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政治預言無法實現之時

在《聖經》中，既有假先知，也有做了假預言的真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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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言是講說神要說的話，更多的時候是關於直言不諱，而不只是關於預告。

然而有時候，預言確實可以預告未來。 10月下旬，帕特·羅伯遜（Pat Robertson）宣稱，他已經聽到了主的聲音：“毫無疑問，特朗普將贏得大選。 ” 羅伯遜說對了的是，特朗普的大選表現確實遠遠好於預期。因為唐納德·特朗普得到的7000萬張選票，據稱是美國歷史上第二高的總票數，我們可能認為羅伯遜確實聽到了什麼。但是，他是否看到了事情的全部？

在一些選舉中，預言遠不止是50/50的猜測。 2016年，一位牧師和先知耶利米·約翰遜（Jeremiah Johnson），在特朗普在共和黨初選中嶄露頭角之前，就準確預測了他的第一個任期。羅伯遜並不是唯一一個預期2020年特朗普總統再次獲勝的人。大多數公開發表的預言，包括約翰遜做出的，都站在特朗普一邊，有的提到選舉會有爭議。

但即使是一些投票給特朗普的人，也覺得神在說拜登這次會贏。基於以色列的彌賽亞派領袖羅恩·坎托（Ron Cantor）說，他兩次從上帝那裡聽到拜登會贏，原因是教會對特朗普的偶像崇拜。他對追隨者說：“即使奇蹟發生了，[特朗普]真的重新當選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可能性似乎越來越小——證明了其他先知是對的，我這裡提出的警告依然不變。 ”

如果經歷了重新計票和法院訴訟後，選舉結果維持不變，那麼其他那些預測特朗普獲勝的人是不是都是假先知？

預言中的失誤並不會使每一個犯預言錯誤的人成為假先知，就像教學中的錯誤不會使每一個犯教學錯誤的人成為假老師一樣。但假先知是存在的——即使是那些不相信真正的預言恩賜現在還存在的恩賜終止論者（cessationist），也同意這類人是存在的。

無論是否來自假先知，非常公開的錯誤預言都有可能使神的名蒙受極大的羞辱，必須特別嚴肅對待。本來就喜歡嘲笑基督徒的人，可以找到更多的嘲笑理由。申命記18章對於錯誤的預言發出警告，指出那是先知“擅自”說的；這個詞的希伯來文通常是指傲慢無禮的叛逆（例如，申1:43，17:13）。

“先知托耶和華的名說話，所說的若不成就，也無效驗，這就是耶和華所未曾吩咐的”，申命記18:22寫道， “是那先知擅自說的，你不要怕他。 ”

傾聽神

然而，即使是真正的預言，也可能比我們許多人所希望的複雜得多。在《聖經》中，真正的先知常常以別人認為古怪的方式行事（耶19:10；徒21:11），他們同時代的人有時認為他們精神不正常（王下9:11；耶29: 26；約翰10:20）。

與有關神的長遠目的的預言相比，《聖經》中有關神的短期目的的預言大多是有條件的，無論是否這樣說。因此，約拿所預言的“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傾覆了”（約拿書3:4）並沒有在約拿的世代應驗，因為尼尼微悔改了。

耶利米對這一過程作了明確的解釋：“我何時論到一邦或一國說，要拔出、拆毀、毀壞；我所說的那一邦，若是轉意離開他們的惡，我就必後悔，不將我想要施行的災禍降與他們。我何時論到一邦或一國說，要建立、栽植；他們若行我眼中看為惡的事，不聽從我的話，我就必後悔，不將我所說的福氣賜給他們。 ”（耶18:7-10）關於有條件的預言如何運作的觀點各不相同。我自己的看法是，上帝預知人的選擇或最後的結果，但他也在一定時間內包容為時間所限制的人。

同樣，上帝有時也會推遲應許的結果。以利亞預言了亞哈後裔的毀滅（王上21：20-24）。然而在亞哈謙卑之後，神卻私下告訴以利亞，因為亞哈謙卑自己，所以“他還在世的時候，我不降這禍；到他兒子的時候，我必降這禍與他的家”（21：29）。同樣，神也交託給以利亞三項任務（王上19:15-16）。以利亞直接完成了其中的一個——呼召以利沙。另外兩個是由以利沙和他又委派的另一位先知所完成的。大部分的任務是由別人完成的。

通常情況下，聖經的預言更多的是表明什麼，而不是什麼時候。例如，《約珥書》的前兩章以主的日子，即神的審判之日，來描繪即將發生的蝗蟲入侵。然而，最後一章似乎描繪了在神審判的終極日子裡真正的入侵（3:9-17，尤其是14節）。在預言中，這種情況就是，較近的事件可能預示著較晚的事件，但不會指明兩者之間相距的時間多長。基督徒是這樣看待《舊約》中關於彌賽亞降臨的預言的：沒有人預先認識到耶穌會來兩次。

但關於美國大選的預言大多是有條件的嗎？還是他們根本就錯了？畢竟，任何人都可以說：“選舉的結果將是這樣那樣的， …，只要有足夠多的人投票給某某。 ” （不過，鑑於對特朗普不利的機率，對他當選的預言相當大膽。）

聽到我們自己的迴聲

但即使是敬虔的人，有時也會誤解他們所聽到的。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像摩西一樣面對面地聽清楚神的話（民12:6-8）。在主對他說話後，拿單必須糾正他向大衛所作的保證（撒下7:3-5）。即使是像拿單這樣敬虔的宮廷先知，也會在得寵的時候做出錯誤的假設。

然而，這個問題並不限於宮廷先知。當施洗約翰聽說耶穌在醫治人的時候，他懷疑耶穌的身份（太11:2-3；路7:18-20）。也許約翰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早先從神那裡聽說，即將到來的那位要用聖靈和火施洗（太3:11；路3:16)。據約翰所知，耶穌並沒有用火給任何人施洗。約翰從上帝那裡聽到的是正確的，但約翰的推論是錯誤的，因為他和所有的先知一樣，只看到了整個大圖景中的一部分。

不僅所有的預言都是不夠全面的，更危險的是，有時我們可能會將自己錯誤的解釋與神的信息混淆。我們中的一些人可能還記得為合適的配偶或工作禱告的時候；我們個人在一個決定中越是感情用事，往往就越難思考、聆聽清楚。

這可能就是為什麼路加沒有把使徒行傳21:4中聖靈引導的講話稱為“預言”的原因。保羅的朋友“被聖靈感動”，告訴他不要去耶路撒冷。然而神已經告訴保羅自己要去耶路撒冷（徒19:21的可能意思）。保羅的朋友們正確地聽到，他將在耶路撒冷受苦（20:23；21:11），但卻錯誤地從這一信息中推斷出，他不應該去那裡（21:12-14；另見王下2:3-5，16-18）。主觀性是很複雜的，但只要我們需要主的智慧，我們就得忍受一些主觀性。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所有的預言都是“部分性的”，正如教師“知道的有限”（林前13:9）。在耶穌再來之前，我們的認識是有限的，也是局部的（9–12節). 說所有錄入《聖經》的預言都是完美的，並不意味著神的僕人都沒有說出過不完美的預言。這就是為什麼保羅堅持每一個預言都“當慎思明辨”的原因（林前14:29）。祂警告我們，“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也不要藐視先知的預言；但要凡事察驗，善美的要持守，各樣的惡事要禁戒不做”（帖前5:19-22）。

某些流行的教導使當代的許多預言更有問題。我相信，過分的“正向懺悔”教導已經將潛在的問題變成錯誤預言的主要來源。就連今天許多指斥“說出需求，認領恩賜”（“name it and claim it”）神學的圈子，現在也在搞“先知宣言”。其中有些宣言是為了申明信仰。畢竟，耶穌確實邀請我們用信心來對山發命令（可11:23）。但只有當信心的目標正確時，這信心才是正確的，而耶穌在上一節中指明這目標是神（22節）。除非得到神的授權和引領，預言性的“宣言”就是空洞的，。正如《耶利米哀歌》所說：“主若沒有命定，誰能吩咐而行呢？”（哀3:37）。

傾聽到不同的聲音

那些自稱代表神說話的特別有名的人不一定是對的，但這並不意味著神不說話。 2008年，一位對我一無所知的埃塞俄比亞牧師，準確地預言了我的兒子，並說我正在寫兩本大書。當時讓我困惑的是，他說我的第二本書會比第一本書大。我以為我的《使徒行傳》註釋會先寫出來，它有四千多頁。雖然有些印象深刻，但我認為梅斯芬（Mesfin）關於更大一本書的預言肯定是錯的。但我的神蹟書，原來只有1100頁，最後比我的使徒行傳註釋先出來。結果梅斯芬是對的，而我是錯的。

今年，許多基督徒聽信了教會領袖做出的特朗普將再次贏得選舉的預言。有些人，如耶利米·約翰遜（Jeremiah Johnson），繼續堅持他們的預言最後會變成真的。其他人，如克里斯·瓦洛頓（Kris Vallotton），則公開道歉。現在，很多人會認定，這個預言是有條件的，時機不對的，或者，更可能是錯誤的。

雖然我一直不是特朗普的支持者，但我希望看到神的預言被證實，能理解這種失望的心情。

我不是先知，但我自己的夢使我深深不安。例如，2016年3月，即大選前8個月，我夢見特朗普可能會像聖經中的耶戶一樣（王下10:28-31），需要悔改。 2016年5月，我夢見上帝對特朗普（未來）虐待難民兒童的行為感到憤怒。後來我夢見他的話挑起了種族暴亂。 2016年大選後，我在日記中寫道：“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做了這麼多關於他的噩夢，別的人很多卻沒有看到同樣的事情。 ” 第二年，我夢見自己就即將到來的強烈反應，警告特朗普的支持者：“你們所種的是風，所收的是暴風”（參見何8:7）。

我無法放下這些夢，儘管很多我尊敬的人支持總統，而且其原因我也明白。有時我自己的觀點也會搖擺不定，因為我是反墮胎（pro-life）的，也很欣賞總統對福音派的尊重。今年8月，我夢見特朗普輸掉了2020年大選。這只是一個夢。我做過各種各樣的夢，即使當有些夢看起來很重要時，我也不知道該如何解釋。有的夢可能是受到睡前看BBC新聞的影響。但是起碼地，夢確實是在激勵著我去祈禱。

視角不同，我們每個人看到的只是大拼圖中的一塊。有一點我們可以肯定：主仍然掌控著歷史，無論發生什麼其他的事情，我們都可以憑著《聖經》中祂確實的話語活著。

如果面對著各種的不可能，特朗普突然真的當上了總統，那些預言會讓公眾注意到神的工作。否則的話，可能是神要人們注意了，在許多靈恩派的圈子裡，需要進行大掃除了。聖靈的鼓勵並不總是轉化為我們想听到的話語；“預言性的宣告”會使我們對上帝真正的話語感到遲鈍；依賴於聽別人轉述上帝說什麼了，可能是件危險的事（見王上13:11-32）。

作為一個靈恩派基督徒，我喜歡看到預言成真。但預言是需要評估的。只要有可能，在將它們公開之前，就應做評估。而且，在必要的時候，那之後也應做評估。

克雷格·基納（Craig Keener）是阿斯伯里神學院的FM 與Ada Thompson 聖經研究教授。他是《基督傳記：記憶、歷史和福音書的可靠性》的作者，該書獲得2020年CT圖書獎。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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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基督徒處境最艱難的50個國家

關於基督徒受迫害情況的最新研究表明，四分之三的殉道者在尼日利亞，它首次躋身基督徒受迫害最嚴重的十個國家的行列。蘇丹終於跌出前十名，印度還名列其中，而莫桑比克和剛果民主共和國則被加到了Open Doors 的觀察名單中。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每天，全世界有13名基督徒因為信仰被殺害。

每天，有12座教堂或基督教建築遭到襲擊。

每天，有12名基督徒被不公正地逮捕或監禁，此外，還會有5人被綁架。

以上為2021年的“世界觀察名單”（World Watch List，WWL）的報告內容，是Open Doors機構對於基督徒因跟隨耶穌而受迫害最嚴重的50個國家的最新年度統計。

“你可能會認為這一名單是關於壓迫的。 … 但這一名單實際上都是關於恢復力的”，Open Doors USA 的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大衛·克里（David Curry）今天在發布報告時是這樣介紹的。

“神的子民中受苦人數之多，似乎應該意味著教會正在消亡——基督徒保持沉默、失去信仰、彼此遠離”，他講述說， “事實並非如此。相反地，在鮮活的色彩中，我們看到了先知以賽亞所記載的神的話：‘我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 ‘（賽43:19）”

名單上的國家包括3.09億基督徒，他們生活在受迫害非常嚴重或極端嚴重的地方，比去年名單上的2.6億有所增加。

另外還有3100萬來自其他24個國家，這些國家不在前50名之列，如古巴、斯里蘭卡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UAE）——全世界每8個基督徒中就有1個面臨迫害。這包括非洲六分之一的信徒和亞洲五分之二的信徒。

去年，在Open Doors 的84個問題表格中，有45個國家的分數高到了“非常高”的迫害程度。今年，在29年的跟踪調查中，頭一次所有50個國家都達到了這個指標——還有4個國家恰好落在截止分數線外。

Open Doors 確認了導致去年分數上升的三大趨勢：

“新冠疫情成為通過救濟歧視、強迫皈依以施行宗教迫害的催化劑，被作為加強監視、審查的理由”。
“極端主義分子的襲擊在整個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進一步蔓延，從尼日利亞和喀麥隆，到布基納法索、馬里和其他地區。 ”
“中國的審查制度不斷向新興的監控國家傳播和擴散。 ”

自1992年以來，Open Doors一直在監測世界各地對基督教的迫害情況。自2002年開始觀察名單以來，朝鮮已經連續20年排名第一。

2021版的追踪時間段為2019年11月1日至2020年10月31日，是根據在60多個國家的Open Doors 工作人員的基層報告整理而成。

WWL年度排名的目的，是為了指導祈禱，以更有效的憤怒為目標，同時向受迫害的信徒表明他們沒有被遺忘。它經年的記錄表明，隨著迫害越來越嚴重，朝鮮現在面臨競爭對手。

今天基督徒在哪裡受逼迫最嚴重？

今年最惡劣的十大迫害者排名相對來說沒有變化。排在朝鮮之後的是阿富汗，其次是索馬里、利比亞、巴基斯坦、厄立特里亞、也門、伊朗、尼日利亞和印度。

在達到了Open Doors 設定的暴力指標的最大值後，尼日利亞首次進入前十名，。這個非洲基督教徒人口最多的國家，總排名第9，但在暴力事件方面僅次於巴基斯坦，在因信仰而被殺害的基督徒人數方面排名第一。

在實行了三十年的伊斯蘭法之後，蘇丹廢除了對叛教者的死刑，並在新憲法中——至少在紙面上——保證了宗教自由，首次沒有進入前十名。但它仍然是名單上的第13位，正如Open Doors 的研究人所員指出，來自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仍然面臨著來自家庭和社區的攻擊、排斥和歧視，而基督教婦女則面臨著性暴力。

印度連續第三年保持在前十名，因為“政府認可的印度教極端主義，使針對宗教少數群體的暴力事件繼續增加”。

同時，由於“對基督教徒和其他宗教少數派的監視和審查不斷加強”，中國十年來首次加入前20名。

在前50個國家中：

12個國家的迫害程度達到“極端”，另外38個國家則達到“非常嚴重”的程度。在前50名之外的另外4個國家也可列為“非常嚴重”：古巴、斯里蘭卡、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尼日爾。
19個在非洲（6個在北非），14個在亞洲，10個在中東，5個在中亞，2個在拉丁美洲。
以伊斯蘭教為主要宗教的有34個國家，以佛教為主的4個，以印度教為主的2個，以無神論為主的1個，以不可知論為主的1個——以基督教為主要宗教的國家則有10個。

2021年的名單新增了4個國家：墨西哥(第37)、剛果民主共和國(第40)、莫桑比克(第45）和科摩羅（第50).

“由於北部卡波德爾加多省的伊斯蘭極端主義暴力”，莫桑比克上升了21位（從第66位上升到第45位）。 “主要是由於伊斯蘭團體民主同盟軍對基督徒的攻擊”，剛果民主共和國上升了17位（從第57位上升到第40位）。由於販毒者、幫派和土著社區對基督徒的暴力和歧視不斷增加，墨西哥上升了15位（從第52位上升到第37位）。

四個國家從名單上掉了下來：斯里蘭卡(原第30位)、俄羅斯（原第46位)、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原No.47位）和尼日爾（原第50位）。

其他排名的重大變化：由於游擊隊、犯罪集團和土著社區的暴力活動，以及世俗社會日益增長的不容忍，哥倫比亞從第41位上升到第30位，上升了11位。由於針對基督徒的暴力事件增加，土耳其從第36位上升11位至第25位。而孟加拉國由於羅興亞難民中的歸信基督教者受到攻擊，排名從38位上升到31位。

然而，其他類型的迫害可能超過暴力[如下文所述]。例如，中非共和國從第25位下降了10位。排第35為，但那裡針對基督教徒的暴力仍然是很極端的。而儘管肯尼亞從第43位下降到第49位，那裡的襲擊事件卻依然“顯著增加”。

同時，南蘇丹在Open Doors 所追踪的十大暴力國家中排名第一（排名第9），卻連觀察名單的前50名都沒有進入（排第69).

在2017年觀察名單25週年之際， Open Doors 發布了過去四分之一世紀的迫害發展趨勢分析。 25年間，排名前十的國家分別是：朝鮮、沙特、伊朗、索馬里、阿富汗、馬爾代夫、也門、蘇丹、越南和中國。

Open Doors 指出，5個國家同時出現在整個25年和2021年的前10名名單中，這是一個令人擔憂的跡象，表明迫害的穩定性。

基督徒在這些國家是如何受迫害的？

Open Doors 追踪了六個類別的迫害，包括社會和政府對個人、家庭和教會的壓力，並特別關注婦女問題。

但如果把暴力作為一個類別孤立出來，前十名迫害者就會發生巨大變化，只剩下巴基斯坦、尼日利亞和印度。事實上，現在有20個國家對基督徒來說比朝鮮更致命。

在2021年的報告中，全球登記的殉難人數上升到4761人，比前一年統計的2983人增加了60%，並超過了2019年報告中提到的4305人死亡。 (眾所周知，Open Doors 傾向於比其他團體更保守的估計，其他團體往往將每年的殉難人數統計為10萬)。

每10個因信仰而被殺的基督徒中，有9個在非洲，其餘的在亞洲。在Open Doors 確認的2021年殉教者名單中。尼日利亞以1350名居世界之首。

綁架基督徒的事件從前一年的1052起上升到1710起，這是Open Doors 首次對該類事件進行跟踪。尼日利亞位居榜首，有224起。

在新近追踪的強迫婚姻類別中，尼日利亞也居於首位（在全世界的630起中佔130起），襲擊基督教家庭（3315起中佔1500起），搶劫基督教商店（1979起中佔1000起）。

在基督徒遭到強姦或性騷擾的7大國家中，有4個國家是阿拉伯半島上外來務工人員的接收國：沙特阿拉伯（第13）、卡塔爾（第27)、科威特（第43）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第47). 尼日利亞是第八個。全世界有8537起記錄在案的案件，但Open Doors 警告說，這個數字只是冰山一角，因為許多襲擊事件發生在私下，沒有被報告。

在包括毆打和死亡威脅在內的新的身體或精神虐待類別中，印度排名第一。好戰的印度教民族主義在次大陸的持續興起，造成了全世界報告的14645起案件中的1445起。

在Open Doors 之前追踪的其他兩個類別中，中國是主要的違規者。

北京因信仰原因逮捕、監禁或未經起訴而拘留了1147名基督徒，而全世界共有4277名。 Open Doors 的這一統計數字從去年的3711人上升到2019年的3150人。

同時，全世界發生的襲擊和被迫關閉教堂的事件有4488起。在去年的報告中，這個數字已經從1847起猛增到9488起，其中中國就佔了5576起。

安哥拉排名第二，有2000起，盧旺達排名第三，有700起。 (兩者都不在前50名迫害國家之列，安哥拉應該是第68名，盧旺達第72名)

Open Doors 提醒說，在一些國家，上述侵權行為很難準確記錄。在這些情況下，提出的是整數，總是傾向於保守的估計。

它的研究得到了國際宗教自由研究所的認證和審計，該研究所是一個總部設在德國的世界福音聯盟支持的網絡。

為什麼基督徒在這些國家受到迫害？

主要的動機因國家而異，更好地了解差異，可以幫助其他國家的基督徒更有效地為他們在基督裡受困的弟兄姐妹禱告和發聲。

例如，雖然阿富汗是世界上第二大最嚴重的迫害者，也是一個官方的穆斯林國家，但根據” Open Doors 的研究，那裡迫害的主要動機不是伊斯蘭極端主義，而是種族對立，也就是報告中所說的“部族壓迫”。

Open Doors 將對基督教迫害的主要來源分為八組。

伊斯蘭壓迫（29個國家）：在觀察名單上超過半數的國家中，這是基督徒所面臨迫害的主要原因。在12個基督徒面臨“極端”程度迫害的國家中，有5個是這種情況：利比亞（第4）、巴基斯坦（第5）、也門（第7）、伊朗（第8）、敘利亞（第12）。在這近30個國家中，大多數是官方穆斯林國家或穆斯林占多數；但是，實際上有7個國家是基督教徒佔多數：尼日利亞(第9）、中非共和國(第35）、埃塞俄比亞（第36）、剛果民主共和國（第40）、喀麥隆（第42）、莫桑比克（第45）和肯尼亞（第49).

部族壓迫（6個國家）：這是阿富汗基督徒面臨迫害的主要原因（第2）、索馬里（第3）、老撾（第22）、卡塔爾（第29）、尼泊爾（第34）、阿曼（第44).

獨裁妄想症（5個國家）：這是基督徒在5個國家受到迫害的主要原因，這些國家大多在穆斯林占多數的中亞地區：烏茲別克斯坦（第21）、土庫曼斯坦（第23）、塔吉克斯坦（第33）、文萊（第39）和哈薩克斯坦（第41）。

宗教民族主義（3個國家）：這是基督徒在三個亞洲國家面臨迫害的主要原因。基督徒主要是在印度受印度教民族主義者攻擊（第10），在緬甸（第18）和不丹（第43）被佛教民族主義者攻擊。

共產主義和後共產主義的壓迫（3個國家）：這是基督徒在三個國家面臨迫害的主要原因，這些國家都在亞洲：朝鮮（第1）、中國（第17）、越南（第19 )。

基督教宗派保護主義（2個國家）：這是厄立特里亞基督教徒面臨迫害的主要原因（第6）和埃塞俄比亞（第36）。

有組織犯罪和腐敗（2個國家）：這是哥倫比亞（第30）和墨西哥（第37）基督徒面臨迫害的主要根源。

世俗不容忍（0個國家）： Open Doors追踪基督徒在這方面所受的迫害，但在所研究的50個國家中，它不是主要根源。

迫害基督徒的主要趨勢是什麼？

Open Doors 確認了去年基督徒因信仰而受迫害的原因、方式的四個新的或持續趨勢。

首先，全球瘟疫大流行為迫害提供了新的途徑， Open Doors 記錄了在埃塞俄比亞、馬來西亞、尼日利亞、越南和中東的基督徒在獲取救濟方面受到的歧視。

在印度，有超過10萬名基督徒接受了Open Doors 合作者的援助，其中80%的人報告說，他們以前曾被“從食物分配點趕走”。研究人員指出：“有些要走好多英里，隱藏他們的基督徒身份，到其他地方去找食物。 ” Open Doors 還蒐集了緬甸、尼泊爾、越南、孟加拉國、巴基斯坦、中亞、馬來西亞、北非、也門、蘇丹等地“否決向農村地區基督徒提供援助”的報告。 “有時，這種決是出自政府官員之手，但更多的是來自村長、委員會或其他地方領導。 ”

Open Doors 注意到：

“新冠全球大流行使迫害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明顯，一個簡單的原因是有這麼多人需要幫助。即使在新冠危機消失在我們的集體記憶中之後，也不應忘記基督徒在2020年遭受的明顯歧視和壓迫。 ”

公共衛生居家令也增加了許多信徒的脆弱性。研究人員指出：“放棄當地多數信仰，跟隨基督的基督徒知道他們有可能失去配偶、家庭、部落和社區以及地方和國家當局的所有這些支持”。 “如因為新冠疫情而失去收入，他們不能依靠傳統的網絡來生存。 ” 同時，從埃及到拉丁美洲的教會領袖告訴Open Doors，對教會禮拜的禁令導致捐款減少了約40%，減少了他們自己的收入，也減少了他們的會眾向更廣泛的社區提供援助的能力。

Open Doors 注意到：

“大多數來自當地主流信仰的皈依者說，由於新冠疫情的隔離限制，將他們與那些最反對他們信仰耶穌的人關在一起。這尤其影響到少數族裔婦女和兒童。對於千百萬基督徒來說，工作、教育和其他外在興趣，為他們擺脫經常性的逼迫提供了短暫的平靜時間，。所以當封城發生時，就意味著這個喘息的機會已經沒有了。 ”

“我們還收到報告說，由於脆弱性增加，在全球瘟疫大流行期間，針對婦女和女孩的綁架、強迫改變信仰和強迫婚姻的情況有所增加。此外，在拉丁美洲的那些容易受到毒品團伙侵害的地方，對基督徒來說變得更加危險，因為瘟疫減少了試圖維持秩序的官方當局的存在。 ”

其次，對宗教團體的視頻和數字監控越來越多，監控技術的改進和擴散是另一個重要趨勢。

Open Doors 研究人員指出：“中國堅持認為，當病毒在武漢出現後，中國果斷行動，遏制了新冠疫情。但對於其9700萬基督徒來說，在重重限制中他們付出的代價是高昂的：監控深入到他們的家中，線上和線下的互動被追踪，他們的臉被掃描到公安的數據庫中。 ”

報告指出：

“來自河南和江西省各縣的報導稱，現在所有國家批准的宗教場所都有了帶有面部識別軟件的攝像頭。據稱這些攝像頭很多都安裝在標準的閉路電視攝像頭旁邊，但它們與公安局相連，這意味著人工智能可以立即與其他政府數據庫連接。人臉識別軟件與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有關，它監測公民對共產主義宗旨的忠誠度。 ”

Open Doors 的研究人員指出，同樣地，印度的“宗教少數群體擔心接觸追踪應用會有‘功能蠕變‘，被用來監視他們和他們的行動。 ”

第三，是“公民身份與信仰掛鉤”之風繼續蔓延。研究人員指出，“在印度和土耳其這樣的國家，宗教身份越來越多地與國家身份聯繫在一起。這意味著，要想成為一個‘真正的‘印度人或優秀的土耳其人，你必須分別是印度教徒或穆斯林”。 “這往往是由當權的政府暗中——如果不是明確——鼓勵的。 ”

Open Doors 指出：

“在印度教民族主義高漲的情況下，印度基督徒不斷受到專橫宣傳的壓力。 ‘要想成為印度人，就必須是印度教徒‘的信息，意味著暴徒繼續攻擊和騷擾基督徒以及穆斯林。認為基督徒不是真正的印度人，意味著普遍的歧視和迫害往往不受懲罰。印度還繼續阻止外國資金流向許多基督徒經營的醫院、學校和教會組織，而所有這些都是打著保護印度民族特性的幌子。 ”

“在土耳其，土耳其政府還承擔了伊斯蘭教的民族主義保護者的角色。聖索菲亞大教堂原本是一座大教堂，後來變成清真寺，直到現代土耳其決定將其作為博物館。但在2020年7月，土耳其總統說服法院將其重新變成一座清真寺，加強了土耳其的民族主義。 … 土耳其的影響和民族主義目標延伸到邊界之外，最明顯的是它在與亞美尼亞的衝突中支持阿塞拜疆”。

第四，儘管為遏制新冠病毒而實行了封城，但主要由穆斯林極端分子發動的襲擊事件卻有所增加。研究人員指出：“在世界大部分地區，在新冠瘟疫大流行期間，針對基督徒的暴力事件實際上有所減少。 ”但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基督徒“面臨的暴力事件卻比上一年高出30%”。

Open Doors 指出：

“尼日利亞有幾百個以基督教徒為主的村莊，被武裝的豪薩-富拉尼穆斯林好戰牧民佔領或洗劫；有時，田地和莊稼也被摧毀。博科聖地以及與ISIS有關聯的衍生組織“西非省伊斯蘭國”繼續困擾著尼日利亞和喀麥隆北部。 ”

“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薩赫勒地區，不公正和貧困助長了伊斯蘭極端主義。這些極端組織利用政府的失誤，武裝聖戰分子進行宣傳，推動招募，並定期進行攻擊。今年，一些團體承諾向基督徒等‘異教徒‘開戰——他們聲稱‘真主懲罰我們所有人’，因為異教徒的緣故，才有了這場瘟疫全球大流行。 ”

“布基納法索直到最近還以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間的宗教和諧而聞名，但由於乾旱和暴力，100萬人——佔人口的1/20——流離失所(還有數百萬人在挨餓)。去年，布基納法索首次戲劇性地進入了世界觀察名單。今年，伊斯蘭極端分子繼續以教堂為目標(一次襲擊中14人死亡，另一次襲擊中24人死亡)”。

WWL與其他關於宗教迫害的頂級報告相比如何？

Open Doors 門認為，將基督教稱為世界上受迫害最嚴重的宗教是合理的。同時，它還指出，關於世界穆斯林人口沒有可比的文件。

世界各地對宗教自由的其他評估也證實了Open Doors 的許多調查結果。例如，皮尤研究中心對政府和社會對宗教的敵意的最新分析發現，2018年基督徒在145個國家受到騷擾，比任何其他宗教團體都多。穆斯林在139個國家受到騷擾，其次，是猶太人在88個國家受到騷擾。

根據皮尤的數據，如果只考察政府的敵意，穆斯林在126個國家受到騷擾，基督徒在124個國家受到騷擾。如果只研究社會內部的敵意，基督徒在104個國家受到騷擾，穆斯林在103個國家受到騷擾。

Open Doors 的研究人員和實地工作人員對世界上所有國家進行監測，但對100個國家進行深入關注，並特別關注74個受迫害程度“高”的國家（在Open Doors 的100分制中得分超過40分）。

翻譯：吳京寧

2021年基督徒處境最艱難的50個國家:

排行	國家
1	北朝鮮
2	阿富汗
3	索馬里
4	利比亞
5	巴基斯坦
6	厄立特里亞
7	也門
8	伊朗
9	尼日利亞
10	印度
11	伊拉克
12	敘利亞
13	蘇丹
14	沙特阿拉伯
15	馬爾代夫
16	埃及
17	中國
18	緬甸
19	越南
20	毛里塔尼亞
21	烏茲別克斯坦
22	老撾
23	土庫曼斯坦
24	阿爾及利亞
25	土耳其
26	突尼斯
27	摩洛哥
28	馬里
29	卡塔爾
30	哥倫比亞
31	孟加拉國
32	布基納法索
33	塔吉克斯坦
34	尼泊爾
35	中非共和國
36	埃塞俄比亞
37	墨西哥
38	約旦
39	文萊
40	剛果民主共和國（DRC）
41	哈薩克斯坦
42	喀麥隆
43	不丹
44	阿曼
45	莫桑比克
46	馬來西亞
47	印度尼西亞
48	科威特
49	肯尼亞
50	科摩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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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和智者們（Magi)一同崇拜，而不是與MAGA為伍

Tish Harrison Warren

主顯節提醒我们，信仰不是政治權力的道具

Anadolu Agency / Contributor / Getty

過去的1月6日星期三是主顯節，是基督徒慶祝基督之光如何傳播到萬邦的日子。主顯節——在東方也被稱為神顯節——著重在耶稣向全世界揭示祂的真實身份。在西方，它主要傳述東方博士們(代表國家或外邦人)通過神秘的觀星術尋覓耶稣的故事。在接下來的數週，主顯節會讓人想起基督的洗禮和迦拿的婚禮，那是耶稣行的第一個神蹟。

但是我們在美國剛過的這個主顯節卻是多麼的奇怪！不是智者來崇拜新生的君王，而是MAGA帽子降臨在我們國家的首都。不是基督藉由浸禮來宣告祂的真實身份，而是男男女女高舉著“耶稣拯救”的標語牌，要求推翻總統選舉的結果。我們看到的不是在婚禮上展現愛的奇蹟，而是政治暴力。

主顯節呼召我們走向光明和真理。它提醒我們，《以賽亞書》中的應許在基督裡應驗了：“萬國要來就你的光，君王要來就你發現的光輝”（60:3）。光是美好的，也有啓示性的。 Epiphany（即主顯示，頓悟——譯者註）這個詞源於“揭示”一詞，表示對真理領悟的心態。顿悟時刻（have an epiphany）就是掌握事實，接受真象。在福音故事中，耶稣的追隨者開始慢慢了解祂是誰。他們看到了這個事實：世界的光已經來到全人類和各種族中。

主顯節的節期提醒我們，我們不只是接受基督的光。我們還賦予要與全世界分享的神聖使命。但是，當昨天人們高舉寫著“讓美國再次屬神”的旗子顛覆民主制度，如果各國都在注視，旁觀者還會想和這位基督有任何關係嗎？

特朗普支持者在攻擊國會大廈所用的暴力，就是拒絕接受真相的反主顯行為（anti-epiphany）。它代表黑暗，基於謊言。我們信仰的象徴——耶稣的聖名、十字架和福音——被特朗普主義的狂熱者所利用。

在東方智者的故事中，希律王試圖讓智者們作保護自己權力的馬前卒。他宣稱自己也是虔敬的，好讓他們可以信任他，之後他詢問他的天象家在哪裡可以找到耶稣，他假稱也“好去拜他”（太2:8）。因此，主顯節提醒我們，同樣的敬拜言語也可以被世俗的政治野心者作為武器使用。

在國會山莊發生的事件是一場悲劇，但那並不令人意外。四年多來，特朗普表明，他不惜說任何謊言，無視任何道德規範，會採用任何的暴力和分裂手段來鞏固自己的權力。通過散佈假消息，他煽動了一場叛亂，對其卻至今沒有明確地譴責。和希律王一樣，他也樂於利用宗教领袖作為馬前卒。

可悲的是，在這次反主顯事件（anti-epiphany）中，智者們卻不那麼明智。他們心甘情願地被利用。所以對我而言，昨天的暴動最糟糕的部分是它代表了美國教會的徹底失敗。這種拒絕接受真相的反主顯行為（anti-epiphany），暴露了基督教民族主義、錯誤的靈性養成、虛偽的教導、政治偶像崇拜和讓無知掛帥的可怕後果。

雖然這事件讓我深感悲傷，但必須明確承認：昨天的暴行在很大程度上美國的白人福音派教會要負責任。

一個殘缺和畸形的福音派政治神學導致了我們現處的窘境。杰夫瑞·戈德堡（Jeffrey Goldberg）將在國會山發生的叛亂描述為 “混亂 … 植根於心理和神學現象，並被末世論的焦慮加劇。” 他講到一位示威者對他說：“這在聖經裡都有 … 一切早就預言了。《聖經》中說到了特朗普。” 戈德堡接着說，“將特朗普和耶稣結合一起是這造勢活動的一個中心主题。 ‘如果你相信耶稣，歡呼吧!’一個站在我身旁的男人高喊道。人們歡呼附和。 ‘如果你相信特朗普，歡呼吧!’”

基督之光降臨萬邦是最好的消息，但並不總是令人欣慰的。因為光能揭示隱藏的東西，它能暴露黑暗。教會必須結算“那暗昧無益的事”（弗5:11），這次反主顯事件——以及所有導致它的——讓它們顯露出來。若不考慮喬希·霍利（Josh Hawley）、葛福臨（Franklin Graham）和羅伯特·杰夫瑞斯（Robert Jeffress）等人鼓吹的基督教民族主義異端，就無法理解對國會大廈的攻擊；埃里克·梅塔薩斯（Eric Metaxas）對特朗普的瘋狂末日崇拜；耶利哥行軍（Jericho March）的褻瀆；還有數以百萬計的福音派教徒，他們認為耶稣只是實現其蹩腳的所謂偉大美國的一種手段。

我曾試圖對這些領袖、事件不予理會，把他們看作應當忽略的瘋狂搗蛋和怪異的表現。相反的，我關注的是牧師和基督徒平信徒如何日復一日地尋求並忠實地跟隨耶稣，愛他們的鄰居，服事貧困人，體現我們在這節期所要宣揚的真理。但我不能忽略另一個事實，就是數以百萬計的福音派信徒被那些假藉耶稣之名宣揚謊言和醜惡的人所左右。

昨天的暴力事件一定程度上要歸咎於那些推薦特朗普並支持他作總統的福音派領袖們。可悲的是，這個責任也可以更廣泛地落在美國白人教會上。

基督教信仰和特朗普主義的融合并不是在四年前憑空而出。它產生於數十年的拙劣教理教導和靈命塑造。在這錯誤的教導中，美國國旗和基督的十字架並不衝突。福音派领袖們也認為，失去他們的靈魂只是攫取政治權力的小小代價。白人至上主義的論述，也偷偷地潛入教堂的講台和會眾中。還有，教會的存在不是為了向所有人宣傳基督的光，而是讓美國再次偉大。

成對比的是，主顯節告訴我們耶稣在所有國家中掌權，而昨天的事件則顯示，當我們顛倒了那信息時會發生什麼事：基督教的信仰被用作支撑政治權力的工具。

那我們該怎麼辦呢？當我們的教會似乎已經成為後真相的中心時，我們作為基督徒的該如何往前行？當耶稣的啓示被陰謀論和末世恐嚇伎倆取代時，我們怎麼能遵行耶稣的道呢？在國會草坪被披覆MAGA旗幟的十字架所投下的陰影所遮蓋時，我們如何體現美好的正统——真理與光明？

我們必須開始耗時的修復工作，以基督之光這堅定不變的真理為中心，重建我們的教會。我們也必須重建社會，讓我們可以聽到並說實話，服事有需要和貧困的人，愛我們的鄰居，學習如何虛心，以苦難為樂，並在黑暗中見證基督的光。

這工程將會是令人沮喪的小规模的、局部的，不會被察覺到，不會出現在頭版新聞。面對爭鬧不休的列國和普遍的教會和國家的衰敗，這項工作會被認為是瑣碎和不重要的。這項工作將是漫長、有風險和不確定的。但是，就在那温柔謙卑的地方，或許智者們也在那兒，我們可以再次看到那颗引領我們走向真正世界之光的小晨星。

蒂什·哈里森·沃倫（Tish Harrison Warren）是北美聖公會的牧師，著有《每日生活禮讚》（Liturgy of the Ordinary）和《在夜晚的祈禱》（Prayer in the Night）(校園團契出版社， 2021年)。 “直言不諱”是《今日基督教》的嘉賓意見專欄，（與社論不同）不一定代表出版社的意見。

翻譯：江山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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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單國會大廈被衝破

唐納德·川普、品格和陰謀的後果。

Ed Stetzer

“不要自欺，神是輕慢不得的。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加拉太書6：7）

經過一個季度的政治播種，我們看到了今天在國會大廈的“收穫”。

父母教導孩子：行動是有後果的。不幸的是，我們近來看到很多例子，有人似乎從來沒有學會這個功課。而且最令人不安的是，當這些例子發生在受託掌權的人身上時，後果是深遠的。

當那人擁有世界上最有權力的職位，後果可以持續好幾代。

這一天將會多年被記住。

川普總統不斷聲稱有大規模欺詐，以及他不願承認2020年的選舉結果，都導致了後果。川普告訴我們這會發生。

總統自己說：

由於你們向總統的所作所為，很多人不會出來投票，很多共和黨人會投反對[你們的]票，因為他們討厭你們對總統的所作所為。

川普的行動帶來了我們當前的收穫。

競選喬治亞州參議員席位的民主黨候選人當選，這將對宗教自由和反墮胎運動產生重大影響——這兩方面對於我和許多其他福音派信徒都非常重要。

川普確保他是本周投票的議題，人們也相應地投票，其後果卻會多年負面地影響支援他的福音派。

是的，許多福音派信徒勉强同意投票給川普，承認對他的品格擔憂，但附和他的政策。然而，後果在今天正在展示出來，附和他的福音派信徒也必須譴責這種非法行為。

在喬治·佛洛伊德身亡後，和平抗議有時變成暴亂，許多人（包括很多川普的支持者）譴責他們失控。現在，川普忠誠的支持者正在衝擊國會大廈。

我們今天在螢幕上看到的不是和平抗議。與以往不同，在這次事件中，騷亂對華盛頓特區的衝擊，導致眾、參兩院被疏散。

暴動永遠不是對的，不管是出於犯罪分子掠奪社區，或是出於總統兜售陰謀煽動。

2020年夏天，因為佛洛伊德被殺事件，美國各地舉行了大規模的、重要的和平抗議活動。其後，有多輛汽車被燒毀，多個城市遭到搶劫搶掠。我們當中有許多人和參加這些和平抗議的人士一起，呼籲種族正義和結束暴亂和暴力。

今天，福音派必須像他們在去年夏天踴躍所做的那樣，説出發生的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是一件史無前例的事件，國會大廈被不法暴徒圍攻並衝破，許多被陰謀論煽動的人捲入——許多這類陰謀論在某些（甚至是有名的）福音派基督徒中流傳。

川普主義的決定性時刻

在過去的幾個月裏，有幾個決定性的時刻可以解釋為什麼川普總統在大選中失利、共和黨在喬治亞州參議院的決選中失利，而現在川普拒絕承認選舉結果，又是如何煽動他的一些忠實支持者衝進國會大廈。這些圖像將會被烙印在美國歷史的記憶中。

這些行動幾十年裡都會被人記住。

當唐納德·川普登上政治舞臺時，許多人把他視為一股新鮮空氣。選民們不但沒有對他那鬥士的形象反感，反而被他吸引，因為他願意反擊。然而，這種趨勢使他贏得的敵人和他贏得的擁護者一樣多，尤其是當他越過界限，做出欺凌、貶抑和種族主義的姿態。

川普發動了四年的人身攻擊，然後放大了各種各樣的陰謀論。可悲的是，這是擁抱部落政治，而不是試圖克服它。

這種策略不僅僅使他的競選沉下去，還暴露出他願意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渾濁真相。

在選舉之後，川普一再提出一些毫無根據的大規模選民欺詐的說法。

要說清楚的是，我支持任何政治家及其競選組織通過法律途徑來挑戰、提交有關選民欺詐和投票不一致的證據——可是他已經有機會在法庭上提出訴訟。他的法律挑戰沒有得逞，往往被他任命的法官駁回。

在星期天，川普與喬治亞州國務卿布拉德·拉芬斯伯格（共和黨人）通了電話，要求他“尋找”足夠的選票來幫助他獲勝，並表明這些選票屬於他。這只會更加激動民主黨人，並引起許多共和黨員的顧慮。

川普的處事方式使共和黨本周失去了參議院。當你用選舉舞弊的謊言來填滿人們的腦海時，（共和黨人的）投票率下降就并不怎麼令人震驚了。

在未來的幾個月裏，當人們理他所造成的損害時，我相信更多的人會把這些事情看得更清楚。

除了政治局勢，我更擔心我們的見證會遭受到持久的傷害，因為（白人）福音派信徒一直與這位總統如此密切。

結算

在美國，將有一個結算的時刻會來到…

但也有一個福音派結算的時刻。

現在，我們知道三件事。

品格是重要的。

選舉是有後果的。

陰謀論也是。

翻譯：勵元達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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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們要擺設聖誕樹？

Edwin and Jennifer Woodruff Tait

常青樹、裝飾品和饋贈節日禮物背後的歷史

TongRo Images / Thinkstock

常青樹自古就是在冬日中生命的象徵。羅馬人在新年用常青樹枝裝飾他們的房子，而古時的北歐居民則在冬季砍伐常青樹，並把它們栽到屋內的箱子裡。許多早期的基督徒敵視這種做法。二世紀的神學家特土良譴責那些慶祝冬季節日或用月桂枝裝飾他們的房子以紀念皇帝的基督徒：

“讓那地獄之火迫在眉睫者，在他們的柱子上，裝上已判定隨即燒燬的月桂：黑暗的證詞和他們受刑罰的惡兆對他們合適不過。你是世上的光，是一棵常青之樹。如果你已經棄絕神廟，就不要使你自己的家門成為一個新的神廟。”

但是到了中世紀早期，逐漸流傳說，當基督在冬天的死寂中誕生時，全世界的每棵樹都奇跡般地擺脫冰雪，生出新的綠芽。與此同時，向日耳曼和斯拉夫民族宣教的基督教傳教士以較為寬容的態度對待文化習俗，例如常綠樹。這些傳教士相信，道成肉身宣告基督的主權凌駕那些之前曾被用作為崇拜異教神祇的自然符號。不僅個人，就是各樣文化、符號和傳統也可以變換。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容忍對異教神祇本身的崇拜。根據一個傳說，八世紀的傳教士波尼法修（Boniface），砍下一棵代表異教神祇佗爾（Thor）（並用於獻人祭）的橡樹之後，轉而指向附近的一棵冷杉樹，作為上帝愛和憐憫的象徵。

天堂之樹

直到文藝復興時期，才有樹木被用作聖誕節象徵的明確記載，其始於1510年的拉脫維亞和1521年的斯特拉斯堡。傳說認為改教家馬丁路德發明了聖誕樹，但這個故事幾乎沒有歷史依據。

最有可能的理論是聖誕樹始於中世紀的戲劇。描繪聖經主題的戲劇開始是教會崇拜的一部分，但到了中世紀晚期，它們已經成為吵鬧、充滿想像的表演，由非神職人員主導，在露天進行。慶祝耶穌誕生的戲劇与創造的故事被聯系在一起，部分因為聖誕夜也被認為是亞當和夏娃的節日。因此，作為那天戲劇的一部分，伊甸園被一棵掛有水果的“天堂樹”所象徵。

在十六世紀，這些戲劇在許多地方被禁止，人們也許開始在家中立起“天堂樹”，以彌補他們再也無法享受的公眾慶祝活動。最早在家中使用的聖誕樹（或常青樹枝）被稱為“天堂”。它們通常掛著象徵聖餐的麵製圓餅，如今發展成為裝飾德國聖誕樹的餅乾裝飾品。

在整個十七、十八世紀，儘管一些神職人員反對，這種習俗越來越受歡迎。例如，路德會牧師約翰·馮·丹豪爾（Johann von Dannhauer）像特土良一樣抱怨說，這個符號分散了人們對真正的常青樹——耶穌基督——的關注。但這並沒有阻止許多教堂在聖堂內立起聖誕樹。樹旁邊通常矗立著木製的“金字塔”，就是擺著蠟燭的一疊架子，有時每個家庭成員都有一支。最終，這些金字塔般的蠟燭被放置在樹上，就是我們現代聖誕樹燈和裝飾品的祖先。

尼古拉斯（Nicholas）和溫塞斯拉斯（Wenceslas）

樹木與禮物聯繫在一起也花了很長時間。雖然傳說將聖誕禮物的想法與博士帶給耶穌的禮物聯繫起來，但真實的故事更為複雜。和樹木一樣，交換禮物首先是羅馬人的做法，在冬至期間進行。當主顯節和後來的聖誕節取代了冬至成為基督徒的節慶後，送禮的傳統延續了一段時間。到古典時代晚期，它已消逝，儘管新年時仍交換禮物。

禮物也與邁拉（Myra，在現代土耳其境內）主教聖尼古拉有關，他因向貧困兒童贈送禮物而出名。紀念他的節日（十二月六日）因此成為禮物交換的又一場合。在中世紀早期，聖誕禮物通常以向君主進貢的形式出現，儘管一些統治者反而用節日作為向窮人或教會贈送的機會。（最值得注意的是波希米亞的溫塞斯拉斯公爵，他的故事啟發了那首以他為名的流行頌歌，還有征服者威廉選擇1067年聖誕節向教皇捐贈了一大筆捐款。）

與樹木一樣，約在馬丁路德時代，禮物“進入”家庭，向朋友和家人贈送禮物的習俗在德國、荷蘭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發展。這些通常是匿名的或隱藏的。丹麥的一個習俗是把一件禮物以不同名字層層包裝，以致只有在打開所有包裝層之後才發現意圖的收件者。

維多利亞時代的聖誕節

在英語世界，禮物、樹木和聖誕節的結合是由於維多利亞女王和她的丈夫阿爾伯特親王的影響，後者生於薩克森（現為德國的一部分）。德國移民在十九世紀早期已帶來了聖誕樹的習俗，但在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於1841年在溫莎堡為他們的孩子立起一棵精心製作的聖誕樹之後，這習俗得以廣為流傳。當時聖誕禮物通常掛在樹本身上。

德國和荷蘭移民在十九世紀早期也把他們關於樹木和禮物的傳統帶到新世界。對於希望以一個較老少咸宜的節日取代較舊、吵鬧、酗酒的聖誕傳統（例如偕眾逐家逐戶喝酒唱歌）的美國作家和公民領袖來說，快樂的中產家庭圍繞一棵樹交換禮物的形象有強大的吸引力。這個以家庭為中心的形象被克萊門特·摩爾（Clement Moore）1822年的一首詩廣泛推廣。這受詩今天以《聖誕節前夜》（'Twas the Night Before Christmas）為人所知，它也為我們塑造了現代的聖誕老人形象。

當我們中許多人把樹木和禮物作為我們聖誕習慣的中心，我們應當記住，它們最終是結合天與地又叫一切枯乾之物開花綻放的那一位的象徵。

埃德溫·伍德拉夫·泰特（Edwin Woodruff Tait）是亨廷頓大學（Huntington University）聖經和宗教助理教授。詹妮弗·伍德拉夫·泰特（Jennifer Woodruff Tait）是阿斯伯里神學院（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教會史兼職教授。

翻譯：Shun-Tak Leung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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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學院的國際學生人數下降

COVID-19 導致下降，傷及CCCCU 校園

Sam Wasson/Getty Images

過去這個秋天，國際學生人數的急劇下降，對於福音派基督教學院造成重大損傷。

由於領事館的關閉、與新冠病毒有關的旅行禁令和國際航班的減少，許多留學生在這個學期難以回校。根據國際教育研究所（IIE）對700所院校作的統計，今年秋天美國高等教育的留學生總數下降了16%，國際學生新生入學人數下降了43%，大約40,000名留學生把入學日期押後。

雖然小型基督教學院的留學生下降程度不那麼顯著，但缺乏國際學生仍使校方受到很大壓力。

“每一個學生都很重要。這不是陳腔濫調。這真是有重要意義的。” 北美基督教招生聯盟執行主任尚特·湯普森（Chant Thompson）說。 “儘管人們可能會說，整體上國際學生並非佔學生人數多數，但他們有很大的影響。”

根據綜合高等教育資料庫的最新數據，屬於基督教高等學府聯會（CCCU）的學院，平均有4%的學生是來自美國境外。招收更多留學生經常是學院優先考慮的事。

湯普森說，首先最主要的原因是，國際學生把來自世界各地的視野引入校園，提昇學生生活。其次才是經濟財務上的影響。許多基督教學院在招收美國學生方面有困難，導致入不敷支，而國際學生一般比美國學生支付更多的學費。

湯普森也指出，基督教學院，“除了投資在招收留學生上，也提供援助給國際學生，因為引進國際學生能在其他方面為校園生活增添更多價值”。

今年秋天，CCCU學院中國際學生的流失很明顯。西雅圖太平洋大學（Seattle Pacific University）的學士課程中留學生的人數下降了14人，但研究生中留學生的增長差不多彌補了流失。

“這是非常顯著的”，環球交流辦公室主任卡羅琳·莫勒（Caroline Maurer）說， “人數下降就是人數下降。＂

芝加哥的北園大學（orth Park University）流失了29人，當中有申請學生簽證的留學生和來自其他國家的交換生。據校方的行政人員說，COVID-19使國際學生更難入境美國，也使他們對留學的興趣減少。

北園的國際學生招收主任邁克爾·德雷克（Michael Drake）表示：“知道封城令和商業關閉等因素會使他們的校園體驗受限制，人數下降一點也不出奇。”

IIE對2900個機構進行了調查，發現疫情全球大流行可能不是入學人數下降的唯一原因。上一學年留學生人數也略有下降。

然而，並不是所有福音派學校都出現國際學生人數減少。印第安那州的伯特利大學（Bethel University）逆勢而上，多招收了11名國際學生，總共107名。負責教學事務的副主任芭芭拉·貝勒費耶（Barbara Bellefeuille）說，這是該校連續第二年國際學生人數有顯注增加。

貝勒費耶說，伯特利大學新增的三個體育項目有助在國外招生。如果不是因為全球疫情大流行，國際學生的增長幅度會更大。有五名國際學生把入學日期推遲到下一個學期。

這學期遭遇的挫折，令那些在招收國際學生中剛開始有起色的學校失望。西雅圖太平洋大學最近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接受其他種類的考試成績和免除一些測試要求。西雅圖太平洋大學和伯特利大學都有專員負招收國際學生。

CCCU各學院將因國際學生流失所導致的經濟損失而掙扎，但所損失的並不純粹是財務上的虧損。

貝勒費耶說：“我們真的相信教育是能改變生命的。” “我認為，如果校園裡的學生不能代表這個世界，我們便不能做到這一點。”

翻譯：Ada Lee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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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知道基督的臨終話語，但我們能解釋有什麼“成了”嗎？

關於十字架上的高潮時刻的仔細思考

Keith Lance / Getty

《聖經》中有最著名的一句話，也是最令人費解的一句話。我們都知道，耶穌在臨死的時候，說出了“成了”這句得勝的話（約19:30）。我們一直在引用它, 我們用我們的歌曲和佈道來慶祝它, 我們中的一些人在身上紋了希臘文的原詞，tetelestai。然而，如果有人讓我們說出它具體的含義，解釋有什麼“成了”，我們可能要停下來思考一下。耶穌是說他的生命和使命已經結束了嗎？是罪的力量被打破？死亡的統治已經結束？還是上述的所有？

在神學上，我們可以為每一種解釋辯護。但有趣的是，唯一記錄這句話的福音書作者約翰，卻沒有提到任何以上的解釋。相反地，他卻在一段話中用一連串類似的詞彙將其與其他幾個主題聯繫起來。在短短的三節經文中，他五次使用了履行或充滿的字眼，耶穌臨終的呼喊既是達到高潮。

如果我們把它更細地翻譯，譯文會是這樣的：“這事以後，耶穌知道現在各樣的事都已經_成全_了，為要使經上的話_應驗_，就說：‘我渴了’。有一個器皿_盛滿_了醋，放在那裡；他們就拿海絨_沾滿_了醋，綁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穌嚐了那醋，就說：‘_成全_了！ ’便低下頭來，將靈魂交付給神了。 ”（約19:28-30，強調是後加的）約翰似乎要我們把基督的死不僅僅看作是一個結局，而更是看作為一個高潮。

這五個詞中的每一個都值得我們深思，因為它們幫助我們看到約翰所聯繫起來的幾件事。第一個是指向前面一段：“這事以後，耶穌知道現在各樣的事都已經_成全_了…”什麼事之後？這裡說的是，在確保他的母親被接到他的朋友家里後（26–27節)。對約翰來說，這是一個關鍵時刻。十字架腳下有五個人，包括基督的母親（馬利亞）、復活的第一個見證人（抹大拉的馬利亞）和約翰本人。耶穌的死把他們連接在一起，把不同家庭的人結合成一個家庭。在某種程度上，這一刻標誌著教會的開始。任務完成了。

緊接著是下一個例子，耶穌提到他的口渴，這是說“使經上的話_應驗_”。（他可能是指詩篇69:21：“我渴了，他們拿醋給我喝。 ”）從這個角度來解讀，耶穌的勝利吶喊，不僅僅是指罪債被取消。這意味著《聖經》的故事在十字架上達到了高潮。神對先知們所做的一切應許都已應驗，在基督裡成為“是”和“阿們”。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盛滿”（酸）酒的器皿和海絨。這些事物與主的死所達成的應驗有什麼關係呢？這聽起來很奇怪，直到我們記起十字架的故事開始於耶穌堅持要“喝父所給我的杯”（約18:11）。約翰筆下整個十字架故事的框架是，耶穌把上帝審判的酒杯喝得一干二淨，就像《哈利·波特》中鄧布利多在分靈體山洞裡的高潮戲一樣，現在他以耶穌借一整塊海綿喝下滿滿一罐（酸）酒作為結束。酒和牛膝草枝的聖禮色彩（出12:22）使這種聯繫更加突出。

所以，當我們最終聽到這個著名的詞，tetelestai，我們至少可以建立三種聯繫。耶穌已經“完成”了教會的基礎。他已經“實現”了聖經的應許。他已經“喝完”了神對罪的審判的酒杯。現在，在這故事的最後一幕中，除了低頭，“將靈魂交付”——就是他在《約翰福音》中一直應許的那個靈，他沒有什麼要做的了。

臨終遺言之所以有名，是有原因的。例如，佛陀總結他的教誨：“努力以獲得自己的救贖”。但基督提供了完全相反的說法：救贖不是靠我們的行為，而是靠他做工。神的教會成立了。神的應許得應驗。神的審判已經完成了。神的子民得到自由。

Andrew Wilson是倫敦國王教會的教導牧師，也是《聖靈與聖餐》的作者。在Twitter上關注他@AJWTheology 。

翻譯：Steven Hyatt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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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居宣教：散居教會是地位平等的宣教夥伴

拉丁裔、韓裔、華裔和尼日利亞裔教會體現了全球基督教的活力和生機。

【編者按】在過去的幾年裡，世界難民危機已經達到了史詩級的程度。雖然目前我們的新聞源可能已經不再充斥著這場人道主義危機的最新信息，但根據聯合國難民事務署（UNHCR）的說法，“現在全球每113人中就有1人是尋求庇護者、境內流離失所者或難民——此等風險程度對聯合國難民事務署來說是史無前例的”。這是難以接受的現實。

除了了解如何照顧和服事難民之外，我們還需要知道，有一大批人屬於更廣泛的“移民

_”類別——就是那些為了工作或其他機會而離開原籍國的人。面對如此眾多的流動人口，教會該如何回應？

我很高興能在此前推出一系列（五篇）來自散居宣教學者和實踐者的文章。我相信我們可以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東西。我們已經讀到Sadiri Joy Tira、Sam George_

、Cody Lorance__和Lisa Espineli Chinn

_的文章。

我們以斯坦利·約翰這篇文章作為這個系列的結尾。約翰是印度裔海外僑民的一員，在科威特出生和長大。他在紐約乃亞克（Nyack）的宣道會（Alliance）神學院擔任跨文化研究助理教授。他在阿斯伯里（Asbury）神學院獲得了跨文化研究的博士學位。

幾週前，我有幸參加了加拿大華人宣道會的第一次聯合研討會。這些教會是加拿大宣道會（Canadian C&MA）的一部分，會議提供國語、粵語和英語的服務。與會者代表了近100個教會，佔加拿大宣道會所屬教會總數的20%。

在那裡，我認識了江昭揚（Solomon Chiang）牧師。他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教會植堂者，曾在台灣牧養教會，後來到加拿大做神學研究。之後他在新澤西州的帕西潘尼（Parsippany）牧養了一間華人教會，然後搬到大多倫多地區。在過去二十年裡，他在多倫多建立了三間教會，所有這些教會的成員都超過了幾百人。他的事工重點是向中國大陸講普通話的新移民傳福音。

當被問及教會成長的原因時，他簡單地回答說，教會展現了基督徒的愛，這是吸引人們歸向基督的催化劑。

在美國的將近2000個宣道會的教會中，散居教會目前佔46%以上。皮尤論壇2014年的《宗教圖景研究》（ Religious Landscape Study ）報告稱，北美教會的種族多樣性（譯註：這裡應該是指非白人成員的比例）從2007年的29%上升到2014年的34 %。

隨著未來幾十年移民速度的有增無減，這個數字預計還會繼續增加。

雖然近幾十年來，全球基督教的故事一直佔據著舞台的中心位置，但其對全球移民的影響卻遠遠沒有得到足夠的反思。在談及全球移民的增加的同時，我們必須考慮到教會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巨大增長。

今天許多差派宣教士的地區不僅是基督教蓬勃發展的中心（譯註：指南半球亞非拉地區），而且來自這些地區的移民還在他們新的散居地積極開展福音事工。皮尤論壇的《遷移中的信仰》（Faith on the Move）報告說，所有國際移民中近一半（49.6%）是基督徒。換句話說，世界上大多數移民都是基督徒。如果我們僅僅考慮移民到美國的人，這些數字進一步凸顯出來。同一份報告稱，在外國出生而居住在美國的人中，有近四分之三（74%）的人認為自己是基督徒。這些對我們如何談論散居人群有巨大的影響。

通常，我們對散居群體的討論僅限於將他們視為福音必須傳到的群體，以及必須動員起來向他人傳福音的群體。

誠然，人群從“福音未及（unreached）之地”或“福音不可及（unreachable）之地”向全球城市的移動，為見證福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因為移民更傾向於重新考慮他們信仰上的委身。

同樣，一些掛名基督徒也可能會在遷徙中更新或加強他們的宗教歸屬。在進行這種對話的同時，我們必須記住，散居在國外的大多數人都是基督徒。這就是為什麼儘管有預測說北美的基督教信仰會衰落，我們卻看到北美大部分大城市的散居教會在增長。

北園（North Park）神學院的樂頌成（Soon-Chan Rah）教授恰如其分地指出：

“當許多人哀嘆21世紀初美國基督教的衰落時，很少有人認識到，美國基督教實際上可能在增長，但增長的方式出乎意料，令人驚訝。美國教會需要面對這一不可避免的情況，並為她的下一個歷史階段做好準備——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將看到一個非白人佔多數、多種族的美國基督教。 ”

我們對散居社群的討論必須認識到這些散居教會在北美地區的活力、生機和蓬勃發展。散居人群所代表的社區不僅要被宣教和被動員投入宣教，更重要的是，他們必須被視為全球基督教共同圖景中的成員和地位平等的宣教夥伴。

來自西方主流文化的基督教領袖可能會對散居群體過於依賴其種族圈子內的歸屬感或過於堅持自身語言和文化特性的連續性表示失望。他們可能只想把散居教會同化、吸收到英語教會或多元文化教會範式下的主流文化中。

這種方法掩蓋了主流文化的民族中心主義，我們必須以承認教會類型的多樣性——包括特定民族和語言的教會的合理性來取代它。

散居教會也面臨著內部的挑戰，因為他們要分辨如何適應母國文化和散居國文化的變化，以及針對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進行門徒訓練相關的問題。我們不能假定同化會解決各種複雜的問題。散居國外的教會領袖，特別是第二代移民領袖，可以留心每一代人在文化和語言上的細微差別，在福音在他們自己的文化中的本土化方面發揮關鍵的作用。

當我們反思全球基督教的圖景變化時，我們必須認識到北美基督教的圖景也在變化。拉丁裔、韓裔、華裔和尼日利亞裔教會是目前佔據北美宗教版圖的眾多散居教會中的一部分。這些教會體現了全球基督教的活力和生機，並與以前已經建立起來的北美的眾教會並肩結為平等的宣教夥伴。

“交流”（Exchange）是《今日基督教》（CT）博客論壇的一部分。請支持CT的工作，訂閱可免費獲得一年的服務。博主的觀點不一定反映《今日基督教》的觀點。

（翻譯：基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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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混血基督徒, 我過去曾認為多樣性已經足夠了

李怡寧（Morgan Lee）

我是如何認識到單獨為有色族裔舉辦的聚會的價值和美麗。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Portrait by Chris Ridgeway / Courtesy of Morgan Lee / Source Images: Thomas Barwick / Ishii Koji / Joanna McCarthy / Getty Images

我的混血身份對我的個人認同非常重要，以至於當我被要求帶一個代表我的物品來參加集體面試的破冰遊戲時，我帶的是一台攪拌器。

也許我自己家世中不同的淵源——我的父親方面是華裔和夏威夷裔，我的母親是白人——讓我更加好奇，想要與來自各種背景的人認識、聯繫和互動。

我喜歡舉辦派對，參與許多社交活動，而且我總有辦法和陌生人建立關係。

我喜歡交朋友的個性以及在灣區長大的背景，意味著我容易適應不同環境，從我所就讀過的少數族群過半的天主教高中，到以白人為多數的基督教大學。

但在那裡，我開始注意到，有色族裔的同學大多只是跟自己的族群互動，而學校既有的運作模式似乎加強了這種族群的小圈圈。

因為我在白人福音派中長大, 我知道在大學裡與白人同學相處所需的用詞和文化參考點。

我在那裡很舒服，而且別人基本上把我視為白人。當有人問，我的姓是否是“羅伯特·李將軍的姓一樣” ，我可以感受到這一點。但我沒有意識到的是，對於其他少數族裔，在這種環境中社交、生活和學習會有多消耗精力。

儘管我的大學離紐約市約三小時車程，離費城約兩小時，但我很多白人同學卻很少在城市裡待過。當我在感恩節和復活節假期去拜訪同學的社區時，我注意到很少有人生活在多種族的社區、參加多種族的教會、或者有他們族群以外的朋友。

在和我一起長大的兒時朋友中，有好幾位的父母也分別是白人和亞洲人，但我在大學裡沒有遇到一個跟我背景類似的人。

回想起來，我對有色人種的學生經常聚集在一起並不感到驚訝。

多種族聚會的極限

近年來，我在大學裡註意到的那種自我隔離，在美國福音派當中已經形成了一種更為深思熟慮的結構，越來越多的組織專門為有色人種提供研討會和活動。

“基督教社區發展協會”（Christian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連續兩年為有色族裔婦女舉行會議後的退修會。“福音聯盟”（The Gospel Coalition）的婦女大會為有色人種婦女舉辦活動，IF: Gathering這個組織以前也舉辦過類似的活動。去年，我參加了 Entrusted Women的活動，這是一個原本在線上的社群，後來轉變為替有色族裔基督徒女性創意工作者舉辦的退修會。今年早些時候，我也參加了Someday is Here 為亞裔美國基督教女性舉辦的退修會。

如果是大學時期的我，看到這些，會對它們的存在感到費解，也會對多種族或多民族空間是否真的不足感到困惑。其他很多人仍然會這樣覺得。福音派的弟兄姊妹們會問：“我們不是應該是同一個教會，不分彼此嗎？” 他們提起大使命、《使徒行傳》和《啟示錄》如何描述“萬民”被呼召作為同一個教會來敬拜神，以及基督如何克服我們的種族差異，因為在祂裡面“不分猶太人或外邦人”（加3:28）。

但是，我已經親眼看到為少數民族舉辦的活動、組織和事工如何在信徒個人的屬靈生活中發揮關鍵作用、並祝福整個教會的。

為有色族裔或單一族裔舉辦基督教聚會的做法，似乎與多民族教會和事工的增長相左。

根據上週發表在《宗教科學研究雜誌》上的新研究成果，在美國，近四分之一的福音派教會現在屬於多種族教會，這意味著沒有單一個種族佔會眾的80%以上。

但社會學家發現——也與他們過去所發現的一致——多種族的教會並不一定會改變會眾對種族公義等問題的理解。大多數多種族教會都是由白人領導的、白人佔會眾多數，他們追求多樣性的方式不會 “挑戰白人會友的觀點和做法”。

類似的現像，我也看到在福音機構的事工活動和會議上發生。儘管人們努力使這些聚會多樣化，但預設的文化背景往往仍然是多數族群的文化。即使善意的組織者擴大了講員的陣容和話題，身為少數群族的講員通常還是會為了更廣泛的吸引力而放棄自己的文化喜好。比如在國際性的場合中，我在2019年參加的一個基督教活動，其與會者來自90多個國家。雖然是在美國境外舉行，但整個活動都是用英語進行，幾乎每一首敬拜歌曲，都是西方歌曲。

幾年來，我也聽有色族群的基督徒同工說過，為什麼他們覺得在福音派的空間裡無法完全融入。他們的坦誠讓我思考我們教會中人如何在信仰和文化上對他人作出肯定。我意識到，因為我努力向那些身處多數族裔文化的人表現出殷勤的姿態，我的“表現‘讓他們很自在，以至於他們不太可能努力來理解我作為一個混血兒的文化背景和喜好。

在過去的一年裡，我和一位同工為在芝加哥地區基督教事工工作的有色族群人士組織了一些活動。不出意料，我們主要的話題，是關於工作場所對於我們的情況不做考慮所帶來的各種掙扎。我們的聚會，讓人們釋放了一些因工作場所而引發的挫折感和誤會。而且因為人們參加這些活動是為了紓解壓力，所以我們談話的深度通常更豐富、更深入，而且成為我們離開活動後，走向深厚友誼的催化劑。

幾年前，我為東亞裔美國人開始了一個講故事的社群。（我告訴過你，我是個愛建立關係網的人！）我理所當然地收到了關於它狹隘焦點的質疑。我試圖解釋說，將小組縮小到日裔、華裔和韓裔，使我們能夠以一種更加細緻和有層次的方式探索這些身份。

雖然從外面看，可能會顯得更狹隘或更單一，但在相似民族的團體（ethnic-affinity groups）中待的時間越長，你就越能看到這裡的多樣性有多麼豐富。為此，在這個小組中，我們曾談論過台灣人和中國人之間身份認同的緊張關係，討論過韓國基督教的複雜性，聽過人們分享其父母天安門廣場之夜在北京的故事，思考數十年前日裔美國人拘留營的歷史影響。

一個不同的預設文化立場

有些基督徒也對組織僅限於有色族裔或單一種族或民族的聚會提出質疑。在談到人們對於專屬黑人基督徒空間的質疑時，作家Jemar Tisby 問道：“你怎樣去說‘這個不是為你組織的’，而不會被認為是反白人？如果你宣布只和黑人聚會的意圖，那隻會帶來更多的質疑和來自那些不理解黑人團結需求的人的譴責。 "

有些基督徒可能真誠地想，為什麼不干脆讓聚會在總體上更多元化，就像我更年輕時傾向於提倡的那樣。或者他們會尖銳地問："為什麼其他族裔可以組成自己的聚會，而白人就不行？"

經常地，我們都需要一些屬於自己的空間，在其中不必為自己做出過多解釋，我們提及的事情可以被領會，對於恐懼和挫折可以有共同的感受。這些空間也可以成為我們免受種族主義和文化無知的影響的庇護之處，而太多的有色族裔要在白人佔多數的空間中面對這些問題。這種熟悉程度可以培養更深層次的友誼和門徒訓練。但是，正如社會學家所呈現的那樣，現有的教會和事工為白人基督徒提供的正是這種環境；作為多數族群，他們的文化線索（cultural cues）是標準，即使是非白人少數群體在場的時候也是如此。

我已經學會了不要低估了相似民族團體（affinity group）在重設我們文化標準方面的重要性。與其要翻譯、解釋上下文，或跳過你家人最喜歡的歌曲、電視節目或家庭傳統，與你有相同背景的人交談，有一種志同道合的感覺。顯然地，與那些我們必須向其解釋文化的人相處，我們會得到成長。事實上，基督呼召我們建立這種跨越邊界的友誼。但是，那些了解我們的人，能與我們一起悲傷、安慰並督促我們，與他們在一起也能讓我們受益。

美國的白人基督徒可能不認為他們的喜好是其文化所特有的，但趨勢顯示他們有同樣的行為。白人教會的信徒很少把自己放在文化少數族群的位置上；最近的研究將美國教會日益增長的多樣性描述為通往白人為主體教會的“單向人潮”，而白人“一如既往地”不願意去黑人教會。

身為哈帕（hapa）和基督徒

也許我參加過的最有意義的小組，是幾年前我去校園基督徒團契（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的Urbana宣教特會，參加他們為波利尼西亞學生舉辦的分組討論。在夏威夷基督徒的包圍下，儘管我不知道所有的歌曲或夏威夷人才懂的笑話，但通過父親獲得的少量當地知識卻讓我與其他人產生共鳴。

更重要的是，這個環境提供了一個空間，同時肯定了我身為基督徒和夏威夷裔的身份，也提供了一個願景，那就是與其中一個身份可以更密切的關係可以同時發生在另一個。這種信仰與文化身份融合的應許一直伴隨著我，這也是我計劃在今年年底前去夏威夷旅行的原因之一。

夏威夷語中有一個詞，哈帕（hapa），是指混血兒，這是我小時候爸爸教給我的。多年來，這個詞一直是一個禮物——一個單一、完整的詞來概括看似多重、零散的身份。

這種對不同文化身份的調和是神的傑作的一部分，祂不會要求我們以犧牲一件事代價來成就另一件事。祂超越了我借用攪拌器在破冰遊戲中所做的比喻。祂知道我們所有的文化和背景，所有的共同點和差異，並邀請我們進入祂的國度，並看我們是好的。

李怡寧（Morgan Pomaika’i Lee）是CT的全球媒體經理，也是Quick to Listen節目的共同主持人。

翻譯：Addison Lin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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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之地”中的生與死

傑里米·韋伯（Jeremy Weber）

在巴布亞山區，宣教士和印尼專業人員一起為失喪的靈魂服務。

馬米特的高山跑道，是宣教飛行員林才欣去世那天的目的地。

Timothy Dalrymple

在巴布亞內陸的高空，飛行員越來越著急。現在是早上，到達時間比他想要的要晚，雲愈來愈密了。下面某一處就是莫克多馬（Mokndoma）部落的村莊。烏雲時常分開，偶爾露出村民的居所，就在叢林斜坡上。但這小型螺旋掌飛機的燃料不足，又缺乏清晰同時又無風的視野，看不清要降落的草地跑道。

飛行員和他的同事來回盤旋。同事的飛機載著代表團的另一半——基督教商人、學者和記者，在僅僅幾分鐘前成功地降落，但卻可能會一直呆在那裡直到第二天早上。繞小圈盤旋一會兒之後，他終於放棄。莫克多瑪只能等待。

這就是宣教士在這個星球上最偏遠的地方之一面臨的挑戰。這一組人離開巴布亞幾個月後，一名宣教航空使團（MAF）的美國飛行員在那裡喪生。 5月12日一大早，林才欣（Joyce Lin）的科迪亞克飛機墜入森塔尼湖（Lake Sentani）裡。這位麻省理工學院和戈登-康威爾神學院的畢業生，正在運送處理冠狀病毒的物資去馬米特（Mamit），另一個在高地的部落村莊。

她的死使世界各地許多基督徒的注意力集中到這個遙遠的角落，雖然這可能是短暫的。在那裡，宣教士們一代又一代地向數百個信奉精靈教的部落傳福音和翻譯《聖經》。

今天，外國宣教士和本地基督徒之間的創意性夥伴關係，使雙方能夠將他們獨特的恩賜聚焦在基督的身體上。

林才欣喪生的島嶼是僅次於格陵蘭島的第二大島嶼，擁有在喜馬拉雅山脈和安第斯山脈之間的最高山。那裡的部落曾經以不斷的戰爭和精靈敬拜儀式而聞名。西半部分，即巴布亞，是印尼最大和最東端的省份。印尼政府離開那裡遙遠，給予的服務緩慢。（東半部分，即巴布亞紐幾內亞，有更多的部落和更多的需求。）

巴布亞的宣教活動總是帶有風險。當美國基督徒紀念吉姆·艾略特（Jim Elliot）和四名在厄瓜多爾殉難的宣教士時，澳大利亞基督徒慶祝斯坦·戴爾（Stan Dale）的傳承。

作為一名前突擊隊員，戴爾在二戰後深入到島上的山區中心，去接觸亞利 (Yali)部落。 1966年的一天，他遭到攻擊，被射中五箭，但他倖存下來，並決心繼續。 1968年，另一組亞利戰士攻擊他，這次用幾十枝帶刺的箭。

戴爾和他的朋友菲力浦·馬斯特斯都在那天死在河岸上。然而，福音在部落中傳開。戴爾從《馬可福音》開始翻譯的《聖經》，後來被完成，使雅利人成為在巴布亞數百個部落中第一個擁有用他們語言翻譯的整本《聖經》的部落。

經過澳大利亞人、美國人和其他人數十年的宣教投資，在印尼最近的人口普查中，巴布亞330萬的居民，大多數被認定為基督徒。成千上萬的教堂點綴著曾經充滿精靈教遊牧民族的山坡村莊。

然而，許多人只是名義上的信徒，或信奉與精靈教混合的信仰。因此，仍然需要門徒訓練和《聖經》翻譯。在巴布亞的275種語言中，不到70種語言擁有完整的新約，有同等數目的語言有部分的《聖經》。只有少數語言有完整的《聖經》譯本。

今年世界衛生組織（WHO）宣佈新冠全球大流行，跟著政府就切斷了巴布亞與外界的聯繫。在這宣佈的幾星期前，CT作為訪問團的一部分，訪問了五個村莊。據這些村莊裡的宣教士說，當地人民嚴重缺乏教育和保健，這是他們在翻譯《聖經》上面臨的最具挑戰性的障礙之一。

在達博托村（Daboto），斯蒂芬·克羅克特（Steve Crockett）和他的妻子卡羅琳自2000年以來，通過 Ethnos360 （以前叫“新部落宣教團”），為莫伊人（Moi）服務。這位來自俄亥俄州的宣教士說：“我們首要的任務是他們靈命的健全。我們希望他們聽到福音，成長為一個成熟、繁榮的教會。但我們非常了解他們身體上有很大的需求。”

他形容他的禱告清單的需求是“壓倒性的”。許多是物流方面的：從海岸獲得物資，與飛行員協調時程表，與當地官員互動，為遠端病人安排緊急醫療護理。效果可能來得很慢：修建村裡的泥土跑道就花了8年時間。他說：“這麼多年來，我們在晚上任何時間都會被有需要的人吵醒，真不知道我們如何能做每一件事。”

宣教士敏銳地意識到需要《聖經》。一位宣教士說：“在那裡可能宣教一輩子，而下一代卻沒有人記得。但是，如果你留下聖經，他們可以讀，這會產生很大的區別。”

可是，當對教育和醫療有如此緊迫和持續的需求時，他們哪有時間翻譯呢?

於是出現了“亞亞桑·彭迪坎·哈拉潘·巴布亞”(YPHP)，一個總部設在雅加達的基金會，為農村地區提供基督教教師和衛生保健工作人員。創始人是印尼基督教商人詹姆斯·里亞迪（James Riady）。他看到印尼政府在花功夫要更好地整合巴布亞，最顯著的就是在森塔尼機場附近興建一座大型的新足球場。但是，政府在為該地區的學校和診所服務提供工作人員方面有困難。

許多教師只來學校處理期末考試。最靠近的政府診所，通常需要步行三天才可到達，還無法保證抵達時那裡有醫療人員。政府人員可能有幾個月不在，待在省府賈亞普拉（Jayapura），等待不常拿到的薪水。

里亞迪說：“除非上帝呼召，否則沒有人會來巴布亞工作。在偏遠地區，政府在教育和醫療保健方面的努力失敗，是因為那些被派遣的人沒有上帝的呼召。”

在爪哇島西部的雅加達，里亞迪的家庭基金會經營著一所基督教大學，包括教學和護理學院。來自31個省的學生，如果承諾在畢業后參加五年的志願服務，就可豁免學費。在2500名校友中，許多人選擇在印尼的6000個有人居住的島嶼中最貧窮和最偏遠的地區服務。

YPHP目前在巴布亞8個村莊提供服務，經營8所學校和5個診所。在2020年，50位全職教師教導870名兒童，12位護士和1位醫生治療了8000名病人。

亨尼（Henny）形容自己是雅加達的“城市姑娘”，她說：“我很慚愧，有這麼多 [外國] 宣教士關心巴布亞。我是印尼人,甚至不知道這裡有人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她現在是七個“大師”之一(印尼語教師的意思)，在納爾卡高山村莊的“希望燈籠學校”（Sekolah Lentera Harapan）服務於140名學生。 “我要求被送到這裡。我的家人不同意, [但] 我來這裡是因為我知道我的目的和呼召。”

像她這樣的“大師”——其中四分之三不是巴布亞人——是受人愛戴的。在莫克多馬，YPHP代表團受到隆重的烤豬歡迎——在這文化中，豬是很珍貴的，婦女甚至用母乳餵養它們，當一頭豬死去時，會哀悼到要切斷手指。在訪客離開村莊之前，YPHP的老師和診所工作人員經常唱“莫雷亞尼”（Melayani），這是一首反省性重複唱的崇拜歌曲:

“服務，更真實地服務；
上帝首先為我服務。
愛，更真實地愛；
上帝首先愛我。
原諒，更真實地原諒；
上帝首先原諒我。”

這夥伴關係對雙方都至關重要。 YPHP仰賴長期宣教士，其中許多人已經在巴布亞幾十年，幫助他們建立與部落間的信任，並提供鄉村學校和診所的穩定。巴布亞人有深色的皮膚，非常捲曲的頭髮，幾乎覺得來自雅加達的“直頭髮”是外國人，即使他們是印尼同胞。

另一方面，YPHP使到宣教士能夠專注於他們的核心呼召——當地人的靈命健全——並在聖經翻譯和門徒訓練方面取得更迅速的進展。克羅克特說：“當YPHP在2016年來到這裡，願意提供一些需要的項目時，這是一個夢想成真——一個祈禱巨大的應允。”

他預計在三年內會終於完成莫伊語的《新約》，然後他將翻譯《舊約》的一些關鍵經文，從1000節增加到4000多節。他說，這個擁有500名成員的部落，之前在很多方面保持著“石器時代的生活方式”，現在有三分之二的人識字。 “他們用這個來讀《聖經》，他們沒有其他閱讀的需要。”

克羅克特的教堂裡佈滿了生動的圖畫，是教導《聖經》的敘事弧線——從創造到基督，到《使徒行傳》中的早期教會。這培養了一批長老，能夠在他一家將來離開後，繼續教導訓練信徒。他指一下山谷的對面。 “在那裏有一個村莊，已經把《新約》教導到羅馬書，而我甚至從來沒有踏足過那裡。”

另一個關鍵夥伴是航空事工。在森塔尼MAF總部的牆上，掛著紀念7名飛行員的牌子，這些飛行員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在巴布亞遇難。沃利·威利是MAF巴布亞的首席顧問。他說：“我在這裡的頭兩年，做了11個棺材,“。林才欣是23年來MAF的第一例死亡。

在這些牌子附近的書架上，擺滿了各種形狀和大小的五顏六色的《聖經》譯本。 “這是我們來這裡的原因”，威利說。飛行員和翻譯員一樣致力於《聖經》翻譯。

MAF在150個村莊服事數十個宣教點和其他客戶，但YPHP的學校已成為其最優先的。威利在巴布亞住了超過40年，已經成為印尼公民，在深塔尼開辦了這島上主要的“希望燈籠學校”。他說：“除了福音之外，我們在這裡最大的需要是教育和醫療保健，培養新一代敬畏神的男女，在社會裡擔任領袖的任務。這是使這省份成為世界的一盞明燈的關鍵。”

里亞迪說:“我們正在與時間奮鬥。我們只有一代人的機會，通過教育、醫療保健和道德生活，把福音帶到這裡。” 這是因為，隨著政府發展更多的基礎設施，很明顯，與外界的聯繫已經越來越大，開始帶來酗酒、賣淫和愛滋病毒等社會弊病。

里亞迪說，巴布亞有大約400個村莊有簡單的機場，所以這是YPHP可以開辦學校和診所的上限。威利說，然而目前只有大約70位宣教士留在內地，比十年前的250位要低。夥伴關係模式的機會正在縮小。

里亞迪說：“我們看到有太多工作要做。在這些村莊建造的成本幾乎與在雅加達建造一樣高，因為必須把需要的材料空運進來。花這些錢值得嗎？上帝提醒我，在祂眼中，每一個靈魂都是有價值的。”

他接著說：“最大的挑戰不是在物資上的，而是在乎宣教士和老師對孩子們是否有心。我們可以募集錢，但蒙召去做宣教是上帝的工作。”

其中之一是韋斯·戴爾（Wes Dale），他原諒了雅利戰士對他父親斯坦的所作所為，他反思了在教會每周聖餐時經常背誦耶穌的話：“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路23:34）。

CT遇見韋斯的地方就是馬米特，那個在4500英尺高地的村莊，就是林才欣遇難之旅所要前往的村莊。他在那裡服事拉尼族的聖經學校教書，拉尼部落是巴布亞最大的部落，約有25萬名成員。他幫助其他宣教士完成把整本《聖經》翻譯成拉尼文。他們花了25年時間。

在父親去世的50周年，韋斯和他的妹妹Joy去了父親殉道的地方。在粘土的地上，雅利領袖們寫了使徒行傳1:8，耶穌告訴他的門徒：“你們…要…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那裏是巴布亞幾個臨時紀念館之一，紀念那些為了要把生命帶給他人而喪失了自己性命的宣教士。林才欣的追悼會是在YouTube上直播，由於冠狀病毒的限制，連家人都無法前往巴布亞。鏡頭聚焦在她的棺木上，上面覆蓋著藍色和白色的花，音樂在播放和評語不斷地傳來。一位評論者寫著：“帶著悲傷，撒在地上的種子將成為許多人的祝福。”

一段視頻用一首名為《你的愛閃耀》的詩向林致敬，它是由一位曾參觀過YPHP實地考察的印尼企業家所寫的。作者解釋說：“我真不明白那些在巴布亞內陸服事的宣教士、飛行員、教師和醫生，如何能夠去到那裡，並在那非常不容易的情況下生存下來。”他反思從60年前的戴爾到2019年的林才欣，這些如潮水般來到“雲之地”的宣教士們：

“從地球的每一角落，從地極，
你把你的摯愛送給他們。
挑戰和距離並不重要，
在一個隱藏的地方，遙遠的地方。
在巴布亞的黑暗角落，
我看到你愛的光芒明亮地閃耀。 …
六十？五十？四十？三十？去年。
我無法想像你的愛是如何帶他們來。
二十？十？五？兩年甚至一年前，
我無法想像你的愛會如何送他們去。”

在她最後幾封支援信中的一封，林寫著，“基督徒喜歡引用羅馬書8:28中一節著名的經文，講到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她驚歎“在許多方面，這節經文在她去印尼服事的呼召中，得到應驗。”

林去世后不久，有人彙集了一堆紅玫瑰和手寫便條，放在馬米特陡峭的高山跑道上，就是她的飛機那天應該要降落的地方。正如她所希望的，飛機不斷地來到。

傑里米·韋伯（Jeremy Weber）是CT環球部的主任。

翻譯：勵元達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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