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化合成的教會:一個身體,有著許多的人

科學為我們提供亮光,讓我們理解會眾之間可以有更緊密的連結。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12, 2023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 Pearl / Lightstock

最近,我在Facebook上發布一則貼文:「想到什麼就回答什麼:你為什麼去教會呢?」絕大多數的答案都與某種在教會裡的體驗有關:與上帝親近、敬拜、得到餵養、獲得知識。但所有答案裡的第一名遙遙領先其他答案:「為了社群∕團契」。

然而,我想知道這些體驗是否存在共同點,包括大家對社群的渴望,是否皆在於「教會給了我什麼」。我們在教會裡「得到」的,是否既是相互的關係,同時也諷刺的是個人自身「得到」了什麼?

雖然這則Facebook貼文並非嚴謹的研究,卻讓我不禁思考:今天北美的福音派教會是否真是基督的身體,還是更像是「屬靈人士之間鬆散的連結?」我們在真實意義上,是否是以個人的身份參與教會、獲得某種體驗以讓自己感覺更好?

當然,上帝藉由聖靈在每個人生命裡動工,造就了許多令人驚奇的事。但正如新約作者的提醒,出於某些原因,上帝也會藉由教會,即基督的身體在我們生命裡動工。

參加教會的原因可以有很多種,但我們成為會眾,是為了被塑造成基督的形象和生命樣式——即基督在地上的身體。新約聖經形容基督身體雖只有一個,但卻是由許多個個人組成的(林前12)。上帝是如何藉由聖靈實現將這個群體組合在一起的過程,使他們成為基督的身體?

我們都是生化合體人

我們生活在充滿各種新奇數位工具的世界,而這些工具正在重塑我們的生活。我們隨身攜帶的智慧型手機上安裝著各種應用程式,顯著地提高我們的生活品質。這些應用程式可以記錄電話號碼、獲取線上資訊、指引路線、推送來自全世界的政治、股票和體育賽事新聞,讓我們能輕易查看銀行帳戶和信用卡情況等等。我們的心理能力(智力)因著智慧型手機而增強不少。

心智哲學家和認知心理學家稱此為「擴展認知」(cognitive extension)。此概念認為,人類可以透過與工具、人造物品甚至其他人結合,來提高人類原本的能力極限。另一種說法是,當我們將自己與身外之物結合時,我們的學習力、思考力會更好,也能表現得遠優於自身原本的能力。我們的思考過程擴展至我們身外,包含與工具和他人互動。

這可能會讓人聯想到《機械戰警》或其他生化人的概念,也就是將機械化的物品植入或安裝在身體上,使自己能完成超出正常人能力範圍的壯舉。事實證明,人類天生能融合及運用身體和大腦之外的工具。這種融合的傾向,使認知哲學家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視人類為天生的生化人。

fMRI 研究報告指出,大腦掃描顯示,當一個有經驗的木匠使用錘子時,大腦會映射出錘子的末端,如同錘子就是手的末端。錘子彷彿被置入進身體裡,使木匠得以工作(釘釘子),操縱錘子如同操縱自己的手一樣。對截肢者來說,類似的研究表明,當他們使用義肢時,大腦會將其映射為缺失的那部分肢體。在這兩例中,大腦將身外之物納入其功能系統裡,使個人的能力得到極大的增強。

說回數位工具。想一想,當電腦當機或手機沒電了,我們肯定會感到很挫折。在認知上,我們已將智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擴展至這些設備上。這意味著我們不僅僅只用大腦或身體來思考和學習,我們真實的(以更好和更厲害的方式)與身外元素連結起來。我們已驚人的擴張了人類的能力!

事實上,非人體的工具和人造物能完全融進我們的神經認知系統,藝術家史泰拉克(Stelarc)曾為此做過很好的詮釋。他並非用畫或雕塑,而是直接地呈現一種不尋常、令人驚豔的表演。他造出一個機械化的手臂,並將它連接到自己的肩膀上。機械手臂由一系列的傳感器控制,而這些傳感器與腹部和大腿的肌肉相連。只要以特定方式收縮肌肉,史泰拉克就可以移動手臂,拿起東西,甚至寫作和繪畫。然而,最令人震驚的是,使用機械臂相當長一段時間後,史泰拉克發現他不需要經過「思考」就能移動機械手臂,如一般人自然地移動手臂那樣。史泰拉克的詮釋極具戲劇性,展示了人類能輕易的成為生化人。

擴展至思想著彼此

擴展認知研究的進步,已從人類能如何結合工具,至人類能如何透過社會性的互動來結合其他人的能力、擴展自己的極限。你有沒有認識過這樣一對夫妻,其中一方不太會記名字,而另一方的記憶力卻特別好?如果有的話,也許你已注意到,記憶力較好的那ㄧ個會在聚會上偷偷將人名告訴另一人,讓他的記憶力變強了。或者,想像在腦力急轉彎的遊戲裡,一群人一起試圖解決某個問題。經過一段時間後,一個解決方案出現了,但沒有人能夠確定是誰想出來的。在第一種情況下,一方的記憶力得到增強;在第二種情況下,一個人解決問題的能力得到加強。

在尼加拉瓜的聾啞兒童身上,我們見識到一個了不起的例子。麥可·西格爾(Michael Siegal)在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究報告中指出,在三十年的時間裡,聾啞兒童發展了自己的手語。語言學專家檢驗了這套自發創造的溝通系統,確認「自己創造」的手語形式包含了真實語言裡有的重要元素。這是一個社會擴展的例子,因為若非學生之間的互動擴展了整個溝通系統,該手語不會發展成這樣的狀態。

文化也傳遞著逝者的思維及創造。因此,像法律這樣的思想體系也可被視為另一種形式的社會擴展。沒有律師能通曉所有法律,但他們知道要去哪裡查找過去的案件、判決、判例和異議。法律是無數思想者的貢獻的總和,以書面的形式呈現。藉由應用或融合法律,任何律師都可以提高他天生知識的極限,更有效地執業。心智哲學家稱此擴展認知形式為「精神性的機構」(mental institution)。

極大化的基督徒生活

我們可以開始理解自己能如何參與在教會裡,使我們天性的極限得到擴展,融合彼此成為真正的基督的「一個身體」,並在這個過程中「極大化」我們的基督徒生命。

以禱告為例。和小組或會眾一起禱告有種強大的力量,也許是因為當我們這樣做時,我們的靈命得到增強。聽著別人禱告時,我們也許會得到提醒,留意到一些自己可能沒有想過的問題,使我們對自身以外的問題變得更加敏銳。或者,當我們信心有些動搖時,在一同禱告中聽到有著強大信心的人的禱告時,會激勵著我們也有更大的信心。身為一種社會擴展認知的形式,團體禱告透過建立一個更強大的心理網路,讓我們的禱告從這個網路裡發出,增強我們禱告的能力。

或者,想想教會裡ㄧ起誦念禱文的儀式。雖然在儀式裡並非使用我們自己常用的話語,但這恰恰是誦念禱文最有力量的地方。經過一段時間後,這些古老或現代的文字逐漸成為我們自己的文字,增強了我們的思路。再一次,我們超越自己原本會的事物,得以思想更高的事。我們的思想逐漸融進了其他基督徒的思想。

再想想教義和神學。雖然許多基督徒淡化它們的重要性,只喜愛屬靈上的經驗,然而教義和神學是類似於法律的精神性機構。當我們面對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時,當然可以透過禱告和查考聖經來解決。但若我們參考傳統,讓教義和神學對我們說話,也會有很大的收穫。如同律師不可能知道所有法律一樣,我們也不可能知道所有基督教的神學,但我們的基督徒生活卻會因求助於神學而得到提升。

最大限度地擴展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不一定會自動的將工具跟身體連結起來。一位熟練的木匠的大腦對錘子的映射與新手不同,因為熟練度不同。透過頻繁的使用工具(包括受到回饋),木匠將錘子納入自身的行動系統(action system)裡。對人類來說,加強與他人之間的擴展意味著:a) 我們時常處於能與對方互動的狀態,b) 我們需要一定長度的時間和他們相處,c) 我們必須能夠接受對方的回饋。然而,若以個人主義的角度來看教會,「常去教會」的定義指的是每個月去教會一小時,則很難實現這樣的連結。

其次,我們也該注意到,並非所有的擴展認知都是有益的。與基督的身體連結是一件好事,但與犯罪集團連結就有問題了。擴展基督的身體之所以是良性的擴張,是因其發生在基督和神國度的敘事裡(馬太福音5-7章)。這需要一定時間的投入,透過話語、聖禮和服事,個別的人與他人連結在主裡。

擴展認知改變了我們對社群/群體(community)的理解,使我們的理解從「我得到團契/教會的體驗」轉為對我們「身為一個民族」的身分(天國公民)——成為一個擴展的網路,而非鬆散連結在團體裡的個別的人。這種透過擴展接觸自己之外的人,使基督徒生活得以增強及豐富的做法已有久遠的歷史。

但這並不能保證這樣的擴張會一直下去。我們必須繼續抵制個人主義的文化價值,努力成為基督真正的身體,在那裡,所有的肢體都得到尊重、需要和被重視(林前12:12-31)。唯有透過聖靈,教會才能成為施恩管道。是這同一位聖靈,創造人類為天生的生化人,居住在我們擴展的身體裡,將我們從悖逆的路上拯救出來,使我們成聖。我們被創造,不是為要在群體裡以個人的身份過著基督徒生活。若是這麼做,我們就是受限的。然而,當我們彼此連結,將基督徒生活擴展到個人生活以外,我們就會成為基督真正的身體。我們為此感謝上帝。

布朗(Warren S. Brown)是富勒神學院的心理學教授和李‧特拉維斯研究所(Lee Travis Research Institute)的主任。斯特朗(Brad D. Strawn)同是富勒神學院的心理學教授,也是一名美國心理師。他們共同撰寫了《基督徒生活的物理本性:神經科學、心理學和教會》(The Physical Nature of Christian Life: Neuroscience, Psychology, & the Church)。IVP出版社即將出版由布朗和斯特朗所撰寫、關於擴展認知和教會的書。

翻譯:思慕 / 校閱: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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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公共神學不只是學術界的事

當我們分享我們的故事時,我們的信仰就會變得鮮活起來。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12, 2023
Prixel Creative / Lightstock

2014年10月,邁克爾·布朗(Michael Brown)在密蘇里州弗格森(Ferguson)被警察槍殺後,科內爾·韋斯特(Cornel West)和其他神職人員組織了一次跨宗教的禮拜來抗議布朗謀殺案。然而,在場的年輕抗議者拒絕了講台上那些他們稱之為「陳腔濫調的神學」,利亞·弗朗西斯(Leah Francis)寫道。據稱,一名神學院學生要求演講者將他們的口號從「讓我們看看民主是什麼樣子」改為「讓我們看看神學是什麼樣子」——學生們實際上是在挑戰牧師們公開的將他們的信仰及他們的行動結合。不要只是跟我們說,不要只是寫下它,也不要以它講道。展現出來,讓我們看見你們的神學。

這個口號同樣適用於我們今天在教會裡見到的許多壓迫和濫權的情況。從近期喬治·弗洛伊德( George Floyd )和阿莫德·阿貝里(Ahmaud Arbery)的死亡到社會上不斷成長的#MeToo運動,我們社會文化裡的侵害和創傷持續為難著福音派領袖做出適當的神學回應。許多福音派基督徒沒有能力對種族歧視、濫權和其他社會性創傷作出陳腔濫調以外的回應。巴爾納機構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多數牧師覺得自己只有「某種程度」的能力來幫助遭遇重大創傷的會眾。

我們是否能向彼此展示,或至少簡單地闡述我們自己的神學是什麼模樣?我們共同經歷的事——創傷或其他事件——以及我們如何面對它,可以為我們的聽眾提供一條回到上帝身邊的路。

2019年6月,美南浸信會的倫理與宗教自由委員會發布了《關懷報告》,詳細報告了美南浸信會內部長達幾十年的性侵問題。我負責撰寫這份報告的導言,在其中描述了我被青少契輔導及牧師性侵的故事、我對美南浸信會根深蒂固的性侵問題的批評,以及我對改革的呼籲。在教派開年會的前夕,我第一次向為數不小的聽眾講述自己故事——在不知不覺間,我將我的神學從私人生活裡帶出來,使我成為一名公共神學家。多年來,巨大的羞恥感埋沒了我對神學的理解,但神卻在這期間培養著我的神學。

當我有機會直接對著那曾經要求我沉默的教會文化說話時,我呈現了那深藏在我裡面的我個人的創傷神學——我與神的關係全然依賴著祂的恩典,以及祂救贖性地將我從濫權的痛苦中解救出來,並恢復我的生命。

不僅僅專屬於專業人士

公共神學是一種有目的性的努力,將我們的信仰置於公共領域,並為其他人能加入我們而挪出空間。做到這一點的最好方法之一,是透過我們自己的信仰歷程。身為一個公共神學家,意味著我有意識的以我的神學解讀我的人生經歷,並參與在公共領域裡的社會議題。我的信仰不再僅僅是我與上帝的內在對話,而是我自己、上帝和社會之間的公開對話——交織著我的人生歷程。此外,我不只透過分享自己的見證來表達我的公共神學。我也根據我在教會裡好的跟壞的經歷,為弱勢群體發聲。透過我的神學框架分享我所經歷的痛苦,我能幫助其他人重新看到上帝,因為他們自身的痛苦可能已遮蔽了他們對神的看法。

在2009年《國際公共神學雜誌》的一篇文章中,大衛·內維爾(David J. Neville)稱呼以賽亞和耶利米對社會正義公開性的堅持相當於道德上的「聖地」。內維爾接著說,我們可以透過「公共神學挑戰和動搖根深蒂固的結構的程度」來衡量其價值——這些結構讓不正義的事系統化及慣性化。他寫道,上帝將以色列奴隸從埃及解放出來的行動,為那些最有可能被忽視的人、處境不利的人、窮人和最脆弱的人建立了一種社會正義感,並將此與耶穌對社會裡處於同樣階層的人頻頻伸出的愛之手聯繫起來。

耶穌在受審時,持有這樣一種公共神學,讓祂能拒絕為自己的行為辯護。在祂被捕之前,一些祂對門徒說的最後的話表明,上帝尊榮那些關心社會裡弱勢群體的人(太25:34-40)。但耶穌並不只是做了一次見證。祂整個生命歷程都有意識的為祂的目的公開做見證。殉道者司提反本身也很脆弱,他逐點敘述猶太人對上帝的反叛時,揭示著自己的公共神學,並向猶太公會提出同樣的指控,然後被他們用石頭砸死。先知拿單面質大衛時,毫不猶豫地以主給他的權威發言。聖經裡充滿了人們透過自己的故事將人們帶回上帝身邊的例子。

我們都是公共神學家

民權運動先驅魯比·塞爾斯(Ruby Sales)告訴我,當我們公開分享我們的故事以改善公共利益時,我們的公共神學會更有信服力。她說,重要的是我們如何講述這些故事。我們是否從復仇、自以為是或希望達到報復的角度說話?或者,我們是否是出於公義的憤怒講述我們的故事,希望看到改變,並持著盼望相信教會真的能改變?

我們都是公共神學家,薩勒斯說。即使沒有神學的學術證書,每一個基督徒都會根據自身的經驗在信仰的基礎上形成一種神學框架。我們有義務打破中間的牆,站在共同的立場上,透過對我們對共同歷史的認識找到彼此和上帝。我們是以自己的人生來執行公共神學,凱蒂·戴(Katie Day)和塞巴斯蒂安·金(Sebastian Kim)在《公共神學指南》這樣寫道。我們透過認信所有受造物都反映著造物主的形象(imago Dei)並以這樣的方式對待彼此及執行神學。關鍵在於,我們公開的這樣去行,目的是為了改善公共利益。我們通常能從苦難的角度最好地做到這一點。

在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獄中書信》裡的一篇文章,他描述了「從下往上看」的視角。他說,從「被拋棄者、嫌疑人、被虐待者、無權無勢者、被壓迫者和被謾罵者——簡而言之,從那些受苦者的角度」來看世界上的重大事件,是最好的視角。這三十年來,我身為一個性虐待的倖存者,從下往上看的視角為我的創傷公共神學提供了聲音,並使我有資格為教會裡其他弱勢族群辯護。

不僅僅是見證

在1960年代末期的「耶穌子民運動(Jesus People Movement)」和1970年的「阿斯伯里復興」後,我在美南浸信會裡長大,我對公共宗教(Public religion )最早的理解就是透過各種見證。《耶穌子民運動:嬉皮精神革命的故事》一書裡寫道,在耶穌運動時期,人們對皈依的重視程度很高,並描述了一個廣泛見到的公共主題,即因著相信基督,吸毒和酗酒的現象得到了極大的扭轉,最終形成了引人入勝的個人見證。 巴斯特拉安(Bustraan)指出,其他相較平庸的信主見證被推到一邊,更戲劇性的、硬核的見證(即從可怕的罪惡裡轉向耶穌)被大力強調。故事越驚心動魄,可信度就越高。

我十幾歲的時候,我聚會的教會會定期派車帶我們青少契成員參加各種運動集會,裡面有包括像邁克·沃克(Mike Warnke)這樣的基督徒,他是位喜劇演員,是《賣撒旦的人》一書的作者,書裡詳細描述他從撒旦教和神秘主義裡轉向基督的故事。沃克故事的真實性後來受到人們的質疑,他的故事充滿了衝擊力,警告他的聽眾撒旦遊戲的危險性,把我們直接嚇回教會。即使在今天,700俱樂部仍有個見證網站,裡面收納包括毒品、酒精和成癮、邪教、巫術和假宗教、死後生命和奇蹟存活等故事的見證。

但我們的見證只是一種縮影,並非全面的公共神學。見證遵循著可預測的三點故事弧線,即「生動的罪、徹底的轉向神,和奇蹟般地人生改變」,導致許多人覺得若沒有這樣的模板,他們就沒有什麼可以分享的。這種想法讓主日講台前的信主呼召變得更加強烈,但卻是出於無法逃避的恐懼,害怕自己會因為還沒有準備好而在末日被拋下。儘管我的浸信會神學是「一次得救,永遠得救」,但這種基於恐懼的見證文化使我每天晚上都要默背認罪禱告,以防萬一。日子久了,我反覆內化了的見證變成更像是「基督是來拯救我而不是來恢復我」。過了很久以後,我才知道祂兩者都做。

沃爾特·舒爾登(Walter Shurden)認為,靈魂的自由意指,每個人都有不可被剝奪的權利和責任與上帝互動——沒有信條的強加,沒有神職人員的干涉,也沒有民間政府的干預。即使經歷過來自神職人員造成的創傷,我去認識並活在基督裡的自由,成為我日後見證的基礎,但更多的是我更廣泛的公共神學的基礎。

避免過度分享

正如身為一個公共神學家並不意味著我只是簡單地分享自己的見證,它也不意味著分享一大堆事。我成長過程裡經歷的「見證文化」已演變成我們如今在社交媒體和出版業裡見到的透明化運動( transparency movement )。現代的見證體裁已轉為一種持續的、終生性的自我揭露、往往含有令人痛苦的細節。凱特·鮑勒(Kate Bowler)在她的《傳道人的妻子:福音派女名人的不穩定力量》一書中描述這類的「揭露產業」,其中不少基督教女性名人透過不斷公開揭露自己的不完美、罪孽和破碎來建立自己的品牌,引導大眾的脆弱性以激起情感共鳴(有時非有意為之)。這類透過公開懺悔揭示個人羞恥的完整且持續性的見證,有時在不經意間,會掩蓋了福音的信息。與之相反的是,公共神學將信仰建立在共同的基礎上,避免將髒污的個人細節作為社會討論的核心。

如果所有的基督徒都扮演公共神學家的角色,在改善教會和世界共同益處的集體歷史裡分享我們的故事,我們就能勇敢地挑戰種族主義、性侵害、厭女症和家庭暴力等系統性的社會問題——我們盼望的是改變而不是報復。我們若要使我們的公共神學具有說服力,就要願意大膽地走到公共領域,用我們的信仰和經驗與社會接觸。故事雖是有力量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若利用它來煽動公眾的行動,則容易變質。

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在他的文章《十年之後》中,懇求有責任感的基督徒在面對可怕的暴行時公開的堅守自己的立場:

誰能堅守住呢?只有這樣的人:他的最終標準不是他的理性、他的原則、他的良心、他的自由或他的美德,而是當他被呼召在信心和全然忠心裡順服上帝並採取負責任的行動時,準備好犧牲以上這一切的人——這個負責任的人,他努力用他整個生命成為這個問題的答案以及對上帝呼召的回應。像這樣負責任的基督徒在哪裡?

如同潘霍華,我也想知道那些負責任的基督徒在哪裡。他們會有意識地用自己的故事為上帝進入公共領域。但我又再一次的意識到,我就是其中之一。你們也是。我們的神學很重要,現在是分享它的時候了。

蘇珊-科多內(Susan Codone)博士是美世大學的技術傳播學教授和教學中心主任。

翻譯: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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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庇護的「五月花號教會」飛往美國

最新消息: 在曼谷被捕後,「五月花教會」已抵達美國。

2022年9月,中國深圳改革宗聖道教會的成員準備在泰國曼谷的聯合國難民辦公室提交他們的庇護申請。

2022年9月,中國深圳改革宗聖道教會的成員準備在泰國曼谷的聯合國難民辦公室提交他們的庇護申請。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11, 2023
Sakchai Lalit / AP Photo

4月7日最新情況更新:

被稱為「五月花教會」的深圳改革宗聖道教會的63名成員在復活節前抵達美國,與地方教會一同慶祝基督的復活。在曼谷警方逮捕該教會28名成人和35名兒童一週以後,其中的59名成員已飛往他們在美國的新家。一名孕婦和她的家人將留在曼谷,直到嬰兒出生,預產期為4月20日。

《華爾街日報》透過聯合國難民機構的發言人和一位泰國警官確認了這群人離開泰國的情況。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泰國官員原本打算將因簽證逾期而被拘留的教會成員驅逐出境。該教會在2019年底和2020年初逃往韓國,在韓國無法獲得庇護後,他們遷往泰國。

上週,該團體在耶穌受難日抵達達拉斯,然後前往泰勒市。宗教迫害倡導組織「尋求自由國際(Freedom Seekers International)」努力不懈的為他們尋找安身之處。美國倡議人士讚賞,美國國務院確保了該團體能被送往美國,而不是被送回中國。

五月花教會成員長期以來一直希望能在美國定居,美國宗教自由委員會負責人,前眾議員弗蘭克·沃爾夫(Frank Wolf)和中國援助會(ChinaAid)對華援助協會(ChinaAid)博希秋(Bob Fu)皆支持此目標。

早在去年,德克薩斯州不少教會已同意願在五月花教會抵達美國後,為他們提供贊助,包括提供暫時住房、生活費,和幫助他們安頓的過程。美國經常為那些正面臨中國政府迫害的人提供安置處或人道主義假釋,包括曾被拘留的維吾爾人、人權活動家和來自家庭教會的基督徒(包括來自秋雨聖約教會的一個家庭。)

五月花教會牧師潘永光去年告訴《今日基督教》,在韓國和泰國的那段時間是自己「牧養事工最艱難的時期」。

「在地上,基督徒是寄居者。我們可以繼續前進,但是泰國不是我的目的地;美國也不是。我們是在前往天家的路上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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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部分為先前的報導)

泰國逮捕63名尋求庇護的中國基督徒

困在曼谷的「五月花教會」仍然擔心被遣送回中國。

一間中國家庭教會的成員上週五(3/31/2023)在繳納了簽證逾期滯留的罰金後,在曼谷警察俱樂部裡過夜。人權組織擔心,被拘留的28名成人和35名兒童可能會被遣返回中國,並面臨監禁的可能。

週五,泰國芭堤雅的一家法院在教會成員繳納罰款後釋放他們。與這群人同行的兩名美國人之一,迪安娜·布朗(Deana Brown)告訴美聯社,他們本以為可以回到酒店。相反的,他們被送上兩輛由警察護送的巴士,並被帶到曼谷。一名泰國警察告訴美聯社,將違反移民法的人帶到曼谷處理是正常的。

然而,據對華援助協會(ChinaAid)成員博希秋(Bob Fu)說,當一名警察告訴教會成員,他們要去曼谷的機場,他們會被送回中國時,混亂就開始了。由於受到驚嚇,他們迫使巴士停下來,並下車。影像記錄顯示,一些教會成員在路邊哭泣,兩名婦女說她們被警察打,還被踩在腳下。

美聯社報導,在他們透過電話得到不會被帶到機場的保證後,他們才重新登上巴士,繼續上路。他們隨後被帶到曼谷北部的警察俱樂部——因為該市的移民拘留中心是出了名的人滿為患——他們會待在那裡直到被保釋出來。

他們對被帶到機場的恐懼不是沒有根據的:在過去涉及中國異議人士的案件裡,中國政府會在審判後立即將尋求庇護的中國人帶回國。如果潘永光牧師和他的會友被送回中國,他們將面臨來自政府的報復、虐待,以及因在外國說自己遭遇宗教迫害而被監禁,博希秋說。

被稱為「五月花教會」的深圳改革宗聖道教會的成員們於2019年因宗教法規的縮限而離開中國,在來到泰國並在曼谷的聯合國難民辦公室申請難民身份之前,他們曾試圖在韓國獲得庇護,但並未成功。

博說,這次泰國政府的突擊檢查並不意外:上週,會友們曾注意到一名成員行為怪異。當被問及時,他承認自己為中國國家安全局工作,並被脅迫透露教會所處的位置。博說,教會成員最後一次看到這名男子被中國特工護送離開,留下他的妻子和女兒,此後他就再也沒有出現過。

潘牧師和其他會友躲藏了幾天,然後回到所待的酒店。週四上午11點左右,大約20名泰國移民警察出現,要求查看他們的護照和簽證。他們的護照和簽證已在去年10月份過期。

幫助受迫害基督徒的非政府組織「尋求自由國際(Freedom Seekers International)」的工作人員布朗當天上午剛抵達酒店幫助五月花教會的成員,就遇到警察的突襲。下午2點左右,他們將所有成員運送到30分鐘車程外的一個移民中心。

官員們審問了潘牧師和其他教會成員。布朗說,隨著夜幕來臨,官員們討論著將這群人帶到曼谷的拘留中心,但最終決定將他們帶到附近的一個警局中心。

布朗說,由於擔心睡在地板上的婦女和兒童,官員們同意讓他們返回酒店,只要他們簽署一份表格並同意按壓指紋。然而,教會成員擔心簽署表格等同於同意把他們送回中國,所以他們最終在警局過夜。

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副主席亞伯拉罕·庫珀(Abraham Cooper)在一份聲明中說:「過去,中國政府曾從事跨國鎮壓活動,從泰國綁架中國異議人士回國。我們敦促美國政府使用其掌握的所有可行工具,確保五月花教會成員的安全。」

博希秋指出,美國高層官員已經聽取了關於五月花教會情況的匯報,並正在考慮下一步的行動,也有官員不斷打電話給泰國大使館,告訴他們不要將這些基督徒送回中國。對華援助協會(ChinaAid)和其他團體已聲請拜登政府立即給予這63人緊急庇護,就像對逃離家園的烏克蘭人和阿富汗人一樣,因為他們面臨著來自中國政府的緊迫危險。

自從該教會兩年前離開中國以來,他們已吸引人權團體和美國官員的支持,包括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大使拉沙德·侯賽因(Rashad Hussain)。尋求自由國際(Freedom Seekers International)和對華援助協會已找到六間位於德州的教會,同意在五月花教會的家庭抵達美國後為其提供一整年的支持。

在潘牧師的帶領下,因面臨越來越多來自政府的監控和審訊後,這間家庭教會投票決定一起離開中國。中國警方堅持要求潘牧師關閉教會和其開辦的基督教學校,並停止與西方教會之間的聯繫。教會成員首先飛往韓國的濟州島,希望獲得庇護,但他們的申訴一再被駁回。(韓國政府通常會拒絕幾乎所有中國公民的庇護申請)。

這群人再次投票決定遷往泰國,希望能透過聯合國獲得難民身份。但抵達曼谷後,在等待辦理難民手續的期間(可能需要長達兩年的時間),他們不斷被中共特工跟踪和騷擾。

「請為美國政府裡有合適的審批人看到他們的困境並允許美國人救援他們禱告吧——給他們這樣一次機會。」布朗週五清晨在芭提雅警察局說。她在那裡與五月花教會的成員一起過夜。

「也為教會禱告吧:他們都很緊張,都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症狀,」她說。「為他們禱告,希望他們能得到鼓勵並存有盼望。躲藏了這麼久的時間,一切變得很艱難。」

五月花教會旅程報導:

2022/02/21

2022/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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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劇發生的時候,盡情的對上帝生氣吧

在悲劇面前,基督歡迎並接納我們的困惑和憤怒。

哀悼者在田納西州納什維爾的The Covenant School (聖約學校)門口禱告

哀悼者在田納西州納什維爾的The Covenant School (聖約學校)門口禱告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6, 2023
Seth Herald / Stringer / Getty / Edits by Christianity Today

還只是幾天前的事,父母們送孩子到田納西州納什維爾(Nashville)的聖約學校(The Covenant School),期待著孩子在此度過充滿愛、友誼和學習的一天。沒有人想像得到不久後這裡會發生的事:一名28歲的槍手進入大樓開槍掃射,導致三名9歲的孩子、三名成年員工,以及槍手的死亡。

上帝對牧師的呼召裡的其中一部分,就是要他們進入人們生命裡迷失方向、痛徹心扉的時刻,對那些無法被回答的問題提供看法。尤其在人們內心最痛苦的問題是「為什麼(會發生…)?」的情況時。

為什麼一位對宇宙的每一平方英寸都擁有絕對的主權、知道我們頭上有多少根頭髮、說「讓小孩到我這裡來」、並一再承諾會成為我們的盾牌、保護者和捍衛者的善良且慈愛的上帝,會允許這種無意義的生命損失的發生?

為什麼同一位上帝會讓信實、充滿愛、敬虔的教育工作者,從他們的家庭和社區裡被奪去?為什麼祂允許年幼的倖存者經歷聽到槍聲,然後瘋狂地逃向安全區域的創傷?

為什麼祂沒有在槍響之前挫敗槍手的計劃?為什麼能掌握君王的心思的那位神不把槍手的心也轉過來?為什麼上帝會允許一個祂以自己的形象所造的人,莫名的進到學校並執行如此恐怖的計畫?

我們已經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那就是,我們永遠不會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

納什維爾市的音樂家兼製作人查爾斯·阿什沃思(Charles Ashworth)在他的歌曲「現在是流淚的時候」裡分享著安慰的智慧。歌詞裡警告我們不要像約伯的朋友那樣行事。他們向自己受苦的朋友提供愚蠢的、可悲的、不正確的答案。這位朋友除了其他苦難外,也因失去十個孩子而悲慟。如查爾斯所唱的那樣:

和我一起哭泣,不要試圖修復我,朋友。這就是你安慰我的方式。⋯⋯讓那些擁有所有答案的人的嘴唇安靜下來吧。溫柔地告訴他們,現在是時候了,現在是時候了,現在是流淚的時候了。

從地球上的視角來看,這個「為什麼?」是無法被回答的。我們知道這個世界是墮落的。我們知道罪和悲傷全時間段的破壞著每個人和每件事物。我們知道,沒有任何人有多活一天的保證,今天可能就是我們的最後一天。我們知道人類最後的敵人,即死亡,向著我們所有人襲來。我們知道,疾病、悲傷、痛苦和死亡是我們身處的現實的一部分,而這一切總有一天會被我們復活並再次來臨的王所擊敗。

但是,儘管我們知道這一切——或也許正是因為我們明白這些事實——我們對「為什麼?」這個問題的所能想出最好的答案是困惑、不解和憤怒。這也是為什麼人類的八大種情緒——罪惡感、羞愧、孤獨、恐懼、憤怒、悲傷、受傷和高興——裡面就有七種是為了表達悲傷及抗議事情沒有以它們應該有的樣子而行。這七種以悲痛為主導的情緒是上帝裝備我們在一個悲慘的世界裡充分表達自己的一部分。

當生命以這樣一種毫無意義和毀滅性的方式喪失時,馬大的抗議似乎是正確的。在她埋葬了她的兄弟拉撒路之後,她說:「主啊,祢若早在這裡,我兄弟必不死。」(約翰福音11:21)。

「主啊,若祢當時在這裡。」我們敢這樣對我們的造物主說話嗎?我們敢質問祂為何在我們最需要的祂時候拋棄我們嗎?我們是否敢說出,我們感覺即使自己在恐懼和絕望中向祂呼喊,祂仍不會出現在我們的生命裡?我們是否敢挑戰上帝,因為祂沒有做我們認為祂應該要做(保護、捍衛和支撐弱者)的事?

有些人對於像馬大這樣質問上帝感到猶豫不決。雖然這些問題既誠實、原始,且真心,但因任何事挑戰我們的主,即使因是我們所受的最嚴重的傷,也感覺很不敬。在面對涉及兒童和他們心愛的老師死亡的悲劇時,質疑上帝是正確的嗎?

畢竟,祂是上帝。祂應被我們信任、尊重、敬重、榮耀和畏懼。但是,也許在馬大的問題的某個層次裡,有種更高層次的敬畏和聖潔的跡象,這種敬畏和聖潔足以讓我們與祂坦誠相見,甚至要求祂作出某種有意義的回應。馬大,和我們一樣,畢竟與祂有親密的關係。

魯益師(C.S. Lewis)在妻子因癌症英年早逝後,敢於以類似馬大的方式質問上帝。他在《卿卿如晤》(A Grief Observed)中寫道:

當你快樂的時候….帶著感激和讚美轉向祂,你會被——或至少感覺像是——被祂張開雙臂歡迎的。但是,當你在絕望中尋找祂,在所有可能的幫助都沒有效的時候去找他,你會發現什麼?一扇門在你面前被關上,裡面傳來上了一層又一層鎖的聲音。然後,一片寂靜。

同樣地,尼古拉斯·沃爾特斯托夫(Nicholas Wolterstorff)因他的兒子死於攀岩事故而悲慟。他在《孩子, 你忘了說再見》(Lament for a Son)中寫道:

祢允許血流成河、痛苦堆積成山,讓啜泣成為人類的歌聲——在所有這些事上我們都沒有見祢動過一根手指。祢允許數不清的愛的紐帶被痛苦地剪斷。如果祢沒有拋棄我們,請祢解釋自己。

如果一個牧師在這樣的時刻有什麼值得說的話,那就是:上帝親自邀請,甚至是歡迎我們這樣的抗議。事實上,祂用以啟發我們禱告的禱告書——《詩篇》——裡,就充滿了對(我們認為是)上帝的不作為的大膽且明確的抗議。

雖然對於我們的悲傷,上帝沒有給予答案,但祂確實把自己給了我們。當馬大和馬利亞質問耶穌對她們兄弟的死亡姍姍來遲時,聖經裡紀錄,耶穌哭了。然後,在祂對拉撒路的墳墓大喊「出來」以前,經文裡說耶穌「心裡悲嘆」(約翰福音11:33)。

但這句話在原文希臘文裡的表達方式更有力道。其字面意思是,耶穌很憤怒,就像一頭怒氣沖天的公牛,鼻孔張開,準備衝向獵物。在這些事上,耶穌不是被動的。事實遠非我們所想。祂有如一頭憤怒的動物,終有一天,祂將踐踏死亡,恢復所有失去的東西。天上的公牛有奔騰的腳步。猶大的獅子有不畏死亡的牙齒。祂已擊敗死亡。祂將會再次擊敗死亡。

然而,讓我們不要如此迅速地急迫盼望,以免我們過早地從悲痛、傷害和憤怒中走出來。

在我們聖約學校的朋友們經歷了可怕的損失之後,迷失方向和悲痛所帶來的感覺比希望的感覺更強烈、更可怕,這是正確的、好的,甚至是像基督一樣的。我們的主在每件事上都有祂自己的理由。這包括在馬大和馬利亞兄弟死後四天才出現在他們面前;允許宇宙在祂死後整整三天保持震耳欲聾的沉默;允許我們在等待祂再次回來前被我們目前所處的「已然,未然(already but not yet)」的狀態所困擾。

即使我們在悲痛中等待,聖經也在我們耳邊呼喚著盼望:正如保羅所寫的,「我們在盼望中哀傷」(帖前4:13)。

在這樣的時刻「盼望」不像一種感覺那樣存在,是件好事。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它更像是個不可避免的、被主的復活封印的事實,而不是一種感覺。

像這樣的想法的提醒之一,來自我的朋友,唱作曲家桑德拉·麥克拉肯(Sandra McCracken)。她的歌曲「愚人如金」的歌詞為田納西州納什維爾市今天感受到的悲痛提供了最好的面容:

孩子們在另一個房間裡歡笑、

人生更為複雜,他們的笑容仍在綻放

他們是自己的,

牽著他們的手,盡我們所能

給他們愛,我們給他們愛

但如果我們感覺不好

那麼這就不是結局

而這是不對的

所以我知道這不是,這不是結局

這是不對的。復活節即將到來,但現在所有一切感覺就像在受難日和聖週六,或者像有些人說的,「在這兩者之間的那三天」裡。

但因為這一切是不對的,我們知道這不是最終的結局。

Scott Sauls是田納西州納什維爾基督長老會的主任牧師。這篇文章改編自他最近的部落格文章「在納什維爾哭泣」。

翻譯: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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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約瑟,我們的盼望遠大於棺材裡的骸骨

我們必須眺望一個比我們身處的世界更長久的國度。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6, 2023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 Getty

我們都很熟悉創世記的第一句話:「起初,神創造天地。」但我們當中很少人會記得創世記的最後一句話:「人用香料將他薰了,把他收殮在棺材裡,停在埃及裏」(創世紀五十 26)。第一句話的範圍涵蓋了整個宇宙;最後一句則有種曲終人散的感傷。但教會的未來若與這棺材裡的骸骨有關聯性,就如同與起初的大爆炸有關聯呢?

今天,有許多基督徒將約瑟視爲我們的榜樣。有些人把重心放在約瑟是受害者的身份上,被自己的哥哥們當成奴隸賣掉;其他人則強調他在試探中的掙扎,努力躲避波提乏妻子的挑逗;還有其他人則著重於他在埃及位居高位,證明了正直的人格如何能發揮影響力。但也許我們能從約瑟身上學到的最關鍵的榜樣,不在於他的一生,而在於他的骸骨。

創世記結束於約瑟的兄長們尋求他的寬恕——有人認為哥哥們的請求帶有情感操縱、求取私利。但無論如何,約瑟向他們施以憐憫,並且也因著他的緣故,以色列的後代子孫得以在饑荒中存活下來。

然而,令人吃驚的,不是約瑟給了他的兄弟們什麼東西,反而是他向他們提出的要求:「我要死了,但神必定來看你,領你們從這地上去,到他起誓所應許給亞伯拉罕、以對撒、雅各之地。…… 你們要把我的骸骨從這裡搬上去。」(創世記50:24-25)。

當希伯來書論及約瑟的信心時,唯一提到的東西是他的骸骨:「約瑟因著信,臨終的時候,提到以色列族將來要出埃及,並為自己的骸骨留下遺命」(希伯來書11:22)。為什麼是骸骨呢?

這個奇怪的請求透露出約瑟的脆弱。儘管埃及擁有各種先進的科技和政治力量,約瑟仍知道沒有一座金字塔能使他免於死亡。他也知道自己必須依靠他的兄弟們照顧他——這些他曾一度無法將自己的性命,甚至最喜歡的外衣託付的人。但約瑟知道他真實的身分是誰:他不是埃及的王子,而是亞伯拉罕的後裔。無論他的名聲多麼響亮或有多少財富,他在埃及都是寄居的。但在他的脆弱裡,他還有盼望。如同他的先祖一樣,約瑟也從遠處望見了神的應許。

舊約聖經裡最關鍵的時刻也許就是出埃及的事件,但當聖經在描述於後頭追趕的埃及軍隊,以及前方神祕的火柱時,突然停下來告訴我們:「摩西把約瑟的骸骨一同帶去」(出13:19),因為這是約瑟曾叫他的兄弟們嚴嚴地起誓要做的事。在經歷了分開的紅海、曠野的流浪、領受神的誡命並與迦南人爭戰後,約書亞記是這樣結束的:「以色列人從埃及所帶來約瑟的骸骨,葬埋在示劍」(24:32)。約瑟生前不僅能看到,等待著他的未來比如今有限的他自己還更大,並知道自己是屬於那個未來的。

四本福音書都告訴我們,耶穌被安置在一個借來的墳墓裡,這個墳墓是一個名爲約瑟的宗教領袖所擁有(馬可福音15:43-46)。耶穌不必依靠祂的弟兄們將祂帶到應許之地,反而是在復活後告訴那些女人:「你們去告訴我的弟兄,叫他們往加利利去,在那裡必見我」(馬太福音28:10)。並且,耶穌所有的骸骨都在,沒有一根是斷掉的(約翰福音19:36)。

無論是在地方教會,還是在全國性的運動裡,有多少衝突、憤怒和絕望的起因,是來自於我們對死亡、或自己被邊緣化的恐懼?將基督信仰傳給新一代如此困難的一個可能原因是:我們缺乏信心,無法將自己交託給別人、去預見一個比我們自己更大,但也是我們所屬的國度。身為一群紀念著復活節的人,這樣的擔憂是不該有的。

也許我們所需的盼望,就是體認到,我們每個人都是朝著墳墓走去——但這過程不會很長。我們不會親自將基督的國度帶至榮耀中;我們將被一雙無法看見的手帶進去。但這不是曲終人散的結局,而是新的創造。即便是最容易被人遺忘的骸骨,只要神說,要有生命!就會有了生命。耶穌若能數算出祂所有骸骨,祂也能數算我們每一根骸骨。

羅素‧摩爾(Russell Moore)是《今日基督教》總編。

翻譯:榮懌真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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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悲傷的父母都能對復活存有盼望

《馬可福音》裡的神蹟醫治讓我們ㄧ瞥基督王國的樣貌,但這不是一種常態的保證。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6, 2023
Forgiven Photography / Lightstock

(編按:此文原文發表於2019)

期,有不少人加入伯特利音樂(Bethel Music)敬拜團領袖凱莉·海利根塔爾(Kalley Heiligenthal)的請求,一同為她女兒的復活熱切禱告,有些人引用了耶穌的話:Talitha koum(「閨女,我吩咐你起來!」)。

我永遠不會輕看一個悲傷的母親對她孩子最後的希望所做的努力。我也敬佩這等相信上帝能使死人復活的信心。(正如我早些時候為《今日基督教》所寫的文章所述,我相信一些得到認證的復活事件確實曾發生)。但這樣的復活是常態的嗎?換句話說,我們應該總是為死去的人得以復活禱告嗎?

當耶穌差派12門徒時,祂命令他們醫治病人、使死人復活(馬太福音10:8;路加福音9:2)。在路加福音10:9,祂把醫治病人的命令擴展至其他70人。在《使徒行傳》裡,上帝不僅透過12門徒行神蹟(例如,使徒行傳9:41),而且還透過其他一些信徒行神蹟(6:8;8:6;9:17-18)。這些神蹟顯然包括讓人從死裡復活(20:10)。

但我們沒有從聖經裡任何地方得到上帝有使每個死去的人復活的想法。耶穌並沒有試圖讓祂的朋友施洗者約翰復活(馬太福音14:13)。基督徒們埋葬了司提反並為他悲傷,而不是讓他復活(徒8:2)。一位醫生曾與我分享他的親身經歷,即一個病人奇蹟般地從死裡復活的事,並說,當他自己的孩子死於白血病時,上帝沒有讓孩子復活。

《聖經》需要讓我們認識到神有做出非同尋常的事的能力;它不需要總是匯報死亡的事件,因為我們多數人不幸地對死亡事件已很熟悉。這並不是說,我們要譴責那些為奮力為復活禱告(但卻沒有發生)的人;而是我們要知道,上帝並沒有保證會讓所有人復活,特別是祂並未主導發起這類禱告的時候。(有時我們對某一特定的禱告投入的越多,就越難分辨出上帝的心意)。

重要的是,要在馬可福音的背景下理解耶穌所表達的Talitha koum——「閨女,我吩咐你起來!」——這個故事確實為堅韌的信仰提供了強而有力的模板,但它是關於這個世界裡邪惡和苦難的衝突的更大敘事的一部分。相較於我們身處的世界,神蹟是對完美的未來的預示,但它們仍然是預示。神蹟為我們提供了未來基督王國的樣貌,而不是(在現今世界)基督王國的全然實現。

馬可福音裡的Talitha koum故事講述了兩個轉向耶穌的信心角色:一個是受人尊敬的當地領導人,睚魯,身為會堂官員無疑是擁有各種資源的人;另一個則是個血漏的女人,她的身體狀況使她一貧如洗。馬可用《利未記》15:25-27的語言來描述她的病,根據規定,她在儀式上是不潔的,她會暫時污染她接觸的任何人或物。鑑於當時的習俗,她幾乎可以肯定是未婚的,這又加深了她的貧困和社會性孤立。

管會堂的睚魯在耶穌面前卑躬屈膝,拜倒在祂的腳下,並表示相信耶穌可以透過觸摸來治愈他垂死的女兒(馬可福音5:22-23)。他的家可能就在不遠處,但這件事很緊急,因為他女兒已十分接近死亡(5:23)。女兒僅僅12歲,正處於成年的邊緣;她所經歷的歲月和那個流血的女人所遭受的一樣長(5:25、42)。

然而,在這個時間點,血漏的女人的危機打斷了耶穌,進而拖延了耶穌去見睚魯女兒的時間。因為這個女人在儀式上是不潔的,所以習俗上不鼓勵她在人群裡往前擠(5:24,27)、與他人有所接觸。出於同樣的原因,她也不敢要求耶穌摸她。在絕望中,她相信只要她能摸到耶穌的衣襟,上帝在耶穌身上的醫治能力就足夠治癒她。當她這樣做時,她也立刻得到了治愈(5:29)。

雖然別人可能無法察覺她的行為,但對耶穌來說卻無隱藏的事。雖然她不敢承認自己做的事,耶穌還是將她的見證公諸於眾(5:30-34)。人們可能會認為她使耶穌變得不純潔,但那位將在十字架上承擔我們罪孽的人並不會因我們的不潔而羞愧。相反,耶穌讓全城的人知道,從今以後這個女人是潔淨的。

這個事件使我們回到睚魯的信仰。他不需要見證這次血漏的醫治就已相信耶穌是個醫治者;他對耶穌有足夠的信心,從一開始就尋求祂的幫助。但他女兒的情況似乎更緊急。甚至那些尊敬耶穌為醫治者的人如今也覺得為時已晚。他們宣布,由於睚魯的女兒已經死了,耶穌不可能再做什麼了(5:35)。

單從馬可福音第一章至此的紀錄裡,耶穌還沒有讓人從死裡復活過。因此,耶穌要求睚魯有更大的信心,而睚魯也相應地與耶穌繼續往家裡走。擁有信心並不意味著當睚魯的女兒復活時,他不會和其他人一樣感到驚奇(5:42)。

耶穌在醫治麻風病人(可1:41)和血漏的婦女時,與儀式上的污穢有身體的接觸。這種接觸會使人在傍晚前都不潔淨,而觸摸屍體則會使人在一週內都不潔淨(民19:11-13)。然而,耶穌在我們的需要中擁抱我們,對祂而言,這遠比儀式上的潔淨(可7:1-23),甚至安息日(2:23-3:6)都還要優先。祂拉著死去的女孩的手,使她復活(5:41)。

當耶穌拉著她的手時,祂命令:「Talitha koum」。馬可福音最初是寫給懂希臘文的讀者,但有時,例如在這個例子中,他保留了耶穌用亞蘭文說的原話。耶穌親切地稱呼女孩,吩咐她起來。當耶穌使人復活時,馬可經常用這個詞的希臘文對應詞ἐγείρω(起來/醒來),這個詞也預示著耶穌自己的復活。

儘管耶穌公開的醫治了血漏的女人,祂稍後又回到了一貫的低調隱密狀態。耶穌神蹟的公開性使祂的隱私和對門徒特殊的教導更加困難。耶穌用謎語和寓言來隱藏自己的身份,將其推遲到合適的時候再向世人揭露——因為祂的敵人會以殺祂作為回應。公開行使的神蹟提高了耶穌的知名度和伴隨而來的反對聲。因此,耶穌告訴前來的專業葬儀人士,孩子只是睡著了(5:39),並警戒家人在祂喚醒女孩後不要告訴任何人(5:43)。

血漏的女人和睚魯的信心符合馬可福音書裡一個更大的主題:尋找耶穌的人往往透過拼命地、頑固地拒絕讓任何事物使他們遠離耶穌——他們唯一的希望——來展示他們的信心。他們透過拆毀鄰居的屋頂(估計稍後會修復,2:4-5)、忍受羞辱(7:27-28)、或無視眾人的勸阻(10:48、52)來堅持下去。但有時他們只能承認:「我相信——但幫求主助我的不信!」(9:24)。我們都能同理這種絕望的信仰,尤其是面對悲劇的時候。

但這個頑強信心的主題也凸顯了與之相對比的案例們:這本福音書裡的人們,包括耶穌自己的門徒,缺乏理解耶穌更全面的使命的信心(見4:40;9:19)。他們的信心最終在十字架面前動搖了(14:50)。耶穌與不潔之人的接觸和對邊緣人的擁抱使祂與猶太宗教的菁英發生衝突。這種衝突引致十字架,也引致對那一代人的審判,包括聖殿的毀滅(13:2)。馬可談論耶穌所遭遇的衝突和最終受難的篇幅,與他談及耶穌的醫治事工的篇幅一樣多。馬可這樣的安排有其用意,如同他對門徒治病和趕鬼的敘述(6:7-13、30)為耶穌的先驅——約翰的去世(6:14-29)提供了更大的框架。

耶穌治病的王國事工使祂日益成為敵人的目標。在這本福音書的開頭,耶穌宣講並教導人們關於上帝的國度,這個國度確實將會全面到來。但在馬可的耶穌受難敘事裡,耶穌身為王的頭銜被掛在荊棘冠冕上。死亡在我們的時代仍然會發生,但與耶穌的復活不同的是,在祂回來之前,沒有人會得到永久的復活。一位第二世紀早期的基督徒宣稱,一些曾被耶穌復活的人,一路活到了他的年代。但不管他們後來的信心如何,沒有任何一個來自第一世紀的門徒至今依然活著。

儘管如此,睚魯女兒的復活,如同這本福音書裡其他的神蹟記載一樣,預示著這本福音書裡神蹟的巔峰。在最後一幕,一位天使宣布了耶穌的復活。在今日發生的神蹟也同樣致敬於那個神蹟的巔峰,並預示著即將到來的世界,在那裡,我們將擁有完美的醫治和恢復。因此,神蹟的發生為每一位悲傷的父母提供了盼望——但不是暫時延長生命的盼望,而是未來那一天,生命永遠不會結束的盼望。

克雷格·基納(Craig Keener)是阿斯伯里神學院(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的F.M.和Ada Thompson聖經研究教授。他是《基督傳記: 記憶、歷史和福音書的可靠性》的作者,該書獲得了2020年《今日基督教》圖書獎

翻譯: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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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關於耶穌復活,懷疑論學者承認部分的事實

歷史證據很清楚:那些聲稱看到耶穌復活的人,肯定真的「看到了什麼」。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5, 2023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ZU_09 / Getty Images / Annie Spratt / Unsplash

2000年6月26日,美國廣播公司播出了一部名為《尋找耶穌》的紀錄片。該電視台的新聞主播彼得·詹寧斯(Peter Jennings)採訪了研究初代基督教的自由派和保守派學者,試圖理解根據歷史,我們對耶穌的生命、死亡和復活能有何認知。該系列節目以新約學者保拉·弗雷德里克森(Paula Fredriksen)的驚人之語結束,而她並不是基督徒。

評論關於耶穌復活後的顯現時,保拉

「我知道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他們看到的是復活的耶穌。他們是這麼說的,並且我們之後掌握的所有歷史證據都證明了他們此等的信念:那(耶穌復活)就是他們親眼看到的東西。我並不是說他們真的看到了復活的耶穌。我當時不在那裡。我不知道他們究竟看到了什麼。但身為一個歷史學家,我能確定的是他們肯定看到了什麼。」

換句話說,她承認:根據現有的最佳歷史證據證實,耶穌的追隨者,如抹大拉的馬利亞、祂的兄弟雅各、彼得和其他門徒,甚至包括一個敵人(保羅)都堅信自己看到那個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以活著——從死裡復活的姿態——向他們顯現。

保拉認為這些追隨者一定看到了什麼,而這並不只是她一人的想法。幾乎整個西方世界每一位研究聖經的學者,無論其宗教背景如何,都同意耶穌最早期的追隨者相信祂以活著的樣貌向他們顯現。這就是這個目前在世上有最多信徒的宗教的起點。由於耶穌幾次在人面前的顯現,猶太漁夫開始向耶路撒冷的群眾宣稱:「這耶穌,神已經叫祂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使徒行傳2:32)。兩千年後,關於耶穌死亡並復活的信息,被地球上幾乎每個國家和每個語言共數十億基督徒所宣揚著。

當年那些見證人究竟看到了什麼?

信仰的基石

根據對耶穌的死亡和復活的最早記錄,即隱藏在《哥林多前書》第15章裡的珍珠:耶穌向許多不同的個人和團體,以及至少一個敵人顯現。根據幾乎所有的學者,這個信條傳統最早可追溯到耶穌死後的五年內。透過這個來源,我們可以追溯到耶路撒冷基督教運動的最初幾年,及至耶穌最早期的追隨者的信仰基石。

以下是保羅在哥林多前書15:3-8所述:

「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為我們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並且顯給磯法看,然後顯給十二使徒看;後來一時顯給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還在,卻也有已經睡了的;以後顯給雅各看,再顯給眾使徒看;末了也顯給我看,我如同未到產期而生的人一般。」

這段對復活的記述在新約裡是無與倫比的,甚至在所有古代文獻中也是如此。我們從這份復活顯現名單中得知,耶穌向三個人顯現:磯法(彼得),祂的主要門徒;雅各,祂的兄弟;和保羅,祂曾經的敵人。我們還了解到耶穌向三個群體顯現:12使徒(減去猶大);500多個初代追隨者;以及所有使徒。

聲稱耶穌向超過500多個男性和女性顯現,確實是驚人的說法。當保羅提到這500多人中的大多數人仍然活著時,他大膽地把自己的信譽放在火線上。畢竟,他基本上是在邀請哥林多教會的成員前往耶路撒冷,與這些證人交談,親自調查看到復活的耶穌是什麼樣子。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耶穌復活後的幾十年裡,關於祂復活的可靠目擊者證詞是很容易得到的。正如G.K.切斯特頓(G.K. Chesterton)在《永恆的人》中所說:「這是一種難以解釋的真理,因為它是一個事實;但它是一個我們可以召喚證人來作證的事實。」

抹大拉的馬利亞也屬於關鍵目擊者名單中的一員,因為她也可以隨時被問及她與復活的耶穌的經歷。正如持不可知論的新約學者巴特·D·艾爾曼(Bart D. Ehrman)在《耶穌如何成為上帝》中寫道,「關鍵在於,抹大拉的馬利亞在所有福音書的復活敘事中佔有如此突出的地位,而她在福音書的其他記述裡則幾乎沒有地位。在整個《新約》裡,只有一段話提及她與耶穌在公開傳教期間的互動(路加福音8:1-3),但(在四卷福音書裡)她總是第一個宣布耶穌已經復活的人。這是為什麼呢?一個合理的解釋是,她也在耶穌死後看到(無論那是什麼意思)了祂」。抹大拉的馬利亞被賦予了很高的榮譽,因為她不僅是第一個看到復活的耶穌的人,而且是歷史上第一個宣布「我已經看見了主!」的人。(約翰福音20:18)。

無論這些目擊者看到了什麼,他們所見到的事都改變了他們的人生,以至於他們甚至願意為之受苦和死亡。在《哥林多後書》11:23-33,保羅講述了他幾乎每天都因為堅信耶穌向他顯現而被人折磨。他在羅馬帝國的旅程裡遭遇被毆打、被監禁、被用石頭砸、被斷食、在海上迷路等苦難,並且每天面臨著各種邪惡的危險。

我們還擁有強而有力的歷史證據,證實某些關鍵的目擊者因其信仰而殉道。例如,彼得被釘死在十字架上;雅各被石頭砸死;保羅被斬首。無論他們當時看到了什麼,都值得他們為此付出生命。他們用自己的鮮血為自己的證詞擔保。

「集體歇斯底里症」魔杖

為了解釋這些見到耶穌復活的記述,一些學者推測目擊者只是有了幻覺。

新約學者戴爾·艾利森(Dale Allison)在其傑出的《復活的耶穌》一書中,調查了現有的科學研究和關於幻覺的文獻。他總結說,根據有記載的案例中,有四種事不會發生(或很少發生):首先,幻覺很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多個個體和群體看到。第二,幻覺很少同時被ㄧ大群人看到,特別是8人以上的群體。第三,幻覺在記錄裡沒有發生過某人聲稱見到一個死人復活的說法。第四,幻覺不會發生在當事人的敵人身上。(我們還可以加上一個事實:幻覺通常不會引起全球性的運動或開創一個世界性的宗教。)

然而,在耶穌復活的案例中,這些罕見或看似不可能的情況都一一實現了。

艾利森有力地總結了這其中的含義:「這些似乎都是事實,它們的存在產生了『我們應該如何解釋它們』的問題。為信仰辯護的人說,根據這些報告,看到耶穌的人的見證肯定是客觀的。一個人可以產生幻覺,但同時有十二個人產生幻覺?並且能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有幾十個人一起有幻覺?他們提出的都是合理的問題,揮舞『這些人得了集體歇斯底里』的魔杖並不會讓這些問題消失」。

謹慎的不可知論者

受人尊敬的學者們在處理這一強有力的歷史記錄時給出的唯一其他答案是各種類似「我不知道」的回答。與弗雷德里克森一樣,著名的新約研究學者E.P.桑德斯(E.P, Sanders)也代表了這種謹慎的不可知論法,他在《耶穌的歷史形象》中寫道:「耶穌的追隨者(以及後來的保羅)有見到耶穌復活的經歷,根據我的判斷,是一個事實。但引起這些經歷的真實情況是什麼,我不知道」。

多倫多大學的知名心理學教授喬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也屬於這一類。他既不肯定也不拒絕耶穌復活的歷史性。當被直接問及耶穌是否真的從死裡復活時,彼得森回答:「在我能進一步回答並給出不同答案之前,我需要再思考這個問題三年。」

謹慎的不可知論者的立場是一種值得尊敬的立場。甚至初代的使徒們在婦女們第一次告訴他們時也不相信復活的說法(路加福音24:8-11)。然而,如果像彼得森這樣的人,持著開放的心態跟隨證據的指引,我相信將會有一天,他會發現自己在復活的耶穌前,與多馬一起喊著:「我的主,我的神!」(約翰福音20:28)。

令人信服的霍拉旭

耶穌復活事件非凡的本質讓我想起莎士比亞《哈姆雷特》劇中我最喜歡的一幕。該劇以哈姆雷特死去的父親「奇妙詭異(wondrous strange)」的向伯納多和馬塞勒斯以及後來的哈姆雷特的朋友霍拉旭的顯現拉開序幕。霍拉旭是這群人中的懷疑論者,哈姆雷特在這一幕挑戰朋友對超自然現象的不相信:

霍拉旭:「哦,白天和黑夜,但這是奇妙的怪事!」

哈姆雷特:「因此,身為一個陌生人,要歡迎它。

天地之間存在更多的東西,霍拉旭,

比你的哲學能夢想得到的事還多。」

莎士比亞透過哈姆雷特說話,告訴我們要期待未曾想過的事,歡迎奇怪和不尋常的事物。哈姆雷特父親的鬼魂出現在人們面前,這的確是奇特的,但不要僅僅因為這個原因而拒絕它。你的哲學訓練裡應該對超自然現像有足夠的包容度。在我們這個奇妙的世界(以及更遠的地方)發生的事情比你能想像的還要多。如果你的哲學不夠寬廣和開放,無法含括奇蹟和超自然現象,那你需要全新的哲學。

我們應該對來自古代和現代世界對奇蹟發生的聲稱持開放的態度。我們的哲學應該為出人意料的、奇怪的和超自然的事物保留空間。然而,對任何奇蹟發生的聲稱,最重要的問題是「證據是什麼?」

我們已經看到,即使從最持懷疑態度的學者的角度來看,大量的歷史記錄證明了許多個人和團體相信他們看到了復活的耶穌。根據我們擁有的所有證據表明,耶穌的目擊證人是值得相信且誠實的人。所以,為什麼不相信他們呢?

如果這還不能說服現代的霍拉旭,那麼我們可以更進一步,召集那12個和500多個看到復活的彌賽亞的人。

我們甚至可以超越第一世紀的時間框架,探索對耶穌復活的堅信如何奠定了整個西方文明的基礎,激發了一些世上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藝術、文學、音樂、電影、哲學、道德和倫理。難到這一切是基於一個謊言嗎?

如果這一切還不夠,那麼讓我們的霍拉旭看看今天全世界數十億的人,他們欣然作證,活著的基督是如何改變了他們的生命。這些人包括了從世界各種宗教(或從無神論和不可知論)中皈依基督教的知識巨人。在基督裡,他們找到了所有智慧和知識的寶藏。

每年的復活節,這幾十億人宣揚著與使徒們在五旬節那日宣揚的相同信息:「這耶穌,神已經叫他復活了,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使徒行傳2:32)

今天,在這個黑暗、瘟疫橫行的世界上,你的家人、朋友和鄰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在尋找盼望。活著的基督是我們所有人的唯一盼望。在復活節逐漸消失在繁忙的日常生活之前,問問你的鄰居:你覺得這些見證人當時看到了什麼事(或什麼人)?

他們看到了盼望的化身,全新的創造;全然完整的生命,道成肉身的上帝。

這的確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事!鼓勵你那持懷疑態度的朋友不要停留在「我不知道」。邀請他一同歡迎復活的耶穌。

賈斯汀·巴斯(Justin Bass)是位於約旦安曼的約旦福音派神學院的新約聖經教授。他是《基督教的基石:耶穌的死亡和復活的不可改變的事實》Lexham出版社)和《鑰匙之戰:啟示錄1:18和基督進入陰間Wipf and Stock)的作者。

翻譯: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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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節衝擊了我對社會的冷漠感

唯有耶穌能饒恕人類歷史上的邪惡事蹟,以及我心中的邪惡。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5, 2023
Courtesy of German Federal Archive

ㄧ進門,我看到男人、女人和小孩被列隊成排的槍殺,然後他們的屍體被踢進沒有掩蓋的墳坑。這一切看起來像早期的黑白默片電影,但卻是一張張真實記錄拍下的照片。稍後,當我走在位於耶路撒冷的猶太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內陰涼、狹窄的走廊上,聽著解說員回顧歷史,看著用來殘殺猶太人的工具,摸著受難者生前用過的文物,我感覺自己身處於一個不同的時空裡。這個紀念館呈現及描繪的恐怖並非發生在電影裡,而是發生在活生生的人身上。其中一些人就在我的族譜裡。

我的母親是猶太人。我的曾祖父母為了尋找更好的生活,在19世紀初離開波蘭和俄羅斯。但是,如果他們當初沒有這樣做——畢竟移民的旅程充滿危險及不確定——或許我永遠不會在這裡觀看紀錄著人類暴行的照片。畢竟,那很可能就會是我的祖父母被丟進去的墳墓。

當我看著成堆的鞋子、眼鏡、和兒童的玩具時,我忍不住哭了。這些懷有希望和夢想的人們被無情地追捕及殺害。在一間看起來像天文館的圓形大房間裡,天花板上的星星代表著一個個受害的兒童;總共約有150萬名兒童。在每顆星星上,我想像著我孩子的臉,脆弱而無辜,卻被標記著死亡。

對歷史的回顧讓我們能在遠遠地距離外感到憤怒。但這段邁向種族滅絕的道路,是整個社會對猶太民族逐漸且穩定邊緣化之下鋪成的。他們原是上流社會裡富有的銀行家,卻淪落為德國失去國格的代罪羔羊。在民粹主義的憤怒之下,經濟上的艱困爲德國人剝奪猶太人的自由提供了理由。最終,他們受到經濟上和社會上嚴格的限制。在漫畫和流行文化裡,猶太人被描繪成臉孔扭曲變型的動物。然後,他們被關進隔離區,或被送到勞動營,或被用於科學實驗。還有的被裝在運牛的火車上送往奧斯威辛、達豪和特雷布林卡等地,作爲「最終解決方案 」的一部分。

在紀念館內狹窄的走廊裡,人們最常提出的問題是「世人怎麼會讓這種事情發生呢?」因爲我們不覺得自己有施行或容忍此等邪惡的能力,我們相信類似的事在現代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

但是,納粹政權並非出現在一個被異教徒統治及影響的第三世界國家裡。希特勒政權發生在20世紀一個文明、有眾多基督徒的國家裡。

事實是,極端邪惡的事依然有可能發生於我們身處的時代。我們這些組成文明社會的人就是有辦法讓它發生。猶太大屠殺的發生是因爲人類因著罪性彼此反目成仇。自伊甸園以後,我們找到了取代上帝的方法,而不是在這個世界上代表祂的形象而生活著。我們不斷攻擊著祂所賦予每個人的獨特的尊嚴。只經過了一代人的時間,該隱就不再視亞伯為上帝照著自己形象所創造的人,而是視他為阻礙自己獲得更多權力的障礙。直到今日,人類對人類尊嚴的攻擊也是如此。

但是,即使在最黑暗的地方,希望也仍存在。在參觀之旅結束前,在狹窄且漆黑走廊的盡頭,燦爛的陽光照射在一片美麗的草地上,這塊綠地被稱爲「外邦義人花園」。這個花園是獻給那些冒著失去一切的危險來向猶太人伸出援手的外邦人。這些人名列在一部仍在繼續擴增的名冊裡,名冊上記載著那些曾採取行動對抗不人道的大屠殺的人。

但這個名冊的規模讓我心碎。我認為它應該要更長。那些在他們的世代選擇反抗不公義的人只是人群裡的少數,而不是常態。人類歷史一直以來都是如此。

我在耶路撒冷的這段期間,美國人正處於複雜的辯論之中,就是該如何對待類似的弱勢族群。當政治領袖在制定難民政策時考量著如何在同情心和國家安全間找到平衡,特別對於是逃離伊斯蘭國(ISIS)的基督徒和回教徒,關於墮胎議題的萬年討論仍繼續加劇。

這些都是複雜、攪動人情緒的問題,如果我們不夠小心,我們最終也會加入不把那些對我們的生活造成威脅的人當作人來看待的行動裡。

有時候,邪惡之所以持續存在,是因爲邪惡的人把它強加在這個世界裡。但更多的時候,邪惡之所以持續存在,是因爲善良的人對弱勢的人視而不見。

我們之所以能夠無視不正義的事件,或被動地默許殘暴行為的發生,是因爲我們接受了簡單粗暴否認弱勢族群的人性的話術。在1940年代,各國領導人視大屠殺爲「猶太人的問題」。今天,我們繼續使用其他新的詞彙,如「所謂的難民」和「胚胎」。而如「墮胎」和「驅逐出境部隊」等專業術語則將恐怖的事遠遠地擋在我們的後院之外。

當我們沒有見到弱勢群體的面孔時,一些事就會發生——我們會輕易地給某些群體貼上「那些人」的標籤;我們會接受甚至鼓勵我們的領導人去推動對那些對無權無勢的人來說很殘酷的政策。如果我們沒有看到別人生命的尊嚴性,我們會合理化自己對不正義的現象的冷漠,而這種冷漠——也許會導致我們的後世在回顧我們的世代的時候覺得很恐怖。

當我試圖去理解在大屠殺紀念館所展示的邪惡,以及我在今天的頭條新聞裡看到的邪惡時,我並沒有因爲我的悲痛或對無聲默許的抗議而感到安慰。我含著淚把我心裡的罪惡和兇殘帶到公義和憐憫交匯的地方:耶穌的十字架前。唯一能對付大屠殺那種等級的邪惡的,就是仁慈的上帝在耶穌身上,或在永恆火熱地獄裡傾倒的憤怒所展示的那種的完美公義。唯有耶穌能擊敗那些鑚入人類心中並導致人類相互攻擊的腐敗。唯有耶穌能給予寬恕,無論是饒恕人類歷史裡應受到譴責的所有邪惡,或是我自己心中沉默被動的邪惡。

是復活節的故事——血腥的十字架刑具和欣喜更新的復活——推動著我們與今世的邪惡爭戰。我們致力對抗不公義,但不是靠著自己不充足的能力,而是倚靠聖靈所賦予的基督的願景。如果耶穌確實帶來了一個新的國度,我們爲受壓迫者尋求正義所做的努力,就是在向這個世界宣告:祂的到來對窮人和有需要的人來說是個真實的好消息。當我們把這件事視為我們的使命時,我們不僅是個倡導者,更是在向這個世界展示神的國度,哪怕只是小小的一部份。

復活節是我們必須在這個世代與邪惡爭戰的原因。邪惡總是會以不起眼卻嚴重的方式出現。一些人透過言語或行為參與剝奪上帝創造人類時所賦予的尊嚴(祂的形象)。看看你臉書上的貼文,你會經常見到針對那些沒有權力的弱勢群體所發出的輕蔑、唾棄的語言。如此視他們為社會可甩棄之物的言論,是對他們尊嚴的攻擊。而其他的人,就如前往耶利哥路上的祭司和利未人一樣,沒有見到神所見到的:他人生命的尊嚴(路加福音10:25-37)。近期(原文刊登於2017年),我們再次受到同樣的試探,對敘利亞血腥內戰中向婦女和兒童犯下的暴行視而不見。

每一滴無辜的鮮血都是對神賦予人類的尊嚴的攻擊。這不僅是對被殺者的攻擊,也是對神本身。耶穌說,撒旦從起初就是一個殺人的(約翰福音8:42-45)。仇敵喜噬人的血,是因爲人有神的形象。

當我們爲尚未出生的胎兒發言時,當我們提升移民、難民、少數族群的聲量時,我們向這個世界展示神國度的樣貌。當我們爲受壓迫者要求尊嚴時,我們就是在回擊撒旦要毀滅人格的謊言,那些謊言將人類貶低至與動物毫無兩樣。我們要告訴被販賣的女孩、尚未出生的嬰孩、被禁聲的少數民族:「你有尊嚴。你對我們和上帝而言都很重要。」

如果我們不夠小心,如果我們沒有活出神國度的準則,我們會發現自己也在用著和壓迫者同樣的言語,試圖讓自己相信,他人的成功繁榮會威脅到我們的存在。每一個世代都面對著這樣的誘惑。

復活節不僅僅是一個甜密柔和的美國節日。它是個對這個世界的宣告:這世界還有一種敘事方式,比不斷腐蝕著宇宙每個角落的暴力、非人道和仇恨還要豐富的敘事。基督教賦予人類的價值不是基於實用性或外表的美麗,而是基於每個人類都有著上帝的形象的獨特性。基督戰勝了仇敵,同時也釋放了一支由聖靈所領導的軍隊,能在每個世代做治療世界的特工。

雖然這樣的努力常常看似徒勞無功,因為與邪惡爭戰的人似乎總是遠遠少於那些實施邪惡的人。但我們必須記住,這場基督教運動並非起始於國王的宮殿,而是一個小小的馬槽裡,然後由12個普通的人擴展至全世界。我們的工作似乎舉無輕重,就像黑暗虛空裡細小如針的光點,但使徒約翰提醒我們,真光已經進入這世界,而且不會被黑暗所勝(約翰福音1:5)。

我徘徊在大屠殺紀念館外的花園,默默地梳理我的情緒。我讀著那些曾被視為渺小和沒有權力的人的名字,他們是冒著失去財富、地位和聲望的危險來拯救猶太人的外邦人。他們的名字、當下開敞的空間、和陽光在在提醒著我,邪惡不會存在至永恆。在每個時代,神都預備ㄧ批願意做正確事的人。

這就是身爲一個基督徒的意義——在復活節主日,在每一天的生活裡。神的子民被呼召去爲那些聲音被扼殺的人冒上生命危險。因為有一天,一切終將被紀念,但不是在一個花園裡,而是在一座城市裡,一座由上帝親自建造的城市。

丹尼爾·達林(Daniel Darling)是美國南方浸信會倫理與宗教自由委員會(ERLC, Ethics and Religious Liberty Commission of 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中負責溝通的副主席。之前,他在芝加哥西北郊的蓋茨湖聖經教會擔任資深牧師。

翻譯:江山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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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波諾(Bono)的龐克搖滾反叛是充滿盼望的哀歌

悲痛和上帝從一開始就是U2故事的一部分。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30, 2023
Photograph by Ross Stewart

「我們曾經收到一個邀請。」波諾告訴我。他用崇敬的語氣說出接下來的一句:「葛理翰牧師(Billy Graham)很想見見樂隊並為我們祝福。」

我們正在進行視訊通話,波諾(Bono),U2的主唱,坐在綠色沙發前的地板上,他的電腦放在他前面的咖啡桌上。這是都柏林的黃昏時分,正在落下的夕陽使房間熠熠生輝。這場景幾乎有舞台效果。波諾的眼睛裡也閃爍著光芒。他知道他的故事會吸引人。

「他是《今日基督教》的創始人。」波諾笑著提醒我。 「我當時並不知道這個,不過我還是希望得到祝福。我試圖說服樂隊和我一起去,但由於各種原因,他們不能去。時間安排很困難,但我還是找到了辦法。」

那是在2002年3月,就在U2樂隊傳奇性的超級碗(Super Bowl)中場表演之後的幾週,以及他們的單曲《向前走》(Walk On)獲得格萊美年度最佳唱片之後的幾天。

「他(葛理翰牧師)的兒子葛福臨在機場接我。」波諾說。「葛福臨在撒瑪利亞救援會做著很有成效的工作。但他對自己車上載的人不是很放心。」他笑著說,「在去見他父親的路上,他一直在問我問題。」

波諾為我重演了這段對話:

「你……你真的愛主?」

「是的。」

「好吧,你愛主。你得救了嗎?」

「是的,而且在救人。」

他沒有笑。一點都沒笑。

「你獻上了你的生命嗎?你知道耶穌基督是你個人的救主嗎?」

「哦,我知道耶穌基督,我盡量不把他僅僅用來做我個人的拯救。不過,你知道,是的。」

「為什麼你的歌曲不是,呃,基督教歌曲?」

「它們是的!」

「哦,好吧,它們中的一些是。」

「你是什麼意思?」

「嗯,為什麼它們……為什麼我們不知道它們是基督教歌曲?」

我說:「它們都來自一個地方,葛福臨。看看你周圍。看看造物,看看樹木,看看天空,看看這些青翠山丘。他們沒有掛出一塊牌子說『讚美主』或『我屬於耶穌』。他們就那樣將榮耀歸於耶穌。」

四十年來,波諾發現自己一直處在這樣的對話中,回答著那些不太確定如何看待他或U2的基督徒。

U2樂隊的成名與現代基督教音樂(CCM)的出現恰巧是同一時間。在1980年,即U2發行第一張專輯《男孩》時,現代基督教音樂已經成為主流。擁有真誠信仰和新鮮面孔(通常很悅目)的年輕藝術家被推銷給父母和孩子,他們需要「對整個家庭都安全」的音樂。

這一新行業的成功是一把雙刃劍。唱片公司需要能夠在教堂禮拜中演出並在基督教書店中銷售專輯的樂隊,因此,除了擁有天賦和魅力之外,現代基督教音樂家還被要求保持一個十分乾淨的形象,並在他們的歌曲中加入明顯的基督教歌詞。一些音樂家開玩笑地將此稱為現代基督教音樂的「JPM」商數——歌曲中「每分鐘提到耶穌」(Jesus per minute)的次數。

U2在這個生態系統之外發展,到90年代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樂隊之一。他們的歌詞往往滲透了基督教的意象、聖經的語言和屬靈的渴望,但同樣也常常提及性、權力和政治。

「他們在MTV出現的五年之前成立,並且忠實於他們的後朋克傾向。」音樂家史蒂夫·泰勒(Steve Taylor)告訴我。「他們避免了讓他們的音樂被任何過於精緻的樂隊形像或營銷噱頭所掩蓋。」

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泰勒可說是現代基督教音樂「局外人中的局內人」,他的譏諷、前衛的後朋克和另類音樂在能夠被接受的邊緣地帶擦邊。他經常戳穿福音派同路人的虛偽行為。

「現代基督教音樂選擇了形象和營銷,而不是實質內容,最終成為一個束縛,在思想和藝術上鼓勵了最低的大眾共同標準。因此,如果現代基督教音樂的產業體係對U2持懷疑態度,我相信這種感覺是彼此的。」泰勒說。他補充道:「我認識的藝術家不這樣看。U2是我們的披頭士。」

Bono performing with U2 in 2011.AP
Bono performing with U2 in 2011.

對波諾說:「你的出道故事,有一種陰魂瀰漫的感覺。」

他笑起來,問道:「是T·S·艾略特在……《四首四重奏》(Four Quartets)裡寫的嗎?『終點就是我們的起點』?」

我們正在談論《降服:40首歌曲,一個故事》(Surrender: 40 songs, One Story),波諾近600頁的回憶錄,此時離11月的發行只有幾週時間。

波諾告訴我:「1974年將我的母親從我身邊帶走,但它給了我這麼多回報。」

「我的母親在她自己父親下葬的時候倒下了,我再也沒有和她說過話。」他補充說。「幾天後,我在醫院的病床上看到了奄奄一息的母親。那時刻……我是說,人們經歷過很多更糟糕的事情。」 他描述了他因工作接觸到世界上一些最貧窮、最無助的人時目睹的慘狀。

「不過說真的,」波諾繼續說,「死亡對一個正進入青春期的男孩來說像兜頭澆下的冰水。T. S.艾略特是對的,終點就是我們的起點。經常是在那種時刻你開始了對生命的思考。我的意思是,其實我們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活在否認中。」

《降服》是對否認死亡的持續挑戰,從2016年的一次幾乎致死的心臟病發開始。但他母親的去世在故事中佔了最大的比重——她在家中消失不見了,此後五十年來一直存在於他的心中和想像中。

在他成為波諾之前,他是保羅·休森(Paul Hewson),是鮑勃和艾瑞斯·休森(Bob and Iris Hewson)的兒子。鮑勃是天主教徒,歌劇迷,他那張棱角分明的臉暗示了他行為舉止的鋒芒。艾瑞斯是新教徒,調皮、熱情、經常在不恰當的時候無法控制地大笑,比如在歌劇演出中,或者當鮑勃用鑽頭鑽進自己的褲襠,以為自己已經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時。(他其實沒事)。

Bono’s parents, Bob and Iris Hewson.Courtesy of Hewson Family Archive
Bono’s parents, Bob and Iris Hewson.

她去世時,波諾才14歲。休森家中被她離去的哀傷籠罩,這加劇了他和父親之間已有的距離感。

「要想讓一個小孩子成長為在體育場開盛大音樂會的歌手,無非有幾條路。你可以告訴他們,他們很了不起……或者你可以直接無視他們。這可能更有效。」 他在《降服》中寫道。

「失去母親在我生命中打開的傷口成為一種空虛,我用音樂和友誼來填補它。」波諾告訴我。「的確,還有『不斷增強的信仰』,就像威爾士佈道家史密斯·維格爾斯沃思(Smith Wiggleworth)說的那樣。」他笑著補充。

他改名為「波諾」的朋友把他帶入了塑造他一生的基督教信仰。德里克·羅文(Derek Rowen),又名「古吉」(Guggi),慣常給人起綽號,大多數結識過他們這幫朋友的孩子,早晚都會得到一個新名字。 (其中一位是大衛·埃文斯(David Evans),因為他輪廓清晰的威爾士人特徵,得到了「刀鋒」(The Edge)的綽號。這個綽號也保留了下來。)

波諾寫道:「古吉使我了解到上帝可能關注著我們生活中的每個細節,這個概念將支撐我度過少年時代。也度過了成年時期。」

在他們參加的教堂集會和禱告會中,波諾為他與生俱來但「剛萌芽且未成形」的靈性感覺找到了方向和名字。這深深地震撼了他,直到今日。他寫道:

聖經讓我如痴如醉。那些文字從書頁中活生生地走出來,跟著我回家。在那本哥特風格的英王欽定版聖經中,我找到的遠比詩歌更多。……當教堂有獻身呼召時,我總是第一個站起來,就是「走近耶穌」的那刻。我現在仍然這樣。假如我現在在一個咖啡館裡,有人說:「如果你準備好把你的生命交給耶穌,請站起來。」我會第一個站起來。我不論在哪裡都帶著耶穌,直到現在也是這樣。

瑞絲·休森的去世並不是1974年唯一一件驚天動地的事。在她倒下的四個月前,三枚汽車炸彈在都柏林爆炸,第四枚在莫納亨爆炸,造成33人死亡,300多人受傷。

一枚炸彈在海豚唱片店附近爆炸,這家唱片店是波諾課餘時間經常去的地方,但他當時不在現場。同一天公交車罷工,意味著他騎著自行車去上學然後騎車回家,炸彈爆炸時他正在家裡。他寫道:「那天我不是躲過了一枚子彈;我躲過了一場屠殺。」

The bombing in Dublin in 1974.Getty
The bombing in Dublin in 1974.

兩年過去了。對波諾來說,這兩年是內化創傷、恐懼和悲痛的兩年。然後,在1976年,小拉里·穆倫(Larry Mullen Jr.)在他學校的牆上貼了一個廣告:「鼓手找樂手一起組成樂隊」。回應的人中有波諾、刀鋒(The Edge)和亞當·克雷頓(Adam Clayton)。

U2是後朋克音樂時代的一部分,與衝擊合唱團(The Clash)、硬手指(Stiff Little Fingers)和性手槍(Sex Pistols)等樂隊同時興起。後朋克從雷蒙斯(Ramones)等前輩的率性力量中發展而來,但聲音更有活力,歌曲經過更好的編排。在這個時代,搖滾樂的反叛精神變得更政治化,對精英的虛偽和權力的濫用愈發厭惡。

但是,當他們的同時代人沉溺於憤世嫉俗,唱著「沒有理由」或 「沒有未來」的時候,U2唱的是哀歌,呼喊道「還有多久?」,沉痛地唱著「我們本可以成為一體」。樂隊更像是先知而非不同政見者,察覺到在不公義的表象之下有著復興的盼望。

我就這一對比詢問波諾。我說:「即使在你那些比較黑暗的歌詞中,它們讀起來也不像絕望。它們讀起來像哀歌。而在哀歌之下,總是有某種希望。朋克音樂是反叛的聲音。你的背景中有這些創傷,這些失落感。在你當時的世界裡,似乎盼望本身就是一種叛逆的行為。」

他想了一想,重複了這句話:「在哀歌的背後潛藏著盼望。對,悲痛成為一種呼求,不是嗎?一篇等待回應的禱告?」他笑了。 「對,朋克搖滾禱告。可能這些歌正是如此。」

「那是一個了不起的時代,朋克搖滾。」他說。 「他們真正啟發了我。我想我們在U2中叛逆的是一些更隱晦的東西,也許對一些人來說更難理解,但我們其實是在叛逆自己。」

「我有一本聖經,我記得給《以弗所書》第6章劃了重點: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屬靈世界執政的、掌權的爭戰,所以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用公義當護心鏡遮胸,拿著信德當盾牌,戴上救恩的頭盔,把平安的福音當作鞋子。……這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為一個十八、九歲的年輕人,我想,這才是真正的戰鬥,其餘的都是它的表達方式。順便說一句,我不認為宗教人士理解他們自己的經文,因為他們經常使用他們的宗教——在愛爾蘭肯定有——當作棍子來打壓其他人。我是說,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如果你仔細想想,這真是可笑。是的,我們選擇了一種更有意思的戰鬥。」

他坐了起來,笑了。 「如果你能容忍一個熱心的愛爾蘭搖滾歌手引用自己的歌詞,《遠方沒有地平線》(No Line on the Horizon)中有一首歌叫《黎巴嫩的雪松》(Cedars of Lebanon),我想歌詞是這樣的:『小心選擇你的敵人,因為他們會定義你。選擇有意思的敵人,因為以某種方式,他們會提醒你。』然後歌詞說『故事開始時他們不在,卻在結束時現身。他們會比你的朋友更長久地陪伴你。』我想U2做對的事可能只不過是······我們比朋克搖滾選擇了更有意思的敵人。」

這讓我想起波諾被《滾石》雜誌的大衛·弗里克(David Fricke)採訪時曾說過的話。弗里克正在報導U2樂隊1992年為其專輯《注意寶貝》(Achtung Baby)進行的巡演,在這部專輯中樂隊沉浸在狂野、荒誕、自我嘲弄的魅力中。樂隊既批判搖滾樂的過份行為同時又沉浸其中,似乎自相矛盾,波諾對此評論說:「嘲笑魔鬼,他就會從你身邊逃開。」

Bono, far right, with band members and friends in 1979.Photograph by Patrick Brocklebank
Bono, far right, with band members and friends in 1979.

他們的第一張唱片發行後,U2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 「他們真的相信我們是真的走錯了路。」波諾說,指的是都柏林他們所在的一個關係緊密的基督教社區的領導人。他們給樂隊施加了很大的壓力,相信跟隨上帝的呼召意味著離開這條路,專注於在都柏林傳福音和教會生活。

刀鋒(The Edge)退出了。波諾無法想像沒有他的U2,所以他也退出了。拉里理解。亞當不理解,但也不打算爭吵。他們開車來到經理人保羅·麥金尼斯(Paul McGuiness)的家中,告訴他U2已經走到了盡頭。波諾在《降服》中描述了這一幕。

他問道:「我是否應該認為你們一直在與上帝談話?」

「我們認為這是神的旨意。」我們真誠地回答。

「所以你們可以直接呼叫上帝?」

「是的。」我們沉吟著說。

「好吧,也許下一次你們可以問問上帝,是否可以讓你們在地球上的代表違反法律合同?」

「不好意思,你是說?」

「你認為上帝會讓你違反法律合同嗎?……你的這位上帝怎麼可能要你違反法律,不履行你的責任來完成這次巡迴演唱呢?這是位什麼樣的上帝?」說得對。上帝不太可能讓我們違反法律。

那次談話很關鍵。無意中,麥金尼斯給了他們所需要的許可,讓他們生活在身處世界但不屬於世界的張力中。波諾寫道:「作為藝術家,我們慢慢地發現了悖論的存在,發現了我們不一定非得解決所有那些矛盾的衝動。」

「他的音樂總是『是的,而且…』。」桑德拉·麥克萊肯(Sandra McCracken)告訴我。麥克萊肯自己也是一位藝術家,她將音樂帶入了教堂聖所也帶入氣味難聞的酒吧——在她之前一代的許多基督教音樂家是無法想像的。波諾展示了基督教藝術家生活在這些邊緣空間的樣子,讓愛和想像力引導他們創作自己相信的音樂,這是最要緊的。

「他似乎打破了報紙和聖經的邊界。兩者沒有區別,他的生活中同時有這兩樣。」麥克萊肯說。 「而這對我來說是如此打動人心。它讓我想起你努力和孩子進行的最好的那種談話。你注意到什麼吸引了孩子的注意力,然後問,『你為什麼喜歡這個?』這裡有一種慷慨大度。」

是2002年2月。9/11事件後的第一屆超級碗賽場上,不停地展現著美國國旗、國歌和前總統們的身影。但在中場休息時登台的是U2樂隊的四個愛爾蘭人。

很難想像還有哪個樂隊或藝術家更能夠表達9/11事件後美國人心中揮之不去的焦慮。自從第一張唱片發行,20年來他們的朋克搖滾禱告使他們成為上帝同在的可靠見證,也是在黑暗世界中盼望著公義的見證。

當音樂開始時,刀鋒(The Edge)演奏著他小時候在紐約買的Gibson Explorer電吉他。波諾出現在人群中間,唱道:

心靈是一朵花,

從石地裡發芽。

藤村誠(Makoto Fujimura)是一位畫家,著有《藝術與信仰》一書。他將 「文化戰爭 」描述為一種兩極化的心態,將文化視為可佔據的領地,而不是與鄰舍的共享空間。與其說這是一場零和遊戲,他邀請我們採取「文化關懷」和「生成性創意」的姿態——通過攜手創造為這個破碎的世界帶來美和治愈。

他告訴我:「身處災難毀滅中而不變得憤世嫉俗,需要某種勇氣。因為波諾的經歷,能夠理解他面對世界上的苦難時想要祝福『平安(Shalom)』。」

在中場休息時,《平安》(Shalom)聽起來非常像《這是美好的一天》(It's a beautiful day)。

Bono performing with U2 during the Super Bowl XXXVI halftime show in 2002.Getty / Michael Caulfield
Bono performing with U2 during the Super Bowl XXXVI halftime show in 2002.

我們很容易忘記9/11事件帶來的衝擊和它在整個西方世界留下的焦慮。當我們經歷那種暴力時,我們需要先知式的見證人,他們不僅能重新點燃我們的勇氣和希望,也能教會我們怎樣唱出哀歌。

當U2開始演奏第二首歌時,他們身後的黑色幕布高高升起,9/11事件遇難者的名字投射其上,向天空滾動上升。刀鋒(The Edge)開始了《街頭無名之地》(Where the Streets Have No Name)中那熟悉的打擊樂,波諾按照《詩篇》第51章第15節祈禱:「哦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張開,我的口便傳揚讚美你的話。」整個樂隊一起猛然加入了這首歌,波諾喊道:「美國!」並張口發出了介於原始尖叫和哈利路亞之間的吶喊。

「藝術家必須學會站在災難原爆點的灰燼上,相信他們會有新的使命、新的歌。」藤村告訴我。 「這意味著要關注所有的事情,不論好壞。……對於波諾和U2,他們的創傷經歷使他們能夠聽到一種召喚。注意到燃燒的荊棘——這些上帝在說話的地方——並與世界分享他們所看到和聽到的。」

《街頭無名之地》(Where the Streets Have No Name )是一首哀歌,為跨越種族、階級和國家的團結合一而祈禱。歌曲結束時,波諾打開他的夾克,露出縫在裡層的星條旗——又一個團結合一的象徵。

波諾後來描述這一夜是「桀驁不馴的喜樂」。這描述不僅適用於那晚,而且適用於他所有的獨特見證。

基督教藝術家往往面臨著不成文的規則——一些需要避免的主題、需要投射的自我形象、要塞進作品的信息、不能冒犯的人、要支持或避免的政治話題。再也沒有什麼比這樣的教條主義更毒害創意了。

U2對這些衝突的回應是接受了處於中間地帶而帶來的矛盾。這使一些人認為他們對主流來說過於基督教,對基督徒來說又過於主流。我發現這個框架完全搞錯了。處於邊緣地帶使他們更有能力同時與兩個社區對話。這使他們在2002年的那個晚上有機會給全世界送上一份悲痛和盼望的禮物。

諾還發現自己以一種新的方式來面對這些分歧。在世紀之交,他參與了一個名為 「禧年2000」的項目,目的是終結髮展中國家的債務。這個項目的成功以及它帶來的對非洲艾滋病情況的了解,激發了波諾對社會活動更深的投入,最終帶來「一」項目的創立,包括為非洲提供抗病毒藥物的巨大努力。

為了讓這項活動獲得成功,波諾需要得到保守派政治家和福音派領導人的支持,但當時的民意調查數據顯示,福音派基督徒對幫助艾滋病受害者,包括孤兒,興趣不大。波諾主動與他從未想像過會同席而坐的政治家們建立關係。他寫道:「我逐漸看到,《聖經》是一扇門,通過它我可以和那些原本無動於衷的人一起行動。」

「這些不是黨派的問題。」邁克爾·格森(Michael Gerson)告訴我。他曾是小布什政府的演講撰寫人和政策助理,此後多年來一直與「一」運動合作。「波諾基於對人類尊嚴的共識找到了與其他人的共同點,而這根植於聖經。」

這就是參議員傑西·赫爾姆斯(Jesse Helms)怎麼會在辦公室里為波諾禱告。這位參議員是U2的反戰歌曲《藍色天空中的子彈》(Bullet the Blue Sky)的靈感來源之一,且不是正面的靈感。很難想像有哪位政治家的觀點會與波諾的觀點更截然相反。赫爾姆斯稱愛滋病為「同性戀疾病」,幾十年來一直是民權立法的反對者。波諾寫道:「而他卻把他的手放在我的頭上。」

赫爾姆斯在為他禱告。

「他眼裡含著淚水,之後他將公開懺悔他過去談論艾滋病的方式。這對左派和右派來說都是巨大的震驚。把艾滋病比作經文中的麻風病打動了他。他必須效法耶穌。」

在整個布什執政期間,波諾和「一」項目的其他成員疏通了一個又一個關係,使得超過1000億美元的稅金被用於預防艾滋病傳播和提供治療。

波諾告訴我:「那讓美國轉危為安的,那激勵了美國的保守派總統與艾滋病鬥爭並領導全世界進行了史上最大規模、最了不起的醫學乾預的,是保守派基督徒。」

我告訴他,我對這些故事非常感興趣,尤其是在我們目前這個兩極分化的時代。

「我將自己定義為激進的中心。」他說。 「我們都需要非常小心不要讓信仰被政治劫持。」

如果說在1981年《男孩》發行時,充滿盼望的哀歌是一種反叛行為,那麼處於激進的中心也許就描述了2022年的朋克搖滾。

波諾說:「我認為我們不應該讓自己陷入這種進步派和保守派兩極分化的世界觀。我認為那是非常分裂的。通過尋求更高境界我們會找到共同之處。」

「我們需要度過現狀抵達智慧之所,而且我預測會有復興。」波諾繼續說道。事實上,他預測各宗派的教堂,「可能被填滿,而不是被清空。但這取決於它們如何被使用。我們必須希望人們能夠活出信仰,而不僅僅是講道。我們必須傳道。如果你是一個傳教士,那就傳吧。但如果你不能活出信仰,那就停止。」

我第一次有採訪波諾的設想時,我發現他生活涉獵的範圍和規模大到有點讓人難以承受。他不僅僅是世界上最大的搖滾明星之一——他是世界上最引人注目和最有成效的社會活動家之一。當然,在閱讀《降服》時,我震撼地發現,他那不平凡的人生也充滿了人人經歷的那平凡的複雜性——愛、失去、悲痛、恩典、傷口、救贖。

「我想向我的家人、朋友和歌迷解釋我怎樣度過人生。」波諾談到《降服》時說。 「我也想向我的家人解釋我對他們的生活做了什麼。是他們許可我離開,無論是U2這個巡迴馬戲團還是我的社會活動。我只是想讓他們……」他停頓了很久,「我想讓他們了解我是如何度過人生的。」

作為一個差不多一生都認同波諾歌詞中的屬靈氣質的人,我認為波諾完全有理由寫一本屬靈回憶錄。這種體裁應該不是奧古斯丁發明的,但他的《懺悔錄》成為樣板之作。奧古斯丁對慾望、遺憾和希望的表達至今仍激起共鳴,因為它所反映的體驗,是每個靈魂允許自己感受到對上帝的渴望時都能體會到的。奧古斯丁最著名的禱告:「我們的心動盪不安直到它在你裡面安息」,聽起來非常像U2的「我仍然沒有找到我在尋找的東西」。

即使在《降服》的最後幾頁,波諾也認為自己是一個朝聖者,而不是一個聖人——一個仍在尋找的人。他講了一個故事,是他觀看兒子與他的樂隊Inhaler演出後父子之間的對話。波諾告訴他:「做自己是最難的事情,而對你來說這很容易。我從來沒有做過一次自己。」

我告訴波諾,這句話真的讓我很吃驚。

他說:「降服這個詞對我來說似乎仍然遙不可及。你期望從一個因信仰而變得完整的人那裡看到的心理協調和整合,我可能沒有。我有快樂,我有一些洞察,我有很多。但我指的是自在地做自己。」

他接著說:「你知道,在舞台上搞U2……牽涉到很多事情。我們必須在走上舞台之前好好準備。我們必須為對方祈禱。就像,『算了吧,伙計們。這只是一場搖滾表演。別把自己太當真。』但是我們不得不這樣做。我昨天剛在高中母校對六年級的學生演講。我給他們讀了這本書;我非常緊張。」

他慢慢地吸了一口氣,說:「但我能告訴你,在內心深處,有一個錨。我被固定在一塊基石上,那塊基石就是耶穌。」

邁克·科斯帕(Mike Cosper)是CT媒體主管。

翻譯:湉淙 / 校編: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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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是真的從死裡復活還是假新聞?

偽造的復活事件不應導致我們懷疑其他可信的神蹟紀錄。

Christianity Today March 30, 2023
Jeremy Bishop / Unsplash

1960年左右,在剛果共和國,一個名叫特蕾莎(Thérèse)的兩歲女孩被蛇咬傷。她疾聲呼救,但當她的母親安托瓦內(Antoinette)趕到時,特蕾莎已經不省人事,她的呼吸似乎已經停止了。她們的村子無法提供任何醫療救護,安托瓦內只能把小特蕾莎繫在背上,趕緊跑向比鄰的村莊。

根據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的資料,腦細胞在氧氣的供應被中斷後不到5分鐘就會開始死亡,這情況稱爲缺氧。超過六分鐘的腦缺氧會導致嚴重的腦損傷或死亡。考慮到距離和地形的因素,安托瓦內估計,她們可能需要三個小時才能抵達下一個村莊。即使能到達,她的女兒很可能已經死了,或會有嚴重的腦損傷。

因此,安托瓦內馬上找到她的朋友可可·恩戈馬·莫伊塞(Coco Ngoma Moyise),他是鄰村一名傳道人。他們爲這個沒有生命跡象的女孩禱告,她立即就開始恢復呼吸。到了第二天,她就好了——沒有長期的後遺症,也沒有腦損傷。今天,特蕾莎不但擁有碩士學位,而且在剛果擔任牧師。

當我聽到這個故事時,身爲一個西方人,我自然會產生懷疑,但卻很難否認。因為特蕾莎是我的小姨子,安托瓦內是我的岳母。

相較之下,今年2月(原文刊登于2019年),南非傳道人阿夫·魯考(Alph Lukau)一段影片吸引了大量的關注,因爲他的教會裡似乎有人從死裡復活。魯考聲稱他只是爲棺材裡失去意識的人禱告。但無論誰該為這起事件負責,這顯然是一場騙局。據稱,棺材是由一家殯儀館員工冒充成顧客,從另一家殯儀館購買來的,而靈車則是向第三家殯儀館借來的。但關鍵是,沒有一家殯儀館看到所謂死者的屍體。

這段看似死人復活的影片很快就被揭穿了,許多非洲教會領袖譴責魯考的行徑。儘管如此,關於此類事件的問題和隱憂依然存在。

我的妻子是非洲人,我在非洲教過書,也將許多非洲基督徒視為親人或朋友。我從他們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他們看待神蹟的方式也引起我正向的質疑。基督教在非洲有預言性領袖的傳統,幾乎整個非洲大陸的人對“神人(man of God)”都非常的尊重。但正因神蹟會吸引群衆的注意,許多教會領袖就會特別強調神蹟奇事。網路使消息的傳播更加普遍,因此,若教會領袖能公開展示他擁有行神蹟的能力,就能獲得超乎想像的成功。教會能控制奇蹟發生的設置及任何可能的場景,導致偽造的事件比比皆是,即使是我那些信奉神蹟的非洲五旬節教派的朋友也悲鳴於欺詐性神蹟的泛濫。

那麼,我們有什麼方法來分辨神蹟的真偽?

錯誤的冷嘲熱諷

基督徒使用“神蹟”這個詞有許多不同的方式。因爲我們相信上帝能使萬事互相效力,所以,若我們爲病癒或傷後的復原感謝上帝,這是正確的,無論整個過程是否極具戲劇性。當我們爲手術的成功或免疫系統發揮作用向上帝表達感謝時,我們不需要稱這是透過奇蹟的方式發生的。

同時,我們也不該把這個詞侷限在超自然現象裡。聖經裡說,上帝用吹了一整夜的強勁東風分開了紅海(出埃及記14:21)。但是,僅僅因爲我們如今認知到此事件在大自然裡發生的可能性,就誤判這只是一起偶然的自然事件,讓以色列人僥倖在乾地上走過。

那麼,我們該如何評價一些廣為人知,據稱是奇蹟的事件呢? 當我們不認識目擊者並缺乏其他證據時,我們不得不忍受不同程度的不確定性。 但是,若有機會研究有確鑿證據的神蹟案例,則能幫助我們在面對奇蹟事件時,理解並調整自己於“輕易受騙”或“沒有信心”兩種狀態間。

如果一些非洲基督徒傾向太過輕易的接受所謂的神蹟事件,那許多我們這些在世俗的西方世界的人則傾向總是否認神蹟的可能性。根植於18世紀自然神論者(Deists)和自然主義哲學家大衛·休謨(David Hume)的理念,我們的反超自然主義(anti-supernaturalism)傾向使我們否定所有的神蹟。這樣做的好處是,若這些事件稍後被證明是假的,至少我們不會因為誤信而尷尬。

在整個教會歷史裡皆有死人復活的紀錄。例如,在第二世紀末,愛任紐(Irenaeus)主教以法國一間正統教會經常發生復活事件為例證,來指責諾斯底派(Gnosticism)信仰裡缺乏神蹟。復活也是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第22冊裡列載的神蹟之一。約翰·衛斯理也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記錄一個明顯死亡的人因著他人的禱告而復活,這件事發生在1742年12月25日。

多數發生在20世紀初的見證現今已無法被證實,但偶爾仍會有一些證據被保留下來。例如,1907年,在五旬節運動初期的阿蘇薩街大復興(Azusa Street Revival)開始後的一年,這場屬靈復興興辦的報紙,《使徒信心報》報導一位名叫尤拉·威爾遜(Eula Wilson)的復活,他原先的失明也在這過程中被治癒。

我最初是抱著懷疑的態度,但《使徒信心報》引用的消息來源,即是另一份報紙《拿撒勒信使報》,記載了同樣的故事,只是沒有提到他的視覺被醫治。我直覺地認爲《使徒信心報》只是美化了最初的報導。雖然這種美化的情況時有發生,但對這個事件來說,《拿撒勒信使報》也有自己的消息來源,就是《威奇托鷹報》。它在事件發生後的幾天內就刊登了這篇新聞,並包括主治醫生的證詞,以及威爾遜的失明得到痊癒的紀錄。

近年,有不少發生在西方的復活事件被拍成了基督教電影,如安娜貝爾·畢恩(Annabel Beam)(《來自天堂的奇蹟》)和浸信會牧師唐·派博(Don Piper)(《去過天堂九十分鐘》)的事件。這兩個故事雖都很鼓舞人心,但兩者都不是什麼勝利凱歌:畢恩在獲得這出奇的醫治之前,曾經歷過難以想像的苦楚,而派博也在康復的過程中遭受極大的痛苦。如果復活的見證被用來募款或讓某位牧師得到名聲,謹慎以對的態度是比較明智的。但在以上兩者的情況裡,並沒有明顯的自我炫耀的動機。

另一部紀錄復活事件的電影《不可能的奇蹟》於2019年復活節上映。該片根據喬伊斯·史密斯(Joyce Smith)《破繭而出》一書改編拍攝,講述了喬伊斯正值青春期的兒子約翰的經歷。約翰溺水後,醫生肯特·薩特爾(Kent Sutterer)無法救活男孩,在他放棄希望的同時,約翰的母親卻在絕望中開始禱告。就在那一刻,約翰的心臟重新開始跳動。醫生認爲他後來的完全康復非常不可思議。

像薩特爾這樣的醫學專家的見證,更進一步排除對復活事件直覺性的懷疑。在西棕櫚灘(West Palm Beach)行醫的心臟病專家查恩西·克蘭多(Chauncey Crandall)內心突然有感動爲一個已經昏死沒有反應約40分鐘的人禱告。克蘭多當時認爲這個叫杰夫·馬金(Jeff Markin)的人已經回天乏術了。

儘管他已簽署馬金的死亡證明,且馬金的四肢已開始變黑,克蘭多還是大聲爲馬金禱告。然後,他叫另一位同事再次用除顫器(AED)電擊馬金;電擊後,馬金的心臟立即開始跳動。馬金事後完全康復了,並成為基督徒,如今,他與克蘭多醫生一同見證上帝爲他所做的一切。

這是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但這故事背後還有一些重要的背景。這並不是克蘭多第一次爲死人復活禱告。在此之前,他自己的兒子查德死於白血病。克蘭多憑著信心爲查德的復活禱告。但查德並沒有甦醒。面對幾乎擊倒他的失望,克蘭多抉擇於要遠離上帝還是繼續信靠祂。他選擇了後者,因此當上帝呼召他爲馬金禱告時,他照做了。

除此之外,不僅僅是醫生見證了病人的復活。有時,他們自己就是從死裡復活的人。2008年10月24日,澳大利亞卡爾古利醫院(Kalgoorlie Hospital)的一般科主任肖恩·喬治(Sean George)遭遇致命的心臟病。他的心臟驟然停止了1小時又25分鐘,心電圖直線了整整 37分鐘沒有動靜。他的妻子也是一名醫生,她趕到現場並爲他禱告,就在那時,他的心臟重新恢復跳動。康復後,他仍繼續擔任醫生。喬治把完整的醫療文件資料分享在網路上

在非洲的復活事件

至於那些發生在西方以外的復活事件呢?在非洲有沒有可靠的復活事件?

由於非洲許多地方缺乏醫療設施,神蹟的存在更有其必要性,但也更難被記錄下來。不過,這些地方的人們往往更熟悉人體死後會呈現的狀態,如肢體僵硬或沒有脈搏和呼吸,因爲他們比西方人與逝者能有更多的接觸。雖然我們可能無法以臨床觀點來判斷一個人“有多死”,在這些地方發生的復活案例仍然很重要,無論我們用什麼術語來描述它們。

我在奈及利亞工作的前三個夏季,我一位叫做里奧·巴瓦(Leo Bawa)的朋友是個宣教研究員,擁有牛津宣教研究中心的博士學位。當我在爲撰寫一本關於神蹟的新書進行研究時,我問巴瓦是否見過任何神蹟。他回答:“不多。”然後給了我七頁的目擊證詞。

其中一個經歷特別吸引我的注意。在巴瓦從事研究的一個村莊,一些非基督徒鄰居把他們死去的孩子帶來給他,問他是否可以幫忙。他禱告了幾個小時後,把復活的孩子交還給他們。我推斷這可能是一次誤診的死亡,於是問他曾爲死人禱告過幾次。他說他之前只做過一次;他在他最要好的朋友死去後爲他禱告,但那位朋友卻沒有復活。然而,在這個非基督教的村裡,巴瓦相信上帝回應了他爲基督的名所做的禱告。

其他的神蹟則似乎根本不需要任何禱告就發生了。我在奈及利亞的時候認識了提摩太·奧洛納德(Timothy Olonade),這個人身上有個顯目的疤痕,我從來沒問過他由來。認識他幾年後,一些我們共同的朋友,包括我在奈及利亞的醫生,告訴我奧洛納德的故事,我稍後對他作進一步的證實。

1985年12月,奧洛納德在一次正面對撞的車禍中喪生。在醫院被宣佈死亡後,他被送往停屍間。幾個小時後,一名工人進去搬動其他的屍體時,發現奧洛納德正在動。醫院的醫生也傻眼了,他預計奧洛納德至少會有永久性的腦損傷。但他完全康復了,他的頜面外科醫生認為這是個奇蹟。如今,奧洛納德是一名聖公會的牧師,也是奈及利亞宣教事工的領袖。

另有些故事不請自來地出現在我面前。我與曼徹斯特大學的阿約德吉·阿德武亞(Ayodeji Adewuya)博士在一次學術會議中相遇,我在會議上報告了發生在全球的一些神蹟事件。會上有幾位西方教授對我提出質疑,這是可以理解的,然後阿德武亞站起來,分享了他自己的經歷。他的兒子在1981年出生時即被宣告死亡。然而,經過半個小時的禱告,嬰兒恢復了氣息,也沒有遭受腦損傷。這個兒子如今擁有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of London)的碩士學位,以及一個康奈爾大學(Cornell)的碩士學位。

我的妻子來自剛果共和國(是非洲兩個名爲剛果的國家中較小的那一個),我採訪了她的朋友和家人,他們的敘述都很可信,並且經過多位獨立證人的證實。

以艾伯特·比蘇埃蘇埃(Albert Bissouessoue)的故事爲例。艾伯特是剛果福音教會的執事,也是我小叔的岳父。當他在剛果北部的埃托姆比(Etoumbi)擔任學校督導員時,人們知道他是一個堅定的基督徒。有天,一群人把一個女孩的屍體帶到他的住所,告訴他女孩在大約八小時前死亡。他們首先把她帶去傳統巫醫那,巫醫用動物獻祭,然後把動物的血抹在女孩的身上,試圖讓她復活,但卻徒勞無效。艾伯特責備他們怎沒有先來尋求永生的真神,然後禱告了約半個小時,孩子就活過來了。

如你所料,這個事件在埃托姆比引起了很大的轟動。因此,當有另一個孩子死亡時,人們又來找艾伯特。不巧的是,他不在城裏,所以他們要他的妻子朱利安(Julienne)來禱告。當她禱告時,這個孩子也立即復活了。朱利安自己也很震驚,她說,上帝在那一刻就是賜給她信心而已。當我問艾伯特和朱利安是否曾爲其他死者禱告時,他們說這是僅有的兩次經驗。他們認爲這是上帝在這個社區為自己的名做見證所做的奇事。

當然,還有我自己的岳母和小姨子的故事。由於我對她們的瞭解,她們的故事比其他任何敘述都更能讓我重新思考我原本的西方懷疑藐視式思維。

神蹟扮演的角色

對於偽造的神蹟事件的解藥並不是全然拒絕神蹟的可能性。當我們聽到(甚至經歷)一個神奇的事件時,我們必須謹慎,既不接受所有的神蹟都是真的的說法,也不把它們都當作是假的。因為現實比我們所認知的要複雜得多。

但什麽樣的謹慎才是適當的?雖然沒有一個公式可以讓我們檢驗所有的神蹟故事,但我開始注意到一種模式。

偽造性的神蹟往往只會在讓其宣傳者獲利的地方盛行。這就是我們在文章前段提及的南非人魯考的故事裡看到的情況。是的,一些基督徒會過度淡化神蹟,但其他人也需要停止將神蹟高舉爲最重要的事工,或將其視為得到神的認可的象徵,特別是在涉及領導權和教導的時候。

當保羅在《哥林多前書》12:28裡列出屬靈恩賜時,他實際上將教導的恩賜放在神蹟前面。《以弗所書》4:11的希臘文原文將牧師與教師並稱,教牧書信則將教導能力列為事奉的先決條件(提摩太前書3:2,提摩太後書2:24,提多書1:9)。行神蹟的能力在任何地方都不是《聖經》對事奉的要求(或必要的認可)。有人甚至可能有行神蹟的恩賜,但卻不一定是個好老師。一個人可以同時擁有兩種屬靈恩賜(使徒行傳19:9-12),但擁有某種恩賜並不能保證會帶出另一種。

相較之下,可信且充滿戲劇張力的神蹟最常出現在福音尚未觸及的地方——正如福音書和《使徒行傳》裡的記載。在這些情況下,神蹟有助於宣揚我們信仰的根基,而不是造就某人或某團體的慾望或需求。神蹟讓我們預嚐即將到來的神國度的美妙。因此,耶穌的趕鬼揭示了神國度的臨近(路加福音11:20);耶穌引用以賽亞描述“終極的恢復”的同等語言來描述祂的醫治(路7:22)。然而,神國度的全然實現仍然是未來式。即使是真正的屬靈恩賜也是有限的。保羅說,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講的也有限(林前13:9)。

當上帝在我們的生活裡行動時,我們應該為祂作證,但若可以,我們也該提供驗證的方式。如果耶穌敦促麻風病患者遵循經文的規定,向祭司覆核他所得到的醫治(馬可福音1:44),那麼我們在能行的情況下覆核神蹟也是合宜的。這樣一來,思想開放的人即使不完全認識做證的人、無法照單全收他們的話,仍然可以因看到上帝的作為而感到敬畏。

額外更多的評估也的確有幫助。例如,假教師經常爲了錢財而剝削人(耶利米書6:13,彌迦書3:11,彼得後書2:3),並跟人們說他們想聽的話(提摩太後書4:3-4)。耶穌警告我們,辨別先知的分法是根據他們所結的果實,而不是他們的恩賜(馬太福音7:15-23)。檢視看看,某個神蹟發生後結出的果實是什麼?上帝的恩賜是好的,其主要目的是造就基督的身體,而不是我們的聲譽(林前12-14)。多數耶穌所行的神蹟,如醫病、趕鬼、平息風浪等,都證實著祂的憐憫心及大能。

此外,真正的恩賜應是為了榮耀耶穌而存在(林前12:3,約翰一書4:1-6)。《使徒行傳》表明,神蹟所得到的讚譽全部屬於耶穌,而不是施行神蹟的人,因爲神蹟證明了基督的福音(使3:12-13;14:3)。

事實上,《聖經》裡有許多例子,提及那些領受了聖靈恩賜卻不順服上帝的人,如巴蘭和參孫。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之一是掃羅,他決心要殺死大衛,結果卻摔倒在地並說了預言。這並不是因爲掃羅很敬虔,而是因爲聖靈的能力在那個地方很強大(撒母耳記上19:20-24)。

今日,不是每個宣稱復活的神蹟事件都是真的。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大多數的人死了就是死了。即使是那些奇蹟般復活的人,如拉撒路,最終還是會死;根據定義,我們凡人身體所有的治癒都是暫時的。然而,這樣的奇蹟確實提醒了我們,在世上傳道時使死人復活的耶穌基督是復活的、被高舉的主。祂至今依然偶爾會賜下預示著未來的徵兆,提醒我們,在基督裡,復活的盼望正等著我們所有相信祂的人。

克雷格·基納(Craig Keener)是阿斯伯理神學院(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的F.M.和Ada Thompson聖經研究教授。他最近的著作是《加拉太書》評註:新劍橋《聖經》評註系列(Galatians : A Commentary from the New Cambridge Bible Commentaries series) (Baker Academic, 2019)。

翻譯:江山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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