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婦如何衍生至今日的性販賣產業?

全球有630萬名女孩和女人受著性販賣的折磨,這個迴圈仍持續不斷。

Christianity Today May 31, 2023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據估計,今日有2900萬名婦女的生活狀態類似「現代奴隸」,包括某種形式的性販賣(sex-trafficking)和強迫婚姻(forced marriage)。為了了解為什麼在亞洲有這麼多女孩和女人遭受性販賣的傷害,希薇亞·居·傅利曼(Sylvia Yu Friedman)希望更多人能回顧其歷史淵源。(編註:「性販賣」非指女性自主的賣淫行為,而是出於他者、強權或經非法買賣下強迫女性賣淫)

「專家估計,日本帝國軍隊從他們佔領的國家帶走了多達40萬名女孩和女人,送到位於中國的1000多個強暴站點和整個亞太地區士兵駐紮的數百個軍事妓院,」她說。「聯合國專家稱這是20世紀對女孩和女人最大的人權侵犯。然而,日本政府始終不願承擔戰時性奴役計劃的全部法律和道德責任,也未發出真正誠懇的道歉,滿足倖存受害者及其家屬的要求。」

雖然政府並未承擔完全的責任,但分別有日本基督徒親自向在中國的日本戰時性奴隸的年長倖存者道歉。

希薇亞說:「他們對這些倖存者和其他中國人及韓國人的真誠道歉,為戰爭的創傷所產生的世代痛苦帶來了一定程度的癒合。」

身為一名作家、電影製片人和慈善家,希薇亞採訪了許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強制從事性奴役和今日在性販賣集團控制下倖存的亞洲女性。

她說:「我意識到,亞洲仍然存在著性販賣的迴圈,由日本軍隊開始的性奴隸事業未曾消失或結束,因(亞洲各國的)性別歧視的普遍事實和缺乏對戰時性奴隸這個歷史事實的強烈譴責。」

希薇亞對終結性販賣的熱情使她二十年來一直在調查其背後黑暗的地下社會結構。透過她在慈善事業方面的工作,她成功地把資金引至一些早期的亞洲反販運計劃裡。

希薇亞也透過「852自由運動(852 Freedom Campaign)」組織研討會,教育更多人了解性販賣的問題。身為對抗性販賣的先驅者,她以香港為基地揭露不同形式的性販賣罪行,並因她製作的關於中國、香港和泰國人口販運的三部曲系列紀錄片而獲獎。希薇亞也是《通往正義的漫長道路:來自亞洲前線的故事》一書的作者,目前正與一家位於新加坡的電影公司合作,製作一部以該書為基礎的電視劇。

希薇亞近期與《今日基督教》全球書籍編輯Geethanjali Tupps談及她對亞洲人口販賣地下社會的調查,以及她是如何因著這次旅程接受了自己的韓國身份、目睹亞洲職業女性改變當前性販賣情況的潛力,以及見到禱告帶來的影響力。

你最初是如何對打擊性販賣燃起熱情的?

我對人權的委身起源於我自己的人生經歷,在1980年代,我是加拿大一所全是白人的學校裡唯一一個韓國學生,我遭受到種族主義的強烈羞辱。除了路上的陌生人會叫我中國佬(chink),同學們也會說「中國佬你(chink you)」而不是「謝謝你(thank you)。」我的朋友們會對我的外表發表些不得體的評語,或問我家的泡菜罐裡是否裝著死掉的動物。

所有一切都讓我對不公正的現像有了深刻的認識。在我十幾歲那年,我母親轉述了一份韓國報紙上關於金學順(Kim Hak-soon)的故事,她是二戰期間為日本軍隊強迫賣淫的倖存者。金學順向國際媒體作證她的「慰安婦」人生經歷:她在青少年時期被迫為日本軍隊賣淫。金學順願意公開分享她的故事的原因,是日本政府否認曾實施戰時性奴隸制度,並且稱這些女性為「自願性的娼妓」。

讓我感到不安的是,我在學校課本裡沒有學到這段歷史。我無法忘懷這個事實:如果我在那個時期出生在她的家庭,她所經歷的事可能也會發生在我身上。

你後來對戰時性奴隸制度有哪些方面的了解?

在烏克蘭和奈及利亞,戰爭中的性暴力透過像博科聖地(Boko Haram)這樣的恐怖組織而存在。全球有630萬名女孩和女人受著性販賣的折磨,這個迴圈仍持續不斷。

我相信性販賣的迴圈,是由日本軍隊在戰爭中的性奴隸制度延伸下來的。戰後,一些韓國和中國的受害倖存者被留在如泰國等國家,為了生存,她們不得不在軍事基地附近賣身。如果包括日本政府在內的各國政府,二戰後對戰時性奴隸和「慰安婦」政策的醜行採取更強硬的態度,並宣佈人類應「永不再犯」這樣的罪行,今天是否會不一樣?強硬的立場也許能使國際間達成協議,協力阻止販賣女性。

你的人生在調查人口販賣的地下社會長達20年後,有什麼樣的轉變?

2013年,當我在香港為性販賣紀錄片做研究時,我首次和一位宣教士進入紅燈區,尋找受害者進行訪問。我非常害怕,一度想要抓住宣教士的手——如果他能接受我這位成年的職業女性有這種行為的話!

當我們在外面時,我們遇到一位年輕且充滿創傷的母親,她被迫整夜尋找「恩客」。雖然她並沒有身體上的束縛,但販賣她的人對她有另一種更邪惡的掌控:他們知道她的女兒和祖母一起住在非洲,並威脅要傷害她女兒。我們盡力想出方法幫助這個受害者,甚至帶她去過教會,但她的電話號碼被切斷,她被轉移到另一個地方。

我經歷過許多可怕的情況。我在採訪性販賣受害者時,曾在妓院裡遭到一大伙暴徒的威脅。我也曾必須在武裝士兵的保護下在邊境地區工作。

這些經歷讓我堅信禱告的力量。我見到我的母親和朋友為我熱切的禱告,當我從這些臭名昭著的紅燈區一次次的危險遭遇中毫髮未傷地離開時,他們的禱告有了真實具體的影響。

我在緬甸邊境附近最惡名昭著的紅燈區拍攝期間,有一次瀕臨死亡的經歷。我們被暴徒和媽媽桑包圍,他們指責我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他們妓院的影片,但我未曾這樣做過。我的人生跑馬燈在眼前一閃而過。然後他們中的一個人說:「警察來了!」他們就像蟑螂一樣四散逃跑了。但這是一個非常偏遠的地區。我相信那次是一個活生生的奇蹟;一位我的朋友那時正在為我禱告。

你的信仰在你的工作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我的信仰推動著我透過寫作、慈善活動和電影去倡導、為被壓迫和被奴役的人們發聲,提高人們對現代奴隸這個可憎事實的認識。

我的書正是我的見證——見證關於神如何在我自己、那些前線工作者、現代奴隸制下的倖存者,甚至那些我在路程中遇到的加害者、人口販子的生命裡工作及改變我們。我旅程中的每一步都是在禱告和我的導師、牧師及朋友的支持下前行。

和你交流過的倖存者是如何影響你對性販賣的理解的?

我遇到了日本軍隊性奴役的倖存者金順德(Kim Soon-duk),那時她已經83歲。

金順德是個溫柔的人,但她的經歷讓她在55年後依然受到很深的創傷。儘管如此,她對日本人沒有懷有任何怨恨,只希望我將她的故事告訴這個世界,最重要的是,她渴望在去世前能收到日本政府真誠的道歉。

我接著見到和採訪了其他幾十位不同國家戰時性奴隸的倖存者,包括中國。見到這些抵抗自身亞洲文化保守價值觀、發聲抗議數十年之久的年長倖存者,是個神聖的經驗。

這些婦女是他們國家第一批#MeToo社運人士,他們長期站在反對性販賣和戰爭下的性暴力罪行的最前線。他們值得得到他們迫切追求的目標和尊嚴。但這些倖存者年紀漸長,而時間不多了。他們需要我們的支援。

你從倖存者那裡聽到哪些關於基督徒的工作?

我曾與被販賣進入強迫婚姻且被迫從事網上賣淫生意的北韓婦女談話。她們告訴我,有些南韓宣教士冒著生命危險幫助她們沿著一條地下鐵路前往首爾,並獲得公民資格和政府的支持。在其中一個採訪中,我聽說一位年邁的南韓牧師幾年前在帶領一群北韓婦女穿越一條暴漲的河流時去世。

通過希望之門事工(Door of Hope),我認識了一些勇敢的中國年輕女基督徒,她們無畏地用上帝的愛去接觸被販賣至紅燈區的婦女。這些婦女的信仰幫助她們克服自己原本對賣淫婦女的成見,以及最初不支持她們的家庭教會的成見。今天,她們不斷拯救著被賣的婦女,並為倖存者和一些人販子提供工作和康復的機會。

曾與你有所交流的男性是如何幫助完成你的書的?

我被一位以前曾是人口販子,如今成為東南亞宣教士的人的見證深深感動,他對現代奴隸買賣這個地下世界的專業知識為我的研究提供寶貴的資料。

與年長的前日本軍人會面幫助我理解軍隊性奴隸犯罪者的心理。我還有幸見到幾位勇敢的日本基督徒,他們認為向中國人和韓國人表達個人的歉意是他們的使命,且他們的行動也帶來了深刻的治癒。

日本軍隊在二戰前和二戰期間造成的跨世代戰爭創傷,在人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疤痕,且持續為中國、香港、韓國和其他國家帶來痛苦、創傷和種族仇恨。

長期從事性販賣的報導對你的心理健康有什麼影響?

我有一個強大的心理支持網絡——我的家人、丈夫、朋友都支持我,我很幸運,我還沒有遇過嚴重的心理健康問題。我也並非全職在前線工作(那裡的風險更高的),只在採訪和記錄性販賣案件時才衝進現場。

然而,我在中國的紅燈區有過瀕臨死亡的經歷,也有過創傷。在早期採訪日本軍隊性奴役的年長倖存者時,我也有過二次創傷,主要是因為我在工作中沒有建立足夠的心理界限,我想站在他們的立場上寫出共鳴。

報導性販賣對你的韓國身份認同有什麼影響?

這段旅程的一個副作用是,我已完全接受了我的韓國血統,這是我身份的一個層面。由於我在成長過程中遭受種族偏見,我曾拒絕接受自己的韓國身份。然而,在中國生活幫助我接受了我的文化傳統。

因為我不會說流利的中文,陌生人會問我是日本人還是韓國人,或者他們認為我是海外華人。我經常得面對我的文化遺產,比我住在加拿大時還要多。當我提到我是韓國人時,陌生人幾乎都會說他們喜歡韓劇和音樂,並說韓國人有多酷。這總是讓我感到驚訝,因為我是在一個亞洲文化不被視為「很酷」的時代長大的。

與韓國性販賣倖存者的會面讓我看到,無論我多努力地拒絕我的韓國文化遺產,我的基因裡仍是韓國人。當我了解到日本殖民主義和慰安婦的情況時,我有一種直觀的反應,我把它歸結為一個世代的仇恨/痛苦——我會說這種情況和在美國和加拿大的納粹大屠殺倖存者、日本集中營倖存者的情況相似。

是什麼給了你盼望?

100多年前,像我這樣的亞洲女性會被迫裹小腳、被視為別人的財產、結婚前沒有名字,也不被允許受教育。

自那時起至今天,我們已走過漫長的道路,如今有影響力的亞洲女性比以往任何時期都還多。但在改善亞洲女孩和女人的權利和尊嚴方面,我們仍有很長的路要走。我聽說過在北韓被販賣為新娘的女性,夫家為了防止她們逃跑而要她們整天在田裡工作,只給她們穿薄薄的拖鞋;我也曾見過一個像狗一樣被鎖在自己家裡的女性。

去年,在中國蘇州,一位被販賣的婦女——身為八個孩子的母親——被鎖在房子裡的照片引發了全國的討論。從我在中國聽到的消息來看,那裡的「反人口販賣運動」正在萌芽發展,我相信這是因為職業女性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她們對婦女遭受到的可怕剝削感到憤怒。

我的朋友艾真(Ai Jin)透過希望之門事工接觸性交易產業內的女性已有數個月,但當她發現自己14歲的表妹也被拐賣成了妓女時,她悲慟萬分,一度想放棄。

在我的書中,我寫道:「艾真幫助強化了這個觀點:普通人也能做出非凡的英勇行為。她承認自己很軟弱,經常想要放棄。但是,她對上帝的堅定信仰讓她繼續闖蕩在性販賣和賣淫的世界,而她的信念對我也是個挑戰。」

透過認識像她這樣的人,我開始夢想著,如果有一億個中國基督徒加入反對現代奴隸產業的戰場,他們將成為歷史上最偉大的力量之一。

翻譯: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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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並不能停止你的焦慮

儘管我們對焦慮或罪的坦承總是敬虔的,我們出於焦慮的祈求卻並非都是敬虔的。

Christianity Today May 31, 2023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Steven Puetzer / Getty / Envato

聖經裡最常被人引用的經文之一是:「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腓立比書4:6-7)」

這段經文呼應了耶穌的話「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並指出焦慮的解藥是:禱告。

我們的焦慮往往來自我們當下的處境。我們看不到前面的路是什麼。所以我們應該要低頭禱告——是啊,還有什麼比這更簡單的解決方法呢?

但往往,我們禱告的內容會揭示我們對自己的理解、對焦慮的理解,以及對上帝的理解。除非我們留意保羅在敦勸腓立比教會時提及的「祈求的類型」,否則我們在焦慮狀態下的禱告實際上只會導致更大的焦慮。

我們確實會對未來的情況感到焦慮,想知道當我們的友情、經濟狀況和家庭出現困難時該怎麼做。如果我們能至少多知道哪怕是「一滴滴」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我們肯定能平息一些焦慮,採取較積極主動的立場,或甚至是能放鬆下來,相信上帝!

於是我們向神提出請求:「主啊,求祢告訴我接下來該怎麼做。讓我知道明天會是什麼樣子。」

我們這樣禱告的理由是,如果我們有從神而來清楚明確的指示,我們絕對會遵循它。但摩西在燃燒的灌木叢中的故事卻警告了我們:摩西從神的口中得到指示,要他去埃及拯救他的人民。結果呢?摩西焦慮到了極點。不情願跟隨。甚至開始有身份認同的危機。上帝所賜的明確話語既沒有為摩西帶來信心,也沒有帶來「心裡的平安」。

我們也以為如果上帝向我們「顯現」一個明確的跡象,我們就會有平安。但基甸的故事讓我們知道情況往往並非如此。基甸不平安的感覺大到他甚至要求上帝證明祂會做到祂承諾要做的事,像這樣的請求是對上帝嚴重的不敬。但基甸提出所謂的「羊毛測驗」,他試驗了他的上帝。在基甸的要求下所發生的奇蹟也沒有為基甸帶來決心或讓他採取應有的行動。

我們總認為,如果我們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我們就能明智地靠著這些信息來做出正確的決定。但彼得不認耶穌的故事再次打臉我們。耶穌明確地告訴彼得,焦慮會導致他在不久的將來犯罪。但彼得並沒有改變自己行為模式。彼得對「未來會發生的事的預知」並沒有起到矯正他行為的作用,反而使他更備受譴責。彼得對未來的預知並未帶來他的悔改或使他有謙卑的態度。

告訴上帝我們對未來感到很焦慮是一回事。要求祂向我們揭示未來則是另一回事。

告訴上帝我們對未來感到很焦慮是一回事。要求祂向我們揭示未來則是另一回事。前者是認罪、坦承,後者是祈求。認罪和祈求皆是禱告的不同層面,但儘管我們對焦慮或罪的坦承總是敬虔的,我們出於焦慮的祈求卻並非都是敬虔的。

懇求上帝向我們顯明未來的時候,我們應謹慎行事,因為這些知識屬於神的奧祕(申命記29:29)。那些試圖把禱告當作水晶球的人,忘記了基督呼召我們憑信心而不是憑眼見行事,也忘記了基督的祝福:「那沒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翰福音20:29)。

上帝是否曾在不同的契機下向祂的僕人揭示明確、具體的方向?有的。聖經為我們存留了這些事蹟。但聖經並沒有將此標準化、常態化。正如我們看到的,上帝的這些啟示也不一定會產生我們預期的「心裡的平安」。

請記住,希伯來書第11章裡並沒有說亞伯、以諾、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以及其餘的大人物是因有清晰的想法及滿滿的自信而出發的;他們是憑著信心而行。事實是,他們有很多焦慮,而且他們的視線前方也有障礙物。但他們的神是信實的。他們的神至今仍是信實的。

那麼,焦慮的人應該向神提出什麼請求呢?

我們能求祂增添我們的信心(路加福音17:5)、求祂教我們信任祂(詩篇71)、求祂賜給我們智慧(雅各書1:5)、求祂幫助我們將我們的心意奪回,使我們的心能順服基督(林後10:5)、求祂以「祂的同在」成為我們的日糧來支撐我們的今天(馬太福音6:11)、求祂提醒我們祂過去的信實,以及祂對我們和未來所有世代信實的承諾(詩篇119:90)。

上帝會以祂所賜的「出人意外的平安」來回應我們的請求。(腓立比書4:7)。

但這樣的平安,不是因為「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而有的搖擺不定的平安,而是因著信任那位「掌管明天的神」而有的完美的平安。

珍·威爾金 (Jen Wilkin) 是一位妻子、母親和聖經教師。 她是《道中的女人》和《無人像祂》一書的作者。可以在這裡追蹤她的推特 @jenniferwilkin

翻譯: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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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來說,科學和信仰都是探索之旅

在我看來,基督信仰和科學最高貴的層次相互共鳴:尋求真理並分享能使人類的生活更好的知識。

Christianity Today May 27, 2023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 Courtesy of Anjeanette Roberts

在我六歲或七歲時,常獨自坐在爸媽臥室地板上看《星際爭霸戰》的重播。我和企業號(Enterprise)航艦組員一起前往「人跡未至的地方」探險,而且特別著迷於外星文化:羅慕倫人(Romulans)、瓦肯人(Vulcans)和克林貢人(Klingons)。這些故事深深地觸發了我的想像力。

我的母親也會每週帶我去圖書館滿足我的好奇心。約莫11或12 歲時,我加入科幻小說俱樂部,這讓我更是開了眼界。我沉浸在以撒·艾西莫夫(Isaac Asimov)、羅傑·澤拉茲尼(Roger Zelazny)和亞瑟·克拉克(Arthur C. Clarke)等作者大量的作品中。我期盼著,或許在我的有生之年,月球之外的太空旅行有可能實現。或是長大以後我可以成爲太空船船長。但最終,我成為了一位科學家——而這毫無疑問是我人生第二棒的決定。

在我12歲生日不久後,當我在一家小書店逛著時,偶然發現魯益師(C.S. Lewis)寫的系列書籍(當時我還不認識他),我用生日禮金買了《獅子·女巫·魔衣櫥》。書裡接踵而來的暴風雪把我鎖進了納尼亞的世界,這些故事開始解開關於探險、新發現和基督教思想間的關聯性。

隔年的一個炎炎夏日裡,當我坐在泳池邊,把腳放入水中滑著時,我們社區泳池的救生員向我走來。我當時正因為沒有遵守規定而受到隔離的處罰。救生員彎腰問我:「你得救了嗎?」儘管她的問題對當時的我沒有什麼意義,但這次互動預備著我走上一條路——路途的最高點在同年的秋天,當我把我的生命交給耶穌。

每當我回想起我童年對學習的熱愛和信仰的轉變時,我認為它們並非獨立的並行敘事,而是一個整合的故事。換句話說:我對科學的熱愛和我對耶穌的熱愛是我生命中大部分時間共進的經歷。科學和耶穌皆邀請我進入好奇和想像的空間,鼓勵我提出問題、尋求真相和探索身邊的世界,且兩者皆呼召我去探究凡是合理、真實且值得信靠的事物。

自由的發問

我選擇追求科學領域最大的原因,是科學對於我身為一個女性能做什麼、以及如何做出貢獻的限制更少。相比之下,在有組織的基督教教會/機構裡,我經常發現自己的追求受到他人政策、觀點和實踐的限制或阻礙。儘管科學界一些同僚對女性在科學和教育中的能力和角色持有奇怪的觀點,但整體而言,科學研究是一個更爲平等的職業舞臺。

在進行研究時,每個人都應以合理的推理、良好控制的實驗,以及可重現的數據來支持自己的論述。最好的問題和見解都會受到重視,不論性別,種族或任何其他個人標識。總而言之:科學為提出問題和探索潛在的答案提供了完美的環境。

多年來,基督教團契也提供了一個類似的空間,人們可在此尋求真理並提出艱難的問題。我喜歡上帝的應許,即,那些全心尋求祂的人就會尋見(耶利米書29:13),祂的應許不受任何人類標識的限制。我們可以說,上帝有著最好的無歧視政策。

我的信心是根基在我在基督裡的身分和神自我啓示的真理上。是的,我是個女性、一位科學家,一位學者(而且單身!),但我首先是神的孩子和耶穌的門徒。我最主要的身分來自「我是神按照祂的形象所造」這個事實——而祂的目的是為了我們能認識祂、服事祂並跟隨祂,也是爲了去愛其他同樣以神的形象而造的人。

科學與信仰和諧共處

當我準備唸研究所時,一位好友向我提出我人生一個最重要且無價的挑戰。她跟我說了許多話:「在接下來的五年左右,你會攻讀並成為分子生物學和病毒學方面的專家,但在接下來的五年中,你會在你對上帝的認識和關係方面有多少成長呢?」

就在那天,我在神面前下定決心,我要把祂擺在第一位,而且在我讀研究所期間,將我與祂的關係視為優先事項。要履行這個承諾需要堅定的行動。我在學校尋找基督教團契、加入地方教會和校園事工、帶領查經班,並試圖在我的研究日程中分別出一週一次的安息日。

在我攻讀博士後的幾年裡,我認識了耶魯大學的瑞文德爾機構(Rivendell),這是由一群基督徒組成的機構,他們致力於將基督教思想與每個學科整合起來,並在學術對話中加入基督教的聲音。我開始更深入地思考信仰和科學的整合,並反思上帝自我啟示的本質和目的。

最重要的是,我的研究生時期和博士後的研究皆深化了我對此ㄧ真理的信念:上帝向我們保證祂已向我們啟示了自己——透過自然、聖經、道成肉身,和那些在基督裡經歷靈裡重生的人的生命。祂創造萬物的目的是讓我們來認識祂、愛祂和信靠祂。

在我看來,基督信仰和科學最高貴的層次相互共鳴:尋求真理並分享能使人類的生活更好的知識。

科學帶我進入對神更深入的敬拜

我如今在Reasons to Believe機構中擔任研究學者,從神學觀點發表對病毒的看法。我也致力於減輕高度衝突的問題,緩和其與信仰之間的張力——如生命的起源、在創造物裡有多少程度的進化,以及自然之惡(natural evil)存在的事實。在這些兩極化的辯論中進行調和是一大挑戰,會同時收到來自雙方不友善的砲火攻擊。但當我專注於耶穌呼召我去做的事,我能找到穿越這些危險戰火的路,並能愛那些與我意見不同的人。

這個戰場與我在研究所時的生活一樣,我在基督裡的身份仍是我穩固的靈魂根基。我發現自己再次在兩條相互並行的路徑上奔跑,信仰與科學都邀請我如魯益師在《最後之戰》裡所寫的那樣:「向更高及更深的層次前進」。我之所以有豐盛的生命,不是因為科學或世界告訴我信仰科學或信仰基督教的女性分別會是什麼樣子。我有著豐盛的生命是因為上帝賜給我好奇心和想像力。祂引導我走上探索智慧的旅程,並告訴我我是誰——我是祂所深愛,以極高代價贖回的孩子。

這個真理對我們所有人都是真實的。上帝愛著每一個人,渴望我們知道祂永恆的存在。祂的存在是透過早期神學家稱呼的「自然之書」和「聖經之書」啟示於我們。這兩本書向我們揭示了這位創造近乎無限的多樣性、在親密關係中行動並宣告我們無與倫比的價值的上帝。

雖然並不是所有人都有科學方面的天賦,但神呼召我們所有人以祂所賜的好奇心,盡全力探索這兩本「書」。只有這樣做的時候,我們才能將自己獻給萬物之主,為了我們的鄰舍、下一代能有豐盛的生命而妥善的對待所有創造物。

安傑內特·羅伯茨(Anjeanette Roberts)於 2003-2006年間在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進行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冠狀病毒(SARS-CoV)的研究。她擁有化學(學士)、細胞和分子生物學(博士)和基督教護教學(碩士)等學位。她在定理和神學(Theorems and Theology)部落格中發表文章,並經常在學校、大學、民間組織和教會演講。

譯者:榮懌真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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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請從我的忙碌中拯救我!

努力工作是一種美德。但聖經警告我們,我們的忙碌往往揭示了使我們遠離基督的偶像是什麼。

Christianity Today May 27, 2023
Donald Iain Smith / Getty Images

如果要用一個字形容我們的年代,忙碌會是前幾名的選項之ㄧ。在2018年,如果你沒有一個副業、一個著迷的興趣、一個你正熱情地建造、改良、經營,或創意地用來賺錢的計畫的話,我們會懷疑: 你對你的人生夠負責任嗎?你是否有一滴滴的好奇心,想讓生活過得更好,或放眼世界,讓自己變得更勇敢、更聰明,或至少讓自己的家少點使用化學物品呢?

忙碌(hustle)是「帶有正向能量」的一種表象。雖然這個詞在以前的時代的意思只有「匆忙」,但在現代,它已成為一種信條和崇拜,是有權有勢者和媽媽創業家之間的祕密起手式。它也是真誠的記號,證明你正在「逐漸成為專家」,如作家斯蒂芬·普雷斯菲爾德(Stephen Pressfield)所形容的那樣,你脫離人生業餘玩家的角色,更認真地對待自己的理想(和自己)。

儘管聖經裡鼓勵基督徒要全心全意、勤奮且愉快地工作(歌羅西書3:23-24),但聖經的教導同時也提醒、減緩我們可能會有的過度行爲:事實上,努力工作和無休無息地工作是兩回事。這也許聽起來像在雞蛋裡挑骨頭,但智慧和愚蠢之間的區別,歸根結底在於態度——我們是如何經營我們的事業?以什麼樣的步調,用什麼樣(精神緊迫)的方式掌握它們,以及我們所追求的是什麼?

身爲一個理解「渴望有成就」的人,我仍在學習這一點,但我是以付出慘痛代價的方式學習。我讀過太多關於有效率、簡化流程和自我成長的書。更糟糕的是,我和丈夫自行承包修建我們在郊區的小農舍的工程。這意味著我在打字的時候,用地板的樣品作為我的咖啡杯墊,且木屑沾滿了我的鼻子。三個組裝到一半的IKEA櫥櫃正放在我的客廳裡,明天我還要花大部分的時間鋪設800平方英尺的組合地板,同時給我八個月大的孩子餵奶。

在最好的情況下,我的忙碌感覺像是出於對上帝信實、有創意且勇敢的渴望。好像我正接受上帝的挑戰,如祂對彼得說的那樣,「從船上下來」。然而,我必須承認,我的忙碌僅僅始於此。我那小小的信心火花很快就被我的「自我依賴」所消滅了。

我試圖忽視這個事實,並試圖說服自己,稍微的忙碌是合乎聖經教導的,我的行為看起來很像《箴言》裡稱讚的:聰明的螞蟻整個夏天都在勞動,在大雪來到前儲存食物(箴言6:6-8)。但是,讀《箴言》時,我們必須和聖經的其他上下文——尤其是《詩篇》——一起讀。《詩篇》讓忙碌者的妄想失去了所有氣燄。

《詩篇》的作者警告我們,辛勤的工作不應會是讓人喘不過氣的,因爲我們所事奉的是一位有節奏、有季節交替和休息的神。這個好消息就寫在《詩篇》127:1-2裡: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

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你們清晨早起,夜晚安歇,

吃勞碌得來的飯,本是枉然;

惟有耶和華所親愛的,必叫他安然睡覺。

根據詩人的說法,早起晚睡地勞力是毫無意義的。我們過度忙碌文化的第一個問題是: 它忘記了上帝是握有主權的最終定奪者——只有祂能賜予豐收,只有祂管理和倍增我們的渴望。所羅門警告說,無論如何,我們大部分的忙碌都只是捕風捉影而已。他說,我們對成功的渴望源於我們貪婪的心(傳道書4:4),我們最明智的做法是放鬆多一點,渴求少一點:「滿了一把,得享安靜,強如滿了兩把,勞碌捕風」(第6節)。

喬安娜·蓋恩斯(Joanna Gaines)在她的回憶錄《木蘭花的故事》裡見證了這種安靜。她分享這樣一個時刻:身爲一個懷著第二胎的年輕母親,她確信上帝在引導她放慢腳步,在家裡陪伴她的孩子。是關閉木蘭花精品店的時候了——這是她著名的Fixer Upper帝國的前身。雖然當時的決定好似要結束一個夢想,但在她內心深處,她有著平安——彷彿上帝在挑戰她要相信祂。她回應了上帝,順服祂的催促,在那段期間停止了她的事業。

過度忙碌的第二個問題是: 這有可能傷害到他人。

當我們開始炫耀自已有多累、我們的繁忙生活和各種挑戰時,我們越過了人際間的界限。宣揚自己忙碌的日子只會讓我們看起來「比你(別人)更忙」,進而讓我們在他人看來變得難以接近和無法被打擾。但即使是極富盛譽的箴言31章女子,她雖然異常忙碌,還是會花時間關心照顧他人。當然,基督本人——經常被廣大的群眾追隨,不得不站在船上才能向岸上所有人講道——更是隨時可以被人打擾。對祂而言,人們就是祂的事工。

最後,也是最棘手的一點,就是我們的忙碌往往揭示了使我們遠離基督的偶像。一個典型的忙碌者總是奮力的追求一件對他而言「神聖」的事物。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所熱切追求的事物」這麼的有啟示性:它就像一個風向儀,顯示出我們內心的光景、我們真正在乎的事。

從這個角度來看,保羅把基督徒的生活說成是一場競賽是有道理的。對保羅而言,緊抓救恩和實踐信仰是唯一有意義的忙碌。他說,這種忙碌不適合玩家或業餘愛好者。這絕對是場運動競賽,是所有忙碌工作裡最真實的工作,值得早起去做的一種自律(哥林多前書9:24)。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他寫道:「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以得著我的。努力面前的,⋯⋯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獎賞」(腓立比書3:12, 14)。

保羅的重點並不是要我們放棄所有的業餘嗜好、理想和副業。相反地,他是在提醒我們,我們日復一日地追隨基督的熱情,永遠會是我們最重要的見證。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極力和公開地(大張旗鼓地和在網上)為其他的事物打拼,會給在一旁觀看的世人講述一個混淆的故事:我們的忙碌是否宣告著我們正在為一場不同的競賽、不同的獎賞、不同的珍寶而努力呢?

下週的這個時候,我和我的丈夫會拿到「使用執照」—— 一張高級的紙,上面寫著我們可以使用廁所和在料理檯上做火腿三明治了。離完成線這麼近意味著這禮拜的每個晚上,我的配偶都會在工地現場奮鬥。

今晚,我讓女兒坐穩在她的高腳椅上,煮了一大鍋辣味肉豆,當我丈夫回家時,我會點起蠟燭。因爲晚餐需要慢慢品味,我知道他會因此晚一點去工地,而且我們的晚餐會佔據他寶貴的時間,但我心裡想要的不只是一頓步調緩慢的晚餐,而是一個提醒——我們選擇相信祂而不是恐懼。我們相信上帝是說到做到的神:若非祂建造房屋,否則「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

如果祂是那位建造者,我們還有什麼需要擔心的呢?

麗貝卡·雷內·瓊斯(Rebecca Rene Jones)著有一本回憶錄《破而後立:悲傷如何喚醒我最大的希望》(Broken for Good: How Grief Awoke My Greatest Hopes),她正在紐約州北部蓋一座農舍。她曾在健保業擔任專業公關,與丈夫、兩個孩子生活在一起,不久可能還會養雞。你可以在www.rebeccarenejones.com 或Instagram @rebeccarenejones上關注她。

翻譯:江山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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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凱勒想向全球教會學習,甚至是世俗化的歐洲

雖然凱勒牧養的是紐約,但他的理論、方式同樣適用於全球教會。

Christianity Today May 26, 2023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Redeember City to City / Unsplash

當提摩太·凱勒於2014年拜訪羅馬時,他向這座城市的牧師發表演講,在意大利參議院為基督教做護教演說,並回答了歐洲最大的大學羅馬大學(Sapienza Università di Roma)學生的問題。

身為一個在羅馬大學旁建立教會的牧師,看到凱勒在我的文化處境中傳福音,我感到很震驚。在那個校園裡,我和我的妻子分發傳單、舉辦野餐、與學生互動,並帶領其中一些人做出人生第一個禱告。兩年前,一群學生聚集在學校的中央草坪上,就「上帝是否存在」展開辯論,在這場辯論中,我盡自己的全力與一位無神論教授對話,為基督信仰說好話。

當凱勒舉辦廣泛的Q&A環節,回答學生們提出的最棘手的問題時,我十分佩服他回答問題時的深思熟慮,也很欣賞他的僕人姿態。凱勒捲起袖子,與我們的同工一起服事,並樂於接受年輕的、世俗的意大利人的拷問。

像以上這樣的時刻,正是他心胸寬廣、謙遜的靈魂的一個側寫——凱勒因此得到了眾多歐洲基督教領袖的尊重。在凱勒身上,歐洲領袖們在這個實用主義(pragmatism)掛帥的科技時代裡見識到神學堅定不移的特性,也在這個分裂的時代中看到一顆願意和解的心;更在這個傳道人被試探把福音簡化為「心靈雞湯」和「實用的人生建議」的時代裡對福音有新的深刻體悟。

國際福音派學生團契前秘書長林賽·布朗(Lindsay Brown)說:「凱勒是他那一代人裡最重要的北美福音派代言人先驅,」凱勒的去逝讓布朗想起約翰·斯托得的葬禮:2011年,神學家克里斯·賴特(Chris Wright)向斯托得表示敬意時,稱斯托得為「是西方最偉大的人,也是最謙卑的人。」

「對於凱勒,我也會說一樣的話,」布朗說。「凱勒以身為例的展現夥伴關係的精神。他對聖經真理有堅定的信念,但他是充滿恩典地、富有同情心地應用這些真理。」

細心的歐洲人會注意到歐洲基督教如何塑造了凱勒在神學上的多重面向:從改革宗和清教徒到喬治·懷特腓(George Whitefield)的動人佈道、約翰·牛頓(John Newton)的福音派靈修,從荷蘭神學家赫爾曼·巴文克(Herman Bavinck)和亞伯拉罕·凱柏(Abraham Kuyper)到20世紀中期的牛津作家,如魯益師(C.S. Lewis)和J·R·R·托爾金(J.R.R. Tolkien)。

當凱勒於1980年代面臨在紐約建立教會的挑戰時,他從上一代倫敦牧師的榜樣中獲得靈感:他們證明位於城市中心的教會可以透過釋經講道得著各領域的職業人士。約翰·斯托得(John Stott)的諸靈堂(All Souls church)、鍾馬田(Martyn Lloyd-Jones)的威斯敏斯特禮拜堂,和迪克·盧卡斯(Dick Lucas)的St. Helen's Bishopsgate教會皆激勵著凱勒——就像凱勒所建立的救贖主長老會(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將在一個世代過去後為歐洲人帶來希望,知道他們的城市也能為福音所得著。

對於第一希臘福音教會牧師喬蒂斯·坎塔齊斯(Giotis Kantartzis)來說,「宣教性的建立教會」是個新的概念。他承認:「我從未在我的人生和事工經歷中見過一個新的教會是出於有意為之而建立的,而不是因為分裂或因為『建堂容易』而建立的。」他也承認,自己對於「發展一個福音運動——在這個運動中成立多間教會並建立一個訓練領袖和滿足雅典市及外來移民需求的教會網路」這個想法感到焦慮。

自那時起,第一希臘福音教會已為希臘職業人士、伊朗移民,和住在雅典無政府主義傾向的社區——Exarcheia社區裡年輕的社會運動人士建立教會。

「看到上帝在紐約做的事,以及凱勒撰寫的各種分析城市的論文,對我如何發展這座城市的福音運動願景起了決定性的啟發和塑造作用,」坎塔齊斯表示。

對葡萄牙里斯本浸信會的牧師(兼龐克搖滾歌手)蒂亞戈·卡瓦科(Tiago Cavaco)而言,凱勒對教會的願景和著作幫助他發展參與自身文化的方式。當時,卡瓦科已曾舉辦活動與非基督徒思想家進行對話。「當我開始關注凱勒時,我意識到他有一種更加成熟和經驗豐富的方式,雖然凱勒牧養的是紐約,但他的理論、方式同樣適用於葡萄牙。」

卡瓦科強調,凱勒的「聆聽(文化)態度」,是能與歐洲人互動的關鍵。「凱勒是個罕見的例子,他身為一個成功的美國傳道人,能為普見的歐洲基督教經驗——滿滿的失落感——提供榜樣,凱勒完全接受『身為基督徒』在與他不同的文化處境下所具有的不同意義,」他說。「凱勒毫無高人一等的姿態或假意的恭維,全神貫注的聆聽我們的文化處境。」

凱勒鼓勵美國人採取同樣的姿態,向全球教會學習,甚至是只有著為數不多的教會、世俗化後的歐洲。在2018年歐洲建教會計畫者出版的一本論文集《福音的軌跡(Movements of the Gospel)》裡,凱勒說:「我們必須關注歐洲教會,從她的成功和失敗中學習,因為我們自己的文化(美國)也越來越受到同樣的世俗主義和物質主義的影響。」

「凱勒認為,我們歐洲人正處於一個新的、更加世俗化和多元宗教的時代的『前線』。這不僅是一個非常實際且真實的觀點,也是一個非常鼓舞人心的觀點,」荷蘭阿姆斯特丹一位牧師提姆·弗魯格登希爾(Tim Vreugdenhil)說。凱勒開創了一種互動式傳福音的方式,來觸及生活於荷蘭首都的職業人士。

「凱勒幫助我相信,我們這一代的神學家和建堂者不是『(歐洲基督教)的最後一代人』,而是『另一種基督教』的先驅者:這種基督教雖然規模和數量上渺小了許多,但若上帝願意,這樣的基督教在傳福音方面能有更深的影響力。」

凱勒的經驗和謙遜吸引了歐洲的基督教領袖們參加由他創立的城市到城市(City to City)機構所舉辦的特會,City to City的宗旨是為全球大城市裝備下一代教會。無論是在巴黎的大教堂講道或是在克拉科夫的電影院,凱勒似乎都遊刃有餘。

其他幾位歐洲領袖也對凱勒在歐洲的訪問印象深刻。

羅馬佈雷奇亞教會的牧師李奧納多·德基里科(Leonardo de Chirico)發文致敬這位他稱之為「全球福音派的參考書」的牧師時,提醒讀者凱勒身上有義大利基因及文化遺產。

「當凱勒來到羅馬時,在城市的嘈雜聲和他所品嚐的味道中,他坦言,他感到一種奇怪的感覺:這一切感官上的體驗,讓他恍如重新經歷了一次小時候和他的移民父母參加教會週日午餐時的嘈雜聲和美味餐點,」德基里科寫道。

其他人則覺得凱勒幫助他們更多地欣賞自己的文化處境。

「凱勒教我如何去愛都柏林,」都柏林一位建堂傳道人Seán Mullan說。「他知道福音在不同的文化裡有不同的傳播方式,並且尊重這一點。」

對於幫助創立Ciutat Nova教會的Xavier Memba來說,凱勒幫助他用不同的角度看待他在巴塞隆納的事工。

他說:「接受凱勒的培訓讓我對身處現代世界的教會有了新的視角——現代教會必須適應自己身處的地方的文化及城市處境,同時不忘記福音的核心信息。」

北歐的基督教領袖也贊同這一點。

「我們許多在挪威的人深深感激凱勒豐厚的屬靈遺產——他的教導既吸引又挑戰著我們,」NLA大學學院克里斯蒂安桑市的副教授Lars Dahle補充。「凱勒是一位以福音為中心的傳道人、讓大家合一的領袖,及充滿策略的宣教士。」

凱勒於5月19日逝世,這對許多歐洲人來說是心痛的損失。凱勒身為城市宣教士、福音派神學家,和全球教會領袖的「參考書」的影響力是難以取代的。但受凱勒影響的這些領袖們已了解到,需要無數個教會共同的努力才能讓福音觸及一個城市,並且也需要許多不同的聲音(想法)才能映射出耶穌永恆迷人的福音。

「我們的團隊在100多個城市進行傳福音活動和門徒訓練,受益於凱勒所編寫的教材,」盧克·格林伍德(Luke Greenwood),一個以創意方式接觸歐洲青年的宣教組織Steiger的歐洲負責人說。「凱勒對非基督徒的心,以及他那顆願意親自與人展開困難對話的心,是我們事工堅實的學習榜樣及神學框架的來源。

City to City歐洲區的建堂者蒂姆·庫瑪(Tim Coomar)表示,近年來,凱勒一直在努力確保他離世後,他的事工能持續下去。

「當我們為凱勒的逝世哀悼,懷疑我們能如何讓事工繼續前進時,我認為凱勒已準備好了一切,縱然也許沒有人能做到他所做的,但我們所有人共同的努力能將他的事工發展得更深及更遠。」

勒內·布雷爾(René Breuel )是意大利羅馬霍佩拉教會(Hopera Church)的創始牧師,也是《幸福的悖論》的作者。

翻譯: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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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裡飛出天上的歌

中國家庭教會的姐妹在拘留所裡傳福音、禱告、歌唱,在犯人和看守面前見證上帝的恩典。

Christianity Today May 24, 2023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Unsplash

「約在半夜, 保羅和西拉禱告, 唱詩讚美神, 眾囚犯也側耳而聽。」(使徒行傳16:25)。兩千年前,這件事情發生在馬其頓的一所監獄裡。

兩千年以後,在中國北方的一個拘留所裡,楊小慧和陳尚(因為安全的原因,均為化名)兩位基督徒姐妹也在監獄裡高唱敬拜上帝的詩歌。她們的歌聲從抑鬱、絕望的牢房飛出,像一縷馨香之氣飄向天庭。

「我們開始唱詩(基督教歌曲)。其他人也跟著唱。」小慧回憶說。「然後他們說,呀,你們唱得太好了,那麼好聽,歌詞又那麼好,再給我們唱幾首吧。」

小慧1990年代在老家農村信主。1999年她嫁給基督徒的丈夫。丈夫喜歡唱歌,結婚以後他每天都會教小慧唱詩,那些詩歌幫助小慧慢慢認識上帝的愛。後來小慧也喜歡在教會教小孩子唱詩。

2022年夏末,警察把小慧從家裡帶走。那是在她的丈夫因為信仰坐牢的八個月後。警察來家的時候,小慧正在廚房裡給孩子們做晚飯。警察說她犯了「參加非法宗教聚會」的罪。

小慧被抓幾小時後,在半夜被帶到一個拘留所,跟其他八、九個女犯人一起關在一間牢房裡。小慧難免還是有些緊張,但是她相信是上帝把她放在這裡,要她為主發光、做見證。

「我告訴自己,我必須在牢裡傳福音,高舉上帝的名」,她說。

小慧跟獄友聊天,彼此交流自己是為什麼被抓進來的。中國的監獄中的犯人有各色人等,這個拘留所的女犯人有的是因為賣淫被關進來,有的是因為打架或者偷盜、賭博、因合同糾紛鬧事,甚至是因為違反移民法律被抓的。

小慧試圖跟同室的獄友(她們是因為賭博被抓)解釋她是因為自己的基督教信仰被抓進來的。政府已經封禁了他們教會,但他們仍然堅持在一起聚會,這就「犯法」了。

但這些女犯人無法理解。她們覺得小慧看上去是個遵紀守法、溫柔善良的女人,不明白為什麼警察會說她是一個有害社會的危險分子。即使是被派來審問小慧的警官看上去都有點困惑。女犯人想不通小慧何苦為了「迷信」害自己被關牢房,她們就時不時地嘲笑、挖苦她。

但小慧沒有因為她們的嘲諷而惱怒。拘留所要求女犯人每天打掃自己所住的牢房,但那些因為賭博被關進來的女人們說她們好吃懶做慣了,「不會做家務事兒」,不願意做清潔。所以小慧就成了清潔工,擦廁所、掃地、疊被子,什麼事都做。

小慧說:「我能感覺到, 雖然她們嘴裡笑我也被抓進來,但其實她們心裡還是對我有一種佩服和尊敬的。而且我也並不覺得累。這就是上帝給我的恩典。」

拘留所要求被關進來的人晚上輪流值班站崗,每兩人一班,每班兩小時(這是一種模仿軍隊站崗的管教方法)。監獄的規矩很嚴,站崗的人不能朝兩邊看,不能動也不能出聲,只能一動不動、靜默地看著別人睡覺,只要有一點動靜被看守在監視器上看到,他們就會用高音喇叭大喊大叫「不許動!站直了!」,吵醒監獄裡所有的人。

小慧剛進拘留所的時候,身體虛弱,曾經在一次晚上站崗時暈倒。當她醒過來的時候,看守說她可以去睡覺,讓別人幫她站完還剩下的20分鐘。但是小慧不願意給別人(包括看守)添麻煩,所以她堅持自己再站20分鐘,咬牙把這段時間站完了。第二天,小慧察覺到監獄裡的氣氛開始有一些變化,跟她同牢房的犯人開始用不一樣的眼光看她。

坐牢讓小慧本來就虛弱的身體出現更多問題。因為晚上睡不好覺,她的身體會疼痛。雖然那時是夏天,但晚上天氣還是很涼。看守把小慧裙子邊上的拉鏈剪掉了,拉開一個大口子,風灌進衣服裡,小慧覺得很冷。晚上站崗的時候她又困又累,感覺隨時都會昏過去。

白天更折磨人。女犯人們整天坐在凳子上,不能多聊天,也不能走動。

「我們都覺得實在是太無聊了」,小慧說。「人在無聊的時候就喜歡聽故事……她們(那些同監室的女犯人)就讓我給她們講故事。我就給她們講耶穌的故事。」

小慧後來被遷到另一個牢房,她又給新的室友講耶穌和祂犧牲的愛。她跟很多女犯人都講過耶穌,以至於有警官來警告、訓斥她。有一個警官在審問她關於她們教會堅持禮拜聚會的事情後跟她說,「你們在外面不能聚會,在拘留所這裡面也不能啊。」

「我剛聽他這麼說的時候很緊張」,小慧說。「他們是通過監控攝像頭看到我傳福音了嗎?但我又想,是你們把我抓進來關在這裡的,也是你們把我們12個人關在20平米的狹小房間的。這不是我做的。」

小慧不僅在拘留所裡傳福音,她更在監獄裡禱告。每天晚上站崗的時候,她靜靜地看著熟睡的室友,為她們和她們的家人禱告,祈求上帝供應她們的需要——按照她白天跟她們聊天的時候所了解的她們的境況,為她們代求。

過了大約一個禮拜,小慧被轉到「一號室」,那是拘留所的「模範」牢房,是給表現最好的犯人住的。小慧在一號室驚喜地見到她的朋友陳尚。

陳尚比小慧晚一天被抓。警察在她吃午飯的時候到她家把她帶走。陳尚的丈夫也是因為信仰被判刑坐監。跟小慧的情況一樣,當她想去法院旁觀她丈夫的庭審的時候,警察也攔阻她,不讓她去。陳尚在拘留所裡身體一直挺好的,她在一號室照顧、護理小慧,幫助小慧的身體慢慢恢復。

即使在被當作「模範」的一號室,看守都會在一天的大部分時間高聲辱罵、訓斥犯人。

「就好像他們除了罵人什麼話都不會說」,小慧說。「那些女犯人也是這樣。她們懼怕看守,但彼此之間也吼叫對罵。」

儘管自己受了很多苦,小慧卻開始為看守擔心,為他們的個人生活擔憂:也許他們下班回家,也會出於習慣對他們的孩子大吼大叫?也許他們的怒氣在心中積鬱太久,會影響他們的身體健康?

「聖靈一直在我心中感動我,催促我記念這些看守,為他們禱告」,她說。

然後,就像那些曾經嘲笑她的室友一樣,看守的態度也慢慢有了轉變。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禱告了,我看到態度最凶的那個看守跟我講話的時候帶著微笑」,小慧說。

後來,在小慧生病的時候,這位看守有給她水喝,允許她站崗的時候可以坐着。還有其他的看守給她藥。

在被關在拘留所的日子裡,小慧透過一種新的方式經歷了上帝的真實和同在。

聖經教導基督徒「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羅馬書12:21),「光照在黑暗裡,黑暗卻沒有勝過光」(約翰福音1:5,和合本修訂版)。在拘留所裡,這些經文對小慧來說不再僅僅是印在紙上的一些文字。雖然她還是常常感到孤獨無助,但是她也意識到拘留所裡的其他人心中沒有她擁有的那種光照黑暗的力量。

「基督徒當久了,我們可能已經忘了當一個人心中沒有上帝的時候會經歷怎樣的無望和絕望」,她說。

但對於小慧來說,她在那個帶給人羞辱的地方並不感到羞恥。她的身體雖然被關,但她的靈卻不受拘禁:「我學會一天的難處一天當。我沒有被環境和身體的病痛壓倒。我人被關在監獄,心靈卻有自由」。

看守給一號室一個特別的優待,就是鼓勵住那間牢房的人彼此交談。在那裡,陳尚和小慧唱了那首在中國家庭教會流傳甚廣的《唱一首天上的歌》:

生命的河,喜樂的河

緩緩流進我的心窩

我要唱那一首歌

唱一首天上的歌

頭上的烏雲

心裡的憂傷

全都灑落

開始的時候,只有她們兩個基督徒在唱。但很快,其他人都加入她們唱起來。在監獄的黑暗之中,生命和喜樂的河緩緩從小慧的心中流過。

小慧告訴我們:

「我也會有屁股坐得疼了、腿站得腫了的時候;值班時為她們禱告,也會有睏的時候;還有站崗的時候被蚊子叮,忍不住想動一動;拘留所沒有空調電扇,熱的時候,也會覺得難熬;聽到他們罵人的時候,也很難受。但是等到一天熬過來以後,就覺得這一天太值得感恩了,一眨眼就過了。我實在是體會到了,當上帝在我的生命裡面的時候,真的是千年如一日。上帝看千年如一日,那15天對我來說豈不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嗎。」

本文根據中國家庭教會( The House Church in China)播客中的一期編寫。

E. F. Gregory 是「中國夥伴」博客(China Partnership’s blog)編輯及「中國家庭教會」播客作者。她跟她的家人住在洛杉磯郊區聖蓋博谷(San Gabriel Valley)。

翻譯:爾歌

我給一名殺人犯做門徒訓練

當人們沒有改變時,我們的努力是否白費了?

Christianity Today May 24, 2023
Benedetto Cristofani

五年前,我是一名為兒童辯護的辯護律師。有一天,我走進與其他幾個律師共用的辦公室休息室,發現一個新同事正在吃午餐。達里爾(不是他的真名)並非一個典型的律師助理。他曾因謀殺室友而服刑18年,最近剛出獄。達里爾被判入獄時只有20歲。我不確定他為什麼會犯下這起謀殺案,但我知道他當時是一個黑幫成員。在達里爾一次又一次地在假釋聽證會被拒絕後,他的祖母要求我一個同事代表他參加聽證會。我同事同意了,達里爾被釋放了。現在,39歲的他成為我們辦公室的員工——這是他第一份合法的工作。

達里爾不習慣有朋友——正向的那種朋友——所以我經常在他辦公室門口打招呼。午餐時我和他坐在一起聊天,如果他有任何問題,我總是願意提供幫助。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找到了更多分享我的信仰和事工的機會。因為他問我週末和晚上的計劃,於是我分享了我所服事的街友收容所和我參加的查經班。我跟他說,我也會去當地的監獄和婦女們分享那位愛她們的上帝。

有一天,他問我:「你認為在我做了那麼多可怕的事之後,上帝還會愛我這樣的人嗎?」我告訴他是的,並向他描述了上帝奇妙的、寬恕的愛。幾週後,達里爾帶著一個新問題來到我的辦公室:「人們是怎麼成為基督徒的?」那天,我們忘了我是一名律師。我們忘了我們在工作。我們只是兩個需要救主的罪人。我和他分享了我的故事:關於一個需要有人愛她的破碎的小女孩。我和他分享我曾經歷的痛苦,以及一路與我同行的上帝。我在他面前坦承且脆弱,我問他是否有興趣跟隨耶穌。他說:「這應該是我現在正努力做的事。」我們一起禱告,他向我懺悔,並決定跟隨耶穌。他感覺就像有塊重擔從他身上卸下。

那天晚上我邀請他到我的教會一起查經,並把他介紹給一些敬虔的人。在與其中一個會友的交談中,他說他想受洗。我很驚訝,也很興奮。他們告訴他,他可以等一陣子後再決定要受洗,但他很堅持。所以我們的洗禮小組問了達里爾幾個問題,花時間解釋洗禮的重要性,並與他一起禱告。然後他們為他準備了洗禮的衣服。

達里爾身材高大,洗禮小組的人都很擔心將他浸入水中並把他拉起來的困難性。不久,一組壯丁出現。他們告訴達里爾不用擔心;他們會讓他安全的下水跟上岸。他帶著堅定的神情說:「那我們開始吧!」我和朋友們在洗禮池邊等著,拍手歡呼。我們唱著詩歌:「來吧,帶我到水裡,帶我到水裡,接受洗禮!」當他從水中出來時,他微笑著甩甩頭,似乎在說:「我剛剛發生了什麼?」我們深深感動著,無法言語,對上帝滿心感恩。

我邀請達里爾星期天和我們一起去教會。連續幾個星期,當我接送人去教會和查經班時,達里爾會陪著我。在我的車上,他告訴我他童年的故事。他從小就被忽視,受到虐待。他的父母都沉迷於毒品和酒精,他們在監獄裡度過了他童年大部分的時間。由於他的體重,他是霸凌的受害者。孩子們會把他綁起來、把他推倒,並喊他「小豬」。他的憂鬱逐漸轉變成具有攻擊性,在他十幾歲的時候,他成為當地一個幫派的殺手。每次他分享這些故事時,他會態度退縮,變得像那個曾深深受傷的孩子。

在一次像這樣的乘車途中,當我們把人們送到教會時,達里爾接到許多人的電話,問他在哪裡。我可以看出他心裡有很重要的事,但他不敢提出來。我催促他,最後他問道:「你能載我去看我祖母嗎?我需要說再見。」達里爾相信他的祖母是唯一真正愛他的人,但他覺得自己只是她的一個負擔。現在她正處於臨終安養階段,預計活不了多久了。我們在路上大部分的時間都沉默不語,因為我在努力思索合適的詞語。我們到達後,我問他是否需要我和他一起進去,但他想自己一個人進去。於是我為他禱告,然後離開。

在那之後,教會裡的人建議我,我和達里爾一起開車去教會是不明智的。雖然我的初衷是好的,但他們說他最好還是和另一個男性一起去教會。在那段時間裡,我也換了工作,由於這些情況,我和達里爾的聯繫減少了。

我們後來有次一起吃午飯更新近況,聊得很開心。他對能出獄很感激,但也掙扎於這樣的新生活。我們吃飯的時候,有人走到他身邊,想和他談談。達里爾簡短的和那個人打招呼,並把他趕走。我越來越擔心達里爾的狀況在退步。不過,我仍然對他在正確的軌道上充滿希望。但大約一個月後,我收到了達里爾一封簡短而模糊的電子郵件,說事情的進展不順利。這是我最後一次聽到他的消息。

在達里爾發送電子郵件一個月後的一個早晨,我起床後打開了新聞。兩個十幾歲的女孩被槍殺,一個死亡,另一個情況危急。據稱嫌疑人正在逃亡,警方正在搜尋他。當我看到嫌犯的照片時,淚水模糊了我的視線。那是達里爾。

報告顯示,被殺的少女是達里爾前女友的女兒,受傷的女孩則是她的侄女。媒體報導說,他女友中斷了他們的關係後,達里爾向這些女孩開槍。

幾個星期之久,我所到之處,人們都在談論犯下這一令人髮指罪行的怪物。他們不知道我認識他。他們不知道他的故事或他的破碎。他們不知道在我內心深處因這個案件真相的確鑿性而有的洶湧波濤。

當警察逮捕達里爾時,他在新聞鏡頭前向所有人道歉,並要求人們不要因他的行為評判其他囚犯。當他在縣監獄時,我給他送去了經文和鼓勵的紙條。我還要我兩個最要好的男性朋友去探訪他。他們向我保證,達里爾有收到我的卡片,他知道我愛他,但他們告訴我,達里爾有嚴重的憂鬱症。他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感到悲痛欲絕。

我的心很痛。我當初是否該有不一樣的作為?我做得足夠嗎?我是否拋棄了他?

然後有一天,我接到一通電話,是替我探望達里爾的朋友打來的。「他們今天發現達里爾死在他的牢房裡,」朋友說。「他走了。」我抽泣著,大叫著,彷彿他是我的親兄弟。這是我以前從未感受過的痛苦。他在天堂嗎?這是上帝的心意嗎?這種痛苦深入到我的靈魂深處。

我狠狠的審判了自己。我審判我所做的事工。我想知道我當時是否應該做更多的事來帶領他。他有信任他人的問題。把他交給其他人是正確的做法嗎?或者我應該更早把他和我的男性朋友聯繫起來?

門徒訓練並不總是按照我們認為應該的方式進行。當我們帶領的人最終成長為敬虔愛主的偉大門徒時,是十分榮耀的事。但當他們遇到挫折或偏離信仰時,會同樣令人心碎。

給達里爾提供工作機會的前同事告訴我,我們做了一切可以做的事。我們幫他找到工作和公寓。我們邀請他進入我們的生活。不過,我仍然想知道事情的結果是否還能有所不同。

在我目前工作的地方,我的工作是保護被虐待或被忽視的兒童。最近,我把達里爾的照片貼在辦公室裡,提醒自己為什麼要為保護兒童而奮鬥。達里爾受到了虐待和忽視。他需要愛和支持。童年時的他需要成年人的榜樣,向他展示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

我會繼續不顧一切地去愛。我會繼續與在監獄、牢房和收容所裡的人並肩同行。我知道我仍會面對各種失望。但我不會因此變得憤世嫉俗。正如耶穌所說:「健康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馬可福音2:17)。我仍然相信,任何人都可以因著上帝的力量而改變。

卡米爾·阿坎德(Carmille Akande)是一名有執照的律師和傳道人,她花時間訪問監獄、街友收容所、醫院和療養院,分享著耶穌的愛。你可以在Twitter上關注她@CarmilleAkande。

翻譯: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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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單身讓我們一瞥天國的樣貌

委身於用自己的身體來榮耀上帝的單身人士可以向他人證明,他們能不被性的渴望所奴役。

Christianity Today May 24, 2023
Illustration by Abigail Erickson / Source Images: Getty, Pexels, Unsplash

隨著整個西方社會「長期單身」比率的上升,福音派教會越來越多地反思這對教會帶來的挑戰。在《單身的意義:為當代教會找回末世論的願景》中,丹妮爾·特雷維克(Danielle Treweek)以《聖經》裡對未來新天新地國度的描述為框架,就單身的議題進行討論。本文作者兼神學家貝瑞·達尼拉克(Barry Danylak)與丹妮爾——Single Minded事工的創辦人,也是雪梨聖公會執事——在本文裡討論如何增長人們對於「單身身份(singleness)」的神學理解。

The Meaning of Singleness: Retrieving an Eschatological Vision for the Contemporary Church

The Meaning of Singleness: Retrieving an Eschatological Vision for the Contemporary Church

336 pages

$22.01

你認為定義「單身」的挑戰有哪些?

單身是一個現代概念,帶有很多包袱。在不同的時光背景下,單身可能意味著不同的東西。例如,若我們翻到哥林多前書第7章,看到的並非保羅具體的談論單身,而是談論一系列相關的概念,如童貞和訂婚。在聖經的其他地方,我們看到如寡婦和馬太福音(19:12)裡的閹人等類別。因此,我們需要靈活地討論單身,並認識到,我們在談論這個概念時已有的預設想法。

今天的福音派基督徒在理解「單身」的主要問題是什麼?

總結而言,福音派最大的問題在於我們對單身的神學理解很貧乏。我認為是教會內部的兩種有問題的傾向造成這樣的結果。

第一個問題來自於這個事實:我們在讀創世紀時非常擅於過度揣測,根據聖經裡對創世的記載延伸出一種婚姻神學。然而,身為基督徒,我們同時盼望著將來要發生的事,期待著聖經所承諾的新的創造(末世時發生)。因此,我們必須根據我們「正在走向這個新的創造」此ㄧ事實來構建我們今世生命的意義。

第二種問題則是,我們並沒有意識到,我們在多大的程度上是我們所處的世界的產物。保羅在羅馬書12章裡警告我們,不要順從這個世界的模式(第2節)。但是,每當涉及到婚姻、交往關係、性、友情和我們所處的群體的問題時,我們往往跟隨著這個世界的方式去行,且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你指出,許多知名的福音派作家認為「個人的成聖」是婚姻的主要目的之一。為什麼你認為這種觀點是錯的?

婚姻對成聖當然有幫助。但我們不應假設結婚是成為耶穌樣式的最佳方式。聖靈在我們所有的關係裡對我們的靈魂動工,不論是婚姻關係還是其他種關係(親情/友情/同工關係)。我確實見到聖靈能如何使用婚姻關係來挑戰我們的罪性。但並非只有配偶能挑戰你的罪性,聖靈以及你周圍任何人都可以。

單身在神學上有哪些意義?

理解單身的神學意義的常見方法是將其工具化。換句話說,這種解讀關於你是如何使用「你的單身狀態」來成就些什麼。

當然,這種理解方式確實很重要。但我想探討的是,未婚狀態「本身」是否有神學上更深的意義。透過末世論的視角,我們能見到「單身的狀態」在性、浪漫關係、陪伴關係、社區關係、父母身份和家庭等方面意味著什麼。我不斷想起的是,一個忠於聖經教導的「單身神學」對我們現今的教會學——理解我們身為教會的身份——有多麼重要。

你認為,決意獨身的單身基督徒可以為我們提供一種更廣義的、符合聖經的對性的理解。這是如何實現的呢?

很多時候,教會認為獨身主義是(自我)壓抑的、沈重的負擔,而不是爽朗的、寬闊的(自由)。而我認為現今教會的理解是錯誤的。

首先,委身於用自己的身體來榮耀上帝的單身人士可以向他人證明,他們沒有被性的渴望所奴役。在一個讚美性慾,用性慾定義自我的文化裡,選擇獨身的單身人士能證明即使沒有性,人類依然能過著豐富且自我實現、滿足的生活。

其次,我們必須再次以末世論的角度來看我們今世的生活。在未來(末日以後),身為在上帝新造的世界裡復活的我們,會成為我們自己最完美的樣貌。我們會保留原本男性或女性的性本性,但正如馬太福音第22章所述,我們不再透過婚姻裡的性行為來表達這些本性(第30節)。如果在永恆中,我是我最完美的樣貌,而這個樣貌的我是獨身的,那這證明人類(今世的)性行為所包含的是更廣泛的關係面向(其影響遠超過自我滿足)。單身的基督徒能提醒這個世界,性的層次不僅僅只在於有性行為。

我們能如何鼓勵今日單身的基督徒——以及整個教會——從神學意義的角度來看待單身?

在我的牧養工作中,我認識的絕大多數單身人士都渴望結婚。那麼,我如何在神學上和牧會上處理這個問題呢?

我認為答案是幫助他們以神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單身。我們所處的世界傳遞的是這樣錯誤的信息:「只有在你覺得單身很好的時候,單身才是好事。」如果你單身時感覺快樂和滿足,那麼你的單身就很好。但如果你不快樂、很掙扎,那你的單身就有點悲慘。我的目標是超越個人在單身裡的經歷,見到神賦予它的意義。

對整個教會來說,我的答案也是一樣的。讓我們傾心回到聖經教導裡,重新審視神對婚姻和單身的心意。當然,人們總是更熱衷於問教會應如何在實際層面上應對單身議題。這確實是教會需要糾結思考的事。但是,如果不深思裡面根本的神學問題,我們就只是在傷口上貼OK繃而已。

你自己的單身經歷對你目前的事工有什麼啟發?

我對單身的議題很有興趣,是因為我自己單身,而且我朋友裡的單身人士越來越少。這迫使我從神學角度思考神對我生命裡這一部分的心意。但真正讓我堅定這個想法的是,我在服事時接觸到很多單身女性,她們都在努力面對類似的問題——不僅是那些未曾結婚的女性,也包括寡婦和離婚人士。

雖然這樣說感覺是以務實的角度看待問題,但我這樣的想法仍是真實的:如果我在過去八年裡結婚生子,我想我不可能會委身於這個議題的研究及思考。身為一個單身的女傳道人讓我有時間跟精力投注在這些研究裡,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禮物,希望對其他人也是如此。

你會給在單身狀態下掙扎的基督徒什麼建議?

首先,認真對待這種掙扎。你不需要因為你很掙扎而感到羞恥。在各種生活環境裡都有真正的悲痛,單身也是如此。

但不要滿足於停留在這種掙扎中。禱告求神和其他基督徒幫助你尋求在基督裡的成長和滿足。禱告求神讓你能找到植根於「神對你生命有主權」這個真理裡的安慰和平安。即使在悲傷的時刻裡,我們也能朝向福音賦予我們的喜樂而行,尤其當我們盼望著未來迎接我們的新天新地時。

翻譯: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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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凱勒親自實踐他所傳講的恩典

在一個日益分裂的世界,這位牧師—神學家的屬靈遺產是走上自我要求更高的路,這是一條少有人走的路。

Christianity Today May 20, 2023
Illustration by Rick Szuecs / Source images: Wikimedia Commons / Aaron C / Daniel Gutko / Daniel Tseng / Gayatri Malhotra / Nathan Mullet / Unsplashass

幾乎沒有人比提摩太·凱勒(Tim Keller)更有資格獲得「凱波爾改革宗神學和公共見證卓越獎」(Kuyper Prize for Excellence in Reformed Theology and Public Witness)。這本來會是個了不起的職業生涯頂峰。

凱勒在曼哈頓的救贖主長老教會(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講道時,將改革宗神學應用於美國文化的核心。他與妻子凱西(Kathy)在1989年創建了該教會。凱勒在他的著作裡將凱波爾(Abraham Kuyper,神學家、曾任荷蘭首相)提出的「職業神學(theology of vocation)」介紹給世界各地新一代的基督徒。後者的異象強調,神在祂所造的的世界的「每一平方英寸」都配得榮耀

但許多普林斯頓神學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以下簡稱PTS)的學生和校友的反應表明,當凱勒於2017年卸任牧師職位時,美國的文化與1989年相比已經發生了劇烈的轉變。凱勒對女性受按牧和對同性戀的看法與PTS和其他主流神學院的普遍觀點相悖,更不用說更廣泛的文化了。

但若按照這個「文化會不斷進展」的標準,亞伯拉罕·凱波爾(Abraham Kuyper)同樣沒有資格獲得他自己創辦的這個獎項。 在各種倡議團體的壓力下,PTS領導人取消了授予凱勒2017年凱波爾獎的決定(此後,該獎由加爾文學院主辦)。

這位著名的牧師似乎成為不斷擴大的文化戰爭中的又一個犧牲品。

或者並非如此。

凱勒雖然沒有得到這個獎項,但他還是同意進行演講。 PTS不想獎勵他,但他還是容忍了他們。而儘管有之前的抗議,當凱勒在2017年4月6日登上講台時,他受到熱烈掌聲的歡迎。 後來當PTS校長克雷格·巴恩斯(Craig Barnes)登台宣布散會時,他再次感受到凱勒有多受歡迎。

我雖然沒有參加PTS的講座,但我能理解人們對凱勒的令人驚異的熱愛。

身為1990年代末(那時我十幾歲)信主的一個福音派信徒,我知道我的信仰在權力的廳堂裡不受歡迎,無論是在精英私立學校的教室裡,還是在美國眾議院的辦公室裡。 我從未指望我對基督的熱愛會使我受人歡迎、出名或富有。 我只想忠於神、順服祂的話語,無論祂把我帶到何處。我想毫無保留地分享我的信仰,甚至在敵對的人群中。

在2007年,我找到了一個楷模,是他示範了如何在美國最世俗的環境中做到這一點。提摩太·凱勒用他所處時代的語言大膽地分享福音,沒有貶低世俗文化或對他們要求任何東西,僅僅要求人們信靠及信任那位對我們永遠信實、值得我們相信的救主。

當9/11的悲劇讓位於一場新爆發的、更激烈的文化戰爭時,凱勒展示了一種不同的回應方式。2007年,身為《今日基督教》的副編輯,我報導了凱勒共同創立的「福音聯盟」(The Gospel Coalition,TGC)的第一次公開活動。 對和我一樣在充滿爭議的21世紀進入成年的年輕基督徒而言,凱勒起草的福音聯盟《事工神學異象》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可以遵循的方向。

凱勒幫助我們以耶穌的福音為中心,這意味著「以一種獨特的方式使基督徒充滿謙卑和盼望,溫柔卻勇敢。」 《聖經》所傳講的福音不像傳統宗教那樣,要求人們要先順服才能被神接受,也不像世俗主義——如我們已看到的那樣——使美國文化更加自私和個人主義。

凱勒和他已故的朋友傑克·米勒(Jack Miller)所傳講的福音是這樣的:「我們的罪和缺陷比我們願意相信的還要多,但在耶穌裡的愛和接納比我們敢於盼望的還要多。」

在敵意中堅立

凱勒的信息既深入人的頭腦知識層面,也能深入人的心靈,這在牧師中是很罕見的。 凱勒在書裡向人們介紹了一些社會批評思想家,但他們的著作我幾乎無法靠自己讀懂。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凱勒的書在我心中留下簡單但深刻有力的信息,一致的強調恩典的福音。

你可以在凱勒於PTS的演講中見到他信息裡的活力,該演講與萊斯利·紐畢真(Lesslie Newbigin)1984年在PTS的沃菲爾德系列講座(Warfield lectures)相呼應。 在這些講座中,紐畢真主張對已進入後基督教時代的西方文化以「宣教式的方式」來互動。這些講座後來成為1986年出版的《對希臘人而言為愚昧:福音與西方文化》 一書。 我不知道有多少基督教領袖能同時宣稱繼承了亞伯拉罕·凱波爾、著名的老普林斯頓神學家沃菲爾德(B.B. Warfield)和宣教學家萊斯利·紐畢真的屬靈遺產。

但這就是凱勒的恩賜。這不是我在說客套話,他確實從未停止學習和成長。 在我撰寫的《提摩太·凱勒:他的屬靈及才智塑造》一書中,我以樹上的年輪來形容凱克的才智和屬靈成長。

凱勒保留了他從本世紀中期的英國福音派人士,如巴刻(J. I. Packer)、鍾馬田(Martyn Lloyd-Jones)和約翰·斯托得(John Stott)那裡學到的福音核心信息。他逐漸將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赫爾曼·巴文克(Herman Bavinck)、N.T.賴特(N. T. Wright)和阿拉斯戴爾·麥金泰爾(Alasdair MacIntyre)等不同作家的觀點融匯貫通。 同時他也以某種方式將這些思想與凱波爾、沃菲爾德、紐畢真以及他們之間幾十人的理論綜合起來。

凱勒的最後一項任務,即他留給我們的偉大的未完成的項目,是為21世紀的西方世界制定一個宣教路線,這個路線與他所成長的1950年代的賓州阿倫敦市(Allentown)的中產階級文化幾乎沒有相似之處。

凱勒甚至不相信他在紐約的成功事工能為他的後代提供多少指引。 凱勒跟隨紐畢真的思想,而紐畢真認為後基督教時代的西方是有史以來最抵觸、最具挑戰性的宣教前線陣地。

在當代的文化環境下,基督教傳統上對文化的回應方式都不足以作為有效的宣教計劃的基礎。 如果有的話,這些回應方式僅僅警告了基督徒「不該做什麼」。基督徒不能像阿米什人(Amish)那樣退縮,不能像宗教右派那樣追求在國家政治上掌權,也不能像主流新教徒那樣被世俗文化同化。

凱勒將這些回應方式與他的朋友詹姆斯·亨特(James D. Hunter)的著作《改變世界》裡的類比相匹配:「防禦性反對(Defensive Against,宗教右派)」的回應方式、「與之相關(Relevance To,主流教會)」的回應方式,以及「保持純潔不受污染(Purity From,阿米什人)」的回應方式。

而亨特提出以「信實參與其中」(faithful presence within)作為一個更有盼望的回應方式,凱勒採納這樣的觀點為他的著作《21世紀教會成長學–以福音為中心的城市教會新異象》裡的的觀點。

隨著許多美國基督徒在2016年開始改變自己的社會和政治策略,凱勒受到來自其他福音派信徒越來越多的批評和審查。但關注他的事工長達數十年的人都可以看到,凱勒並不是那個「變了」的人。

凱勒並非有意引起反對的聲音。任何與他共事過的人都可以證明他對衝突的極端厭惡。在我們所有的個人談話裡,我不記得曾聽過他表達對別的基督徒的任何批評。

在這種日益增長的敵意下,凱勒堅定的態度為年輕的領袖們帶來勇氣和安慰,因為我們曾因見到不少我們視為英雄的屬靈領袖的倒下而幻滅。當我開始著手於凱勒的生平傳記時,連我都擔心會發現不光彩的秘密。然而,與幾十個凱勒的摯友及從小就認識他的家人的談話,只更加證實了我原先對他的認識。

而與凱勒的友情的日益密切,也並沒有導致我把他當作偶像。反而讓我見證哥林多後書4章7節被真實實踐的樣貌:一個有缺陷的器皿,承載著最寶貴的寶物——這就是神超凡的能力。

熱愛地方教會

凱勒也許曾懷疑他對現代西方將面臨的新挑戰的預見能力,但他仍提出了一個可行的回應方式,試圖從根本上重塑福音派在事工上的優先順序——若他們願意關掉電視新聞,認真聆聽凱勒的話。凱勒在PTS講座上提出了在後基督教文化的西方環境下宣教的七個步驟。

首先,他呼籲教會按照奧古斯丁《上帝之城》的思路進行公開護教。關於這一點,讀者可以從凱勒的《理解上帝》(Making Sense of God)這本書開始,這是凱勒經常被人忽視的經典作品之一。

第二,其次,他提出了一種介於「主流教會對社會正義的關注」和「福音派對靈命議題的關注」之間的第三種方式:我們的「因信稱義」必定會引導我們至追求公義(justice)的路。

第三,他挑戰基督徒就世俗主義本身的框架,而不是其外在的架構,來對其進行批判。 借用丹尼爾·斯特蘭奇(Daniel Strange)的想法,凱勒稱這一過程稱為「顛覆性的實踐(subversive fulfillment)」。

第四,正如凱勒之前多次堅持的那樣,他鼓勵平信徒將他們的信仰與他們的工作結合起來。非基督徒必須看到我們的信仰為我們的日常生活帶來的影響。

第五,他鼓勵美國基督徒向全球教會學習。凱勒在2017年的PTS講座中表示,美國的保守福音派過於相信自己的方法論,以至於無法在美國國家利益以外的地方看到神的國度。

第六,凱勒強調了「恩典」和「宗教」之間的區別。 正如理查德·洛夫萊斯(Richard Lovelace)1972年在戈登·康威爾神學院(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的第一堂課上向凱勒展示的那樣,能產生社會變革的宣教經歷根基於恩典,而不是宗教規則。只有恩典能帶來屬靈的轉變。若不倚靠神的靈,我們沒有能力在我們墮落的世界裡產生持久的變化。

如果凱勒當初留在西敏斯特神學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而不是帶著家人搬到紐約並建立救贖主教會,他會成為一名出色的教授。他靠著寫書和演講賺了足夠多的錢,永遠不會沒有地方邀請他去授課。但上帝呼召凱勒從事牧會工作,而這正是他與眾不同的地方。

即使在凱勒責備福音派的時刻,他也是帶著對羊群的愛,以牧師的身份如此發表言論及寫作。凱勒唯一的導師埃德蒙·克洛尼(Edmund Clowney)幫助他愛上地方教會——即使她充滿缺陷。儘管凱勒能輕鬆地引用鮮為人知的學者或《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他的目地仍是建造地方教會。 在救贖主教會早期的爆炸性增長中,以及9/11之後的黑暗日子裡,凱勒見證了聖靈以出乎意料的強大方式運作。

第七,也是最後一點,凱勒為美國福音派人士留下建立「基督教社區」的異象,這個異象打破了我們文化裡的社會分類。這些繁榮的基督徒社區為「福音有改變人生命的大能」提供可信度。

凱勒引用了拉里·赫塔多(Larry Hurtado)的著作《諸神的毀滅者:羅馬世界裡初代基督教的特色》。在這項精闢的研究中,赫塔多展示了受迫害的初代教會對猶太人和希臘人而言如何不僅僅只是「冒犯性的存在」,也同時「具有吸引力」。第一批基督徒透過收養兒童來反對墮胎和殺嬰。他們沒有報復,而是寬恕。他們關心窮人和被邊緣化的人。他們嚴格的性道德規範同時保護及賦予了婦女和兒童權力。

當時的基督徒將相互敵對的國家和種族聚集在一起。當耶穌為每個部落、語言和國家揭示獨一的上帝時,祂打破了人們對於「某個宗教只屬於某個種族」的觀念。在教會裡,弟兄姊妹之間對耶穌的信實跨越了地理、國籍和種族界線。因此,基督徒獲得了廣闊新視角,能以精準的評判任何文化。他們也學會聆聽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基督徒同道對自己的批評意見。

凱勒本可以取消他在PTS的演講、挑戰校方管理層做的決定。若他這麼做,他會獲得保守派福音派同伴更多的關注及支持。他也可能因此為他的事工募款到更多的錢。但凱勒將他對羊群的教導付諸實踐。多年來,凱勒不斷告訴基督徒,基督的福音為「世俗主義的不容忍性」和「宗教的部落化主義」提供了獨特的回應方式。

至今,我尚未見到廣泛的證據表明福音派人士聽進去凱勒的建議,或跟隨他身體力行的榜樣。這個社會——包括基督教,依然習慣「以不容忍來回應不容忍,以敵意來回應敵意」。

但我總認為,若聖靈祝福我們再次經歷屬靈覺醒,我們的教會將會更像凱勒所盼望見到的那樣——恩典將再次在宗教和世俗主義的糾纏中開闢一條不一樣的道路。

科林·漢森(Collin Hansen)為《福音聯盟》的內容副總裁和主編。

翻譯:吳京寧 / 校編: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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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提摩太·凱勒(Tim Keller)逝世

「我們自身的罪孽和缺陷比我們願意相信的還要多,但同時我們在耶穌基督裡得到的愛和接納也比我們敢於盼望的還要多。」

Christianity Today May 19, 2023
Courtesy of 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 / Edits by Rick Szuecs

提摩太·凱勒(Tim Keller)是紐約市的一位牧師,他牧養城市裡的職青及各領域的專業人士,並以自身的榜樣教導他們:即使在一個看似沒有盼望的城市,美好的基督徒見證也能贏得人們的心,讓人們對福音感興趣。凱勒與胰腺癌搏鬥三年後於週五逝世,享年72歲。

凱勒在曼哈頓建立一間改革宗福音派教會、創建一個植堂事工網絡、共同創立了福音聯盟(The Gospel Coalition),並寫了多本關於上帝、福音和基督徒生活的暢銷書。

無論走到哪裡,凱勒的講道都離不開罪及恩典。

「福音就是這樣,」凱勒一次 一次地。 「我們自身的罪孽和缺陷比我們想要相信的還要多,但同時我們在耶穌基督裡得到的愛和接納也比我們敢於希望的還要多。」

凱勒經常被人指控——尤其在後面的幾年裡——指控他與這個世界的文化妥協。他既拒絕用文化戰爭抵抗世俗,也拒絕以「碾壓自由派」的方式佈道,人們指責他過於強調教會要與世界連結,是為了被社會接納以致於淡化甚至背叛基督教的真理。

但在凱勒的講道和教學中經常出現的一個主題是偶像崇拜。凱勒堅持認為,人們是破碎的,他們知道這一點,但他們並不明白只有耶穌才能真正修復他們。只有上帝的恩典能滿足人最深的渴望。

在他位於曼哈頓的教會講台上,凱勒告訴這個國家的文化精英們,他們崇拜著假神。

2009年的一次講道上他說:「我們都想覺得自己是很美好的。我們想感覺到被愛。我們想感覺到活著的意義⋯⋯這是我們如此努力工作的原因,而這正是罪的根源。」

凱勒向《紐約雜誌》解釋,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個關於罪的古老信息。但是當許多人聽到「罪」的時候,他們只想到性、毒品或偷竊之類的罪。然而,對於凱勒試圖以福音觸及的現代創新階層菁英而言,他們被許多更有害的罪——那些試圖取代上帝的愛的罪——所深深影響著。

「與世界有連結」的目的是要辨認出那些轄制著人們靈魂的偶像。然後告訴他們,他們可以獲得自由。

住在曼哈頓的人們 「一生都生活在父母、音樂老師、教練、教授和老闆的影響下,不斷告訴他們要做得更好、更出色、更努力」,凱勒於2021年反思道。 「聽到上帝透過耶穌的生命和死亡滿足了祂對公義的要求,並且祂對任何相信祂的公義的人再無譴責——是極為美好且自由的信息。」

凱勒是在巴克內爾大學(Bucknell University)就學時聽到了這個信息。他於1950年9月出生在賓夕法尼亞州的阿倫敦(Allentown),父母是威廉和路易絲·克萊門特·凱勒(William and Louise Clemente Keller)。他們家在一間路德教會聚會。小時候的凱勒參加了兩年的堅信禮課程,但他在那裡主要學到的課題是:宗教就是勸人為善。

1968年,凱勒上了大學,加入校園基督徒團契 (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他加入的一部分原因是那裡的基督徒似乎很關心民權運動。但凱勒很快就相信基督教是真實的,並大量的閱讀英國福音派的書籍,特別是約翰·斯托得(John Stott)、卜魯斯博士(F. F. Bruce)及魯益師(C.S. Lewis)的作品。

在晚年,凱勒喜歡稱魯益師為他的守護聖徒,並引用魯益師所說的「信基督教的理由」

(編按:魯益師曾說,「信基督教最重要的理由是:因為基督教是真的(because it is true)」)。

1972年畢業後,凱勒去了戈登·康威爾神學院(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在那裡,他遇到了一個叫凱西·克里斯蒂(Kathy Krist)的同學。凱西因著閱讀魯益師的著作而信主,並與魯益師通信直到他過世(那一年她13歲)。凱勒與凱西相愛,並在1975年畢業前夕結婚。

凱勒在美國長老會(PCA)被按立,這個教派1973年於阿拉巴馬州的伯明翰成立,旗下有約300個教會。凱勒接受了維吉尼亞州霍普韋爾鎮(Hopewell)一間教會的呼召。霍普韋爾是里士滿(Richmond)南邊的一個小鎮,位於一座聯邦監獄和詹姆斯河(James River)之間,詹姆斯河被霍普韋爾所生產的Kepone殺蟲劑所污染

身為一位年僅24歲的新牧師,凱勒從錯誤中不斷學習。

他告訴《世界》雜誌:「和其他人一樣,我的講道太長了,我的牧養方式對一些人來說不管用——我有時候太直接,有時又不夠直接。我曾開辦過沒人感興趣的事工項目。但由於會眾是如此支持及愛護我,我犯下這些錯誤時,沒有人攻擊我。」

凱勒學會縮短他的講道,不推出教會不需要的事工項目。更重要的是,他學會如何將他的牧養工作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上。

凱勒說:「我學會了不把事工建立在領導魅力(反正我也沒有)或講道技巧(早期的我沒什麼技巧可言)上,而是建立在對人的牧養和在我犯錯時的悔改上。⋯⋯在一個小鎮裡,如果人們信任你——你的品格——他們就會跟隨你,而這種信任必須建立在個人關係上。」

九年後,凱勒離開維吉尼亞,回到賓州。他在西敏神學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教授實用神學(Practical Theology),專注研究他的博士論文題目:執事的事奉。

他還開始為PCA工作,幫助該教派的建堂工作。但是,當他在1989年試圖招募人一同在紐約市建立教會時,他失敗了。

他所聯絡的每個人都拒絕了他。他們說這是個壞主意。

凱勒後來回憶說:「幾乎所有的人都告訴我這是一個愚蠢的舉動。曼哈頓是懷疑論者、批評家和憤世嫉俗者的天下。中產階級通常是教會的主要市場,但因為犯罪率及生活成本的上升,中產階級正在逃離這個城市。」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逃離。白人逃離後留下了許多充滿活力的城市教會,轉服事非裔美國人、亞裔美國人和拉丁裔社區。這座城市還吸引了年輕的白人——這些雄心勃勃、受過高等教育、有抱負的世界領導人——他們比其他人更不可能去教會,或相信基督教能帶來什麼好處。

凱勒和他的妻子在曼哈頓建立了救贖主基督長老教會(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以接觸這些年輕人為目標而開始事奉。

凱勒回顧40歲時剛搬到紐約市的感受,並想著來自全國各地多少年輕人有和他一樣的經歷。

「首先,你被那些和你相似的人轟炸著,只是他們更優秀,」凱勒。「你可能是德克薩斯州《熱咖啡》店最好的小提琴手,然後你在賓州車站下了火車,讓你驚恐的是,外面有人拉著小提琴乞討,而且她拉得比你好。這讓你深陷其中,不斷地練習、練習、再練習。」

凱勒說,發生在紐約新移民身上的第二件事是,他們被一種他們在大都市以外無法體驗到的多樣性所衝擊。新來的人每天都被那些和他們想法不同的人包圍著。

「這個事實讓你為了夢想拼命提出比以前更好的想法,或是讓你把新的想法融進自己原有的想法裡,」他說。

在教會裡,凱勒兩者都做了。

凱勒使命的核心和他的信息與他在霍普韋爾鎮時一樣,但他和工作人員也努力將其轉化適應不同的文化處境。他們的主要理念是「教會遵循舊法不會成功」,並一再強調「先例不能代表什麼」。

凱勒帶領的救贖主基督長老教會在第一個十年中看到了成功的影子。直至1989年底前,正常出席的人數約為250人。1990年秋天,教會吸引了600人,包括一些對凱勒講道的內容感興趣的非信徒。

2001年9月11的恐怖攻擊摧毀了世界貿易中心後,這間教會受到全國戲劇性的關注。

事件發生的那個週日,有超過5000人來到凱勒的教會。因為教會容納不下這麼多人,凱勒答應會準備第二堂禮拜。有數百人回來參加第二堂禮拜。當紐約恢復到接近正常的狀態時,救贖主教會的每週出席人數增加了約800人。

凱勒和救贖主的工作人員開始幫助其他想在大城市處境下建立教會的人。直到2006年之前,救贖主在PCA內有16個子教會,並已幫助來自不同教派共約50個教會在紐約市起步。

凱勒還指導不同大城市的牧師如何在他們的城市裡將福音處境化,從波士頓、華盛頓特區、到倫敦和阿姆斯特丹的牧師都有。

幾年後,凱勒出版了一部護教學著作:《我為什麼相信?》,該書認真對待所有對上帝的質疑,試圖向懷疑論者分享他們自身「信心的跳躍(leap of faith)」,並詳述歷史上基督徒在質疑的路上曾走過的路徑。

凱勒與當時最盛行的信仰批評家——「新無神論者(New Atheists)」進行了交流,並藉鑑了眾多思想家的觀點,為信仰的合理性提出依據,包括魯益師和神學家N.T.賴特,以及哲學家索倫·奧貝·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社會學家羅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以及作家弗蘭納里·奧康納(Flannery O’Connor)和安·萊絲(Anne Rice)。

《我為什麼相信?》在《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上名列第七,並為凱勒贏得了當時一些最菁英的文化場所的聽眾。凱勒在Google發表了關於信仰的演講,並接受Big Think的採訪。Big Think是一個新興的網站,策劃與「我們時代最聰明的頭腦和最大膽的想法」之間的對話。

凱勒當時成為許多福音派人士在文化參與上的榜樣。他的方法尤其受到深感「文化戰爭」已深深傷害基督徒在世上的見證的基督徒的歡迎。文化戰爭(culture war)指的是一種特定的基督徒行為模式:對郊區(中產階級式的生活)的強烈認同感、教會內的政治動員,以及強烈的反智主義。

一位《今日基督教》的編輯寫道,「50年後,如果福音派基督徒以其對城市的熱愛、對憐憫和正義的承諾以及對鄰舍的愛而廣為世界所知,提摩太·凱勒會以身為新城市基督徒的先驅而被人銘記。」

然而,並不是每個人都同意這樣的願景。格羅夫城市學院(Grove City College)教授卡爾·楚門(Carl Trueman)不同意凱勒對城市的熱愛以及他對可以接觸到城市裡的人的樂觀態度。楚門寫道:「對我來說,城市是一種必要的罪惡,其唯一目的是為像我這樣的鄉下人提供一個偶爾去看戲的地方。⋯⋯而且我絕對不是像他那樣樂觀的改革主義者——相信我,事情只會越來越糟而已。」

凱勒也面臨著不太友好的批評。一些人稱他是馬克思主義者。甚至是一個「高調的馬克思主義者,在為基督徒受眾重新包裝馬克思主義這方面特別厲害」。

當凱勒認為正統的基督徒不應擁護美國兩黨制中任一個政黨時,有人說他深深誤解了文化被改變的方式。他們認為,在一個已經對基督教真理充滿敵意的世界上,「美好的見證人」的方法是行不通的。

First Things的編輯詹姆斯·R·伍德(James R. Wood)曾經非常支持凱勒,他送給他的伴郎凱勒的最新著作。當他和妻子養了一隻狗時,他們以這位紐約牧師的名字給它命名。

但在2016年的選舉中,伍德的想法發生了變化。

伍德寫道:「當我觀察到我們周圍文化的氛圍改變時,我不再那麼有自信,認為我從凱勒那裡學到的傳福音樣本能為現在這個文化性及政治性的時刻提供足夠的指導。很多和我一樣的前粉絲都得出了類似的結論。若傳道人希望透過將冒犯度降到最低來使人願意聆聽福音,也許會掩蓋住我們在政治(決策)的時刻所需要的東西。」

這些年來,凱勒有對一些批評作出回應,但多數的情況下他似乎不會對批評感到不安。他繼續牧養著在曼哈頓的會眾,直到66歲時卸任

爾後,凱勒繼續服事於他的教會建堂事工網絡「城市到城市(City to City)「、在各地演講及寫作。

2020年,凱勒宣布他患有胰腺癌。在他接受密集治療的同時,凱勒身為一個牧師,持續發表著關於上帝、福音和基督徒生活的演講和文章。只要有機會,他就會再次向人們談論罪和恩典。

他不斷要求人們去思考,自己在活著及死亡之時最深的渴望是如何指向基督的。

「如果耶穌基督的復活真的發生過,」凱勒告訴《紐約時報》,「那在終末的那一天,上帝會把一切錯誤都糾正過來。苦難會消失。邪惡會消失。死亡會消失。衰老會消失。胰腺癌也會消失。而如果耶穌基督的復活沒有發生過,所有的賭注也都不存在。但如果它真的發生了,這個世界就充滿盼望。」

凱勒的妻子凱西和他們的三個兒子大衛、邁克爾和喬納森仍然在世。

翻譯:Yi-Ting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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