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徒勞無功的白費力氣，還是愛的大能

即將來臨的復活節提醒我們，在世上也許會被視為徒勞無功浪費時間的事，實際上是大能的奇事。

Titian Ramsay Peale /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Open Access / Paul Cezanne / Wikimedia Commons / Edits by Christianity Today

“我們是否浪費了自己的生命？”，這是近期某天早晨喝咖啡時閃過我腦海的問題。才剛醒來，我就已陷入教會事工泥淖的沮喪之中。而這樣子的沮喪，偶爾會臨到在基督教事工禾場服事的人身上，或是跟傳道人結婚的人身上。

在我們的服事生涯裡，已經過去了的歲月比未來剩下的時間還要多。對這一點我倒沒有太多的難過，至少現在還沒有。也許未來的某一天，當我的丈夫布倫特（Brent）從講道台上退休，拿下他的牧師領時，我可能會感到難過。不過，就在那個早晨，我問自己，迄今爲止的30年裡，回想我們過去或多或少服事過的11間教會，以及所有與之相關的送往迎來零碎總總，我們有什麼拿得出來的成果？

對我們現在的生活和現在的教會，我有很多感到美好和覺得很棒的地方。我們被耶穌的愛所環繞，我們也很感動於祂的子民用特別的愛來溫暖彼此和這個世界。這種愛是教會在這個世界上的美麗奇蹟。多年來，我們一直參與在教會向周遭社區傳遞溫暖的各種活動中——免費的家庭修繕、育兒講座、年輕人組隊玩雷射槍、戲劇及音樂會的演出、義賣籌款、難民支持、週五晚餐、街友餐點發送、聖誕節的火雞、所有想得到的認識福音課程、傳統禮拜和現代敬拜音樂…零零總總的活動，都是我們為我們所處的社區努力發想並推動的。

（我認為）大多數的時候，教會展示出來的愛是沒有任何隱藏的動機的。教會總是張開滿滿的雙手，期望人們能盡可能在此得到所需要的。但有時在我們所表現的愛的後面——至少對我來說——有一種難以完全掩飾的意圖——想和人傳福音，讓教會人數能夠成長，因而成為更好的教會，而更好的教會也能讓人數又更加增長。我們想要成爲別人口裡的那間教會；。想要在創意、數字、人數和影響力是成功的；想要擴大、遍及各地。

對此，我表示悔改。對此，我已放下。如果我們誠實面對我們所做的事工，以及我們為何而做的動機，肯定會引我們至悔改。當我環顧祭壇的周圍，我發現不只我一人跪在這裡。對於我們的動機，我們肯定需要悔改，不是因為想增長教會人數而悔改，而是因著為了增長而增長而悔改。

在最近一次教會的早餐聚會上，我很欣賞教會一位女士戴的項鍊——由雕刻著小象的木珠串起來的。它看起來像來自一次美好旅行的紀念物，在一個滿是雕刻和蠟染的市集攤位上精心挑選而來的。我告訴她，“我喜歡這個項鍊！”她回答，“謝謝你。”邊說邊撫摸著珠子。但是，當她開口想要繼續說點什麼的時候，我這位年齡漸長的朋友，發現自己突然腦海一片空白。

「我記不得我本來想說的話了。」她摸著小象的頭說。

我提議，「要不要幫你一起想？」

「不了，謝謝你。」她說。「我想要自己慢慢想起來。」我的朋友用手指反覆摸著小象，在記憶的抽屜、在腦門後翻來找去她丟失了的詞句。我們就這樣一起等著。也許照常理而言我們應該換個話題，但那樣感覺會對她堅持的努力不尊重。就這樣幾分鐘過去了。我們仍沉默地站著。最後，我們都被叫去吃飯了。我們互相交換了微笑，聳了聳肩，然後逕自去排隊了。

我們的對話沒有達成什麼效果，也沒有解決任何問題。我分開後我就去找牛角麵包和酸蘋果醬。就是事實上及時間上而言，這次談話不是一次成功的交流。但是在教會裡面，沒有結果的一起浪費時間也可以是種愛的表現。

幾個星期後，我在聖餐時站在會堂後面，看著人們來來往往。這是我喜歡做的事。人們在側邊走道排隊領聖餐，然後從中間的走道回到自己的座位。在中間走道的紅地毯上，還殘留著之前因疫情保持社交距離的規定而殘留的叉叉標記。

然後我看到那位女士，她正雙手捧著聖餐，沿著中間的走道回到自己的座位，準備入座後領受聖餐。這是我們當時爲數不多的防疫規定之一。在她身後有幾十個教友，他們不約而同放慢了腳步，配合她的步伐，以免超越她。沒有人催促她。她邊走邊微笑著，可能沒有注意到她身後配合著她的人。這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隊伍。會衆在她身後走得很溫柔，就像一個神聖的陪伴隊伍。我覺得好溫暖，微笑的看著這個隊伍。

在我面前的這一幕，用最美麗和最神聖的方式，讓我見到了教會的成功。教會用其緩慢、耐心的步伐，因著愛的緣故展現了它的美麗。教會能為自己所愛的、苦難中的會友提供如此難得的禮物，也能為所有我們遇到的人——因著耶穌的緣故，有幸能在其身邊或身後緩慢行走的任何人——提供同樣的禮物。

每ㄧ年，復活節的前夕都提醒著我們，在世人看來也許是沒有意義的徒勞及浪費時間，實際上可能是奇妙可畏的事。在別人看來彌賽亞失敗了，實際上彌賽亞卻已完成最神聖的旅程。祂的死亡帶來生命。空的墳墓帶來充滿應許的新盟約，能將萬物翻轉、恢復至其最好的樣貌。復活節是最絢麗的、最顛覆一切的盼望。如同在加拿大冬天結尾之際，在人們窗前飛過的孔雀。它所啟示的成功看起來與世界上其他版本的成功都不同，在我們所站的教堂裡，閃爍的是其謙卑且榮耀的的身影。

復活節向我們證明了，在這漫長、緩慢、穩穩前進的路上，耶穌與我們同行。這樣的步伐也許永遠都看起來不怎麼成功，但卻是信實的，並且，有著祂神聖的陪伴。

默想問題：

1. 我們通常不會視衆所熟悉且喜愛的《詩篇》23篇爲我們能如何彼此對待、及關照鄰舍的經文，但它可以為耶穌是如何在我們需要的時候陪伴我們的榜樣。仔細閱讀過後，想一想，這個詩篇教導我們應如何對待彼此？

2. 想像一下，即使很困難，但陪伴某個人一起走過他最黑暗的低谷、關注他的需要，陪在他的周遭是什麼樣子？

3. 在我們生活周遭的人裡，我們能為他們的需要預備什麼？我們現在可以陪伴誰？

凱倫·斯蒂勒（Karen Stiller）是《部長的妻子：關於信仰、懷疑、友誼、孤獨、寬恕等的回憶錄》的作者，也是《Faith Today》雜誌的編輯。

翻譯：Harry Chou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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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宇宙中的流浪孤兒與偉大母親

王敏俐

在一個追求向上移動的世界裡選擇「一事無成」地服事他人，需要一份深刻的愛與呼召。

Courtesy of A24

2023年，一部關於亞裔移民母親在美國文化裡經歷的家庭衝突的電影，以科幻而饒富趣味的方式呈現，吸引了大眾的視野。《媽的多重宇宙》獲得兩項金球獎和奧斯卡最佳影片、導演、女主角、男配角、女配角、原創劇本、剪輯共7項獎項。

整部電影在女主角秀蓮（Evelyn Wang）的忙碌與狼狽中開啟序幕，埋首在帳單中處理稅務問題的秀蓮，同時還要照顧打理父親生活，預備他的生日大壽，她的丈夫拿著離婚協議書前來攪局，叛逆的女兒準備在爺爺的生日宴會上出櫃，秀蓮在忙得焦頭爛額的處境中開始了多重宇宙的冒險。

在前往國稅局的途中，丈夫威門（Waymond）突然一改過往溫馴的常態，以精準銳利的口吻請求秀蓮幫助他整救全宇宙。劇中秀蓮藉著丈夫的指示學會了借用其他平行宇宙的能力與大魔王開戰，在拯救宇宙的過程中，她重新轉化了面對世界的視角，修復了自己破碎而夾雜悔恨的生命，也重建了與親人之間的關係。

這樣一部關於亞裔母親在美國的電影，為什麼會令全球影迷產生深刻的共鳴以及受到金球獎與奧斯卡的青睞？

挫敗與迷惘是全人類的共同體驗

劇中女主角秀蓮深感一事無成，無法成為父親眼中的期待，同時陷入婚姻關係與親子關係中的焦灼，整日面對洗衣店裡的繁瑣事務。若說每一個當下，都是我們面對際遇與諸般自我抉擇的總和，那麼正是秀蓮過往人生中的每一個挫折與失敗，將她引領到生命的這一刻，來面對現在這一個一事無成的自己。

在電影中，來自另外一個平行宇宙的「α威門」對她說，在正是因爲你的一事無成，所以你才有無限可能。（It's because you are nothing so that you can be anything.）

二十世紀初女性主義作家吳爾芙（Virginia Woolf，1882-1941）在她的著作《自己的房間》（ A Room of One's Own）中曾經提出一個命題：如果莎士比亞有一個同等才情的妹妹，她的命運將會如何？在吳爾芙的筆下，這位杜撰出來的妹妹茱底絲（Judith），和莎士比亞一樣是非常聰明、富有才華。故事中虛構的茱底絲不想嫁給父親安排的對象，於是逃婚到了倫敦。但可以想見的是，在那個時代裡，身為女子的她，卻和莎士比亞有著天壤之別的際遇，沒有人相信她的才華，最後，沮喪的茱底絲在一無所成的孤獨中自殺。

或許，這個故事反諷了女人在現實生活中無法實現自我的窘境。但是經歷挫敗與迷惘並不是女人的特權，而是全人類的共同體驗。在被罪所腐蝕的世界裡，沒有人可以免於心碎。我們或多或少在成長的過程中因為他人的錯待而受傷，在自己的愚蠢與無知中誤入迷途，在生命的重擔與破碎的關係之中繼而惡性循環般地傷害我們所愛的人。挫敗與迷惘促使我們不論站在什麼樣的舞台與場景中，都仍然覺得自己一無所成，支離破碎。

一無所成的無限可能

但真正的價值與人生到底是什麼？一個充滿能力的女子若是為了選擇陪伴另一個獨一無二的生命而放下功成名就的機會；一個充滿力量的男人若是在肉弱強食的殘酷環境裡因著信仰而堅持恩慈待人；一個教授若是看重陪伴學生的生命更甚於利用學生交出研究的成果升等；一個充滿講道恩賜的牧師若是選擇照顧自己罹癌的妻子而放下講道台上的服事，那麼他們的一事無成，並非因為無能，而是在人生的選擇題上，選擇了上帝所珍視的每一個個體，選擇了他們所珍視的關係。

影響全球的靈修作家盧雲，在他的著作《向下的移動：基督的捨己之路》一書中指出，我們現在的生活環繞在高度的競爭與壓力之中，不管是有意或無意，我們都被整個世界推著要往上移動，要在殘酷的競賽中成為得勝者。在這樣的處境中，盧雲以真理與耶穌的榜樣提出反思，他認為真正的成長不該是受到這種「向上移動」所驅使，而是以基督的愛來服事他人；不求高舉自己，但求成為祝福。

因著這個洞見，曾任教於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的盧雲，自一九八六年起，放下名校教職的光環，進入加拿大多倫多「黎明之家」成為司鐸，在每一天的日常起居中服事智能障礙者。放下世人眼中的光環，選擇一份在世人看來一無所成的志業。正是這樣的一無所成，給予這個世代一個服事的典範，成就了無限的可能。

選擇走一條「一事無成的路」，可能是充滿力量而偉大的。在電影中的秀蓮被揀選為拯救者，正是因為她的一事無成。身為女兒，身為妻子，身為母親的她，在多重價值與角色的拉扯中，選擇成為了最平凡的自己。每一個平凡而殷勤的一事無成，往往是因為心中有一份更深刻的愛與呼召。

多重宇宙裡的流浪孤兒

當秀蓮慢慢掌握使用多重宇宙的能力與大魔王應戰，才發現企圖以黑洞毀滅整個宇宙的是自己在另一個平行宇宙裡的女兒。原來，媽的多重宇宙，是一個母親尋回在多重宇宙中流浪的孤兒的故事，或者，是一個母親找回她內心深處正在流浪的小孩的故事。

秀蓮也曾經是孤注一擲的浪子，因著對愛的執著，選擇離開父親與威門私奔；當她成為母親之後，她又再度回到必須面對的生命議題：如何在父親的權威中建立界線找到自己，如何在面對孩子時，以愛與權威平衡的陪伴，陪伴多重宇宙中的流浪孤兒，走出荒蕪空虛的黑洞。

走過育兒經歷的人或許會同意，孩子常常是養育者心中的一個大魔王。德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塞（Hermann Hesse）在小說《流浪者之歌》中，便描述了一個父親放手讓兒子去流浪的故事。在故事中，兒子也自己成為了父親，又再一次面對自己與下一代的對立與掙扎。

於是，找到與女兒可以對話的語言，找到可以與女兒建立連結的可能，和女兒一起在人生的虛空之中找到永恆而值得持守的價值，變成為了整部電影最核心的主題。而赫塞在《流浪者之歌》所留下的對話，或許可以讓我們找到一絲曙光：

「研究這個世界，解釋它或是鄙棄它，對於大思想家或許很重要，但我以為唯一重要的就是去愛這個世界，而不是去鄙棄它。我們不應彼此仇視，而應以愛、讚美與尊重來善待世界，善待我們自身以及一切生命。」

元宇宙時代裡的心靈解藥？

在元宇宙的時代裡，虛擬世界與人工智能如巨浪一般的漫過我們生活的每一個層面。穿梭在不同的虛擬空間中，我們的下一個世代將面對更遼闊的無限可能，以及更漫無邊際的虛空。虛擬世界或許可以使我們暫時轉移身心靈所經歷的折磨與痛苦，卻無法挪走我們所必須背起的十字架，無法彌補我們因罪錯造成的傷害與遺憾；人工智能或許可以取代大多數人力智力與體力的勞動，卻無法取代真實安靜的同在與陪伴。

為人父母者常常會陷入的一個誤區，便是渴望藉著自己的一己之力，為我們的孩子挪去生命中的苦難。但是被罪所玷汙的世界與人性裡，苦難是全人類共有的命運。如果可以，我們多麼渴望挪走孩子身體上所經歷的疾病，多麼渴望帶著在憂鬱症中反覆掙扎的孩子走出情緒的泥沼，以及為我們性別認同與自我定位感到迷惘困惑的孩子找到一條出路，使他們可以不再痛苦之中無限輪迴。

然而，在我們奔走天路的過程裡，神其實也沒有完全拿走我們所經歷的苦難與眼淚，在詩人大衛的篇章裡，他說，我雖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你與我同在。神沒有拿走大衛所需要經歷的幽谷，但是在神的同在與陪伴裡，大衛可以坦然平安地去走過生命中的痛苦與低潮。

在電影的最後，經歷多重宇宙的華麗冒險，秀蓮最終選擇了以陪伴來與女兒同行。「在所有我能去的地方里，我只想和你在一起。」(Of all the places I could be, I just want to be here with you.) 兩代之間的和解，元宇宙時代裡的心靈解藥，不是權力鬥爭後的勝負，而是一顆願意陪伴對方的心。

我們無法藉由一個政策的開放，一個思潮的興起，一次心理治療的療程，來醫治元宇宙中的流浪孤兒。我們不需挪開對方生命中的重擔，而是在同喜同哀哭的陪伴過程裡，讓對方有勇氣一步一步地走在上帝的為他們人生所預備的路。在陪伴他們的同時，神也將藉著我們在教養兒女中所遇到的瓶頸，修補我們性格中的軟弱與缺乏；這是父母生命被煉淨的過程，讓父母自己的心，也找到回家的路。

王敏俐，基督徒作家，來自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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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只見耶穌，不見名人：阿斯伯里是如何保護這場校園復興的

Daniel Silliman

當數以萬計的人湧入學校禱告時，學校職員在儲藏室裡開會，以做出「能榮耀正在發生的事」的決定。

阿斯伯里大學（Asbury University）

號角聲直到星期六才響起。阿斯伯里大學（Asbury University）的學生們從週三（2/8）早上開始就在學校禮堂禱告和讚美上帝；隨之而來的是佔據禮堂中心位置，想成為先知的人、想要為自己的事工、個人計畫、成為名人等目的…而爭取成為復興領導人得人；以及想要破壞的人，他們前來破壞在肯塔基州這間小型基督教學校所發生的一切。他們嘲笑、騷擾，做著其他更糟糕的事。

但是到了星期六，阿斯伯里大學已經準備好了。

學校並沒有特意計劃這波聖靈澆灌的浪潮。但是，從二月第一週開始發生一些特別的事時——就在學期的中間，超級盃足球比賽的前幾天——學校的管理員、職員、學生們、及住在大學附近的居民們即興的合作並動員起來。他們聚在休斯禮堂（Hughes Auditorium）旁的一間儲藏室裡，稍後，他們改造了一間教室，在裡面討論如何能忠心的促進及支持上帝所做的一切。

隨著消息的傳播，人群的到來，以及網上關於這是否是一場「真正的」復興運動的爭論，這些人工作了數不清的時間，以確保每位前來尋求神的人都有食物、水和廁所可用，以及每個人都是安全的。在這場復興背後的故事，是人們為了保護復興所做的默默無聞的努力。

阿斯伯里大學校長凱文·布朗（Kevin Brown）告訴《今日基督教》：「任何時候段都有100多個志工在努力，只為了讓大家能盡情的敬拜上帝。有間教室被重新部署為指揮中心。如果你走進去，牆上有流程圖，白板上寫滿了信息。還有一個志工簽到站…這是我見過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技術壯舉之一。」

這場復興始於2月8日學校的小禮拜。扎克·米克里布斯（Zach Meerkreebs）身為助理足球教練，同時也是宣教組織Envision的領袖發展專員，在禮拜中以《羅馬書》12章講道，內容關於「在實際行動裡成為愛」。

阿斯伯里大學的學生每週要參加三次學校的小禮拜。當扎克開始講道時，他告訴學生們，他講道的目的不是為了娛樂他們。他也不希望學生們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

「我希望你們會忘記我，但任何來自聖靈和上帝話語的東西都會在你們心裡找到肥沃的土壤，並結出果實，」他說。「羅馬書12章才是今天的主角，好嗎？上帝的話語和耶穌以及聖靈在我們之間運行，這是我們所盼望的。」

扎克還與學生們談及，和上帝的愛相遇的經歷，與自戀、虐待、操縱和自私的「徹底貧窮的愛」的經歷是完全相反的。

「你們當中一些人曾在教會裡經歷過那種（貧窮的）愛，」他說。「也許不暴力，也許不猥褻，也不太像是利用——但感覺就像有人在你身上做了些什麼。」

不過，禮拜結束時，沒有人來到講台前，札克認為這次講道「完全失敗了」。他傳了訊息給妻子「（我不過是）又一個無趣的小丑。我快到家了。」

黑人福音三人組演唱最後一首詩歌後，禮拜結束。但有18或19名學生留下來。他們分散著坐著：有些人靠近右邊的牆，有些人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有些人在走道的地板上，有些人坐在講台前。他們不斷地禱告。

大三學生齊克·阿塔（Zeke Atha）告訴一位記者，他是留在禮拜堂裡的人之一。他禱告了一小時後離開去上課，但當課堂結束後，他聽到了歌聲。

「我心想，『好吧，這很奇怪』，」阿塔說。「我又回到禮堂裡，但感覺非常不真實。無法用言語形容充滿在禮堂裡那股平安。」

他和幾個朋友立即離開，在校園裡跑著，跑進教室裡，喊著：「復興正在發生。」

在衛斯理運動影響下成立的這間大學有著復興的傳統，其神學教導人們要等待並觀察神聖的風的吹拂。這所學校以弗朗西斯·阿斯伯里（Francis Asbury）命名，他是早期美國衛理公會的主教，他從緬因州到喬治亞州，再從馬里蘭州到田納西州，鼓勵並慶祝著復興。

肯塔基州的社區長期以來也有一群人一直為著學校新的復興而禱告，包括一位來自馬來西亞的神學教授，他有時會拿著一個紙板牌子走在街上，上面寫著「聖靈，這裡歡迎祢來」。

然而，學校的管理階層並沒有立即認為複興開始了，即使年輕人在學校裡跑來跑去喊著復興開始了。直到自發性的禱告會一直延伸到下午和傍晚時，學校才意識到他們可能不得不就如何應對做出決定。

在儲藏室裡開會

一個由大約七人組成的特設復興委員會聚在休斯禮堂旁一個安靜的空間——一間儲藏室裡。據當時在場的幾個人說，他們把鼓架和鍵盤推到一邊，膝蓋碰著膝蓋地坐著。有人找到一塊黑板，他們互相問道：「在接下來的兩個小時裡我們要做什麼？」

然後，他們開始思考更久之後的事：「學生們會整晚呆在這裡嗎？那會是什麼情況？我們該讓音響系統開著嗎？我們該讓學生繼續把吉他帶進禮拜堂嗎？」

該小組決定讓傳道人留在休斯禮堂，讓保安看守著大樓，但保持開放。他們讓學生繼續待著，只要他們想要，就能繼續在這禱告跟敬拜。

在接下來的幾天裡，他們做出其他的決定，正如特設委員會如今回想的那樣，幾乎所有決定都是憑直覺做出的。他們沒時間進行冗長的討論。他們在儲藏室裡開會，隨時隨著狀況做決定。學生們需要能看到敬拜歌詞的螢幕嗎？應該不需要。要讓在台上發言的牧師停下來介紹自己嗎？不不。我們是否該出示標語，要求人們不要進行現場直播？是的。

「我們只是想跟上事情變化的速度，」學生生活部副主席莎拉·鮑德溫（Sarah Baldwin）告訴《今日基督教》。「有好多的人…他們就是來了，他們對上帝充滿渴望。我們只想努力保持著活力，並尊榮正在這裡發生的一切。」

到了第二天，消息已傳到了大約一個足球場距離外的阿斯伯里神學院，該研究學院和大學部有相同的名字和傳統，但卻是一個獨立的機構。人們開始從附近的威爾莫爾鎮（Wilmore）聚集到這裡，然後是大萊剋星頓地區（Lexington area）的人也來了。

學生報紙的編輯亞歷山德拉·普雷斯塔（Alexandra Presta）在網上發布了報導。

「在一次對悔改的呼召中，至少有一百人跪在祭壇前俯伏著，」她寫道。「手搭著肩膀，原本不認識的人因此連結在一起，真實的呈現了基督的身體。因成癮、驕傲、恐懼、憤怒和痛苦而起的哭聲響起，每次呼求過後，都有人對他們說出改變一生的宣告：『基督赦免你了』」。

在其他州的朋友開始傳訊息給普雷斯塔，問她發生了什麼事，以及為什麼會發生。告訴他們她不知道。但上帝仍然在做工。

所有的「雞肉三明治」（Chick-fil-A）

星期五下午，一批批學生開始從肯塔基州的其他地方，以及田納西州、俄亥俄州、印第安納州，甚至從密西根州而來。一些人來自基督教學校。有些來自校園事工。有些人就只是想來。

到了晚上，人群已增加到約3000人，學校不得不為從禮堂溢來的人找教室。與此同時，一個未經計畫過的補給站小攤子出現了。一位阿斯伯里的學生擺了一張桌子，開始分發茶和咖啡。她說是耶穌讓她這樣做的。來自印第安納波利斯的一位女士烤了一整天的巧克力餅乾，然後開車過來發餅乾。一位教授自掏腰包買了幾箱水來。

披薩也這樣出現在桌上，還有自製的馬鈴薯湯、蛋糕、一整桌的蛋白能量棒，以及一位志工所說的「一大堆的雞肉三明治（Chick-fil-A）」。有人自願組織大家夜晚的歸宿，掛出印上二維碼的牌子，人們可以透過掃描來尋找能睡覺的地方。

學校官員沒有時間去衡量這場正在進行的、沒有計劃的敬拜儀式是否有資格被稱作一場複興。甚至當它結束時，有些人也不確定復興這個詞是否正確。但他們當時確實必須決定，當人們不斷從越來越遠的地方趕來時，他們該如何應對。

「我們開始收到人們的回報，他們在社交媒體上看到一些人前來，不僅僅是來自我們的地區，而是相當遠的地方，」通訊副總裁馬克·惠特沃斯（Mark Whitworth）說。「我不記得是誰了，但有人說，『火爆式的傳播不一定是種靈性覺醒』，我們都同意這一點。但重點在於更實際的事。例如，敬拜團是否需要休息？我們的祭壇旁是否有足夠的禱告支持？」

一些長期專注於復興運動及組織禱告會的機構傳道人，包括覺醒計劃（the Awakening Project）的大衛·托馬斯（David Thomas）和種子基地（SeedBed）的J.D.沃特（J. D. Walt）和馬克·本傑明（Mark Benjamin）皆鼓勵阿斯伯里的管理層為即將到來的事做好準備。

復興特設委員會星期五當天聚在改造後的教室裡，討論著他們該做些什麼。布朗校長告訴在場的15人，他認為有一個大問題。

他說：「這裡正在發生一些具有歷史意義的、非常獨特的事。這會超過我們所生活的年歲。在我們死後，人們會討論這個事件。我們是否願意接受這樣的事？」

這群人很快就達成了一個共識，即是——這個事件並不是由他們開始的，也不是經過計劃的，但他們在這一刻被乎招要做好客的人。他們會努力主持及維持著它，同時也牢記自己並未有這有這一切的控制權。

布朗告訴《今日基督教》，「我們糾結在『我們該如何維持秩序』和『我們如何為這起並非出於我們計劃的靈命復興創造足夠的空間』這兩個問題之間——我們不知道它的去向，但我們知道它是好的，遠比能出於我們自己的浩大太多了。」

號角聲、趕鬼、和憤怒的禱告

隨著敬拜、禱告的學生們的新聞在社交媒體上瘋傳，推特、TikTok和Facebook到處是關於復興的短片，復興特設委員會開始加緊計劃和組織，處理一些會帶來緊張情緒的細節。因此，當有人開始吹號角時—— 這種卷起來的號角曾被偏靈恩的基督徒用以作為MAGA政治和屬靈戰爭的象徵—— 禮堂的工作人員雖然先前沒有針對這種情況預想確切的回應，但他們知道該怎麼做。他們要求這個人理解到神在這個禮拜堂顯現自己的方式。請他忠於這股甜美、謙卑、和平湧流的聖靈。（編按：MAGA為川普競選總同時的口號）

阿斯伯里大學的工作人員告訴《今日基督教》，當有人開始大聲和較激進的禱告時，他們也做了同樣的事。當有人開始試圖趕鬼時，他們又做了同樣的事——不是為了要和他們爭論惡魔論或援引校規，而是將目光帶回聖靈降臨自有的權威性。

「我們想忠實於聖靈出現在學生之間時的氛圍，」負責學生生活的副校長鮑德溫說。「我們經歷喜樂的感覺。我們經歷了愛。我們經歷了平安。有很多的敬拜和見證。這成為我們的路標。這就是我們親眼見到聖靈是如何降臨在我們學生身上的樣貌，我們必須尊榮這一點。」

大多數參與的人都遵守了，儘管有少數幾人不得不被要求離開。一位街頭傳教士穿著譴責同性戀性行為的T恤前來，據工作人員所說，他原本計劃向學生喊話，說他們是變態。他最後被護送離開校園。另一個人則不肯停止激進式的禱告方式，也被告知他必須離開。

當禮拜堂的工作人員再次開放麥克風，讓參與的人和大家分享見證時，他們必須先審視過這些見證。額外的預防措施則是，團隊在人們講話時也依然對麥克風有所管控。

鮑德溫表示，「週六和週日整整兩天都有人問我們『我能說一句話嗎？』、『能讓我說句話？』可以的，但請先和我們分享你想說的話」。

2月13日星期一，來自田納西州約翰遜城一個無宗派教會的牧師馬特·史密斯進入學校禮拜堂時，注意到學校職員們是親自拿著麥克風。在社交媒體上看到關於復興的報導後，他和教會的青少契牧師和他的父親驅車四個半小時，想要親自見到這場復興。而他們立即被禮堂中甜蜜、平安的氛圍所感動，同樣身為傳道人，他們也注意到工作人員辛勤的工作著。

「我想我們福音派多數的人都經歷過有人拿著麥克風直接走掉的禮拜，」史密斯告訴《今日基督教》。「但是與此同時，神透過人在工作，所以你不想關閉這一點。你無法控制對方說出的一切，但你依然必須有著健康的屬靈監督。」

史密斯說，他對學校的工作人員是如何保持這種微妙的平衡印象深刻。然而，衛理宗有一個長期的傳統，即試圖找出如何能培養聖靈的澆灌。1804年，一間衛理宗學校讓20名看守者拿著長長的木棒，保護在營地聚會的學生不受到荒郊野外流氓的侵擾。另外一次，當ㄧ些人出現，試圖控制發生在特拉華州的複興運動時，阿斯伯里寫道，「上帝的工作是美好的… 但引起了多大的騷動啊！」

這裡沒有名人

在社交媒體上，一些有爭議的靈恩派人士宣布他們將前往阿斯伯里。托德·本特利（Todd Bentley）曾聲稱上帝讓他透過打一個女人的耳光來治療她，他在2020年被一個牧師團認為不適合勝任牧師，他在推特上寫：「我要去（阿斯伯里）。」格雷格·洛克（Greg Locke）則是因違抗政府針對COVID-19下達的指令，以及散佈與2020年總統選舉相關的錯誤訊息而一戰成名，他也宣布自己正在計劃前往阿斯伯里。

不過，學校的工作人員設法不讓任何人搶走麥克風，避免了許多破壞性的對抗。

也有一些基督教領袖悄悄地去了，只是默默的參與及禱告，沒有試圖上台。2021年以「The Blessing (祝福)」獲得鴿子獎的當代基督教音樂歌手卡里·喬布（Kari Jobe）來到阿斯伯里，走到祭壇前。據阿斯伯里的工作人員說，有幾個學生為她禱告，但似乎不知道她是誰。葡萄園教會（the Vineyard Church）的一位領袖來了又走，沒有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任何信息。

當復興活動進入第二週時，學校發佈了關於名人來訪的規定。整整一天，一些未曾停下來說出自己的名字或工作頭銜的牧師們會說：「這裡沒有名人，沒有超級明星，只有耶穌。」在這裡，人們經常提到「激進的謙卑」這個詞。

已公布的規定裡也指示，若人們被聖靈感動得想要上跳下跳，他們也不該在有接近百年歷史的禮堂台上這樣做。

即使在這些規定之下，學生們的敬拜仍然持續著。雖然禮拜堂內有點擠，而且感覺自己似乎被「追逐復興的人」擠到邊角上，但許多年輕人仍見證了他們親眼見到的生命轉變發生著。

「我非常了解這個校園。它很小，」阿斯伯里的學生會主席艾莉森·伯菲特（Alison Perfater）告訴記錄片工作人員。「而且我清楚地知道這個學校裡哪些學生互相憎恨彼此。但我卻見到那些人一起禱告、一起唱歌、擁抱、哭泣。…這完全是改變人生的事。」

據阿斯伯里的管理階層所說，隨著事情逐漸進入「運作化的狀態」，第二週的後勤組織工作變得容易了一些。他們能為每一個具體的需求組織團隊，復興委員會讓越來越多提供專業服務的志工加入——比如一位來自鳳凰城的專業活動經理，他突然帶著一個能協調組織志工的計劃出現，工作人員因此能迅速加入任何有需要的地方。還有一位人資專家花了一週的時間接聽電話，因為來自全國各地，甚至是國外的人都來聯繫學校，詢問來拜訪校學的信息。

阿斯伯里神學院的學生也參與其中，有時是正式的，有時是非正式的。來自辛巴威的衛理公會青年牧師赫爾曼·芬奇（Hermann Finch）正在阿斯伯里神學院上課，他告訴《今日基督教》，因為有人問他去廁所的方向，他決定就以此方式做志工，一整個晚上都在為人們指點去廁所的方向。

忠於自己的職責

然而，在進入第二個週末時，復興委員會決定他們需要宣布他們的招待還是有著限度。因為學校所在的威爾摩爾鎮快被淹沒了，交通大堵塞，而關於屬靈復興的消息依然快速地傳播。美國收視率最高的新聞節目主持人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對阿斯伯里做了一段精彩的報導，播報隔天跟觀眾說自己「心裡依然想著這件事」。卡爾森說自己「不太明白這件事… 但無論那裡正在發生什麼，似乎都是很美好的事」。前副總統邁克·彭斯（Mike Pence）在推特上表示，「看到阿斯伯里大學發生的屬靈復興，著實深受感動！」並分享自己於1978年在阿斯伯里的音樂節上經歷的屬靈覺醒。

週六清晨，學校在禮堂外的半圓形草地上設置了兩個大螢幕，以盡量容納每個人。那天估計約有7000人到場——比威爾摩爾鎮的人數多出一倍以上。儘管氣溫只有攝氏4度左右，多數的人不得不待在禮堂外面。一些報告稱，週末來訪的總人數約有兩萬人。

在已變成指揮中心的教室裡，團隊討論著他們對學生的關心及學校對學生教育的責任。為了培育學生們的屬靈經歷和生命，在某個時間點，學校可能需要停止歡迎人們進入校園。

團隊們還談到了志工們的勞累問題。布朗校長指出，他看到同一個人早上8點在服事，凌晨1點也在服事，第二天早上8點又來服事。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善意是無法走得遠的，他們需要找到一個平衡點。

與此同時，學校也聽到了關於其他基督教學院和大學舉辦的禱告會的消息。在阿拉巴馬州的桑福德大學（Samford University），一名學生開始於傍晚在學校禮拜堂唱詩，很快就有數百人加入他。禱告會持續了一整夜，直到第二天。在田納西州的李大學（Lee University），人們也見到學生們湧入學校禮拜堂。一位新生告訴當地記者，她一開始以為這只是一種模仿的行為，直到她自己去到現場。

她說：「聖靈百分之百地在學校禮堂運行。」

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俄亥俄州的錫達維爾大學（Cedarville University）。其他報導說，在貝勒（Baylor）、貝爾蒙特（Belmont）、坎貝爾斯維爾（Campbellsville）、漢尼拔拉-格朗日（Hannibal-LaGrange）、谷弗吉（Valley Forge）、米利根（Milligan）和其他學校都有長時段的禱告、敬拜、懺悔和見證分享。

「這讓我想起了平安夜的禮拜，」阿斯伯里大學的發言人艾比·勞佈（Abby Laub ）告訴《今日基督教》。「我們首先拿起了蠟燭，然後我們現在正在傳遞著它。而這正是我們想要的。我們不想成為唯一拿著蠟燭的人。」

復興委員會感到一股釋放的感覺。火焰正在蔓延，而他們一直忠於自己的職責。他們決定宣布事件將逐漸結束。從2月21日星期二開始，他們將限制只有25歲以下的人能參加禮拜，但每晚從7:30開始會進行現場直播。然後他們會於週三午夜結束這延續了整整兩個星期的事件——自最初幾個學生於禮拜結束後留下來交流、禱告和敬拜，並感受到聖靈的風開始。

週三晚上，休斯禮堂前的一名工作人員問候著滿屋子1998年以後出生的學生。他說：「歡迎參與在上帝的行動裡」。

幾個小時後，隨著午夜的臨近，一位身穿寫有「Zionsville（錫安城）」字樣灰色帽Ｔ的年輕女孩舉起一隻手指向天空，帶領學生們唱起了克里斯·湯姆林（Chris Tomlin）版本的「我神真偉大」。

「祢是三一真神，」她唱道。「父子與聖靈… 我神真偉大。大家和我一起唱！」

1000多名學生跟著一起唱，舉起他們的手，大聲的唱著。他們敬拜的熱潮充滿了小禮堂的屋簷，壓倒了現場直播的音頻範圍。

「我神真偉大」，他們唱著。「所有人都會見到，我神真偉大，多麼地偉大」。

翻譯：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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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腓力：帕金森氏症是一個我不想要的禮物

我花了多年的時間撰寫關於痛苦和苦難的文章。接下來，我會花數年的時間學習如何與殘疾的身軀共存。

Philip Yancey

Courtesy of Philip Yancey

我在我的回憶錄《找恩典的人》（Where the Light Fell）裡談到了我哥哥的傳奇故事。從小我就在哥哥馬歇爾（Marshall）的陰影下長大，他有著超乎常人的高智商和超自然的音樂天賦，包括絕對音準和聽覺記憶，以至他能演奏任何他聽過的曲子。

但在2009年，這一切全變了：中風阻斷了輸送至他腦部的血液。前一天他還在打高爾夫球；兩天後他就躺在加護病房裡，處於昏迷狀態。

只有一種極少見的腦部手術能挽救馬歇爾的生命，他在手術之後有了一個新的身分——一位失能/殘疾人士（disabled person）。他重新過了一次如童年般的生活，花了一年的時間才學會走路，又花了更多時間才能說出多個詞彙組成的句子。在右臂失去功能及失語症（aphasia）的狀態下，他努力的工作著。如今，他自豪地穿著一件T 恤，上面寫著「我有失語症：我知道該說什麼，但我說不出來」。

我從哥哥那裡了解到失能所帶來的挑戰。他有無法說出話的懊惱；他活的沒有尊嚴，因為洗澡、穿衣等簡單的活動都需要他人幫助。他還特別的神經質，認為朋友們會背著他為他做決定。

在公共場合，陌生人會把目光移開，彷彿他不存在一樣。只有孩子們比較坦誠，他們會在被禁聲前說：「媽媽，那個人怎麼了？」；甚至更大膽的孩子會直接走到輪椅前問：「你能走路嗎？」

馬歇爾的挫折感越來越巨大，以至於他甚至研究了要服下多少安眠藥才能自殺，並藉著一大杯威士忌一口吞下。感謝上帝，他的自殺計畫失敗了，並被送進精神院治療。在數個小時的治療幫助下，他逐漸重建了生活，現在能夠自理並獨自駕駛一輛改裝過的汽車。

一年前，在科羅拉多州滑雪時，我明確指示了自己的腿要轉下坡，但我的腿卻不聽使喚。相反地，我撞上了一棵樹，靴子和滑雪板都破了，左小腿嚴重瘀傷。奇怪的是，明明我的大腦發出了指令，但我的腿卻無法有所回應。

接下來的幾個月裡，我的身體還出現了其他症狀。我走路的姿勢和步態發生了變化。我的手寫字本來就偏小，現在又更小且更潦草了。有些晚上，我睡覺的時候還會出現輕微的幻覺；用電腦鍵盤打字也出現更多的錯誤。我原本就很糟糕的高爾夫球技術變得更糟糕了。我問自己的主治醫生是否有「某種」可能性，他卻回答我：「楊腓力，你的身體狀況很好，你不可能會有帕金森氏症。」（這件事告訴我們，永遠要尋問第二個醫生的意見）

去年秋天開始前，我已生活在時間隧道裡。我需要花兩倍的時間才能完成像扣扣子這樣的任務。我感覺彷彿有一批行動緩慢、活動不協調的外星人入侵了我的身體。當別人開始注意到這個狀況時，我知道自己必須去醫院檢查。

我的醫療保險有涵蓋的醫院裡，要等至少六個月以上才有神經科醫生能為我治療。因此，我更換了保險計劃，選擇了一個覆蓋範圍更廣的保險，並依靠朋友介紹我進入了一所與大學合作的最先進的醫療設施。上個月，他們診斷出我患有帕金森氏症，這是一種退化性的神經疾病，會破壞大腦和肌肉之間的聯繫。我開始了以多巴胺為基礎的藥理及物理治療。

當我跟幾位親密的朋友分享這個消息時，我擔心自己會得到新的標籤：我不再是楊腓力，而是那個「患上帕金森氏症的楊腓力」。我覺得人們會以這個標籤想起我、看待我及談論我。

我很想堅持「我的內在仍然是同一個人，請不要用我的外在來評論我（例如我遲鈍的行為、步伐蹣跚和時不時的顫抖）」。我甚至創造了一個新詞——「貼不了標籤人士（dislabeled）」來表達抗議。我曾看到別人因看到拐杖、枯萎的手臂及羞於開口的行為而妄評我哥哥，他們沒有意識到的是，在這些外在表現下，有著一個複雜且勇敢的靈魂。（編按：失能人士的英文為disable, 楊腓力以幽默的文字遊戲創造dislabeled這個新詞）

然後，在我被診斷後不到一個星期內，現實就逼近我了。我似乎是為了證明一切都沒變，決定嘗試一項新運動——匹克球（pickleball）——這個運動進行的方式介於網球和桌球之間。開始運動不到五分鐘，當我正試圖救球時，身體卻跌跌撞撞的向前撲去。任何能阻止我摔倒的反射性動作都太慢了。我的臉率先著地，撞在堅硬的地面上。

當我在擁擠的急診室裡等待足足8個小時時，我終於意識到，我已無可否認的加入了每週會拜訪這裡的受傷和失能人士隊伍。我終究是個能被貼上標籤的人。

從現在開始，我需要做出調整。我再也不能在科羅拉多州14,000英尺高的山上從一個巨石跳到另一個巨石；我再也不能像神風特攻隊那樣騎著登山車衝刺。溜冰呢？也不太可能。而且我絕對再也不會打皮克球了！

當我們預覽著老化會有的現象時，殘障的狀態意味著我們得放下那些我們曾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我甚至不應該在沒使用扶手的情況下爬樓梯，而散步成為我最安全的運動方式——只要我還能把腳抬起來，並且不亂走。就像我陪哥哥走路時不得不放慢腳步一樣，現在其他人也必須為我這樣做。

一位聽到我消息的朋友傳了詩篇71篇的經文給我，其中一節是：「耶和華啊，我投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愧！。」

雖然詩人寫作時的背景與我完全不同——困擾著他的是人類敵人而不是神經疾病——但「求你叫我永不羞愧」這節經文引起了我的注意。其他詩篇（如詩篇25、31和34篇）也重複了這個奇怪的句子。

失能似乎總伴隨著某種程度的羞恥。為別人帶來不方便是我們天性裡會有的羞恥感，即使這不是我們的錯，也不是我們願意發生的事。還有一種羞恥感，就是出於好心的朋友的過度反應——有些人可能會視你如脆弱的瓦器，當你只是停頓思考一個詞彙時，他們就幫你把句子說完。

雖然我目前只有輕微的症狀，但我已預感到這些症狀惡化後會為我帶來的羞恥感：流口水、記憶空白、言語不清、雙手顫抖。我見到的一大警訊是：有天，當我閱讀我訂閱的雜誌時，我把「每日靈修」（Daily Meditation）讀成了「每日藥物」（Daily Meditation）。

羞辱感有時會促使人採取行動。自從我確診後，有六位朋友寫信說他們觀察到我有些不正常的地方，但沒有明確指出。只有兩個人冒著像孩子那樣說話過度直接的風險問我。在一次餐廳晚餐期間，其中一個人對我說：「腓力，你是不是越走越慢了？」並遭到他妻子責備的眼神。另一個人更是直截了當地問：「為什麼你走起路來像個衰殘的老人？」這兩句話促使我加緊速度去找神經科專家治療。

詩篇71篇還說：「我年老的時候，求你不要丟棄我！我力氣衰弱的時候，求你不要離棄我！」這個禱告表達了所有失能人士無聲的懇求，而我現在也是其中一員。根據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的統計，美國人口中約有26% 的人符合失能人士資格。既然現在我已加入他們的行列，我試著不去看自己外在的表現——如同我對待我哥哥的方式——而是專注於審視自己的內在。

在我面對自已成為失能人士的第一個月裡，我變得更加自覺。這既是件好事，也是件壞事。我確實需要密切關注我的身體和情緒，特別是我正在適應新的藥物及探索自己身體的極限。我需要找到一個安全但有挑戰性的運動方式。然而，我不想特別執著於人生的這一層面，也不想讓疾病來定義我。

《時代雜誌》最近刊登了一位失能社運活動家的文章，他寫了一本關於「失能自豪感（Disability Pride）」的書。新一代的提倡者將失能的標籤視為一種榮譽徽章。例如，聾人社群的成員排斥「聽力受損」這種委婉的說詞，並且拒絕任何能恢復聽力的醫療手段。

反之，我承認自己會很樂意讓帕金森氏症奇蹟般地從我生命裡消失。若能成真，我會馬上用我所有的藥片生營火，退掉拐杖的訂單，並抖去登山裝備上的灰塵。然而，我並沒有這個選項——也許失能人士發言家們單純的專注於接受現實，因為有些事就是無法改變。

雖然我還是會對「不同能力人士」（differently abled）這種委婉的文字遊戲詞彙感到尷尬，但我現在能更好的理解這個詞了。這的詞彙指向一個事實：生活充滿著不公平，並且人們擁有的能力也不平等。我哥哥曾經能演奏鋼琴協奏曲，而我還在為能理解音階掙扎。跟專業運動員相比，我們都算是失能人士。雖然帕金森氏症可能會讓我不能參與我最喜歡的一些活動，但我能享受四肢癱瘓者可能會羨慕的活動。

沒有兩個人能擁有相同的能力、智力、外表和家庭背景。我們可以用怨嘆來回應不平等——或者，以某種方式學習擁抱自己獨特的才能和「失能」。

在我的寫作生涯裡，我曾採訪過美國總統、搖滾明星、職業運動員、演員和其他名人。我也採訪過印度的痲瘋病人、因信仰而被監禁的中國牧師、從性交易產業裡解救出來的婦女、患有罕見遺傳性疾病兒童的父母，以及許多患上比帕金森氏症更嚴重的疾病患者。

當我反思著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群體時，我得到了這個結論：除了一些例外情況，那些生活在痛苦和失敗中的人，往往比那些生活在成功和快樂中的人能更好地管理人生的處境。得到救贖的痛苦，比僅僅只是被挪去的痛苦還更令我印象深刻。

讓我生命轉折的這個疾病已被證實或者能使人喪失自理能力，或者也可能只是為人帶來微小的不方便性，因為帕金森氏症有多種形式。所以，我該如何預備我自己呢？

我之前有幸認識邁克爾·格森（Michael Gerson），他是《華盛頓郵報》的專欄作家和白宮講稿的撰寫者。在他最終因癌症過世前，邁克爾也與帕金森症共存了許多年。他的一位同事是這樣評價他：「在他事業巔峰的時期，他用自己的影響力關心最脆弱的人，帶頭發起關注非洲愛滋病的運動。而在他身體情況最衰弱的時候，他從未抱怨，而是專注於感恩他曾活過的日子。」

這也是我的禱告。在經歷了坎坷的童年後，我擁有了豐富、充實、美好的人生，擁有了超乎我所能想像或應得的快樂和成就。我和一位全能的妻子走過52年的婚姻，她視我的健康和幸福為她的責任。

16年前，我在一次車禍裡後頸部骨折。當我躺在背板上時，是太太開車穿越暴風雪來接我的。她當時已在心裡重新設計了我們的房子，以便未來她可能得與全身癱瘓的我一同生活。今天，她同樣表現出和當時一樣無私的忠誠，即使她正在面對未來可能只會愈發繁重的照護工作。

雖然我的未來充滿了問號，但我並沒有過度焦慮。我受到妥善的醫療照顧，以及親朋好友的支持。我所倚靠的是位良善且慈愛的上帝，祂經常透過祂在地上的門徒來彰顯祂的美善。

我這一生寫了不少關於苦難的文章，現在我要將這些想法付諸實踐。願我在人生最終的篇章裡做祂忠心的管家。

楊腓力（Philip Yancey）著有許多書籍，最新出版的書為《找恩典的人：楊腓力回憶錄》（Where the Light Fell）。

翻譯：思慕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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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伯拉罕獻祭以撒的故事令人不寒而慄，但我們也有自己的祭壇。

Rebeca Martínez Gómez

看到受人尊敬的信仰之父差點結束掉自己兒子的生命時，我們可能感到畏懼。然而，若只用現代的眼光來看這個故事，我們會錯過什麼？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 Getty / Unsplash

本文是《今日基督教》第二屆徵文比賽的獲獎文章，原文是以西班牙文寫作。即可更多了解徵文比賽、CT其他語言的文章。點這閱讀其他語言獲獎的文章：包括葡萄牙文、法文、印尼文和中文。

整本聖經中最戲劇性的時刻之一，就是亞伯拉罕手拿著刀，準備順服上帝的旨意，獻祭兒子以撒的時候（創世紀22:10）。因為在那個年代有著獻祭孩子的習俗，因此在亞伯拉罕看來，也許上帝的要求並不是那麼的苛刻。當然，也可能是因耶和華曾應許亞伯拉罕，祂會使亞伯拉罕的後裔「像天上的星那樣多」（21:12；26:4）。

然而，根據希伯來書11:19 所述，亞伯拉罕的順服，是因為他「以為神還能叫人從死裡復活」。我們知道，主沒有讓亞伯拉罕傷害到以撒，而是預備了一隻公羊作為祭品（創世紀22:12-13）。在亞伯拉罕表現了對神的敬畏之後，耶和華應許賜福給他，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他的後裔得福（22:18）。

這段經文與亞伯拉罕同時代（以及之後幾個世紀裡）其他國家的祭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因為他們確實將自己的孩子獻祭給異教的神明。甚至有些以色列人也曾這樣行，全然違背了神的旨意（列王記下16:3）。

如今，我們幾乎不可能把自己與亞伯拉罕和以撒的這類的事件聯繫起來。我們無法想像自己將孩子作為肉身活祭獻給上帝，更別說將他們獻給異教的神明了。

但是，我們離獻祭自己孩子的時代真的很遠嗎？還是，我們有沒有可能只是還沒有意識到，我們其實也興起了自己時代的偶像和神明？在21世紀，將孩子獻祭給神是一個什麼樣的畫面？

現代的偶像

幾年前，我和丈夫搬到美國攻讀研究所，在這期間，我們生了第一個孩子。從我得知他在子宮裡的那一刻起，我和丈夫就將對他的教育規劃視為首要任務。特別是，我希望他能擁有我在成長時所沒有的機會。

開始進入美國的研究所課程後，我很快的意識到，與同學相比，我明顯處於劣勢。我出生在墨西哥，由單親媽媽撫養長大。我母親沒有機會上大學，只能努力工作，確保我能受教育。我沒有機會像許多同學一樣學習藝術和音樂，而且常常因為無法加入他們的話題而感到不自在。他們的經歷拓展了他們在文化領域的知識，而這些我卻從未接觸過。

為此，我定意自己的兒子絕不能遭受相同的經歷，並覺得自己有責任為他提供我所沒接受過的教育和接觸文化的機會。因此，我們的兒子在四歲時就已經在大學裡的兒童班學習小提琴，我還在暑假期間為他安排了藝術、體育、科學和科技等方面的課程和活動。

也許我有必要澄清一下，我丈夫和我自認是追隨基督的人已有好些年。在人生的這個階段，我們加入一間巨型福音派教會，我丈夫在那裡擔任翻譯，我在那裡教兒童主日學。

我們是基督徒，並且積極參與教會生活。然而，我們仍然喜愛聖經所說的「世界」。我們喜愛世界的觀點及價值觀，顯然的，也喜愛這世界的偶像。

不知不覺中，我們自願的將兒子帶到世界的祭壇上，在另一個神面前獻上他，而這個神叫做「教育」：我們做這一切都是為了讓他獲得成功和更好的社會地位。

聖經所說的「世界」

在新約裡，使徒約翰警告基督徒「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約翰一書 2:15)。約翰將他所說的世界分為三個部分：「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2:16）。

為了更好表達「驕傲」一詞，其他聖經譯本使用「虛榮」、「誇耀的驕傲」或「傲慢」等詞彙。約翰想表達的是，對肉體有吸引力的事物，我們眼目中貪戀的事物，以及任何我們垂涎、一旦得到就能藉以誇耀的事物，都屬於世界。察驗一件事物是否屬於世界的方式就是，這件事是否與聖靈的渴求相違背（加拉太書 5:16-17）。

根據定義，追隨基督的人是那些被聖靈改變的人，他們尋求神的國勝過一切。雖然我們生活在這個世上，本性是追求肉體的渴望，但基督徒已經找到了寶貝，其價值遠遠超過世界和肉體享樂所能提供的一切。我們「遇見一顆重價的珠子」，就拋下一切或變賣所有來買它（馬太福音13:46）。

約翰主張，我們可以根據自己是在尋求屬於世界還是屬於神的事物，來判斷自己的救恩狀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面了」（約翰一書 2:15）。根據他的說法，對世界的愛將排斥對天父的愛，反之亦然；也就是說，兩種愛無法共存。

一隻腳在世界裡，另一腳在神國裡

將一隻腳踏進世界的誘惑往往使人難以招架。我們告訴自己，適應這個世界的價值觀是有必要的，哪怕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很多時候，這樣教育孩子似乎是很合理的，讓他們知道成長的目的是為成年生活做準備，這樣成年後，他們才能用工作換取盡可能多的資源，在成功的競賽中領先於其他人。然而，當我們這麼做的時候，我們難道不是正在為他們預備「世界」這個祭壇嗎？

同樣地，今天很少有父母教導他們的孩子學習滿足於夠用的食物和衣服。今天的西方社會認為，這樣的教導，是在預備孩子未來過著平庸的生活。然而，對於能吃飽穿暖感到滿足，正是新約聖經的教導（提摩太前書 6:8）。

如果我們對自己夠誠實，我相信所有基督徒父母在某種程度上都在這個層面掙扎。我們的天性及渴望是盡一切努力來確保孩子的福祉。

但很多時候，我們希望對孩子的未來能有所掌握跟控制，而不是信任和依靠神。但我們應知道，每當我們按照自己的理解行事時，總不會有好結果。「有一條路，人以為正，至終成為死亡之路」（箴言 16:25）。

如果我們以「讓他們能有更好的未來」的名義安排孩子受教育，目的是追求更多的金錢和更好的地位，我們就是在引導他們走向通往世界的路。而「神是輕慢不得的。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加拉太書 6:7）。

我們很常聽到基督徒父母說，他們把孩子送到學校不僅是為了學習，也是為了成為光與鹽。然而，若我們不停下來分析自己的動機，我們可能依然會像不信神的父母，以同樣的動機在規劃孩子的教育。

根據巴納研究（Barna Research），在2011年至2018年期間，「年輕成人離開教會的比例…從59%增加到64%。在18-29歲在教會長大的美國人裡佔了近三分之二的人…盡管他們兒童或青少年時期曾經積極參加教會活動，成年後卻離開了。」

當我們看到那些我們認為自己「在教會的環境裡養育長大」的孩子在成年後離開信仰時，是否有可能是因為，我們這些年實際上都是「以世界的價值觀養育他們」？

分析自己的動機

現在我有必要澄清我的論點，雖然將教育視為追求和獲得成功的手段肯定屬於「世界」網羅的一部分，但「教育」本身並不一定屬於世界。神賜給我們學習的能力，並且許多人以聖經論證了教育的價值。

重點是，我們必須審查自己的動機，因為耶和華看的是內心（撒母耳記上 16:7）。我們必須問自己，為什麼我希望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為什麼我希望兒子或女兒加入某種運動的訓練隊？我們的回答將決定我們是否愛神高於一切——我們是渴望為神增添榮耀，或是為世界增添榮耀？

我讓兒子參加田徑隊，是為了讓他能獲得更好的社會地位，還是為了讓他能鍛鍊身體，以榮耀神？我讓他學習樂器，是為了讓他能以此讚美主，還是僅僅因為「受過良好教育的孩子」通常會演奏樂器？我想讓他得到一份好工作，是為了讓他能將知識和技能用於神國，還是僅僅為了讓他能擁有富足的生活和良好的社經地位？

成為活祭

因此，在我們生活的現代，將孩子獻給上帝是什麼樣子？我們最好從模仿亞伯拉罕的榜樣開始：聆聽上帝的引導，即使神的呼召似乎與獲得成功的應許背道而馳，我們也要順服。

如同亞伯拉罕，我們必須相信，無論在什麼景況，神都會實現祂對我們的應許，因為祂保證愛神的人都能成功（羅馬書8:28）。將孩子獻給神，就是同意放開韁繩，給神空間來實現祂對「成功」的應許。神所應許的繁榮和成功，永遠會以神定義的方式來實現，而不是以這個世界定義的方式來實現。

我們的兒子如今已13歲了，在過去幾年間，我們與主攜手同行，一步一步地學習在神的供應下過著更知足的生活。我們學習禱告交托，願上帝的旨意在我兒子的生命裡成就，而不是願我自己的旨意在兒子的生命裡成就。

身為蒙神救贖的子民，我們的呼召是要在任何時候都尋求祂的榮耀（哥林多前書10:31）。神兒女的目標是取悅和服事祂——我們行事並非為了自己的野心、自負（腓力比書2:3）、或其他人的認可，而是為了主（歌羅西書3:23）。

若是在無知的情況下，我們教導孩子去敬拜偶像和世界的價值觀，而不是成為屬神的活祭，求上帝赦免我們。讓我們在神的應許裡安歇，因為聖經說：「我的神必照祂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裡，使你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腓立比書 4:19）。

Rebeca Martínez Gómez 來自於墨西哥的瓜達拉哈拉（Guadalajara），她已取得了新墨西哥大學（University of New Mexico）的語言學博士學位。她與丈夫和兒子目前住在阿布奎基（Albuquerque），因為主呼召他們在那裡傳福音和建立教會。

翻譯：思慕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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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耶穌是通往繁榮的道路—佛祖和孔子是否能為我們開路？

Colleen M. Tim

中華文化古代哲學裡所揭示的上帝的真理可以幫助我們傳福音及護教。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 Getty

儒家思想和《聖經》皆同意：人類有能力辨別基本的道德原則，例如什麼是善，什麼是惡，以及我們應該根據我們的良心——或聖經所說的普遍啟示（general revelation）來選擇做對的事。

Jesus: The Path to Human Flourishing: The Gospel for the Cultural Chinese

I'ching Thomas (Author)

Graceworks

142 pages

$11.84

此外，保羅認知到，我們在「不去做我們想做的事」和「做我們不想做的事」兩方面掙扎、遭遇重重困難（羅馬書7:15-20），因為基督教世界觀認為人類帶著墮落的本性來到世上。

但聖經所闡述的人性觀對來自儒家價值觀背景的人而言很難接受。他們的世界觀認為人性基本上是好的，透過教育和努力工作，人類應該能夠戰勝自己的弱點。

伊青·托馬斯（I’Ching Thomas）的書《耶穌：人類通往繁榮之路》對三個古老的信仰體系提供寶貴的見解：道教、佛教和儒家思想。該書展示了不少上帝的真理已被華人從普遍啟示中觀察到並應用在生活裡，華人能透過這些古老的信仰來理解神的真理，並在與其他華人分享福音時得到認同。

托馬斯是一名馬來西亞華裔作家和演師，他專注於東方文化背景下的基督教護教學，他盼望不僅能與華人分享福音，更能好好回答「為什麼福音對華人而言是不可錯過的真理」這個問題，因為他認為華人的歷史裡有豐富的文化信仰傳統。

在描繪基督教與這些古老傳統之間的連續性和不連續性的同時，托馬斯強調，熟悉這些傳統文化景觀以及它們是如何與聖經相呼應，對那些想和其他華人傳福音，以及想在自身華人文化背景裡成長的人會很有幫助。

接觸古老的哲學

托馬斯解析了中華文化下的道家、佛教和儒家信仰體系——這三者是華人核心價值觀的主要來源。他在書中闡明，了解華人的核心思想可以讓我們在福音和他們的文化之間找到更大的共同點，這讓我們傳福音的努力更加有利和有效。

本質上而言，這三種信仰體係都是依靠人的努力來獲得救贖。在儒家思想中，人們可以成長為如聖人般的貴族品格（即君子），其特點是仁義及道德的行為。在佛教裡，人們努力成為思想上開通的人，修煉致涅槃的境界。在道教中，成長的目標是成為不死之身。

托馬斯的書在研究這些古老的信仰體係時，解釋了華人的世界觀是如何被這三種信仰體系所塑造，以及它們是如何建造現代人的價值觀，並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實踐。

例如，佛教將輪迴的概念引入了儒家的祖先崇拜思想。輪迴使人們認識到，人們可以逃離地獄，在下輩子裡擁有「好」的身體，而這一切取決於他們過去做的決定和行為的好壞。祖先崇拜的思想體系裡包含對已故的祖先表示尊敬，認為他們以靈體的型態「繼續活著」，並且能影響現實世界發生的事。

因此，當基督徒告訴他們（非基督徒）的父母，他們不能參與祭祀祖先的儀式時，他們違反了儒家的孝道，擾亂了他們父母對輪迴和來世的信仰。

孝道不僅關係到華人對其祖先的態度。它也體現在尊重和敬重長輩的華人文化價值觀裡。這在農曆新年期間最為明顯，許多華人認為與親戚好好相處很重要，認為自己必須在這個節日期間善待及尊重他們，無論感覺有多煩躁。

托馬斯說，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與基督教等更具規定性的信仰系統相比，更容易融入華人的環境。佛教不是一個被正統體制化過的宗教，而基督教具有正統規範，以及排他性的。儒家思想被認為很實用，與日常生活習習相關，在動蕩的時代裡能為社會提供結構。道教的陰陽二元論信仰則符合華人傳統裡的「和諧文化」，其中陰代表女性能量，陽代表男性能量。

諷刺的是，在這些信仰體系融合進華人的思維和世界觀前，華人最初相信的是一個全能的、個人性的上帝統治著世界，托馬斯寫道。

深入研究聖經的真理

除了對這些信仰體系進行深入的介紹，托馬斯還解釋了這些信仰體系如何在華人的思維裡引導他們實踐自我生命的繁榮昌盛。

托馬斯主要是透過將道教、佛教和儒家對「美好的人生」的理解與聖經中的「善」（shalom，平安）進行比較——基督教教義中的「善」則是根據神學家科爾內利烏斯·普蘭丁格（Cornelius Plantinga）在Not the Way It's Supposed to Be: A Breviary of Sin一書所定義的：

上帝、人類和所有被造物在正義、滿足感和喜悅中的連結，就是希伯來先知們所說的「平安（shalom）」。在《聖經》裡，「平安」意味著普遍的繁榮、完整和喜悅——是一種豐富的狀態，在這其中，天性的需求得到滿足，個人天賦得以有效的使用，這種狀態激發了快樂的驚嘆，因為受造物的創造主及救世主打開了大門，歡迎著祂所喜悅的受造物。換句話說，「平安」是萬物本應有的樣貌。

在回應華人共同持有的美德觀時，托馬斯舉出了現代的例子，說明儒家、佛教和道教無法充分解決或補救的弱點。在這些章節裡，托馬斯展示了聖經真理是如何回答善與惡、生與死以及倫理問題的。

例如，孔子認為人類是因身處的環境不好而開始變壞的，但無法解釋是什麼讓最初的環境開始變不好。這正是他對人性的墮落雖有正確認識但尚不完整的地方——而我們可以從此處介的缺乏和人們介紹聖經裡的特殊啟示，以及耶穌基督身為上帝之子能幫助我們的生命繁榮及昌盛。

有效地傳講福音

《耶穌：人類通往繁榮之路》這本書對華人基本的信仰體係以及它們在今天的體現進行了精彩的介紹。書裡也展示了一種護教學的方法，讓華人相信他們的文化並不總是與基督教信仰衝突，而且，基督教並不僅僅只是個「外國」宗教。

儒家思想雖然不再是中國的「國教」，但孝道和重視教育依然是許多華人仍擁有的強大核心價值觀。關於如何做個真正的「人」，或如何成為孔子教導裡所形容的高尚的人的哲學討論，在日常生活裡仍然非常實用。

同樣的，今天也沒有太多的華人會稱自己為道教信徒，但有不少人受到道家藝術的影響，或對中醫的功效抱有強烈的信念。

認識到這些信仰的影響力以及華人文化的優勢和劣勢，托馬斯提出了在分享福音時要牢記的幾個層面：（華人文化裡有）保持關係和諧的強烈渴望、待需處理的羞恥及罪疚感、追求能自給自足，以及現實主義。

我們在分享基督時，不僅可以透過強調聖經及華人文化皆有對人生繁榮昌盛的渴望，還可以將他們的信仰從普遍啟示所揭示的部分真理連結到聖經中的「平安（shalom）」的概念。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可以幫助他們認識到，耶穌是通往他們所渴望的生命繁榮昌盛的道路。

托馬斯的這本書對想要向華人傳福音、認識華人信仰體系的歷史、以及致力於將信仰處境化的基督徒很有幫助。

Colleen M. Yim曾在約旦福音神學院（Jordan 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eminary ）擔任教授，並在拜歐拉大學（Biola University）擔任兼職教師。自1991年以來，她一直從事於跨文化工作。

翻譯：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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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隱藏在基督裡：中國内地會宣教士何斯德

馮浩鎏

身為戴德生的繼任領導人，他從未尋求過名聲，但卻因他熱切的禱告而被人們銘記。

内地會宣教士何斯德。圖片：今日基督教編輯 / 來源圖片：維基共享資源

何斯德（Dixon Edward Hoste，1861-1946 年）是一位在中國服務了 40 多年的英國傳教士。雖然他接替戴德生成為中國內地會的總幹事，但他的生平和事工的記錄比戴德生的要少得多。

然而，這並不是因為何斯德缺乏在中國的宣教的成就和貢獻。他對内地會的發展具有關鍵性的地位。這不僅體現在組織和宣教動員方面，他也在本土化的原則下鼓勵中國教會自我成長並減少對西方宣教士的依賴。正如前《今日基督教》主編大衛·內夫（David Neff）所說，他以恩典與「溫柔的力量」來處理義和團事件的困難的後續工作。

何斯德最重要和最引人注目的特點之一就是他的禱告生活。而與此相關的是他在上帝面前以及事工中的真實謙卑。何斯德從不尋求名聲或權力。相反，他決心將自己的名望和聲譽融入他期望在萬事上看到耶穌得到一切榮耀的意願之内。何斯德「為了被遺忘而活」，因為他選擇「與基督一同藏在神裡面」（西3：3）。

與神對話

何斯德出生於1861年7月23日，比内地會成立的時間早四年。他的父親和祖父都是軍人。17歲時，他進入英國皇家軍事學院。18 歲時，他獲得了少尉的委任，在皇家炮兵服役。

三年後的1882年，何斯德的哥哥何威廉（William Hoste）邀請他參加在布萊頓（Brighton）舉行的一次特別聚會，講員是美國佈道家慕迪（D. L. Moody）。菲莉斯·湯普森（Phyllis Thompson）是《何斯德：神的王子》（D. E. Hoste: A Prince with God，本文的主要傳記來源）的作者，她描述了當時的場景。湯普森寫道，當慕迪禱告時，何斯德感覺，他「講話時好像上帝就在現場。好像他認識神，就像一個人和朋友說話一樣。他說話好像在當下就可以依靠上帝在人的心中作工」。何斯德在那次的聚會中信了基督。慕迪的禱告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接下來的40年裡塑造了他自己的禱告生活。

沒過多久，何斯德就看到了戴德生的小冊子《中國：它的屬靈需求和主張》（China: It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何斯德被戴德生號召宣教士到中國去事奉那些「沒有希望，又沒有神」的四億靈魂的呼籲深深感動。1883年，何斯德寫信給内地會的倫敦辦事處，並提出願意成為宣教士候選人。

然而，懷特島桑當市（Sandown, Isle of Wight）副主教施托爾（W. T. Storrs）並沒有給他一封全然正面的推薦信。在何斯德的申請表（現存於海外基督使團OMF的檔案中）上，施托爾稱讚何斯德的基督徒品格，稱他為「一個直率的人，充滿愛和信仰」。但他也形容何斯德天生害羞，有點衝動，在教導方面并沒有那麽優秀，也不是很有進取心，「不適合」宣教工作。不過他在信後面加了個免責聲明「但我所講的不一定對」。

湯普森寫道，雖然這位神職人員的評估不是十分令人鼓舞，但内地會倫敦辦事處的成員注意到了這個安靜的年輕人的屬靈高度。他顯然是謙虛和真誠的。雖然他還年輕，但他表現出平衡的判斷力和遠見。雖然他不是特別強壯，但在他的體檢報告中，醫生說他身體健康。這份報告讓理事會確認，他將能夠忍受身體上的艱辛和貧困。最後，他被接受為「見習生」加入内地會。

作為一個年輕人，何斯德承認他在禱告中的掙扎。像其他人一樣，當他禱告時，他的思緒往往會走神。有一次，在他已經在中國事奉後，他寫信給戴德生，徵求他的意見。戴德生回信給這位年輕的宣教士，信中鼓勵他說：「我發現大聲禱告和邊走邊禱告（就好像神就在面前那樣）比其他任何方式都更有幫助……我不認為在思想中徘徊就意味著屬靈生命的喪失。」

在戴德生的鼓勵下，何斯德養成了邊走邊大聲禱告的習慣，即使他後來成為内地會的總幹事後，他仍然堅持如此禱告。湯普森談到何斯德時說：「禱告對他來説，就像一個孩子和一個父親說話一樣自然，父親完美的愛已經消除了所有的恐懼。」

謙卑的靈命

何斯德是被稱為「劍橋七傑」的一群從英國到中國的宣教士之一。所有七名聰明而優秀的年輕人都在内地會的旗幟下被派往中國。湯普森的記錄說，在他們當中，司安仁（Stanley Smith）可能是最突出的一位。司安仁是大學的明星運動員，也是天生的公眾演說家。相比之下，何斯德謙遜而安靜，在幕後服事會感覺相當舒服。此外，他細長、高亢的嗓音和有些猶豫的態度使他的演講效果不佳。司安仁和何斯德都被派往山西的席勝魔牧師手下工作。席牧師是一位堅強、有魅力的中國教會領導人。他為鴉片成癮者提供避難所。

在何斯德抵達中國大約一年半後，司安仁邀請他加入山西洪洞縣新開設的福音站的工作，司安仁帶領該站的工作。由於他們同時被派往中國，何斯德並不準備接受這種安排。

《今日基督教》插圖/來源圖片：海外基督使團。

1885年抵達中國時的劍橋七傑的一部分。後排（左起）：施達德，章必成。前排：杜明德，何斯德，寶耀庭。

然而，後來，何斯德的良心被譴責，因爲他的拒絕不是出於對上帝的旨意和榮耀的純粹渴望，而是由於不願意謙卑自己去擔任較低的職位。何斯德虔誠地思考了這件事，並認識到司安仁比他更有資格擔任領導。最後，何斯德告訴司安仁，他已準備好去接受他的提議。

在山西的席勝魔牧師手下工作的十年裡，何斯德順服了席牧師的領導。接受以霸道個性和暴躁脾氣著稱的席勝魔的領導，需要極大的耐心和謙遜。然而，即使内地會中的其他人不同意，何斯德卻願意支持席勝魔，並服從他的領導。何斯德認為自己是那個可以坐在後座安靜地「好像在掌舵」的小個子。他從不尋求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

1900年義和團事件期間，内地會面臨最嚴重的危機之一：當時有58名内地會宣教士和他們的21名子女殉道。儘管在中國的其他宣教組織要求清政府賠償被義和團殺害的傳教士的生命損失，但内地會決定放棄這一權利，而選擇仰望上帝的供應。何斯德去山西處理了教堂重建和賠償豁免的問題。在1901年5月號《億萬華民》（China’s Millions）的「本月騰訊」中，他按照内地會的決定寫下了這樣的話：

宣教士最好走一條更像基督的道路。甚至樂於承受所有財務的損失，爲的是不讓福音受到阻礙。我們的使團已決定不會對生命或財產提出任何要求，並承擔殉道宣教士的孤兒的養育責任。

當内地會宣教士被殺時，戴德生身體出了問題，並意識到他無法在如此關鍵的時刻發揮領導作用，因為他太虛弱了。就連他的妻子福珍妮（Jennie ）也不敢給他看所有來自中國的信件，擔心這些信件對他來說太過沉重了。

在義和團事件之前，顧正道（William Cooper）被認為是一個有前途的年輕内地會同事，可以接替戴德生。然而，顧正道在義和團事件中被殺害。戴德生知道他此時迫切需要有人來接替領導。這個人必須非常了解中國的情況。范明德（J. W. Stevenson）當時是中國區主任。即便如此，戴德生還是去找了何斯德，一個比范明德年輕得多、經驗相對不足的人。

何斯德自1885年以來就一直在中國事奉，但他的工作主要局限於山西。他很少接觸内地會更廣泛的工作。因此，湯普森寫道，當何斯德通過電報收到戴德生的信時，他幾乎立即回復電報，拒絕接受任命。

但在何斯德發出電報後不久，他患上了危及生命的疾病，並且病痛延續了幾個月的時間。在身體不適的情況下，在禱告中掙扎了近四個月之後，何斯德終於寫信給他的上司范明德，說：「我覺得我應該接受這個任命。但是，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我將樂於不去承擔這個責任」。

但范明德欣然同意。他把何斯德叫到他的辦公室，含著眼淚說，主不僅給了他平安，而且給了他喜樂，因為他確信這是出於神，並且是蒙主祝福的事。1901年1月，戴德生確認任命何斯德為内地會代理總幹事。

義和團事件後，何斯德寫了一篇題為「當前危機引起的本土教會可能的變化和發展」的文章。何斯德沒有專注在義和團事件給宣教士群體帶來的苦難上，而是強調中國教會的未來，認為中國教會只有在沒有外國宣教士的控制下才能成熟。他的文章堅持認為，西方宣教士應該展示的唯一權威是屬靈的權柄——而且只是作為嚮導和榜樣。他們應不惜一切代價避免中國基督徒對他們的依賴。

何斯德一直禱告中國教會能由中國人領導，自治、自立、自傳。何斯德的願景並不期望内地會變得大而有影響力。相反，他的夢想是讓内地會保持「渺小、被鄙視、貧窮和吃苦」的意願。

為兩百工人祈禱

1929年，何斯德發出代禱呼求，呼籲在1931年底之前將200名新工人送到中國，這一呼籲被稱為「前進運動」（Forward Movement）。他以典型的何斯德風格寫了一封「直接和不帶情緒」的信，說明需要讓所有内地會的朋友和支持者都能看到。

湯普森是這樣描述的：

從澳大利亞到紐西蘭，從北美到英國，何斯德的呼籲得到了傳達。同工們印製了單張和卡片，召開了聚會來宣傳中國的屬靈需要，以及它在内地會使團中喚起的新的反應。人們祈求主差遣兩百名宣教新兵在1931年底之前前往中國。上帝的答案會是什麼呢？

CT插圖/來源圖片：海外基督使團 OMF International

何斯德穿著農民的服裝坐在一個年輕的中國人旁邊。

何斯德非常清楚地體認到這件事所涉及的屬靈問題。隨著幾個月的過去，「禱告的迫切必要性變得更明顯」。在願意服侍的人中，只有六分之一的人被認為合適當宣教士。其他的人由於健康、年齡和其他問題而被拒絕。而機構不能通過降低身體健康和屬靈的資格要求去招滿配額。1930年接近尾聲時，只有90名新工人——不到預期人數的一半——出發前往中國。

在還剩一年的時間里，仍有大約110名候選人需要錄取、培訓並被派往中國，以響應前進運動的呼籲。何斯德宣佈：「我們必須有一天專門爲此的禱告」。

湯普森描述了1931年初的氣氛：

2月10日星期二被特定為全心祈求上帝的日子，他們求主在年底前派出全部數量的200名新工人。電報發送到北美、澳大利亞、紐西蘭和上海，呼籲盡可能多的内地會的團契在這一天同心合意地來到上帝目前懇求。

上帝回應了禱告。從那天起，「潮水開始轉向」。湯普森寫道，到1931年底，203名新工人啟航前往中國。「最後一支隊伍，包括六個年輕人，將於12月31日離開英國！」何斯德在70歲時見證了上帝對這個禱告的奇妙回應。

1935年6月，在一次中國理事會例會上，何斯德辭去了内地會主席的職務，並將這一職位交給了中國區主任季喬治（George Gibb）。何斯德已經領導了内地會三十多年，自1900年以來一直擔任總幹事。如果說有一件事讓同事們對何斯德記憶猶新，那就是他的禱告生活。

何斯德寫道：「耐心、堅持不懈的禱告，在内地會使團工作的發展中發揮的作用比大多數人想像的更重要和實際。」何斯德沒有過多地談論祈禱，也沒有制定祈禱方針，也沒有分析其效果。他就只是祈禱。

湯普森指出，「正是因為他的虔誠禱告，使他在35年的領導生涯中獲得並保持了内地會成員的信任，超過任何其他品質」。

内地會的華福蘭（Frank Houghton）主教寫道：「雖然何斯德作為一個人，不能免於判斷錯誤，但對他的批評被平息了，不滿沒有增長或傳播的空間，因為我們的總幹事是一個花了很多時間與上帝在一起的人」。

馮浩鎏醫生是海外基督使團（簡稱為OMF，前身為中國内地會）的現任總幹事。

本文是根據作者在海外基督使團的《宣教圓桌》（Mission Round Table）雜誌上發表的「何斯德與禱告」一文摘錄修改而成。經許可轉載。

翻譯：T.N.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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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e Community Church處理家暴案時無視教會長老對「行公義」的呼籲

Kate Shellnutt

在知名牧師約翰·麥克阿瑟（John MacArthur）的教會，尋求聖經諮商的女性表示，她們擔心自己試圖得到家暴保護的行為會受到教會的懲處。教會一位前領導人盼望教會能在這樣的錯誤中有所改變。

Edits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 WikiMedia Commons

去年，趙宏恩（Hohn Cho）在他的調查檢討報告中得出結論：Grace Community Church（直譯為恩典社區教會，以下簡稱GCC）過去曾做出錯誤的決定。

GCC的長老們過去曾公開懲處一名拒絕重新接納丈夫的婦女。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名婦女的擔心有著充分的理由——她的丈夫後來因猥褻和虐待兒童罪而鋃鐺入獄。但在教會懲處過後的20年裡，教會從未收回懲處的決定，或為此判決道歉。

趙宏恩身為一名律師和GCC長老會議的四名正式代表之一，稍早之前被賦予詳查此一個案的職責。調查結束後，他試圖說服教會領袖重新審視當年做的決定，或是，至少以不公開的方式修補當年的錯誤。他說，麥克阿瑟牧師當時告訴他，「就這樣了吧（forget it）」。當趙宏恩不放棄地持續呼籲長老們為該婦女「伸張正義」時，他被要求「要不就撤回他做出的結論，要不就辭職。」

如今，趙宏恩已離開GCC十個月了，但他一直無法忘記當事人，艾琳·格雷（Eileen Gray）。去年3月，朱莉·羅伊斯（Julie Roys）的新聞機構《羅伊斯報告》的報導裡詳細記述了艾琳·格雷的經歷。

雖然趙宏恩已安靜地離開了他在GCC的職位，但他仍持續聽到前教會其他女性會眾的遭遇。這些女性的聲音也曾被教會質疑、被置之不理；當她們試圖離開家暴的婚姻尋求庇護時，他們也被明確地或暗示性地威脅會受到教會的懲戒。即使在趙宏恩的新教會，他也開始遇到與艾琳·格雷的個案有關的教會訪客。趙宏恩認為，這是神的工作在其中運行。

不能，他不能「就這樣了吧」。

當他了解的越深、與更多的人交談，他的良心就更加的迫使他花更多心力去關注教會處理家暴案時的聖經諮商方式。

正如趙宏恩去年3月在寫給GCC高層領袖們的20頁備忘錄中所述：「我真心地相信，教會的『毫無作為』是錯誤的。無論如何，我已經知道了我該知道的了，我無法回到『不知道』時的狀態。事實上，（身為教會長老）我在上帝面前需要為我如今所知道的實情負責，如果你們也花時間讀到這裡了，那你們現在也要在上帝面前為你們所知道的事負上責任。」

GCC是一間由麥克阿瑟牧師領導的教會，麥克阿瑟牧師是美國聲名遠播、最具影響力的牧師之一。這個位在加州太陽谷（The Sun Valley）的大型教會以麥克阿瑟牧師的講道而聞名，並以其在世俗變化中秉持對聖經真理的忠誠而引以為豪。

GCC每週日在有3500個座位的會堂裡舉行多場禮拜，但透過麥克阿瑟牧師撰寫的暢銷書、釋經書，以及教會的附屬學校——瑪斯特神學院（Master’s Seminary）、瑪斯特大學（Master’s University）、予以恩典教學事工（Grace to You），以及該教會的年度牧者特會（Shepherds Conference），GCC的影響力遠遠超過參加主日聚會的人數。

在去年3月的一場特會上，趙宏恩主領了一個關於「良知與信念」的講座。在過去的這一年裡，趙宏恩不間斷的親身實踐這堂課的內容。在去年夏天和秋天，他抱持著一個「微弱的盼望」，希望由37名成員組成的教會長老委員會能重新審視艾琳·格雷的個案。他禱告上帝能軟化教會領袖們的心，改變他們的想法。

他希望能看到他們糾正教會過去做的錯誤決定，並且未來在類似的事件上能做得更好。然而，事與願違，他發現教會領袖們似乎繼續重複著這些錯誤。

在對這個20年前的案件提出關切的幾個月後，趙宏恩在2022年秋天又發現了GCC在提供聖經諮商時犯下「另一起嚴重錯誤」的個案。一名女性說，儘管她的丈夫有警方記錄在案的不當舉措、出軌、和憤怒時的情緒失控等行為，教會領導人還是建議她搬回家與丈夫同住，不要申請人身限制令。雖然該案件1月時達成庭外和解了，但在該婦女去年申請法院的保護令之後，教會有兩位牧師還是站在丈夫那方，代替他提出聲明。

趙宏恩告訴《今日基督教》，「在上帝的帶領之下，祂不斷地在我非主動的情況下提醒我。有一次，當一個朋友請求我和妻子為她碰巧認識的一個女生禱告的時候，她向我們發出求助。那時我們才驚然發現，我們所知道的糟糕的聖經諮商模式在GCC教會仍持續地發生。」

「那時我才難過地承認這個事實，當我們深愛的GCC會友需要教會聖經諮商的幫助時，特別是涉及保護婦女或兒童的個案時，她們的命運可能像在轉俄羅斯輪盤一樣（不知道會得到什麼結果）。我知道我不能再默默地避開這個議題，對他們置之不理，我需要幫助這位女性，我需發出警告的聲音，否則這些人的血就會算在我的頭上。」

為了進行這篇報導，《今日基督教》採訪了八位女性當事人，她們講述了她們和GCC其他的會友是如何被規勸不要向當局舉報她們的丈夫和父親；教會勸她們應當接受她們丈夫和父親的道歉，並繼續順服她們的丈夫和父親。

教會經常會引用關於寬恕、信任、愛和順服的經文給受害者——並告訴她們，即使在她們對自己和孩子的安全提心吊膽、受到威脅的情況下，也要和對方和解並且回到家中。

在本文發表前（02/09）的三週內，我們曾透過電話和電子郵件試圖聯繫教會的六位牧師和長老，以及一位前牧師和長老。對於《今日基督教》請求討論教會的聖經諮商原則以及GCC對於家暴案的處理、針對疑慮案件的回覆等，GCC方面沒有代表人做出回應。（更新：本文發表後，GCC發表聲明說，教會長老們不會對聖經諮商和懲戒所引發的糾紛發表評論，但會「個別地和私下地處理這些指控」。他們也為自己辯護，認為教會的諮商輔導及處理方式完全符合聖經，GCC表示：「我們教會過去的歷史和會眾就是我們的見證」。

‘你們需要彌補錯誤’

去年3月，在《羅伊斯報告》發表以後，趙宏恩被要求為GCC長老會議審視教會對艾琳·格雷案件的處理過程，這也是他首次讀到艾琳·格雷的案件。根據他的法律背景和訓練，趙宏恩的審查結論為長老會議初步的內部調查的一部分。

教會那次的懲處發生於2002年，比趙宏恩在GCC信主還要早了幾年。當時，艾琳·格雷拒絕聽從教會領袖的建議，取消對家暴丈夫大衛·格雷的限制令。在一次教會的聖餐儀式上，麥克阿瑟牧師形容她這樣的決定為「不悔改的罪」，並說這位三個孩子的母親選擇了「離開…以及拋棄」她的丈夫。

艾琳·格雷的丈夫大衛·格雷（David Gray）曾在GCC擔任教師的職位，2005年因其罪行被判刑：罪名是嚴重猥褻、體罰和虐待兒童。目擊者和受害者的證詞支持了艾琳對她丈夫家暴行為的控訴，然而，根據2022年3月《羅伊斯報告》所引用的公開法庭文件，教會領袖仍持續為大衛·格雷辯護。而大衛·格雷目前仍在獄中。

趙宏恩說，許多GCC的領袖拒絕閱讀《羅伊斯報告》。少數的領袖讀了，但還是拒絕承認該文章的報導。他說，教會高層的領袖態度變得愈發防備，試圖想保護麥克阿瑟牧師。

對趙宏恩以及負責檢視文件資料的七位基督徒律師來說，大衛·格雷很明顯的有罪。這一點完全沒有任何懷疑的空間。而艾琳·格雷拒絕解除限制令來保護她孩子的行為，客觀而言是完全合理的並且正確的決定。

趙宏恩寫信給長老會議：「如今，大家已知道事情的真相，即使遲到了20年，『伸張正義』永遠也不嫌晚。為了自身的正直，以及對正義及公義的追求，即使在最小的事上，我們都該信實的面對它，即使是對於20年前發生的事，都有著重大的意義。」

趙宏恩期望GCC以比教會外的法庭更高的標準來要求教會自己本身。艾琳·格雷的案件當時是由副主任牧師凱里·哈迪（Carey Hardy）負責處理，GCC的長期聖經諮商牧師比爾·薛農（Bill Shannon）也參與其中。趙宏恩發現有證據表明牧師們在處理該案件時存在濫權、偏見和錯誤。艾琳·格雷的證詞多次被拒絕接受，她的行為被指責為「怪異」（這與她被教會懲處無關）。儘管大衛·格雷曾有說謊的歷史，但教會領袖對艾琳·格雷的說法仍表示懷疑。

趙宏恩說，「他們選擇支持一個虐待兒童的人（這個人後來還被證實是個性侵兒童犯），而不是一個拼命想保護她三個無辜孩子的母親。這在當時和現在都是完全錯誤的決定，必須被糾正過來。有許多教會長老在多次私人的談話中承認他們『當時做錯了』，而且如果他們當時知道他們如今所知道的事實，他們會做不同的決定。但這些私下的承認意味著你需要與被你犯下的錯誤影響的人和解，這是基督教最基本的原則。」

趙宏恩去年3月仍在GCC長老委員會時，他強調糾正過去的錯誤的緊迫性。他堅定地認為，長老們定罪了一個沒有做錯事的人。他問，假設今天教會是對一個被錯誤地指控出軌的男性進行教會內部懲戒，難道他們現在不會想要彌補及修正這個過錯，即使他們20年後才發現這個錯誤？

跟據擔任長老會議秘書並負責紀錄會議內容的趙宏恩所述，麥克阿瑟牧師在3月份的會議上回應，這類的比較不適用於艾琳·格雷的案例。牧師再次舉出她「行為怪異」的說法，並且不傾向重新考慮教會曾對她做的懲戒決定。

趙宏恩說，此後，長老會議主席克里斯·漢密爾頓（Chris Hamilton）告訴他，如果他還想繼續擔任教會長老，就必須「收回」他對教會犯下錯誤的調查結論。（漢密爾頓至今尚未回應他對這件事的評論）。第二天，趙宏恩和妻子就辭去了他們的教會會員資格。

順服丈夫「如同順服主」

今年秋天，趙宏恩再次審視一樁關於GCC另一名成員的法庭文件。該成員向法庭申請對丈夫的限制令，希望保護自己和年幼的孩子免受家暴——只是這次是該女士對趙宏恩提出重新審視的請求。趙宏恩立即意識到這個案件與艾琳·格雷案的某些相似處。

這位女士告訴《今日基督教》，她自己也意識到這兩個案例的相似之處。她說，她去年讀到艾琳·格雷的故事時，她心想，這聽起來很像我遇到的事。（今日基督教的報導政策允許家暴受害者不具名受訪，以保護其隱私和安全。但在報導這個故事時，她的身份和敘述的細節皆經過驗證。）

這位女士說，「每當我在申請限制令的事上有所動作時，就會聽到『你要小心自己可能有報復的心態』的說法。他們這樣說基本上是為了讓我退縮… 他們說我這種尋求法律保護的作法是與信仰背道而馳的，因為基督徒不該把其他基督徒告上法庭。」

她說，她有向教會領袖報告她丈夫不忠的證據、丈夫在網上搜索亂倫色情內容的證據，以及自他們女兒才幾歲大就開始的不當行為。

最後，在牧師的要求下她搬回去與丈夫同住。一個月後，當她和丈夫在路上發生爭執時，她因恐懼而撥打了911報案電話。在《今日基督教》獲得的法庭文件中，她說牧師兼長老羅德尼·安德森（Rodney Andersen）告訴她，她應該順服她的丈夫「如同順服主」，而不是去挑釁丈夫。她說，到現場處理的家暴官則告訴她不要回家。

兩位GCC的長老接著代表她的丈夫提交法院宣誓過的聲明。安德森長老的聲明裡敘述丈夫在接受教會介入處理時曾說，他和女兒接吻時的舌頭接觸是在模仿一幕卡通場景。

另一位牧師兼長老布拉德·克拉森（Brad Klassen）的聲明中則說，該婦女來找他，提到她特別擔心丈夫所拍的照片，但她並沒有丈夫侵犯的「證據」。根據女性當事人的聲明，這些照片包括她的孩子觸摸她丈夫褲子的拉鍊，和孩子仰視丈夫的臉被噴水的照片，以及丈夫與孩子自拍的裸體照片。但克拉森的聲明則說，這些照片不包含裸體畫面。

GCC的另外兩位領袖表示，他們原本要代表妻子作證，但這對夫婦在1月份開庭前就達成了和解協議，所以最後不需要任何牧師出庭作證。在最後的和解中，妻子並沒有撤回對丈夫性侵的指控。

無論如何，她說，GCC（如今是她的前教會）的背叛對她造成的傷害最大。

這位女士對今日基督教說，「我的靈命降到了冰點以下。我懷疑上帝是否真實存在。我想，如果上帝是真實的，但當這種情況發生時，我們還必須服從教會領袖的話，我寧願去死。」；「即使是非基督徒也不會容忍這種情況發生。」

這位女士說，她看到上帝在「絕對的主權下的工作」，帶領她渡過這整個過程，最終，她認識到「教會的失敗並不能代表上帝不存在或上帝公義的失敗」。

她說：「我需要敬畏神而不是敬畏人。僅僅只因為有人對你引用了一段經文，而恰好這些人有屬靈的權柄，並不意味著他們做的都是對的。」

當她質疑牧師的建議，要她回家並信任丈夫時，她說他們提醒她一些經文，例如「愛是凡事相信」，或者耶穌說要饒恕他人「七十個七次」。

根據她的敘述，她所經歷的創傷以及她看到的危險信號被認定是不充分的——牧師們堅持要有身體被性侵的證據、要有「肌膚貼在一起」的通姦證據，或者在有明確猥褻兒童的證據下，她才能有根據聖經教導的離婚的正當理由。但她無法再等下去了。

「我的人身安全不是他們最重視的事」

GCC的爭議包含在更大的議題辯論範圍內，如「如何定義家暴」及「基督徒是否應該在家暴案中以和解為優先考量」。GCC及其所屬的神學院在保守派的聖經諮商師之間，以及聖經諮商師認證協會（ACBC）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同樣畢業於瑪斯特大學，俄亥俄州的牧師兼聖經諮商師喬納森·霍姆斯（Jonathan Holmes）說：「對於什麼樣的行為算是家暴，大家在基礎上就有極為不同的理解。」他指出，通常只有在身體暴力或性侵的案件裡，「家暴」的標籤及後續嚴肅的處理才會相應而來。

與其他性別互補論者（Complementarian）一樣，麥克阿瑟牧師曾多次在講道中提及，他反對婦女為了在婚姻中順服，而繼續與施暴的丈夫住在一起。他也教導說，婦女和兒童應該「被安置在安全的環境」裡，而家暴加害者的行為不是基督徒會有的行為，他們已經放棄了自己在婚姻中的權利。

然而，正如趙宏恩去年寫給負責此事件的長老們的信中所述，在過去十年間，有一連串的婦女指出，當她們擔心自己或孩子的安全時，在教會卻得到了與麥克阿瑟牧師教導的不同的建議。

有多名婦女指出，負責聖經諮商的牧師——身為聖經諮商師協會成員的比爾·薛農（Bill Shannon）勸阻她們向警方舉報丈夫的家暴行為，並指示她們待在受到暴力威脅的家中。一對夫婦說，他們在一次聖經諮商時段看到，薛農並未建議他們家中一位女性成員對一個承認自己有猥褻兒童行為的男人的舉報；他也沒有指示她應該離開他，只因為該男性尚未被正式定罪。

比爾·薛農是沒有回應本刊多次邀請採訪並對此事件作出評論的GCC領袖之一。

一些現任和前任的長老也曾對薛農諮商時的「毫無作為」提出異議。趙宏恩說，麥克阿瑟牧師也知道這些人提出的擔憂，但他選擇為薛農辯解，並繼續讓他擔任同樣的職務。根據GCC的網站，薛農繼續為教會會員提供「正式和非正式」的諮商輔導，且任教於教會的婚前輔導和婚姻輔導，並在成人小組講道。

一位婦女說，「在與比爾·薛農的第一次會面中，我很快就知道我的人身安全並不是他認為最重要的事。他覺得最重要的事是我在婚姻中是否順服丈夫。」她要求在此篇報導裡不要提及她的姓名，因為她正試圖從她在GGC經歷的一切走出來。她說，「我被教導我不該激怒（我的丈夫）。」

她告訴今日基督教，當她因丈夫的施暴而住院時，薛農打電話給她，建議她直接回家，不要報警。有時，她在家裡受到的折磨足以讓她擔心自己可能會死，但依然有人跟她說，她的處境可能是「上帝在妳生命中的旨意」。（編按：類似「這是妳要背的十字架」）

在婚姻輔導的過程中，牧師們會質問妻子們，她們的態度是否間接造成了婚姻關係中的暴力、憤怒和控制。在某些情況下，牧師們會暗示是婦女對她們丈夫的錯誤過度吹毛求疵。

霍姆斯說：「對一個牧師來說，在一個女人受到虐待的案例中，他很難想像在整個過程裡，女性當事人沒有任何明確的責任。」

這種「雙方都有罪」的態度在教會環境特別容易產生，往往當事人雙方都會被要求互相懺悔及尋求對方的原諒。

基督教調解員肯·桑德（ Ken Sande）談到了他在幾十年的調解事工中常見的模式，表示，「正常的情況下，我們的輔導理念是，如果已經有家暴的行為，我們不會把雙方叫到同一個房間，然後以為他們能真的先把自己眼中的樑木拿掉。」桑德並非特別針對GCC的案例而言。

「沒有其他的選擇」

參與《今日基督教》訪談的每一位婦女都說，在整個事件過程的某些時候，她們都認為自己對丈夫的行為負有部分的責任，或者某位教會領袖曾表示她們有部分的責任。

這些婦女都被提醒了聖經中關於妻子要順服丈夫的教導。多年來，她們一直希望自己的順服、對婚姻的忠誠、和在絕望的禱告最終能讓丈夫改變。但是，當問題持續存在並且越來越嚴重時，她們尋求幫助和諮商輔導，想知道自己還能做些什麼努力。

溫迪·蓋伊（Wendy Guay）說：「當家裡有家暴的行為發生時，甚至單單向教會尋求幫助都需要極大的勇氣、謙卑和攤開來的脆弱感」。她去年向《羅伊斯報告》講述了她父親保羅·蓋伊（Paul Guay）於1970年代末在GCC工作時，對她的家暴行為。她補充道：「女性們會躲藏在角落裡隱忍著，試圖自己處理這些狀況，直到她們再無其他選擇。」

當妻子們覺得為了自己的安全需要搬出去時，她們的牧師試圖讓她們留下來。在她們分居或獲得法律正式的保護後，牧師會敦促她們要和解。這些女性告訴《今日基督教》，牧師們認為只要她們的丈夫繼續參加教會輔導、繼續在受到監督的環境中照顧他們的孩子，並且口頭承諾會停止錯誤的行為，就足已表明他們不再是妻子的威脅。

在某些情況下，如艾琳·格雷和上個月同意和解的婦女的案例，GCC的領袖在法律案件中持續支持她們所指控有家暴行為的男方。雖然教會可能會因為避免後續責任而不介入婚姻的法律糾紛，但還是可以聽見牧師們站在被告那一邊的例子。

基督教處境家暴行為合神心意的回應機構（Godly Response to Abuse in the Christian Environment，此機構簡稱為GRACE）執行董事皮特·辛格（Pete Singer）說，當初檢察官博茲·奇維杰安（Boz Tchividjian）成立這個機構的部分原因，就是因為看到一些信仰領袖在法庭上為犯罪者進行辯護。

辛格說，「這並非單ㄧ特例。令人難過的是，這樣的事情在虐待兒童和親密伴侶暴力案件中也很普遍。這是培養牧者的教育過程所反映的結果。如果案件當中有明顯的權力結構的不對等，為什麼我們選擇站的是可能的壓迫者那一邊，而不是可能的被壓迫者那一邊？」

教會的懲處是其一項特色

雖然福音派基督徒對關係中暴力行徑的議題越來越敏感，但在一些保守派的社群裡，對於「受害者應維護自己權益」的倡導，和創傷研究的心理學家的說詞，仍保持著潛在的懷疑態度，並捍衛地方教會在處理婚姻衝突中所持的獨特地位。

曾主動舉報家暴的前GCC會友說，她們會害怕受到教會的懲處，而懲處原因是她們不夠順服、或離棄婚姻。

基督教調解員桑德說，雖然多數福音派教會會在正式的規章中詳列紀律處分的程序，但美國的教會在實務中遵循這些程序的情況越來越少，教會願意在一年內多次公開其紀律處分的情況更是少之又少。

麥克阿瑟牧師則認為教會的懲處是GCC的一個「特色」，GCC的長老們是遵循馬太福音第18章的原則——首先與被懲戒的對象私下面談，然後與另一個證人面談，之後才能公開宣布此個案已進入第三階段。此時，仍不悔改的教會成員將不能參加聖餐。

前長老趙宏恩則說，在第三階段的程序是，長老們必須對案件達成共識，每年有幾次機會於聖餐儀式舉行的時候，呈交判決結果給全體會友。

接受《今日基督教》採訪其在GCC接受諮商輔導經歷的女性皆曾是GCC的會友，有些甚至在GCC聚會超過十年，也曾在麥克阿瑟牧師宣布教會懲戒處分時身處會眾席中。她們認為，如果教會領袖認為她們的情況不足以構成合理的離婚理由，她們的名字有朝一日可能也會被當眾宣讀出來。

‘時間會帶來真相’

直至今天以前，趙宏恩都未曾公開討論他離開GCC教會的理由，以及他此後為維護受害者所做的工作。他希望GCC能檢視艾琳·格雷的案件，重新考慮能為她平反的證據。他也反覆地請求教會認真對待那些擔憂薛農和教會諮商輔導方式的呼聲。

離開教會後，趙宏恩和GCC高層領袖仍保持聯繫，提出問題，並提議能私下討論他所提出的擔憂。他寫了電子郵件給麥克阿瑟和賜你恩典機構執行董事菲爾·約翰遜（Phil Johnson），後者是該教會具有影響力的領袖兼長老。趙也與凱里·哈迪（Carey Hardy）在來回通信，哈迪是當年負責監督格雷懲戒案的牧師，現在於北卡羅來納州的一個教會任職。

趙的呼籲跟基於20處不同的聖經經文，大部分是關於和解、錯誤行為和正義的經文——例如雅各書4:17：「人若知道行善卻不去行，這就是他的罪了。」

每當他與GCC長老見面時，都會在討論中提到此案。他也給長老會的個別成員發訊息和打電話，分享他的關切。

趙宏恩從未想過自己會在今天這個處境上，在教會外部進行宣導。在接近17年的GCC會員經歷裡，趙宏恩認識了他的妻子、開始在教會教導聖經，並在教會的長老會議中成為其中一名領袖。

趙宏恩說：「我曾是教會一名活躍的忠誠支持者。」現在他則反對許多他曾服事或共同領導的人之間「盲目的信任」。

去年，當他質疑教會當年對艾琳·格雷做出的懲處時，其他長老們建議他應該要相信以前的領導人所作的決定。趙宏恩反駁說，聖經的命令是我們要相信主，並要查驗一切事（帖前5：21）。

但趙宏恩仍持有希望，想起麥克阿瑟牧師的一句名言。「時間和真理是攜手合作的」。時間總會帶來真相。

讓上帝來處理剩下的事

艾琳·格雷說，當她聽到其他女性也被GCC的領袖「指責、控訴，並受到二次創傷」後，她有了公開分享她的經歷的動機，她等待了數年，直到她的孩子皆已成年。她說，在去年《羅伊斯報告》發表之後，她馬上又聽到了更多關於教會對家暴案例處理不當的證詞。

「如果我早一點分享我的經歷，會不會讓GCC或其他遵循同樣領導模式的教會帶來改變？我不知道，但我對自己多年來的沉默姑息心態所帶來的影響感到心痛。」她在電子郵件中告訴《今日基督教》。

「時至今日，我有來自眾多證人的直接證詞，證明GCC仍在遵循類似的不符合聖經教導且沒有愛的方式在對待受到家暴的婦女和兒童。這些人在被丈夫和父親虐待的情況下，向教會領袖發出求救聲。這是一種令人髪指的罪惡。」

一位曾經為了能坐在麥克阿瑟牧師的台下聽他教導而興奮地搬到加州的GCC前成員表示，在她因著一段充滿暴力、毫無愛的婚姻向教會求助後，教會事前及事後處理的方式毀了對她而言曾是她生命的一切的信仰。

她說，「最糟糕的事不是離婚，而是我和上帝的關係。我知道上帝是上帝，人是人，但我真的很信任教會裡的人。他們奪走了我與上帝之間原本親密的關係。他們讓我以不同的眼光看待男人。當我去教會時，我感覺牧師們都在說謊。他們讓我心碎… 我真的覺得我在靈性上被強暴了。」

GCC沒有向艾琳·格雷道歉，沒有撤銷當年的紀律處分，也沒有就這一案件發表公開聲明，也沒有回應這篇文章。

去年聖誕節過後的幾天，趙宏恩向GCC每一位長老發出了他所謂的「最後的呼籲」。他仍抱持著微弱的希望——「主能做的往往比我想像的還要更多」——即使知道長老委員會不大可能有所行動，並且知道自己公開的立場會讓許多過去曾和他一起服事及敬拜的人感到不舒服。

「無論如何，我都需要做正確的事——聖靈、我的良心、禱告的過程、聖經諮商，以及神的話語皆是如此引導著我。並且相信，上帝會親自處理剩下的事。」，他告訴《今日基督教》，「教導我這一真理的人，正是約翰·麥克阿瑟牧師。」

編者按：多年來，一些讀者想知道，為什麼我們要公佈那些本來在世界範圍內做了很多好事的事工領袖錯誤行為的證據。這裡是我們這樣做的原因。

翻譯：Harry Chou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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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好的離婚」並不存在

Russell Moore

雖然離婚有時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但這絕對不是件值得慶祝的事。

Jeffrey Hamilton / Getty / Edits by CT

拉蒙·普雷斯頓（Ramon Presson）一直以為父母的離異對他沒太多影響，直到他二年級時不得不在假期聖經學校裡扮演耶穌。以上這段回憶是他投稿給本月《基督教世紀》讀者文章裡的童年記憶。

普雷斯頓寫道，在他父親離開母親後，任何旁觀者都會覺得他是個堅韌的孩子。他寫道，人們形容他富有愛心及幽默感，而不是個受傷或憤怒的孩子。

但他從未意識到自已可能只是在壓抑這些情緒，直到他在教會戲劇裡被分配去扮演清洗聖殿的耶穌。他對自己對這個角色投入的程度感到驚訝。

他寫道：「我在極具威脅性的吼叫聲和咆哮聲中喊出我的台詞，在我打翻椅子和踢翻堆滿假錢的小桌子時，我用假鞭子抽打那個眼睛睜得大大的7歲商人… 但這不是我們在課堂上排練的方式。」

直到他看到主日學老師以及她身後的會眾眼中的震驚後，他才意識到自己做了什麼。回想起來，普雷斯頓認為這個經歷是一種宣洩，「暫時放下我的面具，釋放我對家裡的不公平的憤怒，是一種解脫。」當時的男孩不知道如何宣洩自己內心所發生的事，但他扮演的版本的耶穌知道。

當我讀到哲學家斯蒂芬·阿杜巴托（Stephen Adubato）在《犁頭季刊》上對電影《窈窕奶爸》（Mrs. Doubtfire）的分析時，男孩的故事一直縈繞在我心頭。

早在地方圖書館或美國國會為變裝皇后的議題進行辯論前，在這部90年代的電影裡，羅賓·威廉斯（Robin Williams）飾演一個離婚的父親，偽裝成一個善良的老婦人，成為自己孩子的保姆。

阿杜巴托寫道，當年，他身為一個父母才剛離婚的孩子去看了這部電影。電影的主題是感性的「好的」離婚：父母沒有吵架，並且是愛讓他們「連結在一起」。

儘管這部電影在各方面都與2020年代的文化敏感性不相符，但《窈窕奶爸》是一種「文化產物」，讓人聯想到一種超越電影並滲透到自助書籍和治療課程裡的思維模式：一個「好的」離婚意味著父母雙方都能在女兒的婚禮上手牽手走在一起——前任可以成為一個幸福大家庭的一份子，雙方能保持著友誼。

但是，阿杜巴托指出，現實是完全不同的。

他引用了社會學家伊麗莎白·馬夸特（Elizabeth Marquardt）近期對於這些所謂的「適應良好」的離婚子女的內心世界的研究。他們長大後不會成為縱火犯或癮君子或加密貨幣騙子，並且他們自己通常也沒有離婚。她認為，會影響這些人成年的過程的，不是父母的爭吵或非直接性的責怪他們等等的外部因素，而是「孩子的宇宙徹底的被重組」。

阿杜巴托和馬夸特都承認，所謂的「好的離婚」在許多方面都比其他種離婚情況好得多，這一點我也同意。我曾聽說一個妻子和前妻在他們已故的丈夫的葬禮大打一架（當時，我的祖母說：「他真的有那麼大的本事嗎？」）。我也看過可怕的情況，孩子在法庭上經歷了父母對他們無休止的監護權爭奪。

《窈窕奶爸》所處的時代確實向我們展示了一些必要的東西。例如，離婚的孩子往往會認為父母婚姻的失敗是他們的錯，他們需要得到明確的保證：事實並非如此。

但阿杜巴托正確地指出，真正的區別不在於「好的」跟「壞的」離婚，而是「壞的」及「更壞的」離婚。

我堅信，聖經為合理的切斷婚姻盟約的情況提供了很好的參考依據。在某些情況下，離婚及再婚在基督教道德上是合法的。我也認為，在ㄧ些情況下（如家暴的家庭），分居或離婚是正確的做法——為了孩子，也為了自己。

也就是說，雖然離婚有時是必要的，但它從來不是件「好事」。

畢竟，離婚不僅僅是重新安排生活環境或在戶政事務所裡改名（美國人婚後通常會改採夫姓）。離婚是ㄧ種解體。在婚姻的結合裡，正如耶穌所教導的，丈夫和妻子是「一個肉體」。在本質上，配偶是彼此身體的一部分。

然而，有時這樣的解體是必要的。

一個被捕獸夾夾住的人很可能會需要鋸掉一條腿來逃脫和生存。在這種情況下，肢解是必要的。因為失去生命的可能性更糟糕。我們甚至會說：「感謝上帝，當時有一把鋸子在手邊！」但是，我們永遠不該假裝這個肢解的行為不會造成創傷，也不該假裝缺少了肢體不是什麼損失。

阿杜巴托指出，好消息是，那些遭受過父母離異之苦的子女們，往往會最致力於讓自己的婚姻正常。他們想讓自己的孩子免受他們曾經歷過的痛苦。我知道許多曾經歷離婚創傷的人——無論是丈夫、妻子、兒子或女兒——如今也在關懷處於類似情況的其他人。有些人成為婚姻導師，而其他人則知道如何以及何時該緊緊的擁抱某人，並說「我愛你」。

我不知道親身經歷父母離婚的悲痛和混亂狀態是什麼樣的感覺。但我確實知道與人們一起走過這段日子是什麼感覺。他們之中的一些人知道自己的父母別無選擇，但沒有一個人會認為父母的離異對他們的生活毫無影響。

幾年前，我記得一次講完道後我站在教會講台前——在「邀請讚美詩」的吟唱聲中，人們可以上前公開表示接受基督信仰，或在台前請求代禱。

一個小男孩從走道另一端向我走來，我正想著，如果他想要受洗，他的年紀是否足夠知道自己的決定。但當我蹲下來跟他說話時，他說：「請為我的爸爸媽媽禱告，我希望他們不要離婚」。頓時，我心中所有抽象的神學理念都消失了，我所能做的就是感受到我臉上的淚水，及見到他眼裡的悲傷。

他的痛苦足以讓他願意走過走道——在所有人面前——請求別人為他的世界不會崩塌而禱告。我不知道他的悲傷或憤怒有多深，但我想像他可能會踢翻一些椅子，撕碎一些紙斑鳩，並像拉蒙·普雷斯頓那樣掀翻幾個小桌子。

我想，真正的耶穌會理解的。

羅素·摩爾是《今日基督教》的主編，領導雜誌的公共神學專欄。

翻譯：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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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願為阿拉而死，如今我爲耶穌而活

Al Fadi

身爲一位穆斯林極端主義信徒，我從沒想過要與基督徒有任何來往，更別說跟他們作朋友了。

Matt Williams

我在沙烏地阿拉伯一個虔誠的穆斯林家庭裡出生長大。在成長過程中，我自認是伊斯蘭教的忠實信徒，致力在人生各個層面上實踐我的信仰。我相信伊斯蘭教是唯一的真宗教，那些不接受阿拉為其真主，也不願承認穆罕默德是真主差派的使者的人，都是註定要下地獄的。

對於基督教，我除了蔑視，沒有其他看法。我認爲穆斯林比其他所有人更卓越，所有非穆斯林的人都是不信神的；耶穌是阿拉差來的先知，不是神的兒子，對我而言，祂從未被釘在十字架上、從未死在十字架上，並且從未復活。我相信祂已經升天了，但祂的死只是爲了脫離迫害祂的人，祂會在末世回來，恢復伊斯蘭教成爲阿拉的真宗教。總而言之，我在對基督徒、猶太人，和所有拒絕伊斯蘭教的人的強烈仇恨感之下長大。

在12歲以前，我已能默背一半的古蘭經，我的目標是背下全部的經文，也就是全部114章（共6,236節）。15歲那年，我跟許多年輕人一樣，爲了與奧薩瑪·賓拉登（他當時是我們的英雄）一起對抗蘇聯而前往阿富汗。

若不是我的母親懇求我留下來，我當時一定會去參加這場「聖戰」。我認爲以阿拉之名而死的穆斯林，得到的獎賞會比其他穆斯林能得的更大。我非常肯定若以這種方式犧牲生命，我一定能進入天堂，而且我所有的罪都會得到赦免。

與基督徒互動

然而，當我年紀漸增，我就有越多的疑慮。由於我對古蘭經的內容更為熟悉了，我開始看到其中的仇恨信息。我無法理解，而且一點也不喜歡這些信息。我心裡納悶著，神怎麼會因爲自己的受造物不接受祂，就恨惡他們呢？某種程度而言，我認爲神應該能超越這種小氣的報復心態。但是，如果我跟其他人分享這種想法和質疑，會給我帶來很多麻煩，甚至可能危及我的安全，因爲褻瀆阿拉和背叛伊斯蘭教的懲罰就是死亡。

在沙烏地阿拉伯完成大學學業後，我想要前往美國攻讀工程研究所，但我面臨著進退兩難的局面。伊斯蘭信仰教導我們不要跟基督徒當朋友，而在穆斯林世界裡，人們確實相信美國是一個基督教國家——也就是說，每ㄧ個在美國出生的人都是基督徒。（我從來沒聽過「重生的基督徒」才是檢驗真實信仰的方式。）

我於1989年夏天抵達美國，心裡滿滿的忐忑不安。爲了接受最好的教育，我知道我必須去美國的大學學習。但我內心憂慮，因爲這意味著我必須接觸基督徒。

在宿舍大約住了一個月以後，我開始覺得有必要更熟悉美國文化，提高我的英文程度。當時，我聽說有一個叫做「國際友誼計畫」的活動。這個計畫會將我這樣的學生與當地的志工配對，他們會幫助及招待我們。我當時註冊參加了這個計畫，卻不知這是一個基督教事工。

大約兩個禮拜後，一對參與此計畫的年輕夫婦與我聯繫，表示他們是被指派與我合作的家庭。在接下來的七個月裡，這個家庭向我展示了遠遠超出我預期的愛，這種愛是我在穆斯林同胞中從未體驗過的。

那年的11月，這個家庭邀請我去他們家享用感恩節晚餐。那時我才意識到，這是一個基督教家庭，因爲他們問我，他們是否可以作謝飯禱告。我必須承認，我的心在那一刻沉了下去。我從未意識到，基督徒實際上是充滿了愛，而不是充滿仇恨的，這與穆斯林過去教我相信的完全不同。

這個家庭從未與我分享福音，但他們向我展示了福音是什麼樣子。那天，我走出他們家的時候，內心充滿了對我的信仰及其教導的極大質疑。我發誓我要好好研究基督教，期望能更多地瞭解耶穌是如何對人的生命產生如此深厚的影響，並給人帶來這種我從未經歷過的平安及喜樂。

看見真光

幾年後，取得碩士學位後，我進入當地一家工程公司。在那裡，我遇見了另一位重生過的基督徒。他全身散發的喜樂、平安，以及他身上似乎散發著的光，為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當他邀請我去他家吃聖誕晚餐時，我注意到他的妻子和孩子都有著同樣的特質，他們就和我大學時期遇到的那個家庭一樣。

此時，我再也無法阻止我的好奇心了。我問他，爲什麼他與周遭的人如此不同？他告訴我，他是一位重生的基督徒，並和我分享了他的見證。我再一次極其渴望地想要更多認識耶穌。

從那一刻起，神讓我經歷了生命中無數個試煉和逆境，而這所有一切只加深了我對基督教更強烈的興趣。2001年5月，我背叛了穆斯林信仰教導我的一切，第一次踏進一間基督教教會。在接下來的六個月裡，隨著與教會一起研讀約翰福音，我學習到基督真實的身份。

2001年11月，我毫不猶豫地接受基督爲我的王和救主。但是，起初的路並不好走。在短短幾個月內，我因配偶出軌而失去了婚姻，也失去了工作。感覺就像撒旦積極地試圖摧毀我的信仰。但這幾個月教會了我寶貴的功課，讓我知道如何與耶穌建立個人的關係，並學會在所有情況下依賴祂。在這段時間裡，神透過我無法否認或質疑的方式向我展現祂的榮耀。

從那時起，我的生命永遠的改變了，我不再是過去的那個我。今天，我帶領一個名為CIRA International的全球事工，這是我在2010年藉著神的恩典所創立的事工。我們的使命是爲基督得著穆斯林、裝備信徒實用的工具，以便能更有效地與穆斯林分享福音，並為新信徒提供門徒訓練，尤其是來自穆斯林背景的信徒。

此外，我在許多教會教授關於伊斯蘭教的課程和研討會，讓基督裡的弟兄姐妹都能學習如何更好地向他們的穆斯林鄰居作見證。在我家鄉的教會裡，我負責帶領新的「國際友誼計畫」——這個計畫16年前在我的心裡播下福音盼望的第一粒種子。

我因著單純的愛的行動認識了我親愛的耶穌。我禱告上帝也能使用我單純的愛的行動吸引他人來到這個救人靈魂的信仰裡，以此榮耀祂。

阿爾‧法迪（Al Fadi）在亞利桑那基督教大學（Arizona Christian University）教授聖經神學、商業，及比較宗教學等課程。

翻譯：榮懌真 / 編輯：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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