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 ：第一位“失敗”的新教宣教士

1807 年，25 歲的馬禮遜航行到了廣州港，他充滿了熱情，渴望見到中國人認識基督。27 年後他在中國去世，去世前他一共只有為十個中國人施洗。雖然馬禮遜死時心灰意冷，但他的開拓事工，包括一套六卷的中文詞典和一本聖經譯本，卻為後來的宣教士打開了大門，從而讓他當初夢寐以求而未得的數百萬中國人成為基督徒。

馬禮遜在一個嚴厲的蘇格蘭長老會家庭中長大，他閱讀了教會雜誌上的宣教故事，從此激發他對海外宣教的興趣。然而，他的母親卻要他承諾，在她還活著的時候不要出國。直等到馬禮遜二十歲出頭，母親去世後，他才開始在倫敦接受傳道培訓。經過兩年的學習，他被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錄取。當他還在尋找男同工一起去中國的時候，他跟一位住在英國的中國學者學習了一年的中文。最後馬禮遜沒有等到他的夥伴，就獨自一人前往中國。當時，東印度公司掌握了大部分前往中國的英國船隻，他們拒絕讓馬禮遜登船，馬禮遜只好被迫由美國前往中國。

馬禮遜一生與東印度公司的關係，一直是互取所需，卻又互不信任。該公司為了維護其在中國的商業利益，嚴禁包括馬禮遜在內的西方人士向中國人傳福音。他們擔心宣教士們會冒犯到中國的貿易夥伴。但在馬禮遜抵達中國後，公司主管了解到他的語言能力，於是聘請他擔任翻譯。他們雖然為馬禮遜提供一份薪水，但也試圖限制他的宣教活動。例如，1815 年，當東印度公司得知馬禮遜秘密完成新約聖經的翻譯後，就威脅要將他遣送出境。

1809 年，馬禮遜與瑪麗‧莫頓（Mary Morton）結婚。六年後，他們有了兩個孩子，而此時身患重病的瑪麗帶著兩個孩子回到了英國。直到六年後，馬禮遜的妻兒才回到廣州去看望他們的父親和丈夫。瑪麗去世後，馬禮遜將孩子們送回了英國。三年之後，他親自前往英國，度過了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休假。再次回到廣州時，他帶上孩子和新婚妻子伊麗莎白。他與伊麗莎白又育有四個孩子，享受著美滿的婚姻。

1834 年，宣教先驅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在印度去世兩個月後，馬禮遜也相繼去世。當年輕的馬禮遜時第一次航行到中國時，有人問他：“在充滿偶像崇拜的中國，你真的覺得自己可以改變什麼嗎？”馬禮遜的回應像是在說他自己都不知道的預言：“先生，我沒有辦法，但我相信上帝會有辦法的。”

郭實獵（Karl F.A. Gützlaff, 1803-1851) ：蒙羞的理想主義者

歷史學家用各種不同的方式來描述郭實獵：“一個聖徒、一個怪人、一個充滿異象的人、一個真正的先驅，和一個受騙的狂熱分子。”郭實獵是一個悲喜參半的例子，雖然他有許多缺點，但是基督還是藉他被傳講開來。

馬禮遜晚年的時候，有一位同樣有熱誠的青年郭實獵，他的船正沿著中國海岸前行，他沿途分發馬禮遜翻譯的中文小冊子。郭實獵是一位不屬於任何差會的宣教士，他過去幾年在印尼和泰國宣教。最近，他失去了妻子和女兒。

到了 1840 年代後期，有關郭實獵在中國的事工報導非常耀眼：郭實獵訓練了 300 位中國人從事中國的福音事工，僅僅一代人的時間裡，他們分發了數千本新約聖經。據統計，受洗的歸依者不少於 2871 人。在他本國內的支持者感到很興奮，直到 1850 年這場騙局被揭開。

當時，郭實獵正在歐洲推廣他的宣教事工，但有證據顯示，他已經知道自己被中國同工騙了。他們編造了歸依者的人數，秘密將郭實獵付錢印刷的新約聖經重新賣給了印刷商。然後，印刷商將這些聖經再次賣給毫無戒心的郭實獵。

還有更嚴重的事：郭實獵擔心失去經濟上的支持，便選擇去隱瞞數字上越來越嚴重的不一致。當事情曝光後，他感到很丟臉。心灰意冷的他回到中國，試圖收拾殘局。一年後，郭實獵就去世了。

如果歷史斷定郭實獵是一個“受騙的狂熱分子”，就必須補充說他是一個傻瓜，並且是個為基督癲狂的狂熱份子。在印尼和泰國的宣教期間，郭實獵和他的妻子將整本聖經翻譯成暹羅語。在所有他曾經宣教過的地方，無論是印尼、泰國或中國，他“愚蠢”到像他想要傳福音的對象一樣穿衣、吃飯和生活，在他那個時代這是很激進的行爲。他巧妙地將福音主義與社會關懷作結合，就像 1842 年他協助談判，結束了第一次鴉片戰爭一樣。

儘管郭實獵創立的傳教組織“福漢會”（Chinese Union）與他一同消逝，但“中國傳道會”（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卻在其根基上茁壯成長。1853 年，也就是郭實獵去世兩年後，中國傳道會將戴德生差往中國。戴德生稱郭實獵為“中國內地會之祖”，以此來紀念和尊榮他。

古約翰（Jonathan Goforth, 1859-1936) ：中國最偉大的佈道家

古約翰的背部、頸部和頭部被劍砍傷，血流不止。他認為自己肯定會成為下一個在 1900 年義和團之亂中被殺的數十位中國宣教士之一。然而，古約翰奇迹般地活了下來，並與妻子羅莎琳（Rosalind）一起逃往安全的南方繼續宣教。這段宣教之旅將為他贏得被一位歷史學家稱爲“中國最偉大的佈道家”的榮譽。

最初為了孩子的健康，羅莎琳反對古約翰的策略。他的策略是用一個月的時間在一個地區或城市傳福音，並且培養出一位本土佈道家繼續牧養新信徒。每年一次或兩次，他們會回到這些地方，鼓勵初信的教會會眾。

古約翰因有其源源不絕的精力而聞名。他經常會一天講道八小時，並且好幾次他甚至向 25,000 人講道。因為古約翰一家巡迴宣教，他們遷至滿洲和朝鮮待了一段時間。但他們持續影響最久的地方是中國，1908 年至 1913 年間，有 13000 多名中國人成為基督徒。

1918 年，古約翰帶領了一場五旬節式的復興活動，包括基督徒將軍馮玉祥在內的一些中國士兵都有參加。經過為期兩周的傳道，近 5000 名官兵參加了聖餐崇拜。

古約翰一家承受了一些爭議和心痛。1920 年代，當基要派與現代主義的爭論達到高峰時，古約翰與年輕的長老會宣教士交戰，他說這些宣教士在傳講一種淡化的福音。古約翰一家 11 個孩子中有 5 個死在中國的土地上。

1934 年，74 歲的古約翰失明後，他們一家才終於退休，回到加拿大。不到兩年，古約翰就去世了。

慕拉第（Lottie Moon, (1840-1912) ：美南浸信會宣教事工的推手

“她是我們宣教士中最好的一位。”《美南浸信會宣教雜誌》如此讚美在中國宣教一輩子的慕拉第。1912 年平安夜，72 歲的慕拉第去世了。她打破了大男子主義對宣教婦女的限制，還成功地讓浸信會宣教事工，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將福音扎根在中國人當中。

慕拉第在美國南北戰爭期間，成長于一個維吉尼亞州的貴族家庭中，是一位受過高等教育的南方淑女。她卻成為一個不太可能的宣教士候選，因為她在大學期間曾對基督教保持懷疑。然而，家庭對她的影響來說更深遠。她的叔叔詹姆斯·巴克利（James Barclay）是第一位來到耶路撒冷的基督會（Christian Church）宣教士。她還有一位虔誠的母親，常常為她得救禱告。慕拉第有一個妹妹，她比慕拉第早幾年來到中國，並最終邀請慕拉第加入她的行列。慕拉第在攻讀研究生期間經歷巨大轉變，歸依成一位基督徒，在預備跟隨妹妹去中國前教了幾年書。她拒絕了托依（C. H. Toy）的求婚。托依有自己的宣教計畫，還是未來的哈佛教授。雖然慕拉第很愛托依，但她認為托依接受了達爾文的進化論，這使得他們不會成為一對好伴侶。

在中國，她曾是一個學校的老師，但很快她就覺得這個傳統的女性角色限制了她傳福音方面的恩賜。慕拉第在《浸信會宣教》期刊上寫道：“當一個女人計畫了有展望的事工，卻發現自己被束縛在教導幾個女孩的瑣碎工作中，我們是否會對平凡感到厭倦和厭惡，感到能力遭到浪費，並且相信自己的人生就是一場失敗？”她又說：“來到中國的女性想要的是自由的機會，盡可能多地從事工作。…女人有權要求完全的平等。”

慕拉第與其他在中國的男性宣教士，在哲學理念上有歧異。當時她已經 44 歲，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宣教士，她搬到了平度縣，試圖在那裡建立教會。起初，宣教工作既困難又令人沮喪，但不久慕拉第發現並報告說，她“在中國從未見過如此渴望學習、如此追求屬靈的人！”她又說，“肯定沒有什麼比靈魂得救更喜樂了。”

得救的靈魂中有一個是李壽丁，他成為教會的牧師，在隨後的二十年間為一千多名歸依者施洗。

然而，山東發生了一場嚴重的飢荒，使喜樂變成了絕望。最後的幾年間，慕拉第為數千飢餓的人募集資金和食物。美國方面幾乎沒有提供什麼幫助，於是她清空自己的銀行帳戶，但仍然有很多需要。這使她陷入抑鬱之中，無法吃下任何食物。她的健康每況愈下，最後她去世了。

儘管如此，慕拉第的產業依然持續了下去。在她去世的 85 年後，美南浸信會每年會透過“慕拉第聖誕奉獻”籌集數百萬美元以支持宣教。

師達能夫婦（John and Betty Stam, 1906/07-1934) ：激勵一代宣教士的殉道者

當師達能夫婦被共產黨俘虜、帶去處決的時候，有人問他們：“你們要到哪裡去？”

師達能說他不知道士兵們要去哪裡，而後又加上一句：“但是我們是回天家。”

師達能（夫）和史文明（婦）在慕迪聖經學院相遇，他們都覺得上帝呼召他們去中國宣教。史文明的父母都是資深的宣教士，在史文明抵達中國的一年後，師達能也跟隨她的腳步，不過是在不同的地區宣教。一年後，1933 年 10 月 25 日兩人結婚，並於 1934 年 9 月生下海倫（Helen Priscilla），兩位都以他們的女兒為傲。

三個月後，2,000 名共產黨人襲擊了對師達能夫婦居住的旌德縣城，他們夫婦和嬰兒都被拘禁。共產黨密切監視了師達能夫婦好幾天，最後允許師達能向中國內地會總部寫信。一封信中，他轉達了逮捕者兩萬美元贖金的要求，最後他說“求主保守你們、引導你們。至於我們夫婦，無論是生是死，願上帝都得著榮耀。”

他們雖然知道紅軍帶著强烈反西方、反基督教的情緒，但卻無意中聽到士兵們正在討論如何處置他們的孩子，他們為此感到震驚。12 月 8 日上午，當士兵們準備殺死海倫的時候，一位農民聽說了師達能夫婦的情况，就挺身為孩子的性命求情。士兵們告知那位農民，要以他的性命來換孩子的性命。農民同意，當場就被處決。

隔天早上，當史文明正在給海倫洗澡時，師達能夫婦突然被帶離房子，而且沒有機會帶上孩子。兩人被剝光內衣，遊街示眾。當他們被判處死刑時，有一群人聚集在那裡。有一位中國醫生，同時也是一位基督徒，在最後一刻為師達能夫婦求活路，共產黨毫不猶豫地判處他死刑。師達能反過來為醫生求情，卻無濟於事。然後士兵命令師達能夫婦跪下，很快兩人都被斬首。

全世界的基督徒聽聞這對年輕宣教士的死訊，也知道中國的基督徒們大膽地救下了小海倫，他們將海倫藏在一個米筐裡，經過一次百里的長途跋涉，將她送到外祖父母手中。

儘管師達能夫婦只服事了三年，他們勇敢的殉道精神卻鼓舞了一代人。師達能夫婦的傳記出版後，數百人自願加入宣教的服事工作。

凱文‧米勒（Kevin D. Miller）是 《今日基督教》的助理編輯。

翻譯：思慕，校對：T. N. Ho

（本文為《今日基督教》教會歷史欄目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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