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架的道理與文化戰爭是背道而馳的

Russell Moore

基督的勝利是通過受難贏得的，而不是通過社會征服。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 NSA Digital Archive / Getty

這篇文章改編自羅素·摩爾（Russell Moore）的時事通訊。請點擊這裡訂閱。

道德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本周在《大西洋》雜誌上寫道，我們現在都生活在巴別塔的另一邊。

海特是一個無神論者，他說的當然不是指字面上的意思。這個比喻指向了美國在文化上分裂成的部落派別，海特認為其在2009年達到了臨界點，當時Facebook率先推出了 “點贊”按鈕，Twitter也增加了轉發功能。

雖然文化戰爭一直存在，但這些技術的發展鼓勵了瑣碎性、暴民心理，以及日常憤怒的可能性，這是前所未有的。

對海特來說，這種陷入巴別塔的情況並不意味着一場新的文化戰爭，而是一種 不同類型的 文化戰爭——其目標不是對方的人，而是己方中對於對方的觀點（甚至是他們的人性）表示同情的那些人。

以製作瘋傳內容為目標的政治、文化或宗教極端分子將“自己團隊中的異議者或細緻全面的思考者”作為目標，確保基於妥協和共識的民主機制“陷入停滯”。

同時，海特認為，這種由憤怒驅動、強化的瘋傳性解釋了為什麼我們的機制“在整體上變得更愚蠢”，因為 “社交媒體向他們的成員灌輸了一種長期的恐懼，使他們害怕被飛鏢擊中。” 這使得話語權被極少數的極端主義挑釁者控制——他們一直在尋找“叛徒”、“卡倫（Karen）”或“異端”來剷除。

海特的比喻可能比他意識到的更有針對性。畢竟，巴別不僅僅是一個導致分裂和混亂的技術成就。它植根於兩種驅動力——這也是我們目前所浸淫其中的憤怒文化的背後原因。

其中之一，是對個人榮耀和名聲的渴望，巴別的建造者說：“來吧！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通天，為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創11:4）

在任何一天，我們都可以看到這種動力在人們身上起作用，他們認為建立個人“品牌”的唯一途徑，是攻擊他們認為更重要的人，或者說一些足以吸引支持者和反對者雙方暴徒的駭人聽聞的話。

另一個驅動力是自我保護的願望。建造者們說，這座塔是必要的，因為要“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第4節）。需要這種技術來防止生存威脅。

那麼，在這個巴別後的世界里，基督徒的姿態應該是什麼？

詹姆斯·戴維森·亨特（James Davison Hunter）十多年前就警告說，美國福音派“文化戰爭”的大部分參與是基於一種高度的“怨恨情緒”（ressentiment）。他說，這超出了反感的範圍，包括憤怒、嫉妒、憎恨、暴怒和報復的組合——其中傷害感和焦慮感成為該群體身份的關鍵。

通常情況下，這種由焦慮引發的憤怒和報復，不是與對具體政策結果的恐懼聯繫在一起，而是與一種更原始的、更類似於初中生的恐懼感聯繫在一起：對羞辱的恐懼。這感覺就像一種死亡——那種讓人暴露在外面的世界中並被嘲笑的死亡。

在亨特看來，當該群體擁有一種特權感時——更多的尊重、更大的權力、多數人的地位——怨恨情緒的姿態就會加劇。他警告說，這種姿態是一種政治心理，表現為“譴責和詆毀敵人，努力征服和支配那些應受譴責的人”。

老傑瑞·法威爾（Jerry Falwell Sr）將他的政治運動命名為“道德多數派”（the Moral Majority），這不是巧合。這種觀點追溯到理查德·尼克松的“沉默的大多數”（silent majority），即認為大多數美國人希望擁有與保守的福音派相同的價值觀，卻被無視多數人意願施行統治的沿海自由主義精英阻撓。

通常情況下，美國生活中最有爭議的方面集中在“誰在試圖把美國從我們身邊奪走？”——無論是衝破邊界的移民大篷車、想象中的美國精英們製造全球大瘟疫以便用疫苗來控制人口，還是指稱崇拜撒旦的戀童癖團伙佔據了政府的最高層。

阿曼達·里普利（Amanda Ripley）在她的《高度衝突》（High Conflict）》一書中寫道，每當我們的大腦對事件進行了 “急速評估，並試圖將其納入我們對世界的理解模式”時，羞辱感就會發生。但這還不夠。她指出，“要感到被壓低，我們首先得把自己看作是屬於高處的。”

為了說明這一點，里普利指出她僅有的一次打高爾夫球的經歷，當時她一次又一次地錯過球。她說，她嘲笑自己，但並不感到羞辱，因為擅長高爾夫不是[她]身份的一部分”。然而，如果世界知名的高爾夫球手老虎·伍茲（Tiger Woods）也有同樣的表現，他就會感到羞辱，特別是如果他的失誤在廣大電視觀眾面前被拍到。

然而，十字架是完全不同的。正如弗萊明·拉特利奇（Fleming Rutledge）在她的權威性著作《耶穌十架受難記》（The Crucifixion）中指出的那樣，對於羅馬帝國來說，沒有什麼做法，比把那些反對其統治的人釘十字架，更能羞辱人和顯示其統治權威了。

十字架不僅結束了一個人的生命，而且是以最嘲諷的方式做到的——放大了凱撒對在木樁上痛苦喘息的人的統治。羅馬士兵站在周圍，人群在憤怒和笑聲中尖叫，受難日（Good Friday）看起來就像巴別塔的勝利，就連被釘在十字架上的王頭上都有多種語言的標誌。

然而，當耶穌談到這種向下的軌跡時，是把它看作他將被“舉起”、並“吸引萬人來歸我”（約12:32）的方式。這不僅與那些尋求擴大自己名聲的人形成對比——例如，凱撒就不希望自己的統治有競爭對手——而且與那些尋求自我保護的人形成對比，例如門徒就因恐懼而逃跑。

只有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神的代罪羔羊，被他父神的復活大能證為無罪，才能在五旬節以一種扭轉巴別的方式澆灌下聖靈。

但是，復活和升天並不是對耶穌十架受難的一種化解。相反，它們是對耶穌所宣示的通過失敗而得勝、通過軟弱來彰顯大能的一種延續。正如新約學者理查德·海斯（Richard Hays）曾經指出的那樣，耶穌復活后沒有向彼拉多或凱撒或希律顯現。那麼做將不過是為自己平反、贏得一場爭論，而不是拯救世界。

相反，正如路加所說，耶穌“將自己活活的顯現”（徒1:3）給他所揀選的人做見證。這是因為，耶穌的國度不是通過怨恨和不滿，而是通過那些用真誠和真理，甚至是犧牲自己的生命為他作證的人來推進。像這樣的征服——通過“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啟12:11）——就是勝利的樣子，特別是當人們看到敵人到底是誰時。

專家告訴我們，預計未來幾年的情況會比前幾年更糟糕。那些試圖通過利用恐懼和憤怒為自己揚名的人將繼續在這方面做得更變本加厲。他們不會缺少觀眾，後者認為，他們與毀滅之間的唯一障礙就是不得不有的大量的戲劇化的憤怒。

文化戰爭和憤怒周期可能會刺激收視率、點擊率和籌款呼籲，但它們不能使罪人與聖潔的上帝和解。他們不能使一個四分五裂的民族重新團結起來。從長遠來看，它們甚至不能使我們不那麼害怕。

耶穌受難日應該提醒我們，作為基督徒，給一個已經被自己耗盡的文化增加更多的憤慨和怒氣，是不符合神所定義的祂的智慧和力量的。建造巴別塔不能幫助我們，只有背負十字架才能。

羅素·摩爾（Russell Moore）領導《今日基督教》的公共神學項目。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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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節講道中應摒棄的五個錯誤

Andreas J. Köstenberger and Justin Taylor

如果你想幫助人們用新的眼光看待聖周，那就先從放棄這些熟悉的謬論開始。

Christ Before Pilate, Mihaly Munkacsy (1880)

The Bridgeman Art Library

1.不要說耶穌在33歲的時候就死了。

常見的斷言似乎是合理的，如果“耶穌開頭傳道，年紀約有三十歲”（路3:23），並從事三年的傳道事工（約翰提到了三個逾越節，可能還有第四個），那麼他死時已經33歲了。然而，幾乎沒有學者認為耶穌死的時候實際上是33歲。耶穌的出生時間是在大希律王下令處決“伯利恆城裡並四境所有的男孩。”（太2:16）和希律王在公元前4年春天去世之前。如果耶穌出生在公元前5或6年的秋天，並且我們記得我們在公元前和公元後之間是沒有那個 “0″年的，那麼耶穌在公元33年的春天去世時（我們認為這是最有可能的）應該是37或38歲了。即使耶穌死於公元30年（唯一有可能的替代日期），他應該是34或35歲，而不是33歲。沒有任何主要教義會受到這種常見誤解的影響。但不要在講台上自信地宣稱不真實的“事實”，從而損害你的信譽。

2.在解釋最後的晚餐上為什麼明顯沒有羔羊時，不要只說耶穌是最終的逾越節羔羊。

雖然耶穌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約1:29），這是光榮的事實，但這並不意味着在主的晚餐上沒有實體的逾越節羊羔。事實上，幾乎可以肯定是有的：“除酵節，須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到了。耶穌打發彼得、約翰，說：‘你們去為我們預備逾越節的筵席，好叫我們吃。’”（路22:7-8；參可14:12）。即使福音書中沒有特別提到，吃逾越節羊肉也是每個猶太逾越節的重要組成部分（出12:3）。這就是為什麼門徒們要在晚上在城門之內集體吃這頓飯，在那裡應該是就着紅葡萄酒吃，在掰餅和唱讚美詩之前吃完。雖然對最後的晚餐的性質存在分歧，但我們認為很清楚的是，在受難的前一天晚上耶穌與十二個人一起慶祝逾越節，而耶穌也明確表示，對於紀念神通過犧牲羔羊的血將他的子民以色列從埃及的奴役中拯救出來的這一傳統，他是遵守的。

3.不要說在棕櫚主日敬拜耶穌的和受難日上喊着把他釘死的是同一群人。

這種說法通常是被作為一個有力的講道重點，說明在涉及到彌賽亞耶穌時，人心是善變的。但需要補充幾個條件。首先，我們並不完全清楚高喊“和撒那”、讚美耶穌凱旋的那群人與聚集在本丟彼拉多面前喊着“釘他十字架！”的是同一群人。前者似乎主要是來自加利利的朝聖者和耶穌的門徒，而後者似乎主要是來自耶路撒冷的人。其次，這兩群人都是在誤解的基礎上表達激昂的情緒。當耶穌騎着驢子進入耶路撒冷時，那些高呼“和散那”的人之所以興奮，是因為民族主義對彌賽亞的錯誤認識。當耶穌與本丟彼拉多一起站在耶路撒冷的眾猶太人面前時，後者被他們的領袖煽動起來，錯誤地指控耶穌褻瀆神明，他們的譴責同樣是基於對彌賽亞身份的誤解。這兩群人的共同紐帶不是人心的善變，而是對謙卑的彌賽亞和受苦的僕人缺乏真正的認識和敬拜。

4.不要繞過婦女作為基督復活證人的角色。

復活記述中婦女的數量和身份可能很難知道，這也是我們在 《耶穌的最後日子》（The Final Days of Jesus）中提供詞彙表作為指南的原因之一。例如，其中一個令人困惑的地方是，不少於四位婦女同名馬利亞：（1）抹大拉的馬利亞；（2）耶穌的母親馬利亞；（3）雅各和約西/約瑟夫的母親馬利亞；以及（4）革羅罷（可能是拿撒勒人約瑟夫的兄弟）的妻子馬利亞。此外，還有約亞拿（她的丈夫苦撒是希律安提帕的家宰）和撒羅米（可能是使徒雅各和約翰的母親）。

當你在這個復活節講道時，不要把婦女的見證作為一個偶然的細節而忽略。在第一世紀，婦女甚至沒有資格在猶太人的法庭上作證。約瑟夫斯（Josephus）說，即使是多個婦女的見證也是不可接受的，“因為她們的性情輕浮和大膽”。第二世紀批評基督教的克理索（Celsus）嘲笑抹大拉的馬利亞作為所謂的復活證人的想法，稱她是一個“被巫術所迷惑的歇斯底里的女性”。

這一背景很重要，因為它指出了兩個關鍵的事實。首先，它從神學角度提醒，彌賽亞的國度將世界的體系顛覆。在這種文化中，耶穌從根本上肯定了婦女的充分尊嚴和她們見證的重要價值。第二，從護教角度，它是對復活記載歷史準確性的一個強有力的提醒。如果這些是“乖巧捏造的虛言”（彼后1:16），婦女就不會被作為復活的基督的第一批目擊者出現。

5.不要專註於耶穌的苦難，以至於忽略了十字架在復活中展示的和通過復活所帶來的榮耀。

某些基督教傳統傾向於幾乎單方面地關注耶穌在十字架上的痛苦，關注他不得不忍受的不可思議的痛苦，關注他的羞辱和與上帝的分離。這可以在電影中看到，如梅爾·吉布森（Mel Gibson）的《耶穌受難記》，羅馬天主教在通往十字架的各站重演了他沿 Via Dolorosa（即悲傷之路）的受難之路，以及我們倆在我們參加的福音派教會中所聽到的不少講道中的關於受苦的信息（更不用說我們最喜歡的許多讚美詩）。當然，《聖經》的四本福音書，特別是《馬太福音》、《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一致認為耶穌為我們受了很多苦，因為他為我們的救贖獻出了生命，使我們的罪孽得到了寬恕。

然而，復活節的故事還有另一個方面。這在約翰的陳述中得到了最好的概括，即“耶穌知道自己離世歸父的時候到了。他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13:1）。在介紹洗腳的場景，以及整個充滿激情的敘事時，約翰寫道：“耶穌知道父已將萬有交在他手裡，且知道自己是從神出來的，又要歸到神那裡去，就離席站起來 …”（13:3-4；參見14:28).

換句話說，約翰不厭其煩地表明，十字架不是一個死胡同，而是耶穌返回天父之家路上的一個驛站! 這就是為什麼他在敘述耶穌受難的一開始就打下了一個勝利的基調：天父已經把所有的東西都交到了耶穌的手中，而耶穌正在回到他之前的榮耀中，他和天父一起享有這些榮耀（17:5，24）！正如希伯來書的作者所說，耶穌“因那擺在面前的喜樂”，才“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12:2）。這個復活節，讓我們確保在講述耶穌受難的故事時，不要遺漏“榮耀 ”這一部分。毫無疑問，十字架本身是榮耀的，它展示了耶穌完美的順服、上帝對人類的愛，以及上帝之子為有罪之人提供的贖罪祭。耶穌在地上的工作確實已經“成了”（約19:30），但他統治、治理和代禱的榮耀的工作一直持續到今天。

安德利亞斯·科斯騰伯格（Andreas Köstenberger）是位於北卡羅來納州維克森林（Wake Forest）的東南浸信會神學院的新約和聖經神學高級研究教授。賈斯汀·泰勒（Justin Taylor）是 Crossway 出版公司的高級副總裁兼出版人。他們合著了《耶穌的最後日子：有史以來最重要人物的最重要一周》（The Final Days of Jesus: The Most Important Week of the Most Important Person Who Ever Lived）（Crossway 出版）。

翻譯：劉晨晨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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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基督徒如何看待在烏克蘭進行的“特別軍事行動”？

Jayson Casper

掙扎於“挺普京派”和“支持禱告派”之間，只有少數人公開表示反對俄國入侵烏克蘭。烏克蘭的神學院領導人們呼籲悔改認罪。

2022年4月19日，在俄羅斯莫斯科市中心，從扎利亞德耶（Zaryadye）公園看日落，背景是基督救世主大教堂。

Kirill Kudryavtsev / Getty

被限制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俄羅斯教會的講道也反映了這個民族的情緒。

在2月24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兩天後，莫斯科自由之地五旬節教會的阿列克謝·諾維科夫（Alexey Novikov）在講道中引用彼得前書2:17說，“尊敬沙皇！” 雖然不是挺戰，但肯定是挺俄的。他說，一旦合法選出的總統決定派出部隊，基督徒就有責任支持他們。

一個月後，俄羅斯沃羅涅日（Voronezh）活水之源浸信會的米哈伊爾·別利亞耶夫（Mikhail Belyaev）問道：“為什麼教會沉默不語？”

許多烏克蘭福音派教徒對他們在國境另一面的同人未能公開反對戰爭而感到憤怒。他們還引用了使徒彼得的話，強調同一節經文前半部分的誡命：“親愛教中的弟兄。”

但別利亞耶夫的講道並非挺烏。他在莫斯科以南320英里處的教會提供了一個不同的答案。

他說，教會並不沉默。他們在傳揚福音，為和平祈禱。

“俄羅斯人對於烏克蘭人的抱怨是認真的，”位於弗吉尼亞州的浸信會神學院約翰·利蘭神學研究中心（John Leland Center for Theological Studies）的神學副教授安德烈·希林（Andrey Shirin）說。 “但他們把上帝放在民族之前——而且認為許多烏克蘭人把自己的國籍看得太重了。”

希林30年前就離開了俄羅斯，他說，當時和現在一樣，大多數信徒都對政治保持警惕。雖然一些牧師批評了戰爭，但很難找到同情烏克蘭的講道。

在整個戰爭期間，對於俄羅斯在法律上規定必須稱為“特別軍事行動”的這次戰爭，民意調查顯示了強烈民意支持。 65%至89%的人表示贊同；71%的人說，他們感到“自豪”和“喜悅”。

一些分析家認為宣傳在起作用：四分之三的俄羅斯人依靠電視獲取新聞，而三分之二的人的新聞來源是國家廣播。只有5%的人可以使用VPN知曉境外的報道。

還有人認為民調結果失真：在一項“問題清單實驗”中，當俄羅斯人不必直接回答關於戰爭的問題時，支持率僅有53%。

針對福音派的具體民意調查並不存在。

希林指出，給出精確民調結果是困難的，估計持有像諾維科夫這樣的挺俄情緒的只佔20%。但持同情烏克蘭、明確反戰立場的更少，只有10%。他所估計的佔70%的像別利亞耶夫這樣的“沉默的大多數”，可以被歸類為 “支持禱告派”，在他們所處的當前俄國背景下，這意味着不進行是非判斷。

“作為一個福音派基督徒，會在態度上有很大不同，”希林說。 “它使人的立場更中立些。”

但這並不能滿足烏克蘭福音派基督徒的要求。

“我們強烈譴責俄羅斯基督徒表現出的沉默、疏遠，甚至是對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戰爭的公開支持，”七位神學院領導人在4月的一封公開信中寫道，吸引了近300人簽名。 “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的苦難，要求人們公開與她們認同。”

被指控的主要行惡者中包括俄羅斯最大的五旬節聯盟的負責人謝爾蓋·里亞霍夫斯基（Sergey Ryakhovsky），他在3月29日的議會會議集會上發言，聲稱拒絕所謂的“納粹主義”，也就是被弗拉基米爾·普京總統栽贓給在為烏克蘭領導人的那一意識形態。

“我們團結在一起，我們就更強大，”他在談到大公教會的參與時說： “今天，我們有一個明確的基督教使命，為了我們的人民，不論他們是在俄羅斯，還是在烏克蘭。”

諾維科夫的教會屬於拉霍夫斯基的宗派。

但烏克蘭基督徒的抱怨在目前的入侵開始之前就已經存在了。 2014年，俄羅斯吞併了克里米亞，並開始支持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的分離主義運動。此後，浸信會領導人與普京一起出現在俄羅斯的國家統一日，並向俄羅斯總統致以生日問候。

其他人則早已經清楚地說出了自己的觀點。

當普京在2013年宣布離婚時，聖彼得堡的浸信會牧師維克多·什倫金（Victor Shlenkin）向其他基督徒發出呼籲。

“一些新教領導人將普京比作智慧的所羅門，”他說。 “但他們是否忘記了所羅門的結局？”

自戰爭開始以來，其他人把它與魔鬼相聯繫。

“到目前為止，撒旦已經贏了兩次，”浸信會聯盟前副主席葉夫根尼·巴赫穆茨基（Evgeny Bakhmutsky）在2月27日說。 “在俄羅斯軍隊的參與下，撒旦推動在烏克蘭領土上發動了一場戰爭，他甚至在基督徒中播下了不和諧和敵意。”

阿列克謝·馬爾科維奇（Alexey Markevich）表示同意。

“我們需要為我們的國家對別的國家做下的壞事悔罪，”這位莫斯科浸信會的牧師在3月18日說。 “哪一個更接近我們：我們對基督里的兄弟關係的忠誠，還是我們對不敬神的當局的服從？”

在看到位於烏克蘭伊爾平（Irpin）的歐亞傳教會（Mission Eurasia）總部被燒毀的《聖經》的照片后，尤里·西普科（Yuri Sipko）對他的同胞們說了一番嚴厲的話。

“俄羅斯基督徒贊同這種行為，”這位前浸信會聯盟主席說， “[但是]我看到基督為看到這種野蠻的行徑而哭泣。我也在哭泣。”

一位與福音機構網絡 Faith2Share 一起服事的俄羅斯東正教領袖波諾馬廖夫（Ponomarev）——出於安全考慮，他要求不使用全名——說，這些人並非離群的特別之人。。但是，和其他數百名像他們在3月份簽署了一封由福音派牧師領導的反對戰爭的公開信的人一樣，他們都是“勇敢的”。

他對全國性的民意調查感到驚訝，他認為大多數俄羅斯福音派教徒同意這封抗議信——他稱這封信的發出是一個“奇迹”。 2016年的亞羅瓦亞法（Yarovaya Law）經常被用來對付福音派基督徒，使一個本就不習慣發表意見的社區更加謹慎。

作為和平主義者，他們傾向於避免政治，但他們反對戰爭。

然而，作為俄羅斯人，有些人被捲入了潮水中。西方的制裁使人們的態度更加強硬，而許多家庭和教會則出現了分裂。

他說，但是烏克蘭的福音派人士所做的，對於推進自己的目標也幫助不大。他們對於俄國基督徒就戰爭發出譴責的要求太高了。

“幾乎有一種疲勞的感覺，”波諾馬廖夫在談到國境兩邊的關係時說。 “八年來一直被告知他們是‘克里姆林宮的代理人’，已經沒有省下多少耐心了。”

安德烈·迪里延科（Andrey Dirienko）可能是一個例子。

當俄羅斯被稱為“邪惡帝國”時，這位來自莫斯科東北170英里的雅羅斯拉夫爾（Yaroslavl）的五旬節派主教感到不快，希望得到理解。

“有時[領導人]必須在幾種邪惡中選擇最小的一種，”他在2月27日說：，他呼籲祈禱上帝給俄羅斯政治家以智慧。 “神掌握着答案……和平會到來。”

但他對烏克蘭人說：不要試圖在人們身上尋找敵人。

然而，神學院領導人本月發出的題為《來自廢墟的聲音》的公開信，並沒有從這種一般性聲明中得到安慰。它指責俄國福音派領袖們為了接近政治精英，放棄了與“被釘死”的基督身體一體的同情之心。

迪里延科是里亞科夫斯基（Ryakhovsky）的授權代表，後者目前是俄羅斯總統的輪值宗教委員會中的兩名福音派成員之一。

“甚至許多大聲反戰的人也支持將烏克蘭納入俄羅斯的世界影響範圍，”海外理事會東歐和中亞地區主任塔拉斯·迪亞特利克（Taras Dyatlik）說，他也在這封信上簽名。 “俄羅斯的基督教世界觀必須把其中的宗教帝國主義成分清洗掉。”

280多名俄羅斯東正教神父和執事同意這一點，簽名發表了他們自己的公開信。

只是不要過分誇大他們的影響。

“他們的聲明是可恥的，不過是被媒體驅動、不得不批評教會權威的一種努力，”俄羅斯境外的俄羅斯東正教會（Russian Orthodox Church Outside Russia）的美國大主教和退休神學院院長亞歷山大·韋伯斯特（Alexander Webster）說。 “與沒有參與那個小規模抗議的4萬多名主教和其他主要神職人員相比，他們的人數少得可憐。”

韋伯斯特說，在教會裡人們是可以有不同意見的。對他來說，主要是不悅於信中所做出的，指基里爾（Kirill）牧首將受到永恆詛咒的暗示。在冷戰期間，他就批評了與克格勃合作的神職人員。而這場戰爭，他說，被譴責為“在道義上是沒有道理的”。

但是，少數與領導層決裂的俄羅斯東正教人士——其中一些人曾經很顯赫——是在 “在世界面前亮我們的家醜”。

不過，韋伯斯特稱讚了莫斯科下屬的烏克蘭東正教會（UOC）的大主教奧努弗里（Metropolitan Onufriy），後者在戰爭的第一天就表示支持保衛自己土地的戰士，並呼籲普京停止自相殘殺。

“他是一個現代的先知，在強權面前敢於挺身而出，”韋伯斯特說， “他做得很平靜，而且冒着一定的風險。”

奧努弗里還面臨著來自他自己政府的風險，因為他曾批評過烏克蘭前總統彼得羅·波羅申科（Petro Poroshenko）和現任總統沃洛季米爾·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的“左傾政策”。目前烏克蘭議會正在審議的一項法案實際上要求取締UOC並將其財產收歸國有，里亞科夫斯基等人譴責這是對宗教自由的冒犯。

如果只是進行有限的軍事干預，以支持頓巴斯的“受迫害的俄羅斯族人”，韋伯斯特本會支持的。

他說，沒有人的手是乾淨的，他將西方對烏克蘭的干涉追溯到2014年將親俄總統趕下台的廣場（Maidan）抗議活動和2018年的教會獨立（autocephaly）運動，最終君士坦丁堡的普世牧首承認了位於基輔的東正教會的獨立性。

韋伯斯特繼續說，2021年9月，北約和烏克蘭舉行了聯合防禦演習。今年1月，北約拒絕了俄羅斯關於不給予烏克蘭成員國資格的要求。而在戰前一周，澤倫斯基對於烏克蘭以核武器換取安全保障的外交框架提出質疑，導致莫斯科指責基輔計劃發展原子彈。

鑒於北約擴張的威脅，10個俄羅斯人中有7個將國家安全作為戰爭的主要理由，而一半人認為保護頓巴斯地區講俄語的烏克蘭人是目標。只有五分之二的人認為主要目標是改變烏克蘭的領導層，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認為是完全征服這個國家。

在被要求估計俄羅斯東正教徒的各種態度時，韋伯斯特對俄羅斯的一般民意調查提出質疑，並批評西方媒體利用民意調查來進行戰爭宣傳。

“整個方法是有問題的，”他說，並指出無法獲得可靠的信息。 “我們不相信按照大眾的意見來管理教會。我們相信，聖靈和神聖的傳統指導並激勵着教會領袖和忠實的信徒。”

不過，俄羅斯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宗教研究中心主任羅曼·倫金（Roman Lunkin）已經儘力了。他說，大約一半的俄羅斯人民支持軍事行動，而大約10%的人支持烏克蘭。他估計希林的”沉默的大多數”只有40％。

在普通的福音派信徒中也是如此。

“保衛自己的國家是很自然的，”他說。 “新教教會早已經成為國家社區，反映了普通民眾的情緒。”

上個月，身為東正教基督徒的倫金髮表了一份圖表，概述了俄羅斯主要宗教人士所表達的，從明確支持到譴責的不同立場。他說，如果說有什麼要指出的，那就是神職人員之間有更強烈的多樣性。

作為一名社會學家，倫金隨後對福音派牧師進行了採訪，其中許多牧師是由烏克蘭人培訓的。按他的估計，對俄羅斯政策的支持率下降到30%，與“支持祈禱派”的立場相當。他認為對烏克蘭的支持率為40%，其中一半會公開這樣說。

但他說，大多數人缺乏政治經驗，因受公眾輿論挾制，只能保持沉默。

這與東正教的神職人員並無不同。

倫金說：“主要部分是支持和平的，可能對特別行動（即侵烏戰爭——譯註）不滿，”儘管他們承認背後的原因。 “但他們為什麼要因此分裂教區？”

並不僅僅是福音派人士不參與俄羅斯政治。

消息人士指出，儘管政府繼續鎮壓反對派，但俄羅斯已經不再是蘇聯了。除非呼籲抗議，陳述觀點並不一定會被罰款或坐牢。

所以要大聲說出來，烏克蘭的公開信中這樣說。

“尋求聖靈的力量，”神學院領導人敦促，”採取實際步驟，影響俄羅斯的公眾輿論——關於對烏克蘭的戰爭，以及該國的最高領導人。”

從美國發出這樣的聲音更容易。

雖然希林原來無法想象會發生“如此可怕”的事情，但他也可以自由地呼籲結束”自相殘殺的衝突”。

他說：“大多數俄羅斯新教徒的立場，是由幾十年來作為一個受迫害的少數群體所形成的。 “不參與政治一直是他們的生存策略。”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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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和平主義：烏克蘭的門諾派傳統塑造了福音派對俄羅斯的反應

Jayson Casper

重洗派塑造了斯拉夫的屬靈復興。登山寶訓激勵了遭受蘇聯迫害時的忍耐。但是，如何在戰爭中實踐非暴力呢？

Getty 2022年1月30日，一名軍事教官在烏克蘭首都基輔的一次訓練課上教平民拿著卡拉什尼科夫自動步槍的木質複製品。

Sergei Supinsky / Contributor / Getty

烏克蘭浸信會的信徒曾是和平主義的實踐者。

現在，因俄羅斯軍隊的入侵，烏克蘭人正陷入一個險峻的生存之戰中，許多人都被困在戰爭的前線。領袖們呼籲北約實施禁飛區。牧師為士兵們禱告；教會供應麵包給難民。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它不像單純的自衛那麼簡單。但是，大多數斯拉夫福音派信徒所實踐的非暴力也不是一個明確的信念原則。曾在蘇聯掌控下的烈火中鍛造，是當時世界第二大浸信會團體，他們沿著一條與在美國的同教派弟兄們截然不同的道路發展。

只要問問羅曼·拉庫巴（Roman Rakhuba）就知道了，他是土生土長的浸信會信徒。

“我本來從不會稱自己是門諾派”，這位烏克蘭門諾派弟兄教會協會（Association of Mennonite Brethren Churches of Ukraine，AMBCU）的負責人說。 “但我後來發現我一直在遵循他們的原則。”

烏克蘭被稱為東歐的“聖經地帶”（Bible Belt），它的福音派信仰受到重洗派傳統極大的影響。拉庫巴在距基輔東南方350英里的札波羅熱市（Zaporizhzhia）長大，離那棵與1789年建立的門諾派喬爾地察（Chortitza）殖民地相關的老橡樹不遠。

他的祖父因他們的一位傳教士得救了。

但作為一個浸信會的孩子，拉庫巴在沒有玩具槍的情況下長大，被指示永遠不要用邪惡來回報邪惡。由於被禁止參加戰爭，他的親戚們拒絕加入蘇聯的軍隊。他記得他祖父在家中接待門諾派的教徒，得知凱薩琳大帝1763年頒布法令，邀請德國移民來開發俄羅斯的內地。

路德教徒和天主教徒，還有政治異議份子和叛亂份子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他們被提供了土地、自治權，以及——對和平主義者至關重要的——免除服兵役。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里，門諾派群眾在烏克蘭蓬勃發展，建立了為農業和工業發展的基礎設施。但是，日益富裕影響他們的社會和精神生活，醉酒和跳舞變得司空見慣。

接著來到的是敬虔主義。

在19世紀中葉，德國傳教士，如路德會的愛德華·韋斯特（Edward Wuest），受到門諾派教徒的接待。他們強調過基督徒的重生生活應有個人的皈依、禱告和查經，這吸引了對傳統教會不滿的殖民者。 1860年，這個群體產生分裂，一個平行的門諾派弟兄教派誕生，他們還差派傳教士遠到西伯利亞和印度。

仍然講德語的人與他們的斯拉夫鄰居過著基本上分開的生活，直到兩個事件的發生，引發了福音派的復興。 1858年，俄皇亞歷山大二世授權翻譯和發行俄文《聖經》。三年後，他廢除了農奴制。

“農民第一次不再被土地束縛，”奧德薩神學院（Odessa Theological Seminary）的教會歷史講師瑪麗·拉伯（Mary Raber）說。 “還有什麼地方能比在一個繁榮的殖民地農場裡找到更好的工作呢？”

斯拉夫人現在也有一本《新約聖經》，開始加入他們的查經。

門諾派並不是俄羅斯帝國唯一的復興主義運動。德國浸信會在高加索山脈建立了教會。一位英國傳教士在聖彼德堡贏得許多精英。這兩個團體都沒有將和平主義作為規條之一，甚至一些門諾派教徒組織了自衛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混亂的期間抵禦盜匪。

但是，沒有任何人為布爾什維克的崛起做好準備，作為共產主義革命者的布爾什維克在1923年鞏固了其政權。

不算皈依者，在1911年烏克蘭有超過 100，000名説德語的門諾派教徒。但他們的人口在1870年代已經受到打擊，當時兵役豁免權被撤銷，之後才被替代服務（alternative service）所取代。三分之一的人遷往北美中部的平原區。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內戰和饑荒繼續蹂躪他們，1920年成立的門諾派中央委員會（Mennonite Central Committee，MCC）幫助救濟烏克蘭的弟兄。但是，儘管每天提供25，000頓飯挽救了許多人的生命——估計有9，000人—— 但另一次人口外流導致有20，000人移民去加拿大。

蘇聯集體化農場導致了十年後的 烏克蘭大饑荒（Holodomor），這場人為造成的飢荒導致數百萬烏克蘭人死亡。像其他基督徒一樣，門諾派教徒也遭到逮捕、處決和流放到西伯利亞。第二次世界大戰導致數千人被驅逐到中亞。人口繼續減少，大部分剩下的人隨著撤退的德軍向西遷移。

當約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為迎合西方盟友並在1944年創建了福音派基督徒浸信會聯盟（後來又有五旬節派加入）時，門諾派就在那時瓦解了。

蘇聯基督徒受到迫害是一個眾所皆知的事實。他們作為國際櫥窗裝飾而被官方所容忍，但在社會上被邊緣化，教會也被克格勃特工（KGB）滲透。即使悄悄地傳福音也要冒著極大的風險，他們的《聖經》實踐強調在政治事務上順服掌權者——甚至是專制當局。

但就像他們的門諾派前人一樣，他們仍拒絕服兵役。

“這並不完全是和平主義，而是不參與，”現任華盛頓州溫哥華復興浸信會牧師的邁克爾·切倫科夫（Michael Cherenkov）說。 “也許這是明智的，但不符合神學的——這只是從過去的經驗中體認出的生存之道。”

切倫科夫在蘇聯烏克蘭的地下教會中長大，1960年代，他出生在俄羅斯的父親因和平主義而入獄。他的家人不僅持續為屬靈復興祈禱，也為蘇聯的解體禱告。他說，這是一種“解放神學”，在某些方面為現今最終支持武裝抵抗俄羅斯撒下種子。（他的母親最近在東部前線附近的醫院裡，要求只為烏克蘭的軍隊祈禱。）

1991年，隨著烏克蘭的獨立，這個家庭對政治環境的禱告得到了回應，信徒們突然發現自己處於一個全新的現實中。切倫科夫說，基督教成為新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信徒們得到了塑造新社會和分享福音的自由。

但是，由於腐敗、膚淺的信仰和揮之不去的蘇聯心態，他們需要一種新的證道能力。

“我們感到對社會轉型負有責任，”他說。 “在過去的日子中，我們只學會了防守。”

影響這一過程的第二個因素是獨立後福音派神學院的發展，這些神學院主要倚靠西方的資金和人員。謝爾蓋·拉庫巴（Sergey Rakhuba）是羅曼的的叔叔，但不屬於門諾教派，他也是泛福音派的“歐亞宣教”（Mission Eurasia）的主任，他說，他們驚訝地看到烏克蘭信徒普遍存在的和平主義。他說，教授們沒有特別重視它，但關於神學爭議的所有主題的新辯論激增。除了加爾文主義與亞米念主義之爭和基督是主之外，關於服兵役的合法性的討論也出現了。

但對非暴力的懷疑已經綻開了。

跨教派的塔夫里斯基基督教學院（Tavriski Christian Institute）院長瓦倫丁·西尼（Valentin Siniy）淡化神學院在拋棄和平主義的發展中的角色。他還認為，著名小說家利列夫·托爾斯泰（Leo Tolstoy）在推廣這理念上比重洗禮派更有影響力。

但他自己的故事說明福音派的轉變。

西尼經歷了與拉庫巴和切倫科夫家族相似的童年，他屬於浸信會的祖父在蘇聯的迫害下失去了工作。他的父母失去了他們的家。他們被教導要謙卑以及不反抗邪惡。但在他年幼的頭腦中，他無法理解。

神站在強者的一邊，他無奈地下了這結論。

14歲時，他體驗到和平主義似乎是軟弱無能，當時他在從教會回家的路上，他目睹了一名醉酒的男人試圖強姦一名年輕女子。西尼完全不知該做什麼，但這騷動引起對街鄰居的注意，襲擊者最後倉皇而逃。

五年後，他加入了保護另一名將是受害者的行列。現在，他是一名神學家，在這場毀滅性的戰爭中，他發現《聖經》中的咒詛力量：“耶和華的使者說：應當咒詛米羅斯，大大咒詛其中的居民；因為他們不來幫助耶和華，不來幫助耶和華攻擊勇士。 ”（士5:23）

西尼說，美國人在為烏克蘭新興的福音派神學教育努力奠定堅實的基礎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2007-08年的金融危機耗盡了大量的財務支援，當地工作人員開始擔任起領導的職務。從那以後的幾年裡，人數驟減的外國教授被歡迎擔任合作夥伴的角色。

西尼說，門諾派思想仍然存在於年長的烏克蘭人中，就如蘇聯統治下調教的遠離政治參與一樣根深蒂固。但是，隨著年輕的神學生從神學上挑戰這些觀念，與俄羅斯的緊張關係更動搖了福音派關係中對“老大哥”的勉強的尊重。他們的神學院制定了聯合教學計劃，以維持與他們之間的和平，並受到堅定的門諾派和重洗派老一輩領導人的鼓勵。

伴隨著這些發展，對社會服務做出了新的承諾。

“作為基督徒，我們的角色不僅是通過拯救靈魂來完成神交付的使命，”西尼說，“而且還要盡我們所能，努力積極地將現今世界恢復到神的神聖計劃中。”

他說，這也包括參與國家的武裝防禦。

但是，門諾派教徒以不同的方式應用類似的信念，他們也為社會服務，因為有外國的支持來幫助他們更新烏克蘭的神學遺產。

門諾派中央委員會強調建立和平與發展，於1992年在俄羅斯開設了辦事處，幾年後與烏克蘭浸信會聯盟合作，遷往歷史悠久的札波羅熱。與此同時，門諾派弟兄會的宣教機構“倍增”（Multiply）致力於返回他們曾經因饑荒而逃離的土地。

約翰·威恩斯（John Wiens）在加拿大擔任了35年的牧師，於2008年來到烏克蘭。在門諾派於1990年代初以來奠定的基礎上做工，他建立了新的教會和活動中心，以團結這個宗派的信仰家庭。他整體全面的事工特別服事處於社會邊緣的人，因此吸引了新的信徒和其他福音派人士，因對重洗禮派傳統的印象使該運動被當地人接受。

“我們被教導要關懷處在痛苦中的人，”2014年當選為AMBCU會議主持人的羅曼·拉庫巴說。 “教會應該要對社會作出貢獻。”

在他們二十幾個教會中，幾乎所有的成員都不到40歲，包括那些從其他福音派教派加入的成員。但2014年是門諾派弟兄會的轉捩點——事實上是整個烏克蘭。

威恩斯在一月份因患癌症而過世。同年2月，親歐盟的“尊嚴革命”（Revolution of Dignity）罷免了一位親俄總統，俄羅斯以佔領克里米亞半島（Crimea）作為回應。 3月，俄羅斯進一步吞併了那塊土地，而莫斯科支持的分離主義分子則控制了頓巴斯（Donbas）東部地區。

烏克蘭陷於火海中，處於一種複雜但非常真實的戰爭中。

門諾派中央委員會在2000年代初將其建設和平的工作重點放在巴爾幹地區，現在又匆促地重新在烏克蘭啟動這工作。

救援機構組織會議邀請來自克羅地亞、波斯尼亞和塞爾維亞的專家，分享有關和平、正義與和解的看法。他們與貴格會的取代暴力專案（Alternatives to Violence ）合作，激發群體的反思和個人的轉變。 MCC還支援一個被頓巴斯分界線分隔的數個教會所組成的團體，他們的領導層表達了對和平主義和維持團結的承諾。

AMBCU不知道該怎麼辦。

“當我們傳福音時，非暴力的信念不是我們的首要任務，” “倍增”歐洲和中亞區域團隊負責人約翰·馬蒂斯（Johann Matthies）說。 “我們邀請人們跟隨耶穌，而不是門諾·西蒙斯（Menno Simons），代價高昂的門徒訓練的想法後來才談論到。”

但是，儘管帶有傳統重洗派的名義，有些人說門諾派對武裝防禦的看法已與浸信會幾乎沒有區別。威恩斯去世後，兩名AMBCU成員被徵召入伍，馬蒂斯填補了領導階層的空缺。

在札波羅熱結附近的第聶伯羅（Dnipro）舉行的領袖年會中，他提議大家研讀登山寶訓，而不是邀請一些口才很好的講員。參與者大聲朗讀主耶穌的話，每個人都分享聖靈的感動。

“這是第一次，這不僅是一個學術問題，”馬蒂斯說。 “因為敵人就在門口。”

在首都基輔一次類似的會議上，浸信會準備戰鬥。三十多名牧師聚集一起討論事情，一位年長的領導人站起來說，“我們是和平主義者”，並勸說烏克蘭無法對抗這樣一個邪惡的超級大國。

那並不是很順利。

“老一輩人仍然在創傷的陰影下，年輕的領袖希望能積極面對這種侵略的行為，”切倫科夫說，他代表武裝抵抗運動發言。 “在幾個月內，大家的觀點就完全改變了。”

謝爾蓋·拉庫巴說，如果沒有迫害的經歷，幾乎就沒有什麼可以強調教會講壇上傳講的非暴力信息。他以2004年的橙色革命作為起點，當時成千上萬的烏克蘭人示威抗議選舉舞弊。儘管這一行動分裂了福音派——許多人說，他們本該服從掌權的當局——但要作一位忠實的公民這述求在年輕人中引起更多的共鳴。

頓巴斯人發揮了作用。

“2014年，他們說，‘如果我們不保衛自己的國家，有誰會出面？’” 拉庫巴說。 “和平主義就在那時開始崩潰。”

八年後，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承認東南部兩個所謂“共和國”的獨立。三天後，他接著發動了一場戰爭。

44歲的非宗派牧師奧列格·馬格迪奇（Oleg Magdich）領導一支由80位平民組成的國土防禦隊做晨禱，其中只有10人參加過戰鬥。當俄羅斯士兵接近基輔（Kyiv）時，烏克蘭志願者花了幾天的時間用沙子和水泥塊建造路障，並在通往城市的橋樑上安裝炸藥。他們現在正準備重新部署到南部。

奧列格·米羅年科（Oleg Mironenko）最終選擇了另一條不同的道路。他是2014年門諾派兄弟會的兩名應徵入伍者之一，他首先參與了頓巴斯的防禦。另一位要求參與替代服務。教會支持他們倆。

神沒讓他參與直接的戰鬥，他被指派當炮兵部隊的軍車駕駛員。雖然在戰爭中精神受到創傷，但他也目睹了士兵如何轉向耶穌並需要屬靈的照顧。

他之後重新入伍，成為一名隨軍牧師。另一位門諾派弟兄會信徒也加入了他的行列，該教派的成員中有許多退伍軍人。

“雖然我們教會中的大多數人都不會拿起槍，但我們不會譴責當兵的人，”AMBCU牧師兼扎波羅熱新希望中心主任奧列馬克辛·奧利夫洛夫斯基（Maxym Oliferovski）說。 “我讀過關於和平主義的文章，但那可能不是我的信念。”

自戰爭第一天起，像浸信會和許多其他人一樣，奧利夫洛夫斯基一直積極為流離失所者安排住處，提供救濟和引導疏散。因臨近頓巴斯衝突的前線，他的中心也有基於門諾派信念提供心理輔導的經驗。

“很快地，我們的社會將充滿憤怒的、受創傷的人，”他說。 “作為社區的鹽和光，我們必須幫助他們能原諒敵人。”

這不是一項簡單的任務；但如果可能的話，福音派將處於有利地位。全國各地的教會都因留下來幫助弱勢群體（包括士兵）而贏得了讚譽。謝爾蓋·拉庫巴說，新教徒在烏克蘭軍隊中的牧師可能比所有東正教徒的總和還要多。

在某些方面，它是重洗派遺產殘留的部分。自獨立以來，儘管自2014年之後這數據有減少，但相關人士估計，超過4/5的烏克蘭福音派信徒以替代服務或其他豁免方式來代替義務役軍事訓練。通過這種方式，他們在不持武器的情況下為他們的國家做出了貢獻，即使這需要多服一年的役。

不贊成全國抗敵的百分比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由於所有18-60歲的成年男性在法律上都被禁止出境，消息人士估計，絕大多數福音派信徒都是以參與人道主義援助而不是拿武裝戰鬥來做出貢獻。

然而，根據消息來源，如果情勢有必要，他們也做好了準備。

在戰爭初期，宗主教伊皮法紐斯（Metropolitan Epiphanius）就給予烏克蘭正教教徒許可。

“因自衛而殺死敵人不是罪，”這位烏克蘭正教會的領袖說。 “拿著劍闖到我們家的人就會被那把劍殺死。”

新教徒缺乏一個有權威的中央機構來發佈類似的宣言，但來自福音派的消息並沒有對這一立場提出異議。然而，國際門諾派教徒仍表達了他們對戰爭的憤怒，堅持了他們的重洗主義的信念。

“當彼得拔出一把刀時，”門諾派世界會議主席在給俄羅斯東正教主教基里爾（Kirill）的一封公開信中寫道，“耶穌告訴他把刀收入鞘。”

但他也談到了這場鬩牆之爭中的“雙方”。

“我們會效忠於上帝的國度嗎？”他問道，“還是向國家、帝國和戰爭的眾神臣服嗎？”

門諾派中央委員會在宣傳方面更為具體，言論也更廣泛。

“我們所有人都是暴力和壓迫制度的共犯，”美國和加拿大的執行董事寫道。 “非暴力方法可以防止戰爭，並在戰爭期間為和平而努力。

馬蒂斯同意，但強調雖然耶穌的追隨者不得使用武器，但這不適用於政府。教會必須在戰前宣講非暴力，並始終主張和解。但他說，一旦侵略開始，在面對種族滅絕時，呼籲解除武裝將是天真的想法。武裝衝突代表著全球教會的失敗，並呼籲所有的信徒為他們未能阻止它而悔改。

至於他的教派，仍在學習重洗派的方式，並與其他教會的成員交流。

“目前的烏克蘭門諾派弟兄會可能還不是承接我們歷史的傳統，”馬蒂斯說。 “但是，當他們勇敢地服事並反對邪惡時，我們和他們一起在學習。”

同樣自豪的是安德魯·格德特（Andrew Geddert），他是MCC在2017年至2020年期間在烏克蘭的國家代表。

“他們在神學上某些方面可能不是那麼成熟，但在其他方面更為成熟，因為他們正在運用實際的生活經驗來面對這個問題，”格德特說，他於2015年開始和平重建工作。 “這與在學術機構中討論有很大的不同。”

門諾派教徒和浸信會一樣，堅定地支援民族事業。

國營醫療中心已請求他們協助向患者提供食物。出錢為士兵購買鞋子、手套和防護裝備。在未來的日子里，對心理康復的需求也將非常大。

它們的數目可能仍然很小。福音派可能已經從他們早期的重洗派精神中走出來了。但是，在恢復他們自己的重洗派的傳統時，門諾派相信他們也有助於烏克蘭的復興。

“我們應該像以前那樣，”羅曼·拉庫巴說。 “設置農場、治癒靈魂，為世界提供屬靈的力量。”

翻譯：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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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的另一邊

Paul Peng

中國家庭教會牧師分享啟示錄第15章中的玻璃海的異象如何給經曆苦難的教會帶來盼望與鼓勵。

Anastasia Taioglou / Unsplash

在最近的疫情中，我觀察到，人很容易陷入兩種極端。有的人每天花很多時間看各種信息：疫情中的一個個家庭經歷的悲慘，不公義的體制帶來的各種罪和扭曲，各種荒唐事，他們越看越陷進去，絕望、憤怒、難受；還有的人根本不看這些，認為看這些會擾亂自己的清凈，他們說這些是政府的事，政府會做好的。在跳進災難之前，如果我們沒有認識上帝公義的道路，認識在苦難中上帝的公義，那麼，你要麼根本不願跳進去——活在自己構築的歲月靜好的幻境中；要麼跳進去——無邊的苦難會淹沒你，使你的心比大地的苦難更苦。

Faith in the Wilderness: Words of Exhortation from the Chinese Church

Hannah Nation (Editor), Simon Liu (Editor), Tim Keller (Foreword), Timothy Keller (Foreword)

Lexham Press

192 pages

$12.99

但是如果我們來看《啟示錄》第15章，我們會看到，上帝要先給祂的子民福音中的定心丸，然後帶他們進入苦難中。這段經文給了我們一個玻璃海的異象，在地上爭戰得勝的人站在玻璃海邊敬拜上帝。這片玻璃海——也是盼望之海，是聖經中的一個包含了我們的受苦的異象。它將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生活的混亂與未來的透明的玻璃海聯繫起來，為我們提供了一條穿越苦難的道路，一種跨越苦海的恩典。

中國有很多關於海的比喻。比如：佛教把塵世間的煩惱和苦難稱為“苦海”；情慾令人迷失本性、使人沉淪稱為“慾海”；罪孽不斷蔓延、斬不斷理還亂稱為“孽海”；怒氣控制不住稱為“怒海”；富貴人家很難走近、人情淡薄稱為“侯門深似海”；官場如同海水般起伏不定是為“宦海”；中國人認為學習生涯很苦，稱為“學海”，做不完的作業稱為“題海”，茫茫人群中感到自己多麼微不足道謂之“人海”。在這些文化的觀念中，海一望無際，充滿未知的威脅，具有吞噬性，是幸福人生的敵人。

然而在玻璃海前的這一幕標誌着得勝的基督徒所切望等候的就快要到來。因着人的犯罪，萬物都伏在虛空之下，陷入敗壞之中，都在嘆息勞苦，等候上帝的眾子顯出來；但上帝的眾子還仍在掙扎中，心裡嘆息，在等候完全的得贖。而玻璃海這一幕表明，勞苦嘆息的萬物如今充滿了光彩，萬物恢復了秩序。而上帝的眾子也顯現出來，就是那得勝的上帝的子民。啟示錄21:1講到新天新地，但說海不再存在。結合啟示錄第15章中的玻璃海來解釋，我們發現海的異象並沒有消失，但是罪海、苦海、死亡之海和魔鬼的吞噬力消失了。所有受造之物都將敬拜做王的上帝的榮耀，而上帝的眾子則出現在榮耀的玻璃海邊，這海清澈透明、充滿亮光、溫暖人心。

在疫情中，一個人被隔離起來，不僅不能出去，還要不停地承擔繁重的工作。慢慢地，他感到自己要抑鬱了，不斷重複的工作真是苦啊，他天天看着窗外：什麼時候可以出去啊。一天，他的朋友給他打來電話，聊了很久，結束時約定，等疫情結束一起去九寨溝。接下來一些天，他工作煩躁的時候，就上網欣賞一下九寨溝的風景，做做攻略，到後來，他閉上眼睛九寨溝的一些場景就浮現出來，心裡充滿期盼和喜樂。一個疫情中的人，即使只是在心裡想想將要去旅遊的目的地，都可以得到很多舒緩、放鬆、期盼。

那麼，一個受苦中的基督徒或教會，想到在此生的結束，那個上帝寶座前的榮耀風景，會是多麼歡喜，在忍耐中帶來多大的盼望，甚至面對逼迫都可以堅忍到底，因為那個更美的家鄉讓今天的一切忍耐都值得。正如保羅所說，“我想，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羅8:18）在學海和題海中掙扎的孩子們，在苦難的苦海中掙扎的成人們，在憤怒的怒海中煎熬的男人女人們，在罪海中被罪疚煎熬的神的百姓們——這個玻璃海就是我們的盼望，這個盼望給我們喜樂。

有人可能會說：“我明白了，人活着總要有個念想。”小時候，意識形態的宣傳有一句老生常談的話，大概的意思是人民群眾對美好未來的憧憬，我一聽到這話就特別反感，因為覺得很假。久而久之，我發現很可怕，我不再相信任何關於未來的應許。然而，沒有念想，人活着就像囚徒、困獸、行屍走肉。因此有念想、有憧憬很重要。那麼是不是隨便構想一個就可以呢，反正當心理安慰，有個寄託？很多知識分子都喜歡說：我們要有個精神家園；歷史上也出現過一些虛構的烏托邦小說，比如，莫爾的《烏托邦》、康帕內拉的《太陽城》；許多童話中都有一個完美的佳境，中國人有桃花源。

但是，我們需要的不止是憧憬與念想。而且這個念想是出於上帝的啟示還是人自己的虛構，有着天與地的區別。虛構的憧憬只能像棉花糖一般聊以自慰，而從上帝啟示而來的卻能帶來堅固保障的盼望。這一幕玻璃海之所以不是人的虛構或幻想，乃是因為這一幕建立在紮實的聖經啟示的歷史中。啟示錄第15章不是想象力的產物，而是來自上帝啟示的可靠的盼望。上帝過去的工作是真實可信的，剩下的就是將來最後的場景。那最後一幕的榮耀也將得到實現。

Paul Peng是中國家庭教會牧師。

本文英文翻譯是2022年4月出版的新書Faith in the Wilderness: Words of Exhortation from the Chinese Church（《曠野中的盼望：來自中國教會的勸勉》）的摘錄，該書編輯為 Hannah Nation和 Simon Liu。

中文摘錄：Sean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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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世中的另類社會現實

吳仲誠

舊約路得記與士師記不同敘事的强烈對比，能夠幫助基督徒面對今天兩極分化的社會現實。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2021年，Netflix線上韓劇《魷魚遊戲》（Squid Game）風靡一時，全球收視觀眾高達1.4億人以上。這部連續劇以韓國兒童熟悉的遊戲來描述現代人在所謂公平競爭中出現的社會病態，諷刺一些人為了生存而不惜犧牲他人。在現實中，目前的俄烏戰爭同樣暴露出人類的醜陋。任何衝突都往往帶來分化的漣漪，有支持者，就有反對者。基督徒也不例外。然而基督徒對二十一世紀的衝突，難道只有支持或反對的兩極化選項嗎?

不同的敘事

舊約士師時代的以色列人曾屢次處在類似的殘酷處境。以色列人飽受異族的侵略，常有戰事。基甸的兒子，亞比米勒，為了在示劍做王，一日內殺了七十個兄弟（士師記9:1-6）。有位利未人帶著自己的妾回家，不料當晚他的妾被當地流氓整晚輪姦至死。此事傳到其他支派，激起公憤，導致部落戰爭，險些滅了整個便雅憫支派（士19-21)。士師記作者以重複的一句話總結士師時代的局勢：「那時，以色列沒有王，各人行自己眼中看為正的事」(士21:25)。當社會中的人行自己眼中看為正的事，一切就以自己的利益為標準，自然形成殘酷無情的世代，他們字典裡也很難找到「仁慈」一詞。

就在這時候，摩押女子路得抵達猶大的伯利恆，開始她在異鄉的生涯（得1:22）。她之所以來到以色列是因著她婆婆拿俄米的祈禱: 「願耶和華施恩惠於你們…」（得1:8)。拿俄米為兩個兒媳婦所祈求的恩惠（ḥĕsĕd），可理解為忠貞，但也可解釋為恩慈。這禱告啟動了路得的「尋恩之旅」。

出發前，婆媳還爭論一番。拿俄米勸路得別選擇猶大，因為那裏沒有神的恩慈，只有祂的攻擊（得1:12-13）。她認為兒媳婦該往摩押尋找耶和華的恩慈（得1:8, 15）。路得的回答卻完全是逆向的：「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隨你。你往哪裏去，我也往那裏去」（得1:16）。對現在的人來說，這是個令人不解的移民決定。若有選擇，一般人會選平靜、安全、經濟繁榮的國家移民，路得怎麼會選擇那個殘酷無情的社會？她會不會選錯地方？

路得記第一章的結尾似乎暗示了答案：拿俄米和路得「從摩押地回來到伯利恆，正是動手割大麥的時候」(得1:22)。當時以色列社會有一條律法有助於像拿俄米和路得這樣的人：「你在田裏收割莊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給寄居的與孤兒寡婦」（申24:19）。

這可說是耶和華施恩慈予這些弱勢人士的方法，只是在那「各人行眼中看爲正的事」的世代，還有人遵守律法嗎？波阿斯後來對路得所說的話似乎暗示，伯利恆的人不但未必遵守那條律法，甚至會騷擾她（得2:8-9）。

其實，路得面對的問題不單單是以色列人願否遵守那條律法，也是他們願否「違反」律法。因為申命記的律法雖保護寄居的寡婦，卻也禁止像路得這樣的摩押人進入以色列社群裏（申23:3）。除非有人施恩慈的熱忱達到願意將此律法擱置一邊，不然即便是平時遵守律法的人也會因此而不敢伸出援助之手。

看來此次的收割不僅是耶和華重新眷顧伯利恆的象徵（得1:6），也同時是伯利恆有無恩惠的測試。路得也似乎意識到所要面對的種種困難，她知道，身為摩押人，自己需要遇到極大的恩慈（ḥēn）方能在人家身後撿麥穗。（得2:2）

接下來發生的是一連串的意外。路得在緊跟收割的人身後撿麥穗時，「恰巧」跟到了某塊麥田（得2:3），田主波阿斯也就在那時候「剛好」從伯利恆來到田中（得2:4）。這位田主不但准許路得在自己田裏撿麥穗，還特別保護她。（得2:8-9），她吃午餐，也讓她把吃剩的包回家（得2:14）。他命令僕人不可侮辱她，還叮囑他們刻意讓她多撿一些（得2:15-16）。

路得出發時所尋覓的恩慈終於尋到了，且是超出她所想所求的。當她禁不住問波阿斯怎麽會在他眼前蒙恩（得2:10）時，波阿斯的回答（得2:11-12）表明他相信這一切並非巧合，乃是耶和華報答路得信心的恩慈的作為。拿俄米聽了兒媳婦敘述田中的事件後，也作出同樣的結論。（得2:20）。

社會處境的强烈對比

在士師記的敘事世界裏，有叛教的以色列人、導致以色列人拜偶像的士師（基甸）、好色的士師（參孫）、做偶像神堂之祭司的利未人、強暴他人之妾至死的基比亞人、以及蠻橫無理的便雅憫人。此外，那世界還有外侵帶來的戰火和內訌產生的部落戰爭。反觀路得記，讀者見到的是一個有恩慈溫暖的敘事世界，一個有耶和華藉著一些人施行恩慈的伯利恆社會。當中不但有對摩押人充滿恩慈的波阿斯，還有為摩押人路得與波阿斯的婚姻祝福的十位長老（得4:11-12）。

我們看到一些強烈的對照：士師記講述一位在基比亞被侮辱而死的異鄉女，而路得記則講述一位在伯利恆不但被接納，且是被尊為與以色列之祖先（拉結與利亞）同等級的異鄉女（得4:11）。士師記作者屢次將那時代的亂局歸因於「那時，以色列中沒有王」（士17:6; 18:1; 19:1; 21:25）。路得記沒批判這觀點，反倒刻意以大衛王的家譜作結尾（得4:17b-22），似乎暗示士師記所期待的君王就是大衛——那位終極的和平之君（基督）的預表。

路得記的敘事所提供的可說是一種替代社會現實（alternative social reality），這種意識類似布魯格曼（Walter Bruggemann）在《先知式的想像》一書中所談到先知們宣講的替代意識（alternative consciousness）。

兩極化的社會意識

近年來基督徒中的兩極化現象連串發生。先是為新冠肺炎而爭吵，後為俄烏戰爭而分裂。這些衝突的原因未必出自聖經，而是政見、種族關係、性別理論、性倫理、基督教民族主義等各種議題。各方以自己的一套價值觀定義何謂福音派。如紐約市布魯克林會幕教會（The Brooklyn Tabernacle）的主任牧師辛巴拉（Jim Cymbala）在一篇講道中所言，現在有一些北美基督徒不再以信不信耶穌來定義一個人，而是以是否是民主黨或共和黨、支持打疫苗或反對打疫苗、戴不戴口罩等條件來定義他們。

《今日基督教》有數篇文章談到近期北美福音派的四分五裂，其中有人感嘆關係分裂產生的身份困惑：「這些人在過去都是自己人，可是現在我已不知道他們是誰，也許我也可能不知自己是誰了。」該雜誌的總裁兼主編戴倫博（Timothy Dalrymple）也表示: 「令我最驚訝的一件事就是，我發現那些曾與我在每個議題上並肩作戰的人，竟然被互不理解的鴻溝隔離了。我從來沒料到如此事情會發生的那麼迅速。」

福音派的關係之所以落到如此地步，其中一大因素是各樣媒體形成相異資訊圈。各派只選擇收看或傳播自己圈子的信息、數據、報導等。而這一切背後的價值觀衍生出的社會現實便成了人們看事物的「眼睛」，導致敵我分明、誰也不信誰、以及各說各話的局面。對各派來說，自己圈子看到的社會現實才是真的現實，其他圈子的社會現實都是可疑的「假新聞」（fake news）或「虛假資訊」（misinformation）。這幾乎是另一類「各人行自己眼中看為正」的現象。

耐人尋味的是，這種兩極化的社會現實沒有客觀現實的空間，倘若兩方都處在危險狀況，任何一方都因缺乏客觀眼光而無法察覺。更令人遺憾的是，在這種基督徒群體裏只有敵我的鬥爭，尋找真理的人也無所適從。人們無形中創造一個沒有耶和華的恩慈，只有冷酷的敘事世界。

另類社會現實

路得記可為基督徒在面對目前的意識衝突上提供一些亮光，甚至一個模式。路得記顯示，縱然在最黑暗混亂的情況中，在神所造的世界裏，還有像路得記這樣的正面事實可報導。像聖經作者一樣，基督徒可在亂局中以正面的事實創造一個正面又健康的社會現實。這種社會現實沒有否認目前的黑暗面，但專心於描繪社會裏的正面故事。

例如，針對當下的俄烏戰爭，我們可聚焦於許多社會和基督教組織進行的人道救援。身為基督徒，我們尤其要注意教會與宣教機構在此刻做出的貢獻。各國的教會和宣教機構不遺餘力的以禱告、財力、物資、人力等資源幫助受困於戰火中的百姓和逃亡中的難民。當中有不少的宣教士雖可撤出戰區，卻選擇留下來。（我有一位神學生的父母就決定留在烏克蘭，服事並陪伴受難的基督徒。）又如CT近日所報道的，在上海因疫情遭封控的困難和混亂中，基督徒用愛心幫助鄰舍、服務社區。

可惜的是，今天人們每天關注的是對立媒體的報導，卻忽視了這些基督徒所做的事工，即便在教會裏也鮮少聽聞。他們的故事需要我們公諸於世，如此一來，我們可在目前的對立社會現實中，樹立一個另類的現實感，撰寫一個另類的敘事: 耶和華在亂局中還在掌權，還在人間施展祂的恩慈。這也是因對立的社會現實而困惑徬徨的人所需要聽到的敘事，我們希望讓他們看到，在這冷酷的世代，因著神的介入，人類還能享受到人間的溫暖。

事實上，耶穌基督在三年半的服事中帶出來的，就是另類的社會現實。他常常夾在親羅馬政府與反羅馬政府的猶太人中，跟隨他的人中也有站在不同立場的人。面對如此兩極化的情況，耶穌選擇宣講另類的現實，即天上國度的社會現實:「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太4:17）。細讀福音書的記載，我們會發現，無論是耶穌的福音或他的醫治事工，所展現的都是超越先知們的先知式想像，因為先知們未想像過像耶穌所講述的愛敵愛友的永生國度。

耶穌曾說，在他未歸來之前，戰爭會在世上不斷發生，人類也會因被分化而「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太24:7）事實上，從耶穌時代至今，地球上每一個時代都不知發生了多少的戰爭。而無論人們站在那一邊，我們對戰爭的政見都會成為過去。面對潮來潮往的戰爭與鬥爭，基督徒的焦點不應該被模糊。我們的敘事應該是像耶穌的敘事，敘述另類的天國的現實；我們應該像耶穌那樣祈願天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6：10）在這分化的世代中，讓亂世中的世人看到另類的社會現實。

吳仲誠牧師是新加坡神學院及美國威敏斯特神學院神學碩士、 英國貝耳法斯特皇后大學哲學博士。曾在新加坡牧會多年及在新加坡神學院擔任舊約副教授，現任澳洲布里斯班神學院舊約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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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帶孩子去教會比“選對的”學校更重要

Stefani McDade

即使是基於信仰的教育，其影響也不如參加宗教活動。

Edits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Stefanie Amm / EyeEm / Zhuo Cheng You / Unsplash

公共衛生專家泰勒·范德維爾（Tyler VanderWeele）是我們11月印刷版封面故事的共同作者，他最近分析了四類學校——公立、私立、宗教和家庭學校——可能對青少年的長期福祉產生的影響。

范德維爾和他在哈佛大學的團隊研究了十多年來收集的大量數據，這些數據追蹤了12,000名護士的孩子直到成年早期的發展。這項縱向研究調查了整個群體的社會、身體和心理健康趨勢，如藥物濫用、焦慮/抑鬱、社區參與和性活動。

該團隊的分析最近發表在PLoS ONE上，他們的一些發現令人驚訝。

在比較關鍵的健康指標時，研究人員發現在公立學校就讀的青少年和在私立學校就讀的青少年的長期幸福感沒有什麼區別。（所有參與研究的孩子在研究開始時都在9-14歲之間）。

“我們開始做的時候沒有任何明確的期待，但我們肯定沒有想到我們的發現是基本上什麼都沒有發現，”范德維爾說。 “我們發現公立和私立學校在一系列結果方面的差異相對較小。”

然而，在上公立學校的孩子和在家上學的孩子之間有一個明顯的區別。

”我們發現家庭學校有很多積極、有益的結果，”范德維爾說。

他們的數據顯示，在家上學的孩子更有可能成為志願者，更願意原諒他人，更會擁有使命感和目的性，並且一生中的性伴侶明顯較少。

知道成年早期，在家上學的人經常參加宗教活動的可能性也高出51%。 “很有可能是因為選擇在家教育的父母都是宗教人士，或出於宗教原因而這樣做，但不幸的是，我們沒有關於課程內容的數據，”范德維爾說。

研究人員只發現了家庭教育的一個不利影響：這些孩子獲得大學學位的可能性比公立和私立學校的孩子（在這個樣本中后兩者的大學畢業率相似）低23%。 “這可能表明需要[更加]關註上大學的準備工作，”范德維爾評論說。

另一個令人吃驚之處是公立學校的經驗與私立宗教教育相比如何。在一長串的健康指標中，研究小組發現，被送入公立學校的孩子和在有信仰的學校就讀的孩子在一些結果上只有微小的差別——大約10-15%。

在宗教學校上學的孩子們，當進入成年時，登記投票的可能性略高，肥胖的可能性較小，一生中的性夥伴較少。

另一方面，他們參與狂飲的可能性略高。

“可能是有些孩子覺得他們想反抗，如果他們一生都在經歷宗教學校教育，”范德維說。 “我們並沒有真正能夠確定原因，但很可能就是這方面的原因。”

在進入成年後的教會出席率方面，在家上學的學生也領先於其他人。與那些在世俗的私立或公立學校就讀的孩子相比，在基於宗教信仰的學校就讀的孩子在年輕時參加宗教活動的可能性僅略高一些，但比那些在家上學的孩子要低得多。（值得注意的是：這項研究沒有調查基督教學生的信仰保持情況，只調查了整個群體的宗教出席情況）。

人口學家萊曼·斯通（Lyman Stone）告誡說，不要把這項單一研究的結果解釋為證明一個明確的因果關係——比如說，僅僅是家庭教育或宗教學校教育是導致較高宗教出席率的 直接原因 —— 而是要承認這組數據是有關聯的。

“宗教學校教育和成人宗教活動的出席率——可能也包括家庭教育——之間的聯繫是 有因果關係的。儘管這項研究並沒有表明它們之間的因果關係，但它確實就是這樣。我們從其他研究中得這一點。”斯通這樣說，指的是過去的分析法國天主教教育和伊斯蘭教教育的研究結果。

斯通說：“兒童所接觸的環境確實會導致他們成年後的宗教行為發生變化，[這項研究的]結果與此相一致。”

然而，根據他在以前使用相同數據集的研究中發現的趨勢，公立學校和宗教學校之間的差異遠遠低於范德維爾的預期。

范德維爾說：“我們之前的工作表明，青少年時期參加宗教活動確實很重要，並以各種方式塑造了健康和幸福。這一結論仍然成立。但宗教學校教育的效果要小得多，這與我們的預期不完全一樣。”

“我們發現的是，參加宗教活動比宗教學校教育有更大的區別，”他說。 “參加宗教活動對不同的學校類型都有有益的影響，而且比宗教學校教育的影響更強。”

換句話說，在成長過程中定期參加教會活動的孩子，在成年早期時的整體幸福感遠高於那些在宗教學校上學但在成長過程中沒有參加宗教活動的孩子。

雖然“宗教學校教育本身的效果，在參加宗教儀式和不參加宗教儀式的人之間似乎沒有明顯的差異，”范德維爾解釋說，“對於那些同時參加宗教活動的人來說，青年時期參加宗教活動顯然是塑造健康和福祉的更主要的力量，至少這與20年前的數據和經驗有關。”

在以前的研究中，范德維爾發現，成年後每周參加宗教活動與“全因（all-cause）死亡率減少約30%、抑鬱症發病率減少30%，和自殺率減少5倍”相關。

此外，“定期參加敬拜有助於保護兒童免受青春期的‘三大’危險：抑鬱症、藥物濫用和過早的性行為，”范德維爾在他為《今日基督教》撰寫的最新文章中寫道。 “小時候上過教堂的人也更有可能成長為快樂的人，有寬容心，有使命感和目的性，並做志願者。”

“因此，無論學校類型如何，”范德維爾說，“去參加宗教活動是有益的，無論是作為青少年還是作為成年人。”

翻譯：劉晨晨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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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耶稣道成肉身是成為人，而不是成為超級英雄

A. J. Swoboda and Nijay K. Gupta

祂也有懷疑及受試探的時刻，使我們在經歷這些時刻的時候能跟随祂。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 Wikimedia Commons

在許多兒童版本的《聖經》中，神子就像超人一樣能及時出現拯救世界。這些對基督宛如神話般的描述中，耶穌總是能說正確的話、做正確的事。祂不費吹灰之力就擊潰敵人，卻似乎同時迴避了耶穌與一般人一樣是實實在在有血肉之軀的事實。

但這樣的敘事是否遺漏了什麼？

雖然這些改編過的故事在睡前親子時光讀起來很有趣，但它們並沒有反映出福音書試圖講述的完整故事。耶穌來到世上不僅僅是爲了替我們的罪而死。也不是來炫耀祂神奇的超能力和屬天的智慧。在基督教的歷史中，上帝道成肉身的事實告訴我們，耶穌是完全的人。換句話說，祂凡事與我們一樣，以肉身經歷過軟弱的凡人的生活。

是的，耶穌可能有軟弱。祂在嬰兒時期需有母乳餵養。祂也要學如何走路。而且彌賽亞在尷尬的青少年時期，也經歷過青春期。爲什麼耶穌需要經歷這一切呢？祂這樣做是為了藉著成為人類把我們從罪和死亡的轄制中拯救出來。正如第二世紀的神學家愛任紐 (Irenaeus)的名言所說，“祂成爲人類的樣式，使我們能成為祂的樣式”。耶穌來到我們的世界，為我們帶來祂的神性，這包括了對父神至深的信任及信心；而祂從我們的人性中得到的一部分則是我們懷疑的天性－祂確實曾質疑過天父。

懷疑是人類經驗真實的一部分。耶穌全心委身成為完全的人，甚至祂願意承擔人類懷疑的特性。

韌性及決心

《新約聖經》在耶穌的人性上給了我們一些啓示。在福音書中，耶穌進入曠野，受到魔鬼的試探。祂在曠野必須和魔鬼的話搏鬥：“你若是神的兒子”（馬太福音4：3）。這些話在耶穌的腦海裡埋下了懷疑的種子。人們不禁要問，在耶穌因為佈道的事工經歷失去及痛苦時，這些懷疑是否會像錄音帶一樣在祂的頭腦裡反覆播放。

我們從這段故事學到的是，真實肉身的耶穌會受到誘惑 — 但是祂沒有犯罪。事實上，受到誘惑本身並不是一種罪。我們也看到，肉身的耶穌面對的是對自己身份的疑惑。但聽見甚至發出這些疑惑並不等同於屈服於它們的壓力。在那次試探故事的結尾，我們見證了耶穌的韌性及決心。不久後，有天使來伺候祂。也許他們給耶穌食物和飲料，讓祂的身體恢復活力，但也有可能，耶穌當下也很需要父神仍與祂同在的屬靈保證。耶穌雖通過了考驗，但祂的信心可能也受到沉重的打擊。

同樣的，在《馬太福音》26章36-46節，當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禱告的時候，祂很孤單。祂的門徒都睡着了。而祂知道自己即將面臨在世旅程的最後考驗。耶穌做了什麼？祂開始有點退縮。“倘若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當然，過了一會兒，祂擺脫內心的懼怕，並宣告：“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39節）。但這並不是信心取代了質疑；而是即使質疑，仍然抱持信心往前行。耶穌並不想喝下那杯苦難，但祂還是接受了。

就在那刻，耶穌體現了如兩個兒子的比喻（太21:28-31）中大兒子的表現。當父親叫大兒子去做需要完成的工作時，他先是拒絕，之後卻改變主意把工作完成（29節）。而小兒子起初雖說好要去做，後來卻沒去做。也許當初耶穌講完這個比喻後，問門徒的那個問題 —“這兩個兒子，是那一個遵行父命呢？”（31節）— 在客西馬尼園的那一刻，也浮現在祂的腦海中，讓祂清楚祂該走的路。

耶穌當下跟據祂內心真實的渴望向父神禱告，但這個故事沒有結束在這裡。正如魯益師（C. S. Lewis）在一篇關於禱告的文章中所說：“我必須經常慶幸我自己過去的某些禱告沒有被神答應。”我們也可以如此形容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的禱告。因為如果那個苦杯真的被挪去了，我們至今仍然與神隔離。在神智慧的恩典中，祂能使用一個沒有得到回應的禱告來拯救這世界。

之後，在耶穌受難期間，祂在十字架上向天父哭喊。在後人所謂的 “失職的控告 (The Cry of Dereliction)” 中，耶穌大聲喊道：“我的神，我的神，爲什麼離棄我？”（太27:46）。在那一刻，耶穌沒有以 “阿爸、父神” 來呼喚。祂不覺得自己是如超級英雄般的神子。祂隻身一人，被全人類的罪孽壓垮，在懷疑中窒息。天堂沒有回應祂，沒有鴿子降臨，也沒有號角聲－只有沉默，而血液不斷地從祂仍然溫暖的身體中流失。

耶穌的質疑是否使上帝神聖的救贖計劃受到威脅？當然沒有。事實上，祂的質疑是個重要的因素。身爲一個真實的凡人— 雖然比凡人多一點能力，但在人性上沒有一處不像人類 — 的凡人耶穌，因為和我們一樣會有懷疑及問題，使祂能在黑暗中牽引著我們的手。福音書所描繪的耶穌並不是靠著遠避祂內心的懷疑來拯救我們，而是教導我們在信心及懷疑中信靠上帝而得以被拯救。

信實地質疑

爲什麼在信心及疑慮中信靠上帝對現今的我們至關重要？因為我們的世代充滿質疑的混亂及挑戰傳統的解構論 (deconstructionism)。在後基督教時代 (post-Christian) 的西方，福音的主張及堅持受到嚴峻的挑戰。但難道疑慮就是信心的終點嗎？疑慮是信心的敵人嗎？對許多耶穌的信徒來說，他們迫切需要知道自己的疑慮不是被仇敵影響的結果，而是反映了耶穌的人性。如果連耶穌都會有疑慮，我們難道不能在祂的疑慮中更加緊緊地跟隨祂嗎？

這告訴了我們一個重點：疑慮（就如試探）本身不是罪。《聖經》告訴我們，疑慮可以是危險的。有明確的經文警告過疑慮的結果（太14:31；21:21；可11:23；雅各書1:5-8）。但也有同樣明確的經文提到，有過質疑的經歷的人可以（且應該）是受到基督徒群體接納的一份子（約翰福音20：24-29，太28：17）。事實上，《猶大書》也提到 “有些人存疑心，你們要憐憫他們；”（第22節），這意味著我們的群體裡總是存在質疑者。

幾年前，我讀到關於一位知名的神學家的故事。神學家透露，耶穌在十字架上發出的哭求 — 那個失職的控告 (The Cry of Dereliction) — 正是他成爲基督徒的原因。他認為一個能說出自己的質疑的神，是個值得追隨的神。

我們有沒有可能真的跟隨一位沒有經歷過凡人都有的疑慮的經歷的人呢？我認為不可能。因為耶穌經歷過真實的人性－因爲耶穌 “也曾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只是祂沒有犯罪。”（希伯來書4:15）－我們才能全心全意地跟隨祂的榜樣。

耶穌受到試探，但祂並沒有犯罪。因此試探不能被等同爲犯罪。同樣的，耶穌也質疑過。但祂沒有向不信的心屈服，也沒有放棄神。所以質疑也不能被等同為犯罪。

我們知道我們是被耶穌的愛、恩典和信實所拯救。這是福音書的重點，是《新約聖經》的主題，也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但耶穌是神－道成肉身成為人，而不是神－道成肉身成為超級英雄。祂成爲人類的一份子，不是爲了讓我們為疑慮的心感到羞恥，而是爲了教我們如何適當地質疑、忠實地質疑。因此，我們在某種程度上也因著祂是位會質疑的神，而從我們的質疑當中被祂拯救。

A. J.思渥伯達（A. J. Swoboda）在俄勒岡州尤金市布什內爾大學擔任聖經、神學和世界基督教的助理教授，是《懷疑之後：如何質疑你的信仰而不失去它》的作者。尼傑·古普塔（Nijay K. Gupta）是位於伊利諾伊州萊爾市的北方神學院的新約聖經教授。他們一起共同主持信仰與疑惑（Faith and Doubt）播客節目。

翻譯：江山

校稿：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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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節是從異教節日中借來的嗎？

Anthony McRoy

歷史證據與這種流行的觀念相矛盾。

Ben Crowder/Flickr

任何遇到反基督教論戰的人都會很快遇到這樣的指責：基督徒在全球範圍內所慶祝的一個主要節日——復活節——實際上是從異教徒的節慶活動中借用或篡改過來的。我經常在穆斯林口中聽到這種想法，他們聲稱後來的基督徒與異教妥協，淡化了耶穌的原始信仰。

這種說法主要是基於英語和德語的慶祝活動名稱（英語為 Easter，德語為 Ostern）與異教的聯繫。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大多數其他歐洲語言中，基督教慶祝活動的名稱來自希臘語的 Pascha，而它又來自希伯來語的 Pesach，即逾越節。復活節是基督教的逾越節。

當然，即使基督徒真的參與了 語境化（contextualization），即用當地人的語言或形式來表達他們的信息和敬拜，這也絕不意味着 教義上 的妥協。世界各地的基督徒試圖將基督救贖融入當地文化，同時清除與《聖經》規範相反的做法。畢竟，基督徒說的是“受難日”（Good Friday），但他們這樣做絕不是為了紀念對北歐/日耳曼神后 芙蕾雅（Freya）的崇拜。

事實上，就復活節而言，證據表明情況並非如此：對基督的死亡和復活的紀念以及它的名字都不是來自異教。

一個有着古老根基的慶祝活動

關於復活節的異教起源，通常的說法是基於聖比德（Venerable Bede）（673-735）的評論，他是一位英國修道士，撰寫了英國第一部基督教歷史，是我們了解早期盎格魯—撒克遜文化的主要來源之一。在《論時間的計算》（De temporum ratione，約730年）中，比德這樣寫道：

在古代，英國人根據月球的運行軌跡來計算他們的月份——如果我只談論其他國家的年份，卻對自己國家的年份保持沉默，這似乎不合適。因此，按照希臘人和羅馬人的方式，月份的名稱來自於月亮，因為月亮被稱為 mona，月份被稱為 monath。被拉丁人稱之為一月的第一個月，就是Giuli；二月被稱為Solmonath；三月是Hrethmonath；四月是Eosturmonath … Eosturmonath的名字現在被翻譯為“受難月”（Paschal month）. 以前，這個月份以前是以他們的一位名叫Eostre的女神命名的。為了紀念她，人們在該月舉行了宴會。現在，他們用她的名字來稱呼那個受難節，用古老傳統中用來已久的舊名稱來稱呼新儀式的快樂。

因此，第一個問題是，基督教實際的復活節 慶祝活動 是否來自於異教徒的節日。這很容易回答。北歐/日耳曼民族（包括盎格魯—撒克遜人）相對來說是基督教的後來者。教皇貴格利一世（Gregory I）於596/7年派出由坎特伯雷的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Canterbury）領導的傳教士團體，前往盎格魯—撒克遜人中間。 772年，在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治下，歐洲的撒克遜人開始被強行皈依基督教。因此，如果“復活節（Easter）”（即基督教的逾越節慶）是在這些日期之前就已慶祝的，那麼任何所謂的盎格魯——撒克遜的“Eostre”異教節日對此事就沒有任何意義。事實上，有明確的證據顯明，基督徒在第二世紀就已經慶祝了復活節/逾越節，也可能更早。由此可見，起源於地中海流域的基督教復活節/逾越節慶祝活動並沒有受到任何日耳曼異教節日的影響。

名字代表什麼？

第二個問題是，“復活節（Easter）”這個節日的名稱是否來自基督教慶祝活動被混淆於英格蘭和日耳曼文化中對一個據稱是異教徒生育女神“Eostre”的崇拜。比德的這段話有幾個問題。羅納德·哈頓（Ronald Hutton）教授（英國異教和神秘主義的著名歷史學家）在他的《太陽站》（The Stations of the Sun）一書中批評了比德對其他異教節日的粗略了解，並認為關於Eostre的說法也是如此：“它屬於貝德承認只是他自己的解釋的那一類，而不是普遍認同或證明的事實。”

這讓我們看到了下一個問題：除比德之外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這位盎格魯—撒克遜女神的存在。在北歐古文獻（Norse Eddas）或歐洲大陸的古代日耳曼異教中都沒有相應的女神。因此，哈頓建議，“盎格魯—撒克遜人的 Estor-monath 只是指‘開放的月份’或‘開始的月份’，”並得出結論，沒有證據表明不列顛群島在三月或四月有一個前基督教節日。

對於 Eosturmonath 與異教女神有任何關係的說法，還有一個反對意見。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日子通常以神的名字命名，如星期三（“Woden's day”），而他們的月份名稱要麼是日曆性的，如 Giuli，意思是“輪子”，指的是年輪；要麼是氣象—環境性的，如 Solmónath（大約是二月），意思是 “泥月”；要麼是指該時期的行動，如 Blótmónath（大約是十一月），意思是屠宰動物時的“血月”。除了（按比德的說法）Hrethmonath（大約是三月）之外，沒有其他月份是專門為一個神靈而設的。據他聲稱，這個月份是以女神 Hrethe 的名字命名的。但與 Eostre 一樣，沒有其他關於 Hrethe 的證據，也沒有在日耳曼/北歐神話中的任何對應物。

就比德給出的解釋，另一個問題涉及歐洲大陸的撒克遜人。查理曼大帝的廷臣和傳記作者艾因哈德（Einhard，約775-840年）告訴我們，查理曼大帝的改革之一是重新命名月份。四月被重新命名為 Ostarmanoth。查理曼大帝說的是日耳曼方言，英國的盎格魯—撒克遜人也是一種，儘管他們的具體白話是不同的。但是，查理曼大帝為什麼要把古羅馬人對春季這個月的稱呼改為 Ostarmanoth 呢？查理曼大帝是打擊日耳曼異教的。 772年，他襲擊了異教的撒克遜人，並砍倒了他們的大立柱 Irminsul（以他們的神Irmin命名）。他強行讓他們皈依基督教，並在他們因此而造反時野蠻地鎮壓他們。因此，查理曼大帝似乎不太可能以一個日耳曼女神的名字來命名一個月份。

春天的假日

那麼，為什麼講英語的基督徒把他們的節日稱為“Easter”呢？

關於這個名字的起源，有一種說法是，拉丁語中的 in albis（“穿白袍”）一詞，本為基督徒指稱復活節時所用，後來進入了古德語（Old High German），變成 eostarum，就是“黎明”。儘管日耳曼人生活在羅馬帝國之外——尤其盎格魯人、撒克遜人和朱特人與羅馬帝國相距甚遠，但仍有一些證據表明早期日耳曼人借用了拉丁語。這一理論假定，該詞是在引入羅馬影響或基督教信仰后才開始流行的，而這一點是不確定的。但如果準確的話，這將證明這個節日不是以異教女神命名的。

另外，正如哈頓所建議的，Eosturmonath 只是意味着“開放的月份”，這與拉丁語中“四月”的意思相當。撒克遜月和拉丁月（在曆法上相似）的名稱都與春天有關，春天是花蕾開放的季節。

所以古代盎格魯—撒克遜和日耳曼地區的基督徒之所以如此稱呼他們的逾越節——起初無疑是口語化的——只是因為它發生在 Eosturmonath/ Ostarmanoth 前後。用當代的例子做類比，比如美國人有時將12月這段時間為“節日”，是與聖誕節和光明節有關，或者，當人們有時說“聖誕節前後”發生的某些事情時，通常是要說事情發生在年關的時候。那麼，基督教的“Easter”這個稱呼基本上反映了它在日曆中的一段日期，而不是復活節被重新命名以紀念一個所謂的異教神靈。

當然，基督教對復活節的紀念不在於慶祝活動的名稱，而在於其內容，即對基督的死亡和復活的紀念。正是基督對罪、死亡和撒旦的征服，使我們有權祝大家“復活節快樂！”

安東尼·麥克羅伊（Anthony McRoy）是英國中東研究協會的研究員，也是英國威爾士福音神學院的伊斯蘭研究講師。

翻譯：Pearlyn Koh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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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疫情封控下，上海的教會更忙了

Eva Chou發自上海

教會的牧師、領袖和成員不但更勤於禱告，而且付出更多時間、精力幫助社區度過難關。

2022年4月12日，在上海新冠封控中，社區誌願者在分發蔬菜。

Liu Jin / Getty

上海全域靜態封控已經超過一周。加入小區志願者的第二天，GB教會的薛牧師收到了一套白色連體防護服，一副鞋套、一副手套和一個面罩。（因為安全的原因，本文中的“薛牧師”和其他人都使用了化名，教會名字亦為化名。）當天晚上8:30后，薛牧師需要負責收取該樓16-27層，72戶人家放置在門口的乾濕垃圾。他花了大約一個小時，搬運了將近300斤的垃圾。翌日，他組織的口罩、酒精的團購群很快集滿了近150瓶酒精、上千個口罩的需求。

社區的志願者們很快和他熟絡起來。一看他來參加社區會議，這些上海的阿姨爺叔們立刻開啟滬普頻道，以保證無阻礙交流。他最近加的微信好友都是社區里的鄰居，當他談起自己所在的社區時，鄰舍不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或行政地理意義上的人群，而是一個個高矮胖瘦、有各自性情的人。

CL教會位於這個城市的另一區域。這個教會早上的晨禱會自疫情封控后，人數有了顯著增加。當這個城市早起的人忙着在手機APP上搶菜時，20多名基督徒和慕道友開始了他們線上的敬拜。“每天早上15分鐘的聖經分享、15分鐘的禱告，我們鼓勵大家醒來后，不要等什麼事都做好了再來禱告。若是那樣，就像馬丁路德所說，其實是放棄了禱告，”CL教會的韓牧師說。

這間植堂不過兩年的教會沒想到這項網絡事工竟然堅持了兩年，現在不單參加的人數增加，不少非基督徒也因為聽見基督徒坦誠地分享自己在疫情封控期間的焦慮、缺乏，而更加喜愛教會的真實。

自2022年3月起，隨着Omicron病毒的傳播進入社區，上海這座人口超過2500萬的城市逐漸失去了以往的秩序。起初，上海政府官員試圖通過封控個別建築和住宅區，遏制病毒的傳播，減少對城市正常經濟生活的干擾。但到了3月27日，市政府發布了依次封控浦東浦西至少四日的通告。這意味着過去精細化分控的防疫策略不再有效，整個城市關停了公交交通和絕大部分企業，幾乎所有人都被要求居家隔離，足不出戶。

到4月7日止，上海每日感染人數上萬，對絕大部分小區來說，解封遙遙無期。封控的代價也很大。血透病人因為居家限制令無法得到治療，感染新冠的家庭必須遵從“陰陽分隔”的政策，年幼的嬰孩在陽性，而父母陰性的情況下，必須被單獨送往醫院隔離。

方艙無序管理帶來的哄搶以及醫療物資的嚴重缺乏，讓標榜精緻文明的上海集體陷入焦慮。每個人都知道這座城市病了，卻似乎沒有良方來醫治，每個人都希望在與人的關聯中得到幫助，但也有人在孤獨中放棄了生命。一位在封控中找到教會牧者的非基督徒說，“反正大家都沒有解決方法，但我知道教會為我禱告，和我一起禱告，陪着我們……”。

面對封控的混亂和人們有這麼多需要的情況，基督的教會如何回應？CT記者採訪的一些上海的牧師和教會領袖強調禱告、靈修、屬靈成長和愛心行動的重要。

禱告“近距離”

“2020年疫情開始時，我們教會的聚會轉到了線上，以線下小組接入的方式保證弟兄姐妹們仍有面對面的團契。”薛牧師告訴CT記者。“一旦情況有所好轉，我們就恢復了線下的實體聚會。那時候，我們沒有一個成員的小區被封控，大家出行還是自由的。但這次，100%的成員被封控在自己的住所，曾經還對外地防疫指指點點的我們，第一次近距離地面對了疫情”。

薛說，他的教會成員中已有三個家庭感染了病毒，教會雖然不能直接給予幫助，但都在第一時間請求教會成員們為他們共同禱告。成員們自發地跟進他們的狀況，為他們發去禱告的經文。長老和關懷執事做的最多的，就是逐個詢問成員最近的狀況，並為之禱告。

CL教會尤其鼓勵教會的弟兄姐妹不單與信徒一起禱告，也和非信徒一起禱告。他們不是發一句“為你禱告”，而是停下手中的工作，打電話與有需要的人一起禱告，或者將具體的禱告詞寫下來。對於不知道該怎麼禱告的成員或訪客，韓牧師鼓勵他們按着聖經向神禱告。“每天花半個小時的時間，隔絕屏幕、網絡信息的干擾，用經文作為引導，思想神的屬性，而不是我們的需要。就好比早上靈修讀到耶穌說‘誰是我的母親，誰是我的弟兄？……凡是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親了’”（馬太福音12:48-50）

韓牧師說：“家裡冰箱滿了，我們屬靈狀況不一定會好，但我們屬靈狀況好了，我們看冰箱空了，也不會有內心的焦慮。神每天都藉着經文對我們說話，我們也要思想並在禱告中回應祂。”

薛牧師牧養的教會從兩周前開始了線上讀經活動。一個小時的時間，弟兄姐妹通過網絡會議的方式，分段朗讀福音書，讓神的話語藉着被誦讀、被聽見成為彼此的力量。不久，教會成員又發起了按主題的讀經活動。每人輪流讀一段經文後，分享自己與這個主題相關的代禱事項，或者他人的代禱事項，最後試着用這段經文為自己和他人禱告。

發起活動的姐妹在邀請信中寫道：當我不知所措，被現實的難處和罪糾纏，腦子無法專註看完一章經文，無法開口禱告的時候，就拿起來，開口讀，常常讀着讀着心被神的話語打開，緊閉的口開始向主禱告呼求。希望神的話可以通過不一樣的方式幫助到我們。

愛鄰舍不再是一個詞組

疫情爆發之前，GB教會正好開了《愛鄰舍》這門核心課程，在其導言中提到：愛鄰舍意味着愛所有人，包括我們不想見到的、鄙視的，甚至覺得可疑的人。我們的責任不是要去判定誰值得愛，而是要成為滿足他人需要的好鄰舍。

疫情讓上海鄰里的關係大為改觀。菜蔬食物的團購必須以社區為單位，封控時間長短也以小區有無感染病例為依據。996的打工人帶着一身職場技能化身小區的團購達人，小區消毒、組織核酸、分運物品皆靠鄰里組建的志願者。

韓牧師說，“作為基督徒，我們應該讓別人看到我們在積極幫助鄰舍，幫助社區建立好的秩序，去分享我們擁有的食物，為我們的鄰居禱告，和他們一起禱告，告訴他們我們是基督徒。如果我們鄰居當中有陽性的，不要遠離他們，給他們發消息、視頻，了解他們實際的需要。”

姜長老的本職工作是飛行員，在過去的三年裡不是在飛行，就是在隔離。城市的封控讓他終於有時間在家陪妻子和年幼的兒子。但當小區徵召志願者時，他毫不猶豫地報了名，每天穿着防護服組織核酸檢測，為大家分發物資。幾天後，他和妻子感染了新冠，三歲兒子的抗原檢測卻顯示陰性。這意味着遵循上海的隔離政策，夫婦倆必須與孩子分離。但姜長老卻沒有為自己的選擇後悔，他只希望隔離期間，他們一家人能始終在一起。

唐姐妹從有小區封控開始，就定期地為被管控的弟兄姐妹們送菜。她買着溢價的食物，精心烹飪，送給懷孕或單身的姐妹們。當被問起為何如此大費周章時，她卻笑着說，“她們的父母都不在身邊，在這特殊的時刻，我想讓她們嘗到加倍的愛，因為天父也這樣愛着我們。”回到自己的社區中，她又頂着被罵被感染的風險做了志願者，承擔起為整個小區有需要的人配藥採購的任務。幾天奔波下來，她的嗓子嘶啞了，為了求購小區的物資每天打電話到深夜。

薛牧師說，”我們今生為社區謀求的福利不能存到永遠，但也值得去做。因為當我們愛鄰居時，我們彰顯了神的所是，當我們愛鄰居時，我們彰顯了神的愛，當我們不僅愛鄰舍，而且投身於社區時，我們見證了神的原則，彰顯了祂的智慧。”

在疫情中見到成長的果實

CL教會自封控以來，教會奉獻居然超過了前幾個月，大筆的奉獻進入賬戶，留言備註去幫助那些需要的人，不一定是教會的成員或訪客，也不用是基督徒，只要是實際有需要的人。長執團隊計劃把其中一部分用於幫助窮人，包括失業的、貧窮的，或有贍養老人需要的，補貼他們的房租或給予經濟援助。一部分奉獻給受影響的宣教士、機構或貧窮的傳道人。

除了物質上慷慨，看顧窮人外，韓牧師認為在眾人面前，包括信主和不信主的人面前，敞開自己，分享自己的軟弱，也是基督徒群體見證的方式。疫情當下，這間原本拿捏着彼此間的距離，以精英白領為主的教會，第一次“不分場合”地分享自己在疫情中的焦慮情緒，為家中物資缺乏而有的擔憂，在育兒和婚姻上的問題。因着他們的真實，非基督徒不再對基督徒敬而遠之，反倒可以真實地作為罪人來到上帝面前，好讓上帝的愛臨到他們。

“我們也許經歷着植堂兩年以來最大的危機，但這段特殊的經歷也讓我們看到在疫情前所種的，都在如今開花結果。馬上要進入復活節的最後一周，我尤其想到復活的盼望決定了我們此刻的狀態。當我們越相信復活，就越輕看此刻的艱難。”韓牧師在過去的幾周中，花了更多時間陪伴教會中的同工們，與他們禱告，確保他們屬靈上的健康。

這些上海基督徒的盼望，是當病毒不再在這座城市棲息時，教會可以成為人群更好的陪伴者和社區更好的建設者，讓人與人的距離更近一點，人心與上帝的距離也更近一點。

Eva Chou, 基督徒記者、文字工作者，和丈夫長期在地方教會服侍，育有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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