購買。 關於警察執法的基督教神學,從根本上說,是一種關於自由的神學。

以掃·麥考利(Esau McCaulley)是北美聖公會(ACNA)的牧師,惠頓學院的新約助理教授,也是即將出版的《黑人讀經:操練於盼望中的非裔美國人解經》(校園團契出版社學術書庫)的作者,本文即摘自此書。

翻譯:許珏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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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敬拜保存我們共同的機體、各人的身體

網上敬拜是否讓我們適應於屏幕?我們的敬拜可以再次實體化嗎?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23, 2020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Priscilla Du Preez / Unsplash / Aaron Menken / Prixel Creative / Lightstock

去年夏天,我給朋友的女兒施洗。 受洗者雖然小,搖搖晃晃,但在父親的懷抱裡依然很平靜,我輕輕地把水倒在她的頭上。 她的教父教母和哥哥圍著水池,另一位牧師為我拿著禮儀用的器皿,而我為這位教會的新成員祈禱和祝福。

在我的聖公會傳統中,會眾參與這個祝福,並許願要幫助撫養新受洗的人,使之成為神家庭的一員。 當天早上,他們宣告:“我們接納你進入教會的團契。 承認基督釘十字架的信仰,宣告祂的複活,並與我們一起和祂所有子民同作君尊的祭司。 ” 當我聽到身旁、身後、與身前的聲音時,我感到很震撼,一個人的洗禮需要有這麼多的身體參與。

洗禮的儀式是有形的,也是團體的。 它是把一個身體、一個人,引進基督的團體和屬靈的身體,就是教會。 洗禮象徵著整個基督徒生命的性質和形態:跟隨耶穌就是成為祂的身體(林前12:12)。 作為基督徒,我們要把自己的肢體做義的器具獻給神(羅6:12-13)。 我們謙卑地把我們個人的力量獻給神家裡的其他肢體,因為我們是彼此互為肢體(羅12:3-5)。

團體敬拜每週都會展示這個現實。 我們的身體聚集在一起,將自己的全人獻給神,讚美祂和感謝祂。 我們把手舉起來唱詩,我們跪下來認罪、禱告,我們用手拿著餅來吃。 但是,我們也以身體組成的群體聚集在一起,將我們個人的信仰嵌入到一個更大的、團體的現實中。 基督教從來都不僅僅是個人的和私密的,而是人與人之間的和家庭之間的。 我們與神的交往是一個家庭裡的團契。

這場瘟疫使這些現實在我們的視野裡模糊不清。 放棄公開敬拜,強制性的必要的隔離,是我們對鄰里愛心的一種表達。 可是,隨著時間的過去,我們對虛擬相交的適應——或者,在某些情況下,與聚集在一起的教會沒有聯繫——有可能使我們忘記自己是誰。 網上直播(streaming)或播客式(podcasting)的教會禮拜誘使我們以為,我們的心靈依附於閃存條,我們的敬拜只是下載基督教內容而已。 當我們通過耳機“補上禮拜”,或是在開車時,或是在沙發上疊衣服時,我們失去了與身體參與的敬拜發生接觸(雙關語)的機會。

這種個人化、隨意的做禮拜,也有可能使我們忘記敬拜的大團體——教會。 我們唱詩的時候看不到其他會眾,也聽不到他們的聲音。 我們沒有面對他們的眼淚,也沒有被他們個別的掙扎所提醒。 由於網上直播敬拜的廣泛存在,我們很容易“串教會(church hop) ”,跳到不同會眾的Zoom禮拜,甚至完全忽略敬拜神,用觀看其他基督教媒體內容來取代。

這不是什麼新鮮事。 2000年,羅德尼·克萊普(Rodney Clapp)在他的《過境點》(Border Crossings)一書中,他就現代基督教的所謂“雙重分離”預言性地寫到:

“門徒……與教會的社交團體分離,於是他們的信仰,作為一種信念,與自己的肉身和所居住的社會、物質世界分離。 與個人敬拜相比,團體敬拜被放在次要的地位,附屬於或用來輔助實踐私人自行的敬拜。 ……當然,這種敬拜和靈命是非常符合資本主義的精神,因為資本主義贊成無止境地增加個人的選擇。 ”

美國基督教受到了消費主義的不良影響。 資本主義重視個人,教導我們從顧客滿意的角度來看一切,包括教會。 這使我們很難把教會當作一個我們所隸屬的家庭,我們應該對其負有責任。

我們在瘟疫中的被迫隔離,並不是我們所選擇的分離。 但它製造了條件,加劇了消費主義對教會的影響:我們眾人的身體分散,使我們更依賴私密化、虛凝化的敬拜,加強那謊言的誘惑,說我們只是一些基督教內容的匿名消費者,而不是基督教團體中相互依賴的成員。 這個謊言拆散了我們的敬拜,拆散了我們的團契。

解決辦法是什麼?在瘟疫肆虐的時後,網絡崇拜仍然是需要的。 但我們即使在肉體上是分離的,也可以“明辨出身體”。

首先,我們可以盡可能地讓自己的身體參與敬拜。 我們可以在客廳裡一起唱詩。 我們可以在聽講道時跪下,或舉起雙手,或做筆記,或用其他的方式讓身體參與。

身體參與崇拜也可以幫助孩子更投入。 我的幼兒們很難在整個線上敬拜中坐在那裡,但他們喜歡在唱詩時跳舞。 家庭可以招募比較大的孩子,在周日早上在家裡培養一個神聖的空間,用蠟燭、十字架、聖經或其他有形的東西來做裝飾,提醒大家進入到神同在的時空裡。 崇拜不僅僅是內容消費,也在於回應。

其次,我們可以用創意性的方法,重新參與到與我們一起敬拜,一起隸屬的社交群體中。 有些教會在主日崇拜中添加短片或會友的禱告需求。 我的教會有幾個家庭,組成了一個小型的守望小組,讓他們還可以一起敬拜。 研究表明,現場禮拜比預先錄製的禮拜更能促進聯繫。 但是,即使必須觀看錄製禮拜的人,也可以在一周內,通過電話與教會朋友討論講道的內容和一起禱告。 另外,在禮拜之前或之後,設立“直播聊天視窗”、“虛擬咖啡時間”,還有虛擬詩班獻詩等,都是促進參與和互動的方式。 見到別人的臉孔、說出別人的名字,都會提醒我們,教會是一個團體,而不是一個消費品。

第三,我們可以求神用這場瘟疫來醫治我們的“雙重分離”。 保持社交距離和居家隔離已經使大家重新渴慕實體的聯繫。 我們曾經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例如握手、與朋友共進晚餐、一起唱詩,現在我們都很珍惜和渴望。 也許這個獨處和社交衰退的時期,會帶來教會的更新。

我們可以祈禱,讓我們的孤單顯出我們對真正歸屬的需求,暴露出數字化親密關係和匿名消費的不足。 我們可以祈禱,讓大家對教會這個眾身體的群體有更多的承諾——雖然有時因時空的分離,但卻被復活的基督緊緊相連。 我們可以祈禱,求神賜下恩典,提醒我們記得在接受洗禮時所許的諾言。 “我們…都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身體原不是一個肢體,乃是許多肢體”(林前12:13-14)。

漢娜·金(Hannah King)是北美聖公會(ACNA)的牧師,在南卡羅來納州格林維爾(Greenville)市鄉村教會(Village Church)任副牧師。

翻譯:勵元達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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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舊約》對抗焦慮

掙扎在緊張與壓力中的我們,在古老的經文中驚奇地找到了幫助。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16, 2020
Illustration by Matt Chinworth

編者按:本文是匯集著名學者回顧“初約”(即舊約–譯者註)在當代基督信仰中地位的六集系列中的第三篇。

禧年這代人被稱為“焦慮的一代” 。 大多數人的日子充滿壓力。 焦慮導致歇工的機會比其他年齡族群的人高出一倍。 世界各處患心理疾病的人都在增加,而千禧代是當之無愧的領跑者。 做為千禧代之一的我,這些問題我全部中槍。

直到不久前,我都一直以為我是個從不焦慮的人。 在隨後的一年裡我就碰到這些事:我先是在英國撰寫博士論文,同時必須靠幾份的兼職來維持生計;在我妻子懷孕36週的時候,我不巧把膝關節韌帶(MCL)撕裂了;我很快就初為人父;找到了一份大學的教職;我於是申請到工作簽證,舉家搬到了大西洋彼岸;緊接著就是找房子安頓,完成頭一個學期的教學,同時還要通過博士論文的答辯。 這些當然不都是壞事,或者像天塌下來那樣糟——很多是非常好的事。 但到了最後,我被搞得精疲力盡,焦慮萬分。

我這樣的經歷一點兒都不特別。 現代社會工作場所的流動性越來越大,隨之而來的危險就是孤獨和過勞。 年輕人被告知他們可以去任何一個他們想去的地方,做任何一件他們想做的事,但是為這種生活買單的是他們的心理健康。 其中嚴重的,包括吸毒、(藥物)濫用、慢性病、失業、無家可歸,還有形形色色在困擾許多人的問題。 因此一個針對性的“健保產業”應運而生並且蓬勃發展,甚至還配上了圖享( Instagram)治療師、健保狗、和減壓玩具。 作為一個基督徒,當你看到一個醫生或一本心理自助書比讀聖經更能改善心理健康時,你也許會感到糾結——甚至會有點兒內疚吧。

我雖然為我的焦慮症尋求過專業的輔導,但我的康復從始至終都是植根於《聖經》的,尤其是靠《舊約》中的這句話:“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不要驚惶,因為我是你的神。 我必堅固你,幫助你;我必用我公義的右手扶持你”(賽41:10)。如果按照許多媒體,甚至有一些基督教領袖的見地,我從焦慮症中的解脫不該以這種方式發生吧——怎麼可能會藉助於那本乾巴巴、佈滿灰塵的《舊約》呢?但是當別人以為《舊約》這些文字只能做悼詞用的時候,我卻發現它們充滿生命的活力。

幸好,我不是唯一這樣做的。 有許多頗具療傷性的敬拜歌曲都引用了許多《舊約》的經文,比如“揚聲唱哈利路亞”和“稱頌你聖名”。 弗萊明·拉特利奇 (Fleming Rutledge) 的獲獎著作《十架受難》中也觀察到,那些世世代代被邊緣化的(基督徒)族群,在《舊約》記載的流放和被解救的故事中找到慰藉。 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 的“我有一個夢想”演講中也採用了《舊約》的主題,包括間接引用了《詩篇》30篇,來安慰他憂心忡忡的聽眾。

雖然聖經的文字——尤其是舊約——十分古老,遠在我們今日的心理健康危機之前很久就寫好了。 但是,《舊約》絕不是與我們毫不相關,或者僅僅是“比較有用”的《新約》的背景資料。 事實上,它記載了很多不同的人以及他們最艱難的經歷,(在今天來看),《舊約》簡直就像是在提供一個特別的“小組治療”(即Group Therapy,今天心理治療的一種常用方式,它通過一個小團體內成員共同的分享和聆聽達到治療效果——譯者註)。

從實例中學習

《舊約》之所以可以解決焦慮問題,首先是因著它的內容結構。 它是由幾十位作者在超過一千年的歷史中完成的。 因此它記載了大量的震驚性事件,從亞伯謀殺案、以色列人在埃及遭受虐待,到他瑪被強暴、流放巴比倫等等,不一而足。 這不同於《新約》,因為《新約》的內容很集中,成書很快,以至於第一世紀期間發生的一些類似震驚性事件都沒有記載,比如聖殿被毀,以及著名的火山噴發不僅將龐貝城掩埋,還很可能導致幾十名早期基督徒死亡。

想像一下,如果911那天,你剛好站在世貿中心附近。 你會有什麼樣的念頭和感觸?幾乎所有的美國人至今都清清楚楚的記得在那個災難的日子裡他們在哪裡,那不斷重播的世貿大廈倒塌的鏡頭所留下的(刻骨銘心的)感覺。 《舊約》經文的背後也有著相似的體驗。 幾乎每一本書卷裡都至少會敘述一件說令人不安的事件——從自然災害,軍事入侵到舉國被擄或政治醜聞。

因此, “不要懼怕”這句經文在《舊約》中遠多於《新約》也就不足為奇了。 這些凝聚了百年、千年智慧的文本,帶給我們最睿智的長者和大師的啟迪,教給什麼是“信靠上帝”的真意。

將心比心

《舊約》給焦慮者帶來安慰的方式之一,是依靠兩種有血有肉的文學體裁。 第一種是歷史性敘事文體,例如《創世紀》或《約書亞記》。 《舊約》的歷史性敘事完全不同於當代的社交媒體的內容。 我們在社交媒體中讀到的大多是經過精心勾畫的人物素描,它只會展示了一個人最好的、最精彩的、最成功的一面。 而《舊約》的歷史性敘事則是展示一個更完整的人。 這裡記載一個人物的成就,也記載他的弱點。 有害怕在人前說話的摩西(出4:10);有絕望的亞哈斯王(王下16:7);還有苦命的婆婆拿俄米(得1:20-21)。 閱讀這些人物和故事,現代的焦慮者便不必自慚形穢,因為我們的神願意使用殘缺不全的人。

詩篇的體裁與上面的歷史敘事互補,它給我們提供了一幅幅個人應對焦慮的場景。 當大衛問上帝,“耶和華啊!你忘記我要到幾時呢?”(詩13:1)時,這裡不是一個苦盡甘來後的總結,詩人是將我們直接帶進他當下的苦情裡,於是我們也可以一樣地向神發出這樣的懇求。 亞薩弗說神只給他“眼淚做食物”(詩80:5),一筆勾畫出那難以言喻的痛苦。 更重要的,這些詩人的聲音為焦慮者點明了信心的答案:“有耶和華幫助我,我必不害怕,人能把我怎麼樣?”(詩118:6) 當我們想到這些文字是上帝所啟示的,並且是為了唱出來的時候,詩篇的安慰會更感真切。 正如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所說,當我們在苦痛中詠唱詩篇時,就如我們沉浸在聖靈的歌唱中。

當然,《舊約》並不都是以這種安慰的方式用來對抗焦慮的。 有時,甚至更像是狠狠的給你一拳,比如《彌迦書》宣告對以色列的審判(彌2:3-5)。 還有像亞伯拉罕要殺以撒獻祭這樣的考驗(創22:1-18)。 這些文字遠不僅不能安慰我們,好像反而增加我們的焦慮。 但如果我們仔細閱讀這些令人冒冷汗的經文,我們就會發現,其實每一個故事都伴隨者後面的救贖。 焦慮只是暫時的,是為了讓我們在信心和盼望中更接近神。 《舊約》作者絕不會對信徒內心的恐懼輕言肆口,更不會奪取他對一個美善的上帝的絲毫信心。

存在與虛無的問題

在講完了故事,給與了慰藉之後,《舊約》經文通常會發出一個挑戰:你能夠為你所信的付諸行動嗎?這看似老生常談,但這正是焦慮者需要聽到的。 如果我們內心的焦慮至少有一部分是頭腦意志的產物,神的話剛好可以矯正這個頭腦中的習慣。 我的心理諮詢師擅長“優勢法的輔導”(Strength-based Counseling,治療理論和方法是在回溯以往痛苦經歷的過程中,將內心自我的專注從一個脆弱的受害者轉移到有內在潛力的倖存者——譯者註)。 他雖不是基督徒,但卻一直問我這個問題:“你的神不是有無限的能力去愛和關心你嗎?那你還焦慮什麼?” 被非基督徒這樣質問,令人不爽,但他切中要害地指明我的“正統的信仰”和“正確的行為”之間的脫節,他是對的。 我們可以在《寧靜禱文》中(Serenity Prayer,神學家萊因霍爾德·尼布爾所作的一篇著名的禱告——譯者註)一直祈禱要“有勇氣去改變我可以改變的事情” ,但是什麼時候這句話不再只是個宣告,而變成行動呢?

《舊約》剛剛好就是要賦予我們這種行動力。 約書亞告訴以色列人要剛強壯膽進入迦南(約1:18)。 《箴言》拿懼怕和焦慮來劃分惡人和義人:“惡人雖無人追趕也逃跑,義人卻膽壯像獅子”(箴28:1)。 在《以賽亞書》中,當亞哈斯王擔心被鄰國吞滅時,先知找到他說:“你們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穩”(賽7:9)。

還有至關重要的一點:發出這些命令的並不是一個袖手旁觀的上帝,當我們被生活嚇壞了的時候,祂不是只會指責我們。 祂隨時與我們同在,甚至在他命令我們行動的時候,他已經在與我們同行,正在領著我們走我們自己不能走的路。 這就是《詩篇》23:4傳遞的信息,有的譯本將其譯為:“我雖然行過黑暗幽深的山谷,也不害怕,因為你與我同在”(譯自英文國際標準版(ISV),作者在‘黑暗幽深的山谷‘下面加了重點——譯者註)。 這個譯本幫助我們看到,上帝與我們同行,不只在我們接近死亡的時候,而是在我們生命裡所有黑暗的時刻,祂都會在那裡。 祂總是在那裡。

當無處不在的上帝要求我們大膽勇敢時,我們發現對付焦慮其實是這樣一個情形。 憑信心的生活是困難的,它要求我們對上帝的信靠要超越我們的眼見。 但不信的生活會更加困難,因為它會屈服於懼怕,也在隨之而來的恐慌中看不到上帝。 上面的情形都不是通常所說的‘懷疑擠掉了信心’。 懷疑可以幫助我們質疑自己是否懼怕、為什麼懼怕;而削弱信心的是焦慮本身。 作為一有個焦慮問題的信徒,我們需要明白,要看到:焦慮與愛我們的上帝是是互相矛盾的,是互不相容的。 技術手段或者藥物會幫助我們,但是最要緊的是我們對上帝的信心。

這個信心的挑戰對我個人的影響很大。 我是個非常會掌控自己的生活的人。 我可以未雨綢繆,把手中的事情管理的井井有條,並且可以堅持不懈。 我能把自己的日子按小時的精度來計劃,有時甚至比這更詳細。 我也會和其他人一起工作,無論是我的妻子還是同事,我對家庭和工作中的責任不會厚此薄彼。 但在我最黑暗的時刻,特別是當我疲憊的時候,我竟然會對那些我根本無法掌控的事憂心忡忡:比如飛機失事,擔心癌症——甚至與陌生人的交往都使我煩躁不安。

如果不去除這些焦慮的想法,它們就會成為我生活的背景噪音。 所以,很感恩有人告訴我,焦慮其實是我自己在製造各種幻覺。 換用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話,——這是一位經歷過無人可及的險境和焦慮的改教神學家——他說:除了讓我們變得焦慮,撒旦其實做不了任何傷害我們的事,因為主是”堅固的高台,義人奔入它,便得安穩”(箴18:10)。

回歸三一神的醫治

從先知到君王,《舊約》以眾多的人物刻畫,展現給我們這些波瀾起伏的故事。 我們讀他們的故事,體會他們的掙扎。 可是到最後,我們仍會有一種不完全的感覺。 因為僅僅從人來的幫助和勸解總是有限的。 所以,這些故事的合集是要把我們提升到上帝親自的開啟和勸慰中。 是上帝親自以十災幫助摩西;是上帝讓以賽亞傳給亞哈斯王的話語;是上帝應允了拿俄米苦情中的禱告。 這眾多的聲音所指向的都是從上帝而來的解決方案。 然而即使做到了這一步,約伯仍覺不夠,他還是呼叫著說:“我們中間也沒有仲裁人, 可以聯絡我們”(伯9:33,當代聖經譯本)。

這正是《新約》聖經出場的地方!它著力所記載的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次災變——上帝兒子之死,並且因著這件事,《舊約》中眾多的災情苦難得以解脫。 《新約》的到來,並沒有拋棄《舊約》的拯救之道:在那“黑暗幽深的山谷”中,同行的主依舊帶給我們安慰。 在伯利恆那充滿預示的夜晚,因著耶穌道成肉身的降生,上帝完全地進入我們的苦難裡,甚至包括我們的各樣的心理和心靈的苦痛。

到了客西馬尼園時候,耶穌說他在苦痛中甚是憂傷,幾乎要死(太26:38)。 “甚是憂傷”這種表達方式來自希臘語lýp(發音為loo-pay),可以說是那個時代人們最害怕的一種情緒。 有學者認為,這等同我們現在“(極度)抑鬱”的概念。 以試圖避免負面情緒而聞名的希臘斯多葛學派,覺得這種情緒是如此的棘手,他們認為是不治之症。 沒錯,這的確是一種不可救藥的精神狀態。

注意,當這個在極度苦痛和絕望的神人(God-man,即耶穌——譯者註)被掛在十字架上時,他在做什麼?沒錯,你猜對了,他轉向了《舊約》。 “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太27:46;詩22:1)。 在此刻,我們進入了三位一體的上帝的奧秘。 當耶穌在經歷他瀕死時莫大的苦痛時,我們無法確切地知道聖靈對他說了什麼。 有可能與他所呼喊的詩篇有關:“他們將來必要傳揚他的公義,對未來的世代說,這就是他所行的。 ”(詩22:31,根據英文稍作調整——譯者註)。

這裡的希望和期盼預示著耶穌的複活,以及復活那無以復加的,無法想像的深遠影響。 如果耶穌可以在客西馬尼走進人類心靈最黑暗、痛苦、無望的地方,然後竟然復活,(走出墳墓,)證明他生前所說的一切話,我們也會因著信靠他,被賦予新的生命,並讓我們痛苦掙扎的心靈得見光明。 明白了這一點會給焦慮的人帶來多麼大的鼓勵啊。

對我來說,焦慮的狀態總像是一種厄運將至的感覺。 我擺脫不掉,災難似乎不可避免。 沒有任何一次心理的諮詢,沒有任何一條賢達的建議能完全把它挪移開。 但在聖父、聖子、聖靈的醫治中,有一個應許,就是“我們的焦慮最終會結束的”。 這樣來透視我們的日子,我們就可以承受焦慮的生活。 更好的是,這個應許還叫我們看到,有一天當我們有了新的形體,與復活的主一同慶祝祂得勝的時候,我們會從焦慮,以及所有的精神疾病中得到完全的自由,我們知道上帝”完全的愛”,“就把懼怕除去”(約一4:18)。

B.G. White 是紐約市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in New York City) 聖經研究的助理教授,也是牧師神學家中心(Center for Pastor Theologians) 的研究員。

翻譯: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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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 賴特:這場大瘟疫應該讓我們謙卑下來,並且徹底腳踏實地

我們不能確定它為什麼發生,或者如何阻止它,但聖經呼召我們與聖靈一起悲傷,並要服事他人。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15, 2020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RealPeopleGroup / Getty / Andre Ouellet / Unsplash / Cynoclub / Envato

夾在全時段的新聞報導、對公共衛生專家的訪談以及專家對不同抗疫策略利弊的探討之間,對於COVID-19的信息和各種看法,我們可是一點也不缺乏。 然而對於許多問題,我們的回答依然心中沒底:為什麼會這樣?我們應該怎麼做來回應?當這一切發生時,神在哪裡?在《神與大瘟疫:基督徒對冠狀病毒及其後果的反思》一書中,神學家和作家N. T. 賴特向我們展示,聖經是如何解答我們的迷亂和疑惑的。 蘇格蘭“唯獨公共基督教中心”的主任安迪·班尼斯特(Andy Bannister),與賴特就他的新書進行了探討。

關於這次流行全球的大瘟疫,許多基督徒已有著述——從約翰·萊諾克斯(John Lennox)約翰·派博,甚至還有許多不叫約翰的作者的著作。 是什麼促成你寫出自己的書?

早在三月份,《時代》雜誌就問我是否願意寫一篇關於這次大瘟疫的文章。 標題很有刺激性:“對于冠狀病毒,基督教沒有答案,也不應該有。” 我要說,這件事讓我們回到《羅馬書》第八章的立場,即聖靈用說不出的嘆息與我們一同嘆息(26節)。 保羅這麼說,可是一件不同尋常的事情。 它告訴我的是,面對此事,我們應該謙卑,而不是以為我們應該知道所有的答案。

文章發表後,我開始接到反饋。 人們發電子郵件問我,“你怎麼能這麼說呢?”有人把人們在推特上怎麼說的轉告給我(我自己從來不上推特)。 與此同時,我一直聽到人們在用不是那麼恰當的方式引用聖經。 這本書試圖探索的是,就我們如今正在經歷的,在其整個敘述、展開中,聖經到底提供了什麼樣的答案。

當COVID-19襲來時,我們中的許多人似乎感覺意外。 你是否覺得,西方的教會在舒適和安全中太久了,以至於忘記瞭如何應對黑暗、痛苦和危機嗎?

絕對是這樣的!幾週前,當我和一位教會資深領袖談論這件事時,他說:“湯姆,你知道的,在哀慟方面我們做的不是很好,對此我們不習慣。 但是,在喜慶方面我們也沒有做的很好。 似乎我們主要在做的是滿於現狀。” 我認為他是對的。 我不斷聽到基督徒問,“這會是世界末日嗎?”我想提醒他們,這樣的事情已經一次又一次地發生過。 例如,在1917-18年間,西班牙流感流行全球。 在此期間,世界一些地方的教堂被關閉了一年。 我們忘記了,我們以前曾經歷過類似情況。

此外,對於二戰後成長起來的嬰兒潮一代來說,我們在自己的領土上還沒有經歷過過戰爭, 也還沒有過流行全球的瘟疫。 當然,我們經歷了幾次經濟危機,但都不管怎樣,最後我們都挺了過去。 於是,我們就只是稀里糊塗地接著混下去,彷彿不會有什麼太糟糕的事發生。 我們忘記了歷史。

最近重讀馬丁·路德書信時,其中的一封讓我特別著迷,我在書中引用了它。 每隔幾年,路德就不得不應對這種事情,或是為自己,或是為鄰近鄉鎮哭號的人們,“幫幫我們吧! 我們這裡瘟疫鬧得厲害,人們正在死去,我們該怎麼辦?” 路德談到遵守有關服藥的規定,盡己所能幫助別人,如果自己可能有傳染性,就不要妨礙防疫、把疾病傳給別人。 他很務實,實際上就是在說,我們就應這樣對付瘟疫。 我們無需在神學上對此做過深的討論。

您的著作涉及到很多《舊約》的主題,特別是《詩篇》和《約伯記》中的。 關於後者,您認為,“《約伯記》的部分主旨恰恰是其懸而未決的特色。” 你認為,當今的基督徒處理不好模棱兩可的情況, 是因為他們的《舊約》根基不夠穩嗎?

我認為《新約》也有模棱兩可的地方。 在《新約》中有很多處是以那種省略號或者問號的方式結束的,因為這就是所謂的憑信心而活。

總的來說,我認為我們的問題部分是由於過去兩、三百年里西方世界所崇尚的、也已浸入教會中的理性主義。 比如,批判基督教的理性主義者這樣說:“啊哈,看吧,現代科學向我們表明,基督教信仰是假的!”作為回應,理性主義的基督徒會說:“不是的,讓我們來展示一下這一信仰是如何完全理性的!”這會導致我們想要對每件事情都有個答案,於是我們想說出這樣的話:“因為神有絕對主權的,祂要么是故意這樣做,要么至少是故意允許它發生的。” 我們認為,我們應該能夠搞明白祂要做什麼。 但我真的不認為我們被賦予了這種能力。

《新約》中我最喜歡的片段之一,是在保羅為奴隸阿尼西母寫給腓利門的那封信中。 他寫道,“也許是這個原因,他暫時離開你,使你永遠得著他。”(1:15)。 換句話說,保羅認為,也許他能夠明白,在這種情況下神到底要成就什麼。 但他不會說得那麼明確。

這裡有一種我們所需要的謙卑。 當然,這也會被引申,導致相反的另一種態度,“既然我們什麼都不知道,那誰還在乎呢?”這也是不明智的,因為我們已被授予了方向指南。 但就如俗話所說的,去了解所有細節,不是掙我們這種工資的人該操心的事。 這是神的工作。 我們的職責是,一旦神讓我們知道,在這個特殊情況下我們應該做什麼,我們就去執行。

當您說到福音書,你強調耶穌站在拉撒路的墳墓前哭泣的例子。 對於一位正在就“人為什麼受苦”這個問題掙扎的非基督徒,你會怎麼對他說呢?他會問:“哭泣的神有什麼用? 我可以哭, 任何人都可以哭泣。 我們需要的是行動,我們需要做點什麼!耶穌哭泣能幫什麼忙?”

這個故事中是有足夠的行動的,而行動是來自於眼淚的。 事實上,福音書裡的眼淚經常是最關鍵的因素。 它們所展示的是,創造了世界、並道成肉身為拿撒勒人耶穌的神,不是坐在樓上某處,俯視著說,“好的,我會收拾你的爛攤子。” 相反的,神前來親自動手,使雙手被刺穿,以便就在我們中間,並將我們從那裡拯救出來。 正如保羅在《羅馬書》八章中所說,當我嘆息的時候,耶穌與我一起嘆息,聖靈在我裡面嘆息,知道這些是令人深感安慰的。 這是表明基督教信仰不同於我所知道的任何其它世界觀的標誌性特徵之一。

《新約》的其餘部分——特別是關於聖靈的角色——在如何應對這一大瘟疫方面,有什麼教導嗎?

我剛才提到的《羅馬書》八章是整個聖經中最偉大的篇章之一。 當我還任主教時,如果面試應徵教區工作的人,我有時會問:“你會把哪段聖經經文帶到荒島上?”為了增加難度,我還會補充說,“你已經有了《約翰福音》二十章和《羅馬書》八章,所以不用提它們。 那些都是很明顯的。”

《羅馬書》八章充滿了榮耀, 充滿了救贖, 充滿了聖靈的工作。 然而,我們很容易得意忘形,想像著一旦完成了《羅馬書》七章的艱難部分,我們只需揚起風帆一路向前,抵達保羅所確認的終點,即沒有什麼可以將我們與神的愛分隔(8:38-39)。 但是,你仍然需要穿過《羅馬書》八章18-30節的黑暗隧道,尤其是第26、27節說到聖靈在我們的軟弱中為我們代求。

對於那本來就一團糟的世界,尤其是像當前這種情形,很容易想像著教會退後一步說,“世界如此混亂,真可憐。 但我們至少還知道答案。” 但是保羅說,不,當世界在生產的痛苦中呻吟時,甚至我們自己——擁有聖靈初結的果子,神新的創造在我們體內攪動——“也在內裡嘆息,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就是我們的身體得贖。”(羅8:23)

你可能會說,好吧,所以世界的混亂教會也有份,但神肯定知道祂在做什麼。 嗯,從某種意義上說是這樣的,神知道神在做什麼。 但是就在這裡,我們觸及到了神三位一體的奧秘,因為保羅說,在那一刻,聖靈用說不出的嘆息在我們內裡嘆息。 此外,引用最出色的哀歌之一,即《詩篇》四十四篇,保羅說,“那位鑑察人心的曉得聖靈的意思,因為聖靈照著神的旨意替聖徒代求。”(羅8:27) 換句話說,父神知道聖靈的意思。 但聖靈的意思,對於目前事情有多糟卻沒說多少。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生意。 但我認為,這裡的意思是這樣的:為了拯救世界,神以祂兒子的位格降臨,把罪的重壓放到自己身上; 神以聖靈的位格降臨,在教會中、在這個世界經受痛苦的地方嘆息。 這就是神如何通過這些生產的痛苦,從目前世界上的恐怖、羞恥狀態走向救贖,就是那應許給我們的全新創造。

關於聖靈悲傷和嘆息的見解讓我回想到你之前提過的一件事,就是哀慟。 貫穿整本書,你一直在說,我們需要“擁抱哀慟” 。 這件事情,是我們現代教會有所忘記的嗎?如果是的話,我們如何重新發現它?

是的,我真的覺得我們當中的某些人已經把它忘記了。 對於我們這些經常引用詩篇的人來說,這一傳統有助於我們從較頻繁的哀慟中走出。 當用《詩篇》禱告時,日復一日地,我常常會撞上哀歌中的某一篇。 因為在我生活中發生的那些糟糕的事情,它經常正好就是我所需要的。

在別的時候,即使當我個人感到很歡快時,也可能會碰到某些哀歌。 於是,作為一種屬靈操練,我嘗試著將我的思路放入世界各地我所知道的人們的境況當中:或是我的朋友,或是在電視上或新聞中見過的,當前處境糟糕的人——身處可怕、骯髒的難民營,或者其它情況的人們。 我用哀歌禱告,試圖在神的愛中擁抱他們。

我們要記住,不光是在大齋期期間才有哀慟。 當我們為聖誕節做準備時,它也融入了將臨期之中。 我們可以用這些節期來培養側重哀慟的敬拜儀式,用哀歌將世界的痛苦帶到神的面前,比如像《詩篇》二十二、四十二和八十八篇,就預表了耶穌在十字架上的祈禱:“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太27:46)。 有時,禱告的結果是事情走向光明的另一面。 而有時,就像《詩篇》八十八篇那樣,卻根本不會有那樣的結果,一切仍在黑暗之中。 但有一種感覺,即使在黑暗中神仍與我們同在。

在書的末尾,您談到教會及其對各種封城令的反應。 您認為,我們如果願意暫停現場聚會,轉而進行網上敬拜,可能會意外地強化將信仰視為私人活動的那種世俗觀念。 我們如何解決人們對集體敬拜的需求與強調公共健康重要性之間的矛盾?

我一開始就講到,路德已經指出,我們不能傳播感染, 這是不負責任的, 是對別人的生命不當回事。 如果我們愛教會的建築物甚於愛我們的鄰里,那麼我們有禍了。 事實上,英國大多數的教堂都是老建築,因此很難對它們進行深度清潔。 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

但另一方面,我也擔心網上教會很容易導致我們說,“哦,我們不需要親自見面聚會,因為這些是屬靈的事情。”

那麼,你能在臥室裡穿著睡衣,和在其他地方一樣崇拜神嗎?嗯,從某種意義上說,你可以的。 但基督教是一項團隊運動, 是我們一起做的事情。 想想聖靈的果子: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和節制(加5:22–23)。 這些事情都是要我們一起做的, 你不能大家分頭各自實踐。 因此,我們如能以明智的方式回到一起,那是越早越好。

至於領受聖餐,是的,我們可以在屏幕上領受,但是還是會感到一種禁食、被剝奪、流放的感覺,因為基督的身體,即神子民的大家庭,沒有和我們實地在一起。

我一直認為,對邪惡和苦難最重要的回應不是言語,而是行動,即使行動的代價是高昂的。 在這方面耶穌為我們做出了榜樣。 因此,鑑於這一大瘟疫所造成的苦難:基督徒現在應該做什麼?我們該怎樣生活呢?

在《使徒行傳》十一章中,有一段非常吸引人,裡面講到安提阿的門徒們聽先知說要有一場飢荒(第28節)。 他們的回應不是:“哎呦,這是什麼意思啊? 神在生我們的氣嗎? 這是否意味著主會再來?” 不,他們非常實際。 他們問的是:誰最可能有危險?我們有什麼可以幫忙的嗎?我們應該派誰去?結果是保羅和巴拿巴被派往耶路撒冷,帶錢給那裡貧窮的教會(第29-30節)。

在《約翰福音》第九章的開頭,那個生來就瞎眼的人的故事也與此類似。 耶穌極其實際,並勸阻他的門徒問到底是誰的錯,或是否可以歸咎於某些罪(第3節)。 實際上這不是任何人的錯。 重要的問題是,上帝會讓我們怎樣來回應。

因此,對於我們來說,我們應該從鄰里、朋友和家人開始,問詢我們能否帶著食物、工具或醫療用品去幫助誰。 也許我們的教會可以參與經營類似食品銀行的那種機構。 簡言之,我們應該問:我們能做什麼?

在其精彩之作《主權:基督教革命是如何再造世界的》中,歷史學家湯姆·霍蘭德(Tom Holland)指出,過去教會所做的以及只有教會才做的許多事情,現在已為更廣泛的世俗社會所承擔。 因此,有許多不會自稱為基督徒的醫生和護士接過了照顧他人這一強烈使命,甚至可能以犧牲自己的生命為代價。 這是一件崇高的事情。

但在古代世界,只有基督徒才這樣做。 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某些基督教理想已經擴散到世界中。 我們應該為此感謝神。 但在教會裡,從第一天起,我們就一直在做醫療、濟貧和教育方面的事情。 它們深植於教會的DNA中。 因此,基督徒應該恢復這一傳統,並堅持它,而不僅僅是當瘟疫橫行的時候才做。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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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先知之聲溯源

為什麼非裔美國人教會仍然必須重視《出埃及記》。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15, 2020
Illustration by Matt Chinworth

編者按:本文是匯集著名學者回顧“初約”(即舊約–譯者註)在當代基督信仰中地位的六集系列中的最後一篇。

11歲時,我看了一部關於馬丁·路德·金以及民權運動的紀錄片《定睛獎賞》。 伯明翰的黑人婦女被消防水龍沖倒在地的畫面在我眼前閃過。 警犬沖向人群。 表情憤怒的白人,對試圖進入實行種族隔離的學校的黑人孩子大聲喊叫種族主義髒話。

在田納西州西南部的一個黑人小教堂“哈齊街基督教會”長大,在講道和主日學課程中,我知道了關於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奴役的故事。 看完《定睛獎賞》後我明白了,黑人在美國的遭遇和以色列人在埃及的一樣。 這一認識激勵我追隨摩西、舊約先知和士師們(我們可以稱之為“自由戰士”)的傳統,以及小馬丁·路德·金的遺產。 對於當前美國黑人經歷的苦難和壓迫,《舊約》是持反對態度的。 那些日益受惑於成功神學和中產舒適的黑人教會,需要繼續植根於這一遺產。

《出埃及記》的威力

《出埃及記》的故事在非裔美國人教會中具有持久影響力,因為這一敘事正好講到了其會眾所面臨的困境。 一代又一代的非裔美國人,在《出埃及記》中找到了那位看顧向祂哭求的被壓迫者的神: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實在看見了; 他們因受督工的轄制所發的哀聲,我也聽見了。 我原知道他們的痛苦, 我下來是要救他們脫離埃及人的手,領他們出了那地,到美好、寬闊、流奶與蜜之地。”(出3: 7-8)

非裔美國人讀到的神, 反對那將神的子民不當人看的強者。 他們相信,就像聽到了以色列人的禱告一樣,神也聽到了他們的禱告:“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實在看見了。 ” 這是神對受揀選之人的用語,表明被壓迫者是屬於神的。 這就是歷史記載的,祂不僅知道選民們在哪裡,而且知道他們的處境質量如何,並將他們的被奴役視為不屬神的非法之事。 非裔美國人教會指出,神不僅看到祂選民的痛苦,也聽到人們的哀聲:“他們因受督工的轄制所發的哀聲,我也聽見了。” 所見所聞導致神采取行動:“我下來是要救他們。” 《出埃及記》提醒我們,解救的行動是被壓迫者受苦時神做出的自然反應。 因為神知道以色列人為奴的痛苦,所以神來審判壓迫者,解救被欺壓者。 《舊約》,尤其是《出埃及記》對非裔美國人教會的重要性,在於它肯定了我們的神是一個看得見、聽得到受難者,並為他們做主的神。

當然,內戰前的奴隸主們明白,如果奴隸們知道了《出埃及記》的故事,就等於找到了強有力的神學依據,將自己的解放看作一種神聖的權利。 因此,除了不讓太多奴隸受教育外,那些有意於讓自己的奴隸們皈依的基督徒奴隸主使用的是所謂的“奴隸聖經”,其書名為《為英屬西印度群島黑人奴隸選用的聖經節選本》。 這本“聖經”刪除了近50%的新約內容和90%的舊約內容。 毫不奇怪,幾乎整捲《出埃及記》都被刪掉了。 畢竟,並不需要太多想像,就可以把種植園主置於扮演法老的角色,而非裔美國人奴隸很容易把自己看作在埃及受奴役的猶太人。 白人奴隸主們知道,聖經這本書會為非裔美國人基督徒帶來何等的力量,而且事實證明也確實如此。

解放的遺產

被許多非裔美國人視為黑人摩西的馬丁·路德·金當然知道黑人的痛苦和苦難。 儘管他在白人至上的教育體系內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但並不因此就對黑人的痛苦視而不見。 就像摩西所做的一樣,與解放之神的親身相遇,促使他採取行動,在那代表南方白人暴行的令人生畏的寶座前,將他的人民從跪姿中解救出來。

在《永不離開我們:小馬丁·路德·金的禱告生活》一書中,路易斯·鮑德溫(Lewis Baldwin)提到舊約對金的影響。 金相信,《詩篇》作者和先知們身上所體現的,正是以不懈的禱告來支撐大膽行動的聖經理想。 鮑德溫寫道,“這位民權領袖顯然對禱告有著基於聖經的理解,從這些以及其他希伯來聖經資料,他對禱告的本質有了深刻的理解,為將禱告視為每日與神對話、同行的觀點找到了依據。” 正如鮑德溫後來所說,“對於金來說,禱告的迫切性不僅來自於在神面前感到個人的有限,也來自基於非裔美國人的宗教體驗,特別是黑人教會傳統的一種深刻認知。”

對於舊約先知傳統的詳熟,使得金的眼睛能夠敏銳地抓捕到淹沒在白人財富汪洋中的大量貧窮非洲裔美國人。 在白人學校所受到的中產階級教育,並沒有使他對那些身陷貧窮者的困境無動於衷。 相反地,金利用所受的教育來釋放思想的力量和先知的精神,並釋放他的口舌為被剝削者辯護。

對於喪失權益者苦難的敏感,同樣也深刻體現在金的導師和知己霍華德·瑟曼(Howard Thurman)身上。 在《耶穌與喪失權益者》一書中,瑟曼講述了自己孩提時代的某天晚上,被母親喚醒去看哈雷彗星的故事。 在自家後院中,他們默默無語地看著巨大的光扇在天空中蔓延。 當霍華德表示擔心彗星可能撞擊地球時,他的母親打破了沉默,說:“霍華德,什麼都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神會看顧我們的。” 他接著說,“在那晚之後,我還見過很多事情。 有無數次,我體會到生活是艱難的,像坩堝鋼一樣堅硬;但是隨著歲月的展開,母親那令人振作的話語一次又一次地再現其宏大威力,在我自己的屬靈上敲擊出它有節奏的吟唱。 這就是信仰和認知戰勝恐懼,並將其轉化為力量去奮鬥、實現…,而不是屈服。”

瑟曼從母親和祖母那裡繼承下來的這種深刻信念,深深植根於《出埃及記》和先知傳統。 在苦難中,被壓迫者沒有什麼其他權柄來源可以訴求。 這種抬頭的姿態是一種隱含的期望,即解放之神將下來解決被剝奪者的痛苦。

從埃及人到白人基督徒

當然,《出埃及記》的故事不僅幫助非裔美國人基督徒詮釋他們的歷史和被壓迫的經歷, 它還幫助他們解讀那些壓迫他們的白人,其中許多人自認為基督徒。 通常,白人基督徒告訴非裔美國人,他們無法理解黑人的經歷。 因為沒有經歷過永久的奴役和剝削,白人基督徒無法理解黑人的痛苦。 如果白人基督徒要了解黑人受壓迫的經歷,一定要是內心有那個願望。

《出埃及記》告訴黑人教會,他們的白人基督徒兄弟姐妹就像以特權繼承人身份住在法老家裡的摩西。 在《出埃及記》的記述中幾乎沒有跡象表明,在與神的神秘相遇之前,摩西對解救以色列同胞感興趣過。 當然,埃及王子所受的教育,不包括學習怎樣關心那些建造埃及宮殿和金字塔的奴隸們。 正如摩西所處環境使他忽視自己人民的痛苦一樣,許多白人基督徒的背景也導致他們忽視非裔美國人的受壓迫歷史。 即使是最好的白人教育也常常僅限於產出那些自稱是“無視膚色”的人,而實際相當於從歷史角度對於黑人長期受壓迫的歷史視而不見。

非裔美國人從《出埃及記》(以及先知書、流放期著作和後流放期著作)中學到的是,神不是色盲。 神聽到被壓迫者的呼喊、看到人民受壓迫,就會採取行動。 當摩西得知他的人民所受的苦難時,他果斷地行動以拯救他們。 真正的同情導致人們為被壓迫者採取行動,甚至把自己的生命危險置之度外。 也許白人基督徒故意無視他們的黑人兄弟姐妹的苦難,因為他們不想把自己的身體置於危險之中,甚至僅僅是冒失去其他白人的親情、接受和關愛的風險。

回到《出埃及記》的根

白人基督徒與黑人的苦難脫節,使他們難以理解深受舊約敘事影響、在整個民權運動中始終為自由而奮鬥的黑人教會。 在激發受壓迫黑人對自由的渴望方面,《出埃及記》是最具影響力的故事。 然而,當民權運動失去了金這一精神領袖後,新一代人開始試圖將政治引入仍然由白人居主導地位的那一壓迫性體系。 金像先知一樣在那壓迫體系的邊緣運作。 但在金死後,黑人教會變得不那麼以先知為導向。

金的許多追隨者不是繼續帶領黑人教會走向應許之地,而是領導黑人教會倒退,退回到安穩政治的法老宮殿內,儘管地位有所提升。 純粹追求政治權力和物質財富,損害了黑人教會與神的靈力之間的充分聯繫,而正是後者激發了金和舊約先知們不惜冒生命危險去抵制壓迫性政治體系。 黑人牧師們發現,像先知那樣對著掌控政治的主導體系大膽宣講真理,遠沒有像政客一樣來運作更有吸引力。

這些從先知變成的政客沒有意識到,白人當權者並沒有同情心,也不關心怎樣減輕黑人的痛苦。 黑人教會的許多領袖發現,不當先知,而是像政客一樣操作,可以獲得好白人的幫助。 潛在的黑人先知聲音被白人神學院接納,獲得價值三十枚銀幣的少數民族獎學金,那曾孕育了民權運動的先知精神則最終被馴化。 曾經在黑人教會起勇敢領袖作用的先知講道傳統被粉飾遮掩。

許多黑人升入由中產階級白人學術機構培訓出來的牧師所領導的中產階級黑人教會。 一些中產階級黑人教會開始選擇那些不會冒犯中產階級黑人情感的牧師。 同時,中產階級黑人教會與下層黑人的聯繫越來越少。 漸漸地,中產階級黑人教會對白人權力結構的先知性批判越來越少,並更加看重披著宗教偽裝的白人至上主義議程。

儘管如此,其他中產階級黑人基督徒還在運用他們的影響力,去解放貧窮的黑人群眾。 毫不奇怪,這些教堂的講道植根於《舊約》中大量的神將被壓迫者從奴役中解救出來的故事。 黑人小女孩、小男孩在講道中聽到,英雄人物如何反抗那奴役他們人民的壓迫性體系,這些英雄有摩西、以斯帖、約書亞、參孫、底波拉、但以理、尼希米、大衛、瓦實提、基甸、路得、以賽亞、耶利米、阿摩司和彌迦。

原本根植於宣講舊約、以舊約禱告的豐富傳統的黑人教會,如今顯示出被捲入中產階級黑人和下層黑人之間拉鋸戰的跡象。 正如PBS專輯《美國黑人的兩個國度》所指出的,二十多年前,我們既有歷史上最大的黑人中產階級,也有歷史上最大的黑人底層階級。 非裔美國人現在必須注意白人種族主義的另一面,即黑人中的階級歧視。

馬文·麥克米爾克(Marvin McMickle)在他的《給黑人中產階級講道》一書中認為,黑人中產階級和底層之間的這種分歧也許是對黑人教會牧師的最大挑戰。 一些中產階級黑人教會更致力於與白人財富體系,而不是與底層黑人保持聯繫。 麥克米爾克引用《阿摩司書》6:1的話說:“在錫安… …安逸無慮的有禍了。” 中產階級黑人教會要想在街頭有信譽,黑人講壇必須再次滿足黑人群眾的需求。

當然,無論在哪裡,金都會利用講壇,描述來自《出埃及記》、《以賽亞書》和《阿摩司書》的場景。 歷史上擁有著像金和他的前人這樣的牧師,今天的問題是:中產階級黑人教會會重新致力於關注被壓迫的下層黑人的痛苦嗎?中產階級會傾聽被壓迫者的呼求、制定戰略,以解救他們受苦的兄弟姐妹嗎?

今天當我們定睛這個國家受苦的廣大黑人群眾時,《舊約》以神的同情心使我們的心被打動。 中產階級黑人教會必須找回其先知的聲音,回到為奴之地,宣告被擄的得釋放。 神是自由的神,祂仍然進入到壓迫性的體系內,解救出那被稱為祂的子民的被壓迫的受害者。 在前行的時候,願我們讓我們已得解放的頭腦,通過我們已得解放的口傳達話語,動搖暴政的基礎,矯正那建立在人類苦難基礎上的體系。 如果黑人教會想在不公正的人類製度中再次作為一種解放性機構起作用,就必須保持其繼承下來的、注重《舊約》神啟解放性影響力的傳統。

傑里·泰勒(Jerry Taylor)是阿比林基督教大學(Abilene Christian University)的聖經、宣教和j教會事工副教授,是卡爾·西班牙(Carl Spain)種族研究和屬靈神行動中心的創始主任。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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