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2月28日，台灣人民都會聚集在一起，紀念1947年以大規模軍警鎮壓結束的“二二八”事件。在紀念 二二八時，我們反思我們在歷史上與暴政進行的鬥爭——我們目前享有的權利和自由來自多年的抗爭，今天我們仍然為保護這些權利和自由而奮鬥。

今年，我呼籲我的台灣同胞通過表明支持烏克蘭的立場來紀念二二八事件。對我來說，身為台灣人就應該聲援烏克蘭人民反對入侵和暴政的鬥爭。

在我後來跟朋友之間友好的神學討論中，出現了一個問題：我是以台灣公民的身份，還是以基督教神學人的身份發表這樣的評論的？或許兩者都是？我應該如何理解我的台灣人身份與我的基督徒身份之間的關係呢？

首先，我必須毫不含糊地說明：我不是 一名“台灣基督徒”，而是一名 “來自台灣的基督徒”。在符合聖經的世界觀中並沒有“公民宗教（基督教）”的概念存在的空間。

瑞士神學家卡爾·巴特（Karl Barth）因反對德國的“神秘民族主義”而於1935年被迫離開德國。他於1936年在《上帝的恩典揀選》（Gottes Gnadenwahl）一書中寫到他的祖國：“並不存在一個全體瑞士人的‘生活總體性’（Lebenstotalität），沒有‘瑞士的宗教’或‘瑞士的基督教’”。同樣，德國神學家莫爾特曼（Jürgen Moltmann）在2019年的一次採訪（視頻）中對我的台灣神學同儕林鴻信老師和我的中國同行洪亮說：“我不是一名德國基督徒，而是一名在德國的基督徒。”作為一名新加爾文主義者，我由衷地認同這些神學家對公民基督教的摒棄。

當然，你可以說公民宗教可以有許多不同的形式，民族主義也不是一種單一的現象或意識形態。有些人認為，民族主義只是這樣一種觀念：一個國家是由一個民族的規範和共同的價值觀形成並維繫在一起的，而這些對價值觀最好的描述是它們具有宗教性。

在這種觀點中，公民宗教是賦予一個民族某種國族身份的宗教。有人認為，民族主義和公民宗教本身可以是無害的，甚至是符合聖經的，不一定與它們在第三帝國表現出來的形式相似。

對於這種論調，我只能斬釘截鐵地用一個“不！”字來回應。

新加爾文主義的“領域主權”原則是一項在其他流派的基督教神學中也能找到不同表達方式的符合聖經的原則，它規定宗教、國家和民族的領域必須恆久保持區隔。只有耶穌基督對萬事萬物擁有主權。在上帝的美好創造中，每個領域相對於所有其他領域都具有主權。正如俄羅斯在道德上有責任尊重烏克蘭的國家主權一樣，在上帝創造的道德秩序中，上帝禁止宗教、國家和民族之間互相侵犯。

在新加爾文主義中，領域主權的理念包含在通常被稱為 “基督教世界觀”的系統中。有些人將其描述為 “基於創造的世界觀”，但這種描述並不能概括整個概念。

簡單地說，我喜歡稱之為 “新加爾文主義巨擘 ”的一些神學家——其中最著名的是凱波爾（Abraham Kuyper）和巴文克（Herman Bavinck），我還要加上霍志恆（Geerhardus Vos）——對 “基督教世界觀 ”的看法，是把世界歷史看作是救贖歷史——創造、墮落和救贖的歷史——得以展現的舞台。我喜歡借用巴特的修辭，把世界歷史描述為救贖歷史的 “外在基礎”，把救贖歷史描述為世界歷史的 “內在基礎”。

如果這聽起來太抽象，我們可以想想《路加福音》第2章第1節記錄耶穌出生在凱撒·奧古斯都（Caesar Augustus）統治下的羅馬帝國的經文。作為羅馬帝國第一位事實上的皇帝，奧古斯都從被刺殺的尤利烏斯（Julius）手中接過了凱撒的頭銜，並採用了“奧古斯都”這個名字——那是一個通常用來描述神明的詞，用來影射他具有某種神性。他讓維吉爾（Virgil）的《埃涅阿斯紀》（Aeneid）成為羅馬民族身份的官方敘事——這部民間史詩編造了拉丁民族被命運選中、以正義的名義統治各國的神聖起源的故事。

自稱奧古斯都的人確實是上帝揀選的統治者，這是世界歷史和救贖歷史的作者寫下的最好的戲劇反諷之一。上帝選擇了這個人，並通過在《路加福音》中簡短而重要的提及，讓歷時歷代和全世界的人知道他。

聖經提到這個羅馬皇帝的意義在於，當我們根據世界歷史的內在基礎來鑒查其結果時，它向我們表明自封的皇帝神性（“天子”）的概念對於世界歷史根本是無關緊要的——世界歷史是上帝與他的子民在耶穌基督里立約的歷史，其基礎是父、子和聖靈之間永恆而不可動搖的契約。（改革宗神學家稱之為“pactum salutis”，即“救贖之約” 。）

一個嬰孩誕生了，他的出生（“聖誕”）今天繼續在全世界被慶祝，而埃涅阿斯則被視為一個在戰場上尋求榮耀的杜撰傳奇人物或戰爭販子式的虛構神話英雄（儘管他似乎具有同情和正義的美德）。

作為基督徒，既然我們號稱相信奧古斯都統治下出生的嬰孩（耶穌）的故事，我們就必須在心中尋找殘留的埃涅阿斯的影子，並將它趕出去。因為基督的誕生是為了成全上帝律法中的第一條和第二條誡命（不可信仰別神、不可拜偶像）——其實也是成全所有的十條誡命。我們這些承認基督是主的人，除了在道成肉身的聖子中自我啟示的真神之外，沒有別的神，也不會把任何不是神的東西神化。這適用於民族，也適用於個人所屬的國家。

儘管如此，有些人可能會爭辯說，民族主義和公民宗教（按照前面的定義）不一定會神化民族或國家。但我認為它們必然會這麼做。

在地上所有的團體中，聖經告訴我們只有一個團體是上帝為基督徒彼此團契而揀選、通過傳講真道和施行聖禮成為上帝施恩的管道。這個團體就是教會，她在舊約時代採取的是以色列的形式。

以色列是上帝的 “選民”，但她不是一個政治意義上的國家，而是上帝與亞伯拉罕所立之約中的一個屬靈的信仰團體。如今神的選民是通過教會體現在地上的各國之中。使徒彼得告訴我們，只有教會構成了“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 ”（《彼得前書》2:9）。在我們從萬國中被呼召出來、聚集於教會之前，我們“算不得子民“，“ 現在卻做了神的子民”（《彼得前書》2:10）。

換句話說，教會是唯一的這樣一個共同體，在其中多元中的合一建立在一主、一信、一洗（《以弗所書》4:5）之上。塵世的國家可能被一些共同的價值觀維繫在一起，而這些價值觀在某種意義上最終是宗教性的。基督徒應該通過各種方式影響這些價值觀，因為雅典是耶路撒冷的外在基礎。然而，試圖用基督教信仰來統一一個地上的國家，是神化雅典，並賦予它天上的耶路撒冷的地位。

這種通過對揀選、護理、教會和末世之事的教義進行某種明確或隱含的世俗化改造，來使天上的耶路撒冷實現在地上的企圖，正是黑格爾和馬克思的哲學思想。這一點納粹時期的基督教思想家如卡爾·洛維特（Karl Löwith）以及當代作家如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和邁克爾·羅森（Michael E. Rosen）都有述及。將天上的耶路撒冷屬地化和將地上的雅典神聖化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

只有教會被上帝揀選，成為尚未到來的天國的現時預表。然而，我們確實祈禱 “願你（上帝）的國度降臨”。我們的主並沒有教導我們祈禱被帶到天上去。耶穌教導我們要祈求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這是因為凱撒·奧古斯都在地上的歷史是上帝之子來到人間的歷史的外在基礎，而耶穌基督的歷史是羅馬帝國歷史的內在基礎。同樣的道理，教會是萬國的內在基礎，而國家是神的國度降臨的外在基礎之一。

這正是我呼籲台灣的基督徒聲援烏克蘭人民的理由：首先，台灣有一個教會作為她的內在基礎；其次，這個教會在這個世界上，卻不屬於這個世界，為的是她能夠在此時此地重演在彼時彼地一次成就而永遠成就的道成肉身的歷史。

在台灣追求權利、自由和法治的歷史中，台灣基督教長老會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當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和其他長老會宣教士在19世紀末第一次來到台灣時（當時台灣是在中國統治下，後來被日本佔領），他們向這個島嶼上的人民介紹現代醫學、農業和教育。他們為婦女提供教育並倡導婦女的權利。他們研究並幫助保護原住民的文化和語言。直到今天，在台灣長老會神學院接受培訓的牧師還被要求學習用各自教區的方言講道。

這些宣教士並沒有試圖將台灣原住民或講閩南話的社區同化為一個來自西方的所謂 “基督教 ”文明。他們也沒有像16和17世紀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士那樣，試圖讓當地的統治者和政府官員改變信仰。君士坦丁式的基督教不在他們的議程上。在他們異象中的台灣基督教，是在歷史的實際情況下，將成為台灣歷史的內在基礎的信仰。

一個作為台灣的內在基礎而存在的教會有一個先知性的責任，即呼籲社會“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彌迦書》6:8）。台灣長老會在歷史上一直站在抗爭的第一線，代表他們的非基督徒鄰舍抵抗暴政。許多台灣長老會的領袖實際上是有海外關係和社會地位很高的人。但他們有“基督的心”，能夠謙卑“虛己”（《腓立比書》2:5-7），所以他們願意為鄰舍的利益而被謀殺和監禁。

他們明白一件事：耶穌是來被本丟彼拉多釘死的。上帝不僅僅是告訴我們要行公義、好憐憫；上帝在各各他山上實現了公正和憐憫。各各他是上帝永恆不變的公義和憐憫的外在基礎。因此，如果我們自詡為十字架的背負者且以此為榮曜，卻對這個世界的暴政、不公、謊言和苦難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我們就有禍了。

“道成了肉身”（《約翰福音》1:14）。如果我們真正相信福音的這一核心真理，那麼我們就知道，上帝禁止我們成為世界歷史的旁觀者和局外人。

加拿大人馬偕，在整整150年前來到台灣，讓自己成為台灣歷史的一部分。今年，整個台灣——不僅僅是基督徒——都在紀念他的到來。在馬偕和他的宣教同事之後誕生的台灣長老會至今深刻地影響着台灣文化。

可以肯定的是，台灣仍然是一個宗教多元化的社會，除了某些靈恩教會和靈恩運動推動者之外，台灣的基督徒並不打算把這個國家變成“基督王國”。教會仍然是台灣的內在基礎，而台灣是我們的教會的外在基礎。台灣的教會理應繼續以公義、憐憫和謙卑的價值觀，在上帝的普遍恩典之下，影響台灣社會。

而正因為台灣有一個教會作為其內在基礎，台灣教會將繼續提醒社會：無論是否是基督徒，作一名台灣人即意味着參與世界歷史（普遍恩典），通過世界歷史，上帝自己的公義、憐憫和謙卑的歷史，也就是道成肉身和基督再來的歷史（特殊恩典），將繼續展開。

Alex Tseng是一位來自台灣、從事卡爾·巴特研究的新加爾文主義神學人。

翻譯：Sean Cheng

2022年3月1日《互聯網宗教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生效之後，又有一批中國基督徒創辦的福音網站，包括資深和廣受歡迎的“約拿的家”，被刪除或宣布關閉。基督徒護教作者、（前）知乎大V基甸曾在知乎回答了近300個基督教與聖經相關的問題，最近他的回答也全部被刪除。在中國境內的社交媒體上，更多基督教相關內容繼續遭到“和諧”。針對基督教相關內容的封禁刪除並非在新的管理辦法生效之後才有，而是在數年前就已經開始，並在2018年後逐漸加劇的。過去這三、四年，有大批福音機構和基督徒創建的微信公共號被刪除，很多在被刪除后試圖再開，“轉世”的公共號同樣遭到被刪除的待遇。

微信是擁有最多活躍用戶的中文社交媒體，截至2021年底，微信在全球已經有超過12億的用戶，包括訂閱號和服務號的微信公共號數以千萬計。微信公眾號作為文化的一個重要載體，也成為基督徒們言說信仰、傳遞福音的管道。到2018年，微信上已經有成千上萬的基督教公共號。儘管這些公共號的絕大多數在“網絡宣教的寒冬”的今天已經都被封禁刪除，但在2018年前的數年時間內，這些公共號曾經有過相對活躍和生機勃勃的“春天”。

2017年，普世佳音機構委託專業公司對數千微信公號進行了獨立的大數據調查和分析，通過分析計算其中的基督徒公共號發出文章的閱讀量、點贊數、命中關鍵詞數、文章數等參數，對基督徒公共號的內容和影響力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基督教微信公共號存在諸多令人擔憂的問題。我們希望這些研究分析中能夠給有心善用新媒體傳福音的基督徒個人和教會、機構提供有益的參考。儘管今天很多基督教媒體和自媒體都已經（被迫）從微信公共號撤出轉移到牆外的社交媒體，我們相信這些研究結果對未來的新媒體宣教仍然有很好的參考價值。故此，我們總結了一些主要的發現，跟基督徒和教會分享。

商業營銷公共號混雜其間

在所有的發現中最引起我們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內容涉及基督教信仰的公共號都是福音性的公共號。在基督教相關的公共號中，為了商業（盈利）目的創建的營銷類公號的數量大於基督徒、教會和福音機構創建的、以傳播基督福音為目的的福音類公號。在我們調查的公共號中，有5263個過去所發文章中曾包含基督教核心關鍵詞，但其中只有349個是以基督徒身份出現、閱讀對象為基督徒、經常性發布基督教內容的，這樣的“基督教公共號”約佔6.6%。而其中商業營銷類的公共號卻佔15%的比例。這個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微信設有可以出售商品的微店、方便賺錢支付的錢包和鼓勵作者的打賞機制。

在微信上居然有非基督徒為了盈利而模仿福音性的公共號發布基督教信仰相關的內容，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和海外華人基督徒在微信這個廣告平台上已經得到相當的關注，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同時我們研究的數據也表明，在基督徒的微信公號構成上，存在一個福音純度和含量的核心、內層、外層三層特點。

外層由數量龐大的一些公共號構成，探討宗教、信仰、文化、歷史、時政、財經、學術等方面的內容的時候，都會提到基督教、耶穌基督、福音、以色列、聖經。但是他們提及的角度、引用的目的與福音和宣教關係很遠，甚至不能使人正確認識福音。

內層是一些由基督徒、教會和一些“文化公司”開辦的公共號，但其具體運營機構信息不透明，信仰背景混雜。這些公共號的內容來源存在嚴重的抄襲和侵權現象，且多有廣告植入，部分公號還接受捐贈和奉獻，但是款項的使用並不公布，缺乏透明。這一層的“福音”極有可能將人帶到偏離福音。令人擔憂的是，他們從數量到閱讀量都超過城市基督徒相對比較熟悉的許多核心公共號。在按照文章數、閱讀量、點贊量和關鍵詞命中率綜合排名的榜單前50名公共號中，雖然也能看到一些基督徒耳熟能詳的機構公號，如“生命季刊”、“今日佳音”、“海外校園”等，但絕大多數都是來源不明的營銷號，甚至是異端經營的公共號，所傳播的信息良莠不齊。

按照閱讀量排名，在所有349个可以稱爲“基督教公共號”的前五名中，四個號都是一家在濟南的營銷公司在運營，他們的標識是“微信教堂”，所有的號都用“微信教堂”四個字做logo。排名最前的五個號都開設有微店，銷售基督徒用品，以及部分與信仰無關的保健用品。這五個號的閱讀量7600萬，超過後面95個號的5700萬的閱讀量總和。

這些營銷號文章中聖經真理方面的問題比比皆是，但閱讀量和評論數都出奇的高。比如排名第三的公共號中一篇“禱告的五個秘訣”的文章，所講的“禱告秘訣”似是而非，多有不合聖經之處，卻在發布的數小時內得到一萬多閱讀、兩百多點贊。

研究結果還顯示，基督徒公共號存在普遍而嚴重的抄襲、侵權現象。尤其是主推福音音樂和福音影視的兩類公共號，有嚴重的肆意侵權、完全不尊重著作權和版權的問題。這些公共號大量使用非授權的視頻、音頻、文字，以零成本經營，但卻接受奉獻、捆綁廣告，基本上也是以盈利為目的，不顧基本的基督教倫理，給人很不好的見證。

以上這些問題在某種程度上跟中國基督徒的構成相關。中國基督徒中仍然有相當的比例知識文化水平較低，但隨着微信在智能手機上的普及度不但提高，在使用微信的基督徒當中，他們的比例也有提高。他們在微信超級扁平化的大平台上尋找福音內容，但對找到的信息沒有能力辨別良莠，於是成為他們每日“靈糧”的恰恰更多是非基督徒為了騙取錢財而設置的公共號發布的內容。數量龐大的中國農村基督徒如此天天被微信營銷號“牧養”，實在令人擔憂。

福音性公共號缺乏影響力

由於基督教內容的小眾性、邊緣化以及營銷號的參雜等原因，在我們通過一些中國新媒體大數據平台收集數據時，許多在中國和海外華人中影響力相對來說比較大的福音機構的公共號的文章沒有被檢索到。因此我們選取了35個福音機構的公共號做了補充調研，獲取了在2017年5-6月共60天內發布的所有3086篇文章的傳播數據。我們發現：

第一，福音機構發布的文章總體數量、閱讀量偏低。在35家福音機構的公共號中，兩個月發稿量在180篇 （意味着至少一天三篇）以上的只有5個，而且平均閱讀率最高的不到8000。相比之下，許多剽竊內容的營銷號卻一天多篇，且每篇都輕易達到2-3萬閱讀。

第二，能夠做到“以質取勝”的文章微乎其微。兩個月發稿量較少（50篇以下），卻依舊獲得了比較高的平均閱讀率的，可以說是做到了以質取勝，但這樣的文章只有區區8篇文章。

基督徒微信公共號也面臨與非基督徒對話的斷裂，普遍存在內容過於單一的問題，好像基督徒都不關心地上的事，只生活在屬靈的“同溫層”中，缺乏對公共的關注和與公共對話的能力，也反映出教會在這一方面的欠缺。

雖然福音機構的公共號在內容質量方面的確有原創性和神學純正、有見識的優勢，但從數據來說，它們卻無疑輸給了夾帶私貨販賣、信仰不純正的營銷號。我們認為，這種“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提醒我們注意新媒體宣教的一些“短板”，包括基督教公共號經營者在對新媒體營銷的認識和運用、公共號的專業運營打理、對新媒體受眾的認識、對社會議題的關注和公共神學的成熟度等方面的不足。

從正面來說，這些研究結果提醒我們：受眾關係的建立和維護至關重要，精準的定位有利提高公共號的傳播影響力。另外版面設計的美感以及能夠對時事話題做出迅速的回應也很重要。如點贊數排在前面的“丹尼爾先生”、“那路”和“境界”等公共號的文章，無論是內容、時效性還是美工設計，都很適合其核心讀者群——城市知識白領基督徒，因此獲得了一批“鐵杆粉絲”。以設計感和時尚感，高度的視覺元素提煉精彩的福音敘述腳本為特點的“那路”，遠超其他公號，名列第一。

微信跟牆外的社交媒體有很多明顯的不同之處。比如由於日趨嚴酷的宗教內容審查，基督徒在微信上與福音相關的言說本身就受到很多的限制，很多時候為了在夾縫中求生存也不得不做一些自我審查。但牆外的社交媒體對網絡宣教也有其挑戰。隨着越來越多的福音媒體和自媒體被迫或主動搬到牆外的平台上，一些問題也逐漸凸顯出來。例如，2020新冠疫情將教會逼到到了線上，很多華人牧者、基督徒也在YouTube等平台開設了自媒體。YouTube的廣告分成機制促使很多播主靠此獲取收入，甚至以此為生，基督徒也不例外。但在內容選擇上，特別對一些政論時評而言，基督徒博主的資訊來源真偽以及公共對話的態度就變得非常重要。我們也擔心因為利益的驅使，一些基督徒掌握到了“流量密碼”，就像那些營銷號一樣，販售“另類真相”、陰謀論，觀點極端激烈，誇大其詞，以致成為不顧真相的“劣幣”自媒體。

對於今天很多轉移到牆外社交媒體的平台上的網絡宣教機構來說，以上我們通過研究基督徒微信公共號得到的一些認識和體會，不是所有的都適用於新的平台。但是其中一些對於使用新媒體傳福音的基本原則的啟示，應該仍然有借鑒的作用。如何在流量至上的商業化氛圍中既持守福音真理又能對讀者、聽眾有吸引力，還需要有志於新媒體宣教的基督徒繼續探索和學習。

安平，普世佳音新媒體傳播機構中文部主任，宣教牧師，《遊子新歌》叢書出版人，網絡宣教論壇核心同工。

中國基督新教誕生於19世紀中國人與歐美宣教士的互動之中。那是一個以英國和美國的商業和軍事力量擴張為標誌的時代。鴉片戰爭（1839-1842和1856-1860年）后，英國成功地迫使中國向西方和新教宣教士開放。在夏威夷併入美國和菲律賓獨立之前，英國在北美洲進行了領土擴張。這種擴張伴隨着經濟的快速發展，對勞工產生了巨大的需求。奴隸制在英國（1807年）和美國（1863年）的廢除更加劇了全球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

這些歷史的發展部分解釋了散居華人人口增長和更多華人移民到美國和加拿大的原因。從16世紀到18世紀，在亞洲的西班牙、葡萄牙和荷蘭殖民地，華人移民雖然不容忽視，但人口並不多。而在英國擴張期間，散居華人人口迅速增長。來自中國的勞工對北美西部的發展至關重要。加州的大部分農業以及美國和加拿大的鐵路都是由來自中國的華人合同工建立和建造的。

英美列強撬開了中國的大門，也為福音的傳播和基督教文化的提升開了一扇門，這是大多數的英美基督徒樂見其成的。另一方面，為消除奴隸制和人口販賣而鬥爭的廢奴主義者則看到了在全球分享自由和平等的福音的新機會。

1850年代，當華人移民開始大量湧入美國時，西方新教在中國的傳教活動還只是限於香港和五個條約港口。美國的宣教機構在華人移民浪潮中看到了一個機會——如果這些華人移民中的一些人能信主，就可以建立一個跨太平洋的華人基督徒網絡，這對基督教在美國的發展也是有利的。1853年，四名華人基督徒商人創建了北美第一間華人教會，就是今天位於舊金山唐人街的三藩市中華基督教長老會。但是早在這間教會創建之前，就出現了華人教會發展壯大的障礙，而這些障礙決定性地塑造了美國華人教會的很多特徵。

首先，來到美國的中國移民幾乎一下船就立刻面臨敵視。與歐洲移民一樣，第一批中國移民是一些有冒險精神的人，他們在1849年加州淘金的消息傳到中國后，看到通過採礦或商業致富的機會。但在1852年，加州通過了歧視性的稅收法，後來，該州還試圖將華人趕出礦區及阻止華人移民。

來自華人社團的抗議沒能阻止日益增長的敵意——抗議者包括一名自稱是已歸化的公民的基督徒商人、唐餐館老闆袁生（Norman Asing）。即使有宣教士和宣教機構倡導接納華人移民，也無法阻止美國（以及後來的加拿大）政府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通過針對華人的歧視性的移民和歸化法。

第二，中國移民的流動性大，居住的地域分散，且以男性為主，這使得他們幾乎不可能形成穩定的信仰團體。在1850和1860年代尤其如此。當時大多數華人都在散佈於美國西部的礦區工作。隨着礦場的枯竭，許多人在礦區鄰近的小城鎮定居。一些人開辦了製鞋和雪茄公司，另一些人則從事家政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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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代，中央太平洋鐵路的建設帶來了新一波的合同制華工。許多華人後來在加拿大、美國南部和東北部的鐵路建設中工作。一些白人教會通過語言學校接觸到他們的華人新鄰居。然而，由於文化和語言的障礙，以及華人工作的短暫和經常遷移，教會無法留住這些華工。1854年，曾經有人嘗試在加州薩克拉門托建立一個華人浸信會，但這個計劃很快就被放棄了。即使是舊金山的長老教會——當時北美唯一的獨立華人基督教會，到1860年也變得半死不活了。

然而，進入1870年代，一系列的事件催生了北美的華人教會。到1870年，華人移民人口幾乎翻了一番，達到6萬3千人，到1880年接近10萬5千人。對華人的敵意也加強了，他們被指責造成了1870年代美國西部的經濟衰退。由於缺乏公民身份所帶來的法律保護，華人被趕出了採礦的城鎮，許多人被殺害。當他們逃到唐人街的飛地時，他們創造了與主流社會隔離的城市貧民窟。在重建南方的反彈推動下，反華運動迅速發展成為一場全國性運動，導致1882年、1892年和1902年美國通過了排華法案及其延長法案。

在這一時期，美國宣教機構重新努力建立和支持華人基督教社區。從1868年開始，衛理公會、公理會、浸信會和聖公會的宣教士和華人牧師被派往舊金山的唐人街宣教。不久之後，女宣教士伴隨他們到華人社區建立了英語學校、社區中心和婦女救助院。

一些白人宣教士因無畏地倡導華人的權利而廣為人知。斯皮爾（William Speer，1822-1904）不僅幫助華人基督徒在舊金山建立了中國長老教會，而且還在加州的檔案中留下了重要的證詞，為遭受基於種族偏見的歧視的華人辯護。他的繼任者魯米斯（Augustus W. Loomis，1816-1891）、康迪（Ira M. Condit，1833-1915）和卡麥龍（Donaldina Cameron，1869-1968）都作為北美華人的支持者留下了重要遺產。基順（Otis Gibson，1825-1889）是一位堅定不移的華人盟友，他開創了衛理公會的華人事工，為新教倡導種族正義定下了基調。公理會的龐德（William C. Pond ，1830-1925）得到了持廢奴主義立場的美國宣教士協會的支持。他和華人公理會的牧師們都充滿熱情地宣揚人類平等的福音。這些宣教士和華人基督徒領袖共同為華人基督徒社區提供了穩定的環境，並引來一些美國基督教宗派的關注和支持。

最早一批信主的華人顯然受到廢奴主義者的啟發，被基督福音所包含的平等主義所吸引。1875年，在舊金山中華基督教循道會周年慶典上的一次演講中，時瑪（Ma See）將基督教關於造物主的觀念與華人的權利聯繫起來：“如果這個世界是由一位獨一而普世的上帝創造的；如果這個世界屬於上帝；如果人因皆為上帝所造而平等；如果所有人都來自一個家庭；如果這些都是真的——實際上也確實是，那麼華人當然有權利來到美國這片土地，並在其中佔一席之地，就像任何其它國家的移民一樣。”

早期的華人基督徒還刻意區分了他們認為是真正的和虛假的基督教。李恩富（Yan Phou Lee）在發表於《北美評論》（1887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當 “數年前華人受到迫害時，當他們被無情地驅趕和謀殺時，我至少有足夠的智力能分辨這些暴行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所為；那些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險去保護華人的人都是基督徒”。

雖然白人宣教士被指責有“種族家長作風”的問題（這樣的指責往往也是對的），但是他們是抗議反亞裔暴力並與排他性和歧視性的立法作鬥爭的少數美國人中的一部分。儘管他們的努力沒有成功，他們仍然展現了一種后千禧年主義的熱忱，使公開見證信仰成為基督徒忠於上帝的不可磨滅的標誌。儘管華人基督徒與白人宣教士的合作有不平等的成分，但他們接受了一種將個人與上帝的聯結與社會和政治的參與結合起來的屬靈傳統。帶着提升種族平等和救贖國家的共同異象，白人宣教士和華人基督徒攜手建立了一個基督教跨國網絡。

Timothy Tseng是校際基督徒團契（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研究生和教師事工的太平洋地區主任及伯克萊新學院（New College Berkeley）總幹事。他曾擔任過神學院教授、非營利組織的創始人和牧師。他的博士論文的題目是：“觸手可及的事工：美國主流新教種族意識形態中的亞裔美國人，1882-1952年”。

翻譯：Sean Cheng

排華歷史催生了19世紀的美國華人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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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創建於1853年的三藩市中華基督教長老會；右：1896-1906年間舊金山唐人街的花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