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再為那些公開認罪的牧師鼓掌了

當教會領袖承認錯誤行為時,我們應該以安靜的清醒態度來回應,而不是鼓掌。

Christianity Today November 3, 2022
Athena Grace / LightStock

昨天,我結束了在愛荷華州蘇城 (Sioux City) 的南山浸信會17年的服事。我們的出席率是很久以來最高的一次。我做了自2005年8月28日以來週而復始的事:根據一段經文講道。

教會活動結束後,大家一起吃晚餐,享受溫暖的團契時光。會眾們表達了對我和妻子的愛,對我們的離開感到難過,並為我們的未來禱告。我們收到了一籃子的卡片,其中有一些慷慨的禮物和讓我妻子感動的信息。這是ㄧ次美好的道別。

不過,我沒有收到的是起立鼓掌。

昨天,馬特·錢德勒 (Matt Chandler) 站在他的會眾面前,承認他與妻子以外的一個女人有了不適當的短信互動,並宣布他要請一段時間的假。他聲稱這些信息跟性或情感無關,但他沒有透露進一步的細節。

因為如上的原因,這篇文並非是在討論馬特·錢德勒的罪(或他用來描述這次事件的其他詞彙)。只是,讀到他最近經歷的糾紛讓我開始有些反思。

在關於錢德勒行為事件的報導中,我特別關注一種回應,並且果然也見到了——他向會眾懺悔後,教會為他起立鼓掌。有另一位牧師站起來解釋他們鼓掌的意義,然後會眾們又再一次為錢德勒鼓掌。

我對這樣的回應特別惱火。我既然是個老頭子,當然有權發出「快滾吧!(get off my lawn)」這樣的抱怨。我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當某人犯下讓他失去事奉資格(或接近應該要失去事奉資格)的罪時,會眾理應為他起立鼓掌?

(編按:「Get off my lawn」為美國俗語,通常出自那些試圖趕跑闖進自家院子喧鬧的熊孩子的中產階級老頭。)

你可能還記得朱爾斯·伍德森 (Jules Woodson)公開自己被性侵的事件。經過多年的否認和迴避,那個曾性侵她的牧師站在自己數量龐大的會眾面前,為他的「過失」給出一個美化過的版本。然後,這位牧師竟然得到了熱烈的支持,會眾起身鼓掌。

最近,另一位牧師在會眾面前承認了他的外遇(同樣,以儘可能美化的角度敘述),在此事件中受牽連的女性出來說出真相。她指控該牧師犯有法律上認定的強姦罪和一些人能想像的最醜陋的行為。當然,這位牧師仍然得到了起立鼓掌的回應。

我們只能希望,這兩個教會後來都對他們鼓掌的行為感到後悔。無論如何,他們終究是讚美及表揚了施虐者。他們這樣做的時候,等同是把譴責堆在倖存者身上,增加了她/他們的痛苦。

當教會領袖起來認罪時,是一個悲嘆的時刻,也是一個流淚的時刻。懺悔需要誠實、謙卑和哀慟,而不是做表面功夫、操縱敘事、或隱藏事實。

但這種表揚行為的問題往往出於領導層,而不是會眾。這些「懺悔」往往是為了把墮落的牧師放在儘可能美化的角度而上演的。事實被隱藏。完整的故事沒有被告知。責任被轉嫁到其他人身上。犯錯的牧者得以為自己找藉口。總而言之,牧師或教會領袖控制著敘事,為懺悔批上英雄主義的光輝。

這是教科書等級的操縱(manipulation)。不幸的是,在許多大型教會——以及其他機構——人們被調教成以近乎看待神的方式看待他們的牧師,所以當牧者認罪時,會眾內心立即進入救贖的敘事裡,並以熱烈的掌聲回應。

而這種方式必須停止。我們不該為認罪的人鼓掌。這些掌聲沒有任何屬靈目的,特別是在這種情況下,它們只會造成更多痛苦和傷害。

如果一個罪人真正的悔改了,他不會希望自己得到掌聲。而如果他不是真正的悔改,他就更不值得掌聲。在多數情況下,教會只聽到了整個故事的一部分,或者是一個經過美化的版本——通常是對牧師最有利的版本。

是的,這些教會愛他們的傳道人。身為一個牧師,我很欣賞這一點。他們希望相信自己的領袖是最好的,也希望他們的領袖就是最好的。這是一個自然的,甚至是可敬的渴望。但對不當的行為起立鼓掌是不可接受的。

我們不為罪鼓掌。我們不為罪歡呼。我們為它感到哀慟。

把起立鼓掌留到足球場上吧。

Dave Miller 是愛荷華州蘇城南山浸信會的主任牧師,也是SBC之聲的編輯。

翻譯:平凡的瓦器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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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戈登·費依逝世,他教導福音派讀出聖經「全部的價值」

作爲一位 “燃燒的新約學者”,他深信閱讀聖經是一個與神相遇的過程。

戈登·費依(Gordon Fee)

戈登·費依(Gordon Fee)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31, 2022
Regent College / edits by Rick Szuecs

戈登·費依(Gordon Fee)曾在惠頓學院(Wheaton College)新約聖經課的第一堂裡跟學生說,有一天他們會看到新聞寫著:「戈登·費依逝世」。

「不要相信這個新聞!」費依站在一張桌子上這樣,「費依正在跟他的主他的王一起唱著歌。」

然後費依不像一般教授那樣開始分發課程大綱,而是帶領全班唱起了查理·衛斯理 (Charles Wesley)的詩歌:「哦,千萬口舌齊歌唱,讚美救主我神!」

戈登·費依是位具有深遠影響力的新約教授。他認為讀聖經、教授聖經和解釋聖經的過程應該能使人與永活的上帝相交。他形容自己是位「燃燒的學者」。他於本週二去世,享年88歲——儘管正如那些在課堂上或在他的書中認識他的人所知,他不會這樣描述自己的逝世。

費依在1980代初期與戈登·康威爾神學院(Gordon-Conwell)的同事道格拉斯·斯圖爾特(Douglas Stuart)共同編寫了《如何讀通聖經》(How to Read the Bible for All Its Worth)。這本書如今已印刷至第四版,售出大約100萬本,是許多人學習能如何更好理解聖經的教科書首選。費依還寫了一本被廣泛使用的新約釋經手冊(New Testament Exegesis)及多本廣受好評的新約書信註釋書。費依對於聖靈在保羅的生活及事工中扮演的角色也有開創性的學術研究成果

費依曾跟《今日基督教》:「如果你請保羅定義什麼是基督徒,他不會說『基督徒是一個相信關於基督的X和Y教義的人』,而會説基督徒是『一個與聖靈同行,認識基督的人』。」

同樣的,費依認為,花時間研究聖經經文的文體、歷史和背景是很值得做的事。因為這些不僅僅只是「單純的歷史」。如果用正確的方式來解釋、閱讀聖經,理解經文的過程會有如被閃電電到的感覺。

「當我們帶著無法言喻的驚嘆坐在神面前時,我們的聖經詮釋會結實累累,」他寫道。「我們必須用心去聆聽這些話,我們必須沉浸在上帝的榮耀中,我們必須對上帝豐富的榮耀有著無法抗拒的敬畏感,我們必須再次思想這件奇妙可畏的事:『在基督耶穌裡,這些財寶也是我們的』,然後我們必須歌頌祂的榮耀、敬拜這位永生的上帝。」

當費依去世的消息在社交媒體上傳開時,整個福音派圈子裡不同的牧師及神學院教授紛紛分享了費依的哪本書對他們來說意義最深。西部神學院(Western Seminary)新約教授衛斯理·希爾(Wesley Hill),《保羅神學:聖靈論》(God’s Empowering Presence) 是他人生讀過的最有影響力的書之一。美國長老會牧師格雷格·薩拉扎(Greg Salazar)寫道,他正在用費依寫的《腓立比書》註釋書準備講道系列。紐約一個無宗派教會的牧師彼得·恩格勒特(Peter Englert)則盛讚費依所著的《哥林多前書》註釋書。

美南浸信會神學院教授丹尼·伯克(Denny Burk)在婦女參與事工的議題上與費依有很大的分歧,但他形容費依是「有史以來最有影響力的新約學者之一」。

雖然對多數福音派教會的信徒來說,費依並不是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但這更顯示出他的貢獻的重要性。

「我教會裡沒有一個人能回答你戈登·費依是誰,」喬治亞州麥迪遜浸信會的牧師格里芬·古利奇(Griffin Gulledge)寫道。 「但他們當中每一個人都受益於費依的事奉。我敢保證,數以萬計的教會都是如此。」

嚴謹的釋經

費依於1934年5月23日出生在俄勒岡州阿什蘭(Ashland)。他的父親是唐納德·費依(Donald Fee),母親是格雷西·雅各布森·費依(Gracy Jacobson Fee)。

他的父親唐納德是位技術精湛的木匠,也是神召會的一位釋經式傳道人。費依在成長的過程中注意到他父親嚴謹的釋經式講道方式與其他神召會牧師採取的一些更狂野和自由的證道方法之間的差異。

費依分享,許多五旬節派教徒似乎認為詳細計畫及研讀聖經會抑制聖靈的工作。五旬節派教徒看到一句經文就能根據腦海裡的直覺來講解,深信只要自己有可塑性及遵循心中的意念,上帝就能引導他們口裡即將分享的話語。有些人甚至不會提前選好要講道的經文,而是在講台上隨機翻開《聖經》,求上帝當下引導他們。

這樣的講道結果並不是每次都能證實聖靈的力量。

另一方面,費依的父親認為上帝重視聖經經文及研究的工作。聖經就像一塊上好的木頭,應該用技巧及謹慎的態度來對待。

費依寫道:「我的父親是我人生裡認識的第一個學者,儘管在早年的歲月裡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是,他對真理的熱情及深入挖掘聖經的決心⋯深深影響了我。」

費依決定跟隨他的父親進入教會事工。他去了西雅圖太平洋學院(Seattle Pacific College, 如今已轉型為大學),他在那裡認識了莫迪娜·洛夫達爾(Maudine Lofdhal)並和她結婚。莫迪娜也是一位神召會牧師的孩子。碩士畢業後,費依在西雅圖塔科馬(Tacoma)機場南邊一個正在發展的郊區擔任牧師,為了維持生計,他同時在西北學院(Northwest College, 如今已轉型為大學)教英文,這是神召會在華盛頓柯克蘭(Kirkland, Washington)的附屬學校。

費依在此時發現自己很喜歡教書。他說他喜歡教書到牙齒都會痛的程度。

有幾年的時間裡,他糾結於兩個不同的呼召之間:成為牧師的呼召——他和莫迪娜討論過去日本當宣教士——以及投身於學術界的呼召。後來轉折點出現了。費依回憶著,當時一位同事說:「戈登,上帝不一定總是反對你去做心裡熱切想要做的事。」

費依意識到,「這當然也可以是一種呼召」。他決定去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攻讀新約聖經研究的博士學位,主修文本鑑別(textual criticism)。他的博士論文是關於紙莎草66號的研究,這份紙莎草上有著幾乎完整的《約翰福音》,被認為是現存最古老的新約手稿之一。

雖然費依選擇了學術生涯,但他對自己身為一個學者及五旬節派教友這兩種身份之間感到一些張力。他在惠頓學院得到教職後,發現自己是他許多同事所見過的第一個五旬節派基督徒,更是他們見過的第一個有聖經研究博士學位的五旬節派基督徒。

對新國際版聖經(NIV)的影響

同時,神召會裡的五旬節派教友也並不總是為他在學術界的成功感到高興。有次,他和一位長老分享自己在學術研究上的成就,對方卻給他關於「學術研究會帶來的屬靈危險」的警告。

「那個人說:『寧可當一個為主燃燒的傻瓜,也不要當一個冰冷的學者』。」

當費依為這件事禱告時,他意識到這是個錯誤的選擇題。他可以成為一個「爲主燃燒的學者」。

費依在惠頓大學教了五年書後,接受了戈登·康威爾神學院的教職。他在那裡工作了十多年後,輾轉來到溫哥華的維真神學院(Regent College)教授新約直到退休。

費依寫的哥林多前後書、提摩太前後書、帖撒羅尼迦前後書、腓立比書和啟示錄的學術註釋書廣受歡迎。他對使徒保羅的基督論和聖靈論進行了深入研究。他編輯了深具影響力的《新國際新約註釋書》系列(NICNT series),並與負責新國際版聖經(NIV)的聖經學者及翻譯委員會合作了30多年。惠頓大學聖經研究主席道格拉斯·穆(Douglas Moo)說,新國際版的讀者「幾乎能在每一頁見到費依給的翻譯建議」。

然而,費依最重要的貢獻可能來自他在成人主日學授課的經驗。他發現有許多成年基督徒,尤其一些在教會度過一生的人,竟然不知道該如何閱讀聖經。他們能理解章節和經文,甚至能默背一些聖經段落,但往往無法理解不同部分的經文之間巨大的差異。

「一個短篇故事和一首詩之間有什麼不同?」 費依問道。「你不會用讀短篇故事的方式來讀一首詩,也不會用讀詩的方式來讀一個短篇故事⋯⋯為什麼有些人會用一模一樣的方式來讀這兩種文體,好像它們沒有任何不同?⋯⋯但這兩者有如平行宇宙那樣不同!上帝選擇用不同的文體來敘事。這不是我費依獨特的發現,是上帝本來就是這樣做的。」

他和舊約聖經教授道格拉斯·斯圖爾特(Douglas Stuart)在1981年出版了《如何讀通聖經》。費依略顯誇張地說,Zondervan出版社的編輯幾乎把這本書寄給了北美的每一位聖經教師。「我不知道他寄了幾百份,」他說,「但短短一年內,銷量就有很驚人的成長。」 這本書於2014年出版至第四版。

屬靈恩賜

費依身為福音派裡知名的五旬節派聖經學者意味著他偶爾會捲入神學爭論中。在1970至1980年代,他被捲入五旬節教派關於說方言是否是聖靈充滿的「初始證據」的爭論中。一些人指責他「拋棄」了五旬節派的創始教義。

「我沒有拋棄聖靈初始的證據,」他說。「我拋棄的是方言,因為五旬節派對方言的教導不符合聖經所述,所以是不恰當的。」

根據他對新約的理解,費依也支持婦女參與教會事工。他支持聖經平等委員會(Council for Biblical Equality),並且是《發現聖經中的平等:沒有等級制度的互補》(Discovering Biblical Equality: Complementarity without Hierarchy)一書的撰稿編輯,撰寫其中對哥林多前書11:2-6和加拉太書3:26-29的經文註釋。

費依還寫了關於聖靈在新約教會中扮演的角色的文章。「新約所顯示的證據是,聖靈是性別包容的,祂賜下恩賜給男性及女性,從而使整個基督的肢體得享自由,讓所有部分都能彼此服事,並以各種方式相互領導。因此,歸根結底,我的重點不在於提倡女權主義的議程(以倡導婦女參與事工為目標),而是提倡聖靈的議程。」

這樣的立場為他帶來的批評比他寫的任何東西都多。費依說,他在一些福音派圈子裡甚至被列入「黑名單」。

「我忍受了不少胡言亂語,」他對《靈恩》(Charisma)雜誌:「我只是無法接受有些人認為性別比恩賜重要。」

不過在多數的時間裡,費依都盡量避免引起爭議,專注於授課、教導人們讀懂聖經、讓聖經改變他們的生命。

「戈登嚴謹的課程因學生在其中與主相遇的經歷而特具知名度,」維真神學院新約聖經教授里克·瓦茨(Rikk Watts)說。「他讓全世界成千上萬的學生知道,每個人都可以成為『燃燒的學者』。」

費依於紐約的家中逝世。他的妻子2014年先於他去世。他的子女馬克(Mark)、謝麗斯·諾德林(Cherith Nordling,)、布萊恩(Brain)和克雷格(Craig)仍在世。將於紐約和溫哥華舉行的追思會正在籌備中。

翻譯: 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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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首次對英國華人教會的研究探討教會的興衰

牧師和神學家在一份新的研究報告中對於香港移民爆炸性增長所帶來的機會及挑戰作出回應。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27, 2022
Wongseok Kim

對許多剛移民到英國的香港人來說,教會是他們與社會的第一個聯繫點。

在英國的華人牧師們報告說,他們的會眾規模已增加了一到兩倍。一間位於曼徹斯特的教會因著近期來自香港的移民湧入,已從原先不到200人的規模增加至1200個會眾。

一份關於英國的華人基督教的研究報告(也是第一份此類型的系統性研究報告)闡述了這些新加入的會友所帶來的影響。此份研究由倫敦神學院(London School of Theology)的研究員黃寅軒(Huang Yinxuan)博士領導,研究結果在10月8日的一個神學研討會上發布。

這項研究的結論是,華人非基督徒移民對基督教及福音持開放的態度。但數據也表明,阻礙華人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幾個障礙仍然存在。

儘管華人教會正緩慢地轉變為更加開放,但華人教會長期以來一直是封閉的。如果華人基督徒動員得不夠快,他們可能會錯過一個關鍵的傳福音窗口,因為研究顯示,在英國出生的華人對信仰的接受程度較低。

愛丁堡大學神學及世界基督教學的美籍華人講師曹榮錦(Alexander Chow)說:“這項研究說(華人教會的)兒童及青少年事工正在蓬勃發展,是正確的。”

“但除此之外還有什麼?這不只對在英國出生的華人,也對現在第1.5代香港移民而言,是個相當關鍵的問題。”

教會的大幅增長

被稱為“在歐洲同類研究裡最大規模”的“聖經及英國華人社區”(BCCB)的研究項目由倫敦神學院和英國及海外聖經公會(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共同合作開展。

該項目旨在增進其對華人基督教群體的靈命及信仰特色的“廣泛理解”。例如,探索華人教會研讀聖經經文的程度,並鼓勵他們更多的研討如何利用科技及社交媒體來服事他們所處的社區。

該研究的首席研究員黃博士來自中國上海,目前在英國牛津工作。除了分析二手數據,他還進行了一項全國性的線上調查,從英格蘭、蘇格蘭和威爾士的華裔——包括基督徒及非基督徒——收集了1179份問卷。他還對致力於服務英國華僑的華裔基督教領袖們進行了51次訪談。

在黃博士的研究中發現,數據顯示自2021年以來,由於香港人移民的原因,華人教會已成為英國教會裡增長最快的基督教群體。

大多數香港移民是通過BNO(海外英國國民)簽證計畫來到英國的,該計劃於2021年1月啟動,允許香港的英國國民來英國生活和工作,並在六年內申請英國公民身份。 (截至今年6月已發放了超過13.3萬份簽證)。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今年發布的一份概況介紹,香港目前約有48萬名新教徒——包含70個教派及1450閒教會。研究報告估計,幾乎每4名從香港移民到英國的人之中就有一名是基督徒。

這裡面有許多人是牧師或基督教全職工作者,他們在移居英國後擔任了粵語事工的領導角色。根據BCCB的研究,現在英國有超過200個華人基督教團體和組織,而其中至少有17個是在過去18個月內成立的。

但過去50年來對英國教會統計數據進行定性和定量研究的顧問彼得·布里爾利 (Peter Brierley)表示,這種增長的速度只是暫時的,而且很難維持。

“長期來看,你不能依靠移民來增加教會的人數,”他說。“移民帶來活力、能量和新思維。但這些還不夠。”

根據BCCB的報告,非基督徒的華人,特別是第一代香港華人,往往對基督教信仰感到好奇和開放,而第二代在英國出生的華人則通常對基督教信仰不屑一顧。

第一代香港人中,只有18%的非基督徒受訪者對基督教表達了輕視的態度。而來自香港的非基督徒(63%)比中國大陸(41%)和英國出生的華人(19%)對於探索聖經更感興趣。

這種對基督教開放的態度可能來自於這些移民將基督教與社會進步聯繫起來,並將信仰視為“西方文化及文明的基礎部分,”曹博士說。

教會的社交功能在培養移民對福音感興趣這方面也發揮了作用。“移民在教會裡體驗到利他主義及感覺被接納,”黃博士說。“這是傳福音的開始。”

布里斯托教區的英國英国国教牧師甄英深(Mark Nam)說,接受基督教可能是一個“務實”的決定。甄牧師是在英國出生的華人裡第一批被英國國教按立的牧師之一。“當我的祖父母定居在英國時,他們讓他們的孩子參與教會的唱詩班,因為他們希望孩子們能融入英國社會。”

重新定義傳福音的方式

儘管新移民對信仰有如此明顯的開放性,大多數生活在英國的華人基督徒並沒有積極的傳福音。

雖然聖經是華人平信徒生活的中心(超過90%的人說他們“可能”或“非常可能”使用聖經與他人保持關係),但根據BCCB的研究,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覺得自己能有自信地和他人談論耶穌。

研究人員報告說,在過去12個月裡,只有42%的人與家人、朋友和同事分享過他們的信仰(包括聖經信息)。

黃博士提醒說,不應該用這個數字來衡量跟比較華人基督徒與其他基督徒對福音的使命感。相反,它與華人基督徒和聖經互動的其他種形式是相對的,例如華人基督徒對閱讀或聆聽聖經使他們感到“更接近上帝”(88%),或聖經是他們“最好的朋友”(60%)這一說法的認同程度。與這些接觸聖經的形式相比,透過分享上帝的話語向他人傳福音的方式則較少。

儘管如此,CT採訪的大多數基督教領袖都承認這種對傳福音猶豫不決的現象真實存在,並將其歸因於華人平信徒缺乏神學訓練。

“不是他們不想談論基督教,而是他們對非基督徒的問題沒有答案。這讓開啟一段對話變得非常困難。”黃博士說。

諾丁漢(Nottingham)大學神學及宗教研究系的香港神學家朱珩甄(Calida Chu)認為,因為傳統的華人文化中隱含著等級結構(hierarchical structure),父母被看作是權威人物,一般的華人基督徒會避免向父母传福音。

朱博士補充說,來英國求學的留學生的父母通常是中國共產黨黨員,要一個家庭 “放棄他們的黨員身份”是“非常不可能的。”

在曹博士的眼中,華人基督教界一直在發展新的宣教方式,而傳福音只是其中一部分。

曹博士強調,英國的教會與華人移民密集互動的歷史很久,而現在主要因為新一輪的香港移民潮,福音工作正在被“重新配置。”

“歷史上,利物浦、倫敦和伯明翰等地長期以來都致力於宣教事工,因為這些地方有不少華人,從船員到餐館工人、學生都有,”曹博士說。

根據2011年的人口普查,華人英國人口的0.7%。自19世紀初以來,倫敦和利物浦就出現了華人社區,而第一次永久性大規模的移居發生在1950年代。基督教華僑佈道會(COCM)就是在這個時期成立的,他們幫助建立了許多華人教會。

曹博士說,幫助香港移民了解英國的制度並解決他們在實際生活、情感和精神上的需求,是參與宣教的一種新的形式。

外展事工

黃博士說,在他為BCCB研究採訪的45位牧師中,“沒有一個人”關心外展事工。

這可能是由於隨著大量新移民湧入英國,牧師們現在要從事的工作非常多。根據BCCB的研究,現在一個牧師平均要照顧80多個會眾。這種情況容易讓他們沒什麼空間去思考如何與教會以外的人互動。

然而,甄牧師說,華人教會在歡迎和支持剛移民來英國的香港人方面做得“非常好。”

“這一次,教會普世動員的速度遠遠比社會快。”甄牧師說。他指出,香港人的出走是在疾風世代(Windrush generation)之後英國最大的移民潮。(“疾風世代”指西印度和西非人民在1948至1971年間被邀請移民到英國。) “華人教會和地方教會之間的合作程度令人振奮。”

甄牧師認為,在英國出生的華人可以作為香港移民和英國社會規範之間的文化橋樑。

“在英國出生的華人有時間來反思他們自身的文化混合性,” 他說。“跨越不同的文化界限對他們而言是一種日常生活。”

在英國出生的華人基督徒在探索如何在華人教會裡產生更持續性的增長時,可能會尋求像甄牧師這樣的觀點。黃博士意識到這種需求的存在,特別是在對移民來的青少年及兒童佈道的時候。

The TeahouseWongseok Kim
The Teahouse

在他看來,中國教會善於創造群體歸屬感及共享社會資源,但它缺乏教牧資源,且往往重度依賴教友。

“一個典型的華人教會不是充滿了剛剛信主的新基督徒,而是充滿了移民過來的老基督徒,” 黃博士說。 “在增加新信徒方面,華人教會不太在行。”

BCCB的調查結果反映,跨文化事工是一個不斷增長的趨勢,受訪的基督教領袖表示,跨文化宣教在華人教會內部及華人教會與英國當地教會之間都有發生。

BCCB的研究指出,超過600家教會加入了全國性的UKHK劃,該計劃為講英語的教會提供資源來幫助和支持香港人。像“迎新教會”(Welcome Churches)和英國福音聯盟這樣的福音派團體,自去年UKHK計畫啟動以來,也一直是這項全國性福音工作的一份子。

利物浦的一間華人教會,恩典國際教會(Grace International Church),如今有葡萄牙語和波斯語等語言的聚會。 黃博士補充說,青少年事工也是跨文化的,因為與成年移民相比,1.5代和第二代移民可能會發現在他們的混合文化身份之間更難找到平衡。

甄牧師一直是加強教會內外跨文化合作的大力倡導者。他在去年8月成立了茶館(The Tea House)事工,這是一個專注於培養和加深英國聖公會教會裡的華裔神職人員之間友誼的社區,他們只佔了所有受薪神職人員裡的0.2%。在他組織的布里斯托爾市議會、英國聖公會及華人教會領導人共同參與的一次會議上,一位華人教會的主任牧師告訴他,他們從來沒有做過這樣的事。

在過去的一週裡,甄牧師還主持了一個關於如何成為一間“為香港預備的教會”的研討會。該研討會的演講者來自英國的香港非基督教組織、活躍於倡導UKHK的地方教會領袖,以及來自布里斯托爾華人基督教會(該市最大的華人教會)的一位牧師。

曹博士說,儘管他們現在可能受到不少的關注,但其實在英國的華人教會和香港人之間強大的社會網絡存在已久,遠早於2021年1月31日引入BNO簽證計劃之前。

“我知道相許多華人教會在簽證發放之前就已為正在準備移民英國的香港人建立了WhatsApp群,來幫他們找到最好的學校和定居地點。”

傳播福音的窗口 "縮小 "了?

BCCB的研究表示,分享福音的機會窗口很短,因為第二代英國華人對信仰的接受程度越來越低。

五分之四的非基督徒調查對象認為,教會和基督徒不太能容忍和他們有不同信仰及價值觀的人(79%),而超過一半的人認為基督教的價值觀已經過時(55%)。

“我們正處於一個特殊的窗口期,因為移民會引起社會聯繫被切斷和迷失的問題,而基督教能在這個時期為人提供希望,”曹博士說。

談到向華人移民傳福音,另一個潛伏的問題是:中國大陸基督徒和香港基督徒之間一觸即發的政治矛盾。

黃博士講述了在三個不同的城市的三間華人教會裡聽到的“令人震驚的故事”,在這些教會中,講普通話的中國大陸教徒和講廣東話的香港教徒拒絕為對方禱告,甚至拒絕坐在同一個空間裡。

他說,值得慶幸的是,這些事件發生在他研究的早期階段,而且隨著越來越多的香港移民的到來,他聽到的衝突越來越少。

儘管如此,安全問題仍然是許多香港移民的首要考慮。朱博士說,一些在英國的香港人在街上會避開講普通話的人,並在手機上安裝能告知他們哪些雜貨店可能與中共有聯繫的應用程式。

曹博士說,在英國, “語言-文化-政治層面”同時在影響著人們,這可能會阻礙中國大陸人與香港人分享福音的機會。

“研究表明,大陸人傾向於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更正面的看法,而(對香港人而言)這會被視為一種可能的阻礙,”曹博士說。 “雖然總的來說,在英國的大多數華人基督徒會說他們不關心政治,但政治層面的假設總是會存在,無論它是否是真的。"

在英國的華人教會中,這種看不見卻能感覺到的緊張關係持續的存在。大多數華人教會由三個共存的會眾群體組成,分別以普通話、粵語和英語進行禮拜。黃博士說,近期有些教會會專門為“香港流亡者“設立聚會。

加劇這些緊張關係的是,在許多華人教會裡,談論政治問題仍然是個禁忌。但朱博士希望牧師們對於新加入的香港信徒能提供全人關懷。

“牧師必須處理香港人所經歷的創傷,即香港人感覺他們的教會和政府拋棄了他們或虐待了他們。為了能有效地傳福音,我們必須談及緊張的政治局勢所帶來的影響。”

然而,甄牧師並不相信傳福音的窗口期真是如此短暫,主要是因為他不認為在英國出生的華人對聖經的好奇心更弱。

“其實,身為一個少數群體,他們是非常好奇的。關鍵是要問他們對什麼感到好奇,”他說。“在英國出生的華人也許只是對教會表達基督教的方式不感興趣。”

“我相信是上帝和聖靈將人們引向基督,而不僅僅是人的努力,”甄牧師說。“把傳福音的機會限制在一個窗口是非常短視的。”

“我們應該問的問題是:‘我們應該如何教導和裝備基督徒,使他們能更有效地參與傳福音?’我拒絕相信在傳播福音方面有一個特定時期或一個窗口。因為上帝比這樣的窗口更大。”

翻譯: 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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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之母

這些早期的新教婦女將路德提出的信徒皆祭司視為寫作和教導宗教改革的理由。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26, 2022
Wikimedia Commons

“每一個基督徒都有責任支持信仰的事業,理解和捍衛它,並譴責一切錯誤。” ——馬丁·路德

丁·路德在1520年發表的《致德意志基督教貴族公開書》中所提出的“信徒皆祭司”教義,在羅馬教皇制度的三面“紙牆”之間震響。路德批評教皇和羅馬天主教徒將教會分為 “屬靈階級”和“屬世階級”。這導致了權力的濫用。

相反,路德重新定義了祭司階級:

“基督徒都為‘屬靈階級’,他們之間除了職務上的不同,沒有其他區別。……這是因為我們都有一個洗禮,一個福音,一個信仰,都是同樣的基督徒;因為只有洗禮、福音和信仰才使我們成為屬靈的基督徒。”

“因着洗禮我們大家都受了聖職作祭司。……因為無論誰從洗禮的水中出來,都可以誇口說他已經是被授聖職的牧師、主教和教皇了。”

這似乎是傻瓜的教義。但是,正如神通過撒拉對亞伯拉罕說話,通過驢子對它的主人——先知巴蘭說話一樣,難道神不更可能“通過一個義人對教皇說話”嗎?路德問道。

然而,這種祭司的職分是否甚至涵蓋了婦女呢?

讓我們來看看三位婦女的工作,她們打破了社會的界限,通過出版作品大膽發聲;讓我們也來看看她們如何引用路德“信徒皆祭司”的教義來捍衛自己的發言。

阿古拉·馮·戈蘭姆巴赫(Argula von Grumbach)

在路德所在的維滕貝格(Wittenberg)以南約260英里處,一位名叫阿古拉的貴族婦女在閱讀了路德的作品后,從天主教改信新教。她在餘生中一直與路德直接通信,並且是路德在科堡城堡(Coburg Castle)中尋求庇護時允許訪問的少數客人之一。

非同尋常的是,阿古拉成為宗教改革的第一位女性說客。她甚至試圖在1530年奧斯堡會議(Diet of Augsburg)上在路德派和慈運理派之間進行仲裁,安排墨蘭頓(Melanchton)和馬丁·布策(Martin Bucer)會面。她在宗教改革方面的履歷確實很精彩,尤其是作為當時的女性而言。但也許更令人讚歎的是她的公開著作。

阿古拉是宗教改革時期第一位寫作小冊子的女性作者,她在1523年寫給英戈爾施塔特(Ingolstadt)大學的信也使她成為第一位女性暢銷作家,該份書信共發行了14個版本。這封信寫給大學要員,其中包括約翰·埃克(Johann Eck)——路德的主要對手,至少可以用勇敢無畏來形容它。她在信中挑戰的那些人幾天前因大學生阿爾薩斯·塞霍夫(Arsacius Seehofer)持有新教書籍而逮捕他,並強迫他放棄新的信仰,不然就處死。

阿古拉是第一位將路德“信徒皆祭司”的教義應用於自己的女性,從而使之應用於其他婦女。這一教義成為她責備那些“屬靈階級”的辯詞。

她的信是這樣開始的:

我在《馬太福音》第10章讀到一段文字,是這樣說的:“凡在人面前認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認他”。還有路加福音第9章:“凡把我和我的道當作可恥的,人子在自己的榮耀里,並天父與聖天使的榮耀里降臨的時候,也要把那人當作可恥的”,等等。像這樣的話語,從神的口中親自說出來,總在我眼前。因為它們並不排斥女人或男人。這就是為什麼我作為一個基督徒不得不給你寫信。因為《以西結書》第33章說:“你若不開口警戒惡人,使他離開所行的道……我卻要向你討他喪命的罪”。

阿古拉作為一個基督徒,以平等的身份來到她的讀者面前。作為一名基督徒,她懇求並勸說英戈爾斯塔特的神學家,甚至要求她公開出現在他們面前,用德語與他們討論這些屬靈問題:“我寫給你們的不是女人的閑聊,而是上帝的話語;(我是)作為地獄之門無法戰勝的基督教會的一員而寫。”

阿古拉曾一度保持沉默,但現在她相信,由於福音的利害攸關她不得不開口:

然而,我壓制了我的想法;心事重重,我什麼也沒做。因保羅在《提摩太前書》第2章中說:“我不許女人講道……只要沉靜”。但是,既然我看不到有男人站出來,或者願意或者有能力說話,我於是被這句話所約束:“凡在人面前認我的”,正如我在上面提到的。我宣稱擁有《以賽亞書》第3章給我的權力:“我必使孩童作他們的首領……婦女轄管他們”。

在她寫完第一封信大約一個月後,在因此而受到死亡威脅的情況下,阿古拉給英戈爾施塔特市議會寫了一封公開信,為她的寫作動機辯護。

因此請牢記你在受洗時向上帝所發的誓言,其中說:“我相信,並放棄魔鬼的一切浮華和幻想”。如果我們盡全力相信並信任上帝,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認他(他將給我們力量這樣做),那麼他也將認我們,正如他在《馬太福音》第10章中所說。因此作為一個基督徒,意味着我們要儘可能地抵制那些指責神話語的人;不過不是用武器抵制,而是用神的話語。

哪位(神學)博士能因為學問淵博,他的誓言就因此比我的誓言更有價值?神的靈是應許給我的,正如應許給他一樣。正如神在《約珥書》第2章中所說:“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

像路德一樣,她把自己看作是一個傻瓜。然而,正是因為作一個傻瓜,上帝的能力會得到最大幅度的彰顯。阿古拉借用了路德的“以小對大”的說法,將其用在自己身上。就像路德對於教皇和羅馬天主教徒是如此,阿古拉對於神學家來說也是如此。在她最後發表的文章中,她給出了我們在路德的論文中讀到的同樣的比喻。像路德一樣,她把自己看作是巴蘭的驢,但也許比路德更甚,因為她是一個女人,並且是一個平信徒。

所以不要讓你的怒火燃燒
如果上帝再興起女人
懲罰你過甚的輕蔑。
神對你的探訪如此奇妙
僅僅被一群女人所困擾!

……就聽聽巴蘭的驢吧,我那良善的蘭渚的約翰內斯(Johannes of Lanzhut)。

卡特琳娜·舒茨·澤爾(Katharina Schütz Zell)

再往北和往西,在斯特拉斯堡(Strausbourg),卡特琳娜·舒茨·澤爾也受到了路德教導的影響。與阿古拉不同,卡特琳娜來自社會的“中產階級”階層,並且畢生從事寫作。

卡特琳娜被路德關於唯獨信心、唯獨基督的教義所折服。這促使她更積極地參與到她的教會中。該教會的牧師是馬修·澤爾(Matthew Zell)。卡特琳娜和馬修於1523年12月3日結婚,使她成為斯特拉斯堡第一批與新教牧師結婚的女性之一。

卡特琳娜作為牧師妻子的新任務,為通向更正式的宗教任務打開了門。她成為斯特拉斯堡的“教會母親”,與她的丈夫一起服事,她的丈夫將卡塔琳娜視為婚姻中的“平等夥伴”,稱她為“助理牧工”。她在家裡照顧難民,為貧窮的非公民組織救濟,探望病人,在三次墓葬儀式上講道,包括她丈夫的葬禮,並在馬修去世後作為平信徒進行牧養工作。卡特琳娜是斯特拉斯堡最活躍的平信徒改教者之一,但她對改教運動最重要的貢獻是她發表的六篇著作。

結婚一年多后,在馬修和其他已婚牧師被置於教會處分之下后,卡特琳娜寫信給斯特拉斯堡的主教,為教士的婚姻辯護。她打算髮表這封信,但被市議會阻止了。然而,在更多關於澤爾夫婦的流言蜚語似乎破壞了馬修的事工之後,卡塔琳娜於1524年9月發表了為教士婚姻辯護的文章。與阿古拉一樣,卡塔琳娜也為自己對抗教會權力階層的男性而聲辯。

哦,如果我相信上帝的話語,我怎麼能剋制自己呢?我怎麼能不為我的鄰舍馬修·澤爾做我想讓我的鄰舍為我做的事呢?不是因為他是我的丈夫,而只是因為他是我的弟兄和基督里的肢體。……因為在神和基督里,既沒有男人/丈夫,也沒有女人/妻子,更沒有任何偏袒(參見雅各書2:9;羅馬書2:11),因為神的話語只涉及屬靈中的親密關係。

由於這種對鄰舍的愛和對聖經的順從,卡塔琳娜不能讓自己“找理由不管”,也不能“說服我的良心,讓我對這些魔鬼的彌天大謊保持沉默”。

這種教義產生的結果是,神能夠使用弱者(像卡特琳娜這樣的女性),使強者(天主教神職人員)蒙羞。她在開始辯護時引用了《哥林多前書》1:27,然後在她作品的其餘部分發展並融入了這個主題。卡特琳娜將自己與反對霍洛芬斯(Holofernes)的朱迪思(Judith)聯繫起來,也和(舊約聖經中)用計策讓哈曼被處絞刑的以斯帖聯繫起來。在她的小冊子中,她多次點名批評男性,並挑戰他們在公開場合用德語與她辯論。

卡特琳娜充分意識到,作為一個女人她的發言會受到指責,並且準備好了回答。

我回答說,難道你不知道,保羅在《加拉太書》3[:28]中也說:“在基督里,並不分男人女人”?神通過先知約珥在第二章[:28;參看《使徒行傳》2:17]中說:“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知道撒迦利亞變成了啞巴,所以伊利莎白為聖母馬利亞祝福。因此,願你們也能善意地接納我。我不求別人聽我說話,好像我是伊利莎白,或施洗約翰,或向大衛指出他的罪的先知拿單,或任何一位先知,只求別人聽我說話,好像假先知巴蘭所聽的驢子一樣。因為我所追求的,無非是讓我們一起得救。

瑪麗·鄧提埃(Marie Dentière)

瑪麗·鄧提埃曾是奧古斯丁派修女,她被路德的教義所說服,16世紀20年代中期,在逃離法國北部的修道院后,她在斯特拉斯堡找到了庇護所。與她所認識的卡特琳娜一樣,瑪麗在新的城市嫁給了一位名叫西蒙·羅伯特(Simon Robert)的前牧師。

最終,他們在改革宗的教會中得到了一個牧師職務,並被派往羅訥河谷。馬丁·布策(Martin Bucer)寫信給已經在該地區的紀堯姆·法雷爾(Guillaume Farel),提醒他這對夫婦即將到來,並提到“西蒙的妻子”參與了她丈夫的事奉。

不到五年,西蒙就死了,留下遺孀瑪麗和幾個小孩。她再婚了,1535年,瑪麗和她的丈夫安托萬·弗洛孟特(Antoine Froment)搬到了日內瓦,協助那裡的改教者從天主教徒手中接管該城市。瑪麗在日內瓦是一個活躍的平信徒改教者。她甚至有一次進入日內瓦的一個修道院宣講婚姻,敦促修女們放棄她們的誓言。

瑪麗發表了兩篇著作——寄給納瓦拉女王瑪格麗特的《非常有用的書信》,以及為約翰·加爾文的一篇講道作序。雖然這兩篇文章都不是致男人的,但在1539年寫給女王的書信中,瑪麗就支持婦女向其他婦女權威性地講授經文提供了正式辯護。在瑪麗的信中,我們可以看到“信徒皆祭司”適用於女性的理解是怎樣發展起來的。

瑪麗在信的開頭忠告瑪格麗特王后要向她的兄弟,即國王,談及法國的分裂之音。她依據兩人共同的洗禮和信仰,為她對瑪格麗特的忠告辯護。

因為上帝所賜給你的,所啟示給我們女人的,我們不應該比男人更多的隱藏它,把它埋在土裡。雖然我們不被允許在會堂和教會裡公開講道,但我們也不被禁止在愛心中彼此寫信和互相勸誡。

瑪麗強調,婦女得到的福音不比男人少,也不比男人片面,同樣,婦女也得到了與男人一樣的命令,要分享福音,為信仰爭戰。

因為你們都知道,女性比另一個性別更蒙羞,而且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直到現在,經文都是對她們隱藏起來的。對此沒有人敢說什麼,似乎婦女不應該閱讀或聽到聖經中的任何內容。夫人,這就是促使我給你寫信的主要原因,靠着上帝,希望今後婦女不會像過去那樣被蔑視。

但瑪麗知道,有些人會指責婦女的膽大妄為,“互相通信討論經文中的內容”。瑪麗說,當這種情況發生時,應該指着聖經中的女性來回答他們。她寫道:“聖經中提到並讚揚了一些女性,因為她們的良好品行、行動、舉止和榜樣,也因為她們的信心和教導。瑪麗列舉了諸如撒拉、利百加、摩西的母親、底波拉、路得、示巴女王、聖母瑪利亞、伊利莎白和撒瑪利亞婦人等。她也談到了抹大拉的瑪利亞:

誰能誇口看見了耶穌復活那偉大奧秘的第一次顯現,難道不是抹大拉的瑪利亞(他從她身上趕出了七個魔鬼)?並且耶穌早些時候通過他的天使向一些婦女,而不是男人,宣告了自己,並命令她們向其他人告知、宣講和公布?

如果這些來自聖經的例子還不足以支持婦女向其他婦女解釋聖經,瑪麗還有神學上的說服途徑。她的根據是人類共同的墮落狀態,從而在耶穌基督里得到共同的恩典。

儘管在所有女人身上都有不完美的地方,但男人也不能避免。既然不是女人出賣或背叛耶穌,而是一個叫猶大的男人,為什麼還要如此批評女人呢?我請求你們想想,在世上發明和設計了這麼多的儀式、異端和錯誤的教義豈非男人?可憐的婦女也被他們引誘了。從來沒有一個女人被發現是假先知,但女人卻被假先知誤導了。雖然我不想為某些婦女遠超尺度的窮凶極惡找借口,但也沒有任何理由將其作為一般規律,沒有例外,就像一些人每天都在做的那樣。

雖然阿古拉·馮·戈蘭姆巴赫、卡特琳娜·舒茨·澤爾和瑪麗·鄧提埃不一定是在論爭一個完整的平等主義願景,但我們必須認識到,她們所做的事情(就聖經和信仰問題寫作和發言,並要求在公開場合與男人爭論)是完全反文化的。他們對“信徒皆祭司”的應用,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基本上被忽視了,這是一個救贖性的舉動,以一種自新約時代以來從未有過的方式推進了以聖經為據對婦女角色的詮釋。

那麼他們為什麼覺得被賦予這麼做的力量呢?鄧提埃很好地總結了這一點:

如果神把恩典賜給了一些良善的女性,通過他的聖經向她們揭示了聖潔和美好的事物,她們是否應該為了那些詆毀真理的人而猶豫不決,不願意寫、不願意說、不願意彼此相告呢?啊,如果試圖阻止她們,那就太大膽妄為了;如果我們隱藏神賜給我們的才能,那就太愚蠢了,神賜給我們的恩典將存到末了。阿們。

克里斯汀·帕迪拉(Kristen Padilla)著有《現在我被呼召了:識別事工呼召的女性指南》。她是一位作家、聖經教師、聖經學者的妻子、一個孩子的母親,並在阿拉巴馬州伯明翰的桑福德大學比森神學院(Beeson Divinity School of Samford University)工作。與她聯繫可通過網站kristenrpadilla.com或她的FacebookTwitterInstagram

翻譯:湉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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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堅韌不拔的教會

每個世代的基督徒都擔心信仰的崩塌,但教會仍然在歷史洪流中挺立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24, 2022
Mark Katzman / Getty

馬丁·路德曾說:“如果我寫下所有我曾經歷過及我所知道的傳道人的負擔,我會把所有人都嚇跑的”。

如果路德看一看21世紀和宗教及教會有關的頭條新聞,他的感覺不會比他在16世紀時好太多。我們現今所處的文化背景對於宗教在社會中的價值和地位有著許多不友善的跡象。許多人依然堅信經典的世俗化理論(classic secularization),認為宗教持續衰亡是人類社會現代化不可避免的事情。

隨著諸如《新聞週刊》那樣的雜誌宣布“基督教化的美國已然終結”,人們很容易屈服於對基督信仰衰微的害怕情緒。但是,持續在這樣的擔憂裡不僅會導致它自我應驗,更會使人看不見教會在人類歷史裡的持久韌性。

其實我們很難找到一個世紀,處於其中的教會和神職人員沒有面臨事工的挑戰及對基督教信仰的衰退感到擔憂。簡單計算一下有詳細描述過去時代的“危機”及“焦慮”的歷史研究數量,就會發現這些標籤已被重複使用多次,不再有任何新意了。

思想一下在4世紀初期,基督教在羅馬帝國大規模迫害下的最終階段所面臨的衰落吧。當時有大批基督徒流離失所、殉道,教會和基督教書籍被摧毀,但最後基督信仰得以傳播到各地且逐漸繁榮昌盛。反之,在羅馬帝國的迫害隨著313年《米蘭敕令》的頒布而停止後,教會間的合一卻難以再實現。當時的教會在它所處的墮落的世代裡忙於處理教會論中麥子和稗子的問題。有一些人,如希波的奧古斯丁,歡迎曾經失喪的基督徒回到教會裡,但多納圖派(Donatists)則拒這些人於門外。

教會也曾面臨過教會內道德衰敗的問題。中世紀的教會充斥著財務腐敗及神職人員不道德的問題。10世紀法國克呂尼(Cluny)的本篤會修道院開始致力於改革,雖曾一度蓬勃發展,最終依然導向同樣腐敗的模式。往後的幾個世紀裡,西多會(Cistercians)和其他教派也進一步嘗試去改革教會。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連觀察者運動(Observant Movement)都想把他們的修士召回,做最初簡單的工作即可。正如宗教改革歷史學家海科·奧伯曼(Heiko Oberman)所說,他們認為自己“是教會這棵枯萎之樹上最後的綠枝”。

教皇也同樣無法脫逃譴責。當教皇住在阿維尼翁(Avignon)時,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Francis Petrarch)觀察到:“這裡住著的是加利利貧窮漁民的後代;他們莫名地忘記了自己的根源……我們看見的不是聖潔的孤獨,而是犯著罪的主人和一群最可惡的附屬品;不是清醒的教會,而是放蕩的宴會;不是敬虔的朝聖者,而是異常且骯髒的怠惰者;不是赤著腳的使徒,而是強盜雪亮的馬匹從我們身邊飛過。這些馬匹披著黃金的外衣,以黃金為食,如果上帝不制止這樣盲從的奢侈,這些馬很快就會穿上黃金製成的鞋。”

在阿維尼翁教皇的時代,有三位教皇試圖同時執政,爆發教會內部的分裂。一位教皇手下的官員說:“在我們的時代,良好的道德行為已消失,喔不,應該說是完全被拋棄了,因為私通、貪婪、出售聖職、暴政和殘酷佔了上風,而教會神職人員慣性地默認這樣的行為。”

即使在改革和復興的時代,如16世紀的日內瓦運動,也曾出現嚴峻的動盪期。即使約翰·加爾文在流亡三年後於1541年回到日內瓦時發現自己很受人們歡迎,他仍然面臨來自教友的巨大反對聲音。1549年7月,加爾文的佈道引起了一場公共騷亂,歷史學家威廉·納菲(William Naphy)將此歸咎於日內瓦人因法國難民的湧入而蔓延的仇外心理。這也不是加爾文第一次有這樣的經歷。1546年3月,當他批評一群在婚禮上跳舞且對教會撒謊的基督徒時,抗議的群眾打斷了他的講道。多年來,學者們因著類似的事件質疑德國宗教改革的成功性,因為基督徒們無法——甚至不願——去實現宗教改革家理想中教會應有的樣貌。

許多人認為喬納森·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是美國最重要的神學家。但正如傳記作者喬治-馬斯登(George Marsden)所觀察,反對愛德華茲的人稱他為“暴君”,並在1750年將他趕出了麻薩諸塞州的教會。愛德華茲因其在1734年在美國起始的靈命復興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獲得了國際認可,但在工資不足、個性不合及神學等問題上,他與外界的張力逐漸升溫。愛德華茲在對受洗資格加上更多條件及改變教會政體等方面的堅持使他與別人的關係愈發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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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像加爾文和愛德華茲這樣的偉人都會被他們的會眾趕走,也許基督信仰的成功看起來不會總是和我們所期望的ㄧ樣。

與衰敗有關的詞彙其實還有其他種用途。學者瑪戈·托德(Margot Todd)表示,衡量及分析對神職人員所提出的控訴是個複雜的任務。托德寫道,在蘇格蘭教會現代化的初期,“抱怨往往能成為通向改善的途徑”。

布魯克斯·霍利菲爾德(E. Brooks Holifield)對美國基督教神職人員歷史的研究結果,極具說服力地挑戰人們對於“教會正在衰退”的認知。他揭示“美國歷史上幾乎每個時期的牧師和神職人員都認為他們的呼召是去拯救教會的危機”。他提供了400多年來的例子,“神職人員總是擔憂自己的事工沒效率、不夠專業、文化地位下降、毫無威信,以及各種失敗的可能性”。根據這樣的研究結果,霍利菲爾德的結論是:“從福音的角度來看,成功可以是失敗,失敗也可以是成功”。

我自己對於18世紀日內瓦神職人員日常工作的研究也顯示了教會生活起起伏伏的複雜性質。例如,對神職人員工資的關注總是存在,但不一定像有些人所認為的,薪水能顯示出神職人員地位的下降。加爾文代表16世紀工資不足的神職人員在日內瓦政府面前主張提高他們的工資。爾後,雅各布·弗內(Jacob Vernet)也為18世紀日內瓦城裡薪資過低的神職人員辯護。同樣的,像伏爾泰這樣的啟蒙人士認為教會裡充滿神學分歧,但關鍵的研究表明,18世紀的神學及教會生活遠比他們以為的更正統。

日內瓦的牧師們確實會時不時地試圖突破傳統的束縛。例如在1773年,埃賽·加斯克(Esaïe Gasc)因為在一次公共節日裡穿著龍的服裝向群眾講話而受到訓斥。皮埃爾·革利免(Pierre Clement)則放棄了自己的職位,為巴黎的劇院寫喜劇。不過人們更常見到像讓-弗朗索瓦·馬丁(Jean-François Martin)這樣的牧師,他忠誠地服事了整整32年,直到在主日講台上去世。

所謂的“教會的衰敗”從來就不是一幅簡單且無可避免的畫面。我們不能只用單調負面的例子來描繪基督教,而應該把忠心服事會眾及教會增長的證據也畫進這幅圖畫裡。像2009年——加爾文誕辰500週年——這樣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年份似乎也能讓人們感受到一種甚至超越了教會四面牆壁的生命力。那一年,《時代雜誌》將新加爾文主義(New Calvinism)列為改變世界的十大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名單中的第三名。用那篇文章作者的話來說,“加爾文主義回來了”。

在媒體及學術研究中相互衝突的信息顯示,西方對於宗教的真實狀況有著不間斷的討論。我在英國生活時,曾在雅虎英國新聞裡看到一篇報導: “世俗主義者在倫敦開會,以抵制宗教的興起”。組織者設立了一個獎項,目的是阻止他們所宣稱的 “宗教干預公共社會的速度正在驚人的增長。”

顯然的是,當基督徒在擔憂教會的衰落時,世俗主義者從未停止過擔心宗教的興盛。

顛覆對“衰退”的認知

學者們對教會狀況的看法始終沒有達成共識。在大衛·索金(David Sorkin)的《宗教啟蒙運動》等作品中,即使是“社會在啟蒙運動時期快速的世俗化”這種常見且公認的敘事都受到了質疑。索金認為即使在1700年代,“宗教在歐洲社會和文化裡,既沒有失去它的地位,也沒有失去權威”。

缺乏基督教歷史知識的人有時會認為過去的世代是信仰的黃金時期,教會是直到如今的後現代時期才開始面臨衰退的危機。社會學家羅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則試圖顛覆大眾對於世俗化理論的看法,他甚至認為過去時代的虔誠只是一種“神話”。斯塔克所得出的結論也許會受人質疑,但多數人都能認可他論證的邏輯。我們需要調整總是透過“教會正在衰退”這樣的鏡頭來解釋現今教會情況的習慣,才能更準確的反應出歷史的複雜性。過去那些如雲彩般的見證人所遭受的苦難並不會比今天的我們少,甚至是比我們多很多。在過去的世代裡,人類對上帝承諾的委身也曾動搖過。

而即使是被認為是衰退的時期,也有增長的證據。人們一直認為18世紀是教會衰退的開始,這種說法忽略了同時期出現的、大衛·漢普頓形容為“流星式興起(meteoric rise)”的運動,例如衛理公會的出現。以漢普頓的話來說,衛理公會最一開始時只是“1730年代英格蘭教會內的一個小宗教團體”,但後來成熟為“主要的世界性教派之一”。在19世紀末之際,衛理公會已經發展到橫跨六大洲,有著3000多萬信徒。

如果像加爾文和愛德華茲這樣的偉人都會被他們的會眾趕走,也許基督信仰的成功看起來不會總是和我們所期望的ㄧ樣。

18世紀的靈命覺醒與19世紀的靈命覺醒之間有深厚關聯。雖然在傳統上,人們會將兩次覺醒運動分開來看,認為每次覺醒之後都會迎來衰退,但托馬斯·基德(Thomas Kidd)的書《大覺醒運動》(The Great Awakening)強調了靈命覺醒的長期性質。他說,“事實上,並沒有第二次的靈命大覺醒。從美國大革命開始直到美國內戰,靈命成長的果效也從浸信會及衛理公會那樣敬虔精神的出現,持續到1801年在肯塔基州肯恩嶺(Cane Ridge)的複興。我們不應該再忽視美國自18世紀以來的靈命精神遺產。”

當然,如果我們改變了對啟蒙運動時期的理解,也會改變我們對後續事件的解讀。許多歷史學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啟蒙運動所造成的“信仰危機”上,卻很少有人賞識提摩太·拉森(Timothy Larsen)對於維多利亞時代的世俗主義者內部同樣存在著的“懷疑危機”的敘述。拉森説, “雖然在現有文獻中,對於那個時期人們喪失信仰的描述佔了很大比重,但世俗主義運動裡的高層領導人後來重新回歸基督信仰的比例,遠遠多於教會事工因信仰危機而失喪的比例。”

在一個容易對未來抱有最壞的期待的文化中,對於基督教各個時期的歷史記憶是我們寶貴的資產。基督教在每個世紀都經歷了興起和衰落的時期,有成功的記錄,也有對衰退的擔憂。而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儘管面對各種挑戰且有著不少的缺點,但教會仍然在歷史洪流裡生存下來,開花結果,且不斷地更新,即使是在看起來毫無希望的時刻。教會仍被上帝修復,得以復興、改變,挺過重重難關。簡而言之,教會承受住了考驗。

冬日裡的活力

正如馬丁路德在一篇論文中所強調的,教會的結局最終不在我們手中。

他寫道:“我們不是教會的監護人……如果教會由我們來管,她就會在我們面前滅亡,而我們也會和她一起滅亡……但明顯的是,有一位第三者正在保護教會和我們”。

那麼,基督教歷史上最值得注意且正確的事實陳述應該是: 不論我們曾做了什麼樣的努力,教會都承受住了所有的考驗。在這一點上,加爾文在他對《以賽亞書》第6章的評論中也表達了有幫助的見解。他用一棵樹所經歷的四季來比喻教會所經歷的恢復。他指出,“樹葉在秋天枯萎,然後在春天開花。儘管在外表上看來它們是死的,但如果樹葉不在冬天時維持住一些活力,像這樣的事就不可能會發生”。他說,教會經常忍受“無數的苦難”,看起來似乎“完全被毀了”,但是“仍然有一些隱藏著的能量,雖然沒有立即顯現在我們眼前,但最終會結出它的果實”。這種隱藏的能量是由“主的話語所提供的,只有靠著它,教會才得以維持。”

因此,太過於相信“教會正在衰退”這樣的信息,不僅是歷史上的短視,更是自我打擊,因為“承受住考驗”才是教會真正的歷史傳統。

確實,在有時候,接受教會衰退的歷史觀比接受教會有韌性的歷史觀更容易。但事實是,上帝每時每刻都透過聖靈的力量在世界各地工作,維護著教會的生命。在亞哈和耶洗別統治的時期,以利亞的故事也顯明了人性的絕望傾向。那時以利亞認為自己是“唯一剩下的”,是主最後一個忠實的僕人。但事實是,有七千個人沒有向巴力低頭(王上19:14, 18)。

約翰·班揚(John Bunyan)的《天路歷程》提供了看待歷史的另一種視角。當克里斯帝安(基督徒)和霍普夫(盼望)被絕望巨人囚禁在疑惑堡的地牢裡時,霍普夫回應了克里斯帝安的絕望: “我的兄弟,我們要有耐心,忍耐一段時間;得救的時間總會到來,我們會快樂地被釋放。”當他們逃脫地牢時,他們的忍耐最終得到了回報。

當我們不再注視著教會的衰退,有能力克服這個時代的悲觀主義時,我們就能從保羅在羅馬書15:4中給我們的保證裡得到安慰: “從前所寫的聖經都是為教訓我們寫的,叫我們因聖經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著盼望。”

珍妮弗·鮑威爾·麥克納特(Jennifer Powell McNutt,)博士是惠頓學院神學和基督教歷史助理教授。她的書《當加爾文遇到伏爾泰:1685-1798年啟蒙時代的日內瓦神職人員》即將由阿什蓋特(Ashgate)出版社出版。

翻譯: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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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告別式成為泰國基督教規模最大的外展活動

這個佛教國家的數百萬粉絲在女演員妮達‧帕查娜維拉潘(Tangmo)追思禮拜上聽見福音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24, 2022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Getty / Screenshot on Instagram

二月份,泰國著名電視女星妮達‧帕查娜維拉潘(Nida Patcharawirapong,小名 Tangmo)溺水身亡後,瑖(Pimduan Nagaviro,小名 Duan)與其他數百萬泰國人一起觀看了該女星的告別式直播

瑖是泰國皇家駐馬來西亞檳城總領事館的領事,她對為期三天的追思會中,所傳達的福音信息很感興趣。

瑖說:“我留意到所有信息,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基督徒不懼怕死亡。我了解到上帝愛每一個人,使我下決心想認識祂”。

禮拜完後的第三晚,瑖從直播找到教會同工的聯絡資訊,並給同工發送訊息,說明自己想要更多了解基督教。該同工鼓勵她可以去找一間地方性教會,她因此拜訪檳城衛理循道會(Wesley Methodist Church in Penang),並參加了教會所舉辦的線上啟發課程(Alpha Course),該課程是一項傳福音的計畫。她說:“我只上了幾節課,就接受耶穌基督成為我的救主,並想受洗”。

曼谷的牧師表示,女星妮達三月份的追思禮拜是泰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佈道活動。泰國有 93 %的人是佛教徒,只有約 1 %的人口為基督徒。雖然妮達因出演泰劇並常常登上小報頭條而出名,但她不避諱談論自己的基督徒身分。

追思禮拜直播吸引了 1200 萬人次的觀看。泰國牧師表示,追思禮拜之後,他們看到有更多新人有興趣了解基督信仰。

曼谷喜樂教會(Church of Joy)的牧師通猜(Thongchai Pradubchananurat)在妮達的告別式上講道時說:“藉由一個非常愛上帝之女人的死,上帝打開了一扇門。妮達的一生並不完美,但耶穌拯救了她”。

名人轉變為公開信仰的基督徒

妮達出生於 1984 年,幼年父母離異後,便由基督徒父親撫養長大。雖然她在一所基督教私立學校就讀,但她卻很少去教會。2002 年,妮達在泰國妙齡小姐(Miss Teen)選美比賽中獲得第四名後,一位電視製作人找上了她,她也因此開啟了演藝生涯。妮達很快就憑藉幾部熱門劇集中的演出,獲得了許多粉絲,例如《曼谷愛情故事2:純真》、《星期五俱樂部》(Club Friday The Series)和 ใบไม้ที่ปลิดปลิว (《吹落的樹葉》。她同時是位歌手和模特。

妮達還曾因與演員兼歌手帕金‧庫姆維拉蘇克(Pakin Kumwilaisuk,小名 Tono)交往,而獲得知名度。2013 年,兩人正式同居。妮達當時想要舉行基督教婚禮,她的朋友建議她與曼谷守約之心教會(Binding Hearts Church)的牧師差猜(Chatchai Charuwatee)會面。

根據差猜的說法,當差猜向這對情侶分享完見證後,帕金表示自己想成為一名基督徒,而妮達也願意將自己的生命重新獻給基督。於是差猜教導他們聖經。在差猜的見證下,妮達與帕金在 2013 年 12 月結婚,並在幾個月後受洗。

後來,他們參加喜樂教會的一個小組。儘管他們的婚姻於 2015 年以離婚告終,但他們仍穩定參加小組聚會。離婚後,妮達患上了抑鬱症,並因企圖自殺而住院。儘管如此,通猜說妮達仍“在基督信仰中成長”,並積極參與教會活動。

妮達曾在採訪中公開談論基督信仰。2017 年她受邀成為電視節目 《披露》(Disclosure) 的嘉賓,在節目中這位女演員說她想成為“上帝的全職傳道人”,讓主持人感到非常震驚 。她解釋說,自己每週都會去教會 3 次,參加禮拜和小組聚會。每次聚會時,她都能看見自己的生命發生變化。

通猜說,妮達原先計劃在完成大學學位後,進入全職服事。然而就在畢業一個月後,她從一艘遊艇上墜入曼谷的湄南河後身亡

泰國規模最大的佈道活動

妮達神秘的死因引起了媒體的廣泛關注,並持續報導她的告別式。粉絲們紛紛在網上猜測她的死因究竟是意外還是謀殺未遂。他們詳細翻看錄影畫面,質疑船上妮達朋友們的可靠性,並在警方的陳述中找漏洞。在妮達離世後六個月,檢察官指控六名嫌疑人有過失,才導致她的死亡。

通猜指出,每天晚上約有 600 名家族成員、朋友、粉絲和記者參加在曼谷自由教會(Liberty Church)舉行的告別式,觀看現場直播的泰國人達到了數百萬。許多從未去過教會的佛教徒,因此聽了多首敬拜歌曲、通猜和差猜兩位牧師的講道,以及妮達的生命見證。

通猜的講道經文是約翰福音十三章 1 節。他表示,沒有人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離開人世,所以人們應該做好準備,在還活著的時候向所愛之人表達關心。通猜還講到“活著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處”(腓立比書一章 21),也談論如何活出討上帝喜悅的生活、祝福他人,以及向人傳福音的必要性。

Liberty ChurchCourtesy of Seree Lorgunpai / Illustration by CT
Liberty Church

在禮拜結束後的幾個月裡,數百名新人拜訪了自由教會。總部位於韓國的基督教電視台 CGNTV 泰國分部說,僅在 3 月份,就有 120 人聯繫他們,表示自己想成為基督徒,這和以往相比增加了六倍。其他幾間教會也指出,在告別式後,他們看見有更多新面孔參加崇拜。

通猜牧師本人也親眼見證了追思禮拜對他生活所產生的影響:妮達離世三個月後,他在一座佛寺參加嫂子的火葬儀式時,一位僧人告訴他,喜歡通猜的講道。通猜於是給了僧人兩本基督教書籍供他閱讀。最近,當通猜去理髮時,理髮師認出他是主持追思禮拜的牧師,通猜牧師便利用機會分享福音。

對海外也造成影響

追思禮拜也改變了賓士(Sirimas Amatayakul Kuipers,小名 Benz),她現年 40 歲,居住在芝加哥。賓士曾就讀於瓦塔納維塔亞學校(Wattana Wittaya Academy),這是一間基督教寄宿學校。她記得在那裡唱過基督教歌曲,並聽過有關上帝的信息,但她並不相信上帝。

在她 28歲 時,收到一本關於幾位泰國基督徒名人見證的書。她禱告,求自己的心能接受耶穌。然而,她並沒有告訴任何人她的轉變,甚至沒有告訴她的基督徒丈夫。她沒有任何基督徒朋友或導師,因此信仰一直沒有成長。

當賓士聽聞妮達過世的消息時,她驚訝於聽到通猜牧師在追思禮拜上的講道,因為牧師是瓦塔納學校其中一位同學的父親。她參與了整整三天的追思禮拜。

Reverend Thongchai preaching at the memorial.Illustration by CT / Source Images: Courtesy of Seree Lorgunpai
Reverend Thongchai preaching at the memorial.

賓士說:“這是我第一次聽泰文講道並理解其中的信息,這些信息深深地扎心”。

後來賓士開始收聽來自喜樂教會的信息,也加入了芝加哥的一間教會。她還聯繫上通猜牧師,表達自己想要加入一個細胞小組的意願。牧師鼓勵她去聚集海外的泰國人,並在線上成立一個小組,如今這個小組已有 11 名成員。

人在檳城的瑖也是該小組的成員之一。當她父親聽說她從佛教徒轉變為基督徒時,非常擔心他和妻子死後,沒有人會為他們兩個人積功德(做善事以獲得更好的來世)。瑖邀請基督徒朋友為她父親禱告,很快她開始看到父親的心在改變。儘管她父親擔心新冠疫情,仍舊買了一張飛往檳城的機票,為要見證瑖的洗禮。洗禮當天,瑖的父親聽著敬拜團練習時的歌聲,感動得熱淚盈眶。

瑖說:“我以前太以自我為中心,但現在我父親注意到了我的改變,他很高興看到我變得更有耐心和喜樂”。

瑖還說,她之前一直都有在關注妮達的新聞,很同情她的遭遇,但現在她發現妮達在採訪中表達了信仰,很鼓舞人心。“如果我沒有看過追思禮拜,我就錯過了成為基督徒的機會”。

駱袞帕(Seree Lorgunpai)現任泰國聖經公會董事和前任秘書長。

翻譯:思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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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基督徒應該擁槍自衛嗎?全球九國狀況瀏覽

在大規模槍擊事件困擾著世界各地之際,九個國家的教會領袖提出了他們如何從神學和聖經的角度來思考人身安全。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21, 2022
Carlos Osorio / AP Images

在 10 月 6 日这一天,一名前員警在泰國東北部的一家托兒所殺害了36 人,其中許多是幼童。這個槍擊和刺傷的事件發生在一名槍手在俄羅斯中部的一所學校開槍打死17 人幾周后。而在7 月,恐怖分子襲擊了奈及利亞西南部的一次周日教堂服務,造成數十名信徒死亡。

美國今年經歷了許多大規模槍擊事件,包括7月4日在芝加哥郊區舉行的國慶遊行中,有七人喪生; 在紐約水牛城的一家超市,有10人遇難; 在德克薩斯州尤瓦爾迪的一所小學,有21人遇難。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在美國,白人福音派比其他美國信仰團體的成員更有可能擁有槍支(41%),他們也更有可能說這讓他們感到更安全(77%)。超過一半的白人福音派人士(57%)表示,他們擁有槍支的最重要原因就是爲了安全。

皮尤2017年的研究發現,38%的白人福音派人士擔心成為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受害者,61%的人擔心成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66%的人擔心成為恐怖襲擊的受害者。

然而,皮尤研究還發現,每周都參加宗教儀式的美國人比那些較少參加宗教儀式的美國人擁有槍支的比例要小(27%對31%)。而對宗教承諾程度高的美國人擁有槍支的可能性低於那些承諾較低的人(26%對33%)。

《今日基督教》最近聯繫了來自九個國家的教會領袖,藉此來更多地了解他們各國的槍支擁有權以及他們如何從神學或聖經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我們將他們的答案(從上到下排列),從那些認為基督徒可能為了人身安全而擁有槍支的看法,排到那些認為擁有槍支是違反了他們信仰的人:

奈及利亞(尼日利亞)| Steve Dangana, 五旬節團契高原州分會主席

奈及利亞公民可以擁有槍支,只要槍支得到當局的准證。

基督徒被呼召成為和平的先鋒,在一個充滿暴力和邪惡的世界中締造和平。在我們被召喚所代表的意義,與當今世界的現實之間存在著對立性,這個對立性讓擁有用於自衛和其他非暴力目的的武器構成了一種挑戰。我個人認為,基督徒為了自衛而擁有槍支是正確的。

今天,我們社區中不斷增加的暴力已經達到出令人擔憂的地步。無辜的生命每天被沒有良心的人殺害,這讓許多基督徒對槍支擁有權的道德挑戰產生了疑問。然而,看看聖經,就今天為這個問題提供一些見解。

在耶穌被賣的那天晚上,他鼓勵他的門徒攜帶刀劍。他們有兩把刀,他說這足夠了(路加福音22:37-39)。但是當耶穌被捕時,彼得拔出他的劍,切掉了大祭司的一個僕人的耳朵(約翰福音18:10)。耶穌的回應是立即醫治這個人(路加福音22:51),然後命令彼得收起他的劍(約翰福音18:11)。彼得擁有一把劍並沒有受到譴責。只有他在那種特殊情況下使用它,才促使耶穌敦促克制。

還有一次,士兵們來到施洗約翰那裡受洗。當被問及如何為神而活時,約翰回答說:“不要勒索任何人,也不要敲詐人。自己有糧餉就該知足”(路加福音3:14)。我們看到約翰沒有告訴士兵放下武器。

可以肯定的是,聖經從未禁止基督徒擁有武器,只要它合於我們的基督教信仰和實踐,並給基督帶來榮耀,給人類帶來尊重和價值,給上帝帶來榮耀。

基督徒被鼓勵作為基督的代表和他們國家的忠實公民來守法。羅馬書13章告訴我們,治理的權柄是從神而來的,要被順服。因此,任何槍支法律以及其他當地法律都應遵守。

最終,我們看到擁有槍支或其他武器沒有任何罪惡或不恰當的,只要是為了自衛或其他非暴力用途。

南非| Siki Dlanga, 南非福音聯盟反對基於性別差異的暴力行動聯絡人

南非人在21歲或以上時最多可以合法擁有四支槍。每件槍支都必須獲得許可准證,並遵守准證的嚴格規定使用。

一個基督徒是否擁有槍支是個人良心的問題。關於武器,聖經教導如下:“因為我們爭戰的兵器不是屬血氣的,而是憑著神的能力,能夠攻破堅固的營壘。將各樣的計謀、各樣攔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它都順服基督;並且我已經預備好了,等你們十分順服的時候,要責罰那一切不順服的人”(林後10:4-6)。

聖經將信徒在靈界受到保護放在首位的地位。我們的武器不是肉體的,而是屬靈的。我們知道,一切都在靈性上開始,然後才在物質領域顯現出來。我們不能用撒旦發明的武器與他爭戰,還希望能打敗他。要戰勝邪惡,我們必須使用屬靈的武器,我們被告知,這些武器是“在神裡面有大能的”。

此外,“神賜給我們的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提後1:7)。倚靠火力而不靠愛的力量不是基督的道路。火力在世界上播下了許多苦難的種子,以至於我們只能以“相互確認毀滅”來威脅彼此,從而期望和平。這實在不是一個擁有健全思想的文明社會所應該有的指標。

南韓| Kim Seungkyeom,龍仁市恩典森林社區教會主任牧師

在韓國,擁有槍支受到嚴格限制。只允許攜帶獵槍。而且你必須在警局登記。

在我看來,為了人身安全而擁有槍支是不可取的。如果有人為了安全而擁有槍支,另一個人會試圖通過擁有更強的槍支來保護自己。從核武器的軍備競賽中可以看出這一點。强國擁有越來越多的核武器,甚至更強大的核武器,去取得相對於其他國家的比較優勢,但卻因此使世界變得越來越危險。

基本上,個人安全問題是國家應該承擔的領域。羅馬書13:4告訴我們:“因為他是神的用人,是於你有益的。你若作惡,卻當懼怕;因為他不是空空地佩劍,他是神的用人,是申冤的,刑罰那作惡的”。

至於個人,主是這樣說的:“耶穌對他說:’收刀入鞘吧!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馬太福音26:52)。嚴格來說,這是復讎的教訓,並不是爲了人身安全,但這也是使用武器的基本教導。

瑞士| Jean-René Moret, 克隆尼福音教會牧師

在瑞士我們可以擁有槍支。我們仍然有徵兵制,大多數瑞士人把他們的步槍帶回家存放及射擊練習。法律允許擁有攻擊性的步槍。服役過的人可以選擇買回他們的軍用步槍並保留它。槍支擁有者必須登記註冊。

(只有男性被徵召入伍。婦女可以要求從軍。那些出於良心拒服兵役者須要從事社區服務。)

耶穌的教導和榜樣表明,基督徒寧可遭受財產、榮譽和生命的損失,也不應以暴易暴(馬太福音5:38-42,彼前2:20-23)。保羅在羅馬書13:4中認識到國家在攜帶武器以鎮壓邪惡方面的作用。但這不是個人的角色。

人們可以考慮是否可以接受以擁有槍支來保護脆弱的他人。可能在政府失去效力,或社會成爲無法無天的情況下,可以適用。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人們也必須問基督徒到底要把他們的信任放在哪裡。他們是要相信上帝,還是要相信他們自己的武器、力量和能力?(賽30:15-17)。

槍支暴力不僅是槍支擁有權的結果,也是槍支被視為提供安全和解決方案的文化的結果。瑞士人擁有很多槍支,但除了狩獵,運動射擊和不太可能的戰爭之外,他們不希望有任何用途。對於基督徒來說,槍可能是偶像,一個取代我們本應只信靠神的事物。

加拿大| Karen Stiller, 渥太華,作者、編輯、記者

儘管加拿大有嚴格的槍支管制法律,但是我們可以擁有槍支。我們的法律要求對申請擁槍者要有徹底的背景調查。在2020年,加拿大禁止了超過1500多種的軍用攻擊槍。最近提出了更嚴格的立法,以進一步限制槍支擁有權。

我爸爸是皇家騎警。我成長在一個有槍支的環境中,我們知道槍支是是我父親工作中潛在危險但必要的一部分。我們尊重我父親,他的工作,以及加拿大皇家騎警的制服。我很高興他有一把槍,因為我知道這有助於保護他和他承諾在工作和被召任務中保護的人。

當然,槍支在世界上有其必要之地,但它們並不像在美國,或者(我懷疑),在世界許多其他地方那樣,它們並不是加拿大日常生活和文化的一部分。我們的國家有如此不同的歷史,我們沒有像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和所有所代表的東西。

槍支在加拿大的不同地區扮演的不同角色可能會有所不同(我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城市人),但我仍然不相信那些遊說減少加拿大槍支管制的人會有接近槍支擁有者對美國文化那樣的熱情。甚至對“基督徒應該擁有槍支以保障人身安全嗎?” 的這個問題,都會感覺很美式。(當然。我的這句話感覺很加拿大式)。

我不會將“我們的基督徒家庭擁有一把槍是專門用於人身安全的緣故”聯想在一起。如果我們因此而擁有一把槍,我們會遵守了這片土地的法律(我們相信我們作為信徒是必須要遵循的),我們也會把那把槍的子彈卸下,將槍鎖起來,並與彈藥分開存放。因此,一般來說,無論一個人的神學立場如何,這種安排對個人保護都不是很有幫助。

澳大利亞| Sam Chan, 雪梨城市聖經論壇傳道人

在澳大利亞,您可以擁有槍支,但您必須要有許可證並註冊槍支。但你不能買自動或半自動武器。

我住在一個農場里,看著農民射殺野獸。我也有朋友把槍作為業餘愛好。但是,總的來說,槍支擁有權並不是澳大利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澳大利亞人可能會覺得有必要擁有一輛汽車或一所房子,但并不會為了人身安全,而擁有一把槍。這在澳大利亞沒有被當一回事情。正是澳大利亞缺乏槍支讓我們感到安全,而不是它們的可用性。

在澳大利亞,我們優先考慮社區安全,而且我們期盼政府能夠實現這一目標。我認為我們是第一個為汽車強制安全帶,騎自行車的人戴頭盔和為司機隨機進行呼氣測試的法律的國家。

為此目的,為了社區的安全,我們限制了槍支擁有權。自1996年以來,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大規模槍擊事件。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10:23-24中也呼籲這一點:“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無論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處,乃要求別人的益處”。

保羅說,我們有個人權利,但我們也有個人責任去做對社區最好的事情。

洪都拉斯| Miguel Álvarez, 中美洲五旬節聖經神學院校長(位於瓜地馬拉奎紮滕南溝)

在宏都拉斯,人們可以攜帶槍支,但是必須要登記,遵守國家安全的要求。不幸的是,即使在這個善意的程序中,也有腐敗的跡象。雖然如此,法律對那些選擇攜帶槍支的人很嚴厲。

我不認爲基督的信徒應該攜帶武器。攜帶武器與福音的信息背道而馳。沒有任何神學或聖經理由可以證明使用武器是合理的。基督信徒的聖召是和平的,而不是好戰的。上帝賦予我們作為文明人有我們意見相左的人進行對話的能力,以便通過和平手段解決我們的爭議。每個攜帶武器的信徒顯然都懷疑他或她內在的屬靈力量。

根據雅各書3:17,“唯獨從上頭來的智慧是 …… 是和平、溫良、柔順、滿有憐憫、多結善果、沒有偏見、沒有假冒。”此外,根據羅馬書12:18,“若是能行,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上帝呼召我們走向和平。武器的存在與和平背道而馳。使用武器沒有聖經或神學上的理由。

堅持攜帶武器的人不知道神的平安,也不懂得神的公義。因此,必須宣佈我們反對戰爭和使用武器來解決人類衝突,並宣佈我們贊成和平與正義。

菲律賓| Emil Jonathan Soriano, 拉古納聖伯多祿@71號教會牧師

在菲律賓,人們可以合法地擁有槍支,儘管這很困難。政府有非常嚴格的要求。即使如此,我個人還是認識一些基督徒,他們有攜帶槍支為娛樂的許可證。

我不認為基督徒應該為了人身安全而擁有槍支。神在世上的工作是使生命完全(約翰福音10:10)並戰勝死亡(林前15)。槍支違背了上帝的工作,因為它們是旨在殺人的死亡工具。在菲律賓,散裝火器被用於犯罪和法外殺戮,這在過去導致了私刑式的暗殺。聖經斷言,死亡的工具應該被拆解,並轉變成生產和生計的工具(賽2:4;米迦4:3)。

更重要的是,耶穌體現了非暴力的倫理,他通過自我奉獻、與人共同受苦的愛來展示這一點,這種愛呼召我們放棄我們的生命,以便其他人可以活下去(馬太福音5:38-48;羅馬書12)。在耶穌裏,我們看到一個人不需要武器來保護自己和安全。早期的基督徒效仿他的榜樣。他們沒有試圖通過拿起武器來保護自己,而是心甘情願地獻出自己的生命作為福音的見證人。這並不意味著基督徒應該尋求殉道,而不是採取預防措施。基督徒被邀請生活在智慧中,同時努力將世界轉變為一個以和平為基礎的世界。正如早期教會父親亞歷山大的革利免曾經說過的那樣,“作為簡單而安靜的姐妹,和平與愛不需要手臂。因為不是在戰爭中,而是在和平中,我們才受到訓練。

新加坡| Edric Sng, “鹽與光” (Salt&Light) 及 “乾.渴”(Thir.st)期刊創辦人與編輯

在新加坡,槍支的使用受到《武器犯罪法》的嚴格控制,除了我們的員警和武裝部隊之外,幾乎聞所未聞的是,任何人攜帶或使用槍支。極少數情況會立即成為頭版頭條新聞。 簡而言之,這意味著我們新加坡人可以過上從未擔心過槍支暴力威脅的生活。

在路加福音22章,就在最後的晚餐之後,耶穌預備他的門徒去面對即將到來的前途,他們將不得不在沒有拉比的情況下繼續傳福音。耶穌在36節中告訴他們:“沒有刀的要賣衣服買刀”。在那些日子裏,一把刀對很多事情都是有用的。狩獵。收穫。作為多用途工具。

是的,它是一種武器——但這顯然不是耶穌教導的目的。如果耶穌打算讓門徒攜帶武器進行戰爭,他就不會告訴他們,在他們中間有兩把劍就足夠了(38節)。他會告訴他們多多携帶!越多越安全!

但很明顯,這些刀劍既不是用來攻擊的,也不是用來自衛的。在路加福音22:49-51中,在幾個小時內,耶穌被捕了。彼得拔出劍來抵擋叛徒猶大帶領來大祭司的僕人。但耶穌沒有表揚他,而是責備他:“收刀入鞘吧!”(根據約翰福音18:11)。

在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裡,在其他人都攜帶武器的情況下,手無寸鐵是愚蠢的嗎?從人類的角度來看,可能是的。但是,在上帝的眼中,持有一種武器,即使出於自衛,也可以很容易地奪走另一個人的生命,這會更明智嗎?為什麼要想像一個人的生命——你或你的家人——比另一個人的生命更有價值?

如果這世界是武裝的,我們是否必須隨之起舞 ——或者這會讓我們像世界一樣嗎?

Jennifer Park協助報導。

翻譯: T.N. Ho 賀宗寧

當基督的肢體遭受自殺的打擊時

無論是生,是死,甚至是自殺,都不能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20, 2022
Lightguard / Getty

克-沃倫的兒子馬修的自殺使人們又一次關注心理健康、抑鬱症和自殺,我們知道他的情況並不罕見。在美國,每15分鐘就有一個人結束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說在這個國家每年有35,000起自殺事件,實際有可能更多,因為許多自殺事件貌似事故。可悲的是,基督徒的自殺率與非基督徒基本相同。

自殺在年輕人和老年人中的比例較高,而且在退伍軍人中越來越普遍。目前死於自殺的現役士兵比死於戰鬥的要多。2012年退伍軍人事務部的一項研究發現,平均每天有22名退伍軍人自殺,每年總計超過8,000人。

每起自殺事件平均會留下六到十個親友——丈夫、妻子、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其他親密的朋友或家人。每年有數十萬人為自殺奪去親人的生命而悲傷,其中包括教會中的許多成員。

我是這些人中的一個。幾年前,我的父親中風了,導致他的身體部分癱瘓。雖然他開始了康復治療,但中風的副作用之一是抑鬱症。他失去了所有的盼頭,最終陷入絕望。他看不到任何繼續活下去的理由。中風三個月後,58歲的他自殺了。

雖然所有的死亡都是悲劇,但自殺對我們的影響與車禍致死或疾病致死不同。心理諮詢師將自殺導致的死亡稱為 "複雜的哀悼 "或 "複雜的失親之痛",就像謀殺或恐怖襲擊導致的死亡一樣。家庭成員不僅要為失去親人而感到悲傷,他們還必須面對自殺帶來的心理重創。

在哀悼自殺者的過程中,親友們感受到如此之多的情緒,以至於他們不知道真正感受了什麼。除了正常的悲傷和難過,自殺者親友還經歷了心理重創、否認、被遺棄、憤怒、內疚和羞愧。他們需要知道,這些反應是正常的。它們是神幫助我們處理震驚和悲痛的方式。朋友、牧師和心理諮詢師提供幫助的方法包括肯定這些情緒,並允許哀悼者悲傷、感受、哀嘆和治癒。

揮之不去的問題

與其他死亡相比,自殺會更多地引人發問:為什麼?他為什麼要這樣做?為什麼我們沒有預料到會這樣?在其他情況下,我們通常可以清楚地確認死因,例如,醉酒駕駛或疾病。但是在自殺的情況中,對死亡負責的是受害者,而不是某些外部力量。那個人現在已經走了。他已不能告訴我們他為什麼這麼做,或者他離我們而去的原因是什麼。

問為什麼與其說是在尋找答案,不如說是在尋找安慰。我們假定有了這些答案就會減輕我們的悲傷和痛苦。但這些問題往往是沒有答案的,我們必須接受這樣一種可能性——即我們永遠不會知道為什麼。即使不知道為什麼某人選擇自殺,逝者親友也能經歷上帝的安慰和醫治。

我們也會問,我有可能做什麼來防止它嗎?自殺事件發生后,親友會在腦海中一遍又一遍地回放那些場景,問自己如果我們做了不同的事情,它是否就不會發生。如果我們當時及時回家就好了。如果我們那天晚上和他談談就好了。在這樣做的時候,我們責備着自己。這被稱為自殺者親友的內疚,而且非常普遍。最終,他們會接受是逝者自己選擇了死亡,而他們對此無能為力。過錯不在我們。

在哀悼時,另一個問題也會出現,特別是在有信仰的人中:為什麼上帝沒有阻止這一切?這個問題沒有容易的答案。簡而言之,上帝尊重我們人類的選擇,即使它們是不好的選擇。如果我們選擇吸煙,我們可能會得肺癌。如果我們所愛的人選擇自殺,上帝也會尊重這一選擇。

但這並不意味着上帝不關心我們或我們所愛的人。聖經告訴我們,在我們失去親人時上帝與我們一起悲傷。耶穌在拉撒路的墳墓前哭泣,他也與我們在一起,為我們親人的死亡哭泣。縱觀聖經,神安慰悲傷和心碎的人,他理解哀傷和失去親人的痛苦。他在十字架上經歷了終極的痛苦、折磨和哀傷。心痛的時候,神在哪裡?他在我們身邊,陪我們一起哀傷。

自殺是不可饒恕的罪嗎?

基督徒對自殺常常持截然相反的觀點。有些人認為自殺是不可饒恕的罪,認為自殺的人一定會下地獄。而另一些人則聲稱自殺根本不是罪,將事情化為最小。真相可能在這兩者之間。

自殺很可能是一種罪,但僅僅因為自殺者事後無法請求饒恕,不能理所當然地將他與神的永生隔絕。畢竟,我們中的許多人在去世前都沒有能夠為所犯的每一項罪請求饒恕。自殺在道德和文學範疇屬於悲劇,一個人因致命的缺陷而毀滅。

服事哀悼者時不應該向他們保證自殺身亡的親人在天堂,但也不應該明確地說他註定要被永遠定罪。真相很簡單:只有上帝知道他的命運。除此之外的說法都超過了我們的所知。

然而,聖經中有線索表示可能有希望。《羅馬書》8:38-39承諾,無論是生是死——甚至自殺導致的死亡——都不能使我們與神在耶穌基督里的愛隔絕。在舊約中,參孫死於自己的手,但他卻被列入希伯來書第11章的忠實信徒名單中。我們憑着聖經可以有一些理由來希望(不是確定,僅是希望)自殺身亡的人也可以得到救贖。

上帝是公正的。如果有人死於癌症,上帝不會因為癌症而追究他的責任。在自殺的情況下,抑鬱症或其他精神障礙可能擾亂了一個人的判斷力,導致他做了一些本來不會做的事。大多數自殺的人並不企圖得罪神;相反,他們看着鏡子里的自己,討厭自己看到的樣子,或者他們試圖結束無法想象的痛苦。許多擁有忠實門徒生活的好基督徒可能會因為絕望而結束一切。神是可信任的,他會做正確的事。他是良善、完美和富有憐憫的。即使我們最終不知道所愛之人的命運,但我們知道,慈愛的神會做出合宜的判斷。

牧師在自殺者的葬禮上講話時,往往不知道該說什麼。一種描述死亡的方式是比喻逝者在與自己打的一場內戰中輸了,把他看作一個在戰鬥中倒下的士兵。心理健康專家和自殺者親友團體建議在描述自殺死亡時不要使用 "犯下自殺 "(committed suicide)這個詞。最好使用更中性的語言,如 "她死於自殺 "或 "他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或 "他們的一位親人因自殺去世"。小說家維拉-凱瑟(Willa Cather)的《我的安托尼亞》(My Ántonia)一書中,在一個自殺者的葬禮上有這樣的祈禱:“哦,偉大而公正的上帝,我們中沒有人知道沉睡者所知道的,也不由我們來判斷他和你之間的事。"

預防自殺

許多經歷過親人自殺的人都會產生自我毀滅的想法,預想自己也會自殺。教會必須認識到,自殺者的親友也面臨著更高的自殺風險。在他們哀痛時基督徒應當環繞着他們,防止更多悲劇的發生。

《聖經》中有一個非常有力的預防自殺的例子。使徒行傳第16章講述了保羅和西拉在腓立比監獄里的事。當一場地震震開監獄的門時,腓立比的禁卒拔刀要自殺。他以為囚犯們都逃跑了,他決定殺死自己而不是面對處決。但保羅喊道:"不要傷害自己!我們都在這裡!"。他介入了這個禁卒的生活,阻止他自殺。他給了他一個活下去的理由,並帶領禁卒和他的全家歸向基督。

我們也可以這樣做。如果你看到陷入絕望的人,告訴他們:“不要傷害自己!我們在這裡幫助你!”自殺的警告信號包括長期的抑鬱和無望、孤立或退縮、對通常的活動失去興趣、送出財物、自殺的念頭或幻想、以及自殺企圖。如果你在所愛的人身上看到這些警告信號,應尋求幫助。和他們就這些事談一談。詢問他們過得怎麼樣,並特別詢問他們是否想過要自殺。

不要擔心詢問別人關於自殺的事可能會引發他們這方面的想法;許多抑鬱症患者已經在考慮自殺,並迫切希望能夠和人談談。自殺企圖是一種呼救。如果需要,可以向牧師或心理諮詢師尋求幫助,或者撥打自殺熱線,甚至是報警。自殺的頭號原因是未經治療的抑鬱症。如果你看到跡象,應尋求幫助。

歸根結底,即使在哀傷和失親之痛中,基督徒也可以振作起來,因為死亡並不是終點。通過耶穌基督的復活,神已經戰勝了死亡。死亡是敵人,但它是已經被打敗的敵人。它沒有最終決定權。通過耶穌,我們有了永生的盼望。耶穌向我們應許,有一天將不再有悲哀,不再有痛苦。他將擦去一切的眼淚。死亡將被勝利吞沒,而我們將永不再哀傷。

自殺熱線

自殺預防和提高預防意識的網站

為自殺者親友提供悲痛支持

Al Hsu著有《為自殺哀悼:逝者親友對安慰、答案和希望的尋找》(InterVarsity Press, 2002)。他和家人居住在芝加哥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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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別擔心,魔鬼比你想象的還多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19, 2022
Source: Sky Light Pictures / Lightstock

“在我身上你或許會看見秋天
當黃葉,或盡脫,或只三三兩兩
掛在瑟縮的枯枝上索索抖顫
荒廢的歌壇,那裡百鳥曾合唱”
——威廉·莎士比亞,第73號十四行詩

威廉·莎士比亞認識到,秋天的到來是反思自己的死亡的恰當時機。我們美國人通常不會有這種衝動。我們認為任何關於死亡的談論都是病態的,不合適的。至少大多數時候是這樣。不過,當秋天過去一半時,我們碰到了一個(至少在傳統上曾經是)對黑暗和死亡津津樂道的節日——萬聖節。

基督徒長期以來一直在爭論,並將繼續爭論,他們是否應該參與圍繞萬聖節的各種傳統活動。如果萬聖節這個日子僅僅是讓小孩子打扮成她們最喜歡的公主——或者對更精打細算的父母來說是把孩子扮成鬼魂(你好,舊床單!),那麼基督徒就不會大驚小怪了。讓反對萬聖節的人們擔心的不是目前的風俗,而是這個節日背後的歷史。

然而,也許萬聖節的黑暗面是要讓我們有所領悟呢?我甚至可以說,如果萬聖節只剩下化妝打扮和糖果,我們就錯過了一個危險的事實——黑暗勢力仍然在我們的世界里工作。

通往另一邊的門戶

雖然萬聖節的歷史有點難以釐清,但某些細節是相當無爭議的。例如,我們知道,紀念10月31日已有幾個世紀的歷史。早在第九世紀,教皇格雷戈里四世就將“諸聖節”(Feast of All Saints)移至11月1日。這個節日的前一天晚上被稱為“諸聖節前夕”(All Hallows’ Eve),幾個世紀以來,這是基督徒紀念聖徒並為已故親人的靈魂祈禱的時刻。

不過,萬聖節更久遠的歷史是模糊的。有些人聲稱,10月31日這個日期是有意選擇的,以配合凱爾特人的“薩溫節”(Samhain),一個標誌着收穫結束的異教節日。一些歷史學家將薩溫節描述為通往亡靈世界的被關閉的門戶短暫打開的時刻,允許靈魂、鬼魅和其他超自然的存在行走在地球上。

如果教會的確選擇了10月31日與薩溫節相吻合,問題是:為什麼這麼做?最有可能的是,這是用一個 “基督教化”的版本來取代一個異教節日的嘗試。畢竟,如果秋天的到來總是會讓每個人揣測亡者的世界,那麼最明智的做法可能是控制和重新引導這種衝動。

今天的許多信徒並不像我們9世紀的基督教先輩那樣對待萬聖節。但在某種意義上,我認為應該像他們那樣做。那些信徒認識到了一個迫切的問題:“今天在我們中間有靈存在嗎?”並盡他們所能回答了這個問題。萬聖節為今天的我們提出了同樣的問題,但我們西方人傾向於迴避它。我們把靈和鬼變成了無足輕重的遊戲,因為很顯然,只有過去那些無知的人才相信這樣的東西。

基督徒本該知道得更清楚。我們的聖書中記錄了靈被從死里召喚回來的故事(《撒母耳記上》28:8-19),有的人認為自己看到了鬼魂(《馬太福音》14:26,《路加福音》24:37),還有些魔鬼對人的精神和身體都造成了巨大的傷害(《馬太福音》8:32-34,《馬可福音》9:20-22,《使徒行傳》19:13-16)。事實上,耶穌的事工可以說是他的聖靈與較小的黑暗之靈之間的一場持久戰,這場戰爭的戲劇性終結是在各各他,耶穌以貌似失敗的勝利擊敗了這些靈(參見《歌羅西書》2:15)。談到“通往另一邊的門戶”的問題,每年一個晚上可能是低估了。如果新約聖經給我們有所啟示,這個門戶從未完全關閉(《以弗所書》6:10-18)。我們的世界有遠比我們意識到的更多的靈參與其中。

那麼,今天的靈在哪裡?

講到這裡,你可能擔心我會開始談論趕鬼術。並非如此。我們的世界被活躍的靈和魔鬼穿越是我們身處其中的現實,這並不自動意味着他們喜歡“附身”於人,如我們在福音書中讀到的那樣。恰恰相反:正如C.S.劉易斯在《地獄來鴻》(The Screwtape Letters)中指出的那樣,大多數西方人在靈性上如此木然,魔鬼的直接攻擊只會讓人們清醒過來。黑暗勢力並不關心我們是否知道他們在做工;他們只關心讓我們走在通往滅亡的廣闊道路上。

毫無疑問,黑暗勢力在這個世界上發揮作用。聖經稱它們為靈、魔鬼或掌權者(《以弗所書》6:12),還有很多其他叫法。名稱各不相同,但這一現實卻貫穿於整本聖經。

並且,如果我們睜大眼睛,這一現實貫穿整個世界。我們談論一個組織或一個國家的“精神”(spirit),我們認為是在打比方。但聖經看似表明,黑暗的靈(spirit)可以行大事也可以行小事(《哥林多前書》2:6-8)。就像他們渴望附身個人一樣(《但以理書》10:13),他們似乎同樣渴望挑動整個國家。對於人類歷史上一些令人髮指的章節可能沒有比這更好的解釋。美國的動產奴隸制、蘇聯古拉格(勞改系統)的非人懲罰以及納粹集中營高效到恐怖的大屠殺,都有不止是罪的東西牽涉其中。

不一定要舉這麼極端的例子才說明問題。例如,我們大多數人都有這樣的經歷:接觸到一個相當腐敗的機構,但注意到該機構中的個人似乎並不是腐敗的因素。事實上,所涉及的個人往往能感覺到這種扭曲,但卻感到無力改變它。整體並不僅僅是其各部分的總和。似乎有更大的因素在起作用。

的確有更大的因素在起作用。正如使徒保羅提醒我們道:“因我們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以弗所書》6:12)。保羅所說的黑暗勢力不僅僅是個別的魔鬼讓個別的人做可怕的事情。他指的是更系統性的情況,超越帝王和帝國。

我們與之鬥爭的靈可能是個人的。但它們也可能出現在我們的意識形態、我們的機構或我們的政治部落中。事實上,今天最狡猾的黑暗勢力可能不是附身於人的那些,而是挑動和控制政府、學校或經濟等權力結構的力量。

作者傑明·戈金(Jamin Goggin)和凱爾·斯特羅貝爾(Kyle Strobel)在《龍的道路或羊的道路》(The Way of the Dragon or the Way of the Lamb)中把這一點應用於事工。在被瑪娃·道恩(Marva Dawn)採訪時,他們指出個性魅力、對金錢的熱愛以及對“技巧”的依賴是誘惑教會領導層的魔鬼力量,讓他們實際上放棄了基督呼召。正如戈金和斯特羅貝爾所總結的,“我們需要對付的不僅僅是不加批判地採用我們身邊的文化價值觀,而是屬靈爭戰”。

這裡的危險在於,這種“龍的道路”往往很有效。它可以為我們贏得觀眾、收入來源和大量的讚美。但是跟隨基督的呼召從頭到尾都是十字架的呼召。如果我們不在通往十字架的道路上跟隨他,我們就沒有跟隨他。這意味着,如果我們致力於任何不是基督道路的事工方式,我們不僅是愚蠢的,也不僅僅是有罪的;我們還受到了邪靈欺騙為其做工。

戈金和斯特羅貝尓就事工所做的警告,在我們所有人身上都可能發生。當我們的工作環境如此殘酷,以至於我們感覺到需要偷工減料或踐踏他人來往上爬時,我們不僅僅是試圖在有毒職場生存;我們是被貪婪的靈所利用。當我們在教會中因為個人偏好而製造派別時,我們不僅僅是在破壞團結;我們是被分裂的靈所利用。當我們對自己國家的忠心導致仇外心理和種族主義時,我們不是過份愛國;我們是被地獄的力量所利用。

了解你的敵人

所有這些聽起來可能是壞消息。但這其實是個聽起來像壞消息的好消息。你看,當我們面對一個邪惡的機構時,我們面對的不僅僅是一個邪惡的機構(這是壞消息)。但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我們知道如何打敗的對手(這是好消息)。我們並不是通過更高的技巧或更聰明的社交媒體策略來戰勝靈。那條道路是龍的道路。

相反,我們在系統性的邪惡中戰勝黑暗勢力的方式,就像我們在個人成聖的平凡工作中成長一樣——通過謙卑地依靠基督聖靈的力量。我們這樣做是滿懷希望的,因為上帝已經應許,他開始動的工必定成全(《腓立比書》1:6)。基督的十字架向我們證明了上帝為救贖他的受造物願意付出多大的代價。基督的復活向我們證明,任何黑暗勢力,無論多麼強大,都沒有最後的發言權(《哥林多前書》15:22-24,51-55)。

在這個世界上仍然有黑暗的靈在做工。他們的活動並不限於十月底的一個晚上。但是神已經用更強大的靈來武裝我們,那不是膽怯的靈(《提摩太後書》1:7)。因此,當我們想到社會中持久的種族主義問題,或我們國家正在經歷的政治分裂,或我們自己的教會中普遍存在的濫用權力現象時,我們仍抱着堅定的希望,卻並不是出於天真幼稚。在這個世界上做工的黑暗的靈比我們通常想象的要大要強。我們對他們發動的戰鬥是長期的。過程中會有損失和傷亡。

但我們不能忘記,最終戰鬥的判決已經宣布。執政的、掌權的可能會繼續肆虐,但使徒保羅提醒我們,他們在失敗的邊緣垂死掙扎。我們的救主在各各他已經戰勝了他們,使他們公開蒙羞(《歌羅西書》2:15)。因此,我們不是為勝利而戰;而是背着十字架,從勝利出發而作戰。

歸根結底,還有什麼比這更具有諷刺意味呢?當面對死亡的黯淡時,是基督的死給了我們盼望。當我們對眼前的邪惡勢力感到不知所措時,我們牢記身後最強大的邪惡勢力如何只能聯合起來毀滅他們自己。

那麼就讓黑暗、死亡和魔鬼來吧。我們的神見過這三者。而他傷痕纍纍的腳跟證明他們根本不是對手。

克里斯·帕帕拉多(Chris Pappalardo)博士是高峰教會(The Summit Church)的研究員、編輯和作者。他與人合著有《上帝庇佑下的團結國家:基督徒對美國政治的盼望》(One Nation Under God: A Christian Hope for American Politics)(2015)。

翻譯:湉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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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二兩糧” 及其他東亞教會的異端思想

對耶穌、聖經及救恩的誤解正在盛行。

Christianity Today October 19, 2022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Aaron Burden / Unsplash

今年的《神學狀況》(State of Theology) 調查揭示了美國福音派正在遠離對上帝及聖經的正統理解,其中前五名的誤解如下:

  • 耶穌並非通往上帝(救恩)的唯一方式。
  • 耶穌是上帝創造的。
  • 耶穌不是上帝。
  • 聖靈不是一個位格。
  • 人類沒有原罪。

《今日基督教》對中國、香港、日本、韓國及台灣的五位基督教領袖進行訪問,以了解這些現代異端思想在他們身處的地區是否也很普遍,基督徒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以及哪些異端思想在他們的文化處境中更常見。

周亞倫(Aaron Chau因安全因素化名),中國湖北的家庭教會牧師

一般來說,中國的異端形態跟美國可能並不一樣。根據這項研究,美國福音派的異端主要是受自由派的影響,而中國的異端則是朝另外一個方向發展,主要受基要主義(fundamentalism)和迷信的影響。

比如大多數中國基督徒會承認聖經的權威,甚至到一地步,輕看(神普遍恩典之下的)非基督教的書籍,將宗教改革的座右銘“唯獨聖經”(sola Scriptura)變成了“唯讀聖經”。與美國基督徒不相信聖經字面的意思不同,許多中國異端過於相信聖經字面的意思。美國異端的出現是因為基督徒接受高等教育。中國異端的發生則是由於缺乏神學教育,這也是異端在農村地區比在城市更普遍的原因。

比如非常流行的“東方閃電”異端就按照字面意思認為基督已經再來,而且來自東方的中國(太24:27)。另外一個在農村廣受歡迎的異端叫做“二兩糧”,認為得救的人家裡的米面吃了也不會減少(約6:1-14,王上17:1-16)。

雷競業博士(Kin Yip Louie),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神學研究教授

多數在香港的華人基督徒名義上同意基督教歷史上的信經,但經常扭曲這些教義的實際含義。

香港基督徒會欣然承認聖經就是上帝的話語,以及同意我們應該遵守聖經中的所有命令。然而在實際應用時,他們常常忽略一段經文的社會背景,把它變成道德教訓或簡化成在教育我們與上帝個人關係的寓言。

例如,出埃及記的故事被單純的解讀為經歷上帝應許的個人旅程,而忽略了它對正義及被邊緣化的群體的關注。或者啟示錄被單純的解讀為對末世事件的預測,而沒有認識到它對政治及經濟剝削的批評。

因此,個人主義式的道德主義可能是香港基督徒之間最常見的異端形式。儘管多數人會同意我們是單靠恩典得救,但他們常常將自己對靈命的理解降低至禁止某些行為的程度,例如吸煙或賭博,或是致力委身於一些行為,例如準時參加主日崇拜。實際上而論,很難確定他們信靠的是基督還是自己良好的行為。

廣橋麻子(Asako Hirohashi),日本千葉縣植堂事工《從城市到城市》(City to City)翻譯總編

“耶穌不是通往上帝(救恩)的唯一方式”是日本福音派教會中最常見的異端邪說。然而它的存在及影響力非常微妙。

雖然多數福音派在公開的信仰告白裡都同意救恩唯獨來自耶穌基督,但許多參與教會的人行為表現得像是他們相信救恩取決於他們服事上帝的程度。一些教會大力的強調全職事奉的重要性,以至於似乎所有其他職業都被視為“世俗”或“邪惡的”的工作。

日本人會如此鍾情於這種異端想法的原因之一,是福音派在日本是宗教上的少數族群。他們不得不調整自己的信仰以適應周圍的日本文化,而日本文化非常強調與社會上的他人和諧相處。

另一個原因則是根基於日本的父權及威權文化背景。會眾常常不加思考或質疑的全盤接受教會領袖在講壇上的教導。

鄭美賢 (Meehyun Chung),韓國首爾延世大學聯合神學研究院系統神學教授

我對使用異端這個詞持謹慎態度,因為在基督教歷史上的ㄧ些領導人或運動,如捷克宗教改革者揚胡斯(Jan Hus)及意大利的瓦爾登斯教徒,都被貼上異端的烙印及經歷了不公正的審判。

韓國基督教與美國福音派有相似的現象。但在韓國最常見的異端是來自諾斯替教(Gnostic)概念裡的肉體及靈魂二元論。

韓國的薩滿教就是基於這種二元觀念。薩滿的作用為精神世界及人類世界之間的“通道”,因為他們的靈魂可以進入靈界的領域,或者他們的身體能成為某種靈或神的“宿主”。近期的科技發展如人工智能 (AI) 領域也受到諾斯替主義的影響,因為肉身在這領域裡一點都不重要。這些諾斯替主義的觀點影響了基督徒將其信仰在韓國社會裡活出來的方式,因為許多韓國基督徒不太在乎自己是否與整個社會有真實有力的交流。

此外,韓國最有問題的異端往往是由某個基督教教派創造出來的異端,這些教派經常發展成熱烈追隨其創始人或領袖的異端。

王提姆 (Tim Wang),台灣台中忠孝路長老會牧師

雖然美國福音派的前五名異端信仰可能也適用於台灣的許多基督徒,但我在台灣教會七年的事奉經驗中看到更普遍的異端信仰是二元論及基督教信仰的私有化。

許多台灣基督徒強調拯救靈魂、成聖,及在天堂度過永恆的希望。這種對非物質事物的片面強調自然使信徒認為身體和物質世界是不重要且可以逃避的。

台灣基督徒也將他們的信仰私有化,他們通常不參與政治,鮮少談論社會及文化中的不公義、種族主義、及其他系統性的邪惡…等等相關的問題。他們願意為這些問題禱告,但很少有人採取行動或親自參與這些問題。

牧師及教會領袖不僅僅需要有好的神學,他們也需要訓練他們的會眾 — 這是許多人已放棄了的呼召。正如《提摩太後書》3:16所說,“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有許多人做導師教導人,但很少有人花時間及精力來教訓、糾正,及在公義的路上訓練信徒。

翻譯: 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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