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

《今日基督教》的每日靈修讀物。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25, 2022
Stephen Crotts

將臨節靈修閱讀: 應許之子


以賽亞書9:6

在將臨節(Advent),我們預備好我們的心來慶祝這個嬰孩的到來——躺在馬槽裡,被馬利亞及約瑟所深愛,受著牧羊人及智者崇拜的嬰孩耶穌。然而將臨節——意思是“到來”——邀請我們除了期待祂出生的聖夜,還有其他更多的預備。

縱觀教會歷史,基督將臨節是一個充滿期待的季節。它源於基督教初始的幾個世紀,作為迎接主顯節(Epiphany)來臨前的一段懺悔期 — 慶祝耶穌的到來及祂特別的身份,教會通常也在這天為新信徒洗禮。不久後,將臨節專注的重點轉為期待基督的第二次降臨。到了中世紀,我們如今所見與將臨節有關的主題已成為教會慶祝活動的一部分,基督徒把對聖誕節的期待及對耶穌再來的默想結合在一起。

這些歷史上常見的主題都交織在將臨節的傳統——聖經經文閱讀中,因為聖經裡的預言及應許多次提及耶穌的身份及目的。當我們深浸在這些真理裡時,我們對馬槽裡嬰兒的敬畏及崇拜就更加深刻了,因為知道我們是跪在那個即將透過神蹟及大能彰顯祂身份的主面前。我們敬拜那位未來會在榮耀中再次降臨來審判活人及死人的主。

以賽亞書裡有許多引人注意的指向耶穌的預言。我們讀到將會有一個應許之子,他被稱為以馬內利——上帝與我們同在(7:14)。也會讀到即將有一道照進生活在黑暗中的人的光(9:2),以及這個明確的應許: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
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祂的肩頭上。
祂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祂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
祂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他的國,
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遠。
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
(以賽亞書9:6-7)

聖經對應許之子的預言往往具有多層次的意義及應驗。它們通常會指向先知所處的時代裡的應驗,同時也將我們的目光引向彌賽亞第一次的降臨及我們深深期待的第二次降臨。

在CT的靈修資源裡,我們會探索聖經裡關於應許之子的描述,加深我們對我們所認識及深愛的救主的信心。每天的靈修會深入研讀能讓我們更多了解耶穌的關鍵經文。每週的主題則圍繞在以賽亞預言中關於耶穌身份的一個核心層次。

全能的神

傳統上的將臨節最先閲讀的經文也許感覺會跟我們對聖誕節的期待不太一樣。我們讀到的不是冬青樹和燭光,而是末世的恐怖。且不是從我們讓天使歡喜開始,而是從一位先知大聲呼喚我們悔改開始。這些段落把我們從舒適的心態中驚醒,提醒我們耶穌是全能的上帝。我們慶祝誕生的救主是未來有一天會回來審判活人及死人的人子。上帝派使者為祂預備道路: 施洗約翰在曠野呼喊,見證耶穌的能力及榮耀。馬槽裡的嬰孩是全能的上帝,祂的國永遠存在。

和平之君

許多將臨節的舊約經文能讓我們反思我們在上帝慈愛裡個人所經歷到的平安,想像應許之子將最終的和平帶來的那天。戰爭、暴力和痛苦都會結束。長期分裂的國家和民族合一敬拜。然而聖經促使我們超越我們對和平淺薄的想像,挑戰我們看到基督帶來的平安是強大且全面性的。這種平安不僅來自耶穌的愛,也來自祂的大能 ——因為祂的平安與祂的公義有直接的關聯。祂的平安與祂公義的審判有關。祂所帶來的和平是有代價的。

世界之光

從聖經的開頭至結尾,我們看到“光”是個被用以幫助我們理解上帝的存在、救恩、信心的生活,及耶穌本人的比喻。我們讀到聖經應許會有一束光永遠明亮的閃耀,不受黑暗的阻礙。當耶穌在地上生活時,祂說祂就是這個應許之光——有朝一日會照亮上帝之城的那道光(啟示錄 21:23)。更重要的是,耶穌不僅是你我的光,也是世界的光。正如聖經一遍又一遍闡述的那樣,祂是所有國家的應許之子,將會帶領一個有著不同文化、族群的祂的王國。

以馬內利

在將臨節的最後一週,我們將重點關注在穌誕生的事件,也就是當應許之子——全能的上帝、和平之君、世界之光——以嬰兒的身份進入人世。祂是以馬內利,神與我們同在。祂道成肉身,住在我們中間 (約翰福音 1:14)。數百年來關於祂的應許在天使的歡呼聲、牧羊人的信息、老人及婦女的預言讚美、以及遠道而來在萬王之王面前鞠躬的外邦人的歡樂崇拜中迴盪。 .

祂是所應許的那一位

在今年的將臨節,當我們準備慶祝耶穌的降生時,願我們深思聖經中關於耶穌是誰以及祂來做什麼的應許。當我們在馬槽前敬拜時,願我們深深驚嘆這個孩子正是全能的上帝,祂和平之君,祂是世界之光。祂是來犧牲自己性命的那位。祂勝利的打敗死亡,升上高天,祂將信守承諾,在榮耀中再次降臨。到時祂將伸張正義,將祂的和平之國帶往高峰。祂是以馬內利,神與我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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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在這感恩的季節裡,我為難以相處的人感謝神

林肯設立感恩節的背景故事令人驚奇,也是對當今世界的一個提醒。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24, 2022
Scott Webb / Unsplash

1863 年秋天,亞伯拉罕·林肯總統發表了兩份具指標性意義的聲明。您或許知道第一個聲明,即著名的《蓋提茲堡演說》。林肯在那次演講中紀念了蓋提茲堡的戰事。在蓋提茲堡這個地方,林肯呼籲全國人民都要牢記在戰場上犧牲性命的人,同時勉勵他們,為了自由的緣故加倍奉獻自己。

另一個聲明就在這次演講幾星期前發表,可能更令人感到驚訝。1863 年 10 月 3 日,林肯總統第一次確立了正式的感恩節假期。

林肯表示:“依我看來,全體美國人民應當異口同聲地為至高神所賜的恩澤,致以莊嚴、崇敬及感激之意。”因此,林肯將十一月最後一個星期四分別出來,作為“向我們仁慈之父獻上感恩及讚美的日子”。顯然,就在我們國家正經歷最艱難的戰爭中,林肯認爲那正是表示感恩的時候了。

我們可能會以爲林肯的感恩聲明是不得體、天真,甚至冒犯人的。但是,閱讀了林肯感恩節宣言全文後,當今的讀者可以從宣言結論中發現,林肯(似乎)已經忘記有關內戰的事情。林肯坦白承認內戰的恐怖,這是一場“規模和嚴重性無可比擬”的戰爭,使成千上萬的美國人在“這場不幸內戰下變成了寡婦、孤兒,哀悼者或受害者”。但是,他把這種艱難與盼望連結在一起,承認神的手引導他行過死蔭的幽谷。

衝突和感激,艱難和盼望,林肯並沒有感到困惑。他透過聖經的角度來看感恩節。

總要彼此包容…… 且要存感謝的心。

使徒保羅寫信給歌羅西的信徒,他將衝突和感謝的觀念結合在一個熟悉的經節裡:

所以,你們既是神的選民,聖潔蒙愛的人,就要存憐憫、恩慈、謙虛、溫柔、忍耐的心。倘若這人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主怎樣饒恕了你們,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在這一切之外,要存著愛心,愛心就是聯絡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裡作主;你們也為此蒙召,歸為一體;且要存感謝的心。(歌羅西三 12–15)

每當保羅將這類簡短命令句疊在一起時,我們就很容易錯過每個命令背後隱含的意思。凡相當熟悉“教會對話”(Church Talk)的人都知道,我們會用以下方式快速略過所列出的命令:恩慈,這個我聽過。謙虛,也聽過。溫柔,我做到了。忍耐的心,我也有了。當我們逐一確認時,我們無意識地點頭表示贊同。我們在思想上,開始將保羅的命令縮減至“神要我們作一個好人”這個命令。

但我們卻錯過了一件事,保羅實際上是在暗示一種難以處理、反文化、踐踏我們的挑戰。

看看保羅在這裏所說的每一項,若真正操練起來,沒有一項會令人快樂的。若要生出耐心,我們就必須處於需要耐心的狀況中。若要成為謙虛的人,我們就必須處於需要順服的景況中,而且我們也必須選擇順服。若要饒恕,我們必須被人苦待,然後無論如何,我們總得決定以恩慈相待。如果“謙虛”對你來說像是“羞辱”,那你的看法與實際沒有差得太遠。

保羅在這裡所稱讚的不是一連串溫暖的感覺;這不是一個教人“如何做好人”的指引,而是一份美德清單,當要實際活出來這些美德時,人根本不會覺得這是美好的經驗。這是一本手冊,教我們在生活中去愛最難相處的人。它邀請你去做那些我們每一條神經都告訴我們不要去做的事,也就是深入衝突狀況中,並以軟弱的姿態去面對。世界告訴我們,要堅強且相信自己。相反的,保羅告訴我們寧為弱小,而且忘掉自我。

但不要錯過了保羅如何為這經節所作的結論。這些難行的命令,似乎是毫無理由地以“要存感謝的心”作結尾。林肯在衝突的景況中看到了感恩,保羅也同樣看到了。保羅體認到,我們混亂的關係是我們成聖的機會,因此,這些都是上帝的禮物。我們對衝突的自然反應是質問上帝:“爲什麼?”或是將我們最喜愛的咒詛詩,同步應用在我們的處境中。但保羅告訴我們,我們的反應不應是“主啊,還要多久?”,反而更應該是“感謝您”。

我們的社會認爲,這種觀點是荒謬的。因此,我們傾向於接近像我們這樣的人,並想避開那些困擾我們的人。我們讚揚那些 “不能容忍愚妄人”的人,用聖經的話來說就是,我們認爲忍受他人是愚蠢的。當然,寬容和忍耐從來就不是生來就有的,但我們現今社會的壓力,似乎不允許給我們操練這些美德最常見的機會。配偶因爲“個性不合”而離異;比鄰而居多年的鄰居沒有交往,更不用說認識 30 公尺以外的人,或甚至與他們爭論了。友誼常常建立於興趣與喜好以及親屬的關係上:共和黨員沒有民主黨的朋友(反之亦然);那些肯定同性戀關係的人沒有教會朋友(反之亦然)。而且即便我們確實有一種友誼,它往往是建立在共同感到舒適的基礎上,只要一出現極少壓力,這關係就會受到威脅,因此可能消失破壞。

社會學家對我們當前社會的友誼有一致的評估,全都令人感到悲觀。他們經常在努力尋找解藥。我們都知道,維繫友誼相當困難。但無論如何,我們都不知道如何找到追求友誼的動機。

保羅對歌羅西教會所說的話中有一條線索。他命令的對象不是所有人,而是被更新的神的子民。教會合一的基礎不在於血親關係,而在於耶穌的寶血。“在此並不分希利尼人、猶太人,受割禮的、未受割禮的,化外人,西古提人,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內”(歌羅西三 11)。只有當我們承認自己是神大家庭的成員時,我們才能在愛中,勇敢地彼此寬容。若要使我們謙卑、忍耐和溫和,就需要神的靈和福音的大能。我們只能在人的軟弱中接近其他人,因爲神在基督裡為我們成為軟弱。

如此,我們就知道使我們忍耐長期衝突的動機和能力。但是問題依舊存在:我究竟應該如何為此而感謝呢?

麻煩製造者“X”

魯益師(C.S. Lewis)在一篇短文〈麻煩製造者“X”〉中指出了前進的方向,此文最初出現在其著作《被告席上的上帝》(God in the Dock)。“X”代表你的同事、配偶、岳母或朋友。X 永遠給我們找麻煩。更糟糕的是,每次你試圖與 X 正面交鋒時,您都會發現你的願望和期望總是“被 X 性格中長久存在的致命缺陷…… X 無可救藥的嫉妒、懶惰、易怒、糊裡糊塗、專橫、暴躁或善變所破滅”。

我們討厭與 X 發生這些衝突,它們不會激發我們去表現出偉大的愛,當然也不會讓我們因為有這個去愛的機會而感恩。但正如魯益師所指出的,這些衝突可以打開我們的眼睛,看到神所看到的。

畢竟,神比我們有更多這類的經驗。幾世紀以來,祂看到了祂對受造物的盼望和期望,因受造物致命的缺陷而破滅了。祂知道 X 是多麼悲慘,但祂也知道另一件事,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另一個人。誠如魯益師所說的, 神“又看到另一個人也同樣(麻煩)的人,這人是你從未見過的人。我當然是指你自己。”

我們若能瞭解到,我們也曾經使其他人的盼望和期望破滅,這是自我認知上,一次極大的躍進;我們有一個致命的缺陷,在面對它的時候,我們會原諒自己;我們常常是其他人的肉中刺,眼中釘。我們可能會說:“如果我有那麼糟,爲什麼從來沒有人提起呢?”然而,他們的確說過,而且經常說。而且,如果我們夠誠實的話,我們通常是以驕傲、不耐煩和抗拒的態度來回應別人。換句話說,我們的態度與保羅在歌羅西書三章中所給的處方,背道而馳。

然而,我們對自己的罪視而無睹,不僅僅阻礙了我們的成聖,也抹殺了感恩的心。我們越不能忘記別人在我們生活中帶來的難處,我們就越不可能爲這些人感謝神。我們或許仍可嘗試爲他們感謝神,但這會變成了一種重擔。在我們的內心深處,我們不會為神將這些難以相處的人帶入生活中而感謝祂。我們希望神能快一點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希望祂能讓這些人少一點出現在我們周遭;我們希望我們有更多屬於“付出者”的朋友,少一點屬於“索取者”的朋友。

我們希望、希望、希望…...。這種態度,與感恩相差得有多遠。感恩的人不看可能有的恩典好處,而是現在已有的恩典益處。若與保羅、魯益師和林肯的態度相比,這種態度是多麼的無知與盲目。他們提醒我們,我們最大的問題永遠不是“外部的”敵人,而是我們心中“內部的”敵人。基督徒,無論男女,都是被愛我們的主所付出如此大的代價,而獲得赦免的,而這種態度與這種赦免相去甚遠。

通向感謝的路途,並不是從如何找出益處的操練開始的,懂得感恩,是所結出的果實,但它的根是一種病態的決定,亦即我們起初想要緊抓自己暗昧的心態。我個人一直都是一位需要同工忍耐包容的頑固份子;我一直都是不夠體貼的人,總是需要配偶的寬恕。我一直是一個難以相處的人,總是需要生命中其他無數的人在愛中“寬容我”。

最另人訝異的是,他們都做到了。在屬神的群體中,這些滿了恩典的神蹟式時刻,每天都在發生。我最親近的朋友見過我最糟的時候,他們就像所追隨的神一樣,無論如何都選擇要愛我。您的朋友也為你做了同樣的事。他們在自己的身上披上愛的衣裳,為你遮掩了許多的罪。這就是為何衝突和感謝能夠和平共存的原因之一。在敬虔的衝突中,我既是一位付出者,也是一位領受恩典的人。感謝神。

所以,值此感恩的季節,我為那些“難以相處的人”感謝神;為那些需要耐心、謙卑和溫柔的時刻感謝神;為我通常想要避開的人際關係的摩擦感謝神。因爲在那些時刻裡,我想起了神,還有其他人,所施予給我的憐憫。

克里斯·帕帕拉多(Chris Pappalardo)博士是高峰教會(The Summit Church)的研究員、編輯和作家。他與人合著《上帝庇佑下的團結國家:基督徒對美國政治的盼望》(One Nation Under God: A Christian Hope for American Politics)(2015)。

翻譯:榮懌真,校對:賀宗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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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的基督徒為和平而戰

一位前選美皇后在廣泛的抵抗運動中反對殘酷的軍政府。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23, 2022
Hannah Yoon

安琪爾·拉蒙(Angel Lamung)從十幾歲起就一直處於公眾的關注之下。在緬甸,她曾贏得選美比賽,出現在廣告中,演過電影,唱過流行歌曲。

但是去年,當新聞主播在晚間節目中讀到她的名字,國營報紙將她的照片與其他名人的照片放在一起時,報道性質就不同了。

政府已將她列入通緝名單。

2021年2月,軍方通過政變推翻了緬甸的民選領導層,這位當時23歲的基督徒是在街頭和社交媒體進行抗議的人們之一。這永遠地改變了她的職業生涯。

新政權迅速做出反應,以不斷升級的暴力來鎮壓示威者,並對那些表達反對意見的人,特別是公眾人物,進行嚴厲的刑事處罰。拉蒙是根據一項禁止異議的新法律被指控的20位名人之一。據聯合國統計,在政變后的第一年,有1500人在示威活動中被殺害,超過1萬人被“非法拘留”。

拉蒙去年春天設法逃脫,作為難民來到了美國。東海岸一位朋友家的空餘卧室提供了安全庇護,從那裡她為人道主義援助募集資金,為支持緬甸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公民抗議運動而大聲疾呼。

拉蒙在她的YouTube頻道上的一個片段中說:“我寧願離開我所愛的一切,也不願向獨裁政權屈服。”

在緬甸,政府凍結了拉蒙的銀行賬戶,如果她回國將面臨逮捕。她的朋友和其他抵抗運動人士從泰國和印度邊境發來消息,他們在那裡等待逃往安全的地方;或者從緬甸最大的城市仰光發來消息,那裡的警察會停下來檢查他們的社交媒體賬戶,看是否有支持抵抗運動的跡象,比如在頁面上顯示紅色或黑色。許多抵抗運動人士攜帶一次性手機或隱藏自己的個人資料。

當警察把橡皮子彈換成真槍實彈,抗議活動就變得太危險了,但公民抗爭行為仍在繼續。像醫護人員和教師這樣的公務員拒絕在政權下工作;根據軍方自己的估計,近30%的公職人員參與了抗議。一些人正在抵制國營電力公司和電信公司(政變后網絡質量下降,價格上漲了兩倍)。

拉蒙仍然在重複着從政變后的守夜和抗議活動中回家時每晚向上帝提出的請求——請他為緬甸帶來安全與和平。“我還看不到我們祈禱的結果,”她說,“但上帝也給了我們手、腳和嘴,讓我們為正義發聲。”

https://www.instagram.com/p/CLj3N6zgbC5/

蒙出生和成長在浸禮會中。在這個90%以上為佛教徒的國家裡,浸禮會是最大的新教團體。她的家庭是克欽族,是緬甸一個基督教占多數的民族。在該國周邊的省份,克欽族、欽族、克倫族和克耶族多年來一直遭受軍隊的迫害,並為支持民主而與之鬥爭。

不出所料,這些基督教團體通過官方聲明、參與示威集會和其他形式的公民抗爭活動表明了反對2021年政變的立場。學者們在《信仰與國際事務評論》指出,更令人矚目的是,在政變發生后,緬甸的各類公民的宗教信仰都被喚起。

過去也有過抗議——該國有幾十年的軍事統治歷史——但以前從未有佛教徒、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同時公開參與,將信仰和祈禱帶入抗議活動。緬甸的福音派教徒與拉蒙一樣,對抵抗運動充滿熱情,呼籲上帝站在受壓迫者一邊,反對邪惡。

他們引用《出埃及記》和但以理被囚的故事。教會為公民抗爭運動集結資金和物資。他們把緬甸國防軍(Tatmadaw )稱為“恐怖主義者”。即使涉及到武裝抵抗,牧師們也為數以千計的年輕人祈禱——他們離開城市,在各省的反叛民兵中接受訓練,祈求他們的反抗能夠成功。

“在神學上,我不認為這是錯的。我們的神是一位鬥士。”仰光的一位牧師告訴CT,出於安全考慮,他要求不要使用他的名字。“這不是我的選擇,因為我是一個牧者、牧師,但我理解。”

軍政府針對平民的方式被人道主義組織認為是“戰爭罪”和 “反人類罪 ”,包括在住宅、農田和教會場所埋設地雷。

緬甸神學研究所和平研究中心主任馬納·滕(Mana Tun)希望,對於那些覺得被呼召加入武裝衝突的人來說,會有更好的選擇。不過,他並不覺得這與基督教對和平的理解有什麼衝突,因為這些鬥爭是要把一個國家從轟炸、處決和折磨自己人民的統治者那裡解放出來。滕教導學生將締造和平視為參與性的、積極的和回應性的;強迫的沉默和服從不是和平。

“和平在任何地方都是可能的。它可以是抗議。它可以是一場鬥爭。人們在被壓迫的時候保持堅韌,就是一種和平的形式。”8月抵達美國攻讀博士學位的滕說:“抗議、抵抗、甚至戰鬥仍然可以是你愛敵人的方式。愛是永遠為善挺身而出。”

但這些做法在緬甸也會帶來實際後果。反對政權的人和組織可能會無法使用他們的銀行賬戶,因為銀行系統是由政府管理的。警察在沒有正當程序的情況下進行突襲、搜查和任意逮捕。監獄對被拘留者施以酷刑。7月,四名革命者被軍政府處決

使在最初的幾周里,拉蒙已經知道作為公眾人物發聲的風險,但她的信念讓她無法保持沉默。

在17歲被評為緬甸洲際小姐(Miss Intercontinental )后,拉蒙將自己的影響力視為神交託她管理的恩賜。當2020年疫情襲來時,她寫了一首名為《保持堅強》 (Ar Tin Nay Bar)的歌曲,以鼓勵面臨困難的粉絲。

當她為在政變后加入抵抗運動而祈禱時,她說神讓她對這個決定感到平安。她引用了《箴言》4:14:“不可行惡人的路,不要走壞人的道。”

“我有很多粉絲和影響力,”拉蒙說。她是“希望的激情”(Passion for Hope)組織的聯合創始人,幫助那些因政府暴力而流離失所的人。“我想為我的信念發聲;我想讓人們知道軍隊在做什麼;我想讓人們支持正義。”

緬甸一半的人口在30歲以下,就像拉蒙和她的追隨者一樣。仰光一名19歲的基督徒在接受CT採訪時說,年輕人,包括佛教徒和福音派教徒,都感到“憤怒”,“沮喪和無用”。在公民抗爭運動下,他們不上學,也很難找到工作,很多人渴望加入戰鬥。

至少,年輕的基督徒有教會。“在過去,我把一切都視作理所當然,”這位年輕人說。“我對基督教社群更心懷感謝了。”

“希望的激情”初創時是拉蒙和朋友們為那些在軍政權下受苦的人做一些實實在在的事情的渠道。這已成為她繼續為她所熱愛的人民和土地服務的方式。

“希望的激情”為急救用品和基本物資募集捐款。政變后,當醫院人手不足、藥店關閉時,“希望的激情”為新冠患者幫助提供挽救生命的氧氣。他們向被軍事襲擊洗劫一空的村莊分發食物,向前線醫療隊提供了200個急救包。為了孩子,他們與宣教士合作,贈送了300本緬甸語的《耶穌故事聖經》

https://www.instagram.com/p/Cc8AIpLr8BI/

在緬甸,由於生活成本上升,一些公民放棄了公職薪水,財務頗為緊張,因此公民抗爭運動得到了緬甸僑民的大量支持,包括亞洲、澳大利亞和美國的教會。拉蒙的募捐目標是國際捐助者以及希望提供幫助的人道主義組織。

拉蒙曾計劃製作一個邁克爾·傑克遜的《治癒世界》(Heal the World)版本,由各位名人用當地語言演唱,但由於藝術家們擔心政府會對他們的參與進行懲罰,該項目陷入停滯。目前,她專註於一項新的活動,為那些因公民抗爭或暴力而中斷學業的孩子提供學習用品,她正在尋找新的合作者。

估計,緬甸有500萬兒童因空襲而流離失所,其中一些兒童與家人失散。隨着拉蒙在美國的安全環境下醫治自己心理創傷,她越來越希望為家鄉最年輕的一代提供更好的社會關懷、情感關懷和屬靈關懷。

拉蒙說她在人群中無法不感到恐慌;這是為什麼她還沒有下決心加入一個美國教會。她懷念“以前的她”,問上帝她是否還能回到從前的自己。

但她相信她的抑鬱症和信仰可以共存。她在社交媒體上與追隨者分享了這些,她繼續在那裡偶爾發布服裝照片和日常生活的視頻片段,同時更新緬甸的政治局勢。

當她感到沮喪時,向上帝祈禱給了她力量。思考她的工作給了她新的視角。

“我有一個房間。我有美國的水,”拉蒙說。“而有的緬甸孩子在空襲下奔跑。”

在過去的一年半里,緬甸公民經歷了一個又一個噩夢般的場景:警察對手無寸鐵的公民實施暴力、新冠病毒爆發而沒有穩定的醫療保健、經濟衰退、村莊遭到襲擊、不公正的逮捕、死亡。

“我看到所有這些暴力和絕望……我一直在問,‘我在哪裡可以找到希望?’”神學院和平中心的主任滕說。“我根本看不到希望。我專註於上帝的存在。正是這種信仰支撐着我的生命。”

當他與因疾病或暴力而失去親人的家庭交談時,他依靠神學中那位受難的神,告訴他們,耶穌與他們的親人一起死去,祂與他們一起複活。

仰光的一位牧師說,他的敬拜帶領人,一位當地的音樂家,因組織抵抗團體而被捕。現在牧師會去監獄看望這位敬拜帶領人,他在那裡遭受了太多的折磨,以至於他不再知道自己是誰——牧師把那裡比作納粹或北朝鮮。牧師相信,即使在這種情況下,福音也會傳出去;他為士兵祈禱,並向監獄看守做見證。

在他離開之前,滕幫助安排了一些機會,讓基督教領袖能夠為他們所經歷的事情接受心理醫治。即使以前沒有在心理健康和自我護理領域的大量參與,教會也開始看到這方面的“迫切需要”。

“生活在緬甸這樣的環境中,你即使沒有理由也會感到恐懼,”他說。“我在害怕什麼呢?我不知道。但每一天,我都是在恐懼中醒來的。”

恐懼的狀態也會造成屬靈上的影響。一位來自緬甸,為了保護家人的安全而不願透露姓名的神學家說:“基督徒感到無助,他們問:‘為什麼上帝允許軍政權壓迫人民?’他們質疑上帝的存在和上帝的力量。”

他指出上帝將以色列人從埃及人的壓迫中解救出來。他說:“最終,我們將進入應許之地。”

拉蒙不知道家鄉的和平之路可能是什麼樣子的,也不知道她什麼時候能回去。

在短短一年的時間裡,她看到自己的生活完全轉變。她失去了積蓄,離開了她的模特和演員生涯。在為“希望的激情”工作之外,她在一家中美融合料理餐廳當侍應生賺取薪水。

她的日子很平靜。拉蒙懷念媽媽做早餐和大聲喊她起床的聲音。她對有許多陌生人的聚會感到焦慮,希望能和家鄉的朋友們一起度過無憂無慮的夜晚。

她告訴CT,這不是她夢想的生活——但她同樣感覺到上帝的手和呼召。

她說:“相信上帝並不是意味着所有問題都會消失。它指給你一條路。我為此感謝上帝。”

Kate Shellnutt是《今日基督教》的新聞和網絡媒體編輯部主任。

翻譯:湉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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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和團的憤怒

義和團運動揭示了宣教士的勇氣及對他們的怨恨。

Chinese people read a Boxer manifesto in Peking (Beijing) which says 'Kill The Foreigners' during the Boxer Rebellion. Original Artist: By Frank Dadd. Original Publication: The Graphic - pub. 1900

Chinese people read a Boxer manifesto in Peking (Beijing) which says 'Kill The Foreigners' during the Boxer Rebellion. Original Artist: By Frank Dadd. Original Publication: The Graphic - pub. 1900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23, 2022
Hulton Archive / Stringer

在1899年的最後一天,中國反動派人士綁架了西德尼·布魯克斯(Sidney Brooks),一位24歲的英國聖公會差會(SPG)宣教士。他們對宣教士進行了數小時的折磨後將其殺害。英國當局迅速採取行動:處決了兩名罪犯並被要求賠償。但如果英國人以為這樣就能平息中國人日益高漲的怨氣,他們就大錯特錯了。

接下來6個月內,成千上萬憤怒的中國人從華北的村莊裡大吼大叫地跑出來,揮舞著刀劍,高呼:“燒,燒,燒!殺,殺,殺!”他們拆毀小會堂、大教堂、孤兒院、醫院和學校,並殺害宣教士和中國基督徒。他們的暴動被稱為義和團運動,為新教現代宣教運動帶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打擊。

上海心態

致使義和團起義的原因很多,也很複雜,但可以用“外國人的傲慢”來作為總結。

自19世紀40年代以來,外國人在一個又一個條約中迫使中國讓步,獲得了對中國大部分地區的控制權。英國人、美國人、法國人、荷蘭人、西班牙人、德國人,以及最大的一群日本人,把整個國家分割開來,有如在玩“冒險”(Risk)桌遊一樣。外國人有時甚至能擁有整個城市的控制權。

更糟糕的是,他們在中國可以大搖大擺的橫行,因為知道自己不會因任何罪行被逮捕。如果一個喝醉的水手殺了一個妓女,或是他的船長放火燒了一艘貿易船,他們會受到中國給予高級外交官員的治外法權的保護。

有太多的宣教士(不包括戴德生)持有所謂的“上海心態”,也就是將他們的飛地(一個國家境內有一塊主權屬於他國的領土)之外的世界視為“異教徒的世界”。在一些地方,宣教士與英國當局的關係比跟當地人更親密,他們更喜歡在領事館內跟水手們一起踢足球。

許多外國人也鄙視中國人。一位加拿大人說,一位“溫和的挪威人”曾告訴他,“在這裡待了幾年後,他的精神狀態變得非常遲鈍,有時會擊倒或弄傷中國人”。

宣教士的驕傲和中國人的憤怒在1899年爆發。那年,中國政府授予宣教士官位,讓主教或教長有等同於省長的權力,而普通的外國人則等同於地區行政長官。一位宣教士寫道:“還有哪個政府會給福音宣教士這樣的特權?”

許多冒險進入“異教徒的世界”的宣教士則是不自量力。他們之間不少人公開嘲笑中國人視為神聖的信仰——祖先崇拜和儒家戒律。有些人會在中國人進行祭祀行為時衝進寺廟,譴責他們拜偶像。

一位美國作家在1900年初寫道:“中國從衰弱的文明中被釋放出來的那天即將到來。他們的原動力將來自基督教所啟示的重要真理。”這句話代表了當時多數外國人和宣教士的想法。

和諧的拳頭

在19世紀90年代末之際,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覺得他們已經受夠了。義和拳,或稱義和團,開始引領這股不滿的力量。

義和團的起源不詳,但到了1890年代末,他們身上總帶著一股神秘的色彩。他們在手腕上繫著紅絲帶,腰間繫著黃腰帶,頸部掛上黃色護身符。他們相信外國武器傷害不了他們。他們的法師對群眾表演,用一把火槍(裝著空彈夾)射向一個教徒,以此來“證明”他們有刀槍不入的能力。他們低聲念著咒文,誘導人們進入恍惚的狀態,且信徒之間用秘密信號和密碼交流。

義和團的倡導者挑起中國人對外國人的仇恨。他們宣稱外國人是“一等魔鬼”,而皈依基督教的中國人是則是“二等魔鬼”,那些為外國人工作或與他們合作的人則是“三等魔鬼”。他們四處散播中國的兒童在基督教孤兒院被殘害、中國婦女被誘騙到教堂裡遭受強暴。

他們散發數以千計的傳單和公告。其中一份提到了當前造成巨大痛苦的干旱狀態,說:“由於天主教和新教對中國神靈無禮,破壞了神聖性,不服從佛祖,激怒了天地,雲雨團因此不再到來。但800萬靈兵會從天而降,把中國境內所有的外國人掃蕩乾淨!”

席捲而來的暴力

1900年1月,事態急遽發展。在北京,反動勢力對皇帝和皇位背後的力量——慈禧太后的影響越來越深。皇宮發布了一道鼓勵義和團的詔書。在整個冬末和春季,義和團增加攻擊的次數。各處村莊被洗劫一空,也首次出現關於中國基督徒被殺的報告。

義和團的怒火在當年6月份爆發開來。山東長老會的建築物被一群暴徒摧毀。兩名英國宣教士在保定府東北幾英里處被殺。位於北京城外的美國傳道委員會的基地被燒毀,多名基督徒被殺。

6月中旬,暴力事件席捲了北京,國際部隊被從沿海召來保護外國人。軍隊在途中遭到抵制,但還是攻下一些中國堡壘。慈禧太后認為這次攻占是一種宣戰行為。6月24日,皇室頒發詔書命令在全中國境內屠殺外國人。

在北京,外國人群體蜷縮在城市的一個小區內,長時間被圍困著。在中國的宣教士無處可去。這次起義主要不是反對基督教,但宣教士和他們的信徒是主要的受害者。

6月30日和7月1日,在保定府有15名宣教士和一些中國基督徒被殺。

7月12日,兩名男子、五名婦女和五名兒童,全都是外國人,以及五名中國基督徒在大同被殺。

7月31日,六名宣教士和八名中國人在太谷被處決,他們的頭顱被帶到了總督那裡。

在山西省,巡撫毓賢策劃了一場最血腥的大屠殺。7月9日上午,在首都太原,所有新教宣教士及其家屬、天主教神父和修女,以及一些中國基督徒被圍捕起來。他們被戴上手銬帶到省長面前,省長被武裝保鏢包圍著。

一位在這場磨難中倖存下來的基督徒描述了當時的情況。“第一個被帶出來的是法辛先生(Mr. Farthing)。他的妻子緊緊地抱著他,但他輕輕地把她推到一旁,走到士兵面前,一言不發地跪下,他的頭被劊子手的斧頭一刀砍掉了。在他之後很快就輪到…..洛維特醫生和威爾遜(Dr. Lovitt and Wilson),他們每個人都被劊子手一刀砍下頭。然後,毓賢開始不耐煩,他吩咐他的保鏢(他們都帶著長柄重劍),讓他們幫忙殺死其他人…。”

“當男人被殺掉後,女人被帶走了。法辛夫人緊緊抓住她孩子們的手,但士兵把他們分開,一刀砍下他們母親的頭……洛維特夫人被殺時還戴著眼鏡,握著她小兒子的手。她對人們說:‘我們來中國是為了給你們帶來耶穌基督救恩的好消息,我們沒有對你們帶來傷害,只有帶來好處,為什麼你們要這樣對待我們?’一名士兵在斬首前摘下了她的眼鏡,砍了兩刀才成功。”

三十三名新教徒和十二名天主教徒以同樣的方式被殺害,以及一些中國基督徒。一些人的頭被放在城門上的籠子裡。

像這樣屠殺的消息傳開後,宣教士家庭和忠誠的皈依者把他們的財物收集成捆,徒步或駕著騾車、驢子試圖逃離。許多人成功到達偏遠的農村地區,在那裡過了幾天或幾週神經緊繃、衣衫襤褸的被追捕的逃亡生活。有些人倖免於難,或者躲過了追捕;有些人則被抓住並被砍死。

8月14日,國際部隊解放了北京。北京被洗劫一空,執行懲罰的遠征隊被派往周邊城郊,這導致了更多的暴行,只是這次是勝利者的暴行。根據一位英國上尉的說法,“傲慢的外國士兵分散去到一蹶不振的鄉村中隨意剝削”,導致了“搶劫、殺戮及各種暴行……許多無辜的和平的非戰鬥人員被屠殺……整個地區被無情且非必要地的清洗。”

一些宣教士利用了這樣的搶劫機會。雖然也有些宣教士試圖阻止搶劫的行為,但其他人依然故我的進行搶劫。有個人甚至寫了篇文章叫做“道德的搶劫”。許多宣教士差會要求對他們所遭受的損失及生命的賠償。(戴德生是拒絕接受賠償的宣教士之一。)

不斷增長的的憤怒

基督教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曾說:“基督徒的血是福音的種子”,這句話在中國也被證實是正確的。殉道者的勇氣,包括中國人和宣教士的勇氣,激勵著中國教會在接下來的十年裡迎來三倍的成長。

不幸的是,中國人的憤怒之後又持續了五十多年,直到共產黨成功地把所有“外國鬼子”驅逐出境。

翻譯: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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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基督教》的 2022 將臨期靈修指南

為聖誕節做準備的所有靈修讀物都集中在一處。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22, 2022
Stephen Crotts

在CT的靈修資源裡,我們會探索聖經裡關於應許之子的描述,加深我們對我們所認識及深愛的救主的信心。每天的靈修會深入研讀能讓我們更多了解耶穌的關鍵經文。每週的主題則圍繞在以賽亞預言中關於耶穌身份的一個核心層次。

第一週: 全能的神

第二週: 和平之君

第三週: 世界之光

第四週: 以馬內利

主顯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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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下載: 2022 將臨節靈修閱讀

來自《今日基督教》的編輯和投稿人。《應許之子》是一組爲期四周的靈脩材料,幫助個人、小組和家庭走過2022的將臨節。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20, 2022
Books

自然科學的神學根基

基督教世界觀是自然科學方法與精神的基礎。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18, 2022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 Getty

我在高校任教的經歷當中,常有學生對我說:“我們從小受到的教育告訴我們,要‘相信科學’。”就連在西方,也有很多人像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那樣,以為自然科學能夠帶來”確定的知識”(definite knowledge)。

自然科學是人類用理性範疇解釋經驗歸納的活動。自然科學在神學、形而上學的層面上,持有一套科學方法無從證成,亦無可證偽的信念,因而它自身並非中立的。它既有一套自身所依據的信念,在自身的方法論體系之外,就不能以自身為信念的對象,更無權號召人們來相信它。

因果與“偶像”

譬如,自然科學用理論模型來詮釋、描述自然現實時,預設一切的現象皆有生成的因由,沒有任何現象能夠無中生有。當年物理學家無法解釋“雙縫隙實驗”(double slit experiment)所觀測到的現象,這導致一些科學家懷疑,是否並非一切自然現象都是按照自然的因果規律發生的,但這並未令科學界放棄用科學理論解釋一切現象背後的因果規律。當霍金(Stephen Hawking)闡釋大爆炸理論時,他非常堅持,嚴格說來,宇宙並非從絕對的虛無生成的,而是有某種自然的第一因造成了宇宙的奇點(point of singularity)。假如宇宙能夠無中生有,那麼自然現象也能夠無中生有,這樣一來,科學理論就等同於無的放矢了,因為一切的理論模型,都假設了理性可解釋的因果規律。

“因果”並非感官經驗的對象。我們並非用感官經驗觀察到因果,因此相信這世間的一切皆有因果。當然,“因果”的概念也不光是我們在數不清的經驗事件當中,觀察到許多現象之間的常規對應性(譬如每次從某高處拋擲同樣的物件,該物體都會以同樣的加速度成為自由落體),進而養成的一種思維習慣,認為常規對應性(regular correlations)背後一定有著某種有效因(efficient causality)。

但事實是,我們在近乎無數的經驗事件當中,發現許多我們無從解釋的現象。我的身體出現症狀,醫生卻無法解釋病因;我的電腦故障,專業維修員也找不出原因;究竟使宇宙生成的第一因是什麼,連霍金也無從解釋,他甚至無法論證說宇宙大爆炸並非無因生成的事件。然而,在我們心靈當中,與生俱來就擁有“因果”的範疇,被我們用以解釋一切的經驗,就算解釋失敗,我們依舊相信,一切現象及存有的生成,都不可能是無中生有。

在“因果”以外,自然科學還必須接受普遍哲學意義上的“上帝”概念,亦即“自有永有者”(Being Itself)的概念。這是因為自然科學家相信,一切的流變(flux)與生成(becoming),都必須以某種意義上的“不變者”為終極依據,否則自然現象就能夠毫無來由地發生。譬如,霍金雖自稱無神論者,但其實他在嚴格意義上是泛神論者:他相信自然即是上帝、上帝即是自然;宇宙的創造者是不具智慧的自然法則。

這些形而上學、神學的信念,都不是科學證據能夠證明或證偽的。科學理論的科學性,就在於科學理論可被證偽。但自然科學本身卻必須依賴不可證偽的信念方能成立。基督徒相信,上帝創造了時間,用時間從無創造了萬有,並按照自己的形像造男造女如此。這也是自然科學無從證明或證偽的。

這麼說來,基督徒是不是只管“信”就好呢?自然科學的數據、資料、理論模型,對於基督徒的信仰來說,有沒有任何實質的意義?倘若自然科學以致任何的知識體系,都必須建立在一些基本的世界觀預設之上,並無真實的中立性(neutrality),那麼這是否意味,一切的所謂知識體系,都只不過是不具客觀性(objectivity)的“信念體系”(belief systems),彼此之間只能雞同鴨講?

事實上,自然科學的產生,正是以基督教世界觀為前提。科學方法之父培根(Francis Bacon)在宗教改革神學“創造-墮落-救贖”世界觀的框架下,提出了自然哲學的歸納法(method of induction)。他指出,亞當受造時,上帝命他管理園子,並研究各從其類受造的萬物,格物而致知,以為萬物命名。亞當墮落後,不再以上帝在經驗可感知的世界中所定立的自然啟示為依據,選擇了自己用理性去定奪真理,於是產生了諸般智性的偶像。

培根提出了四大偶像,其中“市場偶像”(idol of the marketplace)與“劇場偶像”(idol of the theater)尤為凸顯宗教改革的思想。“市場”是指透過語言符號所進行的意義交換。培根說,我們用語言來表達我們對世界的理解,而語言當中有許多的符號,並非與生俱來的先天觀念,也不是我們從感官經驗獲得的概念,而是人類在試圖理解世界的時候,自己“腦補”出來的。當我們用看不見、摸不著、不在上帝所造的可感世界之內的腦補概念來解釋我們的經驗時,我們就是在重複亞當吃禁果的罪。

“劇場”則是指哲學體系或認知體系。培根說,這些體系就像劇場中的劇本一樣,是人寫出來的。自然科學的理論也一樣,都是人想出來的,用以解釋我們透過經驗所觀察到的數據及資料。科學理論並非自然現實的真理自身,而是人對自然現實的解釋。我們可以透過歸納法,讓我們的理論愈來愈貼近自然的真理,但倘若我們相信科學理論自身就是真理,那麼我們就是在造偶像了。

培根堅持,自然科學研究乃是蒙救贖的人,在成聖的過程當中所從事的活動。當我們在基督裡重生以後,我們會想要排除我們心智上的偶像,透過聖經的亮光,研究上帝在自然中所彰顯的榮耀。無獨有偶,科學革命先驅開普勒(Johannes Kepler)也說,自然科學研究,就是重生的基督徒“跟著上帝的思想去思考”(think God’s thoughts after him)的活動。

世界觀與自然科學

基督教世界觀是自然科學方法與精神的基礎。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應該只讀聖經,卻忘記“這是天父世界”,因而不在聖經的亮光中看世界。“諸天述說神的榮耀;穹蒼傳揚他的手段”(詩19:1)。造物主在所造萬物當中,留下了諸般榮耀的證據。沒有人能夠不帶任何神學預設、中立地審視這些證據:自然科學方法自身就預設了聖經世界觀。

然而“中立”與“客觀”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當法庭宣判控方勝訴或敗訴時,庭方就不再如訴訟之初,在控辯雙方之間暫時保持中立,然而當庭方開始貼近控方抑或辯方的立場時,庭方理當是朝著客觀判決的方向前進。

當然,人類在審判萬有的主面前,萬不可以庭方自居。但我想說的是,雖然科學研究不具任何中立性,但我們應當力求客觀。科學理論的客觀性在於排除主觀理性的偶像,以致我們的理論模型能夠愈來愈貼近自然現實的真理本身,儘管我們對自然的理解始終只能是有限者的理解、只能類比於上帝的絕對客觀角度。我們不可能用科學證據來證明或證偽上帝的存在或祂的創造之工,因為上帝與祂的行動不在自然科學研究對象的範圍之內。然而,倘若科學家不接受聖經世界觀,那麼不但科學理論便再也無法客觀地詮釋一切的科學數據與資料,而且科學方法自身也會失去其形而上學的基礎。

倘若科學成為“信”的對象,它就不是科學,而是迷信了。自然科學必須以聖經所啟示的上帝為信心的對象,並始終以自身為理性批判的對象,科學才能夠被稱為科學,為人類帶來客觀的知識。

曾劭愷(Shao Kai Tseng) 是一位来自台湾、从事卡尔·巴特研究的加拿大籍新加尔文主义神学人,著有多本英文神学与哲学学术书籍

本文是基甸、小灶著《萬有之上:基督教與科學的奇緣》序言©2022。經普世佳音機構許可使用

Books

“從這代到那代”:中國年輕世代的福音需求與牧養

85后中國家庭教會牧師分享蒙召見證和對牧養年輕一代的反思。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16, 2022
Edwin Tan / Getty

龍降恩是來自中國家庭教會的牧師,1985年出生,目前在美國學習神學。龍牧師2010年加入錫安教牧團隊,2017按立為牧師,負責敬拜、教導、講道、門訓、牧養、城市植堂、神學教育和宣教動員等等事工,主要精力投在大學校園事工和下一代的事工。2018年底,中國對家庭教會逼迫加劇,錫安教會策略性地把他差到海外神學深造,2021年在戈登康維爾(Gordon Conwell)神學院完成神學碩士學位,2022年秋季開始在惠頓(Wheaton)學院攻讀神學博士。

以下是2021年6月華福總幹事董家驊牧師訪談龍降恩牧師的部分文字記錄。

信主與蒙召

董:你是中國大陸很年輕的下一代傳道人。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信主和蒙召的經歷?

龍:我是整個家族裡面的第一個基督徒。當我回顧自己的屬靈旅程時,就像保羅所說:“我今天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典而成的。”只有上帝不可思議的恩典,才讓生命經歷不可思議的反轉。我從“龍的傳人”到主的門徒;從無神論者到教會的牧者;從共產主義者到福音主義者——這是180度巨大的翻轉。

我的父母及祖輩都是共產黨員,我從小聽着革命先烈的英雄故事長大。17歲到北京讀大學,認識一位大學的英語外教、美國的校園宣教士,通過他第一次聽到福音,也通過他來到韓國宣教士帶領的地下教會。所以我是海外宣教士結出的屬靈果子。但是我開始去教會時並不是去慕道的,而是去找基督徒辯論。

諷刺的是,為了贏得和基督徒的辯論,我開始很認真地讀聖經,這也成為我生命的轉折點。在一次禱告會時,毫無預期地,我很真實地看到我所有的罪、驕傲、貪婪。所有以前不願意承認的罪,一幕幕呈現在我眼前,卻又被耶穌的寶血洗凈,白如雪和羊毛。

我信主之後禱告五年,母親便歸主,禱告八年後,父親也信主。2008年,汶川地震。當我看新聞報導災區的情況時,就忍不住掉眼淚,我感受到上帝很強烈的搖撼我的心,要呼召我出來全時間事奉。

但這對於一個中國大陸的年輕基督徒而言,意味着在我個人生命中還有家庭的裡面,來了一場無形的地震。因此我掙扎了兩年,直到2010年在一次禱告當中,我突然體會到我的心很痛,這種痛是屬靈上的、情感上的、也是生理上的,是一種超自然的體驗。就在那個瞬間,我忽然體會到我的全人、全心、全部生命不是屬於我自己的,而是屬於創造我的主和救贖我的主。在那一刻我就把我的心獻給主,辭去軟件工程師的工作,到北京的一所地下神學院開始學習。

董:你先在中國,後來到香港,現在又在美國讀神學,可否談談在這三個很不一樣的地方讀神學的體會?

龍:我在2010年蒙召就馬上想要讀神學,那年我也認識了錫安教會的創會牧師金牧師。金牧師勸我留在中國,一邊牧會、一邊讀神學,紮實我在本地教會的根基。所以我就留下來,沒有出國。在我最想出國讀神學的時候,上帝讓我留下來。在2018年教會面對逼迫時,我特別不想走,因為覺得教會有很大的需要,但上帝卻讓我出國讀神學。神的時間表跟我們的很不一樣。

回顧我在中國、香港和美國的神學教育歷程,三地有很大的差異。中國神學教育的優勢是,神學院的教育和教會的實踐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劣勢則是學術水準有限、資源匱乏。相反的,西方神學教育面臨很大的挑戰是,神學、教會和宣教這三者相對分裂。在聖經里,使徒保羅的神學、他的教會和宣教是不可分開的,否則你很難正確的理解其中任何一個方面。我認為,每一個基督徒都應該是肩負使命的宣教士,同時也是門徒和神學家。

從這代到那代

董:你怎麼看待當今北美、亞洲、歐洲教會都在面對的下一代流失的問題?中國大陸和美國的Z世代,有哪一些類似和不同的地方?

龍:在中國不用“千禧一代”、“Z世代”這些詞,而是用“00后”或“95后”等等。下一代的事工,對於普世教會的重要性、緊迫性、戰略性以及優先性,都是毋庸置疑的。關於中國的年輕人和其他地區的年輕人,我的觀察是:他們的差異在弱化,而全球同步卻在增強。預計到2050年,70%左右的全球人口將生活在城市當中。網絡化、數位化、智能化的世界讓北京或上海的95后或00后的年輕人,跟紐約、東京相同世代的年輕人的處境和文化張力越來越趨同。當然,同時我們不可否認,中國跟香港、北美,在政治、社會和意識形態上有着巨大的差距。近年在各地興起的民族主義浪潮,也讓不同地域的年輕人之間的彼此聆聽出現更多的障礙,甚至是張力和衝突。這是我們面對的一個巨大的挑戰。

董: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商學院老師施若思(Holly Schroth)寫的一篇文章,提到美國的Z世代在進入職場時,比過去嬰兒潮世代,更缺乏工作經驗。在面對心理健康方面,表現出更多焦慮和憂慮的狀況。您在中國大陸接觸到的95后和00后,有哪些類似或不同的地方嗎?

龍:基本上非常類似。中國的青少年和大學生的心理狀況非常令人憂心,我看到的數據是13%的青少年有自殺的念頭,這是非常高的比例。青少年的非自然死亡,第一原因就是自殺,大學生的群體也是一樣,很多像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這些第一流的大學學生,都得了一種“空心病”——他們找不到生活和學習的動力,也找不到生活的意義和方向。其次,家庭的挑戰也是一個普世性的問題,無論是對於中國、香港、韓國或北美的教會都一樣。

我常提醒自己,孩子不是從學校開始流失,也不是從教會開始流失,而是從家庭里開始流失。從社會文化的角度,我們可以探討很多,譬如父親的缺席,這是普世性的問題。我覺得在基督徒的家庭教育中,常缺乏真實的信仰教育。家長往往有敬虔的外表,卻能說不能行,缺乏了榜樣的力量,和生命影響生命的見證。

中國教會傳統的門訓對於情感成熟和情感健康的關注特別缺失。但如果情感方面不成熟,屬靈生命不可能真正成熟。你顯露出來的,如同冰山一角,只是去教會時在別人面前禱告、服侍的樣子;但是冰山下面的沉溺、抑鬱、暴力傾向等問題,並沒有被福音撼動。中國家庭教會是因為靈魂體三元論,把理智和情感都放在屬魂的部分,不夠屬靈,所以常被壓抑及忽視。新世代的門訓實踐要特別關注這點。

董:表面上來看,不同世代有差異,關注的東西不同,但做一些轉譯后,或許兩個世代之間可以有更多的理解。例如:很多年輕人關注生態議題。對於今天的年輕人而言,生態議題不只關乎保護地球,而是關乎生存的問題。今天年輕一代關心貧富差距的問題,也不只是關心他們自己是否可以富裕地活着。對他們來說,貧富的問題,其實是生命是否被尊重、有沒有意義的問題。剛才你提到憂鬱、自殺、焦慮,這些心理健康問題其實對於年輕世代也不再只是心靈關顧的議題,而是如何健康整全地活着的問題。或許不同世代、不同地區的人之間可以多一份同理心,進而一起合作去回應福音,並思考耶穌基督的福音對這些議題有什麼話要說。

龍:當我們談使命門徒和宣教時,不只是跨地域、跨文化的議題,更是跨代的概念。因此我很喜歡詩篇145篇4節:“從這代到那代”,這也是我參與的一個中國青年宣教運動的主題經文。我們的下一代在尋找答案,包括生態、政治、性別和社會公義的議題等。很遺憾的是,教會或他們的上一代沒辦法給他們滿意的答案,常常只是勸他們好好禱告、讀經、去教會。越是這樣,年輕人越反感,反而促使他們離開教會。

真正好的答案都在上帝的啟示當中,但問題是我們如何把答案呈現出來,關鍵是:教會要說好故事,把聖經的大故事說好。先要回答:你怎樣看待整個世界?在宏大的敘事當中,對於人從哪裡來是怎麼看的,才可以面對具體的倫理抉擇,例如:性別或墮胎的問題。聖經給我們提供的是一個最整全的世界觀、一個大故事。

但我們讀聖經常是碎片化,僅僅是背金句和講主日學故事,但忽略了整個大故事。這個世代,尤其在後現代當中,一切的宏大敘事被消解,製造出了意義的真空。這恰好是教會的機會,如何把聖經的宏大敘事說好。這終極的答案比起年輕人找到那些碎片式的答案更關鍵。

董家驊牧師是世界華福中心總幹事、“使命門徒”播客主持人。

Culture

景教流行中國碑見證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最早相遇

古老的石碑述說基督教一個支派在唐朝的興衰歷史。

左:攝於1907年的景教碑照片;右:泉州的一塊景教徒墓碑

左:攝於1907年的景教碑照片;右:泉州的一塊景教徒墓碑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11, 2022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2022年6月,歐美媒體報道,科研人員通過研究在吉爾吉斯斯坦兩座14世紀墓地中的人類遺骸體內的DNA,發現當年肆虐歐亞非大陸的黑死病可能發源於中亞天山(包括新疆)地區。這個墓地是一個著名的考古遺址,在其中的一個墓碑上,用維吾爾語刻着表明景教信仰的文字

“景教”是什麼?

中國人所謂的“景教”(“景”意為“光明”),其實是基督教的一支(所謂“聶斯托里教派”),今天在西方的正式名稱是“東方亞述教會”(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近年伊斯蘭國在敘利亞及伊拉克殘殺的基督徒,大多認同這個教會的基督論),是由原來在教會歷史上著名的安提阿教會的部份信徒,與在羅馬帝國旁的亞述人合併成立的教會。

景教於公元5世紀建立於波斯,信徒尊稱在431年被以弗所公會判為異端(後來有很多基督徒認為是誤判)的聶斯托里為“聖徒”。該派信徒有極高的宣教熱情。景教在6世紀差遣了許多的宣教士,到中亞、漠北(蒙古)、印度、及中國傳福音,建立了非常大面積的教會。在7世紀遍及西亞和中亞,並沿着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后,景教曾在唐朝興盛一時,成為歷史上基督教與中華文明相遇的最早的開端。

2019年,古裝電視劇《長安十二時辰》風靡中國大陸,受到年輕觀眾的喜愛,並在台灣和北美的Amazon Prime上線。該劇第20集的故事大部分發生在長安“景寺”義寧坊中,電視劇的布景試圖重現當年景寺建築輝煌、香火鼎盛的景象,引發中國觀眾對於“景寺”究竟是什麼宗教的建築的好奇。

景教碑為何如此著名?

而景教傳入中國這段歷史被後人發現,跟一塊紀念石碑相關。那就是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英文又稱Xi’an Stele,“西安石碑”)。這塊石碑被譽為“碑中之碑”,是中國國寶級的文物,被學者認為是古代中國與其他文化的交流的極為重要的記錄,與羅塞塔石碑、米沙(摩押)石碑、阿茲特克太陽曆石並列世界四大代表性碑刻。天主教前教宗約翰保羅二世在1999年12月致中國天主教會的一封信函中說:

“……早在第五和第六世紀,就有敘利亞僧侶團體穿越中亞,把耶穌的名字帶給你們(中國人)的祖先。今天,在首都長安(西安)的一塊著名石碑仍然有力地喚起我們對從公元635開始的歷史的記憶,它見證了景教這一‘光明的宗教’正式進入中國的時間……”

景教碑的歷史,要從1200多年前說起。西元781年2月4日,唐德宗建中二年正月初七,主日,波斯來華的景教傳教士伊斯(Yazdhozid,就是《長安十二時辰》里的那位景寺執事)在大秦寺的院中豎立了一個石碑,石碑的標題是“大秦㬌教流行中國碑”。

這塊景教紀念碑在九世紀景教衰落後被埋入地下,直到1623年(明朝熹宗年間)才在西安郊外出土。不少西方傳教士得知碑文與基督教相關后,爭相拓片,並把碑文翻譯成歐洲語文。當地人怕此碑被外國人盜走,秘密地把石碑抬到附近的金勝寺內,豎起來交給佛教寺僧保管。清朝年間因為戰亂,碑寺曾被焚毀,碑石暴呈荒郊。西方人士紛紛呼籲清朝政府保護此碑。

20世紀初,丹麥探險家何樂模(Frits Holm)意圖買下此碑,運往倫敦。學部尚書榮慶獲知此事,命陝西巡撫制止。最後何樂模同意廢除購買合同,但獲准複製一個大小相同的碑模帶回倫敦。1907年陝西巡撫將景教碑入藏西安碑林寺(現西安碑林博物館)。

景教碑碑文由波斯傳教士㬌凈(Adam)撰刻,唐朝台州司參軍呂秀岩書並題額。碑身正面刻着“大秦㬌教流行中國碑並頌”,上有楷書32行,行書62字,共1780個漢字和數百個敘利亞文字。碑文除了敘述景教在中國傳播的情況之外,也記述了景教的信仰。下面的兩句尤其是景教的信仰核心:

“於是我三一分身㬌尊彌施訶戢隱真威,同人出代。神天宣慶,室女誕聖於大秦。設三一浄風無言之新教,陶良用於正信。”

翻成白話文,這兩句的意思是:

因此,三一真神派遣光明榮耀的尊者彌賽亞,隱藏了他的榮耀,降卑為人,來到人間。神差遣天使報佳音,宣告童女(馬利亞)懷孕生聖子於大秦(羅馬帝國)。祂建立三一真神之新教,聖靈默默指引﹔因信而稱義。

其中“彌施訶”就是“彌賽亞”,“凈風無言”就是指“聖靈默示”。(聖靈原文pnuema的意思就是風。)“陶良用於正信”意思是因為相信而成為“良”,就是今天基督教講的“因信稱義”。

據石碑所載,唐太宗貞觀9年(西元635年),有景教“大德”(主教)阿羅本來華,太宗遣宰臣房玄齡迎之於長安西郊,引入朝廷,並邀請到藏書室,翻譯經典。太宗在禁宮內親自問道,深感此道之正義和真實,合適傳與百姓。於是在貞觀12年7月,詔令在長安義寧坊建立景教寺,剃度21位僧人管理。(太宗有鮮卑血統,鮮卑語言是突厥語,而阿羅本可能也是會講突厥語的波斯人,所以他和太宗可能可以用突厥語交流,無需翻譯。)太宗還命畫皇帝肖像一幅,懸挂於寺廟之壁,據說是天姿泛彩,滿室生輝。

景教興衰史對宣教有何啟發?

景教在唐代歷經唐太宗、高宗、武則天、中宗、睿宗、玄宗、代宗、德宗、憲宗、穆宗。按石碑所記,曾經“法流十道,國冨元休;寺滿百城,家殷㬌福”。可見景教曾在全中國超過百城設立教堂。但是,景教信徒大多數為上層社會人士。其中最有名的是唐朝的中興名將,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子儀

到唐武宗會昌五年(西元845年),武宗下令“滅佛”(史稱“會昌滅法”),波及景教,景教自此衰退,前後在中國中原流行了200餘年。(但後來景教繼續傳播到蒙古,許多蒙古人成為信徒。1279年忽必烈滅宋,建立元朝,從中亞和歐洲來到中國的一些景教徒和天主教徒被統稱為“也里可溫”,Arcoun,有學者認為這意味着景教又重返中國。)

回顧景教在唐朝的興衰歷史,我們不禁要問:景教來華210年,何以禁教一年即銷聲匿跡,而不如佛教,在經歷逼迫後繼續能在中國生存而且發展壯大?也許我們從景教的傳教策略,可以得到借鑒。

當年景教入華,非常明顯地依附於當時的儒、釋、道中國文化,特別是佛教。因為佛教在唐朝極其興盛,強大到一個地步,可以不忌憚其它影響力較小的從西方傳來的宗教,所以唐朝對景教能夠有一定的寬容和接納。

景教也因此特別把自己包裝得跟佛教相似,如把教堂稱為“景寺”,神職人員稱為“僧侶”。景教的聖經和神學用語的翻譯為了追求“本色化”,也因人才有限,借用了大量的佛教和道教的思想和語言,例如用“凈風無言”指“聖靈默示”, “剃度“指”按立傳道人”,等等。

而且景教採取了“寓教於政”的策略,走高層路線,影響朝廷高官歸信,受到皇帝重視,並取得王公大臣贊助。

但是這樣的宣教策略也因為過於依附中國文化和政治權勢,而在中國出現政治變局的時候,造成讓景教傳播很快就被官方打壓下去的結果。唐武宗因為信了道教,被道士影響而開始“滅佛”,依附於佛教的景教於是直接受到牽連,變成被消滅的對象。

另一方面,走高層路線雖然為景教贏得暫時的官方接納,但景教的傳播限於士大夫階層,未能普及於普通民眾。因此相比於同為外來宗教的佛教,景教不但人數少,影響也很小,仍然處於邊緣化的地位。一旦統治階級的支持消失,教會的人力、財力皆受嚴重打擊,輝煌的寺廟、鼎盛的香火很快就凋零、暗淡。

這樣的宣教路線實際上也難免會削弱、損傷福音真理。如貴州大學學者劉振寧在其論文中所說:

“為求儘快落地生根於異域,為求新聲於異邦,(景)教徒們在譯撰經典和闡揚信仰的過程中,全面依附中國文化的各種資源,廣泛借用和吸取釋道儒各家的語彙與思想, 不惜對所傳福音的教義及神學思想進行面目全非式的篡改和刪減……”

雖然景教本身在歷史上遭到的異端指摘後來有所“平反”,但歷史上“中國化”的景教可能只是一種混合主義的、跟正統基督教信仰有一定差異的信仰。

這是非常值得我們今天有宣教負擔的基督徒審思的。本土化,或者說基督信仰與中國文化的關係問題和政教關係的問題,也是後來基督教在中國發展以及今日中國教會的宣教工作必須面對和應該注意的課題。筆者希望了解和反思景教在中國的興衰史,對未來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有所裨益。

賀宗寧,教會歷史研究者,現居南加州,多年在海內外華人教會從事教導、培訓的工作,著有《歷史的空白——走過絲路的足跡》

本文部分曾刊載於《舉目》雜誌官網,經作者與CT編輯Sean Cheng擴充、修訂,蒙《舉目》允准發表於CT網站。

History

為什麼中國人認為基督教是一種西方文化入侵?

前北大校長蔣夢麟說耶穌是“騎在炮彈上”進到中國的。

文革期間的紅衛兵破四舊、反帝宣傳畫

文革期間的紅衛兵破四舊、反帝宣傳畫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7, 2022
Courtesy of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Archives / Edits by Christianity Today

自從基督教(或至少是它的某種形式——景教)於公元635年進入中國以來,它一直被視為外來宗教,因此與文化認同意義上的中國人或華人(cultural Chinese)不相干。1919年五四運動中的 “多一個基督徒,少一個中國人”的口號更進一步加強和延續了這樣的誤解:一個人選擇跟隨耶穌,就意味着他放棄了自己的中國人身份,去追求一個外國或西方的神和意識形態。換言之,一個中國人向耶穌效忠,是對他的祖先和民族的一種極大的冒犯。

Jesus: The Path to Human Flourishing: The Gospel for the Cultural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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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eworks

142 pages

$11.84

歷史學家吳小新認為,對中國人影響最大的宣傳是“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的說法,而民族主義是造成對基督教的敵視的主要因素之一。任何熟悉19世紀中期在中國發生的歷史事件的人都會意識到這一說法所背負的歷史包袱。

與西方帝國主義的聯繫

自19世紀以來,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基督教一直與西方帝國主義相聯繫。天主教和新教的西方基督徒是和帝國主義者一起來到中國的。許多西方傳教士都是乘着歐洲鴉片商的船舶,把基督福音帶到中國來的。

例如,早期來華的新教宣教士郭實獵(Karl Gützlaff)為了將福音傳給更多中國人,加入了怡和洋行的鴉片船隊,擔任翻譯。前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在比較佛教和基督教進入中國的路徑時,形象地描述了這種歷史包袱。他說,在中國人眼裡,“如來佛是騎着白象到中國,耶穌基督卻是騎在炮彈上飛過來的。”

鑒於現代宣教運動在中國開始時的這種情況,中國人反感西方傳教士的情緒似乎是可以理解的。西方宣教士進入中國的大門,也是被西方軍事和海軍力量強行打開以擴大貿易的那扇門。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里,基督福音在中國人眼中受到了損害。

雖然基督教與西方帝國主義並不能等同,但在中國人的認知和記憶中,它們是同義詞。因此,在現代宣教的時代,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相遇伴隨着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的鬥爭。

儘管一些宣教士跟中國人在個人關係上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但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中,不少宣教士成為外國勢力的代表,傷害了中國的國家利益。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中國人看到他們的土地被外國人侵佔,他們遭受了一個又一個的屈辱。他們開始將基督教視為西方文化帝國主義的代表。

西方宣教士的正面貢獻

雖然不可否認,在中國歷史上的某個階段,某些自稱是基督徒的西方人參與了對中國人的壓迫和剝削,但我們需要將西方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與基督教區分開來。一些西方人對中國人造成了很多傷害,但許多西方基督教宣教士也對中國的社會、文化做出了巨大貢獻。

許多宣教士犧牲了自己的生命來為中國人民服務,並建立了學校、醫院和孤兒院等機構。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動蕩年代,許多西方宣教士(如魏特琳)和醫生在大多數西方人撤離時留下來,冒着生命危險照顧受傷和死亡的人。

而在戰爭之前,許多基督教宣教士在19世紀在亞洲各地辦學,在建立中小學學校和大學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很多像英華書院和衛理公會的教會大學這樣的學校都是由理雅各(James Legge)、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等宣教士建立的。著名的新儒家學者杜維明 指出,基督教大學的畢業生為中國幾乎所有的行業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資源;通過強調文科教育,這些學校培養了幾代現代人文和社會科學方面的學者。

把基督教當成是西方或西方人的宗教也並不符合事實,因為基督教信仰是上帝對全人類的拯救計劃,不分文化傳統或種族。事實上,從歷史的角度準確地說,早期基督教的文化背景是在東方而不是在西方。耶穌和他的使徒都不是西方人。雖然作為歷史發展的結果,基督教後來確實是從西方傳到中國來的,但它實際上起源於亞洲。

與中國文化世界觀的衝突

除了反帝國主義的情緒外,基督教信仰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也存在衝突。基督福音和它所代表的信仰對中國文化的世界觀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因此有人認為基督教的傳播是一種文化入侵。

中國基督教學者謝扶雅花了大半輩子時間分析基督教和中國文化之間的關係,他認為兩者之間存在許多誤解和衝突的原因是基督教還沒有理解中國文化,因此造成中國文化也沒有完全理解基督教信仰的本質,故此基督教未能給中國文化留下深刻印象和帶來深遠影響。

也許這過於簡化了一個更為複雜的問題,但我認為在這樣做的時候,謝先生偶然發現了基督教信仰的一些獨特之處。與在中國佔主導地位的另一種外來宗教(佛教)不同,基督教是一種正統的、排他的宗教。它對上帝和現實提出了排他性的真理主張。佛教則在教義上顯得更具包容性。因此,佛教能夠與中國的精神文化同化——適應並符合在中國本土的哲學。這導致佛教在中國產生了各種適應本土的變體,賦予它接近本土宗教的地位。

中國文化強調維持和諧的人際關係,這一點也進一步模糊了真理的客觀性。由於講述真相可能會涉及到讓對方不快的問題,中國人很難認真地探求真理。對中國人來說,講話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並保持愉快,比討論真相併冒犯他人更有美德。因此,中國人普遍不願意直接和公開地討論關於真理的問題。

像保羅那樣向中國人傳福音

那麼,為了有效地宣教,我們應該對認同中國文化的中國人採用怎樣的護教策略呢?我們也許並不需要一種特別的護教策略。畢竟,大使命並不是要針對所有非基督教的世界觀找出一種護教方法,而是要向世人見證耶穌基督,並奉他的名使萬民成為門徒。護教學只是一種方法論——我們需要清除可能阻礙人理解和接受福音的知識或文化障礙。

使徒行傳記錄了保羅在雅典的著名佈道。然而,在亞略巴古的講道之前,使徒行傳記載雅典人認為保羅是在向他們傳揚一位外國的神(徒17:16-20)。雅典人稱保羅是個胡言亂語的人,提出了一些奇怪的想法,雖然這讓他們想了解更多。當然,我們的聽眾可能不會像雅典人那樣對我們的信息感興趣——畢竟文化認同意義上的中國人的態度是實用主義的,他們不願意花時間在信仰上較真。但是像保羅一樣,我們需要探尋出有效的方法,將他們的一些價值觀定位於基督教的世界觀中。

如果我們要與世界上人口超過13億的文化認同意義上的中國人分享基督教信仰,我們就需要了解他們的世界觀。我們有責任去學習和研究中國文化的世界觀和文化表達方式。我們需要考慮如何委婉地提出探尋性的問題,並在尋求聖靈的幫助以辨別核心問題時,學會專心聆聽。我們必須學習如何用對世界上這四分之一人口有吸引力和意義的語言來闡述福音。

I‘ching Thomas是基督教護教學作家和講員,專業研究基督教信仰與東方文化的關係。

本文是I‘ching Thomas《耶穌:人類繁榮之路》(Jesus: The Path to Human Flourishing )一書第一章的節選,©2018。經Graceworks Private Limited出版社( www.graceworks.com.sg )許可使用。

翻譯:Sean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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