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台灣的基督徒應該支持烏克蘭?——基督教神學上的理由

基督徒的立場不是基於愛國主義或“公民宗教”,而是出於教會在救贖歷史和世界歷史中的角色。

Christianity Today May 15, 2022
Edits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China Photos / Stringer / Getty

每年2月28日,台灣人民都會聚集在一起,紀念1947年以大規模軍警鎮壓結束的“二二八”事件。在紀念 二二八時,我們反思我們在歷史上與暴政進行的鬥爭——我們目前享有的權利和自由來自多年的抗爭,今天我們仍然為保護這些權利和自由而奮鬥。

今年,我呼籲我的台灣同胞通過表明支持烏克蘭的立場來紀念二二八事件。對我來說,身為台灣人就應該聲援烏克蘭人民反對入侵和暴政的鬥爭。

在我後來跟朋友之間友好的神學討論中,出現了一個問題:我是以台灣公民的身份,還是以基督教神學人的身份發表這樣的評論的?或許兩者都是?我應該如何理解我的台灣人身份與我的基督徒身份之間的關係呢?

首先,我必須毫不含糊地說明:我不是 一名“台灣基督徒”,而是一名 “來自台灣的基督徒”。在符合聖經的世界觀中並沒有“公民宗教(基督教)”的概念存在的空間。

瑞士神學家卡爾·巴特(Karl Barth)因反對德國的“神秘民族主義”而於1935年被迫離開德國。他於1936年在《上帝的恩典揀選》(Gottes Gnadenwahl)一書中寫到他的祖國:“並不存在一個全體瑞士人的‘生活總體性’(Lebenstotalität),沒有‘瑞士的宗教’或‘瑞士的基督教’”。同樣,德國神學家莫爾特曼(Jürgen Moltmann)在2019年的一次採訪(視頻)中對我的台灣神學同儕林鴻信老師和我的中國同行洪亮說:“我不是一名德國基督徒,而是一名在德國的基督徒。”作為一名新加爾文主義者,我由衷地認同這些神學家對公民基督教的摒棄。

當然,你可以說公民宗教可以有許多不同的形式,民族主義也不是一種單一的現象或意識形態。有些人認為,民族主義只是這樣一種觀念:一個國家是由一個民族的規範和共同的價值觀形成並維繫在一起的,而這些對價值觀最好的描述是它們具有宗教性。

在這種觀點中,公民宗教是賦予一個民族某種國族身份的宗教。有人認為,民族主義和公民宗教本身可以是無害的,甚至是符合聖經的,不一定與它們在第三帝國表現出來的形式相似。

對於這種論調,我只能斬釘截鐵地用一個“不!”字來回應。

新加爾文主義的“領域主權”原則是一項在其他流派的基督教神學中也能找到不同表達方式的符合聖經的原則,它規定宗教、國家和民族的領域必須恆久保持區隔。只有耶穌基督對萬事萬物擁有主權。在上帝的美好創造中,每個領域相對於所有其他領域都具有主權。正如俄羅斯在道德上有責任尊重烏克蘭的國家主權一樣,在上帝創造的道德秩序中,上帝禁止宗教、國家和民族之間互相侵犯。

在新加爾文主義中,領域主權的理念包含在通常被稱為 “基督教世界觀”的系統中。有些人將其描述為 “基於創造的世界觀”,但這種描述並不能概括整個概念。

簡單地說,我喜歡稱之為 “新加爾文主義巨擘 ”的一些神學家——其中最著名的是凱波爾(Abraham Kuyper)和巴文克(Herman Bavinck),我還要加上霍志恆(Geerhardus Vos)——對 “基督教世界觀 ”的看法,是把世界歷史看作是救贖歷史——創造、墮落和救贖的歷史——得以展現的舞台。我喜歡借用巴特的修辭,把世界歷史描述為救贖歷史的 “外在基礎”,把救贖歷史描述為世界歷史的 “內在基礎”。

如果這聽起來太抽象,我們可以想想《路加福音》第2章第1節記錄耶穌出生在凱撒·奧古斯都(Caesar Augustus)統治下的羅馬帝國的經文。作為羅馬帝國第一位事實上的皇帝,奧古斯都從被刺殺的尤利烏斯(Julius)手中接過了凱撒的頭銜,並採用了“奧古斯都”這個名字——那是一個通常用來描述神明的詞,用來影射他具有某種神性。他讓維吉爾(Virgil)的《埃涅阿斯紀》(Aeneid)成為羅馬民族身份的官方敘事——這部民間史詩編造了拉丁民族被命運選中、以正義的名義統治各國的神聖起源的故事。

自稱奧古斯都的人確實是上帝揀選的統治者,這是世界歷史和救贖歷史的作者寫下的最好的戲劇反諷之一。上帝選擇了這個人,並通過在《路加福音》中簡短而重要的提及,讓歷時歷代和全世界的人知道他。

聖經提到這個羅馬皇帝的意義在於,當我們根據世界歷史的內在基礎來鑒查其結果時,它向我們表明自封的皇帝神性(“天子”)的概念對於世界歷史根本是無關緊要的——世界歷史是上帝與他的子民在耶穌基督里立約的歷史,其基礎是父、子和聖靈之間永恆而不可動搖的契約。(改革宗神學家稱之為“pactum salutis”,即“救贖之約” 。)

一個嬰孩誕生了,他的出生(“聖誕”)今天繼續在全世界被慶祝,而埃涅阿斯則被視為一個在戰場上尋求榮耀的杜撰傳奇人物或戰爭販子式的虛構神話英雄(儘管他似乎具有同情和正義的美德)。

作為基督徒,既然我們號稱相信奧古斯都統治下出生的嬰孩(耶穌)的故事,我們就必須在心中尋找殘留的埃涅阿斯的影子,並將它趕出去。因為基督的誕生是為了成全上帝律法中的第一條和第二條誡命(不可信仰別神、不可拜偶像)——其實也是成全所有的十條誡命。我們這些承認基督是主的人,除了在道成肉身的聖子中自我啟示的真神之外,沒有別的神,也不會把任何不是神的東西神化。這適用於民族,也適用於個人所屬的國家。

儘管如此,有些人可能會爭辯說,民族主義和公民宗教(按照前面的定義)不一定會神化民族或國家。但我認為它們必然會這麼做。

在地上所有的團體中,聖經告訴我們只有一個團體是上帝為基督徒彼此團契而揀選、通過傳講真道和施行聖禮成為上帝施恩的管道。這個團體就是教會,她在舊約時代採取的是以色列的形式。

以色列是上帝的 “選民”,但她不是一個政治意義上的國家,而是上帝與亞伯拉罕所立之約中的一個屬靈的信仰團體。如今神的選民是通過教會體現在地上的各國之中。使徒彼得告訴我們,只有教會構成了“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 ”(《彼得前書》2:9)。在我們從萬國中被呼召出來、聚集於教會之前,我們“算不得子民“,“ 現在卻做了神的子民”(《彼得前書》2:10)。

換句話說,教會是唯一的這樣一個共同體,在其中多元中的合一建立在一主、一信、一洗(《以弗所書》4:5)之上。塵世的國家可能被一些共同的價值觀維繫在一起,而這些價值觀在某種意義上最終是宗教性的。基督徒應該通過各種方式影響這些價值觀,因為雅典是耶路撒冷的外在基礎。然而,試圖用基督教信仰來統一一個地上的國家,是神化雅典,並賦予它天上的耶路撒冷的地位。

這種通過對揀選、護理、教會和末世之事的教義進行某種明確或隱含的世俗化改造,來使天上的耶路撒冷實現在地上的企圖,正是黑格爾和馬克思的哲學思想。這一點納粹時期的基督教思想家如卡爾·洛維特(Karl Löwith)以及當代作家如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和邁克爾·羅森(Michael E. Rosen)都有述及。將天上的耶路撒冷屬地化和將地上的雅典神聖化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

只有教會被上帝揀選,成為尚未到來的天國的現時預表。然而,我們確實祈禱 “願你(上帝)的國度降臨”。我們的主並沒有教導我們祈禱被帶到天上去。耶穌教導我們要祈求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這是因為凱撒·奧古斯都在地上的歷史是上帝之子來到人間的歷史的外在基礎,而耶穌基督的歷史是羅馬帝國歷史的內在基礎。同樣的道理,教會是萬國的內在基礎,而國家是神的國度降臨的外在基礎之一。

這正是我呼籲台灣的基督徒聲援烏克蘭人民的理由:首先,台灣有一個教會作為她的內在基礎;其次,這個教會在這個世界上,卻不屬於這個世界,為的是她能夠在此時此地重演在彼時彼地一次成就而永遠成就的道成肉身的歷史。

在台灣追求權利、自由和法治的歷史中,台灣基督教長老會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當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和其他長老會宣教士在19世紀末第一次來到台灣時(當時台灣是在中國統治下,後來被日本佔領),他們向這個島嶼上的人民介紹現代醫學、農業和教育。他們為婦女提供教育並倡導婦女的權利。他們研究並幫助保護原住民的文化和語言。直到今天,在台灣長老會神學院接受培訓的牧師還被要求學習用各自教區的方言講道。

這些宣教士並沒有試圖將台灣原住民或講閩南話的社區同化為一個來自西方的所謂 “基督教 ”文明。他們也沒有像16和17世紀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士那樣,試圖讓當地的統治者和政府官員改變信仰。君士坦丁式的基督教不在他們的議程上。在他們異象中的台灣基督教,是在歷史的實際情況下,將成為台灣歷史的內在基礎的信仰。

一個作為台灣的內在基礎而存在的教會有一個先知性的責任,即呼籲社會“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彌迦書》6:8)。台灣長老會在歷史上一直站在抗爭的第一線,代表他們的非基督徒鄰舍抵抗暴政。許多台灣長老會的領袖實際上是有海外關係和社會地位很高的人。但他們有“基督的心”,能夠謙卑“虛己”(《腓立比書》2:5-7),所以他們願意為鄰舍的利益而被謀殺和監禁。

他們明白一件事:耶穌是來被本丟彼拉多釘死的。上帝不僅僅是告訴我們要行公義、好憐憫;上帝在各各他山上實現了公正和憐憫。各各他是上帝永恆不變的公義和憐憫的外在基礎。因此,如果我們自詡為十字架的背負者且以此為榮曜,卻對這個世界的暴政、不公、謊言和苦難採取漠不關心的態度,我們就有禍了。

“道成了肉身”(《約翰福音》1:14)。如果我們真正相信福音的這一核心真理,那麼我們就知道,上帝禁止我們成為世界歷史的旁觀者和局外人。

加拿大人馬偕,在整整150年前來到台灣,讓自己成為台灣歷史的一部分。今年,整個台灣——不僅僅是基督徒——都在紀念他的到來。在馬偕和他的宣教同事之後誕生的台灣長老會至今深刻地影響着台灣文化。

可以肯定的是,台灣仍然是一個宗教多元化的社會,除了某些靈恩教會和靈恩運動推動者之外,台灣的基督徒並不打算把這個國家變成“基督王國”。教會仍然是台灣的內在基礎,而台灣是我們的教會的外在基礎。台灣的教會理應繼續以公義、憐憫和謙卑的價值觀,在上帝的普遍恩典之下,影響台灣社會。

而正因為台灣有一個教會作為其內在基礎,台灣教會將繼續提醒社會:無論是否是基督徒,作一名台灣人即意味着參與世界歷史(普遍恩典),通過世界歷史,上帝自己的公義、憐憫和謙卑的歷史,也就是道成肉身和基督再來的歷史(特殊恩典),將繼續展開。

Alex Tseng是一位來自台灣、從事卡爾·巴特研究的新加爾文主義神學人。

翻譯:Sean Cheng

基督教微信公共號研究對新媒體宣教的警示與啟發

基督教相關的微信公共號良莠不齊,抄襲泛濫,即使一些優良的福音公共號也被眾多的營銷號淹沒。

Christianity Today May 13, 2022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2022年3月1日《互聯網宗教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生效之後,又有一批中國基督徒創辦的福音網站,包括資深和廣受歡迎的“約拿的家”,被刪除或宣布關閉。基督徒護教作者、(前)知乎大V基甸曾在知乎回答了近300個基督教與聖經相關的問題,最近他的回答也全部被刪除。在中國境內的社交媒體上,更多基督教相關內容繼續遭到“和諧”。針對基督教相關內容的封禁刪除並非在新的管理辦法生效之後才有,而是在數年前就已經開始,並在2018年後逐漸加劇的。過去這三、四年,有大批福音機構和基督徒創建的微信公共號被刪除,很多在被刪除后試圖再開,“轉世”的公共號同樣遭到被刪除的待遇。

微信是擁有最多活躍用戶的中文社交媒體,截至2021年底,微信在全球已經有超過12億的用戶,包括訂閱號和服務號的微信公共號數以千萬計。微信公眾號作為文化的一個重要載體,也成為基督徒們言說信仰、傳遞福音的管道。到2018年,微信上已經有成千上萬的基督教公共號。儘管這些公共號的絕大多數在“網絡宣教的寒冬”的今天已經都被封禁刪除,但在2018年前的數年時間內,這些公共號曾經有過相對活躍和生機勃勃的“春天”。

2017年,普世佳音機構委託專業公司對數千微信公號進行了獨立的大數據調查和分析,通過分析計算其中的基督徒公共號發出文章的閱讀量、點贊數、命中關鍵詞數、文章數等參數,對基督徒公共號的內容和影響力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基督教微信公共號存在諸多令人擔憂的問題。我們希望這些研究分析中能夠給有心善用新媒體傳福音的基督徒個人和教會、機構提供有益的參考。儘管今天很多基督教媒體和自媒體都已經(被迫)從微信公共號撤出轉移到牆外的社交媒體,我們相信這些研究結果對未來的新媒體宣教仍然有很好的參考價值。故此,我們總結了一些主要的發現,跟基督徒和教會分享。

商業營銷公共號混雜其間

在所有的發現中最引起我們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內容涉及基督教信仰的公共號都是福音性的公共號。在基督教相關的公共號中,為了商業(盈利)目的創建的營銷類公號的數量大於基督徒、教會和福音機構創建的、以傳播基督福音為目的的福音類公號。在我們調查的公共號中,有5263個過去所發文章中曾包含基督教核心關鍵詞,但其中只有349個是以基督徒身份出現、閱讀對象為基督徒、經常性發布基督教內容的,這樣的“基督教公共號”約佔6.6%。而其中商業營銷類的公共號卻佔15%的比例。這個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微信設有可以出售商品的微店、方便賺錢支付的錢包和鼓勵作者的打賞機制。

在微信上居然有非基督徒為了盈利而模仿福音性的公共號發布基督教信仰相關的內容,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和海外華人基督徒在微信這個廣告平台上已經得到相當的關注,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同時我們研究的數據也表明,在基督徒的微信公號構成上,存在一個福音純度和含量的核心、內層、外層三層特點。

外層由數量龐大的一些公共號構成,探討宗教、信仰、文化、歷史、時政、財經、學術等方面的內容的時候,都會提到基督教、耶穌基督、福音、以色列、聖經。但是他們提及的角度、引用的目的與福音和宣教關係很遠,甚至不能使人正確認識福音。

內層是一些由基督徒、教會和一些“文化公司”開辦的公共號,但其具體運營機構信息不透明,信仰背景混雜。這些公共號的內容來源存在嚴重的抄襲和侵權現象,且多有廣告植入,部分公號還接受捐贈和奉獻,但是款項的使用並不公布,缺乏透明。這一層的“福音”極有可能將人帶到偏離福音。令人擔憂的是,他們從數量到閱讀量都超過城市基督徒相對比較熟悉的許多核心公共號。在按照文章數、閱讀量、點贊量和關鍵詞命中率綜合排名的榜單前50名公共號中,雖然也能看到一些基督徒耳熟能詳的機構公號,如“生命季刊”、“今日佳音”、“海外校園”等,但絕大多數都是來源不明的營銷號,甚至是異端經營的公共號,所傳播的信息良莠不齊。

按照閱讀量排名,在所有349个可以稱爲“基督教公共號”的前五名中,四個號都是一家在濟南的營銷公司在運營,他們的標識是“微信教堂”,所有的號都用“微信教堂”四個字做logo。排名最前的五個號都開設有微店,銷售基督徒用品,以及部分與信仰無關的保健用品。這五個號的閱讀量7600萬,超過後面95個號的5700萬的閱讀量總和。

這些營銷號文章中聖經真理方面的問題比比皆是,但閱讀量和評論數都出奇的高。比如排名第三的公共號中一篇“禱告的五個秘訣”的文章,所講的“禱告秘訣”似是而非,多有不合聖經之處,卻在發布的數小時內得到一萬多閱讀、兩百多點贊。

研究結果還顯示,基督徒公共號存在普遍而嚴重的抄襲、侵權現象。尤其是主推福音音樂和福音影視的兩類公共號,有嚴重的肆意侵權、完全不尊重著作權和版權的問題。這些公共號大量使用非授權的視頻、音頻、文字,以零成本經營,但卻接受奉獻、捆綁廣告,基本上也是以盈利為目的,不顧基本的基督教倫理,給人很不好的見證。

以上這些問題在某種程度上跟中國基督徒的構成相關。中國基督徒中仍然有相當的比例知識文化水平較低,但隨着微信在智能手機上的普及度不但提高,在使用微信的基督徒當中,他們的比例也有提高。他們在微信超級扁平化的大平台上尋找福音內容,但對找到的信息沒有能力辨別良莠,於是成為他們每日“靈糧”的恰恰更多是非基督徒為了騙取錢財而設置的公共號發布的內容。數量龐大的中國農村基督徒如此天天被微信營銷號“牧養”,實在令人擔憂。

福音性公共號缺乏影響力

由於基督教內容的小眾性、邊緣化以及營銷號的參雜等原因,在我們通過一些中國新媒體大數據平台收集數據時,許多在中國和海外華人中影響力相對來說比較大的福音機構的公共號的文章沒有被檢索到。因此我們選取了35個福音機構的公共號做了補充調研,獲取了在2017年5-6月共60天內發布的所有3086篇文章的傳播數據。我們發現:

第一,福音機構發布的文章總體數量、閱讀量偏低。在35家福音機構的公共號中,兩個月發稿量在180篇 (意味着至少一天三篇)以上的只有5個,而且平均閱讀率最高的不到8000。相比之下,許多剽竊內容的營銷號卻一天多篇,且每篇都輕易達到2-3萬閱讀。

第二,能夠做到“以質取勝”的文章微乎其微。兩個月發稿量較少(50篇以下),卻依舊獲得了比較高的平均閱讀率的,可以說是做到了以質取勝,但這樣的文章只有區區8篇文章。

基督徒微信公共號也面臨與非基督徒對話的斷裂,普遍存在內容過於單一的問題,好像基督徒都不關心地上的事,只生活在屬靈的“同溫層”中,缺乏對公共的關注和與公共對話的能力,也反映出教會在這一方面的欠缺。

雖然福音機構的公共號在內容質量方面的確有原創性和神學純正、有見識的優勢,但從數據來說,它們卻無疑輸給了夾帶私貨販賣、信仰不純正的營銷號。我們認為,這種“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提醒我們注意新媒體宣教的一些“短板”,包括基督教公共號經營者在對新媒體營銷的認識和運用、公共號的專業運營打理、對新媒體受眾的認識、對社會議題的關注和公共神學的成熟度等方面的不足。

從正面來說,這些研究結果提醒我們:受眾關係的建立和維護至關重要,精準的定位有利提高公共號的傳播影響力。另外版面設計的美感以及能夠對時事話題做出迅速的回應也很重要。如點贊數排在前面的“丹尼爾先生”、“那路”和“境界”等公共號的文章,無論是內容、時效性還是美工設計,都很適合其核心讀者群——城市知識白領基督徒,因此獲得了一批“鐵杆粉絲”。以設計感和時尚感,高度的視覺元素提煉精彩的福音敘述腳本為特點的“那路”,遠超其他公號,名列第一。

微信跟牆外的社交媒體有很多明顯的不同之處。比如由於日趨嚴酷的宗教內容審查,基督徒在微信上與福音相關的言說本身就受到很多的限制,很多時候為了在夾縫中求生存也不得不做一些自我審查。但牆外的社交媒體對網絡宣教也有其挑戰。隨着越來越多的福音媒體和自媒體被迫或主動搬到牆外的平台上,一些問題也逐漸凸顯出來。例如,2020新冠疫情將教會逼到到了線上,很多華人牧者、基督徒也在YouTube等平台開設了自媒體。YouTube的廣告分成機制促使很多播主靠此獲取收入,甚至以此為生,基督徒也不例外。但在內容選擇上,特別對一些政論時評而言,基督徒博主的資訊來源真偽以及公共對話的態度就變得非常重要。我們也擔心因為利益的驅使,一些基督徒掌握到了“流量密碼”,就像那些營銷號一樣,販售“另類真相”、陰謀論,觀點極端激烈,誇大其詞,以致成為不顧真相的“劣幣”自媒體。

對於今天很多轉移到牆外社交媒體的平台上的網絡宣教機構來說,以上我們通過研究基督徒微信公共號得到的一些認識和體會,不是所有的都適用於新的平台。但是其中一些對於使用新媒體傳福音的基本原則的啟示,應該仍然有借鑒的作用。如何在流量至上的商業化氛圍中既持守福音真理又能對讀者、聽眾有吸引力,還需要有志於新媒體宣教的基督徒繼續探索和學習。

安平,普世佳音新媒體傳播機構中文部主任,宣教牧師,《遊子新歌》叢書出版人,網絡宣教論壇核心同工。

Books

照片顯示,烏克蘭的“聖經地帶”儘管收到打擊,但並未被摧毀

在俄軍從基輔郊區撤出后,伊爾平的福音事工仿效《使徒行傳》第8章中雖被驅散但依然堅忍的教會。

烏克蘭伊爾平(Irpin)的一座在俄羅斯入侵期間被破壞的浸信會教堂。

烏克蘭伊爾平(Irpin)的一座在俄羅斯入侵期間被破壞的浸信會教堂。

Christianity Today May 13, 2022
Joel Carillet

在烏克蘭的伊爾平(Irpin),事工本來一直進行得很順利。

在過去十年中,基輔西北這個郊鎮的人口膨脹到90,000人,伊爾平聖經教會(Irpin Bible Church,IBC)也隨之增長。 這個浸信會的會眾發展到包括700名成人,另外還有300名兒童。 在2019年,12名成員在“新街區”(New Blocs)社區發起植堂,那裡有15,000名烏克蘭人住在多層公寓樓里,沒有任何形式的教會。

他們以前在地下室里的辦公室聚會。去年12月,植堂者們從當地一家銀行購買了一棟獨立的建築,很感恩他們能在租賃空間不足的情況下擁有自己的教堂。 教堂底層可容納200人,該分堂的60名成員預計會有更多的增長。

三個月後,俄國人入侵了。

作為地區機場的所在地,霍斯托梅爾(Hostomel)是第一個淪陷的郊鎮。 俄軍對伊爾平和鄰近布查(Bucha)的攻擊從2月27日開始,試圖要包圍基輔。

IBC的主任牧師米科拉·羅曼努克(Mykola Romanuk)當時正在美國,而他的家人則遷往烏克蘭西部。 他於3月5日返回,但在當天晚些時候敵軍坦克首次突破郊區時,他不得不離開。 第二天,他教會裡的一名會友回到伊爾平協助疏散,卻因俄軍炮擊人道主義走廊,與一位母親和她的兩個孩子一起遇難。這個悲劇正好為《紐約時報》記者目擊,並向全世界報道。

到3月14日,俄羅斯佔領了這個郊鎮的一半,包括教會植堂所在的街區。 IBC母堂的大堂仍然安全,但其200名成員逃到了歐洲的20個國家,另外500人則分散在烏克蘭西部。 羅曼努克在基輔以西200英里的羅夫諾(Rivne),與他的約70名教徒在一起。 敬拜在網上恢復,而堅守的信徒們則試圖為留在伊爾平的以老年人為主的4000名居民提供服務。

數十人在俄羅斯的暴行中遇害

3月16日,烏克蘭宣布進行反擊。 烏克蘭陸軍於3月28日奪回了該郊鎮。 但戰鬥在布查又持續了兩天,在此期間,俄羅斯增加了對伊爾平的看似隨機的導彈襲擊。 其中一次擊中了教會的植堂,摧毀了其屋頂和二樓的主日學教室。

而該地區並沒有軍事人員。

“任何建築物都可以重建,”羅曼努克說。 “與城市的毀滅和許多人喪生相比,這沒什麼大不了的。”

歐亞傳教會(Mission Eurasia)的伊爾平總部在俄羅斯入侵期間被摧毀,該差會是為在前蘇聯傳播福音而於1991年成立的。Joel Carillet
歐亞傳教會(Mission Eurasia)的伊爾平總部在俄羅斯入侵期間被摧毀,該差會是為在前蘇聯傳播福音而於1991年成立的。

他補充說,與某些烏克蘭新教徒教堂建築物視為神聖相比,大多數東正教徒則是把教會大堂(sanctuary)視作與上帝聯繫的神聖空間,充滿了神聖的靈氣。 裡面不允許有食物;當然也不允許有廁所馬桶。

這影響了救援工作。 在伊爾平的八個東正教教堂中,只有兩個有提供服務的附樓。 他說,雖然只有一座教堂被損壞,其神父在空襲中喪生,但只有附樓開放,以供庇護附近的教友。 一位東正教的神父試圖更廣泛地提供幫助。

“在我們的神學中,教會是一個服事和敬拜的地方,”羅曼努克說。 “現在它已成為無家可歸者的家,面向所有人的需求。”

自2009年以來,他一直領導IBC。4月3日,他與妻子和女兒一起返回,與40名流離失所的伊爾平居民一起住在教堂的地下室。 雖然有一枚炮彈擊中了鄰近的建築群,他的公寓沒有受損。 但是,儘管到4月20日有一半郊鎮恢復了供電,羅曼努克一家還是居住在他們的事奉的地方。

他們歡迎社區成員在上下午輪流來給手機充電。 每天有多達200人享用午餐。 下午6點,放一部基督教電影或有屬靈講座。 向有需要的人提供家居用品,同時向30名老人和殘疾人提供食品和藥品。

在過去的三周里,教會成員已經開始對破損的窗戶和屋頂進行簡單修復和用塑料覆蓋,以免即將到來的大雨造成進一步破壞。

伊爾平的其他福音派事工也做出了類似的轉變,以更好地服務於他們受損的社區。

伊爾平聖經神學院在俄軍入侵期間庇護了200人。 在建築物被摧毀之前,還有數百人前來獲取潔清水和給手機充電。Joel Carillet
伊爾平聖經神學院在俄軍入侵期間庇護了200人。 在建築物被摧毀之前,還有數百人前來獲取潔清水和給手機充電。

“我們知道,神學院不只是一座建築,它也包括我們的學生和工作人員,”伊戈爾·亞雷姆丘克(Igor Yaremchuk)說。 “但現在戰爭讓他們走出課堂,而前面有無數的機會來練習他們的事工技能。”

他自2008年以來就一直任伊爾平聖經神學院(Irpin Bible Seminar,IBS)的院長,現在每天通過社交媒體的晚間禱告小組與學校的837名學生保持聯繫。 每周他都會準備一次10分鐘的靈修——“與校長共享咖啡”——在其中他鼓勵人們在困難中保持忠誠,並提供有關學校的最新情況。

最糟糕的情況出現在3月20日。

同樣位於烏克蘭控制下的伊爾平,IBS仍然與公共電網相連。 該校園每天歡迎1000人前來打水和給手機充電,同時為200名失去家園的人提供庇護。

烏克蘭的反擊已經開始。亞雷姆丘克認為,俄羅斯之所以對五座相連的神學院建築逐一進行炮擊,是因為它這個社區的貢獻。 他們標誌性的綠色屋頂被毀,還有廚房和所有二樓的教室。

有神的幫助,我們將把它修復,”他說, “但這是悲傷和痛苦的。”

對於伊爾平聖經神學院建築物的修復將暫緩進行,以防俄羅斯人再次進攻。 現在,這800多名學生通過Zoom上的每日靈修保持聯繫。Joel Carillet
對於伊爾平聖經神學院建築物的修復將暫緩進行,以防俄羅斯人再次進攻。 現在,這800多名學生通過Zoom上的每日靈修保持聯繫。

校園內的廢墟正在被清理,但維修工作將等到局勢穩定後進行。 俄羅斯可能回過頭來再次攻擊基輔。 但是,如果現狀保持不變,IBS計劃在9月恢復神學教育——如果可能,進行實體教學;如果情況必須,就在網上進行。 目前它只提供一門課程,由美國的相關教授授課。

這個主題是再及時不過了:“危急情況下的精神輔導。”

雖然不能確定700名註冊學生中的每個人能夠對課程學習投入多少,但亞雷姆丘克聽到了許多關於他們積極事奉的故事。 他說,在整個國家和東歐的救濟工作和心理護理中都能感受到浸信會聯會(Baptist Union)機構的影響。 福音被分享,尤其是在防空洞里。

他把烏克蘭比作使徒行傳8:1-4中的教會。 在受到迫害和分散的時候,成員們都在傳福音。

“戰爭是可怕的,但它對烏克蘭人的靈魂有好處,”亞雷姆丘克說。 “而在一個屬靈上死氣沉沉的歐洲,我們的聖經地帶難民正在帶來一場宗教復興。”

歐亞傳教會總部的很大一部分被摧毀。Joel Carillet
歐亞傳教會總部的很大一部分被摧毀。

歐亞傳教會(Mission Eurasia)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謝爾蓋·拉赫巴(Sergey Rakhuba)從莫斯科搬到伊爾平,以逃避對福音派事工的新壓力,他從未料到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會跟隨他到烏克蘭。

這位歐亞傳教會主席買下了當地一家麵包店作為其郊區總部,將該設施的重點轉向提供生命之餅。 但當該地區落入佔領軍手中后,俄羅斯軍方徵用了該事工的房產作為軍營,以利用其兩套公寓和二樓的38人的宿舍。

彈藥存則放在地下室。 《聖經》被堆放在一起,用來擋住窗戶。 而當這支部隊在3月28日最終撤退時,它燒毀了宗教文獻並炸毀了武器。

大樓也隨之被毀。

“我們流下了眼淚。 有太多的回憶,”拉胡巴說, “這不僅是我們在烏克蘭的宣教中心,而且是整個歐亞宣教的中心。”

歐亞傳教會的《聖經》和基督教文獻被火燒毀。Joel Carillet
歐亞傳教會的《聖經》和基督教文獻被火燒毀。

但現在,在波蘭有兩個中心為難民提供救濟,在14個前蘇聯國家的國際工作則從摩爾多瓦進行協調。 烏克蘭西部的四個中心為境內流離失所者提供服務,其中盧茨克(Lutsk)印刷和分發的《聖經》是在伊爾平被毀的十倍。

“在我們中心培訓的年輕領導人現在正在前線帶領敬拜,”拉胡巴說 “神的勝利將大於毀滅。”

留在伊爾平的浸信會成員已經開始了重建其受損教堂的漫長過程。Joel Carillet
留在伊爾平的浸信會成員已經開始了重建其受損教堂的漫長過程。

羅曼努克也看到了屬靈上的閃光點。

新街區(New Blocs)浸信會於5月8日恢復了每周的敬拜。 這一天還標誌着在霍斯托梅爾的第一次聚會,35人加入了IBC發起的新植堂,以配合教會在那裡的救濟工作。

而這是在IBC未受損的主堂區舉行的第四次聚會,有50名成員回到了現已解放的郊區。 加入他們的還有另外50名來自尚未重啟教會的信徒,以及來自整個社區的另外100名信徒。

在經受了他們的試煉之後,伊爾平的福音派領導人保持着希望。

“在長達一個月的時間裡,當你看到所在的城市被摧毀,你知道你也可能會被擊中,”羅曼努克說。 “但是儘管我們很傷心,神還是給了我們比以前更多的事工。”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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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如何放射出上帝的光輝

與“相信的理由”(Reasons to Believe)機構的天體物理學家傑夫·茨維林克(Jeff Zweerink)的問答:坍塌的恆星、量子引力、為什麼物理學還沒有完成,以及這告訴我們關於造物主的哪些事情。

通過美國宇航局哈勃太空望遠鏡看到的矮小的星爆星系 Henize 2-10。 中心的明亮區域,被粉紅色的雲層和黑暗的塵埃通道所包圍,顯示了該星系巨大黑洞的位置。

通過美國宇航局哈勃太空望遠鏡看到的矮小的星爆星系 Henize 2-10。 中心的明亮區域,被粉紅色的雲層和黑暗的塵埃通道所包圍,顯示了該星系巨大黑洞的位置。

Christianity Today May 13, 2022
Science: NASA、ESA、Zachary Schutte(XGI)、Amy Reines(XGI)/ 圖像處理:Alyssa Pagan(STSCI)

最近几天,关于黑洞的研究出现了爆发性的增长。 来自挪威、巴西和加拿大的三位学者说,他们已经在引力波回波中找到了“黑洞地平线量子结构的确凿证据”。 美国宇航局的钱德拉X射线天文台报告了黑洞正在吞噬成千上万的恒星的证据。 而来自英国和美国的另外两位学者提出,“量子发(Quantum Hair)”可以解决最初由理论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描述的黑洞悖论。

据“相信的理由”机构的天体物理学家杰夫·茨维林克(Jeff Zweerink)说,新的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向我们展示了 “我们学得越多,就越能意识到还有更多东西需要学习”。 CT 问他为什么物理学没有到此为止,以及黑洞的发现能教给这些如诗篇作者们一样的基督徒门哪些东西,“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 ”(诗8:3)。

黑洞告诉我们关于上帝的什么?

并不是说“有黑洞,所以有上帝”。 但是,我们所拥有的宇宙理论——在人们知道思考黑洞之前就应该存在的理论——是以我们的宇宙应该是可以被理解的想法为前提的。 它应该是连贯的。 这些理论在遥远的宇宙中和近处的情况是一致的。

这指向了造物主。 这告诉我们关于造物主的一些情况。

看看我们最初是如何发现黑洞的。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早在1915年就认识到,当你在宇宙中移动时,从大东西转向小东西,从非常快的东西转向非常慢的东西,物理学定律似乎在发生变化。 电磁学的行为方式与引力的行为方式不同,爱因斯坦研究了一下,说这没有道理。 无论你怎么看,物理学定律都应该是一样的。

正是这一哲学思想促使他提出了广义相对论。 而如果广义相对论是正确的,那么就应该有这些叫做黑洞的东西。

广义相对论提供的思路和它天才的地方是提到空间和时间可以通过动力学量来被理解,而不是抽象的或那种空洞的空间。 当能量在空间和时间中移动时,它实际上扭曲了空间和时间,它们可能变得非常扭曲,以至于它们会破裂。 如果你有一颗质量足够大的恒星,其引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它自己塌陷,这就是一个黑洞。 于是人们开始从理论上思考黑洞,并最终找到了证据。 我们甚至发现,在我们银河系的中心,就有这么巨大的黑洞。

这里的联系是,当我们看创造时,我们期望看到一个有序的、连贯的创造。 对爱因斯坦来说,它是一种哲学思想,最终源于存在统一秩序的概念。 这就可能是你所预期的:可能有一个上帝创造宇宙。

我的基本理解是,黑洞是一个非常密集的恒星,一个塌陷的恒星,其引力非常强大,甚至连光也不只是照过去,而是被锁定在一个轨道上。 那是怎么发生的呢?

以地球这样的东西为例。 地球是圆的,因为有地心引力。 重力想把所有东西都拉到中心,所以它把所有它能接触到的原子都往里拉,但是原子都带负电,所以当原子靠得足够近时,这些原子上的电子会互相排斥。 重力拉着它们,但电磁力推着它们。

现在想象一下,我们增加了更多的质量。 它变得有点大。 但是增加越来越多的质量;最终引力会变得足够强大,它将克服电磁力并将这些原子拉得更近。 这就是一个白矮星(white dwarf)。

现在,如果你继续增加质量,它将获得更多的引力。 而最终你克服了泡利不相容原理(Pauli exclusion principle),该原理说两个电子不能存在于空间位置;你要把所有的电子推到质子中,以制造中子。 它将进一步坍缩,直到你把中子推到一起,那就是一颗中子星。

如果你继续增加物质,最终会发生的情况是,它将坍缩到所有的质量都集中到一个点上,在那里你有一个黑洞。

从本质上讲,不断增加质量,直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它坍塌——直到没有体积——所有的质量都集中在这一点上,引力是如此强大,甚至连光都无法逃脱。 这就是制造黑洞的秘诀。

有时,当人们谈论黑洞时,会有一种敬畏之情。 它甚至超越了敬畏。 你认为这是为什么呢?

对我个人来说,因为黑洞是如此超出我所能理解的,甚至远远超出所有我所经历的。 我们以一种小的方式面临着体验比我们无限大的东西会是什么样子。

当我站在地球表面时,我脚上的引力比我头上的引力大一点,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如果我脚先落入黑洞,我脚上的引力会变得比我头上的引力大得多,它实际上会把每个原子撕碎,原子会螺旋式地进入黑洞。

如果基督教是正确的,其中一件事是真实的,那就是我们作为人类生来为了敬拜。 而当你看到像黑洞这样比我们大得多、强大得多的东西时,被感动到敬拜是非常自然的反应。

很多人对黑洞很着迷,因为它们是宇宙中奇怪的物体。 但它们也给科学家带来了问题。 为什么科学家要努力了解黑洞?

广义相对论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理论。 它已经通过了我们扔给它的所有实验测试。 量子力学也是如此。 它在描述宇宙方面的表现令人难以置信。 但是当涉及到黑洞时,他们却给了我们不同的答案。 所以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挖掘。

量子力学说,信息不能被破坏。 但一般来说,黑洞只能有三种属性:质量、电荷和自旋。 这只是黑洞工作方式的性质,这就是唯一的三个属性。

假设你有一颗由南瓜饼组成的星星,你有一颗由氢气组成的恒星。 如果它们各自坍缩并形成一个黑洞,并且都还原为质量、自旋和电荷,那么它们就会看起来完全一样。 这是否意味着你已经失去了所有能告诉你一个是由氢气制成的,另一个是由南瓜饼制成的信息?

斯蒂芬·霍金在20世纪70年代发现这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看待黑洞的方式,所有这些信息都被破坏了,而量子力学的一个基本规则是你不能破坏信息。 这些信息必须存在于某个地方。

这就是我们怎样得到了霍金辐射(Hawking Radiation)的想法,作为这个问题的一个潜在解决方案。

最近有一个新的发现关于霍金辐射,我不知道该叫它发现还是争论。 你能给我们讲讲这个?

有多种解决方案已被提出,但这是一个新颖的解决方案。 这是对霍金辐射如何工作的另一个想法。 在这项研究中,科学家们表示,一种名为“量子发”的机制可以解释黑洞内的信息如何与引力场地平线外的量子状态的辐射相联系。

基本上,如果引力释放出信息——如果信息可以在引力中编码,那么它可以被辐射出去,而不会在黑洞中丢失。 从理论上讲,原则上来说,似乎信息是可以提取的。 由于引力被量化的方式,它正在发出关于黑洞的信息。

如果这是正确的,这将变得更加复杂。 这将使我们能够调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这种差异,我们将能够解释它,但随后又牵扯出它是如何对事物产生影响,这将开启一系列新问题。

从历史上看,物理学家们有时会说得好像他们几乎已经解决了所有问题。 就像我们刚要对宇宙的物理结构有一个完整的了解,以后就没有什么可了解的了。 而那些宣扬“縫隙裏的上帝(God of the gaps)”理论的基督徒则试图加快这一进程。 但是,我们似乎不会很快结束物理学的研究。

每当我们解决这些大问题中的一个,并将答案公布于众时,我们就会遇到一系列我们不知道的新问题! 将我们现在对宇宙的理解与艾萨克·牛顿谈论他的重力理论时进行比较。 我们对所发生的事情的了解比当时多得多, 但也有许多问题我们没有答案。

这几乎就像,我们学得越多,就越能意识到还有多少东西要学。 你可以开始看到,我们将乐此不疲。 我们将能够永远研究创造。 会有一些我们甚至没有想过要问的新问题。

而这一点,再次指向了造物主。 这就是我看到与神学的联系的地方。 因为在研究上帝的启示和经文以及上帝方面也是如此。 我们已经有了很多大局观,但也有新的问题,我们永远不会到此而已。 我们将永远不会对这个主题感到疲倦。 这让我个人感到敬畏,想要敬拜。

翻译:刘晨晨

责任编辑:吴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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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節——神話、幻覺還是歷史?

讓我們審視證據。

Christianity Today May 13, 2022

本文為上、下篇中的上篇

於基督復活的復活節信仰是基督教的核心,這一點很難被否認。 這種信念究竟是源於神話、源於幻覺還是源於歷史,人們常常爭論不休。 有些人認為,基督的復活是一個神話,以死亡和復活的生育神的原型為模式。 還有人認為,對復活的基督的主觀幻覺足以使門徒相信他們的領袖沒有死。 即使是那些不懷疑基督的生與死真實存在的人,對於如何從歷史角度看待復活也有分歧。 讓我們審視一下這幾種可能性的證據。

一、作為神話的復活節

A. 死亡和復活的生育之神

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榮休教授約翰·H·蘭德爾(John H. Randall)斷言:“基督教在保羅手中成為一個神秘的救贖系統,很像伊希斯(Isis)崇拜以及當時的其他聖事或神秘宗教”(Hellenistic Ways of Deliverance and the Making of the Christian Synthesis,1970年,第154頁)。 休·肖恩菲爾德(Hugh Schonfield)在《那些不可思議的基督徒》(Those Incredible Christians,1968年,第xii頁)中宣稱:“弗雷澤(Frazer)在《金枝》(The Golden Bough)中的啟示還沒有傳到大眾 …。 基督徒仍然與阿多尼斯(Adonis)和奧西里斯(Osiris)、狄奧尼索斯(Dionysus)和密特拉(Mithras)的信徒保持着深層次的聯繫。”

詹姆斯·弗雷澤爵士(Sir James Frazer)提出了一個理論,即人們普遍崇拜一個死而復生的生殖之神——美索不達米亞的塔木斯(Tammuz)、敘利亞的阿多尼斯(Adonis)、小亞細亞的阿提斯(Attis)和埃及的奧西里斯(Osiris),他在其巨著《金枝》(The Golden Bough,1906年,1961年重印)第四部分收集了大量的相似之處。 這種觀點被許多人採納,但他們很少意識到其脆弱的基礎。 通過宗教間相互比較的方法來解釋基督教的復活,甚至在蘇聯的官方宣傳中也有體現(參見 Paul de Surgy 主編, The Resurrection and Modern Biblical Thought,1966年,第1、131頁)。

20世紀30年代,三位有影響力的法國學者M·高戈爾(M.Goguel)、C·吉納伯爾(C.Guignebert)和 A·魯瓦西(A.Loisy)將基督教解釋為在希臘化神秘宗教影響下形成的一種混合宗教。 按照魯瓦西的說法(“The Christian Mystery”,Hibbert Journal,X [1911-12],51),基督是“一個救世主,以奧西里斯、阿提斯、密特拉的方式…。 像阿多尼斯、奧西里斯和阿提斯一樣,他死得很慘,也像他們一樣重生…。

B. 對證據的重新審視

重新審視支持基督復活的神話起源理論的資料,可以發現證據遠遠不能令人滿意,而且相似之處也過於膚淺。

就美索不達米亞的塔木斯(蘇美爾語中被稱為杜穆茲,Dumuzi)而言,儘管蘇美爾語和阿卡德語的神話文本《伊南娜(伊斯塔爾)的後裔》(The Descent of Inanna (Ishtar))的結尾並沒有被保存下來,但是人們都認為描述了所謂的他為伊南娜—伊斯塔爾女神復活的故事。 克拉默(S. N. Kramer)教授在1960年發表了一首新詩 《杜穆茲之死》,確切地證明了伊南娜並沒有把杜穆茲從冥界救出來,而是把他送到那裡作為她的替代(參見 我的文章,“Tammuz and the Bible”,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LXXXIV [1965],283-90)。 在一個零散而模糊的文本中,有一句話是唯一的正面證據,表明在被送入冥界后,杜穆茲可能讓他的妹妹代替他的位置半年之久(參見 S. N. Kramer,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第183期[1966],31)。

塔木斯被後來的作家認定為腓尼基的阿多尼斯,是阿芙洛狄忒所愛的美麗青年。 根據耶柔米(Jerome)的說法,哈德良褻瀆了伯利恆與耶穌出生有關的山洞,將它與塔木斯-阿多尼斯的神龕一起供奉起來。 雖然從比布魯斯(Byblos)傳到了希臘-羅馬世界,但對阿多尼斯的崇拜從來都不重要,而且僅限於在女性中。 蘭布萊希特(P. Lambrechts)表明,在關於阿多尼斯的早期文本或圖像表現中沒有復活的痕迹;談到他復活的四個文本相當晚,可以追溯到公元二至四世紀(“La ‘resurrection’ d’Adonis” ,Melanges Isidore Levy, 1955, pp.207-40)。 蘭布萊希特還表明,庫柏勒(Cybele)的妃子阿提斯直到公元150年後才作為一個“復活”的神出現。 (“Les Fêtes ‘phrygiennes’ de Cybèle et d’ Attis”, Bulletin de I’Institut Historique Belge de Rome, XXVII [1952], 141-70) 。

這讓我們看到奧西里斯是唯一有明確的早期“復活”證據的神。 關於他被塞特殺死和肢解,以及他被伊希斯兩次復活的神話,我們最完整的版本是在公元二世紀的作家普魯塔克(Plutarch)那裡找到的(參見 J. Gwyn Griffiths, Plutarch’s De Iside et Osiride, 1970)。 他的敘述似乎與早期埃及文本中的陳述一致。 在新王國(從公元前1570年開始)之後,即使是普通人也渴望認同奧西里斯,因為他戰勝了死亡。

但是,將埃及人的來世觀等同於希伯來—基督教傳統中的“復活”,是一個重大的誤解。 為了實現不朽,埃及人必須滿足三個條件:(1)他的身體必須被保存起來,因此要被製成木乃伊。 (2) 營養必須通過實際提供每日的麵包和啤酒,或通過在墓壁上對食物的神奇描繪來提供。 (3) 魔法咒語必須與死者埋在一起——舊王國的《金字塔文本》、中王國的《棺材文本》,以及新王國的《死者之書》。 此外,埃及人並沒有從死里復活;他的位格的獨立實體,如他的巴(Ba)和他的卡(Ka),繼續在他的身體周圍徘徊。

奧西里斯也不是復活的基督的靈感來源,他 總是 以木乃伊的形式被描繪出來。 正如羅蘭·德·沃克斯(Roland de Vaux)所指出的:

奧西里斯被“復活”是什麼意思? 簡單地說,由於伊希斯的服侍,他能夠過上墳墓之外的生活,這幾乎是塵世生活的完美複製。 但他將永遠不會再來到活人中間,只在死人身上掌權… 。 這個復活了的神實際上是一個“木乃伊”神[The Bible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1971年,第236頁]。

C. 與晚期來源不確切的相似性

應該很明顯的是,過去的現象學(phenomenological)比較研究在試圖為基督教提供原型時,不可原諒地忽視了其來源的日期和出處。 讓我舉兩個例子,密特拉和 牛祭taurobolium)。

密特拉是波斯的神,對他的崇拜在羅馬士兵中很流行(僅限於男性),並在羅馬帝國後期被證明是基督教的對手。 早期的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或譯為祆教、拜火教——譯註)文本,如《密特拉·亞斯特》(Mithra Yasht),不能作為密特拉之謎的基礎,因為它們呈現了一個看守牛和條約神聖性的神靈。 西方的密特拉教後期證據主要是圖標;沒有長篇的連貫文本。

密特拉教向西方擴展的時間較晚,那些試圖將密特拉作為基督復活之原型的人把這一點忽視了(參見 M. J. Vermaseren, Mithras, The Secret God, 1963, p. 76)。 基督教產生以前的時期,唯一有日期的密特拉銘文是小亞細亞東部康馬格尼(Commagene)的安提阿庫斯一世(Antiochus I,公元前69-34年)的文本。 在這之後,有一個可能是公元一世紀來自加帕多家(Cappadocia)的文本,一個來自弗呂家(Phrygia),日期為公元77-78年,一個來自羅馬,為圖拉真(Trajan)統治時期(公元98-117年)。 所有其他有日期的密特拉銘文和紀念碑都屬於第二世紀(公元140年後)、第三和第四世紀(M. J. Vermaseren, Corpus Inscriptionum et Monumentorum Religionis Mithriacae, 1956)。

牛祭(taurobolium) 是一種與密特拉和阿提斯崇拜有關的血腥儀式,在這種儀式中,一頭公牛被宰殺在下面坑道中的一個柵欄上,讓神靈渾身染血。 有人(如R. Reitzenstein)認這為是基督徒被血救贖的基礎,也是保羅在羅馬書第6章中對信徒的死亡和復活的想象。 岡特·瓦格納(Gunter Wagner)在他的詳盡研究 《保羅的洗禮和異教的神秘》(Baptism and the Pagan Mysteries,1963年)中指出,這種比較是何等的時代錯位。

阿提斯崇拜中的牛祭最初被證實是在公元前的安東尼·皮烏斯(Antoninus Pius)時代。

就我們目前所見,它在公元三世紀初才成為一種個人的聖禮。 在公元四世紀末,通過牛祭重生的想法只在個別情況下出現;它最初並不與血浴相關[266頁].

事實上,公元四世紀的銘文證據表明,使用牛祭的人完全沒有影響到基督教,反而是受到了基督教的影響。 布魯斯·梅茨格(Bruce Metzger)在他重要的論文《研究神秘宗教和早期基督教的方法》(“Methodology in the Study of the Mystery Religions and Early Christianity”,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Studies: Pagan, Jewish and Christian,1968)中指出:

因此,舉例來說,對於於牛祭儀式的有效期的變化,人們無疑必須做出解釋。 在與基督教的競爭中,因為基督教為其信徒承諾了永恆的生命,庫柏勒崇拜正式或非正式地將血浴的功效從20年提高到了永恆[第11頁].

將基督的復活與神話中的神秘事件進行比較的另一個方面是,所謂的相似之處是相當不確切的。 例如,認為阿普萊厄斯(Apuleius)的 《金驢》(The Golden Ass) 中描述的伊希斯的神秘儀式可以與基督教相提並論,這是一個錯誤。 首先,主人公盧修斯(Lucius)不得不支付一筆錢來接受他的啟蒙教育。 瓦格納正確地指出:“伊希斯並沒有向 神話的主人公((mystes) 承諾不朽,而只是說從此以後他將生活在她的保護之下,而且當他最終下到死人的領域時,他將崇拜她……”(前引112頁)。

另一方面,酒神狄奧尼索斯(Dionysus,即Bacchus)的追隨者確實相信不死之身。 但他們並不希望身體復活;他們的信仰也不是建立在奧菲克人(Orphics)重生的狄奧尼索斯上,而是建立在他們的醉酒狂喜的經驗上(參見 M. Nilsson, The Dionysiac Mysteries of the Hellenistic and Roman Age, 1957)。

不管怎樣,這些不同的神話人物的死亡和復活,無論如何證明,總是典型地反映了植物式的死亡和重生,年復一年。 這種意義不能等同於耶穌的死亡和復活。 諾克(A. D. Nock)提出了異教和基督教的“復活”概念之間最顯著的對比,內容如下:

在基督教中,一切都以歷史人物的經驗為基礎;從林前15:3可以看出,故事很早就在信經中以陳述的形式出現。 沒有平行的案例給信仰提供這樣一個歷史證據的基礎(Early Gentile Christianity and Its Hellenistic Background,1964年,第107頁)。

時辰到了

讓·拉斯姆森(Jean Rasmussen)關於《啟示錄》第二和第三章的七首詩

1. 以弗所的教會

引座員傳遞奉獻盤:

收集零錢,

收集摺疊的綠票子(即美金——譯者注);

服務、敬拜、耐心

從工作日的手中落下。

在引座員從過道走到祭壇前

點數就已完成。

他知道剩下的是什麼

在口袋裡吹噓自己已經鼓起。

他知道你不回去打掃房子

為要尋找初戀的

錢幣。

2. 給士每拿的信

不是所有讓你受苦的監獄

都是被牆圍起的地牢。

不是競技場所有的獅子都會發出怒吼。

在高於地面的

地下墓穴中,

死亡

用花束包裹。

罪仍然是罪,

死亡仍然是死亡

帶着你的酒

在撒旦與世界的

婚禮上

上帝的婚姻禮物-你的鎖鏈

而你將接受冠冕。

3. 致別迦摩的教會

他們為你提供

獻給偶像的食物;

因為偶像不掰餅

不背負十字架

或離開墓穴。

你選擇的,就是

他的筵席,很快就要來了。

你能選擇

餅,而這選擇

將抹去名字;

或者把它們寫在石頭上。

4. 給推雅推喇的信息

他們在殺戮聖子的葡萄園

是你們的

小狐狸破壞葡萄的地方

是你們的

從罪惡中削出的偶像

底座是耶洗別

連篇的謊話——她呼求

“把你的葡萄園給我。”

她會滿意嗎?

還是她的狐狸承受

吞沒了那些屈服之人的

仇恨之火留下的烙印?

種植、修剪——直到

祂回來的戰車輪子

從她身上碾過。

二、作為幻覺的復活節

“幻覺(hallucination)”在拉丁語中詞根的意思是,“在思想中徘徊”,或“說胡話”。 現代概念將“幻覺”定義為“主觀體驗,是心理過程的結果,有時在個人的精神生活中實現了某種目的”(W. Keup主編,Origin and Mechanisms of Hallucinations, 1970, 第五頁)。

大衛·施特勞斯(David Strauss)在他著名的《耶穌生平》(Life of Jesus,1835年)中提出,在加利利清澈的空氣中回憶耶穌的教誨,在一些情緒比較激動的門徒中產生了耶穌向他們顯現的幻覺。 從更積極的角度來看,西奧多·基姆(Theodor Keim)在其關於耶穌的著作(1867-72)中提出,復活節信仰的基礎來自上帝賜予的“天堂電報”。

幻覺在宗教文化中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它們要麼是由藥物誘發,要麼是由食物、飲料和睡眠的極度缺乏誘發(參見 E. Bourguignon, “Hallucination and Trance: An Anthropologist’s Perspective” ,Keup主編,如前引用,188頁)。 這些因素在復活的基督向其門徒的各種顯現中並不存在。

基督有幾次對不止一個人顯現,甚至有一次對500多人顯現,這些細節不是典型的幻覺。 視覺幻覺是個人的;根據定義,它是對不客觀存在的物體或光線模式的感知(同上,第181頁)。 基督出現的各種條件也不利於產生幻覺。 對抹大拉的馬利亞的顯現,對革流巴的顯現,在加利利海岸對門徒的顯現,在去大馬士革的路上對保羅的顯現,都因其情況不同而各自相異。 魯益師(C.S. Lewis)提出:

任何關於幻覺的理論都會因以下事實而瓦解(如果它是一種創造,那就是人類大腦中最奇怪的創造):在三個不同的場合,這個幻影沒有被立即認出是耶穌(路加福音24:13-31;約翰福音20:15,21:4)[Miracles,1947年,第153頁]。

休1肖恩菲爾德(Hugh Schonfield)在《逾越節的陰謀》(The Passover Plot,1966年)中承認:“我們在福音書中處理的不是幻覺、精神現象或靈媒意義上的存在”(第159頁)。 他進一步指出:“從記錄中可以看出,各個門徒確實看到了某人,一個真實的活人。他們的經歷不是主觀的”(第173頁)。

最後,排除幻覺理論的是這樣一個事實:門徒們對基督的死徹底感到沮喪,儘管基督預言過,但他們並不期待他們的領袖復活。 H·E·W· 特納(H. E. W. Turner)說:

他們[婦女]最後報告給門徒,但門徒並沒有因為高興而相信。 這裡沒有狂熱地抓着任何一根稻草。 有些事情出乎意料地發生了,而不是渴望的事情沒有發生[Jesus, Master and Lord,1960,第368頁]。

三、作為歷史的復活節

A.一個存在主義的概念?

有些圈子認為復活的超自然方面令人難以置信,在那些圈子裡,對復活事件進行存在主義的解釋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現象。 根據布爾特曼(Bultmann)的思想,用德語說,就是 Jesus ist auferstanden ins Kerygma,即耶穌是在門徒的信心和傳道中出現的。 在埃米爾·布魯納(Emil Brunner)看來,復活並不是一個“可以被納入歷史事件序列”的事件;只有當它“為我們”發生時才是一個事實。 卡爾·巴特(Karl Barth)的解讀更積極,但仍然含糊其辭,他肯定復活是一個真實的事件,雖然無法進行歷史調查。 巴特否認哥林多前書第15章所列的基督顯現與復活之間的任何聯繫,因為如果這些顯現被納入歷史背景,復活“必須呈現出它的晦澀、錯誤和本質上的可疑性”。

在最近於匹茲堡神學院舉行的一次會議上,希伯來聯合學院(Hebrew Union College)的塞繆爾·桑德爾(Samuel Sandmel)教授向基督徒提出了以下建議:

我想,如果我的理解是正確的,今天下午困擾我們的關於復活的問題源於這樣一個事實——曾經很容易相信的東西在我們當今的環境中變成不可信的…。 如果我是一個基督徒,我想我不會對復活的想法感到沮喪。 我想我會[用簡單的話]說:這裡有一個與人類潛在的完美性有關的信息,..,我不會讓這一系列的價值受到影響,因為有一個因素——鑒於目前的環境——必須被寓意性地解釋,或者被剝離其原始的意義,並賦予不同的意義。 世界太需要處於最佳狀態的基督教了[D.G. Miller 和 D.Y. Hadidian主編,Jesus and Man’s Hope,1971年,第324頁]。

B.一個歷史問題?

當然不能否認的是,必須有個人的決定,才能使復活對我們個體有意義,而基督的復活在意義上超越了普通歷史。 但現在的問題是,基督的復活是作為一個客觀事件紮根於歷史,還是僅僅是門徒主觀信仰的創造。

有些人不以為然,認為把復活作為一個歷史研究的問題,就是假定上帝的方式是可以讓我們觀察的。 但是,這難道不是舊約和新約中所記載的上帝啟示的一個明顯特徵嗎? 還有人反對說,既然歷史判斷永遠無法達到絕對的確定性,就不應該成為我們信仰的基礎。

對於這一謬論,彼得·卡恩利(Peter Carnley)回應說:

重要的是,不能認為信仰不能基於 任何 歷史判斷或必須 完全 獨立、自主於歷史研究,因為 沒有任何 歷史判斷是完全肯定的[S.W. Sykes 和 J.P. Clayton主編,Christ, Faith and History,1972年,第189頁]。

也就是說,歷史學家處理問題,不是基於確定性,而是基於可能性;但這並不意味着歷史調查對復活的問題沒有價值。 肯尼斯·斯科特·拉圖雷特(Kenneth Scott Latourette)在他向美國歷史協會發表的主席講話中,以這樣的話作為結論。

歷史學家,無論是基督徒還是非基督徒,都可能不知道上帝是否會在歷史中完全取得勝利。 歷史學家不能確鑿地證明基督教對歷史的理解是正確的。 然而,他們可以為其見解的可靠性建立一個強大的可能性[“The Christian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LIV(1949),276]。

正如J·C·奧尼爾(J. C. O’Neill)所論述的那樣:

我們馬上就會明白,在斷言復活是一個歷史問題時,我並沒有斷言,作為歷史學家可以確定耶穌從死里復活。 在這種情況下,歷史學家只能說明證據是否使斷言耶穌從死里復活變得合理[Sykes and Clayton, 引用同上,217頁]。

[待續]

翻譯:LC

責任編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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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華歷史催生了19世紀的美國華人教會

基督福音所包含的平等的理念對最早一批信主的華人移民有很強的吸引力。

1896-1906年間的舊金山唐人街頭

1896-1906年間的舊金山唐人街頭

Christianity Today May 11, 2022
Library of Congress / WikiMedia Commons

中國基督新教誕生於19世紀中國人與歐美宣教士的互動之中。那是一個以英國和美國的商業和軍事力量擴張為標誌的時代。鴉片戰爭(1839-1842和1856-1860年)后,英國成功地迫使中國向西方和新教宣教士開放。在夏威夷併入美國和菲律賓獨立之前,英國在北美洲進行了領土擴張。這種擴張伴隨着經濟的快速發展,對勞工產生了巨大的需求。奴隸制在英國(1807年)和美國(1863年)的廢除更加劇了全球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

這些歷史的發展部分解釋了散居華人人口增長和更多華人移民到美國和加拿大的原因。從16世紀到18世紀,在亞洲的西班牙、葡萄牙和荷蘭殖民地,華人移民雖然不容忽視,但人口並不多。而在英國擴張期間,散居華人人口迅速增長。來自中國的勞工對北美西部的發展至關重要。加州的大部分農業以及美國和加拿大的鐵路都是由來自中國的華人合同工建立和建造的。

英美列強撬開了中國的大門,也為福音的傳播和基督教文化的提升開了一扇門,這是大多數的英美基督徒樂見其成的。另一方面,為消除奴隸制和人口販賣而鬥爭的廢奴主義者則看到了在全球分享自由和平等的福音的新機會。

1850年代,當華人移民開始大量湧入美國時,西方新教在中國的傳教活動還只是限於香港和五個條約港口。美國的宣教機構在華人移民浪潮中看到了一個機會——如果這些華人移民中的一些人能信主,就可以建立一個跨太平洋的華人基督徒網絡,這對基督教在美國的發展也是有利的。1853年,四名華人基督徒商人創建了北美第一間華人教會,就是今天位於舊金山唐人街的三藩市中華基督教長老會。但是早在這間教會創建之前,就出現了華人教會發展壯大的障礙,而這些障礙決定性地塑造了美國華人教會的很多特徵。

首先,來到美國的中國移民幾乎一下船就立刻面臨敵視。與歐洲移民一樣,第一批中國移民是一些有冒險精神的人,他們在1849年加州淘金的消息傳到中國后,看到通過採礦或商業致富的機會。但在1852年,加州通過了歧視性的稅收法,後來,該州還試圖將華人趕出礦區及阻止華人移民。

來自華人社團的抗議沒能阻止日益增長的敵意——抗議者包括一名自稱是已歸化的公民的基督徒商人、唐餐館老闆袁生(Norman Asing)。即使有宣教士和宣教機構倡導接納華人移民,也無法阻止美國(以及後來的加拿大)政府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通過針對華人的歧視性的移民和歸化法。

第二,中國移民的流動性大,居住的地域分散,且以男性為主,這使得他們幾乎不可能形成穩定的信仰團體。在1850和1860年代尤其如此。當時大多數華人都在散佈於美國西部的礦區工作。隨着礦場的枯竭,許多人在礦區鄰近的小城鎮定居。一些人開辦了製鞋和雪茄公司,另一些人則從事家政服務。

左:創建於1853年的三藩市中華基督教長老會;右:1896-1906年間舊金山唐人街的花店WikiMedia Commons
左:創建於1853年的三藩市中華基督教長老會;右:1896-1906年間舊金山唐人街的花店

1860年代,中央太平洋鐵路的建設帶來了新一波的合同制華工。許多華人後來在加拿大、美國南部和東北部的鐵路建設中工作。一些白人教會通過語言學校接觸到他們的華人新鄰居。然而,由於文化和語言的障礙,以及華人工作的短暫和經常遷移,教會無法留住這些華工。1854年,曾經有人嘗試在加州薩克拉門托建立一個華人浸信會,但這個計劃很快就被放棄了。即使是舊金山的長老教會——當時北美唯一的獨立華人基督教會,到1860年也變得半死不活了。

然而,進入1870年代,一系列的事件催生了北美的華人教會。到1870年,華人移民人口幾乎翻了一番,達到6萬3千人,到1880年接近10萬5千人。對華人的敵意也加強了,他們被指責造成了1870年代美國西部的經濟衰退。由於缺乏公民身份所帶來的法律保護,華人被趕出了採礦的城鎮,許多人被殺害。當他們逃到唐人街的飛地時,他們創造了與主流社會隔離的城市貧民窟。在重建南方的反彈推動下,反華運動迅速發展成為一場全國性運動,導致1882年、1892年和1902年美國通過了排華法案及其延長法案。

在這一時期,美國宣教機構重新努力建立和支持華人基督教社區。從1868年開始,衛理公會、公理會、浸信會和聖公會的宣教士和華人牧師被派往舊金山的唐人街宣教。不久之後,女宣教士伴隨他們到華人社區建立了英語學校、社區中心和婦女救助院。

一些白人宣教士因無畏地倡導華人的權利而廣為人知。斯皮爾(William Speer,1822-1904)不僅幫助華人基督徒在舊金山建立了中國長老教會,而且還在加州的檔案中留下了重要的證詞,為遭受基於種族偏見的歧視的華人辯護。他的繼任者魯米斯(Augustus W. Loomis,1816-1891)、康迪(Ira M. Condit,1833-1915)和卡麥龍(Donaldina Cameron,1869-1968)都作為北美華人的支持者留下了重要遺產。基順(Otis Gibson,1825-1889)是一位堅定不移的華人盟友,他開創了衛理公會的華人事工,為新教倡導種族正義定下了基調。公理會的龐德(William C. Pond ,1830-1925)得到了持廢奴主義立場的美國宣教士協會的支持。他和華人公理會的牧師們都充滿熱情地宣揚人類平等的福音。這些宣教士和華人基督徒領袖共同為華人基督徒社區提供了穩定的環境,並引來一些美國基督教宗派的關注和支持。

最早一批信主的華人顯然受到廢奴主義者的啟發,被基督福音所包含的平等主義所吸引。1875年,在舊金山中華基督教循道會周年慶典上的一次演講中,時瑪(Ma See)將基督教關於造物主的觀念與華人的權利聯繫起來:“如果這個世界是由一位獨一而普世的上帝創造的;如果這個世界屬於上帝;如果人因皆為上帝所造而平等;如果所有人都來自一個家庭;如果這些都是真的——實際上也確實是,那麼華人當然有權利來到美國這片土地,並在其中佔一席之地,就像任何其它國家的移民一樣。”

早期的華人基督徒還刻意區分了他們認為是真正的和虛假的基督教。李恩富(Yan Phou Lee)在發表於《北美評論》(1887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當 “數年前華人受到迫害時,當他們被無情地驅趕和謀殺時,我至少有足夠的智力能分辨這些暴行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所為;那些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險去保護華人的人都是基督徒”。

雖然白人宣教士被指責有“種族家長作風”的問題(這樣的指責往往也是對的),但是他們是抗議反亞裔暴力並與排他性和歧視性的立法作鬥爭的少數美國人中的一部分。儘管他們的努力沒有成功,他們仍然展現了一種后千禧年主義的熱忱,使公開見證信仰成為基督徒忠於上帝的不可磨滅的標誌。儘管華人基督徒與白人宣教士的合作有不平等的成分,但他們接受了一種將個人與上帝的聯結與社會和政治的參與結合起來的屬靈傳統。帶着提升種族平等和救贖國家的共同異象,白人宣教士和華人基督徒攜手建立了一個基督教跨國網絡。

Timothy Tseng是校際基督徒團契(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研究生和教師事工的太平洋地區主任及伯克萊新學院(New College Berkeley)總幹事。他曾擔任過神學院教授、非營利組織的創始人和牧師。他的博士論文的題目是:“觸手可及的事工:美國主流新教種族意識形態中的亞裔美國人,1882-1952年”。

翻譯:Sean Cheng

Books

報告稱,2600萬美國人在COVID-19期間停止定期閱讀《聖經》

人數驟降可能與教會出席率下降有關。

Christianity Today May 5, 2022
Dylan Ferreira / Unsplash

當美國聖經協會年度《聖經狀況報告》的研究人員看到今年的統計數據時,他們很難相信這些結果。 數據顯示,過去一年大約有2600萬人基本或完全停止閱讀聖經。

“我們仔細檢查了計算結果,反覆演算數字,” 美國聖經協會的首席研究員約翰·普萊克(John Plake)在2022年的報告中寫道, “我們的發現是驚人的、令人沮喪,和容易引發困惑的。”

2021年,大約50%的美國人說他們每年至少自己讀三到四次《聖經》。 自2011年以來,這一比例基本保持穩定。

但在2022年,這一數據下降了11個百分點。 現在只有39%的人坦陳他們每年(或更久)多次閱讀《聖經》。 這是有此數據記錄以來最急劇的下降。

第12次年度《聖經狀況報告》顯示,並不僅僅是因為《聖經》的非規律閱讀者在2022年沒有像以前那樣閱讀他們的《聖經》,從而導致這一變化。 有超過1300萬參與度極高——按閱讀頻率、與上帝的聯繫感以及對日常決策的影響來判定——的《聖經》讀者表示,他們閱讀上帝話語的次數變少了。

目前,只有10%的美國人表示每天都在讀《聖經》。 大瘟疫之前,這個數字約為14%

普雷克認為,這種急劇變化表明讀經——即使是獨立讀經——與教會的出席率有密切關係。 當規律的教會服務因瘟疫和相關的公共健康規定而中斷時,它不僅影響了信徒的團體,也影響了待在家中的的個人信眾。

“COVID-19是顯而易見的原因,”他告訴CT。 “隨着我們對2022年閱讀《聖經》的真實情況進行追蹤和某種挖掘,我們意識到在我們收集數據的時候,美國發生了一些大問題。”

《聖經狀況報告》調查在2022年1月收集數據,當時冠狀病毒的奧密克戎變體正在激增。

大多數教堂仍然開放,並另有線上參與選擇。 根據Lifeway Research,只有大約3%的人沒有任何線下聚會交流。 但是這場大瘟疫對教會的出席率造成了明顯的影響。 皮尤研究中心發現,近三分之一的經常去教堂的人還沒有回到教堂活動。 有些人選擇線上參與,但有些人則完全退出了

與此同時,閱讀《聖經》的人數也在急劇下降。

美南浸信會神學院聖經屬靈研究教授、《基督徒生活的屬靈修鍊》(Spiritual Disciplines for the Christian Life)一書的作者唐·惠特尼(Don Whitney)認為這可能存在因果聯繫。 他說,孤立於其他基督徒對私人讀經有“致命的”影響。 當人們不在教堂時,他們就不會意識到《聖經》的祝福和對他們生活的重要性。 而且他們沒有被其他基督徒的讀經分享所鼓勵。

教會也是人們學習如何閱讀《聖經》的主要場所。

“這顯然是地方教會的責任,”惠特尼說。 ”教會應該教導他們。”

“這是一本具有挑戰性的書,即使人們簡單的認為讀它會有好處,也不意味着他們知道如何理解某段話,甚至不知道從哪裡開始。”

惠特尼說:“他們一生中從未讀過一本接近《聖經》長度的書,因此由於他們以前從未做過,他們認為現在也不能獨立完成。 你還不如說,‘拍打你的手臂,飛向月亮。’ 我認為我們必須向他們展示它的可操作性。”

根據 Lifeway 的研究,即使是經常閱讀《聖經》的人也往往沒有深入閱讀。 每五個美國人中只有一個讀過整本《聖經》,而每四個人中就有一個讀的從未超過幾個句子。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它幾乎更像是一本參考書,”Lifeway Research 的執行董事斯科特·麥康奈爾(Scott McConnell)說。 “他們在自己有需要或別人有需要的時候,就會去《聖經》中查一查。 或者他們翻開它,隨意閱讀內容。”

他也認為基督教社群對讀經至關重要。

“耶穌基督邀請我們跟隨他,而這是我們必須單獨做出的決定。 但他的計劃是我們與其他信徒一起在信徒社群中跟隨他,”他說。 “很多人都缺少來自他人的信念強化,這種增強每周都可以發生。”

但是,即使在2022年《聖經》閱讀量急劇下降的情況下,仍然有很多來自那些以前從未、很少或很少閱讀《聖經》的人,對《聖經》有持續興趣。 根據《聖經狀況報告》,在那些從未讀過《聖經》的人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說他們對《聖經》非常或極其好奇。

普雷克說,其中許多人在需要的時候會求助於《聖經》。

“我們發現許多人在遇到困難的時候會想:‘《聖經》是否有適合我的東西? 它能幫助我解決我所面臨的問題嗎?’”他說。 “他們開始好奇地探索《聖經》。 這為他們打開了一個全新的關於神的話語世界,以及與神和神的子民的關係。”

有證據表明這種情況仍在發生,甚至在2022年。 下載《聖經》應用程序的人越來越多,新的應用程序正在進入市場,有些程序聲稱可以幫助用戶養成每日敬拜的習慣。 今年年初,有兩個《聖經》播客在蘋果的下載排行榜上名列前茅

而印刷版《聖經》仍然是一個受歡迎的選項。

“今年我們所有的聖經譯本的銷量都在上升,”Zondervan副總裁兼聖經出版商梅琳達·布瑪(Melinda Bouma)說。 “我們經歷了所有版本的銷售增長。”

這包括從用於個人學習和靈修的《聖經》到禮品《聖經》、教育《聖經》和外展用的《聖經》等各類。 但是,《聖經》市場已經越來越多地開發出專門針對那些不願意多讀《聖經》的人的產品。

“我們意識到最終我們的工作是推出那種使人們更容易進入上帝的話語的《聖經》,”布瑪說, “我們相信,提供各種選擇是使讀者有可能抽出時間讀《聖經》的解決方案。”

普雷克說,基督徒可能會發現《聖經狀況報告》的結果令人沮喪。 但是讀經的減少並不是不可避免或不可逆轉的。 如果它與教會的出席率和與基督教社群的聯繫有關,那麼那些關心將人們與《聖經》聯繫起來的人可以將他們的努力集中在那裡。

“不是一切都順利。 但是,當它不順利的時候,我們該如何應對? 這就是教會面臨的關鍵問題,”普雷克說,

“我相信我們將能夠扭轉讀經減少的趨勢 … 但只有當我們齊心協力,用我們在上帝的話語中找到的希望來服務我們的社區時,這才會發生。”

翻譯:葉洛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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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這既是,也不是反墮胎權的福音派所等待的時刻

“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裁決的反對者在慶祝最高法院將要推翻聯邦墮胎權的舉動的同時,對決定被泄露表示擔憂。

在關於墮胎權的意見泄露后,周一晚上的美國最高法院。

在關於墮胎權的意見泄露后,周一晚上的美國最高法院。

Christianity Today May 5, 2022
Kevin Dietsch / Getty Images

這是反墮胎權(pro-Life,本意為“支持生命”,但是在美國的政治語境中,特指反對墮胎權——譯註)的福音派人士幾十年來一直在努力爭取的時刻。 它以一種大家都沒有想到的方式來到。

泄露的推翻“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判決的決定,既預示着生命神聖性的勝利,也是對美國最高法院的神聖性的潛在打擊。

周一晚上,Politico 報道說,大多數大法官準備在即將對密西西比州的一起墮胎案作出的裁決中取消聯邦墮胎權。 消息來源呢? 是塞繆爾·阿利托(Samuel Alito)大法官撰寫的多數意見的初稿

他的98頁決定的早期版本發表在該新聞機構的網站上,它不只是支持該州對墮胎的限制——正如一些人預測的那樣,傾向於保守的法院會這樣做——而是拒絕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 “羅伊案”判決,認為它“從一開始就極其錯誤”,並將墮胎限制的問題交還給州立法機構。

法院預計將在6月任期結束前公布其對密西西比州15周墮胎禁令的裁決,即“多布斯訴傑克遜婦女健康組織案”(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 多數意見的草稿被公開的做法是史無前例的。 這個過程本是出了名的保密。 甚至連決定的時間,或在某一天內將發布多少決定,都沒有提前透露過。

如果最高法院對此案的最終裁決與泄露的阿利托草稿相似,它將代表在一代人的時間內在墮胎問題上的最重大舉措。 在阿利托論點的支持下,反對墮胎權(pro-life)的敬虔基督徒們正在展望 “羅伊案”判決被推翻之後的前景,他們希望因墮胎而結束的幼小生命會越來越少。 然而,他們的反應被以下問題所中和:草案是否反映了高等法院的最終決定,何時將正式作出決定,以及草稿是如何被泄露的。

“這確實是一個令人震驚的發展。 假設它真的仍然是多數意見,儘管這仍然可能發生變化,這意味着我們離結束困擾這個國家近50年的“羅伊—凱西”(Roe-Casey)墮胎框法律框架又近了一步。 美南浸信會聯會(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倫理與宗教自由委員會(Ethics & Religious Liberty Commission)代理主席布倫特·萊瑟伍德(Brent Leatherwood)周一告訴CT記者:“能夠這樣說,感覺幾乎像做夢一樣。”

“但這次泄密也代表表明,自最高法院存在以來似乎一直支配着法院審議工作的協議,出現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斷裂。”

白人福音派是全國最反對墮胎權的宗教群體——他們當中想讓墮胎成為非法的意願是普通美國人的兩倍。 經過幾代人的反墮胎權的努力和一連串的保守派任命,包括唐納德·特朗普總統任內任命的三位大法官,最高法院終於準備推翻1973年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墮胎案——只是這個消息不是來自最高法院的台階,而是來自對媒體的泄漏。

錫達維爾大學(Cedarville University)政治學教授馬克·卡萊布·史密斯(Mark Caleb Smith)說,這次泄密似乎是為了給阿利托和多數派大法官施加壓力,同時刺激民主黨人就保護墮胎權利的立法採取行動。

“預計最高法院和大法官本人將成為抗議活動的中心。 站在他們的角度,我會擔心恐嚇和暴力,史密斯說。 周一,在報道在網上發布後幾分鐘內,最高法院大樓就設下了路障

萊瑟伍德與史密斯有同樣的擔憂,擔心幕後的政治努力會試圖讓法院改變方向。 “我將為每一位大法官和他們的安全禱告,為這個多數派堅定反墮胎權禱告,並為他們集體擁有承受可能向他們湧來的批評的毅力祈禱。”

“道德和公共政策中心”憲法研究方面的傑出高級研究員和安東·斯卡利亞(Antonin Scalia)主席埃德·惠蘭(Ed Whelan)周一泄露的意見草案版本“強大而細緻”,“是對非法的羅伊—凱西制度的系統性瓦解”。

在該文件中,阿利托將“羅伊案”描述為“特別薄弱”,並說以前的最高法院這個裁決 “在對歷史進行回顧時,所援引先例,有的與憲法無關,有的明顯不正確。” 阿利托認為,“不可避免的結論是,墮胎權並非深深紮根於國家的歷史和傳統。”

Politico 報道說,克拉倫斯·托馬斯(Clarence Thomas)、尼爾·戈薩奇(Neil Gorsuch)、布雷特·卡瓦諾(Brett Kavanaugh)和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在12月的口頭辯論后的投票中支持阿利托。 在口頭辯論中似乎傾向於不推翻“羅伊案”的中間派方案的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John Roberts)沒有支持。 如果羅伯茨和另一位保守派大法官與三位自由派大法官持相同意見,最終的結果可能會改變。

大法官們也有可能在初稿和終稿之間改變主意, 有時甚至在裁決出來的當天。 在1992年的 東南賓州計劃生育協會訴凱西案(Planned Parenthood of Southeastern Pennsylvania v. Casey)中,最高法院準備推翻 “羅伊案”,但經過進一步協商,最後反而確認了它。

但是如自由大學(Liberty University)法律教授蕾娜·林德瓦爾德森(Rena M. Lindevaldsen)所指出,現在法院對密西西比州案件的立場已經公開,對大法官的立場會有更多的審查。

“公布的意見是一個具有法律說服力的意見,其大量的資料向客觀讀者揭示了 羅伊案 判決缺乏憲法基礎。 然而,正如 多布斯案 的口頭辯論所揭示的那樣,會有一些人認為任何對 羅伊案 的推翻都在本質上是政治性的,”她告訴CT。

“但是,如果為了回應在這份草稿公布后支持墮胎權的人必然會發出的公眾抗議,那些最初投票推翻 羅伊案 的大法官改變投票立場,轉而肯定 羅伊案 判決,這將重現法院以前關於墮胎權判例的政治特色,”她補充說。 “現在,他們根本無法在不顯得屈服於政治壓力的情況下改變自己的投票。”

現在草稿既出,反對墮胎權的團體正在敦促法院做出最終決定。 “為生命進軍”(March for Life)的主席朱莉·曼奇尼(Julie Mancini)在推特上說,“鑒於泄密事件的發生,法院應儘快作出裁決。”

早些做出裁決,將使後續的州一級關於墮胎的行動的時間表至少提前一個月。

“對於反墮胎權的人來說,我不確定它是會導致多大的變化。 假設這是最終意見,而且 羅伊案 被推翻,這只是意味着鬥爭從現在,而不是到6月才開始。”錫達維爾大學教授史密斯說。 “各州將成為墮胎的政治戰場,非常保守的州會大大限制這一墮胎手術,而非常進步的州則會允許在整個懷孕期間墮胎。”

推翻 羅伊案,也將對教會和事工如何照顧懷孕母親和弱勢家庭產生影響。 在德克薩斯州將墮胎時間限制在六周左右的法律出台後的幾周內,由福音派運營的危機懷孕中心的客戶人群發生了變化,婦女們渴望更早地確認懷孕,這樣她們就有時間在截止日期前進行墮胎。

反墮胎權的“蘇珊·安東尼名單” (Susan B. Anthony list)的一份聲明提到了對“不斷增長的支持生命的安全網”的持續需求,以及該組織對“在每個立法機構為未出生的兒童和婦女建立最強有力的保護共識”的承諾。

推翻 羅伊案 並不是反墮胎鬥爭的終點。

“把人工流產送回各州是不夠的,”“正在行動”(Live Action)的創始人萊拉·羅斯(Lila Rose)在推特上說。 “在每個人的生命權從受精的那一刻起得到法律保護之前,我們不會有真正的正義。 憲法沒有對墮胎問題保持沉默。 第14修正案對平等保護和正當程序的保障應使墮胎在全國範圍內成為非法。”

她繼續說:“我們對人類生命的捍衛才剛剛開始。 我們必須在每一個州議會、國會的大廳里,我們甚至將回到最高法院,為我們的早產兄弟姐妹辯護。”

專註於墮胎問題的法律歷史學家瑪麗·齊格勒(Mary Ziegler)說,泄露的意見中的論點表明,在 羅伊案 之後,最高法院可能會繼續就這一問題作出進一步裁決。 “突出墮胎的簡單方法就是阿利托的做法——將注意力集中在國家對於生命的關註上,”她在推特上說。 “但這將增強說服法院宣布墮胎違憲的努力。 如果這就是法院確定權利譜系的方式,它很可能不會止步於墮胎。”

雖然許多反對墮胎權的福音派人士對推翻 羅伊案 的舉動感到欣慰,但政治和法律專家提醒不要忽視這一爆炸性消息的公開方式的隱含後果以及對法院的長期影響。 SCOTUSblog 這次泄密是 “最嚴重、最不可原諒的過犯。”

“為了我們社會的利益,我們迫切需要法院保持其合法性。 對法院的設計是使其客觀,與政治壓力隔絕,並遠離公眾輿論,”史密斯說。 “當黨爭人士開始將法院僅僅視為他們武庫中的一個工具,他們利用法院,包裝它,或扭曲它來實現他們的目標,我們就面臨著失去這些少數人保護的非常現實的風險。 只有當人們對法院的公正、中立和非政治性有了普遍的、文化上的理解時,這才能發揮作用。”

《超越墮胎戰爭》(Beyond the Abortion Wars)一書的天主教作者查爾斯·卡莫西(Charles Camosy)表示,雖然在贊成對墮胎進行一些限制方面各方有很多共同點,但極端主義的觀點威脅着這種統一性。

“如果被泄露的內容基本上就是意見書最終的內容,那麼這就是對人權的一種一致性看法的巨大勝利。 它為產前正義的可能性創造了條件,而產前正義不會讓婦女與自己的孩子對立,”他周一在為宗教新聞社(Religion News Service)的專欄中寫道。

“但是,這次泄密事件使最高法院的合法性這一概念受到威脅,也許會表明關於墮胎的辯論的會走向何方。 泄密者似乎認為風險很大,以至於願意破壞法院的運作能力。”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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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按照神的話語”進行投資的億萬富翁被指控犯有數十億美元的欺詐罪

比爾·黃(Bill Hwang)是白領犯罪專家眼中的自伯尼·麥道夫(Bernie Madoff)以來華爾街最大起訴案的中心。

Archegos Capital的創始人比爾·黃在被起訴犯有欺詐罪后離開曼哈頓聯邦法院。

Archegos Capital的創始人比爾·黃在被起訴犯有欺詐罪后離開曼哈頓聯邦法院。

Christianity Today May 4, 2022
Spencer Platt / Getty Images

當Archegos資本管理公司的創始人比爾·黃(Bill Hwang,又作 Sung Kook Hwang,音譯“黃成國”——譯者注)上周在一起數十億美元的刑事案件中被指控時,聯邦地方檢察官說,這位基督徒投資者的“大規模欺詐 … 幾乎危及我們的金融系統”。

這些指控是在黃就內幕交易(insider trading)的民事案件達成和解十年後提出的。 在那以後的幾年裡,這位韓國出生的基金所有者作為捐贈者、董事會成員和信仰與工作對話中的發言人,與福音派機構進行合作。 如果被定罪,黃將加入像伯尼·麥道夫那樣令人眩目的證券欺詐案名單,並面臨多個終身監禁。

美國政府指稱,Archegos在黃的指導下從事市場操縱——購買大量公司股票以抬高價格——然後向銀行謊報其市場風險以獲得越來越多的資金。

在2021年的幾天時間裡,政府稱該騙局操作導致為Archegos提供資金的銀行直接損失了100億美元,Archegos所交易的十幾家公司的價值被破壞了1000多億美元。

雖然他在股市中擁有重要的地位,但黃並不是一個著名的投資者,他在紐約的生活方式對於一個億萬富翁來說並不浮華。 作為一個牧師的兒子,他在小型基督教會議上發言,在其公司的中城辦公室舉辦讀經活動,並向參觀者贈送基督教書籍。

他通過自己創辦的“恩典與憐憫基金會”(Grace and Mercy Foundation)以基督教慈善事業著稱。 Archegos 是以希臘文ἀρχηγός命名的,這個希臘語詞是用來描述基督是我們救贖的“先驅”(author)(見來2:10,和合本作“救他們的元帥”——譯者注)和生命的“君王”(prince)(見徒3:15,和合本作“生命的主”——譯者注)。

黃告訴別的基督徒,他認為投資有助於為股票設定一個“公平的價格”,而這項工作是對上帝的尊重。 在起訴書中引用的一條評論中,黃提到了股票價格上漲,因為“這標誌着我買入了”,然後是一個笑的表情符號,聯邦檢察官認為這是操縱市場的標誌。

“在許多國家,人們進行‘投機’,而不是投資,”黃在2018年延世大學(Yonsai University)的“信仰與工作”大會上用韓語接受採訪時說。 ”在閱讀聖經時,我意識到上帝喜歡設定一個公平的價值。 …… 通過投資幫助公司建立適當的市場價格,並支持他們做好,這都是做神的工作的一部分。”

“我努力按照神的話語,並靠着聖靈的力量進行投資,”他繼續說, “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種無畏的投資方式。 我不害怕死亡,也不害怕金錢。 實際上華爾街的人都想知道我哪來的這種自由。”

可與麥道夫案相比的金融損失

從金額上看,對黃的起訴似乎是自2008年麥道夫案以來對個人最大的白領犯罪起訴,而麥道夫案曾是華爾街歷史上最大的欺詐案件。 個人投資者向麥道夫的龐氏騙局投入了約175億美元,儘管因為麥道夫的欺騙性表述,這些投資者到最後還認為他們持有600億美元的資產。 麥道夫被判處150年監禁並沒收其所有資產。

黃將面臨長達380年的監禁,這個最高刑期反映了所涉及的金錢數額和對金融系統的潛在影響,但他的律師勞倫斯·盧斯伯格(Lawrence Lustberg)告訴《紐約時報》,這些指控“完全沒有事實或法律依據”,而且”被誇大了”。 黃對所有這些都不認罪。

盧斯伯格沒有回應CT的評論請求。 兩名Archegos的高層員工已經認罪並與政府合作。

儘管白領犯罪專家告訴CT,該案的一些內容可能會使起訴複雜化,但他們同意對黃的起訴是一件大事。

美國司法部的第二號人物,副總檢察長麗莎·摩納哥(Lisa Monaco)前往曼哈頓宣布對黃的起訴,專家稱這是非常不尋常的。 法官在初次聽證會上將黃的保釋金定為1億美元,屬於美國歷史上最高的保釋金,他以500萬美元的現金保釋金和兩處房產付下了這筆保釋金。

大衛·米勒(David Miller)是紐約南區的前助理聯邦檢察官,現在在一家私人公司做白領犯罪案辯護,他說這個案子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起訴”。

他告訴CT,南區檢察官在對黃和Archegos首席財務官帕特里克·哈靈根(Patrick Halligan)進行刑事指控時,在證券欺詐案中加入依據《反敲詐勒索和腐敗組織法》(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RICO)做出的指控,這是“非常不尋常的”。 《反敲詐勒索和腐敗組織法》歷來是用來針對有組織犯罪,而在這裡檢察官指控Archegos公司作為一個犯罪企業在運作。

僅僅包括這一指控就需要得到設在華盛頓特區的司法部刑事部門的批准。 米勒說,RICO指控伴隨着“嚴重的沒收後果”,這意味着政府可能沒收更多與Archegos有關的資產。

聯邦檢察官通常在90%以上的案件中贏得定罪。 約翰·傑伊刑事司法學院(John Jay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的金融犯罪專家大衛·夏皮羅(David Shapiro)說:“他們喜歡贏,他們喜歡他們的職業,他們喜歡他們的輸贏記錄。”

米勒同意大多數聯邦案件以認罪告終,但他補充說,“一般來說,證券欺詐案件可能存在複雜的問題。”

米勒說,這裡指控的某些複雜性,以及所指稱的對市場的影響,使該案很特別。

全球投資銀行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因Archegos公司的倒閉而損失了數十億美元,這並不像那些把錢交到麥道夫手中的個人投資者和慈善機構那樣影響到人們的情緒。 但通過起訴,聯邦政府顯然想對黃所做的那種投資做出一個聲明。

“當這些頭寸不得不被賣掉,這整個事情就崩潰了,它不僅影響了借出這些資產的銀行,而且還影響了市場,”在紐約代表金融業的客戶處理白領辯護案件的律師賈斯汀·謝爾(Justin Sher)說。 “這樣一來,影響幾乎比麥道夫案還要大。 所有這些持有公司股票的股東都受影響,而這些股票的價格很多都是由Archegos的大筆持股和活動所抬高的。 因此,當Archegos崩潰並退出時,那個本來也許不真實的泡沫就真正消失了。”

“共同點是他們被騙了,”夏皮羅這樣說到投資者,無論他們的投資是否非法。 他說,在這兩種情況下,人們都認為,“‘這個人真厲害!’於是你又投入了一百萬,然後你發現,‘唉,這都是編造的。’”

這種“這個人真厲害!”的心態是黃在早些時候被判定犯有內幕交易罪后,卻還被歡迎回到華爾街和基督教圈子的部分原因。

早在2012年,黃和他的對沖基金“老虎亞洲投資管理”(Tiger Asia Management)就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有關內幕交易的指控支付了4400萬美元的民事賠償。 該基金本身單獨承認了一項刑事欺詐指控,導致一年的緩刑和1600萬美元的罰金。 2013年,黃將“老虎亞洲”轉為Archegos,這是一個家族辦公室,而不是一個對沖基金,這意味着該公司正在管理他的財富。

隨着他再次建立起良好的投資記錄,更多的銀行有興趣把錢交給他。 他的慈善基金會也在不斷壯大。

向他詢問信仰和金融問題的基督徒很少提起內幕交易指控,他也不承認這個案子,只是說他“犯了很多錯誤”。 在一次部會的談話中,他說他有一個“糟糕的商業問題 … 我知道我必須去讀經”。

目前還不清楚此案將如何影響黃的基督教慈善機構”恩典與憐憫基金會“。

在過去的十年裡,該基金會至少向富勒神學院、拉維·撒迦利亞國際傳道會(Ravi Zacharias International Ministries)、監獄團契和紐約非營利組織,如鮑沃里傳道會(Bowery Mission)等受贈方贈送了8000萬美元。 根據截至2019年最新的稅務申報,在涉嫌犯罪發生之前,它有大約5.8億美元

基督教團體取消了黃的演講

現在,一些事工已經撤下了黃和Archegos的其他基督教領袖在其活動中的講話視頻。

富勒神學院刪除了黃關於信仰和工作的演講視頻,並且不再將黃列為受託人

“信仰驅動的投資者”(Faith Driven Investor)刪除了安迪·米爾斯(Andy Mills)2019年在救贖主長老教會(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的講座,他從2014年開始擔任Archegos的執行主席,然後在2019年成為聯合首席執行官。 (米爾斯是國王學院的前院長,在他目前的國王學院簡歷中沒有列出Archegos。 起訴書中沒有提到他,也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他有任何不法行為)。

在Archegos公司2021年倒閉之前,基督徒們向黃尋求金錢和神學方面的建議。

在2019年新澤西州的都市社區教會(Metro Community Church)的一次演講中,主牧師彼得·安(Peter Ahn)問黃:“你有很多錢。 有這種慾望,人們想擁有它,他們認為它是快樂的根源,他們想擁有更多。 … 你能向這裡的人們傳授什麼智慧,使他們能繼續做下去,不把金錢看作是他們的神,而是把金錢看作是祝福神的國度的一種方式?”

黃的回答首先談到了金錢可以做的積極工作。

“上帝使我們的思維天賦大不相同。 你可能在處理名望方面很在行,”他對安說。 “我則對金錢的處理相當好,因為我在一個牧師的家庭長大。 我們很窮,但不知為何,我的母親和父親總是把東西送出去。”

黃的父親是一名韓國牧師,黃在大約18歲時移居美國。 他談到在酒店洗衣房工作是他的第一份工作。 他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上了大學,在卡耐基梅隆大學獲得了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然後開始從事金融工作。

“我享受神賦予我們的東西,”他繼續說。 “我去好的餐館。 我向你坦白,我不能活得很差。 但我的生活比我能過上的生活水平低好幾個檔次。 我只是對此感到非常高興。 我想,提摩太·凱勒(Tim Keller)和其他人說,所有誘惑我們的東西就像火一樣。 這樣,錢對我來說就像火。 我喜歡火,我喜歡看火。 我喜歡用火來加熱我的家、烹飪。 但是當火出來的時候,它會殺死你。”

翻譯:吳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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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用公款對全球教會的捐獻造成困擾

專家預測,到2050年,欺詐將使基督教事工損失1700億美元。

Christianity Today May 3, 2022
Source Images: Getty / vikif / Andreas Berheide / George Stan

挪用公款是一個日益嚴重的全球性問題,影響著各種形式和規模的基督教事工和教會。 全球基督教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lobal Christianity)預計,如果目前的趨勢繼續下去,盜賊們在2050年將盜取1700億美元,但各個教會可以做一些事情來保護自己。

以下是有關教會挪用公款的趨勢,對全球基督教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lobal Christianity)共同主任托德·詹森(Todd Johnson)採訪問答。

挪用公款是教會和基督教事工的一個特殊問題嗎?

這對宗教組織是一個特別問題,因為信任是如此重要。 我們發現,在有人被判犯了挪用公款罪後,甚至有牧師因此入獄,還有些教會會友仍然說,“我不相信他會這樣做。” 他們是受害者,但他們仍然無法接受事實。

這顯示了信任的力量。 信任是好的,但如果它被濫用了——就是在熟人中行騙(affinity fraud)的定義——那確實是一個問題。

你擔任共同主任的全球基督教研究中心預計,到2025年,教會中的挪用公款行為將減少約100億美元。 為什麼?

對此,我沒有一個單一的明確答案。 這些預測是綜合數據,與國民總收入、基督教的人口統計數據、基督徒的收入和捐贈率以及欺詐的動態有關。 這些都在不斷變化。

它的裏面是如此複雜,以至於很難歸因於一個單一的原因。 這些數據具有彼此相互不同的趨勢。

從長遠來看,該中心預計基督徒的挪用公款行為會增加。 是什麼在推動這一點?

由於經濟增長,它正在上升。

我們看到的總體趨勢之一是,基督教正在從較富裕的國家轉移到較不富裕的國家。 但使情況複雜化的是經濟增長在減緩,特別是在印度和中國這樣的地方。

1990年代,中國主要是農村,隨著教會的迅速發展,它是窮人的教會。 現在基督教已經進入城市中心,它是農村和城市的混合體,經濟正在發生變化,人口統計數據正在發生變化,基督徒的人口統計數據也在同時發生變化。 其結果是,被挪用的金額預計將在那裡和其他類似的地方上升。

我們也擔心欺詐的比例會上升,因為基督教正在教會更獨立的地方增長。 這種獨立性是基督教發展的部分原因,但這種獨立性也意味著在金錢方面,管控可能會減少。 因此,作為一個全球社區,我們可能會為這種增長付出代價。

個別教會可以通過多種方式防止挪用公款。 但是,是否有一些東西可以影響整體欺詐率?

即使在更多管控的情況或更尖端的結構下,人們還是會找到方法。

我們希望在基督教會裏的欺詐行為比例不會像在商業或其他的情況下一樣的高。 但金錢是基督教的一部分。 人們賺錢,然後他們奉獻金錢。 基督教鼓勵奉獻。 其中有一些被盜用。 我們的辦公室裏有一個教會犯罪資料夾,它相當滿。

我們把這件事公開是希望教會會認真對待問責的問題,並盡可能地阻止這種情況。

近期教會挪用公款的案件

1 加州,奧克蘭(Oakland)

非洲衛理公會(Af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的一名主教和一名平信徒領袖抵押了該教會在奧克蘭、聖荷西、帕洛阿爾托和洛杉磯等地所擁有的房產,以獲得1400萬美元的高息貸款。 這筆錢被用來在北卡羅來納州購買房地產。

2 德州,拉伯克(Lubbock)

一名簿記員從磐石教堂(Church on the Rock)拿走45萬美元,用教堂的信用卡支付汽車貸款、醫療費用、膳食,並維持她與女兒共同擁有的一家麵包店。

3 巴西,福爾摩沙(Formosa)

一位天主教主教和在他的監督下的五名神父偷走了相當於608,000美元的財物,並用來購買名錶、筆記本電腦、手機、牛、牧場,甚至還有一家賣彩票的商店。 會眾第一次注意到欺詐行為,是在報告中看維持主教、神父公寓的費用飆升。

4 尼日利亞,拉各斯(Lagos)

一名教會簿記員從活信仰教會(Living Faith Church,也稱為勝利者教堂)拿走了大約99,000美元。 當牧師面對他時,他做了一個完整的懺悔,並寫下如何偷走了這些款項。

5 新加坡

城市豐收(City Harvest)教會的創始人兼主任牧師以虛假的債券投資的形式抽走了相當於1700萬美元的資金。 大部分錢本是用於支援他妻子的音樂事業,是使用流行音樂接觸非信徒的專案的一部分。許多教會會友支持這事工。 教會領袖額外使用了1900萬美元,試圖向稽核員隱瞞挪用公款行為。

6 澳洲,阿德萊德(Adelaide)

有一家為多個教堂提供收存款服務的公司工作的一名女性偷走了大約30萬美元,用來去海外旅行,並買了26,716美元路易威登的產品。 當一名教會財務人員注意到報告中的差異並開始追蹤一些捐獻記錄的序列號時,就把她抓到了。

如何保護你的教會避免公款被挪用

制衡機制

確保多人參與金錢處理過程的每個部分。 如果一個人收奉獻款項,應該由另一個人存奉獻款項。 如果一個人支付帳單,應該由另一個人核對帳目。 CT的 “教會法律與稅務”(Church Law & Tax) 建議在半固定的基礎上做責任輪換。

問責文化

培養重視責任感的文化。 太多的基督教事工依賴信任(和“家庭”意識),忽視了我們都是容易受到誘惑的罪人的事實。 當“教會法律與稅務”詢問遭受欺詐的教會為什麼沒有建立問責制時,第一個解釋是害怕冒犯某人。 如果問責被視為冒犯,而不是負責任的管理,教會將面臨挪用公款的風險。

透明度

保密會對罪有好處, 坦誠會鼓勵道德正直。 即使有痛苦,也要致力於保持透明度。 “教會法律與稅務”發現,超過四分之一的教會不披露挪用公款行為。 這是冒犯了捐獻者的信任,是隱瞞了嚴重的罪行。

丹尼爾·西利曼(Daniel Silliman)是今日基督教的新聞編輯。

翻譯:元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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