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殺發生以後

服事喪親者最好的方式是什麼?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11, 2023
Cottonbro Studio / Pexels

也許你從沒遇過這樣的事,但它肯定曾發生在別人身上。

公司祕書交給你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急事,打電話回家。

你感到喉嚨乾澀,在辦公室按下電話按鍵。鈴聲才響一下,你的配偶馬上接起來,他的“喂”聽起來非常哀傷,似乎剛受到驚嚇並哭過。

兩分鐘後,你掛上電話,你的手發抖著,感覺喉嚨好像腫了起來。此時,你只能盯著牆壁看。你剛得知自己17歲的兒子在車禍中喪生了。

起初你以為是自己聽錯了。“幾小時前我才見到他阿,他不可能死了!”

你告訴別人你必須馬上離開時,腦子ㄧ陣暈眩。你沒有多加解釋,別人疑惑地看你奪門而出。你衝進車內,啟動引擎,急速趕回家。

在震驚後的麻木狀態下,內疚和憤怒的情緒湧上心頭。我真不該允許他開車、他的朋友們不該叫他自己過去、他當時不該去的⋯⋯上帝不該讓這事種發生!

當你抵達醫院時,你的情緒從未經歷如此多變化,從內疚到無助,再到憤怒,最後轉至悲痛。還有那麻木的感覺,讓你覺得自己已經死了,卻仍會感到疼痛。

在醫院的小禮拜堂裡,你問醫生和警察幾個問題:“是不是……車速太快了?到底怎麼發生的?”

你未曾想到的是,他們的回答會讓你陷入更深的黑暗中。警官低聲說,“你兒子把車子撞進水泥橋墩裡,他給朋友留下一張紙條,他是自殺的。”

你坐下來,這噩耗慢慢侵入你的思緒裡,你完全無法相信。你的兒子不只是死了,而且還是他自己決定要死的。自殺是拒絕一個人最終極的形式:出於某種原因,他覺得不繼續活下去,比和你一起生活更好。

眼淚終於止不住地流下來。你充滿內疚的哭著,雖然你實在不知道自己該如何預防這場悲劇,但你還是讓兒子走上了不歸路。你甚至因他選擇自殺而替他感到內疚。

在那些你無法入眠的夜晚裡,你被拒絕的感覺逐漸轉為苦毒。孩子怎麼可以這樣對我?一想到要向親戚、朋友及教會解釋,你的哀傷轉為羞愧。當這羞愧緊緊抓住你時,你開始感到孤單,這種孤單的感覺是如此厚重,以致於你覺得沒有任何人能穿透它。

以上這個想像出來的場景只稍微揭示了自殺者的親人所經歷的情感漩渦的一小部分。因自殺而失去摯愛的人所感受到的悲痛,通常比我們多數人能想像的更可怕。

當自殺發生時,活著的親人往往會發現,有能力或願意幫助自己的朋友少之又少。通常會有牧師被叫去自殺現場、家裡或醫院安慰家屬。

我第一次面對自殺者親屬的傷痛時,是警局的駐點牧師。我被請去幫助一個家庭,他們的兒子用散彈槍朝自己的頭開槍。我不知道該怎麼做或該說什麼,以及長期而言,什麼樣的做法對這家人而言才有幫助。

自那時起,我便有機會服事許多因自殺而陷入痛苦的家庭。根據這些經驗,以及一同服事於此事工的同事的見解,我能夠去裝備牧師、警官、警局牧師和諮商師。我發現,雖然他們身處於極大的震驚和悲痛之中,我們仍可對這些因自殺失去摯愛的人有著極有意義的服事。

誠實面對痛苦的事實

我所學到的第一個,也或許是最重要的經驗,就是必須誠實以對。首先要向逝者的親人直白地說出“自殺”一詞,而不是委婉地說類似“不幸的事件”等詞彙。

這ㄧ點不容易做到。悲傷所帶來的侷促不安感會讓我們不想面對真相。那些因自殺而失去親人的人,都不想面對“摯愛結束自己的生命”如此痛苦的事實。但不去面對,只會讓人更難從悲傷中恢復。

克拉拉曾試圖隱藏真相。她的丈夫在她年輕時,死於一起悲慘的“意外事故”。在她所住的小鎮,每個人都知道她和吉姆的婚姻有些問題,而且吉姆一直深陷於憂鬱症。

當警方和她解釋意外現場時,克拉拉已懷疑吉姆是自殺的。她聽到有人根據驗屍官的調查結果在背後說著殘酷的謠言。她知道鎮上有許多人說吉姆是自殺的,只因驗屍官是他們的老友,為了減輕她的痛苦才判定為意外死亡。事實上,謠言是對的。

多年後,當她兒子到了會質問父親死因的年紀時,克拉拉被迫面對事實:吉姆是自殺的。這個事實帶來的震驚和羞愧遠遠超過她所能承受。承認多年來的自我欺騙及接受丈夫自殺的事實,幾乎使克拉拉情緒崩潰。當初幫她逃避事實的朋友實際上完全沒有幫到忙。

沒有人在面對自殺的事件時會感到自在的。但我發現,若不能誠實以對,哀痛就不會結束,醫治則不會發生。

當然,坦白的說出事實並不意味著我們粗暴或不敏感地處理他人的情感。我們可以溫柔、充滿愛的說出事實。我們不必假裝自己不害怕、不尷尬,或沒有同樣受傷。事實上,當我們流露出這些情感時,我們便是向喪親者表示,他們也能放心地去感受及表達這些情緒。

接受“毫無節制”的情緒

我們千萬別避開喪親者的情緒,無論有多令人不舒服。傾聽和接納他們的感受是這個事工裡很重要的一環。但要做到這一點的難度可能跟我在馬克家的經驗一樣難。

馬克是開槍自殺的,他的家人因此對他感到極度的憤怒,其中有家人甚至希望他能再次活著,這樣他們就可以殺了他!

我第一個回應是試著讓他們冷靜下來。“你們不是真的想殺他吧!”,我這樣說。

馬克的妹妹冷漠且清晰地回答:“沒錯,我就是想殺了他。”當我看著這個痛苦的女人的眼睛時,我知道她是認真的。

但似乎在藉著言語發洩這些情緒後,她就得到釋放了。ㄧ陣子後,她得以放下恨意,好好的面對失去親人的感受。如果我當時地阻止她發洩任何想說的話,也許就不會有這樣的效果。

我因此學到了寶貴的教訓:每個人都有權力,甚至有這樣的需求——去感受並表達這樣激烈的感受。馬克的妹妹無法阻止自己這樣發洩憤怒,就如同我無法阻止一朵雲飛過我的頭上。她需要面對這樣的憤怒,當她這樣做了,她最終會能夠控制她的情緒。

我們必須預備自己去傾聽多種不同種的情緒。有些喪親者感到強烈的憤怒和恨意,其他人則感到痛悔或內疚。還有一些人可能會感到釋放,甚至平靜及快樂。

問題不在於人是否應該有這些情緒,情緒已經在那裡了。問題在於:這些情緒裡究竟深藏著什麼樣的情感?最健康的表達方式是什麼?

當我覺得喪親者的情緒太極端或不夠深時,我會強迫自己去聽他們說話,豪不打斷。這能幫助他們釋放、以自己的方式去感受悲傷,並為其他家庭成員設下榜樣。這個榜樣向他們傳遞這樣的信息:「我願意聆聽你的任何感受,而你們也必須為彼此這樣做。」

只有上帝能審判

我記得約翰這個人,他似乎盡全力在妥善處理母親自殺的事。但是,他每天晚上都會醒來,因爲想著母親可能因自殺而下地獄而飽受折磨。

上帝是否已經因她自殺而定她的罪?長久以來,神學家一直都在辯論自殺者在永恆裡的去處,但是,根據我對聖經的理解,我不覺得約翰有任何需要恐懼的理由。我鼓勵他信靠神——那唯ㄧ有資格審判他母親的神。當約翰開始信靠上帝時,他的注意力就從他母親曾做過的事,轉到神已爲他們成就的事上。

對教會領袖來說,把審判的事交給神尤其重要,因為他們常常被喪親者視爲神在地上的代表人。即使家屬很想知道神最後的裁決為何,但藉著拒絕對自殺者的去處下判決,我們能鼓勵他們去相信上帝的主權。

這並不代表我們要提供虛假的盼望。有很多悲傷的親屬來找我,向我打聽某位親人“現在是否與神在一起?”

雖然很難,但我唯一能給的正確答案就是“我不知道”。

即便我想赦免,而不是定罪,但審判的權柄終究不在我手上。我的角色就是提醒喪親者,神是唯一有資格的審判官,而祂審判的依據是我們與基督的關係。

以接納代替被拒絕的感覺

我們的生命裡可能充滿拒絕的不同種形式,如:無情的言詞、未獲得的傾聽時刻、說話被打斷。但沒有一種拒絕比因自殺而失去親人的人所感受到的拒絕還強烈。對他們而言,自殺的人向他們傳遞了“我再也不想和你一起生活”的訊息。

我有位警局牧師朋友曾會見一位年輕的妻子。她的丈夫在跟她吵架的當下自殺了。他在扣下手槍扳機前喊道:“我就做給妳看!”

這位年輕妻子受到極大的驚嚇。她的丈夫幾年前才宣誓要與她共度餘生。她覺得丈夫是為了擺脫這個承諾而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她被丈夫以這種可怕又極端的方式拒絕,以至於她覺得自己是世上最沒有價值的人。

我的牧師朋友和她一起坐了好幾個小時。隔天也打電話陪她聊天。從那以後,他時不時就會去探望她。他透過自己的言語和行爲和她說:“神接納妳”。若不是他親自做了這些事,她可能會很難相信這句話。

要提供這種接納的感覺可能會花不少時間,而喪親者有時可能會太過依賴幫助者的陪伴。爲了避免這類問題,主要的幫助者可以在不中斷聯繫的前提下,介紹其他同樣關心他們的人。這能讓喪親者知道其他人也接納著他們。

不要忘了陪伴的力量

我們經常會以為在這種時刻必須對喪親者說正確的話。但僅僅陪在他們身旁也是極有價值的事。

在我早期接到的其中一次自殺案例裡,我被要求和家屬坐在他們家的飯廳,警察和驗屍官在屋子另一邊檢查現場及遷移屍體。這間房子很小,我們幾乎可以聽到每句話、每個聲音。

我問家屬是否願意暫時離開房子,讓驗屍官完成工作。他們拒絕了,默默地坐著。長達10分鐘之久,我試著向家屬們說些有意義話,卻想不出半句。所以我問他們,我是否可以只跟他們一起坐著,他們同意了。

我們就這樣默默坐了一個半小時以上。有時有人會移動身體的重心,我們的眼神會有所交會,好像在進行某種視訊會議那樣。我在那個飯廳裡有著前所未有的不舒服感,但我覺得這個家庭需要有人陪伴在那裡。

驗屍官和警方離開後,我又待了一個小時。在我離開前,我懷疑我們說到話的時間連15分鐘都沒有。

第二天,因爲這個家庭沒有所屬的教會,我被請去主持葬禮。在隨後的幾個月裡,我和他們只有零星的接觸。那段時間我常常覺得自己很失敗。我覺得自己無法給他們需要的東西。我真希望當時還有別人能幫助他們。

自殺發生將近一年後,一位朋友提到,他曾見過這家庭的一位成員。他跟我說,“我不知道你當時做了什麼,但是他們肯定是非常感謝你。”

但我當時做的只有陪伴他們。如果我當天試圖與他們有些對話,也許結果就不會這麼正面。這些家庭成員需要一個外面的人與他們待在一起,和他們一起感受傷痛。現在每當我遇到這種情況,我會刻意允許一段沉默的時間。事件過後,喪親者們會和我提及那段時間的重要性。

當然,“在那陪伴”的時間要多長,端看幫助者的時間安排。我發現,在事情發生的當下,通常需要一到三個小時的陪伴,便足夠表達我對這個家庭的關心。在這段時間裡,除非家庭成員有所要求,否則我不會留下他們去獨自面對。我知道他們不會想要我一直留在那裡,但他們需要知道我不會離開他們。

引至饒恕的道路

當我和喪親者相處時,我發現他們也許需要兩種饒恕。第一種饒恕與喪親者有關:他們本身渴望得到饒恕。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某種程度上要為自殺事件負責任。有人會悲傷地說:“如果我更常關心他就好了”;“只要我更有愛一點,或讓她見她的男友,或…”。

有時,這些“只要”足以引起極大的痛苦。例如,珍妮特的家人知道她有自殺的想法。他們不停地注意著她,每十五分鐘就開車經過她家,查看她的狀況。有次經過她家時,他們看到她的車子在車道上,引擎正運轉著。他們觀察了一下,發現珍妮特坐在車裡,所有車窗都關著,但有一根吸塵器的管子接在汽車的排氣管,透過後車窗向車內灌入濃煙。

因為他們及早趕到,珍妮特還沒受傷。他們取下軟管,把她帶回她家,討論接下來該怎麼辦。他們應該打電話給警察,還是將珍妮特送到急診室?珍妮特向他們保證那天晚上她不會再自殺了,她只想睡一覺。最後,家人拿走她的車鑰匙和吸塵器軟管,就離開了。

但珍妮特還有一組備用鑰匙跟另一跟管子。次日早晨,鄰居發現她在車子裡,已沒了氣息。

珍妮特的家人知道自己作了錯誤的決定。當我見到他們時,他們不斷提起這件事。如果我否認這不是他們的錯,我也不夠誠實。但我可以讓他們知道,他們的錯誤是可以被原諒的。

我的第一個步驟就是讓他們知道:我可以原諒他們。他們需要從我的行動中看到,基督也願意饒恕他們。然後他們需要理解如何饒恕自己。在往後的幾個月裡,我不斷向他們保證他們可以得到饒恕,他們也慢慢的接受了饒恕。

對像珍妮特家屬這樣的人來說,神學性的對話並不能帶來醫治。但是,簡單地分享基督對我們的愛,以及祂願意赦免我們的罪,總是恰當的。我會試著解釋饒恕有其具體且實際的一面。我說:“我知道你們現在不覺得自己真的已被饒恕了,而且你們可能也沒有這樣的期待。但饒恕不僅僅是一種感覺,它更像是一種行動——決定不要求別人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的行動。這是神在基督裡爲我們做的事:不讓我們為自己的罪付出代價。如果上帝饒恕你了,你也可以饒恕自己。”

如果一名喪親者感受不到饒恕,他會因自己沒有阻止自殺而感到憤怒。憤怒的根源在於受傷,只要他感受到這傷害,他就會對自己生氣。但他不需因生氣而拒絕接受饒恕。

我也許會說:“看看你對自己做的事”,“你沒必要一直懲罰自己、不斷提醒自己所做的事、拒絕別人給你的幫助。你有權決定,一步一步地接受上帝的饒恕,並原諒自己,從錯誤中學習,或許將來可以幫助別人。”一旦做到這點,喪親者就能在哀慟這條路上自由的走下去了。

第二種饒恕,是饒恕自殺的人。

傑克在13歲那年經歷到父親最終極的拒絕:父親自殺了。這男孩需要別人幫助他,饒恕拋下他的父親。

無論傑克聽到多少次關於父親精神病情的解釋,無論他聽到多少次關於父親所承受的壓力,全都無濟於事。傑克無法停止他的憤怒及怨恨。

幫助傑克的第一步,是讓他看到別人已原諒他的父親——不是一同責怪父親的決定,而是展現饒恕的意願。然後,幫助傑克看到,拒絕饒恕並不能傷害到他的父親,反而是傷害他自己。

傑克花了很長的時間才接受他父親的不完美,但男孩最終能夠原諒,並在悲痛中繼續前行。

接到下一通電話時

在幫助自殺者家屬的事上,沒有任何方法能保證一定成功。有時我們會覺得這種事不是我們能處理的,因此需要轉介。即便如此,這並不妨礙我們去接聽下一通語無倫次的喪親者的電話。

陪伴經歷自殺事件的受難者,是一種特殊的服事機會。身為幫助者,我們對喪親者而言很特別。因為對他們來說,我們代表著神,而他們通常會認真看待我們代表神的這個身分。我們雖然不必要求自己有完美的表現,但這確實給我們機會,以基督的方式向人樹立同理心及饒恕的榜樣。

版權所有 © 1989,本文作者或《今日基督教》/《Leadership期刊》,點選此處以取得《Leadership期刊》的相關資訊。

翻譯:榮懌真 / 校稿: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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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雖然經濟不景氣,福音派收到的奉獻仍在增加

研究報告指出,非營利組織的奉獻收入明顯增加,而許多巨型教會卻陷入奉獻短缺的困境。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11, 2023
Alexander Gray / Unsplash

過去一年,雖然人們的生活成本增加了,但福音派事工機構收到的奉獻同樣也增加了。

福音派財務責任委員會(Evangelical Council for Financial Accountability,ECFA)年度奉獻狀況報告中指出,2021 年度事工奉獻增加的幅度比過去十年中的任何一年還要多。因通貨膨脹和疫情流行等因素,事工領袖們都很擔心事工會入不敷出,然而福音派的弟兄姊妹卻以慷慨的心來應對危機。

ECFA 調查了約 1800 個組織,他們發現,2021 年收到了超過 190 億美元的捐款。經通膨調整後的奉獻金額增加了約 3%,而過去十年的奉獻平均增幅僅僅接近 2%。

ECFA 的總裁兼執行長邁克爾‧馬丁(Michael Martin)在報告中說:“與許多人所預期的相反,在疫情流行期間,ECFA 成員收到的奉獻很充足”。他繼續說:“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ECFA 成員在面對通貨膨脹和其他挑戰時持續做著善工、擴展他們的事奉範圍”。

雖然基督徒對福音機構的事工感到興奮和樂觀,但巨型教會面對的則是另一番風景。ECFA 調查了 87 個參與他們組織的教會。2021年,這些教會的奉獻收入下降了 6.6%,和前一年比又下又降了 1.1%。

ECFA 副總裁杰克‧萊普(Jake Lapp)主要負責成員機構的財務狀況,他將奉獻收入下降的原因歸咎於 COVID-19 的流行。一些教會回報其聚會出席率依舊只達到疫情流行前的一半。

萊普說:“較大的影響因素是教會前一年無法有實體聚會,或是得限制實體聚會的人數。而會眾回來實體聚會的速度非常緩慢”。

研究顯示,並非所有教會的奉獻收入都受到相同程度的打擊。年度預算超過 2000 萬美元的教會奉獻收入只下降了約 2.5%,年度預算低於 200 萬美元的教會獻收入則下降了 8%。受影響最嚴重的為每週主日有約四千至八千人出席的巨型教會。

根據另一項 ECFA 的研究,有接近 10% 的新教徒於巨型教會聚會,但在美國大約三十二萬個新教教會中,這些巨型教會只占不到 1%。(ECFA 的奉獻調查並未包含小型教會。)

考量到嚴峻的經濟情況,以及許多教會正面臨歷史性的低出席率等挑戰,奉獻收入的下降並不令人意外。但另一方面,近 80% 的非營利事工收到的奉獻有所增長,這一點意義非凡。

萊普說:“這是個令人驚嘆的消息,雖然 2021 年底通貨膨脹創下了紀錄,並且在經濟依舊不穩定的情況下,捐贈人還是非常地慷慨”。

其中一些增加的奉獻收入被直接用於幫助正經歷經濟困難的人。報告中所調查的每一個孤兒事工收到的奉獻都有增加,93% 關懷街友的事工也是如此。

因有許多福音派信徒支持最高法院推翻「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每十個關懷未婚媽媽的福音機構就有近八個 2021年收到的捐贈金額增加。反人口販賣的事工收入增加 29%;美國基礎教育(K–12 education)收到的捐贈上升了 18%;為教會植堂的奉獻也增加了 12%。

根據美國捐贈基金會(Giving USA)的資料,平均每一個美國人對位於美國的慈善機搆的捐贈只增加了 0.2%。

有兩類福音事工今年收到的捐贈有所下降:戒酒戒毒康復中心的捐款下降了 2.7%;學青事工的捐款則下降了 2.9%。

ECFA的年度奉獻狀況報告根據成員機構於2021年收到的現金奉獻,其中包括加密貨幣和股票期權(Stock Options)。調查範圍不包括非財務性捐贈,如志工參與的形式或其他奉獻的形式(例如學費或課程費用)。

報告中記錄, 2021 年被迫動用備用金的事工數量有所上升。在疫情流行的第一年,每四個受訪的 ECFA 事工中,只有一個表示他們不得不動用存款。而去年每三個事工中就有一個不得不動用備用金。不過只有極少數的事工表示已用盡所有存款。

然而對福音派非營利組織來說,整體的趨勢是好的。

萊普說:“在過去五年的歷史中,有三年 ECFA 的成員收到的現金捐贈超越全國慈善機搆所收到的總額”。

將2022年所收到的數據一起來看,這股趨勢似乎會持續下去。有近一半的 ECFA 組織成員表示,今年迄今為止的奉獻收入已經比去年同時期還要多。

根據美國勞工部的最新資料,目前的年通膨率約為 8%。在 ECFA 組織成員中,2023 年度加薪計畫的中位數是 5%。

翻譯:思慕

校閱: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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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教會內因政治起衝突的三個原則

當我們理解公共政治的參與有其限制性,不該成為我們道德認同的來源時,我們就能更好地跨越黨派之間的隔閡。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11, 2023
Ilustración por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 Unsplash

每個選舉季節來臨前,有些基督徒會提醒我們「耶穌不是共和黨支持者或民主黨支持者」。

但同樣在每場選舉來臨前,其他基督徒則會跟我們說「投給支持墮胎的候選人是錯的」或「基督徒應該只投給那些會為種族正義奮鬥的候選人」。

由於選票背後的問題涵蓋嚴肅的道德意義,涉及——人的生命、宗教自由、婚姻、經濟、種族平等以及對弱勢群體的醫療照顧——上帝肯定會在乎我們是如何投下這一票的。然而,同樣明顯的是,基督徒無法在「投給誰」的問題上達到共識,即使是在與聖經教導有關的議題上。

一些基督徒自豪地戴著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為共和黨口號)帽子,搖著川普的旗子,在共和黨的政治人物來訪他們的教會時為他們歡呼。這類行為背後部分的原因是他們認為共和黨是唯一會阻止墮胎法案,或捍衛保守派基督徒的權益,讓他們能安全地根據基督信仰對性道德(sexual ethics)相關議題表達自己看法的政黨。

其他基督徒則撰寫社論,認為支持川普等同於放棄福音派價值觀,因為他們認為川普的行為和言論(其他共和黨政治人物也有同感)與聖經中關於愛陌生人、關心窮人或將他人視為神的形象來相待的教導不相符。

那麼,基督徒該如何與在政治上跟自己意見相左的其他基督徒相處?我們是否有辦法在福音裡找到共同點,同時對我們在政治上的分歧保持開放的態度?

這是有可能的。

但這種作法需要我們超越一種普遍存在於美國基督徒之間的錯誤想法:我們是否是個道德的人取決於我們的政治選擇(所投下的政黨)。

一項2020年的民意調查顯示,如果他們的孩子跟一個支持別的政黨的人結婚,有38%的美國人會「很苦惱」。一個問卷參與者解釋「這不再是『單純的政治問題』了。這是嚴重的道德鴻溝。」這份問卷於2021年1月6日美國國會大廈被襲擊、川普的第二次彈劾案,以及最高法院推翻羅訴韋德案(墮胎違法法案)的裁決之前所進行——而這幾個後來發生的事件都使各黨派在道德議題上的分歧更加劇烈。

耶穌的追隨者致力於反對罪惡及尋求公義,也因如此,若有人說「我們應該謹慎地將我們的政治選擇視為決定我們是否道德的根本因素」則有悖常理。因為,正是因著我們所信仰的基督教,我們知道屬世的政治本身的道德局限性。

我們確實應該利用政治來追求公義。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但我們也必須認知到我們這樣做的時候的可錯性。當我們和其他與我們做出不同政治選擇的基督徒打交道時,我們必須非常謹慎地不要把自己的政治選擇作為衡量道德的標準。換句話說,正如邁克爾·韋爾(Michael Wear)在本刊近期一篇文章所說,我們必須避免「政治宗派主義(political sectarianism)。」

(編按:「政治宗派主義」意指兩個意見相歧的群體不再關注思想上的優劣,將對方妖魔化及自我道德化,且充滿厭恨情緒)。

理論上而言,若我們認知到三個關鍵原則時,我們就能跟與我們政治觀點相反的基督徒維持良好的關係:

1. 兩個主要的政黨都反映了部分的基督教原則,但同時也都將這些原則與對聖經真理的扭曲解釋混淆在一起。

由於美國深受基督教的影響,共和黨和民主黨都受到了大量信奉聖經的基督徒的影響。目前,這兩個政黨都有曾被按牧過的基督徒黨員在美國國會任職。這兩個黨的政綱都能反映出數十年來基督徒參與其中的痕跡。

民主黨對貧困、種族正義、醫療保健和環境保護的關注不僅得到主流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支持,也得到了許多黑人和西班牙裔新教徒及來自其他族裔的福音派的支持。

民主黨的信念深深地被有基督教信仰的人所塑造。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在1930年代開展的羅斯福新政(The New Deal )正是由社會福音(Social Gospel)派基督徒草擬。該黨對公民權利的擁護及提倡從未遠離對黑人教會的關心。

儘管民主黨在一些議題上的立場——特別是與性及墮胎有關的議題上——與神學上正統的基督徒的立場大不相同,但該黨對平等和多樣性的支持確實植根於深受20世紀末自由派新教徒歡迎的基督教普世願景。

同樣地,共和黨也深受基督教信仰思想的影響。共和黨2016年發佈的黨綱裡提及上帝多達15次,並支持宗教自由、保護未出生的嬰兒及婚姻的重要性等原則。

共和黨自美國內戰前成立至今,一直是守護主流新教教派道德理念的堡壘。但在20世紀末,它也成為充滿白人保守派基督徒的政黨,這些人深受該政黨在公共生活領域裡對墮胎、性及宗教議題中的保守立場所吸引。

因此,該黨的一些黨綱聲明似乎是直接取自保守派基督徒學者的作品。例如,有條綱領宣稱,「在雙親家庭中長大的孩子往往在身體和情感上更健康,更可能在學校有良好的表現,不太可能使用毒品和酒精、參與犯罪或婚外懷孕。」

但是,若民主黨和共和黨都是由基督教原則所塑造,他們同時也都扭曲了基督教的真理,意思就是,狂熱的黨派信徒極有可能將異端教導與基督教教義混淆。

例如,民主黨對多元化和平等的強烈支持,導致該黨對墮胎權、同性婚姻和其他LGBTQ權利的強烈肯定,這與歷史上的基督教正統觀念不符合。

共和黨在援引上帝之名的同時,也提出了許多關於提升美國軍事力量、美國特例主義( American exceptionalism)、槍支權,以及將有利於增長(而不是進步)的稅收制度道德化⋯等,其他基督徒也對這些政策表示異議。

認識到每個政黨在某種程度上同時認可基督教原則及異端想法,應該能讓基督徒有接納支持不同政黨的其他基督徒的能力。

身為一名美國基督徒,我知道我支持的政黨有很大的缺陷,我也知道另一個政黨包含一些基督教真理的元素。因此,我很高興能見到其他基督徒去接觸另一個政黨,或者更好的是,去挑戰這兩個政黨去更充分地反映公義的原則。

2. 基督徒政治分歧的主因往往來自於不同的策略而不是不同的道德原則。

即使我們為了一個跟道德原則有關的的政治問題爭論,我們在道德上的堅持雖然很明確,但對於何項政策才能達到這個道德目地則無法那麼確定。

例如,也許基督徒都同意墮胎是錯的,但對於哪些政策最有可能拯救未出生的生命卻有不同的意見。有些人認為,拯救未出生的嬰兒意味著投票給那些會將墮胎訂為非法的政治人物。另一派人則認為,拯救未出生的嬰兒意味著投票給那些會製定擴大產婦健保政策及更好的產假政策的政治人物。

當我們意識到許多的分歧是來自於不同政策理念而不是不同的道德原則的時候,我們就能更好地聆聽那些跟我們有不同政策選擇的基督徒,更好地意識到他們可能同樣是正統的基督徒,和我們一樣關注潛在的道德問題。

如果某方面來說,在墮胎議題上的辯論是如此,那其他任何與道德原則相關的政治辯論也同樣如此。尊敬地善待移民、追求種族正義、在乎上帝的創造物(環境)、支持婚姻、減輕貧困和尋求和平的要求⋯等,都是基督教倫理中不可抹滅的原則。但是,對於如何將這些任務轉化為具體的政策,信徒們之間有分歧是很正常的事。

雖然基督教神學啟示我們能努力將一些上帝國度裡的目標帶入當代社會裡,但我們同時需要查考歷史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和其他相關領域,以找出如何能更好的實現這些目標。即便如此,我們所得出的答案可能更常是取決於我們自身成長文化的濾鏡,這一點是我們所不願承認的。

3.任何透過立法使社會變得更有道德的嘗試都無可避免地帶有選擇性和不完整性,且可能產生混合的結果。

美國有哪個主要政黨致力於解決離婚、賭博成癮、婚姻不忠和酗酒等問題?哪個政黨會做最多的努力來保護窮人不被預支薪水所生的利息剝削?有哪個黨致力於消滅情色產業?

如果在這個選舉季,你還沒有看到任何涉及以上這些問題的政治廣告,也許這就是我們在當前的黨派政治中有道德選擇性的最佳證明。這同時也是個跡象,表明政治無可避免會有的局限性。幾代之前的美國基督徒在政治運動上對於這些問題都有一定程度的努力,卻沒有取得多少持久性的成功。

因此,今天的政治人物們不會再過多地談論這些議題——但當然,基督徒應該要關心政府是否與這些邪惡現象及其他形式的邪惡對抗。當我們越是拓寬自己的視野,了解如何在這個世界追求上帝的公義,我們就越不可能以政黨政策這種非常有限和不完美的手段來作為我們衡量他人道德與否的標準。

將上帝國度的光帶入我們的社會的任務比黨派自身的議程要弘大得多——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不該把上帝的國度與政黨政治混為一談。政治選擇當然重要,但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對信實的基督徒來說,其中的意義更多的是智慧和策略上的問題,而不是道德問題。

對於想要實踐特定的目標而言,政黨是個非常不完美但有效的工具,但一旦我們把它們當作我們道德認同感的來源時,它們就成了可怕的偶像。

在這個選舉季節,讓我們好好使用上帝賜予我們的選舉工具,同時也毫不猶豫地接納那些碰巧與我們做出不同政治選擇的基督徒姐妹或弟兄——因為我們深深知道,另一位基督徒可能跟我們有同樣的道德關切,只是對於如何能實踐這樣的目標有不同的想法。

丹尼爾-K-威廉姆斯(Daniel K. Williams)是西喬治亞大學的歷史學教授,也是《未出生嬰兒的捍衛者》的作者。

《Speaking Out》是本刊的特邀意見專欄(與社論不同),不代表本刊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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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的街道上,十字架閃閃發亮

在一個充滿政治動蕩的時期,基督教海報在中國街上大膽地宣揚關於救贖、自由及盼望的信息。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10, 2023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s: Unsplash / Posters Courtesy of the Special Collections,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New Haven, Connecticut and the World Gospel Mission Archives, Marion, Indiana

在1927年至1949年期間,中國的街頭出現了數百萬張基督教海報。

海報裡的信息挑戰、扭轉並顛覆原本廣傳於人民之間的政治信息,大膽地描繪了國家得到救贖的另一種可能性。

中國的基督徒藝術家用他們熟悉的技術和符號來宣揚:在這個世界上的國家,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建立的國家,都會比基督的國度更早消逝。

基督徒利用當時常見的宣傳符號,如鐘錶、麵具,或道路及洪水,將人們指向耶穌基督 — 能真正救贖中國的唯一希望。

嘹亮的號角聲

1927年,中國國民黨因推翻滿清、一路掃蕩而取得了政權,在一隊隊特別會製作政治手冊的助手幫助下,轟隆隆地北上進入北京。他們的領袖蔣介石及他的副手們更喜歡使用海報及傳單,而不是子彈和炸彈。他們在全國各處張貼關於國民黨如何從災難和剝削中解放中國的海報。國民黨想要贏得國民的心,而不僅僅只是用武力讓他們屈服。

中國宗教手冊協會(R.T.S.)是基督教文學及福音小冊子的主要生產者,其總書記J·西德尼·赫普斯(J.Sidney Helps)驚訝地看著國民黨的革命透過 “使用我們(傳教)的方式,且在這基礎上加以改進” 來實現其政治目的。

他總結說:是政治宣傳的方式確立了中原王朝的新主人。那麼,基督徒難道不能用同樣的策略來開拓上帝的國度嗎?

就在這年,赫普斯向中國基督徒們提出挑戰:“起來,宣傳你們的王和主人”。

中國各地的基督教出版社聽到了他的呼籲。

數以百萬計的新教宣傳海報進入中國市場。這些色彩鮮豔的大海報(109厘米×76厘米)印製在最便宜的紙上,透過米漿和掃把被貼在牆上,短暫地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力,然後就被雨水沖走,或被其他更近期的公告覆蓋。

這些 “無聲的佈道家” 充斥在中國城市的繁忙街道上,也出現在農村的茶室和寺廟的門上。

被基督釋放

在1927年蔣介石上台期間,中國基督教全國委員會(NCC)製作了基督教宣傳海報,發送給中國所有新教教會中約三分之一的教會,這些教會屬於該委員會的管轄範圍。

“Eradicate Warlords and Unite Guangdong,” unknown artist, c. 1926. Published by the United Society of Chinese Youth and Military.Courtesy of the Special Collections,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New Haven, Connecticut.
“Eradicate Warlords and Unite Guangdong,” unknown artist, c. 1926. Published by the United Society of Chinese Youth and Military.
“Preach Christ, Reform China,” unknown artist, 1927. Published by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Courtesy of the Special Collections,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New Haven, Connecticut.
“Preach Christ, Reform China,” unknown artist, 1927. Published by 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 of China.

這些基督教海報每100張為一捆,以爭取民心為目標開展了自己的福音運動。它們不是用於主日學,也不是用來裝飾教會。每張海報的底部都有非常明確的指示:“請掛在公共場所”。

NCC的海報修改了國民黨的形象,讓根除邪惡和腐敗的不再是國民黨的軍隊,而是耶穌和祂的宣教士部隊

是基督,而不是蔣介石,才是將中國從外國侵略、無知、階級差異及迷信中解放出來的人。

看哪!現在是救贖的時刻

在中國街上其他類型的基督徒海報則表達了一股深深的急迫感。

“Decision Time,” artist and date unknown. Published by the Jiangxi China Inland Mission Bible School.Courtesy of the World Gospel Mission Archives, Marion, Indiana.
“Decision Time,” artist and date unknown. Published by the Jiangxi China Inland Mission Bible School.

中國已被帝國主義列強瓜分得破碎。整整70年,每一次抵抗的努力都失敗了。如果繼續用同樣的方式去努力 — 同樣的政治解決方式、軍事策略或經濟調整 — 或甚至堅持同樣的宗教傳統或遵循同樣的道德規則,等同於再次投降。

對許多中國人來說,歷史的痕跡是顯而易見的:如果中國不改變,中國可能甚至不會再存在。

做決定的時刻到了”,一張在十字架上掛上時鐘的海報點亮了這個信息。時鐘上的文字不僅清晰 — “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了” — 而且其意像也令人震撼。

在中國,時鐘與死亡有意義上的連結,而這張海報特別強調了時間的敏感性:除非立即有所改變,否則末日就在這裡。

不再犯罪

中國街上的基督教海報很吸引人的注意力。海報試圖說服觀眾認知到自己在道德和靈性上的危機,但更是傳達出 “除了個人的救贖外,他們還面臨更多的危機” 等信息。

這些海報以微妙但清晰的方式提及中國正面臨的絕望處境。乍看之下,“罪是人的敵人”這幅海報畫著的似乎是針對個人的陋習 -酒精、鴉片、賣淫和賭博…等等。

Chow Chih Chen, “Sin the Enemy of Man,” 1936. Published by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of Hankow (and Shanghai).Courtesy of the World Gospel Mission Archives, Marion, Indiana.
Chow Chih Chen, “Sin the Enemy of Man,” 1936. Published by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of Hankow (and Shanghai).

然而,當時海報的目標受眾會意識到,被這些罪惡所困的不僅僅是一個容易犯罪的人,而更是整個中國的隱喻。

這幅海報背景裡有一個戴著面具的人,他穿著綠色的襯衫,拿著長矛頂著地上那個可憐人的脖子。從1920年代開始,受馬克思列寧主義啟發的圖像在中國流傳著,描繪的正是這種蒙面人。(國民黨並不是唯一一個相信海報有深遠影響力的政治群體)。他們持續宣揚一條明確的信息:西方人,尤其是宣教士,總是把自己裝得像“文明”的人類,但他們實際上是“怪獸”。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宣傳就是:西方宣教士特別的陰險,他們的背叛隱藏在高尚的理想背後。表面上透過教育、農業現代化和醫藥來援助中國,實際上是一種伎倆,是文化帝國主義和經濟剝削的幌子。

根據共產黨的宣傳,民族救亡始於人民認識到隱藏在面具背後的外國侵略的事實,並協力將這種“邪惡”的勢力從國內驅逐出去。

創作《人類的敵人:罪》的倫敦基督聖教書會(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藝術家周志晨(Chow Chih Chen)對共產黨這種概念作出了回應。他用海報中的畫來寓言中國目前的狀況。

“Unmasking the Uncivilized Person,” unknown artist. From Dongfang Zazhi 22, no. 13 (July 1925): 63550.
“Unmasking the Uncivilized Person,” unknown artist. From Dongfang Zazhi 22, no. 13 (July 1925): 63550.

周志晨利用蒙面人這一標誌性的線索幫助觀眾認識到他的海報不僅僅是關於個人的道德缺陷。在他的畫中,整個國家都被許多人認為是無害的休閒活動和各種娛樂活動所束縛和迷惑。在其享樂主義的白日夢裡,中國失去了抵抗那些把致命的長矛架在自己脖子上的外國勢力的能力。

這張海報向中國發出了來自聖經且與地緣政治有關的信息:“罪的代價是死亡”。

對於那些看得懂的人來說,國家的救贖並不在於現代化、共產主義革命或國民黨的軍事力量。

在中國,必須有更深層次的東西出現。因為中國已經成為一個無助的俘虜,是外國勢力能輕易消滅的獵物。海報敦促道:“這個國家必須現在就求助於耶穌,因為只有祂能打破一直以來奴役著這個國家的束縛”。

兩條不同的路

很少有東西能像海報上畫的“兩條不同的路”那樣傳達出改變方向的必要性。

這是1920和30年代政治宣傳活動常用的圖像,目的是簡化人的選擇性。例如這張出現在《申報》上的漫畫,把人們放在一個十字路口。

左邊是一條標有“敵國產品”的路,上面的標誌說明購買進口產品 — 即使更便宜- 卻是直接通往讓中國崩潰的道路。右邊是一條名為“民族產品”的道路,上面的標誌指向“民族生存”。

一切都取決於人的選擇。該走哪條路呢?

基督教的海報則稍微改變了這個場景。人們很少準確地站在十字路口。相反,他們往往是漫不經心地走過岔路口,繼續朝自己的方向走。海報告誡著:如果人們對周圍的跡象沒有時時保持警惕,將會有災難性的結果。

你們這瞎眼的看吧!”畫著一個佛教僧侶、一個農民和一個學者(中國社會的濃縮面)正沿著“錯誤的道路”走著。他們離掉下懸崖只有半步之遙,如標語所警告的,他們即將墜入“永恆的死亡”。

“Look, You Blind!,” unknown artist, date, and publisher.Courtesy of the Special Collections,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New Haven, Connecticut.
“Look, You Blind!,” unknown artist, date, and publisher.

然而即使是在這最後的關頭,也不會為時過晚。如果人們能注意到路旁的警示跡象,結果也許會大不同。在別處有著另一條道路 - 一條通往永恆獎賞的上升之路。所有尋找救贖的人只需要轉個彎,榮耀的冠冕就會屬於他們。

拯救生命的十字架

有不少基督教海報警告著:中國和其人民正處於災難的邊緣,他們的腳在深淵的邊緣徘徊。

但其他海報則走得更遠一步。他們認為中國人民已度過關鍵時刻,不需要做出選擇。相反的是,他們需要被拯救。

在1920年代,一場旱災將2000-3000萬中國人推向了飢荒,並奪去了50萬人的生命。十年後,洪水使5200萬人流離失所,吞噬了200萬人的生命。

在這些災難事件之間,中國經歷了近十次內戰,在破壞性的經濟制裁下萎靡不振、被世界性的大蕭條所吞噬,只能無助地看著日本吞併滿洲。

接下來的幾十年可說是更糟糕,因為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軍隊將地區衝突上升至全國性的戰爭,再將全國性的戰爭變成了世界性的戰爭。

在基督教海報宣傳的全盛時期,中國是一個在深淵邊緣搖搖欲墜的國家。

“The Horrible Pit,” unknown artist, 1929. Published by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of Hankow (and Shanghai).Courtesy of the Special Collections,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New Haven, Connecticut.
“The Horrible Pit,” unknown artist, 1929. Published by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of Hankow (and Shanghai).

也難怪觀眾們覺得他們需要一些能支撐他們的東西。

一次又一次,基督教宣傳海報具體地像人們提供這種盼望及保證。耶穌的十字架成為在一個危險和毀滅性的世界中唯一堅定的錨救生筏。吉祥的紅色不僅向觀眾承諾了新的開始,也承諾將賜下祝福。只要他們緊緊抓住十字架,他們的厄運和中國的崩潰就會被扭轉。

永恆的真理

無論20世紀初期中國所面臨的諸多危機是否容易解決,基督教海報讓我們看到中國基督徒對其信仰所持有的信心,以及他們如何努力使基督信仰對其同胞有吸引力。

Chow Chih Chen, “The Life Saver,” 1936. Published by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of Hankow (and Shanghai).Courtesy of the Special Collections, Yale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New Haven, Connecticut.
Chow Chih Chen, “The Life Saver,” 1936. Published by 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of Hankow (and Shanghai).

ccposters.com收集的數百張海報中,人們可以看到中國的基督徒如何在面對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宣傳時,精心製作自己的民族救贖信息。新教徒相信基督能改變中國,他們以各種方式描述祂奇妙的救贖行為。

因此,當共產黨在1949年上台時,毀掉幾乎所有的基督教海報也就不足為奇了。如今,波士頓大學全球基督教及宣教中心(The Center for Global Christianity and Mission at Boston University)正在收集由宣教士和難民帶來的倖存海報。這些海報揭示了當年中國基督徒爭奪其國家靈魂的一些創意方式。

達里爾·愛爾蘭(Daryl Ireland )是波士頓大學神學院(Bos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Theology)的研究助理教授,也是即將出版的《拯救的願景:革命時期的中國基督徒海報》的編輯。

本文章的前一版本發表於ChinaSource

翻譯: 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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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師深知被背叛的感覺

在十字架的呼召中學習基督的榜樣。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10, 2023
Edits by Christianity Today. Sources: Getty / Ilbusca / Max Dannenbaum / Stringer / Wikimedia Commons

在我剛開始服事的初期,一位年長的牧師和我分享,她曾暫停所有服事,離開教會休息過一段時間。當時我覺得這是件奇怪的事,甚至覺得這可能是錯的。她沒有為自己辯解些什麼。她只是解釋說,她和她的家人在事工中受到了極大的傷害,他們需要一段療傷的時間,然後才能帶著信心回到服事禾場。

這在我事奉的初期覺得奇怪的行為,如今已不再讓我驚訝。當我數算過去十年來我曾密切關注的牧師 — 來自不同教派、不同年齡層的牧師們 — 他們當中絕大多數人都經歷過被教會裡的人深深傷害的痛苦。

教會事工從來都不是容易的“事”,但它卻時時刻刻與“人”有關。我們這些服事及帶領教會的人,站在處理人類破碎靈魂的最前線 — 我們身上不少的傷疤能證明這點。

當牧師的呼召同時也是去愛人的呼召。我們為我們的工作付出的不僅僅是些技術或能力(例如釋經及諮商)— 我們還付出了全部的自己。當我們所愛的人攻擊、貶低或反對我們時,牧師們會經歷一種深深的背叛感。被背叛的痛苦似乎是牧者的呼召裡永遠不會變的一部分。

脆弱的藝術

即使牧師經常與人相處,背叛所造成的痛苦是牧師感到非常孤獨的原因之一。這是一份需要人一次又一次變得脆弱的工作,在任何一段關係裡都沒有安全感、友情持久性、防禦機制⋯等等的保障。失去關係的風險程度很高。因此,牧師 — 以及他們的家人 — 常常得獨自承受關係所帶來的創傷,他們沒有許多能讓他們安全的分享心情的真正知己。如果沒有值得信賴的朋友和導師的充分支持,這些事工上的創傷可能會潰爛,最終吞噬我們。

但好消息是:逃避脆弱的感覺 — 及其所帶來的風險 — 並不是牧師們的目標。

我們可能會有試探 — 透過乾脆少管閒事來讓自己免於被拒絕或被背叛的痛苦。單純的打卡上班、講道、領薪水,對所有事保持低期望。這種情感上的麻木可能會讓我們感覺更安全,但同時也剝奪了我們的盼望,讓我們對事工逐漸冷漠和厭倦。

在我自己的服事裡,我在與教會領袖同工的關係中最常感受到這種試探。也許我對其他牧師有著不切實際的期望。也許越來越多的濫權醜聞、教會掩蓋真相的行為以及教派之間的戰爭的醜陋現實,削弱了我對教會領袖正直度的信任。但我已將我的生命委身於教會;離開教會不在我的人生選擇裡。只是有時候,我意識到自己有著冷漠和憤世嫉俗的傾向,而這種傾向更像是自我保護的方式。

在一個充滿破碎的牧羊人和羊群的教會裡,選擇自我保護是可以理解的。但這不是基督的方式。

耶穌,這位完美的牧師,並沒有讓自己與脆弱感隔絕。相反,祂允許自己因祂的門徒們而失望,甚至被他們傷害。當他們在祂最需要的時刻打瞌睡時,耶穌問他們:“你們不能同我警醒片時嗎?”(馬太福音26:40)。祂甚至為那個即將出賣祂的人洗腳。

耶穌知道被祂的人民 - 甚至被祂的領袖同僚 - 拋棄是什麼滋味。祂也知道為祂們而死是什麼感覺。“祂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約翰福音13:1)。

在客西馬尼園的黑暗之中,在祂被釘死的前夕,耶穌塑造了與禁慾主義(Stoicism, 一種無視痛苦、愉悅、悲傷、快樂等情緒的生活哲學)截然不同的堅韌榜樣。即使門徒們不支持祂,祂仍忠於祂的呼召,而祂也在天父面前誠實地承認自己的痛苦,接受了天使的安慰,因此更加堅韌(路加福音22:43)。耶穌的榜樣邀請我們擁抱祂所展示的堅韌。這樣的堅韌不會被別人的批評或孤獨所嚇倒,但也不會退縮到變成漠不關心。這樣的堅韌使我們有捨棄自己性命的能力。

我們個人的事工永遠無法與耶穌的事工相提並論。祂是好牧人;在服事他人之前,我們首先是祂恩典及救贖的對象。但作為被祂呼召成為祂羊群的副牧羊人的我們(彼得前書5:2),我們可以,甚至是應該,以基督的十架來模造我們的服事。

與祂的苦難相交

當我們感覺被自己人背叛時,常常會問:“我在哪一點上做錯了?”但這些痛苦的經歷並不意味著我們的事工失敗了。它們是我們參與基督的事工的其中一個層面。參與基督的事工就是參與祂的苦難。當我們擁抱捨己 - 這份代價高昂的工作,尋求信實地愛著上帝交付於我們的不信實之人時,我們以獨特的方式活出了牧師的使命。我們被任命做牧羊人和照顧人的人,即使他們可能會傷害我們。

這種呼召是十字架式的,但同時也是模造式的。在這個崇尚名人、將受歡迎的程度等同於成功的世界裡,我們孤單和被背叛的經歷提醒著我們,我們所效法的是一位被釘在十字架上的主。我們可以盼望 - 甚至在適當的時候尋求 - 在破碎關係的中得到和解,因為我們的神同時也是使人複活的神。在永恆的未來裡,所有關係將在祂裡面得到恢復。但當和解在永恆的這一邊依舊不可能發生時,我們仍能在痛苦中找到意義。我們在基督的事工中哪怕只佔有一點點的份額,也意味著我們被認可配得為祂的名受辱(徒5:41)。被背叛的心痛使我們與耶穌有更深的結合,將孤單的感覺轉化為親密的感覺。

在我的聖公會傳統中,當牧師被授予聖職時,他們被邀請匍匐在地,伸出雙臂,形成一個十字架的形狀。這種體現我們誓言的儀式提醒我們,在許多方面而言,牧師的職責是一種死亡的職責 - 代表上帝的子民,以生命為獻祭傾倒給上帝(腓2:17)。在我一位牧師朋友一段特別痛苦的服事時期裡,她在私下禱告和哀鳴的時後再次擺出了這個十字架的姿勢。當她把臉頰靠在禱告室的地板上時,她感覺耶穌就躺在她身邊,伸出雙臂,祂的指尖觸摸著她的指尖。在地板上,在跪拜的謙卑之中,她想像著耶穌說:“別擔心。我一直都是這樣做的”。

在痛苦的、令人不知所措的事奉之路上,耶穌是我們的嚮導。祂已向我們展示了十字架式的愛是什麼樣子。祂仍然信實地愛著背叛了祂的新娘。當我們尋求效法祂的時候,祂會支撐住我們。

漢娜·金(Hannah King)是北美聖公會的一名牧師和作家。她在南卡羅來納州格林維爾的鄉村教會(Village Church)擔任副牧師。

這篇文章是我們秋季《今日基督教牧師》期刊的其中一篇。你可以在這裡找到該期雜誌所有文章。

翻譯: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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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們對世上的和平如此悲觀?

許多福音派信徒認為戰爭是無可避免的。但這不應該阻止我們為和平禱告。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10, 2023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David Kovalenko / Unsplash / Creative Commons

有時候,每當有新的恐怖戰爭的出現,才會使我們意識到“我們身處的世界不是個和平的地方”。在緬甸、葉門、敘利亞、衣索比亞、索馬里亞、阿富汗以及其他國家長期存在的戰爭為背景下,今年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佔據了全世界的注意力。

身為基督徒,我們認為這個世界該是和平的,或至少有一天,她將會是和平的。施洗約翰出生的時候,他的父親撒迦利亞被聖靈充滿,並預言了上帝即將賜下的救恩:這段預言的高潮處為對未來世界的和平的描述(路加福音1:67-79)。撒迦利亞宣布:上帝“來到祂的子民中間”,把他們從“生活在黑暗和死亡的陰影中贖出”。祂將“引導我們的腳踏上和平的道路”。

當牧羊人聽到耶穌即將誕生的消息時,他們同時也聽到對和平的呼喚:一群天使讚美著上帝,在基督道成肉身將為人類帶來的所有祝福裡,天使們提到“在地上有平安歸於祂所喜悅的人”(路加福音2:14)。

正如使徒彼得後來總結的那樣,上帝傳遞給猶太人的信息是“藉著耶穌基督傳和平的福音”(徒10:36)。身為基督徒,我們有和平的福音(以弗所書6:15)、有和平之子(以賽亞書9:6),祂既是上帝所賜的和平,也是和平的上帝(腓立比書4:7,9),並且我們有最終極的和平的盼望:在一個被更新了的世界裡,將不再有死亡、哭泣或痛苦(啟示錄21:3-4)。

而這個盼望不僅僅只存在於未來。和平不僅僅只有在末世才能實踐,但美國福音派基督徒常常誤解和平只會出現在遙遠的未來。

我們對“渴望和平”的理解常常傾向於這是內維爾·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和約翰·藍儂(John Lennon)之類的人才會有的感覺,是一種反戰份子的軟弱表現,認為這類人如果不是不了解困擾著人類的邪惡本質,就是沒有與之對抗的道德勇氣。我聽到“打仗和打仗的風聲”(馬太福音24:6)這節經文被引用來論證動蕩不安是常態的次數,遠比我聽到基督徒充滿自信的談論上帝所帶來的和平還來得多更多。

“當時機成熟時,耶穌確實會再次降臨,結束所有的戰爭。”電視佈道家老傑瑞·法威爾(Jerry Falwell)在他2004年一篇挑釁性的文章“上帝支持戰爭(pro-war)”裡宣傳伊拉克戰爭的合法性。他說,就目前而言,我們會“繼續生活在暴力的時代”。法威爾認為《聖經》告訴我們,在基督再次到來之前,戰爭會是一個持續存在的現實,而“擔負彼此的重擔”意味著選擇戰爭而不是和平。

當福音派人士引用張伯倫那句不光彩的名言“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和平”時,似乎更常是嘲諷的態度,而不是真誠的盼望。我們在聖誕節談論和平,只因為和平充滿在聖誕節的經文裡,但我們並不真的指望能很快就見到和平的一天,即使我們見到了,我們也會充滿懷疑。

張伯倫的這句話在現代人的記憶裡如此牢固的原因之ㄧ,是因為它與英國教會在1662年的《公禱書》裡使用的語言相呼應。在要誦念整整一年的《早禱文每朝用之》裡,把和平與上帝的救恩計劃聯繫在一起,和《路加福音》所呈現的ㄧ樣密不可分。

“主啊,求祢拯救祢的子民,”主禮人說,“賜下和平給我們這個時代。”人們回應道。“因為沒有其他人會為我們而戰,只有祢,上帝啊。”

經歷了幾乎一整年充滿關於兩個以基督教為主流宗教的國家之間的戰爭頭條新聞後,在今年的秋天和降臨節期間,我時常思想這段禱文。(多數烏克蘭人和俄羅斯人 - 包括俄羅斯總統普京 - 都認為自己是東正教徒)。

在這樣的時刻,我們很容易對“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和平”感到悲觀,或者把撒迦利亞和天使的對話拋諸腦後,認為這不過是對一個仍然遙遠的希望的提前通知。

然而《早禱文》裡則沒有選擇用如此簡單的態度去面對這一切。它承認我們活在如今這樣一個非常需要和平的世界裡,且我們無法憑藉自己的力量去實現我們所追尋的和平。然而,儘管在如此這般的現實裡,《早禱文》並沒有將和平放置於遙不可及的明天,或漠然的接受今天所發生的戰爭和紛擾。而我們也應當如此。

上帝已來到祂的子民身邊,救贖了他們。祂想要“引導我們的腳步進入和平的道路”,並且祂有能力在我們的時代賜下和平。

邦妮·克里斯蒂安(Bonnie Kristian)是《今日基督教》的專欄作家及《週刊》的副編輯。她是《靈活的信仰:重新思考今天跟隨耶穌的意義》(2018)和《不可靠:知識危機破壞我們的大腦,污染我們的政治,並腐蝕了基督教群體》(2022年)的作者。

翻譯: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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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稱彌賽亞的異端及東南亞其他異端邪說

關於三位一體和基督排他性的錯謬普遍存在。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10, 2023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Aaron Burden / Unsplash

美國福音派在對神和聖經的正統認識上漸漸偏離。今年神學現狀調研揭示了美國福音派所持的五大錯謬:

  • 耶穌不是通向神的唯一道路。
  • 耶穌是上帝創造的。
  • 耶穌不是神。
  • 聖靈不是位格性的存在。
  • 人性不是有罪的

CT就這類問題採訪了菲律賓、新加坡和柬埔寨的三位基督教領袖,以了解現代異端是否在他們所在的區域廣泛傳播,信徒如何處理異端,在他們的背景里還有哪些常見的異端。

蒂莫特奧·D·格納(Timoteo D. Gener),菲律賓非比亞聖經學院院長(FEBIAS College of Bible),該學院位於菲律賓馬尼拉巴倫蘇埃拉

天主教徒在菲律賓總人口中佔比80%,包括福音派在內的新教人口約佔總人口的10%,之前提到的五個異端思想在這些自稱基督徒的人,尤其是隸屬於菲律賓福音派教會理事會(PCEC)的教會當中並不常見。

這些基督跟隨者,視聖經為最高權威——相信三位一體的教義。但也有本土不信三位一體的異端團體,譬如 Iglesia Ni Cristo(“基督的教會”),Ang Dating Daan (“古道”),還有最近的“耶穌基督的國度”。該團體的創始牧師阿波羅·基波羅夷(Apollo Quiboloy)宣稱自己就是“神膏立的兒子”。

許多年前,貝尼格諾·P·貝爾特蘭就在他的書《不善言辭的基督論》(Christology of the Inarticulate (1987出版))中指出形態論的流行,一些天主教徒認信神只有一個位格,自我啟示於三個形態中。與信仰和實踐中的形態論對抗,對菲律賓以聖經為本的基督徒是持續的挑戰。PCEC有一個神學委員會處理教會中的錯誤教導帶來的挑戰,這很有幫助。

對於不認真思考的信徒,形態論看上去是容易理解三一神奧秘的方法。也許我們需要新的視角,從亞洲思維的角度出發,通過家庭這副眼鏡,重新思考三位一體的教義。但又謹慎小心,不要划入三神論的錯謬里。

Soo-Inn Tan, 新加坡基督教出版培訓事工恩典工作室(Graceworks)總監

新加坡大多數教會都是福音派或更正教的,在教義上是正統的。我懷疑沒有任何教會會對這五大異端邪說明知故犯,除了第四點:“聖靈不是一個位格性存在。”儘管所有人都承認我們敬拜一位神,但在實踐和言語上我們傾向把三個位格看為完全分離的,聖靈更像一種力量。

新加坡是個沉迷於生產效率的忙碌社會,這種觀念也被帶到了教會中。我們可能持守所有正確的教義,但我們不願投資時間,藉着生活和門訓將所信的活出來。耶穌的跟隨者們忙於許多教會項目,卻沒有被鼓勵花時間反思我們所信的以及應該如何活。

我想這不僅和我們教導什麼有關,也和我們如何教相關。在恩典工作室,我們相信生活和思想是相互塑造的,因此恩典工作室致力於促進屬靈的友誼和屬靈門訓。我們也出版書籍,將神的話與當下議題相聯繫,例如性別身份,精神疾病和種族主義。如果人們看到神的話語也對當下議題說話,他們就會對在神學上進深感興趣。

拉達·瑪尼卡拇(Radha Manickam)基督國際柬埔寨事工(Cambodian Ministries for Christ International)主席,該機構位於西雅圖

今天在柬埔寨,人們對任何宗教都抱開放態度,我們看見越來越多的邪教異端團體出現,在教會中播撒混亂。這包括來自韓國、中國和菲律賓的異教團體。他們中的有些創始人宣稱自己是神的兒子,說耶穌沒有完成救贖工作。一個柬埔寨的教會領袖說神也是swayambhu,一種梵語,指代印度教中自存的神。他還宣稱所有高棉基督徒都敬拜“最古老的天使,”因為柬埔寨人經常向魔鬼( devas)或天使禱告。但聖經說我們不能敬拜天使,天使也是神的僕役。

我在所教的幾門課中講到這些問題,我們回到基本的基督教教義,看聖經說了什麼,沒有說什麼。我們強調一件事,聖經說,“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約翰福音1:1)“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14節)。當耶穌在十字架上,他說,“成了。”(約翰福音19:30)。還有許多經文都指向一個事實,耶穌是神。沒有人能宣稱自己是神或救主,因為救恩通過基督,也唯獨通過祂賜給我們。

翻譯:周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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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國内地推進

無論戴德生是在與絕望爭戰之中,還是漂浮在欣快的信仰之上,他都一直努力推動自己,也推动福音,更深入地進入中國内地。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9, 2023
Wikimedia Commons

戴雅各(James Taylor)對中國的一切事物都很感興趣。令他憧憬的是,那些曾經著名的帝國,如波斯、希臘和羅馬都在興盛之後衰亡,唯有中華帝國依然存在——中國是世界上追念古舊時代最偉大的紀念碑。1832年初,在他位於英格蘭約克郡巴恩斯利城(Barnsley)繁忙的药店後面的客廳里,他與24歲的妻子賀美亞(Amelia)一起跪著禱告:“親愛的上帝:如果你給我們一個兒子,請賜他在中國為你工作的機會。”

他們的孩子於 1832 年 5 月 21 日出生。戴雅各和賀美亞夫婦給他起名為詹姆斯·哈德森·泰勒(James Hudson Taylor)——哈德森是他母親的娘家姓。後來孩子長大,自己取了個中文名字:戴德生。年幼的哈德森在一個對中國著迷的衛理公會家庭中成長。有的時候,他會脫口而說出,“當我長大成人時,我要成為一名傳教士,去中國”——儘管他的父母幾年來都還沒有將他們的祈禱的事告訴過他。

雖然如此,他其實對自己的信心與生命的呼召並不一直都是清楚的。到17歲時,他處於精神低迷狀態,正如一位傳記作者所說,他在缺乏耐心的父親面前經歷了“青少年不安和叛逆”的過程。他成為他的姐姐和母親等人焦急的禱告關注的對象。這在後來的宣教歷史上成為一個傳奇故事。

根據戴德生自己的說法,1849 年 6 月,當他 17 歲時,他的母親將自己鎖在離家 50 英里的一個房間里。當時她正在探望她的妹妹,她受到感動,覺得不僅要為戴德生能成為真基督徒禱告,甚至要繼續留在那房間裡,直到她確定她的祈禱得到了回應。戴德生後來回憶說,同一天下午,他拿起一本有關基督已成就的工作的福音單張,而因此接受了“這位救主和這救恩”。

在戴德生的餘生(一個一心一意,甚至意志堅強的一生),這樣的“巧合”將多次的伴隨他。以致他一生完全致力於一件事:將福音帶到中國內地。

中式衣著

在戴德生自稱的這次“重生”經歷後的幾個月,他在一個迫切祈禱之夜得到了對中國宣召的印證。那晚,戴德生“帶著難以言喻的敬畏並難以言喻的喜悅”俯伏在上帝面前。在接下來的幾年裡,他瘋狂地準備,他學習醫學和語言,並更深入地沉浸在聖經和禱告中。

最後,在 1853 年 9 月 19 日星期一,戴德生登上了不到 500 噸吃水量的三桅小快船鄧弗里斯( Dumfries)號,悄悄地溜出利物浦港,前往中國。年僅21歲的他,深情地和母親告別。

對戴德生來說,生活變成了信仰的冒險,他學會在不可能的情況下信靠上帝。而這旅程的第一段航程就增强了這樣的信仰形態。

在威爾士海岸附近,這艘船遇到了一場持續數小時的嚴重風暴。船長將當時的海況描述為他“所見過的最狂野的大海”。戴德生在恐懼和信任上帝的眷顧之間交替輾轉。船長是一個虔誠的衛理公會信徒,但那時的他確信他們最多再能撐半個小時。他轉向戴德生問道:“你那要在中國為主工作的呼召有用嗎?”

戴德生說,他不期望處於任何其他的情況,而且他仍然認爲會到達中國。但如果到不了,“我的主會稱贊我,說我是良善忠心,因爲我努力地試圖服從他的命令。”

事實上,他們確實在風暴中倖存下來,並於 1854 年 3 月抵達了“五口通商”之一的口岸,上海。1842年的《南京條約》結束了英中之間的第一次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與西方的貿易聯繫,條約賦予外國人在這通商的五個口岸城市生活的權利。戴德生很快安頓下來,開始了他作為中國福傳會(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同工的工作,這是一個在先驅德國傳教士郭實獵(Karl Gützlaff)的啟發下成立的新興獨立宣教組織。一位當地教師教戴德生普通話,中國各地都使用普通話的變體(方言)。

同年,他做出了一個同時受到嘲笑和讚揚的激進決定:他決定穿上中國衣服,扎起辮子。

他的決定源於他對中國文化的深深尊重和他對宣教士角色的看法。當那些都穿著西式服裝的新教傳教士批評他這種不合時宜的行為時,他指出,那些最了解中國人的人開始欣賞他們的習俗。他認為,許多中國人反對基督教,因為它似乎是一種外國宗教,傾向於以西方國家的方式塑造皈依者。戴德生,就像幾十年前採用中國服裝的羅馬天主教傳教士一樣,走在了他的時代前面。

中國內地的第一步

在中國的前幾年帶給年輕的戴德生一些意想不到的驚奇。許多歐洲人在上海過著奢侈的生活,戴德生認為一些傳教士是“世俗的”。然而,政府官員對他們作為口譯員的需求量很大。熱情的社交氣氛對一個嚴謹的衛理公會信徒的孩子來說是一種震驚。

此外,金錢很快成為一個痛點。雖然教會宣教士協會的單身男子每年可獲得相當於700美元的工資,不包括租金,但他的年薪僅為80美元,這還包括支付租金。

儘管如此,戴德生還是堅持要把福音傳給在內地從未聽過福音的中國人。中國有18個省份,其中只有七個省有宣教士,即便如此,他們也只在少數沿海城市工作。戴德生不滿那些將自己限制在相對舒適的城市生活中的宣教士。他為中國內陸無數未得之民感到憂心。他立即著手嘗試接觸他們。

1854 年 12 月,在他抵達後的九個月內,戴德生和艾約瑟(Joseph Edkins,倫敦宣道會的宣教士)揚帆起航,肩上扛著一袋袋中文聖經和福音單張,他們去了幾個黃浦江沿岸的小村莊。在松江,這兩個相貌特殊的洋人的出現吸引了人群,他們譏諷這兩個人,嘲笑他們,並威脅要把他們拖到一條通往河邊的街道上。戴德生和艾約瑟勉強逃脫這些人(跳上過往的船),繼續他們200英里的往返旅程。戴德生很快又去了幾次內地。最終他決定以寧波為基地,那裡有許多宣教組織。

事實證明,中國福傳會用心良苦,但越來越無能爲力。它未能及時支付宣教士的工資,又經常在對他們的工作毫無準備的情形下,派遣宣教士。經過多次祈禱和掙扎,戴德生於1857年辭職。他不知道他接著的工作將如何獲得金錢上的支援。他早已決定不去募集捐款,甚至不讓朋友和親戚知道他的需求。他只相信上帝會供應他。

戴德生也一直在尋找妻子。他在英國被兩個女人拒絕過,一個在他去中國之前,一個在他去了中國之後。這讓他非常孤獨。但在1857年,他遇見並立即愛上了20歲的瑪麗亞(Maria Dyer)。她是早期來華,已故的宣教士台約爾(Samuel Dyer)的女兒。儘管寧波宣教機構中的一些人因勢利眼而強烈反對(戴德生的中國服裝和缺乏精致使他們失望),這對年輕夫婦還是於 1858 年 1 月結婚。這是一段不同尋常的幸福婚姻,其中部分原因是他們對向中國傳福音有著深厚的熱情,他們定意,即使付出巨大的個人犧牲,也要向中國傳福音。

戴德生繼續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既治療病人又傳道,到 1860 年 3 月,戴德生在寧波橋街的教會已經發展到 21 名成員。但到了1861年夏天,他染上了某種疾病(可能是肝炎),完全削弱了他的體力。在中國服事七年後,他被迫返回英國進行長時間的康復。

尋求不可能

雖然他應該在英國休息,但他繼續他瘋狂的工作步伐,翻譯聖經,招募傳教士,並獲得助產士資格。

戴德生在英國爲了英國人對中國缺乏興趣而感到困擾。1865年,當他在地板上來回踱步時,他向瑪麗亞口述了《中國屬靈需要的呼聲》(China: It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一書的内容。

他寫道:“(中國)成千上萬的人因爲缺乏認知而正走向滅亡,而這個認知正是英國人所豐豐富富所擁有的。這豐富的知識,使英國成為英國,使我們成為我們現在這個樣子。英國所有的基督徒能袖手旁觀,靜坐不動嗎?我們的主是怎麽教我們的?難道不是說,如果一百隻羊中有一隻迷失了,我們就要離開九十九隻羊去尋找那隻羊嗎?而現在這比例幾乎完全顛倒了,我們呆在家裡養一隻羊,而不理會那九十九隻將死的羊!”

戴德生確信,中國內地的福音需要一個特別的組織——去把福音突破到五個通商口岸以外的地方。(當時,宣教士只能在通商的五口傳福音。)他也決心不從原有的宣教機構腳下抽取財政基礎,但這樣的組織應該採取什麼形式呢?

他開始計劃招募24名宣教士:在中國十一個沒有宣教士的內陸省份各招募兩名,另外在蒙古招募兩名。這是一個有遠見的計劃,足以讓任何經驗豐富的宣教士感覺熱血沸騰。當時,許多經驗豐富的宣教組織在中國總共只有大約90名新教宣教士。戴德生一手就想把這個數位提高25%以上。

這將是一項巨大的財務承諾,因此戴德生以中國內地會(内地會)的名義開設了一個銀行帳戶。很快,甚至在他正式承諾領導這個新的宣教協會之前,就有了錢和五名宣教志願者可以派往中國。

他猶豫要不要邁出承擔領導的這一步,因為他發現自己被懷疑所困擾。在1865年的好幾個月中,無數的擔憂在他的腦海中環繞。他很少一次睡兩個小時,有時根本不睡覺。一方面,他為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在沒有福音盼望中死去而痛苦,另一方面,他與他所謂的“不信”作鬥爭:他害怕承擔將年輕男女送入中國內地的責任,在那裡他們會受到拒絕、疾病和迫害——所有這些都是他親身經歷的。

戴德生認為他幾乎處於精神崩潰的邊緣。他後來在日記中寫道:“兩三個月來,激烈的衝突……我以為我將要失去理智”。他的一位朋友看到戴德生迫切需要休息,於是邀請他到英格蘭南海岸的布萊頓(Brighton)去度6月24日至26日的週末。

星期天早上,他在敬拜後溜了出去。他後來回憶說:“我無法忍受一千多個基督徒的會眾為自己的安全而歡欣鼓舞,而數百萬人因缺乏認知而走向滅亡。我獨自在沙灘上,在巨大的屬靈痛苦中徘徊。”

在那次散步中,他突然得到了釋放。“在那裡,主戰勝了我的不信,我為了這個事奉,把自己交給了上帝。我告訴他,對問題和後果的所有責任必須由他承擔。作為他的僕人,我應該服從和跟隨他——他來指導、照顧和引導我和那些可能與我一起工作的人。"

說到這裡,他覺得自己前面停頓了腳步的異象得到了證實。他立即在聖經的空白處寫道:“為24名願意,熟練的工人祈禱。布萊頓,1865年6月25日”。

戴德生確定内地會將具有六個顯著特徵。首先,它的宣教士將從任何教派中抽調出來——只要他們可以簽署一份簡單的教義宣言。

第二,他們沒有保證的薪水,只能信靠主供應他們的需要。收入將分享。不能產生任何債務。

第三,不向人籌款。

第四,國外的工作不是由國內委員會指導,而是由他自己和最終在中國工場的其他領導人指導。

第五,該組織將向中國內地(“基督的名沒有被稱呼過的地方”)進軍。

第六,宣教士將穿中國衣服,在中式建築裏做禮拜。

對異象的挑戰

不到一年,一艘兩年新的快船蘭茂密爾號(Lammermuir)駛出倫敦的東印度碼頭,駛向中國。與戴德生與妻子瑪麗亞和他們的四個孩子一起,船上有16名年輕的傳教士,六男十女,他們期待著加入在戴德生指導下已經在中國工作的四男一女,成為在中國的傳教士。

在杭州和蕭山等城鎮,内地會開始工作,在中國喧囂的生活中,將醫療保健和傳福音工作相結合。來自都柏林的内地會宣教士麥克悌(John McCarthy)描述了他1867年抵達杭州時迎接他的場景。那天是農曆新年假期,一群人徘徊在内地會診所外。轎夫排成一排,接送病人。食品和飲料小販已經搬來東西售賣,並且生意興隆。

在看似混亂中,戴德生站在桌子上向人們講道。當麥克悌和他的家人被帶進内地會的房子時,戴德生揮了揮手,向他們致以簡短的歡迎,然後繼續講道。

戴德生每天要看200多名病人。他切除白內障的手術對中國人來說就像奇跡一樣。一位在戴德生的佈道下皈依基督的寧波人崔先生也向在那兒等待治療的人傳道。

可以想象,富有遠見和不知疲倦的戴德生對自己提出了巨大的要求。他也對内地會宣教士提出了同樣高的要求,對此,其中一些人產生了遲疑。

他的一位宣教士倪來義(Lewis Nicol)拜訪了教會宣教協會(CMS)的幾位宣教士,並對一些發生在寧波新巷(内地會總部)的他認為是錯誤的事情發牢騷。他很快就放棄穿中國服裝的做法,並聲稱英國服裝給了他更多的保護和尊重。他告訴戴德生:“我不會被任何人束手縛脚”。經過近兩年的不愉快,最後戴德生將倪來義從内地會解職,其主要的原因是出於他散佈關於内地會的謊言。另外三名内地會宣教士因同情倪來義而辭職。

大約在同一時間,兩名教會宣教協會的宣教士抱怨說,這麼多未婚男女在新巷住在一起很危險,而且戴德生對年輕女士太親熱了(他和瑪麗亞在他們上床睡覺前親吻了其中一些人的額頭)。女士們自己否認戴德生有任何不當行為,但投訴仍然傳到了倫敦,並一度導致對内地會的支援率下降。為了在觀瞻上避嫌,戴德生不在親吻女宣教士,但他拒絕停止直接監督單身女性。

然後在1870年,一位能幹的年輕威爾士浸信會信徒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抵達中國,開始拉走一些内地會的同工,特別是那些居住在山西地區的成員。李提摩太強調在地上建立神的國度,保護窮人和有需要的人免受暴政。他還認為,上帝會通過其他宗教,如儒教、佛教和道教,工作。他認爲,如果能指出這些宗教與基督教的相似之處,那麼追隨者就可以被基督所吸引。因此,中國人的整體生活最終將經歷徹底轉變為基督教生活。少數内地會宣教士因爲受到李提摩太這類自由派觀點的影響,而離開了内地會。

儘管存在爭議,内地會宣教士的數量仍在增長。到1876年,有18名新的宣教士啟航前往中國,使同工總數達到52人。内地會因此擁有在中國宣教士總數的五分之一。内地會宣教士越來越多地進入內陸省份:河南,陝西,甘肅,湖南,貴州,甚至至少有一位勇敢的人到達了西藏。

戴德生做出了另一個大胆的舉動,招致其他宣教團體的批評:他開始將未婚女性送入內地——這是對這些女性的勇氣的一個見證。

戴德生的大膽似乎無止境。1881年,他有膽量要求在1884年底再招收70名宣教士。結果他得到了76名。1886年末,戴德生又再禱告,求在1887年結束之前另外再增加一百名宣教士。一位資深宣教士告訴戴德生:“我很高興聽到你正在為大批增援祈禱。當然,在一年之內你是不會得到一百個,但你會得到的,一定比你沒有要求的更多。”

“謝謝你的關注,” 戴德生回答。“我們很高興知道我們的祈禱現在得到了回應。我確信,如果我們都還平安,你將能分享歡迎第一百位來到中國的喜悅!”到1887年11月初,戴德生宣佈102名候選人已被錄取來中國事奉,並且已經有足夠的錢來支付他們前往中國的路費!

内地會的許多早期宣教士幾乎都沒有受過正規教育,但有些人是大學畢業生。有些人是理想主義和熱情的,但在靈命及心智上並沒有為在中國內地宣教工作的嚴格要求做好準備。有些人傲慢自大,對中國文化毫無瞭解。有些人發現,一旦進入工場,他們並不喜歡戴德生的領導或内地會的理想主義嚴格要求。有些人在維持生計和吸取新文化並同時試圖傳播福音的壓力下萎靡不振。事實上,在身體健康方面很多人也受到巨大的損傷。但内地會仍然忠於其宗旨,最終成為中國最大的宣教組織。而對戴德生來說,更重要的是,在中國所有18個省份都有了基督徒。

挫折和心痛

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回到英國,戴德生都面臨著周而復始、無休止的演講、個人探訪、通信交通,以及行政任務。儘管如此,他仍然用祈禱迎接每一天的日出。他經常工作到深夜,當他的身體需要時,他日夜都能隨時補睡眠。

一些當地歷史中不可預見的事件往往會減緩工作進程。在1868 年的揚州教案中,一些反對洋教的群衆襲擊了内地會在揚州的房舍。包括戴德生家人在內的内地會成員在騷亂中受傷。當消息傳到倫敦時,上議院開始辯論允許宣教士進入中國內地是否有利於英國的貿易。

戴德生為管理内地會事務而在倫敦與中國分別建立了委員會。這兩者之間的對立,給他帶來了巨大的壓力,並導致近30名宣教士辭職。兩者之間的問題是在於戴德生希望最接近工場的中國委員會擁有行政權力,但倫敦委員會不同意這個做法。

倫敦委員會的威廉·夏普(William Sharp)認為戴德生過於獨裁,應該嚴格削減他的權力。他告訴戴德生:“當你的委員會與你觀點不符合時,你試圖迫使你的委員會接受你的觀點。我希望你接受委員會的引導,讓内地會自立,而你則應該專注於闡述聖經和鼓舞教會。”

戴德生可能對同工要求苛刻,看似專制,但在戴德生的心目中,他只是急於保護整個差會的完整性。在寫給倫敦的關於新進宣教士的信中,他說:“我只希望得到那些已經做好充分準備在中國內地工作、穿著本土服裝,並盡可能以本土風格生活的人的幫助。我不打算在將來協助任何可能停止以這種方式工作的人。中國向所有人開放,但我的時間和力量太短,工作太大,不允許我試圖與任何不同意我行動計劃的人合作。”

作為一個在中國真正將一切奉獻給基督的人,他發現很難降低對別人承諾的指望:“安靜、愛安逸的男人和女人是不可能為基督贏得中國的……我們需要的男人和女人的印記,就是將耶穌、中國、靈魂放在首位,而在每件事上,在每一個時刻,甚至連他們的生命本身都必須是次要的。”

儘管他承認有過惱怒和不耐煩的時期,但他其實也顯出寬容和彈性。他在經過兩年的反抗之後,才不情願地解僱了倪來義。有時,爲了應對當地的情況,他甚至繞過了差會的一些規則(比如禁止單身女宣教士結婚)。

也許他的工作中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是,儘管健康情況一直不佳,並且經常患有抑鬱症,但他還是設法繼續工作。1900年,戴德生在美國巡迴演講時,幾乎身心徹底崩潰。正如他的妻子瑪麗亞在幾十年前所指出的那樣,“我比任何人都更熟悉他所經歷的考驗,他所受的誘惑,他遇到的衝突,他的失敗與挫折,以及他克服的困難。”

戴德生所付出的個人代價往往很高:瑪麗亞在33歲時去世,瑪麗亞的八個孩子中有四個在10歲之前就去世了。(戴德生後來娶了另一位内地會傳教士福珍妮,Jennie Faulding)。對内地會整體來說,更具毀壞性的事發生在1900年夏天。當戴德生在瑞士康復養病時,義和團運動蔓延到全中國,殺害了58名内地會傳教士和他們的21名孩子。

世界燃燒起來

到1880年代後期,戴德生的願景開始點燃全世界的想像力。1888年,戴德生訪問了加拿大,無論他在哪裡講道,都有年輕人願意到中國作宣教士。戴德生曾一直反對在北美建立内地會分支的想法,但現在他越來越相信這是上帝的旨意。到他訪問結束時,已有40多名男女申請加入内地會。

在他生命的盡頭,那些嘲笑他的方法的宣教組織也開始採用他的許多方法。

戴德生去世后不久,一位年輕的中國傳道人看著他的遺體,總結了戴德生最重要的遺產:“親愛的、可敬的牧師,我們也是你的孩子。你為我們打開了通往天堂的道路。我們不求上帝帶你回來,但我們會跟隨你的脚步。”

Roger Steer是一位居住在英國德文郡的自由撰稿人。他是《戴德生:一位在基督裏的人》(J. Hudson Taylor: A Man in Christ, OMF,1990)的作者。

版權 © 1996 《今日基督教》歷史欄目

翻譯:T.N.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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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條大魚裡找到共識

基督教學者透過約拿的故事與穆斯林對話。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8, 2023
Tim Peacock

貝魯特(Beirut)以南20英里處有一片沙灘,叫做吉耶(Jiyeh)。這是黎巴嫩岩石遍佈的海岸線上少見的景觀,而如果你航行在地中海,遇到湍急水流、大浪漫過你的船,你會想懇求上帝差遣一條大魚把你吐回乾地上。

而事實上,這裡就是傳說中希伯來人先知約拿平安上岸的地點。

這個地方的居民一直很尊敬約拿。在一座約有1500年歷史的拜占庭教堂的廢墟裡發現一幅馬賽克圖,畫著關於一位試圖逃避不去尼尼微的先知被一條大魚送回來的故事。如今,這個鎮上有座清真寺裡還有著約拿的神龕。

這位心不甘情不願的希伯來先知的故事不僅受到基督徒的喜愛,也受到那些認爲古蘭經是神終極啓示的人的喜愛。神龕上刻著約拿在魚肚裡的祈禱,這也是穆罕默德敦促穆斯林信徒在困境時所背誦的經文。

“回教徒遇到危機時最常引用約拿的禱詞來禱告,”貝魯特阿拉伯浸信神學院(Arab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Beirut)的舊約教授埃瑪德·布特羅斯(Emad Botros)告訴《今日基督教》。“我們和穆斯林有著共同的傳統。還有什麼比分享故事更好的事呢?”

布特羅斯是少數幾個以約拿作爲基督徒和穆斯林建立連結點的學者之ㄧ。他正在撰寫《約拿:伊斯蘭教觀點下的解經》(Jonah:Bible Commentaries from Muslim Contexts),這是以伊斯蘭教的文本背景來讀聖經系列的第二本書。他認爲先知的故事——以及其他與伊斯蘭教共同的故事——有助於開啟跨信仰的對話。

“古代的先知是穆罕默德的英雄,”布特羅斯說。“瞭解穆罕默德的視角有助於我們更有效地傳講聖經的故事。”

古蘭經中對約拿的描述——穆斯林認爲古蘭經是神透過天使長加百列賜下的啓示——與希伯來聖經的版本不同。在伊斯蘭教的版本中,約拿要去的城市不是亞述帝國的首都尼尼微,而是一個人口僅有10萬人的城市。古蘭經也並沒有提及先知在魚肚子裡待了多長的時間(不同於聖經清楚記載的三天),而是特別強調魚肚裡有多暗。這位逃避的先知也被比喻成逃跑的奴隸,是聖經裡所沒有的。

約拿在古蘭經裡也有個不同的名字。在阿拉伯語的聖經譯本中,他被稱爲雲南(Yunan),在古蘭經裡,他又被稱做尤尼斯(Yunis)。

布特羅斯說,一些從事護教學的基督徒學者認為古蘭經裡的差異是錯的。部份人甚至認爲穆罕默德故意篡改了原文的細節,這表明他並沒有真的尊重聖經。布特羅斯說,用這種方式看待聖經與古蘭經之間的差異是錯的。

他說,穆罕默德講述約拿故事的方式類似於保羅在加拉太書中重述撒拉和夏甲的事跡一樣,甚至也有如耶穌在馬太福音12:39-41中提到約拿那樣。這些敘事的目的都是推論及應用,而不是要質疑原有的故事內容。

“古蘭經有如一篇講道,”布特羅斯說。“它把先知的故事當作例證來說明某件事,就像教會的牧師一樣。……身爲基督徒讀者,它幫助我瞭解穆斯林是如何理解這個故事,並且引發他們思考什麼樣的問題。”

《伊斯蘭教的耶穌》(The Islamic Jesus)一書的作者穆斯塔法·阿基爾(Mustafa Akyol)說,早期的穆斯林知道古蘭經中對聖經先知的許多記載——包括約拿、約伯、以利亞和以利沙——都是刪減過的版本。他們有疑問的時候,會有人建議他們“去問那些在你之前的人”,他們引用聖經和猶太人的傳統,創造了一種被稱爲以斯拉伊亞特(Israiliyyat)的文學(即穆斯林對以色列歷史做的神學譯註)。

阿基爾解釋:“在許多情況下,古蘭經僅大略提及聖經中的故事,因為已假設這些是眾所皆知的故事。”穆罕默德的早期追隨者也不介意探究與聖經有關的故事,因爲他們“從不懷疑那是先前來自於神的啓示”。

阿基爾說,隨著穆斯林、猶太人和基督徒之間的爭論加劇,許多穆斯林學者對以斯拉伊亞特(Israiliyyat)的存在感到不自在。他們強調塔里夫(tahrif是穆斯林使用的阿拉伯文)的概念——聖經才是被篡改或扭曲過的文本——並開始強烈反對任何關於“古蘭經只是重複希伯來聖經”的說法。

“今天,就理論上而言,穆斯林也很尊重聖經⋯ 只是他們不會研讀聖經”阿基爾說。然而,因為約拿的故事十分有意思,也許有些穆斯林會翻開聖經進一步了解。

另一方面,約拿書也爲基督徒提供一個機會去接觸另一種信仰傳統的觀點。

在吉耶(Jiyeh)約拿的神龕旁,遜尼派教長米拉德·哈提卜(Milad al-Khatib)分享,先知的故事適用於每個傳統,包括穆斯林、基督徒和所有的人。

“你、我,以及每個人都被派去呼召別人來到神的面前,”他告訴來到黎巴嫩海灘邊這間清真寺的訪客。“如果你被上帝派去宣教,請不要逃避。”

一些基督教學者也敦促基督徒更多地傾聽伊斯蘭教的聲音,包括他們對聖經人物的看法,例如約拿。位於牛津的伊斯蘭教-基督教研究中心(Center for Muslim-Christian Studies)的聯合創辦人伊達·格拉塞(Ida Glaser)正與人合編名爲《從伊斯蘭教觀點讀聖經》(Reading the Bible in Islamic Context)的系列叢書。其中一本為穆斯林對加拉太書的解經,另一本正在撰寫中的則是關於但以理書。

儘管格拉塞不相信古蘭經是來自上帝的啓示,她認為基督徒還是可以從中有所學習。

她說:“對這世界上一大部分的人來說,古蘭經是對聖經的權威註解。而基督教學者參考了很多書來理解聖經,卻沒有參考古蘭經。”

了解穆斯林的觀點也許有助於基督徒更好地向他人解釋自己的信仰。甚至也有助於基督徒更好地理解自己的信仰。當我們讀一個故事的不同版本時,會注意到那些原先可能被我們忽視的細節。

例如,在古蘭經約拿的故事裡,約拿禱告:“願榮耀歸於你,因爲我確實做了錯事。”但在聖經裡,約拿從未承認自己錯了。上帝憐憫了他,但約拿從未憐憫(尼尼微人)。

約拿在4章2-3節埋怨說:“我知道祢是有恩典,有憐憫的神,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耶和華啊,現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爲我死了比活著還好。”

約拿不希望那些聽到他宣告的人們接受神的恩典。這本書以一個約拿沒有回答的問題作終結。

穆斯林−基督教關係(Muslim-Christian relations)研究教授約翰·卡特納(John Kaltner)說,“讀者應該對約拿書的結局感到驚訝⋯如果神的憐憫把他們帶到一個意想不到的地方,他們應該要反思自己會有什麼回應。”卡特納與尤努斯·米爾薩(Younus Mirza)合著了《聖經與古蘭經》。

布特羅斯(Botros)是一位埃及的福音派信徒,他說,研究約拿的故事讓他對自己沒有去愛他的穆斯林鄰居感到愧疚。

“和約拿一樣,我心裡也有憤怒,而且是針對穆斯林,”他說。“我沒有把這樣的憤怒交給神,而是試圖逃避。”

布特羅斯目前任教於黎巴嫩的神學院,當他還是這所神學院的學生時,他拒絕分享自己的信仰。他說,許多中東基督徒認爲穆斯林是他們問題的來源,他覺得和穆斯林談論耶穌一定會被拒絕。

但後來他讀到了約拿的故事。在古蘭經中,對約拿故事的紀錄還包括一個對寬容的呼召:“如果上帝要成就的話,地球上所有的人都會是信徒。這樣你還算是強迫他們信上帝嗎?”布特羅斯意識到,他並不需要去強迫任何人相信任何事情,他的責任只是去與人對話。

近年來,布特羅斯一直在思考《約拿書》是如何教導我們關於神對世人是多麼地關愛,而這也是穆罕默德的教導。穆罕默德敦促穆斯林遇到麻煩時要想起約拿的故事。神告訴約拿,祂關心尼尼微的眾多百姓、動物,也關心逃走的信徒——那些被大魚吞下肚的人。

布特羅斯說:“約拿教導我們神的憐憫之心。在危機的時刻,基督徒和穆斯林都可以向神呼求,神會聽到他們的禱告。讓我們和穆斯林一起禱告;因為這代表我們關心他們。”

傑森·卡斯珀(Jayson Casper)是《今日基督教》的中東特派員。

翻譯:江山

校稿: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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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歷史上的八位禱告導師

禱告給她們力量以極大的勇氣活出信仰。她們的屬靈習慣能為我們的注入新的活力。

Christianity Today January 8, 2023
Illustration by Cassandra Roberts

幾個世紀以來,女性基督徒一直是如同雲彩圍着我們的見證人,她們的信仰故事直到今天仍然打動我們。這八位婦女在艱難困苦中活出了真善美——是禱告給了她們力量。她們的禱告生活可以為我們的注入新的活力和意義。

維比亞·佩爾佩圖亞 (Vibia Perpetua):勇敢的愛

佩爾佩圖亞(約182-203)在迦太基的一個羅馬家庭中長大,當時突尼斯在羅馬的統治之下。將她的信仰從羅馬帝國崇拜改為基督教是非法的。即便如此,在她被捕時,佩爾佩圖亞已是一個堅定的初信者(catechumen)——一個在受洗前接受信仰培訓的年輕信徒。作為基督教教義正式教育的一部分,她可能閱讀了同時代北非神學家特圖良(Tertullian) 的《論禱告》,其中強調了將盼望交託給上帝。在與同伴們一起被軟禁數日後,佩爾佩圖亞接受了洗禮。她和其他初信者很快就被帶到了監獄。《聖徒佩爾佩圖亞和費利西蒂的殉道》(The Passion of Saints Perpetua and Felicity)是最古老的基督教文獻之一,其中描述了佩爾佩圖亞和她的同伴費利西蒂在臨刑前的日子裡”不斷地向主傾吐禱告”。22歲的佩爾佩圖亞作為殉道者死去,在眾目睽睽的競技場上被野牛拋起,被劍刺殺。《聖徒佩爾佩圖亞和費利西蒂的殉道》里記錄了佩爾佩圖亞臨終前的呼喊:”堅守信仰,彼此相愛”。幾個世紀以來,迦太基的基督徒每年都會閱讀她的著作,並被她犧牲自我的愛所激勵。

對佩爾佩圖亞來說,禱告是一種勇敢去愛的行為——像母親照顧孩子一樣去愛別人的方式。當她在黑暗、擁擠的監獄中等待處決時,她必須面對自己的恐懼和焦慮、她的家庭關係,尤其是對她哺乳中的幼兒的依戀。喬伊斯·索爾茲伯里(Joyce Salisbury)在《佩爾佩圖亞的殉道》中提到,即使在她被監禁期間,佩爾佩圖亞也通過禱告對他人進行關懷,”在放棄舊的母親角色后,重新獲得了一個新的母親角色”。佩爾佩圖亞內在的禱告生活將她面臨的可怕死亡轉化成非凡的外在見證,向世人見證了基督和基督徒們經歷的苦難。禱告承托着佩爾佩圖亞走過生命之門。

卡西亞尼 (Kassiani):無盡的恩慈

卡西亞尼(約805年-865年)是拜占庭的第一位女性讚美詩作曲家。卡西亞尼出生於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爾)的一個貴族家庭,學習了聖經和希臘經典著作。她生活在第一次聖像破壞運動期間——即刻意破壞基督教聖像的一個歷史時期。卡西亞尼是一位繪畫雕刻愛好者,她認為聖像有助於禱告,是窺見神的奧秘的窗口。因為這個信念,她被鞭打。卡西亞尼與其他虔誠的女信徒和修女一起,定期探訪被流放者,安慰那些苦難中的人。後來,她成為修道院的院長,投身於慈善事業。

對卡西亞尼來說,禱告使我們沉醉於神無盡的恩慈當中。作為一個富有靈感的傑出詩人,她通過音樂進行禱告。她的800多首讚美詩和非敬拜用的詩句被保存下來。她最著名的《卡西亞尼的讚美詩》取材於《路加福音》7:36-50。在這首讚美詩中,卡西亞尼邀請我們體會那個用眼淚為耶穌洗腳、用香膏為他塗抹的女人的絕望心情。詩句唱道:”接受我淚水的泉源……你的恩慈無法盡數”。禱告向仁慈的上帝敞開了我們心中的悲傷。在《東正教的聖潔之母》中,伊娃·卡塔菲喬圖·托平(Eva Catafygiotu Topping)討論了卡西亞尼的讚美詩:”[有罪女人的]禱告,以絕望和內疚的呼喚開始,以信心和盼望的表達結束。這首讚美詩以迷失靈魂的意象開始,而結尾的意象是神以無限的愛的憐憫所救贖的靈魂”。禱告不僅僅是我們人類努力尋求上帝的方式——它也是上帝向我們伸出雙手的方式。

阿維拉的特蕾莎 (Teresa of Avila):繁盛的花園

阿維拉的特蕾莎(1515-1582)是西班牙加爾默羅派修女、神秘主義者和著名神學家。特蕾莎在一個基督教家庭中長大,在奧古斯丁修女學校學習。在她的自傳《特蕾莎的生活》中,她描述了自己少年時的虛榮心,以及美好的友誼如何重新點燃了她的美德。20歲時,她進入了一個修道院。她廣泛的閱讀和靈修吸引她去仿效基督。1563年至1568年期間,特蕾莎主要在隱居中禱告和寫作。她後來創建了修道院和隱修院,並為修女和僧侶改革了加爾默羅教派。儘管由於改革而面臨宗教領袖的反對,但特蕾莎從神那裡感受到了撫慰和平安。在她的《完美之路》一書中,她指示我們想象慈愛的神就在我們身邊,是我們的朋友。

如果我們的生命是花園,特蕾莎的例子提醒我們,禱告就像水和陽光,滋潤着我們的成長。特蕾莎敦促信徒們效仿神這位園丁,培育我們生命的花園:”我們必須像優秀的園丁一樣努力讓這些植物生長,並不厭其煩地給它們澆水,使它們不至於枯萎,而是發芽開花,散發出最宜人的香味,為我們的主提供愉悅。然後他就會經常來造訪這個花園,為之歡欣,在這些美德中得到喜樂”。特蕾莎的花園比喻讓我們想起了耶穌請井邊的撒瑪利亞婦女打水給他喝的故事。我們不僅僅是上帝活水的接受者;我們被呼召成為積極的參與者。特蕾莎提醒我們,在禱告中,我們是與上帝同工的園丁,參與着我們的屬靈成長。

許徐甘第大 (Candida Xu):慈憫的服事

許徐甘第大(1607-1680)是中國明清時代最傑出的基督徒之一。她是禱告促進我們將信仰表達出來的榜樣。甘第大從小就從她虔誠的基督徒母親那裡學會了每日禱告。成年後,她在自己的家中繼續相同的做法,召集丈夫、孩子和家人進行晚間禱告,閱讀靈修書籍。在46歲成為寡婦后,她在接下來的27年裡繼續通過慈善工作來服事神,包括支持耶穌會傳教士、建造教堂、印刷基督教經文和聖像,以及與殘疾人結為朋友。

對甘第大來說,禱告使她的生命更深地紮根於神,並推動她以憐憫的心服事他人。她的告解者(屬靈輔導),佛拉蒙耶穌會傳教士菲利普·庫普萊特(Philip Couplet)為她寫了傳記《一位中國女基督徒的經歷》(Histoire d’une Dame Chrétienne de la Chine),描述了甘第大的虔誠行為是如何從她堅韌的信仰中生髮出來的。學者蓋爾·金(Gail King)的 《所有女基督徒的典範:十七世紀的中國女基督徒許徐甘第大》,描述了”[甘第大]每天的開始是在她家小教堂的十字架前禱告半小時”。金強調說,甘第大是 “一位以信仰為主要行動動因的女性”。甘第大的個人禱告和集體禱告促發了她對病人和窮人充滿了愛的服事。

伊格納西婭·德爾·聖埃斯皮里圖·桑托 (Ignacia del Espíritu Santo):大膽信靠

伊格納西婭·德爾·埃斯皮里圖·桑托(約1663-1748)在成長過程中經歷了種族隔離和偏見。她的父親是中國基督徒,母親是菲律賓人,1663年3月4日在馬尼拉的中國市場(Parián de Chinos)受洗。在這一時期,華人與菲律賓其他人口是隔離的。當伊格納西婭年滿21歲時,她沒有結婚,而是向神父尋求指引。通過 “屬靈操練“,經過一段時間的禱告和辨別,她決定追隨屬靈呼召。在當時的西班牙殖民統治下,教會機構拒絕接納本地人從事宗教工作,因此伊格納西婭住在耶穌會總部後面的房子里。

在經歷困難或難以確定的時候,禱告使我們能夠大膽地信靠上帝。對伊格納西婭來說,禱告是她腳前的燈。她虔誠的生活、禱告和工作很快吸引了其他菲律賓婦女平信徒聆聽她的教誨並與她一起生活。伊格納西婭和她的女伴們被稱為beatas(宗教婦女)。她們有規律地禱告,經常禱告到深夜。她們通過施捨和勞作,克服了歧視和貧困。與伊格納西婭在生活中常經歷到的排斥相反,她接納所有種族的各年齡女性進入她的宗教社團。她的生活中充滿了考驗,但伊格納西婭完全信任上帝,把她的負擔放在上帝面前。伊格納西婭大膽的信靠使她成為神平安和真理的器皿。

朱莉婭·富特 (Julia Foote):開放的餐桌

朱莉婭·富特(1823-1901)是非洲衛理公會錫安教會第一位被按立的女執事。她作為聖潔佈道者講道超過50年。在她的自傳《從火中奪取的烙印》中,朱莉婭講述了她作為父母曾是奴隸的自由黑人在紐約的成長經歷。由於種族歧視,朱莉婭不可以上學,她從父親那裡學到了字母表,感到非常高興。她在8歲時學會了主禱文。”當我能夠重複說’我們在天上的父’時,沒有任何語言能夠表達我那顆可憐的心所充滿的喜悅。 ”

在她的婚姻生活中,她感受到強烈的傳道呼召,但由於她的性別,受到了來自家庭和非洲衛理公會的阻撓。丈夫去世后,朱莉婭成為非洲衛理公會錫安教會的一名巡迴佈道者。她在白人和黑人中傳福音,並挨家挨戶地主持禱告會。朱莉婭是婦女和非裔美國人的忠實代言人。雖然沒有孩子,但朱莉婭強調讓兒童開始禱告的重要性。她宣稱:”無論我們多麼年輕,也無論我們多麼無知、多麼罪惡,我們都能夠禱告”。她的話提醒我們,神的宴席是包容的,向所有願意來的人開放。

莉莉婭斯·特羅特 (Lilias Trotter):令人驚嘆的美

當語言達到其限度時,視覺藝術可以成為表達禱告的一種神秘而美麗的方式。莉莉婭斯·特羅特 (1853-1928年),一位前往阿爾及利亞的英國傳教士,通過她的水彩畫來禱告。受衛斯理聖潔團體”崇高生活運動”的影響,莉莉婭斯跨越了社會階層的界限,向她出生成長的城市——倫敦的邊緣人群伸出援手。她養成了花時間禱告的習慣,閱讀聖經,並在大自然中聆聽神的聲音,在那裡她感覺到神”通過所有的生物說話”。年輕時,莉莉婭斯就是有天賦的藝術家,得到了一位有影響力的藝術評論家的關注,他敦促她全然投身於繪畫。然而,她卻把越來越多的注意力投入到事工中。她最終放棄了成為職業藝術家的夢想,選擇成為一名傳教士。由於她的健康狀況不佳,被北非宣教團拒絕,她和另外兩名婦女獨自冒險前往阿爾及利亞。莉莉婭斯後來作為宣教士在阿爾及利亞工作了約40年之久,並使福音在阿爾及利亞本土化。

最終,莉莉婭斯再次拿起了畫筆,袒露、表達了她對神、對土地、對人的愛,以及對神的造物所教給她的生命真諦的愛。在紀錄片《許多美麗的事物》中,莉莉婭斯的畫作打開了我們的眼睛,讓我們感知到了神令人驚嘆的美。莉莉婭斯的藝術、事工和禱告習慣指引我們從神的造物中學習,與我們的造物主在美麗中同行。

愛麗絲·卡霍庫魯納 (Alice Kahokuoluna): 新鮮空氣

對於愛麗絲·卡霍庫魯納(1888-1957)來說,禱告是基督徒生命的氣息。她在一個基督教家庭中長大,成為夏威夷福音協會按立的第一位夏威夷女牧師。她忠實地在教堂服事,並在丈夫去世后,在夏威夷摩洛凱島照顧麻風病人。在那裡,她被稱為”愛麗絲媽媽”。

在內爾斯·費雷(Nels Ferré)的《加強屬靈生活》中,愛麗絲談到了從夏威夷人的禱告實踐中學習:長時間的冥想和預備。她注意到原住民如何在他們的禱告中”注入生命氣息”。愛麗絲不是匆忙地進行禱告,而是花時間與上帝同處。在愛麗絲31年的看護者生涯里需要承擔許多責任、經歷許多情緒波折,而她在禱告中注入了很多生命氣息。愛麗絲的榜樣邀請我們在與神交流時要全神貫注,不要着急。當我們靜下心來在神的同在中安息,神就將生命氣息注入我們和我們的禱告中。

Susangeline Patrick是密蘇里州堪薩斯城拿撒勒神學院的世界基督教助理教授,也是NAIITS(一個專註於從本土視角探討神學問題的神學院)的教員。

翻譯:平凡的瓦器,校對:湉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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