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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五月花號」教會成員希望能以難民身份來美國定居

在韓國申請庇護未果、經歷了兩年多的困境后,深圳改革宗聖道教會的基督徒轉往泰國尋求難民身份。

中國深圳改革宗聖道教會的成員準備在泰國曼谷的聯合國難民辦公室提交他們的庇護申請。

中國深圳改革宗聖道教會的成員準備在泰國曼谷的聯合國難民辦公室提交他們的庇護申請。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12, 2022
AP Photo/Sakchai Lalit

潘永光牧師和他帶領的中國家庭教會的61名成員的絕大多數人都已抵達泰國。這個教會的成員在2019年和2020年之間離開深圳前往韓國,兩年來試圖在韓國獲得難民身份,但未獲成功。

上個月,這群人離開韓國濟州島前往泰國曼谷,希望能向聯合國難民事務辦公室提出上訴。他們繼續努力尋找可以安家的地方,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再搬一次家,前往美國。

這是一次付出了巨大代價的探尋。

就在全球新冠疫情爆發之前,深圳改革宗聖道教會的基督徒們離開了他們的專業工作、他們在深圳的家和他們年邁的父母,前往韓國濟州島。潘牧師不僅承擔了在屬靈上關懷教會成員的職責,還負擔起照顧他們日常生活的後勤服事,包括他們在海外的工作、住房、醫療、安全和旅行。他還需要面對一些中國基督徒的批評——他們認為他應該留下來面對逼迫,而不是“潤”出中國。

但是他相信他是在遵從上帝的呼召,帶領他的教會獲得更大的自由,就像“五月花號”上的清教徒一樣。“為了羊群的屬靈祝福,我投入了更多的精力,付出了更大的代價,”潘牧師說。“沒有人像這樣帶着孩子和婦女,從一個國家跑到另一個國家。這不是在逃亡。這是在出埃及。”

在2022年8月底安靜地離開韓國濟州島后,潘牧師於周一通過《華爾街日報》的一篇文章向全世界宣布了他的教會會眾的最新行蹤。同一天,這個教會的基督徒在曼谷的聯合國難民辦公室申請了難民身份。他們在美國定居的希望得到了美國官員的支持,包括美國宗教自由委員會負責人、前眾議員弗蘭克·沃爾夫(Frank Wolf)。

與此同時,這批人在泰國面臨著危險。不僅許多人需要延長他們的旅遊簽證,否則就有可能成為非法居留,而且他們說他們受到中國特工人員的監視,擔心被遣送回大陸。有一個家庭仍然被困在濟州島,因為中國領事館不給他們剛出生的女兒發護照,使她成為了一個沒有國籍的孩子。這種壓力讓“五月花號教會”的成員感覺已經到了無法承受的邊緣。

“我經常禱告,求神給我更多的恩典和力量,”潘牧師說。“過去這兩年難以承受,是我牧會工作中最困難的時期。”

離開故土

聶雲鳳於2012年開始參加深圳改革宗聖道教會,並在教會創辦的基督教學校任教數年。她記得執法部門向房東施壓,要求驅逐學校和教會,導致他們不斷轉移地點。警察會闖入主日敬拜或課堂,告訴他們必須中斷聚會。

2018年中國實施修訂后的宗教法規后,壓力增大,教會領袖面臨更多的監控和審訊。警方堅持要求潘牧師關閉學校,解散教會,並停止與西方國家的教會聯繫。

因此,當潘牧師認為唯一的選擇是離開中國時,聶雲鳳被說服了,特別是當她考慮到她孩子的未來時。2019年秋天,她和她的兩個孩子抵達韓國,潘牧師和她最初不確定是否要離開中國的丈夫在她之前已經先到那邊,為教會尋找一個去處。

“中國是個‘牆’國,我們在國內無法看到真實的信息,”她談到她丈夫的改變時說。“當我丈夫在韓國調查事情時,他可以看到真相,離開中國變得更加迫切。”

大約60名他們這間教會的基督徒,其中一半是孩子,在濟州島與他們會合,濟州島是朝鮮半島南端的一個旅遊勝地。

到濟州島后,他們驚訝地發現,韓國政府通常會拒絕幾乎所有來自中國公民的庇護申請。在沒有合法身份的情況下,許多以前在中國屬於中產階級的教會成員只能靠做一些低微的工作,包括洗碗和收穫蔬菜,來維持生活。

潘牧師說,許多人被這種工資微薄的勞動密集型工作搞得筋疲力盡。濟州島的冬天寒冷而多雪,不像即使是冬季最低氣溫也很溫和的深圳。一些人接到自稱是中國領事館工作人員的電話,讓他們來取包裹,他們擔心那是個陷阱。在中國國內,警察對留下來的教會成員進行了騷擾,並盤問了離開的人的家人。

聶說她不後悔離開中國,但是當她的公公被診斷出患有肝癌時,事情變得更加困難。她的丈夫是家裡唯一的兒子,他想在中國照顧他的父親。但是他們意識到,如果他們返回,他們將面臨懲罰,而且再也沒有機會離開。

儘管存在挑戰,教會還是能夠在每個主日自由地在一起敬拜上帝。他們先是在一個租來的地方,然後在一個允許他們使用其建築的韓國教會,最後是在一個酒店的餐廳聚會。聶說,她終於可以平靜安穩地參加主日敬拜,不再擔心他們是否會被警察突襲,或者一聽到敲門聲就跳起來。

她很感激她的孩子能夠安全地在韓國這邊的教會學校上學——在中國,許多教會學校已經被關閉,父母被迫將他們的孩子送到政府辦的公立學校。聶在2020年在濟州島生了一個孩子,現在已經又懷孕34周,這是她和她丈夫的第四個孩子。

轉往泰國

今年2月,深圳改革宗聖道教會在原有庇護案的最後上訴中敗訴。為了避免被驅逐出境,全體會眾重新提出庇護申請,每人花費1000美元。

在韓國和美國官員告知教會成員他們不太可能在韓國獲得難民身份后,總部設在德克薩斯州的反宗教迫害組織對華援助協會提出了一個可能的出路:讓整個團體前往泰國,在那裡他們可以向聯合國難民辦公室提出上訴。與韓國不同,泰國不是聯合國難民條約的締約國,因此該機構——而不是泰國政府——可以直接處理和裁定難民案件。

教會成員投票決定他們最好的選擇是去泰國。因此,在8月,這群人搬到了又一個新的地方。在那裡,他們不會說當地語言,也不了解當地文化。聶的預產期很快就要到了,她和她的家人首先到達泰國,因為她的懷孕出現併發症,需要接受醫療護理。

到泰國以後,教會面臨更多他們在濟州島沒有經歷過的危險。潘牧師和其他消息來源說,他們認為有中國特工人員在跟蹤這群人,在他們所到之處對他們拍照和錄像。周一,當他們在聯合國難民辦公室遞交申請時,潘牧師注意到街對面停着一輛車,車內有一名男子在對他們進行錄像。後來,兩個陌生人坐在附近,在美聯社記者採訪潘牧師和教會成員時對他們進行了錄像。

“到達泰國后,我真正感受到了危險,”潘牧師說。 “儘管在韓國時我就知道泰國會更危險,但這幾天我看到,泰國比我想象的還要危險得多。”

教會成員擔心中國政府可能會帶走他們並將他們遣返回中國,在那裡他們可能會面臨嚴厲的懲罰——這種擔心並非毫無根據。

他們也很擔心部分無法離開濟州島的家人。據對華援助協會的傅希秋說,在華爾街日報記者聯繫中國駐韓國領事館、詢問其拒絕給嬰兒發放護照的情況后,一名官員打電話給嬰兒的父母,警告他們正在“危害國家安全”。然後這位官員催逼他們寫一份懺悔書,承認他們離開中國是錯誤的,是教會強迫他們去的濟州島。作為交換,領事館將給他們頒發嬰兒的護照。

與此同時,在華盛頓特區,傅和一些美國官員正在遊說拜登政府將這群人重新安置在美國。德克薩斯州的一間教會已經同意在這群人抵達後為他們提供經濟資助,包括住房和生活費用,並幫助他們安頓下來。美國經常為面臨中國政府迫害的人提供重新安置或人道主義假釋,包括曾經幫助被拘留的維吾爾人、人權活動家和家庭教會的基督徒(包括秋雨聖約教會的一個家庭。)

在回答CT的詢問時,美國國務院表示,他們不會對個別案件發表評論,但他們會致力於幫助世界各地的遭受宗教迫害的受害者。

潘牧師說,他迅速稀疏的頭髮是他過去幾年在曠野中帶領教會所承受的壓力的表現。他說,有時,他感到非常軟弱,以至於他認為自己無法承擔這一責任。他會和他的妻子一起,一邊散步,一邊聊天和為他們的難處禱告。

潘牧師說,閱讀和默想詩篇也給他帶來了安慰。教會通常在每個星期天和每個上學日的開始都會誦唱詩篇,因此大衛和詩篇作者的哀嘆和敬拜常常掛在他們嘴邊。由於教會成員都住在濟州島的同一棟樓里,他會隔着牆壁聽到不同的家庭誦唱詩篇,這是一種美好的讚美的聲音。

當教會成員因為想家、思念他們在中國的家人來找潘牧師時,他提醒他們,他們真正的家在哪裡。“在地上,基督徒是寄居者。我們可以繼續前行,但是泰國不是我們的目的地;美國也不是。我們是向著天家走去。”

五月花號教會旅程報導:

2022/02/21

2023/04/11

翻譯:Sean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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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信靠上帝的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逝世

她在位的70年間,經常談到基督信仰對她人生的重要性。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9, 2022
mage: Joe Giddens - by WPA Pool/Getty Images / edits by Mallory Rentsch

英國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君主伊麗莎白二世去世,享年96歲。

在她史無前例的統治期間,伊麗莎白二世女王經常談及她個人的基督信仰。她的祖父喬治五世國王開創了王室聖誕演說的傳統,而女王在她1952年發表的第一個聖誕演說上,請大家為她即將到來的加冕典禮禱告

“不論你們的宗教信仰是什麼,我想請你們所有人在那天為我禱告,”她說,“禱告求上帝賜我智慧及力量,讓我在未來人生的每一天能履行我給出的每個承諾,並且能信實地侍奉上帝和你們。”

在那次聖誕節之後的七十多年裡,身為世界上最知名且享有盛譽的領袖之一,女王親自示範了如何在保有個人的基督信仰的同時,充滿包容及同理心地擔任這個全球性的公職角色,即使這個角色得時時刻刻受到眾人嚴密的監督。

伊麗莎白二世女王繼承了作為信仰捍衛者 (Defender of the Faith)及英國國教最高總督(Supreme Governor )的宗教責任。自1534年亨利八世宣布皇室放棄教皇權(Papacy)以來,每位英國君主都會繼承這兩個頭銜。在1953年的加冕典禮上,女王陛下宣誓“願意盡己所能,維持、保護神聖不可侵犯的英國國教,包括其經由法律確立的教義、崇拜、原則及治理。”

她的職責包括根據首相的建議,任命英國國教的大主教、主教及座堂牧師。1970年,她成為第一位親自舉行英國國教就職典禮、且在總議會上演講的君主,之後每五年教區選舉結束後,她都堅持這麽做。

在她的加冕典禮三週之後,女王遵循歷史傳統,宣誓維持蘇格蘭教會,履行她“維護蘇格蘭法律所確立的真正的新教”的職責。蘇格蘭教會隸屬長老會,相信只有耶穌基督才是“教會的國王和領袖”,因此女王陛下沒有官方頭銜,只能以一般成員的身份參與蘇格蘭教會。

超越傳統

但女王的信仰不僅僅是在禮貌上尊重歷史傳統的表現。女王在位期間,清楚地表示基督教信仰對她的重要性,並且向她的子民推薦這個信仰。

她在2000年:“對我而言,基督的教導及上帝對我的監督為我的人生設立了一種架構,我努力按照這個架構來生活。”“我和你們之間許多人一樣,在艱難的時刻因著基督的話語及榜樣得到極大的安慰。”

2002年,因爲她妹妹瑪格麗特公主及母后 (Queen Mother)相繼去世,女王經歷了痛苦的一年。在那年的聖誕致辭中,她談到了她的信仰如何支撐著她。

“我知道我有多需要我的信仰,它帶領我度過好日子和壞日子,”她。 “每一天都是一個新的開始。我知道生活的唯一原則就是努力做正確的事,著眼長遠,在一切事上盡我所能,並且相信上帝。”

女王不斷將其影響力擴及至接納且慶祝在英國、英聯邦及全世界範圍内的宗教多樣性及宗教寬容。女王陛下在聖誕節及英聯邦日分享的信息裡,經常涉及不同信仰間的和諧及相互尊重的寬容等主題。各種信仰及教派的領袖經常受到女王及她丈夫愛丁堡公爵的邀請參加皇室典禮,包括婚禮及感恩節活動。

在2012年慶祝她的鑽禧年(Diamond Jubilee ,75歲生日)時,女王出席了由坎特伯雷大主教在蘭貝斯(Lambeth )宮舉辦的多元信仰歡迎會,邀請英國國內八種信仰的領袖參加,包括佛教、猶太教、伊斯蘭教和印度教。在這次活動中,女王說:“信仰在數百萬人的自我認識裡扮演關鍵的角色,它不僅提供了一種思想系統,還提供了一種歸屬感。它可以是社會行為的推動力。確實,宗教團體在幫助最需要幫助的人這方面有著令人驕傲的記錄,包括幫助病人、老人、獨居者及弱勢群體。他們提醒了我們,我們肩負著照顧自己以外的人的責任。”

2007年,女王的努力得到了三信論壇 (Three-Faiths Forum) 的認可,該組織致力於在所有宗教信仰的人之間建立相互理解及持久的關係。它向女王陛下頒發了斯騰伯格跨宗教交流(Sternberg Interfaith)金獎章,該獎章授予那些致力於促進不同信仰群體之間的和平及包容的人。

推定繼承人

伊麗莎白·亞歷山德拉·瑪麗·溫莎(Elizabeth Alexandra Mary Windsor )出生於1926年4月21日,是約克公爵及公爵夫人的長女,也是當時在位君主喬治五世國王的第一個孫子。據報導,喬治五世很喜歡這個體貼、乖巧的孩子,家人暱稱她為“麗麗白”(Lilibet)。伊麗莎白的父親於1936年繼承王位,成為喬治六世國王,當時他的哥哥愛德華八世國王為了娶離過婚的瓦利斯·辛普森(Wallis Simpson)而退位。

身為推定繼承人,伊麗莎白在二戰期間接受私人家教,並服役於本地輔助服務團(Auxiliary Territorial Service)。1947年,她嫁給了具有希臘和丹麥王室血統的菲利普·蒙巴頓 (Philip Mountbatten)。他們的婚姻持續了73年,直到2021年菲利普去世。他們生育了四個孩子:威爾士親王暨繼承人查爾斯(Charles, Prince of Wales and heir apparent;);皇家公主安妮(Anne, Princess Royal);約克公爵安德魯(Andrew, Duke of York);威塞克斯伯爵愛德華 (Edward, Earl of Wessex)。除了她的孩子,女王還有8個孫子和12個曾孫。

自她在位之初,女王就時常引用聖經經文,尤其是在她每年的聖誕節廣播中。

她問道,“除了在聖經這個寶庫中所找到的不朽真理,我們還能尋求何種更好的啟發及勸勉呢?”

女王陛下在2016年的演講中解釋:“數十億人遵循基督的教導,並在祂身上找到他們人生的照明燈。我是他們之中的一員,因為基督的榜樣幫助我看到了用大愛心做小事情的價值,無論是誰做的,無論他們自己相信什麼。”

與葛理翰的關係

她的朋友兼知己葛理翰(Billy Graham)在自傳《照我本相》中證實了女王對聖經的熱愛,以及她的基督信仰的力道及深度。

葛理翰寫道:“英國沒有人比伊麗莎白二世女王陛下對我們更親切。”“幾乎每次我和她的相處都是在溫暖、非正式的情境裡,例如午餐或晚餐,無論是她獨自一人,還是與幾個家人或其他親密的朋友一起。”

他們很少公開他們的會面或公關式地利用他們之間的關係,但兩人的友誼持續了60多年,直到葛理翰於2018年去世。他寫道:“我總是注意到她對聖經及其信息充滿興趣。”

女王對聖經及其福音信息的熱愛使她參與出版了一本紀念她90歲生日的特別書籍。由凱瑟琳·布徹(Catherine Butcher)和馬克·格林(Mark Greene)合著,題為《僕人女王與她所侍奉的君王》。此書概述了女王陛下的基督信仰,由女王贊助的英國聖經公會、盼望機構(The Hope Foundation),及倫敦當代基督教研究所(London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Christianity)共同出版.

女王陛下親自撰寫此書的前言,感謝讀者的代禱及祝福。“我一直——並且仍然 ——非常感謝……上帝堅定不移的愛。我確實親眼見到祂的信實,”她寫道。

在2016年女王生日之前,這本書已分發給英國及英聯邦國家中數千個教會。事實證明,這本書廣受歡迎,以至於聖經公會不得不再印製150,000冊來回應需求。

履行她的誓言

女王陛下既是公主又是國教教宗,是監護人及曾祖母、外交官和門徒。女王陛下在歷史變革及技術進步的動盪時期保持著冷靜,穩定帶領著她的國家及英聯邦眾國。

聖安德魯斯大學神學院教授伊恩·布拉德利(Ian Bradley)寫道:“終極而言,君主制應該要超越制度本身,指向上帝的偉大。”“它支持上帝賦予人類敬畏、忠誠及崇拜的能力。但對君主制的認可及其權威來自天上而不是人間。”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就是這樣一位君主。跨越20世紀和21世紀、現代及後現代,女王陛下認為她個人對上帝的信仰及對基督的信心是她在她所經歷的許多公共及私人風暴中的錨。最終,她履行了對上帝神聖加冕的誓言,信實地生活、服事那些上帝託付她照顧的人。

Dudley Delffs是《伊麗莎白女王的信仰》一書的作者。

翻譯: Yi-Ting Tsai

牧養關懷:壓傷的蘆葦、將殘的燈火

保羅教導我們如何重建受傷的人和疲憊的人。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9, 2022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David Suarez / Unsplash | Wikimedia Commons

線上學習腓立比書二章時,小組成員發出感想:“我希望我能更像以巴弗提。”

儘管經文只有簡略地提到他,但以巴弗提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25-30 和 4:18)。保羅稱讚他為“我的兄弟,與我一同做工,一同當兵,是你們所差遣的,也是供給我需用的”(2:25)。讀著保羅的話,把自己跟以巴弗提比較,讓我的朋友感到很自卑。

但是,如果我們慢慢品讀以巴弗提的故事,就會呈現出一幅完全不同、卻又更人性化的畫面。腓立比教會差派以巴弗提去提供保羅經濟上的支持,並在保羅入獄期間給予幫助。然而,以巴弗提見到保羅後,他的健康狀況迅速惡化。我們不知道他得了什麼病,但他差點因此去世。以巴弗提身體逐漸康復時,他變得非常想家。他知道腓立比教會的人都在擔心他的病情,而這只會增加他的痛苦。

以巴弗提感受到的壓力,反過來又給保羅帶來過度的壓力。受差遣的幫手如今需要幫助。保羅告訴腓立比人,如果他讓以巴弗提回去,他會“少些憂愁”(第 28 節)。

因此,以巴弗提的宣教之旅就提前結束了。雖然以巴弗提可能會因為可以回家而鬆一口氣,但同時他也會恐懼,而這會大大削弱他放鬆的心情。人們是否會認為他很軟弱?他們是不是很失望?

如果我是以巴弗提,我腦海中一定充滿指責的聲音。我會將自己與保羅比較,我缺乏毅力,而保羅卻似乎能恆久忍耐。即使其他人沒有看輕我,我也要與失敗感和羞恥感搏鬥,因為我在還沒有完成工作之前就筋疲力盡了。所以當以巴弗提返回腓立比時,他有充分理由感到不安全、沮喪和自我懷疑。

保羅的教牧關懷

保羅在寫給腓立比人的信中,給了以巴弗提一個多麼大的禮物!以巴弗提現在擁有保羅具體的肯定,可以用來駁斥在自己腦海中不斷編纂的謊言。在以巴弗提與差遣他的社區重新接觸前,保羅就為他鋪平了道路,讓他獲得榮譽和尊嚴,而不是責備和論斷。

這封信可能改變了以巴弗提的未來。今天線上查經的普通讀者也如此高度地重視他,因為經文更多是保羅對他的關心,而非以巴弗提本人的事。他可能會因為沒有發揮作用而顯得沒有價值,但保羅恢復了他的價值。保羅的做法為教牧關懷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模式。

保羅讓以巴弗提活在他的局限中

在腓立比書二章前面的經文中,保羅讚揚了耶穌的謙卑,描述了基督本可以堅持他神聖的權利,但他自願放棄一切,選擇活在人類的局限中(2:6-8)。

相反地,我們經常會挑戰這些局限。我們想要知道更多,多過我們能理解的;我們想要更多控制權,多過我們能掌握的;我們相信自己有更多能力和力量,卻往往脫離了現實情況。事實是,我們都有局限。有時候,局限是精神上的或情感上的;有時候,局限是財務上的;還有的時候是身體上的。以巴弗提發現自己的身體無法再承受下去。他的壓力太大了,思想和情感也同時出現了問題。他沒有辦法再勝任工作。

那時,身為牧者的保羅可能也會遇見試探,開始用一種勸勉的口吻說話。以巴弗提是一個成熟的門徒,可以接受教訓,因此保羅可以教導他在困難中如何堅持和忍耐。但保羅不想將問題屬靈化,也不想刺激以巴弗提的罪疚感。因此,保羅沒有挑他的毛病,而是看著他的實際情況,說:“我認為你做得夠好了。”

當我們假設其他人的局限應該與我們的相同時,我們就錯了。宣教先驅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曾寫下廣受稱贊的名言:“我能竭盡全力、堅持不懈,我能完成的一切都是因爲這樣的努力。” 克理確實能夠做到,他很有能力,他堅持了多年,成就了許多驚人的事情。但克理卻沒有辦法接受他的家人無法像他一樣堅忍的現實。不幸的是,他的幾個孩子在幾年間去世,妻子的精神也面臨崩潰。

保羅知道別人的處境與他的不同。他不期待每個人都像他一樣不結婚;他也沒有要求每個人都要成為巡迴佈道的傳道人,和他一樣承受殘酷的待遇。保羅按著以巴弗提本來的樣子接納他,允許他能自由地在上帝所賜的局限內生活。

保羅之所以能這樣做,是因為他知道局限是恩賜,而不是罪。然而,我們經常將局限視為障礙,擋在我們和夢想、目標之間。而保羅因為肉體上帶著一根刺,所以他知道軟弱和局限正是上帝最能顯明大能的地方(哥林多後書 12:7-10)。身為牧者,當我們給予其他人自由,使他們能接受自己的局限而不是堅持要他們克服局限時,他們就有更多時間,關注上帝在哪裡工作。

保羅視他人為同等地位,恢復了他人的價值

所有聖經的人物中,真的沒有人像保羅,因為他出生於悠久的宗教世家(腓立比書 3:4-6)。如果這還不够的話,多年來他屢受苦難,沒有人能與他相比——包括監禁、迫害、毆打、饑餓和海難(哥林多後書 11)。

另一方面,以巴弗提是外邦人,而且他信主的時間不長,所以聖經知識有限。他能“忍受艱難”的程度,只限於患病(儘管很嚴重)和想家。據我們所知,以巴弗提的信仰沒有受到任何威脅,也沒有受到明顯的屬靈攻擊。他只是經歷了一般人都會遇到的挑戰。

然而,保羅卻視以巴弗提的病與基督的受苦同等(腓立比書 2:30)。他並沒有因為以巴弗提受的僅僅是肉體的苦,就認為所受的苦沒有價值。因保羅稱以巴弗提為“我的兄弟,與我一同做工,一同當兵”(第 25 節),把以巴弗提升到他的同工的地位。

馬婭‧安傑盧(Maya Angelou)曾經說過,只有平等的人才可以成為朋友,而腓立比書中的保羅成為了這句話的完美範例。除了從一場折磨人的疾病中倖存下來,以巴弗提並沒有真正做過任何事情,使他在我們心目中接近保羅的地位。保羅卻選擇將他視為平等,因為他最需要這種不配得的恩典。

根據人們的成就、教育程度、財富或影響力,我們經常在不知不覺中,很容易就會賦予他們更高或更低的地位。我們可能會發現自己比較喜歡有貢獻(無論是經濟上的貢獻,還是才能上的貢獻)的會眾。我們很容易被掃羅吸引,因為他的高大身材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沒有注意到大衛。但保羅的例子提醒我們,身為人類,我們都是上帝形象(imago Dei)的承載者,同時我們都需要十字架。紮根於我們與會衆擁有同一種身份這一核心的現實,能幫助我們更好地建立真正的關係,更好地牧養他人。

保羅尊榮人,超越人的失敗

以巴弗提帶著信回家,信中保羅將焦點放在以巴弗提事工的光榮的一面,而不是重述這次縮短的宣教旅程,把這個明顯的缺點再講一次。

我發現,我很擅長記住失敗,我會緊緊抓住犯錯的痛苦回憶。我可能會說自己原諒了某人,但看待他的時候,仍然是想著他如何讓我失望。

有一個故事讓我很感動:克拉拉‧巴頓(Clara Barton)是美國紅十字會的創始人,她在組織成立時面臨著許多挑戰和批評。有次,一位同事提到,幾年前曾經有一個人攻擊她,但克拉拉不記得那件事了,這使她的朋友感到困惑。朋友繼續追問她時,她回答:“我清楚地記得我忘記了。”

在腓立比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保羅並沒有抓住以巴弗提身體上和情感上的軟弱不放,盡管其他人可能會這麼指責以巴弗提。因為保羅將以巴弗提視為一個非常有價值的人,因此影響了腓立比教會接待以巴弗提的態度。

保羅為以巴弗提所做的事,體現了基督為我們每個人所做的事:耶穌,我們的救主,正是“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以賽亞書 42:3)“的主。正是因為耶穌選擇了賦予我們價值,天父才會以榮耀歡迎我們。

耶穌允許我們活在自己的局限內,“因為他知道我們的本體,思念我們不過是塵土”(詩篇 103:14)。他也與我們享同樣的地位,不僅取了卑微的狀態,還抬升了我們,甚至稱我們為他的朋友(約翰福音 15:15)。雖然耶穌有充分的理由提醒我們所有做錯的事,但他選擇尊榮我們,而不是緊盯我們的失敗,從不按我們的罪孽對待我們(詩篇 103:10)。

很多時候,我發現自己有一種牧師的責任感,它常常壓得我喘不過氣來。我常常不得不糾正、訓誡人,為了捍衛真理而指出錯誤。雖然這跟我的工作有關,但這不是我唯一優先要考慮的事,也不是最重要的事。我們代表好牧人最有力的方式,就是在別人最軟弱的時候以恩典待人。

事實是,我們每個人都是以巴弗提,都非常清楚自己的軟弱、失敗和羞恥,我們每個人也都有像保羅一樣的機會,謹慎地對待彼此。

身為牧者,我們能依靠一種愛,遮掩許多罪嗎?我們能不能少一點擔憂,不是去迫使人們從錯誤中吸取教訓,而是多花點時間提醒他們,他們在上帝眼中有極大的價值。這無異於是活出福音,還可能會改變一些人的生命,幫助他們不質疑自己在上帝的國度裡的價值。

傑夫‧皮博迪(Jeff Peabody)是一名作家,也是華盛頓州塔科馬(Tacoma)新日(New Day)教會的主任牧師。

翻譯:思慕;校對:Sean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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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教會應該知道的10位中國基督徒

認識這些使福音的種子在中國人靈魂深處紮根生長的弟兄姊妹。

一群中國基督徒慶祝聖誕節聚會留念,約在1905年

一群中國基督徒慶祝聖誕節聚會留念,約在1905年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8, 2022
Wikimedia Commons

全球基督教界正為立志在世界各地宣教禾場服事的中國基督徒的湧現而感到振奮不已。雖然中國教會作為差派教會的能力仍然在成長中,但是這個世界宣教的新局勢為中國和世界帶來巨大的希望——為中國教會的成熟提供了感人的示範。幾個世紀以來,眾多全球宣教機構和宣教士都為中國大陸教會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利瑪竇艾偉德古約翰李提摩太等西方傳教士的奮勇進取的事迹藉着傳記和講道示例很好地記錄保存下來。即使在今天, 戴德生和中國內地會(CIM)的故事仍然激勵着中國基督徒離開國土到海外傳福音。

雖然目前中國內地的福音版圖有許多外籍人士做出的貢獻,但中國教會的宣教願景也同樣地——甚至更多地——歸功於在過去兩個世紀里使福音的種子在中國人靈魂深處紮根生長的眾多中國弟兄姊妹。這些聖徒為建立明確的中國化教會有着必不可少的影響,理應得到認可。但願他們的故事能夠激勵新一代基督徒,無論在中國還是中國以外,去向任何神所呼召的地方服事。

1. 丁立美(Ding Limei,1871-1936) 堅定的傳道人

傳道人丁立美出生在山東省最早的基督教家庭之一。13歲時,丁立美離家前往登州(今蓬萊),進入由美北長老會差會(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North)創辦的登州學院學習。畢業后,他工作了幾年,然後回到同一所學校學習了兩年的神學。

丁立美於1898年被按立為牧師。在1900年義和團運動期間,他因其信仰而受到迫害,被關進監獄40天,在那裡他遭受了近200次棍棒的打擊,身上留下了嚴重的損害。出獄后,他接受了長老會牧師的職位,決心在中國的每一個省份傳揚福音,建立中國本土教會,拯救數百萬同胞的靈魂。在接下來的20年裡,他是一位活躍的巡迴佈道家,在全國各地的復興會中演講,並帶領許多中國人認信基督。在他生命的最後階段,丁立美專註於神學教育,在華北神學院任教,並牧養了幾個教會。晚年的疾病使他無法參與前沿的宣教工作,但他堅持為數以千計的同胞得救點名祈禱,他要看到中國人民被基督得着的願望從未動搖過。

2. 李貞德(Jeanette Li,1899-1968)跨文化傳道人

李貞德於1899年出生在一個佛教家庭。童年的一場疾病迫使她的家人把她帶到一家宣教士醫院,之後的康復促使她進入教會學校學習。10歲時,李貞德接受洗禮,成為家裡的第一個基督徒。16歲時,李貞德與一位非信徒開始了一段不幸的婚姻。幾年後,她的丈夫與另一個女人再婚,留下她作為單身母親撫養兒子。

在照顧兒子和生病的母親的同時,李貞德堅持學習,並最終在一所公辦學校找到了工作,這是她有意做出的決定,以尋求在教會學校以外傳福音的機會。她認識到自己真正的呼召是傳福音后,在1930年辭去了學校的工作,進入南京的金陵聖經學院接受宣教培訓。1934年,她第一次前往滿洲里,在該地區的街道、家庭、醫院和孤兒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跨文化傳教。在這些年裡,她的事工幾乎一直受到日本侵略者的迫害和騷擾。1952年,她因基督教信仰被共產黨官員監禁了17個月。獲釋后,她搬到了廣州,在那裡她再次自願擔任宣教士,直到她被允許前往香港,最終前往美國。在經歷生命中的重重苦難時,她仍繼續分享她的信仰,見證神在困難中的信實供應。

3. 梁發 (Liang Fa,1789-1855) 中國第一位基督教新教徒

梁發的一生展示了中國基督教的本土化一波三折的過程:經歷了外國贊助、國內迫害以及中國信徒在中國身份和基督徒身份之間的掙扎。早年,梁發在一個村莊長大,參與了當地的民間宗教生活。在年輕的時候,梁發成了一名印刷工,協助剛到任的倫敦傳教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宣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的工作。他後來信主並促成了許多家庭成員的受洗,並成為第一個被按立的中國宣教士。中年以前,梁發參與了大部分早期新教傳教活動(傳教士出版社、地方團契、學校、醫院等),並撰寫了19世紀最具影響力的中國福音單張。

梁發表現出一種“破壞偶像”(iconoclasm)的傾向:即強烈反對偶像崇拜的一種基督教主張。隨着年齡的增長,他的家庭生活也由於他的信仰和事工變得更加複雜,顯示出成為基督徒而帶來的好幾層衝突:承認基督信仰的真正風險,參與宗教或敬拜生活的挑戰,以及與下一代關係的緊張。梁發常被描述為中國本土教會的第一個果子或種子。

4. 石美玉(Mary Stone,1873-1954) 卓有成就的醫療宣教士

石美玉是大陸最早的第二代基督徒之一,出生於一個由衛理公會的牧師和宣教士學校的校長組成的家庭。石美玉從小就學習中國古典文學和基督教典籍,並隨後前往密歇根大學學習醫學。

石美玉是最早從美國大學獲得醫學學位的兩名中國婦女之一。她1896年回到中國,擔任衛理公會婦女海外宣教協會(Wome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的宣教醫生。在餘下的幾十年裡,她建立並經營了多家醫院,並參與了廣泛的宣教工作。

在1910年愛丁堡世界宣教士差傳大會(Edinburgh World Missionary Conference)之後,石美玉作為中國延續委員會(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的成員參與服事 。隨後石美玉成為中華基督教婦女節制聯合會(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 in China)的第一任主席,也成為伯特利全球佈道團(Bethel Worldwide Evangelistic Band)的組織者之一。1918年,她聯合創辦了中華宣教會(Chinese Missionary Society),中國第一個福音宣教會,以支持和差派中國基督徒向其他國人傳福音。

5. 舒珊(音譯)(Shu Shan ,?-1900) 勇敢的義和團殉道者

1900年夏天,義和團運動爆發時,舒珊和她的家人是住在北京郊區的基督徒。這是一場原因複雜的草根起義,義和團參與者通過召喚中國神話英雄的靈力來摧毀所有外國勢力,讓華北老百姓重新獲得繁榮和安定。舒珊的丈夫是當地的一名宣教士,負責自己在北京郊外的宣教基站。當義和團暴力事件的消息傳開后,他逃到山上避難,把他的妻子和三個十歲以下的孩子送到附近的親戚家。

當義和團逼近他們的村莊時,舒珊和她的孩子們被可能提供避難所的朋友和家人一一拒之門外,最終回到他們的家中等待死亡。舒珊和她的孩子們因為他們的基督教信仰而被義和團抓走,然後被折磨、殺害,並被扔進他們家廢墟附近的一個淺墳里。舒珊和1900年其他許多基督教殉道者的鮮血激勵了一代海外傳教士和本地基督徒,他們背起十字架,跟隨耶穌到他所帶領的地方——他們的順服構成了今天中國教會的基礎。

6. 宋尚節(John Sung,1901-1944)中國的施洗約翰

宋尚節1901年出生在福建省,是一位衛理公會牧師的第四個兒子。宋尚傑渴望追隨父親的腳步,從當地的宣教士學校畢業后前往美國學習神學。然而,一到那裡,他就改學化學,最終在1926年獲得俄亥俄州立大學的博士學位。此後不久,他懺悔了自己的自私,並努力履行他最初的呼召,進入紐約協和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學習。1927年,宋尚節報告說,他有一個戲劇性的“歸信經歷”,迫使他批評教授們的自由主義神學。這是宋尚節的一個艱難時期,導致他精神崩潰,被送進精神病院。在一位美國牧師的干預下,宋尚節被允許回到中國,在那裡他既要教授化學和聖經,又要在周末開展宣教活動。

1931年,宋尚節接受了石美玉(見上文)的邀請,放棄了所有其他工作,加入了伯特利全球佈道團(Bethel Worldwide Evangelistic Band)。宋尚節很快就作為一個熱情似火的傳道人而聞名於整個亞洲,他在講台上的戲劇性行為和動人的歌曲直指人們的心靈。在接下來的八年裡,他講道中的信息,包括審判、悔改和醫治等,使中國內地和華僑界的許多人相信了耶穌。他聲稱持續的健康問題使他保持謙卑,最終疾病在1944年奪去了他的生命。

7. 王來俊(Wang Lai Quan,1835-1901) 戴德生事奉中的弟兄

王來俊是一名畫家和室內裝修師,1859年受洗加入宣教士戴德生在寧波的教會。王來俊同意幫助戴德生管理他那所處境艱難的醫院,不領工資而只是“從主無論多少的供應中取一份”。1860年,當戴德生因身體原因返回英國時,王來俊與他同行,幫助照顧戴德生的孩子,並協助將新約聖經翻譯成寧波方言。

回國后,王來俊開始自行牧養獨立的地方教會。他沒有領中國內地會(CIM)的薪水,而是用自己的錢開辦了了一間鄉村小教堂,管理着越來越多當地的巡迴傳道人,最終成為杭州地區一個自籌經費、自己管理的教會網絡的監管牧師。王來俊與中國內地會的的外籍宣教士合作良好,至少有一次從他的教會寄錢支持中國內地會外籍宣教士們的工作。

8. 吳寶瑛(Wu Baoying, 1897-1930)中國西部的醫療宣教士

吳寶瑛於1897年出生於中國西部甘肅省的一個基督教家庭,是中國最早的醫療宣教士之一,由第二代中國內地會 (CIM)宣教士金品三(George King)在蘭州的博德恩醫院(Borden Memorial Hospital)親自培訓。在1927年反基督教和仇外的南京暴力事件發生后,中國西部的所有外籍宣教士都被召回。隨後在醫院的運營中,吳寶瑛和他的妻子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吳寶瑛和他的兄弟還在他們的家鄉建立了一所宣教醫院。在1928年的一次民族暴動中,吳寶瑛被回族叛軍殺害。他在33歲去世時的最後一句話是:“主與我們同在”。

9. 席勝魔(Pastor Hsi, 1835-1896)戰勝惡魔的人

秀才席子直在山西太原參加鄉試失敗后,成為一名基督徒。當他走出考場時,他收到了幾份福音單張和一份關於道德和宗教話題的徵文題目單。這些資料由英國宣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和李修善 (David Hill)設計,是與當時的中國精英人士展開福音討論的一種方法。席勝魔在徵文比賽中提交了幾篇獲獎作品。當他拜訪宣教士領取獎金時,李修善邀請他擔任秘書和中文導師。席勝魔接受了邀請,而且李修善——他的這個外國朋友——很快幫助他克服了抽鴉片的毒癮。

他成為一名基督徒,改名為席勝魔(戰勝魔鬼的人),並回到家鄉,將他的傳統中醫診所改為一間教會和戒煙館,幫助想要克服毒癮的人。他是山西省第一位本土牧師,因着金樂婷(Geraldine Taylor)的傳記《席牧師:秀才和基督徒》而不朽。席勝魔性格火爆,雖然他有時會與外國宣教士發生衝突,但眾多中國內地會宣教士(包括著名的劍橋七傑中的幾位)都在他的指導和幫助下有效地服事。他的教會和戒煙館在山西本土新教教會的早期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10. 余慈度(Dora Yu,1873-1931) 一位獨立的復興佈道家

余慈度出生於杭州美洲長老會(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宿舍,是一個宣教士的女兒,接受過醫療宣教士的培訓。1897年,她參加了一個為時不長的早期跨文化宣教活動,前往韓國。1904年,余慈度棄醫從文,開始在全國各地的復興會講道。余慈度是最早切斷西方財政支持的宣教士之一,尋求建立中國本土教會,完全 “憑信心生活”。之後,她在上海創辦了查經禱告所(Bible Study and Prayer House),後來成為江灣聖經學校,並開創了一系列冬季和夏季查經班,為中國教會培訓了許多合格的宣教士。許多通過余慈度的傳道工作成為基督徒的人在20世紀初的中國教會復興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倪柝聲在福州的一次復興會上聽完她的講道后,歸信了基督教,並獻身事奉上帝。1927年,余慈度被邀請在開西大會(Keswick Convention)上擔任主要發言人。開西大會是著名的福音派信徒年度聚會,致力於屬靈聖潔、合一、和全球宣教,她在會上懇請西方停止向中國差派自由派神學的宣教士。

Andrew T. Kaiser博士,自1997年以來一直與家人在中國生活和工作。除了在網上發表的作品,他還著有兩本書《來自過去的聲音:基督教在中國傳教的歷史反思》(Voices from the Past: Historical Reflections on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和《神的旨意洶湧奔騰:自1876年以來在山西的基督宣教》(The Rushing on of the Purposes of God: Christian Missions in Shanxi since 1876)。

G. Wright Doyle是全球中國中心(Global China Center)的主管,《中國基督教傳記辭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的編輯,《中國教會的建設者:新教宣教士先鋒和中國教會領袖》(Builders of The Chinese Church: Pioneer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and Chinese Church Leaders)的編輯,也是《來自東方的智者:章力生》(Wise Man from the East: Lit-sen Chang)的編輯和譯者,以及《中國基督教研究》(Studies in Chinese Christianity)系列的聯合編輯。

翻譯:伊莎貝爾;校對:湉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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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flix讓成為宣教士變得更加困難

無論是體育節目、影集、或親友在社交媒體上的分享 — 如果你和過去的生活依然緊緊相連,專心在事工上會很困難。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8, 2022

從我有記憶以來,宣教士這個詞在我腦海裡總有種讓人感到焦慮的形象。一個年輕人因為感受到了對某個“危險”或“貧困”國家的強烈呼召,放下了舒適的家及家人,融入到一個新的文化裡。他們無限循環着“忍受苦難、信靠上帝、結出果子、籌款”的人生狀態。

當一個正在休假的宣教士詢問是否能和我約會時,這個形象馬上就在我腦海裡出現,讓我不得不面對我對宣教士會有的生活所感到的這種不安。這位正在休假的宣教士即將在青年使命團的台灣分部(YWAM-Taiwan)委身整整五年的服事。隨然我對他很有興趣,我還是覺得自己不是能這樣犧牲舍己的料。但在夏天去台灣拜訪了他幾個星期後,我驚訝地發現他的生活跟我童年時的印象完全不同。他白天在咖啡店上中文課,每週有幾個晚上在機構做咖啡事工,教台灣人英文和聖經。他住在一間有着空調、無線網絡及衛星電視的現代化公寓裡,他大部分的傢具都來自台北地鐵幾站以外的宜家傢具店。即使他家在數千英里外的北卡羅萊納州,他仍然可以在線上看維京人(Vikings)隊的足球比賽,而且隨時可以跟家人講電話。

這些便利的現代化設施能讓我(及其他人)更容易對台灣說“好(我願意去宣教)”。但我沒有意識到的是,後來在其他微小但對於過渡時期以及道成肉身的宣教來說非常關鍵的時刻上,說“好”會變得多困難。

高速的互聯網、飛機及手機使我們這些離開家鄉及親人的人,能以過去時代的人難以想像的方式來與這個世界保持聯繫。但這些技術的進步在某種程度上也抑制了宣教士在上帝呼召他們委身的事工禾場上“活在當下”的能力。

延長了文化衝擊

在我初次拜訪台灣的夏天過後,我和這個宣教士結婚了。三周后,我們一起搬到台灣。等待着我的是滿滿的文化衝擊階段,因為我心裡懷抱着的異國情調的台灣形象,讓我忘了我正生活在一個我毫不熟悉的文化里的事實。和我在明尼蘇達州農村林地老家不同的是,我現在住在一個由混凝土高樓建成的城市,幾乎不可能看得到一片草地。語言障礙意味着連去買菜跟去郵局這樣的簡單的事情都需要花幾個小時,讓我才半天的時間就已筋疲力盡,無法再做任何事。而炎熱潮濕的夏季持續了數個月,即使少數幾個涼爽的日子也經常伴隨着傾盆大雨。

在初期的日子裡,我常不斷地看着Facebook動態或打電話給我媽媽來暫時緩解過渡時期的壓力,有時還會幻想着回家。中文課下課後,我會花好幾小時看Netflix,吃從便利商店買來的垃圾食物,迫切希望能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感覺像個正常人。

我的領導斯科特·康蒂瓦爾(Scott Contival),青年使命團台北分會的負責人,對我的掙扎毫不意外。斯科特在台灣生活了17年,親眼見到他許多員工在最初幾個月努力適應新文化的掙扎,他跟我說我的經歷很正常。“一個人通常需要6到18個月的時間來經歷文化衝擊的循環,才能達到能夠感受到正常的地步。”

或至少以前的人是這樣。

“最近幾年,我們看到新來的宣教士有一種趨勢,就是他們實際上並沒有走出文化衝擊的階段,”他說。 “他們的筆記型電腦跟智能手機讓他們能無限制地接觸自己的家庭及文化,這讓道成肉身的工作變得更加困難。”而我慢慢地——甚至是痛苦地——意識到,道成肉身,也許是宣教士能“成功地”在國外生活最重要的部分。

新的世代

雖然道成肉身仍然是多數現代宣教士的願望,但他們所面臨的挑戰也在增加。

“對於過去的宣教士來說,和家人道別,前往宣教禾場的那一天可能是他們一生中最難受的一天。但船一開,傷口就開始癒合,”斯科特說。

彭蒙惠 (Doris Brougham)可以證明這一點。在1948年,她22 歲那年,她第一次坐着一艘為期六周的貨輪從波特蘭(Portland)來到中國。她的前三年在中國的政權更替時期度過,最終落腳在一個被稱為“福爾摩沙”的島嶼上——就是今天的台灣。在最初動蕩的歲月里,她幾乎沒有收到家人的來信,唯一的聯繫途徑就是一些能碰巧在正確的時間抵達正確的地點的信。當她來到台灣時,她唯一的財產是一本中文聖經及一隻小號。

彭蒙惠的生活並沒有馬上變得輕鬆。在她剛出國的前三年,她意外的失去了雙親,但回家的路又長又貴,她無法參加他們的葬禮。她必須找到一種能處理她巨大悲傷的方式。而這個方法最終加深了她對新的家鄉的愛及對上帝的依賴。當她吹奏小號時,村裡的孩子們經常聚集在她身邊,組成即興合唱團,為處在困難時期的她帶來歡樂和意義。漸漸地,她在台灣人當中有了新的生活。如今,她所建立的結實累累的“天韻”福音事工已有70年的歷史 (依然進行着)。

在現代,宣教目的地跟我們家鄉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小,而且交通越來越便宜。航班能在幾小時或幾天內送我們回家,而不是幾周或幾個月。智能手機讓我們能即時和家人聯繫。社交媒體讓我們能很快的更新朋友的近況,更不用說政治、名人和體育新聞了。這種聯繫在許多方面上都是種祝褔——我們的家人和教會能更容易傳遞鼓勵的話給我們,也能更容易知道到我們可能面臨的緊急情況。休假回家也變得更容易且負擔得起。朋友也隨時能來宣教地拜訪我們。

但這些新的發明也可能會讓人分心。要如何與這些便利的科技劃出健康的界線是個挑戰。“我對今天的宣教士最大的擔憂是,即使他們已經離開了家鄉,卻完全有可能透過社交媒體和視頻繼續在那裡生活着,”斯科特說。“而離鄉背井的傷口會因此不斷重複地被撕開。”就我個人而言,我一直努力在與自己充滿愛的原生家庭之間劃出健康的界線——尤其因為他們不想讓我有被遺忘的感覺。某次聖誕節,因為他們拿着手機讓我能親眼看着他們拆開我送他們的禮物,讓我淚流滿面。今年他們資助我回家過30歲的生日,雖然是看似簡單的事,卻導致我回台灣后思鄉數周。

其他問題如“我應該多久打電話回家一次?”或“可以看Netflix嗎?每周能看幾個小時?”困擾着我及其他能接觸到高速互聯網及智能手機的人。這些問題的答案因人而異,但處理我們所擁有的這些大量的選擇性,可能會消耗掉宣教士情感上的能量,使我們的重心離上帝呼召我們所去的禾場越來越遠。

在全球化的時代支持宣教士

和所有基督徒一樣,宣教士會感到軟弱、想家及氣餒。在這些低谷的時刻,毫無節制的追劇及狂熱瘋迷某個球隊等等行為並不罕見。在我們覺得孤單的時候,現代教會可以透過拜訪我們的宣教地或利用科技來陪伴並鼓勵我們。對宣教士的支持一直以來都是全人關懷的,不僅僅是經濟上的支持。但在這個數位時代,支持者們需要戰略性地思考如何才能最好地幫助宣教士忠於上帝對他們人生的呼召。我的家人曾提出分享他們的Netflix密碼給我,或幫我買季票看明尼蘇達雙城(Twin Cities)隊的比賽。但我意識到這些事對我來說太誘人了,我不能把我有限的注意力再分散出去了。現今不少宣教機構在學習如何制定標準來在這些領域上幫助宣教士,支持者們也可以既挑戰又鼓勵他們所關心的宣教士。

宣教士和他們的家人為了將基督的國帶到世界上各個角落做出了很大的犧牲,而他們的身後也需要一個同樣願意犧牲舍己的支持團隊——不僅在財務層面,在禱告、體貼、及真誠溝通的層面上也是。支持團隊的工作不一定是去減輕宣教士的痛苦,而是與他們一起承擔。

宣教士的支持者及教會肢體應該首先關心宣教士的文化適應狀況。他們在哪些領域上掙扎?科技是否在某些層面上危害到他們的事工?能回家參與某些家庭活動是否會更好,還是就算錯過了也沒這麼嚴重?他們經歷哪方面的文化衝擊?狀況是否越來越好?有沒有在哪個領域上更容易軟弱犯罪?我們如何能在禱告及監督方面成為他們的幫助?

保羅在結束寫給帖撒羅尼迦人的兩封信前,提出了個簡單但熱切的請求——請他們為他的事工禱告(帖前5:25,帖后3:1)。而今天的宣教士們也有同樣的需求。如果你正在為某個宣教士禱告,請讓他們知道!這雖然是件簡單的事,對他們卻是很有力的鼓勵。

與台灣接軌

今年稍早的時候,我有機會與現年90多歲的彭蒙惠聊天,聽聽她在1950年代過渡到宣教士人生的經歷。她既聰慧又風趣,很快地說起她在亞洲生活的一些有趣故事。正如她所分享的,很明顯的,她初來乍到時的台灣與我現在所生活的台灣截然不同。她剛來台灣時,非常少人會說英文,學中文與其說是種選擇,不如說是個必要條件。她去的很多地方的衛生設施遠非現代化,她遇到許多患有肺結核或有其他傳染病的病人,擔憂自己被感染。聽着她分享,我不安地在座位上動了動,覺得我的掙扎與她相比簡直微不足道。她面臨生死攸關的局面,而我在煩惱我該在手機上下載哪個應用程式。

但我發現,當我開始認真對待我個人的掙扎時,它能成為我生命成長及事工蓬勃發展的催化劑。我跟丈夫把電視鎖在壁櫥裡一整個賽季,這樣我們就有時間能與彼此及來我家的客人建立更有意義的連結。我不再帶手機到公共場所了,這樣我就能在公園遊樂區跟其他媽媽聊天,而不是刷着Twitter。由於我限制自己與家鄉聯繫的時長,我發現我和台灣連結的時間開始增加。文化衝擊的痛苦最終緩解了。我發現和家人減少聯繫反而讓我更有生命力,和他們的聯繫並不是讓我能好好生活的必需品。

搬到台灣一年多后,我跟丈夫搭着出租車到醫院生下我們第一個孩子。雖然家人遠在千里之外時迎接新成員是件苦樂參半的事,但我們發現我們的兒子還有另一個大家庭——將他視為己出的台灣阿姨和叔叔們。我們的兒子說出的第一句話是中文,他對台灣菜有着無窮無盡的胃口,這讓我們所有朋友都很高興。我們仍然會傳照片跟視頻給家人 (並歡迎他們來台灣)。但台灣已成為了我們的家。

Rachel Kleppen 與她的丈夫Travis和兒子Benaiah住在台灣台北,他們服事於青年使命團台灣分部。她在明尼蘇達州聖保羅的伯特利大學(Bethel University)獲得青年事工及聖經研究學士學位。

翻譯: Yi-Ting Tsai

Ideas

為何要向具體的人傳道

Columnist

小型地方教會存在的理由。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7, 2022
Illustration by Jared Boggess / Source Images: Getty

第一次有牧師讓我沮喪到想哭是我18歲在一個大型教會做實習生的時候。我提議在暑假期間關注大約10個初中女生,有意識地與她們建立關係。

牧師的反應是:“只有10個?” 他責備我拿一個小規模的異象浪費了他的時間。他希望有數字和指標讓他驚艷。他想要的不僅僅是一小群女生更深地認識耶穌,而是一場讓數百人受洗的復興。

雖然我不同意這位牧師的觀點,但他並不是太惡劣,他只是被福音派中一種膚淺的衝動所影響,追求宏大和效率。但作為一個教會,我們需要重新認識小規模和獨特性的好處。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就有可能面臨一種危險,即用淺薄替代深度,用場面替代門徒訓練。

可以說,今天美國最重要的機構就是地方教會。在我們這個時代,它最重要、最具先知性的使命之一就是保持其特有的地方性——也就是說,致力於特定地點的特定人群。

溫德爾·貝瑞(Wendell Berry)說,我們所“愛的事物往往都有個具體的名字”。我們不能抽象地愛教會或世人。相反,我們若要傳道或服事他人,就必須學會在一個具體的地方服事具體的人。

耶穌的事工是擁抱渺小和獨特性的典範。前坎特伯雷大主教邁克爾·拉姆齊(Michael Ramsey)寫道:“基督教的榮耀在於它主張微小的事物真的很重要,一小群、寥寥幾位、一個男人、一個女人、一個孩子對上帝來說都有寶貴的價值。” “我們的主把自己獻給了一個小國家,獻給了瑣碎小事,獻給了個別男女,常常為寥寥幾位或一個人付出數小時的時間。”

他繼續說:“我們的主對那個撒瑪利亞婦人、尼哥底母、馬大、馬利亞、拉撒路、西門彼得付出了很多時間,明白‘一’的無限價值是基督徒理解‘多’的關鍵。”

在福音書里,如果耶穌想迅速將祂的信息傳遞給大眾,祂似乎浪費了很多時間。拉姆齊指出,耶穌像我們一樣生活在 “一個廣大的世界里:有着大國、大事件和諸多災難。” 然而,祂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是默默無聞的,甚至在祂開始公開傳道后,祂大部分時間都是和一小群人在一起或獨自禱告。

雖然祂的確也向一大群人講過道,但從戰略發展的角度來看,我們這位主的事工似乎非常低效——耶穌花了大量時間與很少的人待在一起,而不是出去醫病、趕鬼、講道、教導或用神跡在群眾中造成轟動。

數字時代的一個主要的試探就是將我們的事工瞄準教會之外的人,向聖所之外的人傳道。我從一個朋友那裡聽說,他們的教會在疫情期間開始了線上直播崇拜,但最近他們計劃在未來幾十年裡為所有人廣泛提供這種崇拜。據他們說這樣做的原因是什麼呢?他們發現他們的禮拜吸引了“全國性的觀眾”。

但門徒通常不會在大規模的 “觀眾”里產生。他們必須是具體的人。

講道是一種愛的行為,而不是權威論述。在某種程度上,講道的靈感來自於與教會成員坐在一起喝咖啡,來自於教牧關懷和諮詢,來自於醫院探訪,來自於行走在特定城市和社區的街道上。

總的來說,只有當我們了解真實的人和他們的掙扎、需要以及成長的道路時,他們才有可能被塑造為門徒。尋求一個全國性的平台是將教會重心巧妙地集中在敬拜體驗上——這成為類似於搖滾音樂會或TED演講式的表演——而不是一個具體的地方社區,大家以聖言和聖禮為中心,共同生活。

地方教會和牧師們安靜、微小、緩慢的工作,在這個經常追求喧鬧、宏大和高效的世界中,見證了另一種存在方式。這種忍耐做工乃是效法耶穌,看見並肯定每一個人的珍貴,祂原是按着名字認識和呼召每一個人。

翻譯:裴占從;校對:湉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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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 Life

我們該繼續用「山丘之歌 (Hillsong)」的詩歌敬拜嗎?

當這間萬人教會的前牧師因被指控各種醜聞和弊端而登上新聞時,它的名聲開始充滿爭議。

Hillsong United performs in concert in March 2022, weeks after Brian Houston’s resignation.

Hillsong United performs in concert in March 2022, weeks after Brian Houston’s resignation.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2, 2022
Daniel Knighton / Getty Images

當一間萬人教會的醜聞登上頭條新聞時,通常不會影響你週日早上的敬拜歌單。但 「山丘之歌」 (Hillsong) 不僅僅是一間萬人教會,它還是全球敬拜歌曲的領頭團隊。

自1994年他們的歌曲《向主讚頌》(Shout to the Lord) 大放異彩以來,總部位於雪梨的山丘之歌改變了美國的近代敬拜,尤其是五旬節派和福音派的敬拜。山丘之歌聯隊(Hillsong United )和 山丘之歌青年自由樂團(Hillsong Young and Free )的流行搖滾樂透過主日敬拜、廣播、音樂串流、以及大型巡迴演唱會觸及了許多美國人。

在最近的排行榜裡,教會最流行的十首敬拜歌曲裡就有四首出自於山丘之歌——《上帝的良善》 (The Goodness of God)、《多美麗的名字》 (What a Beautiful Name)、《祢眼裡的我》 (Who You Say I Am)和 《萬王之王》 (King Of Kings)。

但隨著頭條新聞連續不斷披露山丘之歌領導階層的道德瑕疵、指控他們性侵、內部結構有毒,牧師下台、及會眾離開山丘之歌教會,一些教會的敬拜團領袖開始懷疑這種事工所結出的音樂果實是否該在自己的教會出現。

最近,山丘之歌的事蹟被呈現在《山丘之歌: 揭露萬人教會》 (Hillsong: A Megachurch Exposed )這部 Discovery+ 的紀錄片中。此片講述山丘之歌在紐約教會的牧師卡爾·藍茲 (Carl Lentz) 在2020年被解僱的事。藍茲承認在他的婚姻裡不忠。

「一開始時你會覺得『這種事不可能發生』…但你漸漸開始覺得憤怒,」山丘之歌長期的歌迷、敬拜領袖、暴力倖存者凱蒂·圖拉斯 (Katie Thrush)說。她說關注山丘之歌的事讓她感覺親身經歷了悲傷的幾個階段。

現在她對於是否要繼續唱 《多美麗的名字》 這樣的熱門詩歌感到矛盾。「我真的很喜歡那首歌。它對我和很多其他人來說意義重大,」凱蒂說。

她擔心繼續使用這種音樂可能會讓人將她或她的教會與山丘之歌聯繫起來,或是不斷提醒人們山丘之歌的領導人所造成過的傷害。山丘之歌的創始人布萊恩·休斯頓(Brian Houston)在兩次對其不當行為的調查後於3月離開了教會,並因被指控掩蓋他父親性侵兒童的事在等待審判。

是否繼續在敬拜中使用山丘之歌的音樂,是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幾個世紀以來,音樂學家和評論家一直在思考我們該如何使用有問題的作曲家所創作的歌曲,而對麥可·傑克遜(Michael Jackson)和R·凱利(R. Kelly)等世俗音樂人醜聞的揭露,也挑戰基督徒聽眾與這些排行榜冠軍歌曲的互動關係。

我們評估暢紅歌曲的標準當然不會跟評估敬拜歌曲一樣。但是否可以把藝術作品與其創作家分開來看,甚至於是否可以把藝術作品與生產出它的整個系統之間做區隔,對于兩者是相似的問題。

和山丘之歌有關的討論也與近年出現的關於是否繼續推廣曾犯下大錯的牧師的作品 (書籍或講道) 有相同的考量。當然有些人很快就會問:「那大衛寫的詩篇呢?」或者,「如果我們不能唱罪人寫的詩歌,還有什麼歌能唱嗎?」其他人則強調我們需要對敬拜歌曲 ——因其所能產生的影響力—— 持有更高的標準。

其實早在山丘之歌開始上頭條新聞的這兩年之前,美國教會的敬拜團領袖就已開始在神學基礎方面細察熱門的敬拜歌曲。因著信仰上或事工方式的不同,一些教會已經選擇不再使用山丘之歌或伯特利音樂(Bethel music) 、高地敬拜(Elevation Worship)的歌曲。

任何想要就山丘之歌在教會的未來有更細緻深入的對話的人,都可以考慮從音樂學家和評論家如何談論那些有著令人難受的背景故事的音樂大作中受益。

明尼蘇達大學教授彼得·默瑟-泰勒(Peter Mercer-Taylor)說:「音樂學家非常擅長在 『一個音樂作品被創造出來時的環境條件』及 『這作品後來產生的影響力』之間劃線。」

有時候這些界線很好劃。 海頓(Franz Joseph Haydn)這位18世紀很有影響力的奧地利作曲家「為一位極其富有的王子工作了30年。他創作了一大堆交響樂,為這一流派的未來奠定了藍圖,這些都是無價之寶,」默瑟·泰勒說。「我不喜歡王室宮廷或財富集中在一些人身上這種事…但對這些王室的道德挑戰並沒有跟隨到作品上。」

海頓雖然聽起來是遙遠無關的例子,但他的音樂超越了它身為不公平制度或腐敗組織的產物的這個背景,卻是很實在的例子。它與山丘之歌在權力分配、財富、組織上產生的爭議是相近的。

山丘之歌的領袖也批評 Discovery+的紀錄片,稱其偏頗的描述是蓄意傷害教會,而不是真心要真實公正的去呈現他們的事工。一些歌迷則把山丘之歌教會和山丘之歌音樂做了區分。但即使是山丘之歌的音樂家也無法說自己的創作獨立於教會之外。

在4月6日的一條Instagram發文裡,山丘之歌宣布退出即將與Casting Crowns和我們國度(We The Kingdom)樂團一起的巡演,並表示:「山丘之歌樂團最特別的是 ——它並不是,也從來不是,一個獨立的樂團。我們一直都是山丘之歌教會的一部分及延伸。」

雖然像布魯克·利格伍德(Brooke Ligertwood)和喬爾·休斯頓(Joel Houston)這樣大有名氣的音樂家有自己的品牌和形象,但他們仍然是教會的僱員,並承認山丘之歌正面臨的一些困難(雖然用了較隱晦跟廣義的詞來陳述)。

「問題在於: 『如果你旗下的年輕人非常認真工作且做得很好時,你該怎麼做?』」 默瑟·泰勒說。「他們創作的音樂讓人朗朗上口,在靈性上餵養了他們,而且已經傳到世界各處、服事到了很多人…但事後卻發現,他們工作的機構是一個糟糕的機構。」

山丘之歌的音樂版稅和一般版稅的分配方式不太一樣,除了支付給詞曲作者的費用外,也會付給教會表演版稅。對於擔心山丘之歌教會跟其音樂脫不開干係的敬拜團領袖來說,要把山丘之歌教會跟山丘之歌音樂做切割,至少在經濟層面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

對其他人來說,他們更在意的可能是,不想要認同一個失去道德權威的機構。

西方經典中的另一位巨人,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納(Richard Wagner)的作品,因著他的反猶太主義思想,以及希特勒將他的音樂視為德國偉大的象徵,經常被人重新提起且控訴。但在教導關於他生活的那個時代的大學課程裡,你很難找到一門不會談到他作品的課,即使這些作品後面會被標註星星記號。

和敬拜團領袖在主日崇拜不同的是,音樂史學家可以在教學及使用這些音樂作品的同時,提供學生樂曲創作的背景,且促成對特定作曲家生平的討論。

2019年關於邁克爾·傑克遜涉嫌性虐待未成年人的紀錄片《離開夢幻島》促使歌迷們重新思考這位藝術家及他的音樂遺產。《衛報》首席流行樂評論家亞歷克西斯·佩特里迪斯(Alexis Petridis)寫道

「你無法輕易地將傑克遜從歷史中抹去: 太多人的生活與他的音樂息息相關。而且也許你也不該這樣做。也許他的音樂繼續被人們聆聽也沒問題,只要它時時帶著警告: 不斷提醒我們即使不好的人也能創造偉大的藝術,以及天賦也可能以令人震驚的方式被武器化。如果只因為喜歡一個藝術家的作品就自動認為他一定是一個善良的人,那是個可怕的錯誤,更可能會產生糟糕的後果。」

默瑟·泰勒是美國敬拜歌學學和流行音樂方面的專家,他的課程中仍然包含麥可·傑克遜的《比利·靖》(Billie Jean)影片。「這是非白人藝術家在MTV網絡上播放的第一個影片。這在歷史上是件非常重要的事件,麥可·傑克遜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

有些人不認為排除山丘之歌的音樂是「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的一個例子 ——我們並非急於擺脫這些歌多年來在敬拜文化上具有歷史意義的影響力及它對許多人來說的重要性。

(編按:根據維基百科,取消文化,或稱指控文化,是一種社群抵制行為,為網路時代的一種放逐形式,目的在於意圖用檢舉某人或某節目的內容不符合自己認同的政治正確,發動輿論討伐將其驅逐出其所屬的社交圈或專業領域交流之線上活動、社群媒體或是現實中的活動,使之失去原有社會關係平台的公開支持而無法繼續存在,最終「被取消」。)

越來越多人 呼籲至少在與山丘之歌團隊交流時謹慎行事,他們認為靈恩派教會在基督教中提倡了某種類型的成功神學或明星文化。

「如果我不會引用他們牧師說的話,或是讓他在我們的主日講台上講道,那麼我就不會用他們樂團寫的歌,」音樂家丹·科根(Dan Cogan) 在2016年一篇部落格文裡寫道。山丘之歌的寫的詩歌不像古典詩歌那樣有深厚的神學底蘊且合乎教義,並且還可能是個神學有問題的人所寫的。丹認為,在主日唱山丘之歌或伯特利音樂(Bethel music)寫的詩歌等於在賦予這兩個有影響力的教會更多公信力。

美國的敬拜詩歌產業一直在市場和教會的雙重壓力下艱難地生存著。音樂家在發表敬拜詩歌時,明白人們對於某種意識形態的抵制可能會在未來波及到他們的音樂,而有所妥協。

默瑟·泰勒表示,在山丘之歌的案例中,音樂被視為一種商品,即使它具有藝術或屬靈價值,也會面臨在市場上被淘汰的處境。

「它以商品的形式進入世界;它以一個品牌名稱進入世界,」他說。人們也許會覺得他們再也無法認可這個品牌背後所代表的那個機構。

然而真實情況是,《多美麗的名字》跟其他山丘之歌的熱門詩歌可能仍會出現在許多教會的日常詩歌名單中。山丘之歌創作了一系列好唱且富有感染力的詩歌,這些歌曲對許多信徒來說是有意義的、鼓舞人心的和充滿安慰的。

俄克拉荷馬州牧師山姆·斯托姆斯(Sam Storms)是福音派神學協會的前任主席,也是福音聯盟(The Gospel Coalition)的理事會成員。去年夏天他在一篇部落格文章中為在教會演唱山丘之歌的詩歌辯護。他著重在山丘之歌教會的信仰宣言及其詩歌歌詞的正統性。

他寫道,「我絕不支持或對近期令人震撼的山丘之歌教會的醜聞視而不見」。他也承認在事工方法上和他們有一些分歧。但他總結說:「如果拒絕唱他們寫的(完全符合聖經教導)的敬拜詩歌只是為了讓自己能免於受到污染,這既不切實際又荒謬。這只會讓地方教會逐漸產生律法主義和法利賽文化。」

許多敬拜團領袖也同意這個說法。他們視歌曲本身的內容為優先考量事項,更別說這些歌的熟悉度和好唱度。這些優點已遠遠大過在山丘之歌教會所發生的事。

凱蒂·圖拉斯認為許多敬拜團領袖會繼續使用山丘之歌的音樂是可以理解的。這些歌曲也是「以聖經教導為基礎,」她說,「有些敬拜團領袖甚至從來不知道那部揭露醜聞的紀錄片的存在。」

身為敬拜團領袖,凱蒂希望對於山丘之歌的關注能夠激發教會領袖和在底下敬拜的人展開不容易但誠實的對話,承認山丘之歌教會與其音樂的關聯性。也許其他領袖也會思考繼續使用他們的歌是否會對會眾傳達了支持山丘之歌教會行為的信息。

《衛報》的舞蹈評論家林賽·溫希普(Lyndsey Winship)在談到麥可·傑克遜時寫道:「必須要有這樣一種可能性,就是當我譴責一個人,甚至下架他的唱片時,不會為他的音樂對我產生的影響力感到羞愧。」

這樣的感受與我們在講的山丘之歌的情況很奇妙地相關,雖然兩者有很多不同。不論每個人或會眾決定要如何看待山丘之歌,其音樂曾經為我們帶來的深刻屬靈經歷這件事,都沒必要讓我們感到羞恥或尷尬,即使現在我們對當時的經歷的感覺已經改變。

凱爾西·克萊默·麥金尼斯(Kelsey Kramer McGinnis)是一位音樂學家、教育家和作家。她擁有愛荷華大學的博士學位,致力於研究基督教社群的音樂。

翻譯: 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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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既能傳講又能歌唱,為何不能敬拜上帝呢?

研究人工智能的神學學者解釋為什麼讚美敬拜至高的上帝需要人的肉身。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2, 2022
Image: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 Unsplash

如果你有機會訪問日本東京的高台寺,一個名叫Mindar、身高6英尺4英寸、體重132磅的機器人和尚可以為你提供25分鐘的《心經》佈道。Mindar的佈道能力表明,在不久的將來,人工智能(AI)機器人可能會大面積取代人類宗教領袖。

基督教會可能很快就必須考慮,人工智能和智能機器會如何塑造教會的敬拜。一個實際的例子是馬奎斯·布恩公司(Marquis Boone Enterprises)創建的人工智能基督教音樂創作器。基於軟件算法,這款人工智能詞曲創作器能識別歌曲的不同模式,並通過複製模式創作新的歌曲。

但是,人工智能複製宗教服務元素的能力,是否意味着它有能力敬拜或帶領宗教聚會?還是我們的身體和意識之間的關係賦予我們一種獨特的能力,可以來讚美那一位按着心身合一來創造我們的上帝?

身心永不分離

對與人類同水平人工智能的希望,以及對將來會出現人工智能機器人傳道人的擔憂,在很大程度上都源於以下信念:人類的意識可以通過復刻人腦來再現。在過去幾十年裡,人工智能研究人員開發了人工神經網絡(ANNs),也被稱為模擬神經網絡。這些神經網絡是硅基系統(而人腦是碳基系統),由許多相互連接的節點組成。這些節點模仿生物神經元,在人工智能系統中共同運作,來執行人腦的功能。

那些支持有意識之人工智能的人,將人工神經網絡和人腦視為電腦。他們往往模糊人類意識和人工意識之間的區別。例如,一些計算式大腦模型的倡導者甚至認為,意識主要是指人類內在的信息處理。因此,如果人工智能可以有足夠的計算能力來處理信息,那麼人類意識的基本特徵就可以在硅基系統中得到實現。

人工神經網絡的確向我們展示了人類神經網絡的簡單模擬結構,而計算式模型的倡導者正確地指出了大腦和意識之間的密切聯繫。然而,模擬絕不等於再現——也就是說,人工智能對人類神經網絡的模擬,並不完全等同於人類神經網絡,而且人腦的功能也沒有通過人工神經網絡得到完全的複製。

人類神經元的許多方面仍有待探索,如神經元之間的多層次互動和大腦中神經網絡的確切數量。當然,人們可以堅守這樣的信念:科學技術的指數級進步,最終將幫助人類獲得關於生物神經元的運作和系統的全面知識。儘管如此,計算式人腦模型的支持者們仍然需要解決一個基本問題:硅基的人工神經節點是否與人類生物神經元相同?

許多開拓人工智能跨學科研究方法的學者,都建議區分人工神經節點和生物神經元。例如,認知科學研究員瑪格麗特·博登(Margaret A. Boden)在《人工智能:它的性質和未來》(AI: Its Nature and Future)中認為,人工智能在其硅基系統中可以模擬但不能例示新陳代謝,因為它缺乏維持生物體的“生化物質和能量交換”。她認為,儘管機器人有能量儲存,但這種能量的使用,完全不同於新陳代謝的“連鎖生化循環 ”;後者需要碳基生命的生物體才能實現。只要意識和思想需要生命——而生命反過來又使新陳代謝成為必需——與人類同水平的人工意識或有意識的人工智能就不可能。

尤瓦爾·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的《未來簡史》對人工和自然之間的區別提出了挑戰。赫拉利將有機體——包括人類——認定為算法,並將算法定義為“一套有條不紊的步驟,可用於進行計算、解決問題和達成決定”。赫拉利關於人類的算法式描述表明,人類生物算法中發生的事情可以在硅基算法(例如人工智能系統)中再現。

並非所有人都認為赫拉利的觀點是正確的。安東尼奧·達馬西奧(Antonio Damasio),一位神經科學領域的泰斗,在他的《事物的奇怪秩序》(The Strange Order of Things)中爭辯說,把人性當作算法的理論是誤導性的,甚至是錯謬的。

他說:“算法是公式,是配方,是構建一個特定結果之步驟的枚舉。”他又道:“包括人類有機體體在內的所有生物有機體,是根據算法構建的,並使用算法來操作其遺傳機制。”但是,達馬西奧認為,生物體“不是算法本身”。組織、器官、細胞和其他生物及物理元素,不能簡化為純粹的算法代碼,但它們對有機體來說至關重要。

博登和達馬西奧都強調人類的碳基物理性對人類意識的重要性。人類有意識的生活永遠不會獨立於人類的生物條件和物理身體——這就是人類意識和人工意識的區別。此外,他們對人類物理性的強調,也與許多神學著作中對人的身體在基督教崇拜中之作用的強調形成了共鳴。

身體與靈魂

請考慮一下人類如何與自身之外的世界互動吧!人的靈魂不能脫離人的身體,單獨與物質世界直接互動。人的靈魂總是通過人的身體接觸四周的實在。這樣,人作為一個整體——包括屬靈的和物理的維度——與世界互動。

因此,羅馬天主教禮拜儀式神學家愛德華·吉爾馬丁(Edward Kilmartin)在《基督教禮儀:神學與實踐》(Christian Liturgy: Theology and Practice)第一卷中建議,人的身體應被視為“人類靈魂的真正象徵”,並且人就是具身化的靈魂(embodied spirit)。正如吉爾馬丁提醒我們的那樣,人身體的這種象徵意義對教會很重要,因為上帝臨在於禮拜聚會中,而教會以肉身的方式對上帝作出群體性的回應。

吉爾馬丁從天主教立場對基督教禮拜儀式中的身體象徵的描述,與荷蘭新加爾文主義神學家亞伯拉罕·凱波爾在《我們的敬拜》(Onze Eeredienst)中,對人類在敬拜中的身體行動的強調彼此呼應:

跪拜本身只不過是讓你的身體擺出一個姿勢,象徵著靈魂在上帝的威嚴面前鞠躬敬拜。這首先不是為了讓身體傳達靈魂內在的事物,而是為了通過身體和靈魂的和諧合作,加深和加強靈魂的行動。

顯然,在談論人在禮拜儀式中的行動時,我們必須保持一個整全性人類的形像。人身體的象徵意義反映了人作為一個合一的整體,如何在敬拜中尊拜和榮耀上帝。也就是說,人對禮拜行動的意識,取決於非物理性的靈魂及其具身的合一。

這些有意識的禮拜行動標誌着全人面朝上帝祂自己的重新定向。尼古拉斯·沃爾特斯托夫(Nicholas Wolterstorff)有以下中肯的論述

在敬拜中我們與上帝面對面。當我們敬拜上帝時,我們對上帝不可超越之偉大的承認,在定位上是朝向上帝的。我們相應地擺放我們的身體:我們跪下、我們鞠躬、我們站着、仰臉舉手。沒有任何受造之物可以成為我們屈膝跪拜的對象;我們只在上帝面前屈膝跪拜。

在敬拜中,我們有意識地在屬靈層面和身體層面,面朝上帝的自我重新定向。每一個禮拜行動都代表着我們的靈魂和身體之間的和諧,每一個行動都在我們對上帝的敬拜中有其意義。

博登和達馬西奧對人類碳基物理性的強調,對於理解敬拜中的全人有何意義?此意義就是:敬拜成了一個處境,人工智能機器人和人類之間的區別在其中凸顯出來。

當然,像Mindar這樣的人工智能機器人可以在禮拜的過程中講出優美的道、唱出動人的歌。但是,我們在這裡應該要注意的,並非人工智能機器人。相反,我們需要把注意力集中於教會的公共敬拜本身。

最重要的是,每一個參與禮拜的施動者都應該是一個敬拜者,就是藉著唱讚美詩、禱告或聆聽上帝聖言不斷向上帝重新定向的人。若是如此,一個聲稱有意識的人工智能機器人,就應該能夠在敬拜中,按着整全的人所能做的一樣,讓自己朝着上帝重新定向。

這就是碳基人類身體的重要之處。

在敬拜中,人類的神經元和肉身元素與人類的靈魂合作,從而我們全人有意識地讚美和尊崇上帝。正如博登和達馬西奧所描述的,碳基人類和硅基人工智能之間的根本差異,表明人工智能機器人不能像人類那樣有意識地回應上帝的恩典和榮耀,人工智能機器人也不能以人當行的方式,引導人類敬拜上帝。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我們需要避免把敬拜中人類意識中的非物理屬性,簡化為物理的特殊性和屬性。人類敬拜者和人工智能敬拜者之間的區別,不僅在於人類的碳基生物條件。確切而言,身體和靈魂在敬拜上帝時都發揮着各自的作用。

我們對敬拜之意識的基礎,不僅有身體的行動——包括我們大腦中的神經生物的處理過程,而且還有我們被聖靈之工感動的靈魂。例如,當歌唱《奇異恩典》之時,我們有意識地在唱,因為我們的嘴在唱這首歌,我們的大腦在產生和控制相關的神經活動,我們的靈魂也被聖靈點燃。這一切共同支撐着一個有意識的敬拜者。

我們現在是否已經接近創造出有意識的人工智能機器人?是的。人工智能技術生產的機器人能夠以模擬的方式執行人類意識的一些功能。在許多情況下,人工智能甚至可以執行比人類更強大的功能。

然而,我們將永遠處於 “接近”的狀態,永遠不能以人工意識完全取代人類意識。基督徒的敬拜是說明此點的一個極佳背景,能幫助我們看清我們碳基的身體,連同我們人類的非物理特性,如何區分了人類敬拜者與硅基人工智能“敬拜者”。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工智能可以“指教”我們,應如何並為何在敬拜中注意我們的身體動作,在真理和靈中,將我們的碳基身體獻給我們的上帝。

徐西面是愛丁堡大學神學系肯尼特和伊莎貝爾·莫里遜(Kenneth and Isabel Morrison)神學和人工智能倫理學博士后研究員。

翻譯:Sean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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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丈夫突然死於曠野中

作爲他的遗孀,我每天都活在悲痛之中,但我也在好牧人安穩的手中。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31, 2022
Chris Meaney / Unsplash

一天清早,在我們全家的假期中,我的丈夫羅伯(Rob)離開了露營地,在瑞尼爾山國家公園(Mount Rainier National Park)人煙稀少處,展開長距離徒步旅行。當他和健行夥伴出發時,兩人對於前面的路程感到相當興奮,全身充滿著活力。他們都很喜歡徒步旅行,而且都是健行達人。

置身於戶外是羅伯重新得力、與上帝交通最喜歡的方式。但是,就在當天下午晚些時候,他的身體被一架直升機從曠野中運回登山口,冰冷、一點也沒有生命跡象。那一天,在家庭的日曆上,原本被標註爲全家旅行的大日子,如今成爲我們生命中最痛苦的一天。

就在一瞬間,我的世界永遠改變了。死亡瞬間帶來的破壞力,仍然讓我驚慌失措,無力應變。羅伯的驟逝,讓我遭受失去親人的無情打擊,並陷入可怕的孤寂感。他悲劇式的突然離開,啃噬著我對未來的計劃,將我放在一條不想走的陌生道路上。

我的餘生勢必將與悲痛共存共生;我將沿着一條無人想走的小路走去。

在失去羅伯之前,我從不知深沈悲痛像什麼。我曾遭受其他的喪失,但沒有一次使我如此悲痛欲絕,也沒有一次會重新調整整個生命步調。我承認,從一開始,我就不願意走上這條陌生的傷心路。

丈夫留下四個孩子,由我獨自撫養,我沒有一刻不渴望回到以前的日子。羅伯與我一起度過 17 年不算完美但很美好的婚姻生活,我們一起過著非常滿意的生活,有著相同的熱愛和夢想。他全心愛著我,而我也愛慕他。

在這次悲傷之旅中,悲傷和痛苦召喚著我向前行,而我就像漢娜‧赫爾納德(Hannah Hurnard)經典著作《穩行高處》(Hinds’Feet on High Places)的主角 “驚恐小姐”(Much-Afraid)一樣,向著耶穌喊道:“我不能與悲傷和痛苦同行……我不能!我不能!哦,我的大牧者,你爲什麼要這樣對我?我如何與它們一同旅行呢?這是我無法忍受的。”

然而,我如今走到這裡了,我度過了自以為已死的那一刻。我已經可以擁抱憂患,把她當成我的夥伴一樣,雖然我每日都盼望她離我遠去。我活在羅伯已走的死蔭幽谷中,但我也決定將眼目跨過每天的黑暗,遠眺未來,朝向那應許著豐盛的地平線前進。我與自己立下誓願說:“我必不至死,仍要存活,並要傳揚耶和華的作為”(詩篇一一八 17)。

每當我思想並盤點羅伯死後所留下的東西,這清單就會拉得很長。他留下了朋友、同事,以及他努力奮鬥的工作;他留下了父母和兄弟姐妹,以及一個非常愛他的大家庭;也留下我們的孩子和我自己,單獨在一條沒有他的道路上穩步踏行。

羅伯不幸死去,在壯年之際結束了生命,並在我們全家開花綻放的歲月中,帶來了死亡。我們的兒子們再也享受不到爸爸作他們教練的快樂了,再也不會在四健會(4-H)競賽或舞蹈演出會上,聽到他在觀眾席中爆出的熱烈歡呼聲。我們的退休和空巢築夢計畫,永遠不會實現了。

那年夏天,在他的追思禮拜結束後,我回到了家,心中滿是憂傷。我在淋浴間的架子上發現了一小塊愛爾蘭之春( Irish Spring) 香皂。這塊是我們度假打包上路時留在家中的香皂。它太小了,不值得帶去,如今,羅伯再也不會回來用它了。就連他留下的香皂都提醒我他不在了。

然而,這些損失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因爲羅伯也留下了文字遺產。羅伯是一位記者和作家,以寫作為生。他寫了關於商業和信仰、人道援助和財務的文章,還寫了有關死亡的文章,而這是他精緻細膩的意外的恩賜的證明。

在我們結婚初期,羅伯寫了一本書,書名為《死亡的藝術》(The Art of Dying)。他對新聞工作的好奇心及個人深厚的信仰,使他進入一家葬禮社工作。他加入了一個安寧醫護機構,並成爲一名志工,在週末探望疾病末期的病患。

在撰寫這本書的過程中,羅伯發現,在過去 200 年中,死亡已不是公衆討論的議題。近年來,多數人在安養院或醫院內默默死去,而能夠給死者有很好照顧的家庭、社區和教會相當少。多數人都未準備好面對死亡,無論是面對自己的或所愛之人的死亡。

對多數人而言,在經歷到密友或家人死亡前,死亡只不過是電影和線上遊戲看到的螢幕上的死亡(圖像被分解成螢幕的像素,且在按下“關閉”按鈕就不見了),這些就是他們所知道的死亡。

當羅伯在葬儀社輪班工作時,他從諸多喪家中看到同樣狀況,他們全都沒有準備好面對死亡。因爲死亡被推到陰暗角落,被人遺忘,而憂傷也是如此。沒有人知道該怎麼做,很少有人會做點什麽。僱主要求失去親人的員工迅速返回工作崗位,社區和教會則繼續進行往常的計畫和事工。

羅伯發現,人們經常鼓勵悲痛者冷靜下來,繼續過以後的日子。他發現瀕臨死亡及憂傷之人,在一種根本不明白死亡的文化中掙扎著。

他有關死亡的文章深深地塑造了我們早期的婚姻。我編輯了《死亡的藝術》。在過去幾年裡,羅伯和我多次在夜間談論死亡。儘管我們當時仍年輕,但我們討論了生命結束時的選擇;我們大略列出所渴望的東西,並瞭解對方的願望。我們彙編了有關生命結束的文件,並買了人壽保險;我們努力成爲一對瞭解死亡的夫婦。

很多認識我們夫婦的人,都在問我,自己是否已準備好面對羅伯的死去。我總是這麼回答: “是的,但也不是”。儘管他的死亡來得如此突然,但我知道他想要什麼。因此,在他去世時,我只是盡我的能力實現他的願望。

是的,我已經準備好了。然而,你其實無法做任何事來預備好面對喪親之痛。

你可以閱讀拉赫曼尼諾夫(Rachmaninoff)的自傳,並聆聽他幾個小時的交響樂錄音,並通過類比方式來體會;您可以參加學術研討會,參與有關他的作品的討論;你可以知道有關他音樂的一切;但當你坐在鋼琴前,你的手指輕輕放在琴鍵上,你會發現自己竟不能演奏他的第 2 號鋼琴協奏曲,連一小節都不行。

即使用上你所有的知識,但你的大腦、心臟和每隻手指,都無法識譜。若要彈奏,您就得懂音符。做到這一點的唯一方式,就是在實際生活中操練。

我是這樣找到自己的悲傷之旅:在雜草堆中挑選;在森林中走出一條路;尋找引我朝正確方向前進的指標;並嘗試熟悉這陌生的憂患地形。憂傷一直都是一個痛苦難耐的教育,我必須在經歷的過程中學習,全程在摸索、顫慄中學習。

從我所見得知,我認爲一個人可以學得健康度過憂傷的技能。雖然每一次的失喪之痛都是獨特的,但我不認爲我們需要在悲傷的道路上,因盲目摸索而失足。悲傷帶來了深沉的黑暗,但我們可以學會前進的方式,使我們的痛苦更容易忍受。

作爲信徒的我們,可以充滿信心地面對死亡和悲傷。我們的生命是在我們的好牧者大能且溫柔的手中。雖然悲傷可能在我們一生中都與我們同行,但我們的救主也會陪伴我們同行。

嘉麗莎‧莫爾(Clarissa Moll)是一位獲獎作家、播客主持人,著有《衝破黑暗:給活在憂傷及走出喪親之痛者的溫柔指引》(Beyond the Darkness: A Gentle Guide for Living with Grief and Thriving after Loss)一書。

改編自嘉麗莎‧莫爾的著作《衝破黑暗》。版權 ©2022。經 Tyndale House Ministries 之 Tyndale House Publishers 出版社同意刊登。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翻譯:榮懌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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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深知上帝按中國人原本的樣子來愛中國人

這位19世紀的威爾士宣教士所採用的跨文化傳播方式使他能夠以學者、人道主義者和教育家的三重身份傳福音。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29, 2022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Frederick A. Stokes Company

1919年4月17日,長期在中國宣教的威爾士傳教士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在倫敦他的家中去世,全球各地許多人聞訊后,都哀悼他的離世。中西方的政治領袖和一般的信徒都為失去了 “一位基督教任何派別(無論是羅馬天主教、俄羅斯東正教還是新教)差派到中國的最偉大的宣教士之ㄧ” 而深感悲傷。

李提摩太於1845年出生於威爾士農村的一個浸信會家庭,並在那個世紀中葉的一次基督教復興中受浸。李提摩太有一次聽到一篇撒母耳記上15:22的講道,他領受了神對他的宣教使命呼召 – “聽命勝於獻祭”。 不久後,他入學哈弗福韋斯的浸信會學院 (Baptist College in Haverfordwest.)。

李提摩太很快就確認中國為他的工場。他確認中國 “作為最文明的非基督教國家”,日後必能把福音傳播到其他 “比較不發達的國家”。他原本申請加入戴德生剛成立的中國內地會,但在戴德生的鼓勵下,他選擇留在自己的宗派,加入英國浸信宣道差會,並在1870年抵達中國。

在接下來的 45 年裡,李提摩太的宣教事業持續擴展,涵蓋了許多方面在人無法想象的工作。在毀滅性的華北飢荒(1876-1878) 期間,李提摩太被要求帶領宣教士飢荒救濟工作,在山東和山西省拯救了十五萬多人的生命。災後李提摩太留在山西,建立了許多學校和孤兒院,提供職業培訓以支持當地的復原工作。

李提摩太的飢荒救濟工作在山西培養了第一批新教信徒,使該省開放宣教事工 — 李提摩太把不同的宣教團體組織起來在全省分發聖經的部分書信。他決心要避免任何未來的飢荒,透過科學講座和書刊來打開當地精英的眼睛。在他向精英們分享福音的過程中,他帶領了當時常年吸食鴉片的學者席勝魔接受福音。

1892年,李提摩太開始擔任中國基督教文學會理事。他通過學會的眾多刊物向中國青年士大夫介紹了基督教、科學和現代世界,直接影響了世紀交接之際的中國現代化及政治改革的進程。

1900年夏天,飽受貧困、壓迫和迷信困擾且心懷不滿的中國青年在義和團事件中蹂躪了中國北方。義和團又稱為“拳匪”,這是因為他們在儀式中使用武術,號稱刀槍不入。這些來自農村的憤怒的年輕人團隊以外國人及他們的外國宗教 — 以及信奉基督教的當地人——為目標,在短短幾個月內,殺害了近200名外國宣教士和數千名中國基督徒。

在山西的狀況尤為激烈。事後,地方官員請李提摩太出來幫忙與各個不同的宣教機構協商解決賠償。他說服了那個夏天在山西失去生命和財產的各個宣教團體,擱置賠償要求,轉而接受省政府的一筆錢。而李提摩太隨後用這筆錢建立了山西大學堂 (後來的山西大學),這是中國最早的現代大學之一。李提摩太擔任大學堂西學書齋總理,他希望現代教育能夠消除那曾經促長如義和團那樣的暴力的迷信,還可以防止該省未來發生飢荒、改善當地經濟,並通過裝備地方傳道人來推動福音在山西的傳播。

李提摩太因所有這些成就獲得中國和西方所頒與的多項榮譽和獎項。當然,像所有宣教士一樣,他仍然是一個有個性的人: 他的大膽和自信帶有強烈的個性,導致他與浸信會宣教差會以及其他宣教機構的同工發生衝突。

因著李提摩太對中國精英傳福音的關注、將福音本土化的努力、以及他缺乏在神學上使用精確語言的興趣 (李提摩太在他的福音宣講中總是熱情大於精確) ,在他的事工後期遇到了麻煩。時至今日,許多學者將李提摩太對某些中國佛教和民間世俗信仰的獨特解讀理解為他晚年在中國轉向宣揚普救論 (universalism) 的證據。

與眾不同的宣教士

當讀到李提摩太這位人道主義者、宗教學者、出版商、教育家和政治影響者時,很容易忘記他同時也是一位宣教士 — 而這才是他希望自己被認定的身份。雖然歷史學家仍然對他在過去這些重大事件中的角色感興趣,但今天的教會需要聆聽宣教士李提摩太的意見。在他從事跨文化宣教事工的方法中,有三個特點尤其值得銘記。

首先,李提摩太非常重視調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佈道模式來適應中國文化。他深信上帝愛中國人是按中國人原本的樣式來愛他們,要他們信耶穌,並不是要他們不再做中國人。 1890年,李提摩太在上海中國新教宣教大會發表講話,明確的闡述他的想法:在不犧牲基督教的真理的前提下,我們必須要減少像個外國人的態度,而要有更多同理心。我們在家鄉的弟兄們用適應西方人需求的方式教導基督教的教義及生活原則;我們的任務則是用適應中國人需求的方式教導基督教的教義及生活原則。

李提摩太非常努力去了解當地的文化和語言,將他的宣教方法從他年輕時在威爾士所用的模式和具有的成見轉變為圍繞中國文化經驗的宣教實踐。他選擇深入本土文化,全為了讓福音在中國人心中紮根。這股本土化的熱情,在它對宣教士與生俱來的文化優越感的譴責中圓滿。這在今天對於福音傳播成功與否,就如同李提摩太的時代一樣重要。

其次,當華北飢荒開始奪走李提摩太在山東偏遠內地的朋友和鄰居的生命時,他沒有去詢問宣教事工內容裡是否應該包含人道主義工作。由於因絕望而引發的暴力事件在他周圍激增,有天,他的中國同工敦促他逃到沿海城市的安全地帶。他整夜禱告:

“這是我面臨的危機。我應該為了救自己的生命而離開,還是應該不顧一切地繼續做我能做的事情?難道這些窮人中有許多人比我犯更多的罪,以至於他們會滅亡而我卻能活下去嗎?”那天晚上我曾起誓,在我離開之前,我會把我最後所有的東西分給大家,而我若離開,也必是為要去尋求外面的幫助。上帝似乎聽到了這個誓言。”

他的這個看見很快就成了他的一種信念: 上帝的國對他的今生及來世都重要,且有掌管他生命的權柄 — 當李提摩太看到他在人道主義上的努力能幫助傳播福音時,他的信念得到了證實。華北各地飢腸轆轆的男女老少在吃飽飯的同時,不僅聽到了福音,還親身體驗了耶穌在行動中的愛。這種實際的見證成為了山西基督新教的基礎。願我們的教會都充滿像李提摩太一樣的基督徒,不僅傳福音,而且用他們的行動證明福音的價值。

最終,所有這些經歷都加強了李提摩太對他的中國鄰舍的認同感,使他產生了發展中國本土教會的強大決心。當李提摩太離開擁有大量外國宣教士的山東沿海,在內省獨自生活和工作時,他從一開始就決定鼓勵新皈依者在自己的家中聚集敬拜,而不是去他牧養的中央教會。每個月對周圍村莊的基督徒進行的家訪使李提摩太能夠識別出那些具有天生領導能力的人,然後他對他們進行門徒培訓。

李提摩太大大地調整了他對教會、敬拜、傳福音和門徒訓練過程的理解,為獨特的中國基督教樣式騰出空間。他對這些新加入的中國信徒的忠心回應感到驚訝:

“這些基督徒中的許多人熱心、委身和奉獻,不僅耐心地忍受迫害,而且奉獻他們的時間和財產、離開他們的農場和商店。有時為了傳福音所需要的錢而去賣掉他們的土地,簡直令人震驚。”

給予當地基督徒尋找自己的基督教樣式的自由,讓他們產生了一種熱情和委身感,從而結出了更多的福音果實。在我們這個全球化的基督教時代,西方基督徒最好效法李提摩太的榜樣,認識到並非每個教會都得看起來跟我們的教會一樣。

宣教士李提摩太應該被仍然在致力於大使命的西方教會銘記,也被世界各地致力於福音事工的教會所銘記,最重要的是,被正在追隨李提摩太足蹟的新一代中國基督徒銘記。在他的許多著作中,李提摩太透過信心的眼光預見到中國將經歷一個 “百萬人皈依” 的時代,這個想法被多數人視為一個浪漫的夢想,或是除非基督教教義被簡化或嚴重世俗化後才有可能發生。

一百年之後,李提摩太的夢想變成了現實,而且這個世界仍然在為中國教會驚奇增長的速度驚嘆。在李提摩太去世之時就已存在的一百萬個中國基督徒在上個世紀又急劇增加。今天,即使是最保守的估計,中國也有 6000 萬基督徒。有些人認為中國的基督徒總人口超過一億 — 許多人期待這些人將成為自李提摩太所處的那個西方的黃金時代以來最強大的全球宣教力量。

願今天來自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效法李提摩太100年前的榜樣,認真對待文化差異,展示基督的同理心,並致力於在上帝呼召他們的地方建立忠心的地方教會。

安德魯·凱撒 (Andrew T. Kaiser) 著有《遇見中國:李提摩太宣教思想的演變(1870-1891)》和《上帝旨意的奔騰:1878年以來在山西的基督教宣教》。他和他的家人自1997年起就住在中國,提供專業服務和公益項目。

翻譯: Yi-Ting Tsai 校對: T. N.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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