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二十載，英語學界中興起了對已故荷蘭新加爾文主義神學家赫爾曼·巴文克（Herman Bavinck，1854–1921）的研究熱潮。在此期間，巴文克所著的典冊高文陸續被譯為英文。與此同時，眾多學者也紛紛摛文掞藻，於是關於巴文克神學思想研究的二次文獻駢興錯出，布列於世界各地。2009年，北美加爾文神學院成立了巴文克研究所（Bavinck Institute），進一步推動了此神學研究的熱潮。該研究所組建的巴文克協會（Bavinck Society）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會員，並推出了開源學術期刊《巴文克評述》（The Bavinck Review）。這一切學術動態和發展皆顯明，巴文克思想研究的趨勢較上個世紀而言，已有了徹底的改變和本質性的發展。

巴文克於1921年離世。在之後的八十年，神學界對巴文克思想的研究基本上局限於荷蘭群體，包括荷蘭境內和其他國家的荷蘭裔群體。毋庸置疑，上個世紀的巴文克研究雖然有很大程度的局限，但依然有一定的影響。尤其如加爾文神學院、費城西敏神學院等一些北美神學院，對巴文克的神學思想推崇備至。儘管如此，巴文克神學的影響在彼時仍十分有限。因着巴文克研究自本世紀初以來的迅速發展，尤其是《改革宗教理學》四卷本的面世（2003–2008），巴文克已不再是只屬於荷蘭群體的神學家。他已走出荷蘭，走進普世教會群體的視野。這種發展勢頭不禁令人發問：為何21世紀的基督徒要閱讀巴文克的著作？若從華人視角審視，這個問題則變為：一個生於19世紀中葉的荷蘭神學家及其思想，與21世紀的華人教會何干？本文從巴文克闡述的基督教大公性的視角，嘗試回應這個問題。

華人教會對巴文克並不陌生。早在1989年，巴文克的《我們合理的信仰》的中譯本就已面世。然而，華人教會對巴文克的了解只駐足表面。在很大程度上，此種對巴文克思想的膚淺認識，歸因於巴文克著作中譯本的匱乏。直到2014年，第二本巴文克著作的中譯本《啟示的哲學》才在中國大陸出版。在過去這些年，北美福音派神學和改革宗院校主導了華人教會對巴文克思想的認識。范泰爾、伯克富等北美神學家筆下的巴文克，便成了華人基督徒腦海中的巴文克肖像。近期巴文克研究表明，這些對巴文克思想的既有解讀並不全面，尤其缺乏對巴文克歷史背景和神學處境的深度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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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雅各（James Eglinton）博士在最新出版的《巴文克生平評析》（Bavinck: A Critical Biography）中，勾勒出一副生動活現的巴文克肖像。我們從中會遇這樣一位巴文克：他在現代主義和改革宗傳統的張力中，尋求以三一上帝的教義為根基，建構一套內嵌大公性的神學體系，並繪製一幅基督教世界觀的圖景。這幅巴文克肖像對於當今華人教會，以及北美福音派教會，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巴文克首先提醒今日的華人教會要懷有對基督教信仰大公性的關切。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華人教會的神學教育蓬勃發展。在這過程中，改革宗神學無疑獨佔鰲頭。唐崇榮牧師歸正福音運動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另外，眾多相繼翻譯出版的改革宗神學書籍，也為華人改革宗教會的發展起了重大的推動作用。近些年，提姆·凱勒（Tim Keller）和約翰·派博（John Piper）等北美新加爾文主義者（New Calvinists）著作的中譯本陸續出版，增強了改革宗神學在華人信徒群體中的發展勢頭。

然而，中國大陸教會中這種神學發展，逐漸滋生一種唯尊改革宗信仰的病態神學情結。懷有此類情結的信徒和教會，預設了唯有改革宗神學是真理，於是潛在地將改革宗神學置於其他神學的對立面。例如，許多中國大陸的改革宗教會往往無法與其他本土教會和睦相處。中國的改革宗追隨者通常拒斥本土教會的傳統，而熱衷於從西方引進改革宗認信和長老會治理制度。更有甚者，將某位改革宗神學家視為真理的標尺，以此衡量一切神學論述的真偽。這種狹隘的神學立場致使華人改革宗教會常常遭受眾多非議，並催生他人對改革宗神學的誤解。此種病態神學情結和狹隘的神學立場，也透過網絡波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華人教會。

作為現代時期改革宗神學家，巴文克所構建的改革宗神學體系極為關切基督教信仰的大公性。他的代表作《改革宗教理學》沉博絕麗，遍含得雋之句。在處理眾多神學議題上，他總是登高博見，常存國度胸懷，且不懈地以基督教大公精神包容各類思潮，力求彰顯上帝在各個領域的美善。此外，他強調教會的大公性超越了時空的限制，並擁有人需要獲知的、與可見和不可見事物有關的一切教義。（參見“The Catholicity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Church”）

在巴文克看來，改革宗神學的優勢在於提供了一個整全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幫助信徒活出這種大公性信仰。故此，巴文克雖出身於分離主義的基督教歸正教會（Christelijke Gereformeerde Kerk），但也與亞伯拉罕·凱波爾一同竭力推動教會合一運動，並在1892促成凱波爾領導的“哀慟者”（Doleantie）教會與自己的宗派聯合成為“荷蘭地區歸正眾教會”（Gereformeerde Kerken in Nederland）。

華人教會對基督教信仰大公性的忽視亟待解決，以此矯正如中國大陸改革宗群體中此類病態情節和狹隘的教會立場。一百年前生活在荷蘭的巴文克，在這方面給我們提供了金玉良言：“基督徒認信的普世大公性的意義在於，她遍及全地，包括所有真信徒，對所有人都具有約束力，並對全世界都有重要意義。” （赫爾曼·巴文克，《以頌讚為祭獻上：獲准領受聖餐前後的靜思默想》，牛泓譯，《赫爾曼·巴文克的教牧神學》，徐西面編，賢理·璀雅，2021，156頁。）任何基督教會絕不能孤芳自賞，而應投身於與眾教會的團契，共同在所在的地區實踐基督教大公信仰。

巴文克對基督教大公性的這種強調，衍生出他的神學為華人教會帶來的第二個裨益：教會理當正視基督教信仰的處境性。客觀而言，基督教信仰的確是從西方國家傳入華人群體。長久以來，基督教作為“洋教”的刻板印象在華人社會中已經普遍化。有趣的是，許多華人教會的做法似乎是為這種刻板印象背書。一個常見的現象是，華人基督徒群體往往只希望引入眾多西方神學傳統或神學家的思想，卻忽略對自身實地處境的考量。尤其是中國大陸過去近四十年的改革宗熱潮，見證了這種非處境化的神學思維模式。許多新興的改革宗教會，一昧引入改革宗信條，不加甄別和思考地應用於教會。這種做法常常讓教會變得更像“洋教”，缺少在中國處境中傳達信仰的力量。

巴文克在談論加爾文主義的未來時，有如下論述：“加爾文主義希望在前進中總不停步，並且促進多樣性。它感受到更深入了解救贖奧秘的推動力，並且藉此就可以尊榮眾教會的每樣恩賜和不同呼召。加爾文主義並不要求自己在美國和英國與在荷蘭有同樣的發展。我們必須堅持，在每個國家和每個改革宗教會中，加爾文主義應該按照自己的本質去發展，不應該讓自己被外來觀念所取代或腐化。”（參見”The Future of Calvinism”）

巴文克的論述不僅可用於加爾文主義的發展，而且也適於每個地區基督教會對信仰的闡述和傳達。換言之，華人教會雖然可藉助於其他國家豐富的神學遺產來促進自身的信仰建構，但是總歸要按着上帝給她的獨特恩賜，在自身所在的文化處境中傳講福音。如此行便會讓華人群體認識到，基督教信仰也是屬於並面向華人的信仰。

此外，巴文克對基督教信仰處境化的強調，對中國大陸的家庭教會是一個特別的提醒。當代家庭教會不願意將基督教信仰處境化，因為政府頒布了宗教“中國化”的政策。許多家庭教會未能區分政治化的“基督教中國化”和正常的基督教信仰的處境化。因此，他們往往默許一種沒有處境化的基督教信仰。巴文克關於基督教處境化的觀點提醒中國家庭教會，作為植根於救贖奧秘的教會，我們也蒙召將我們的信仰處境化。

這種基督教信仰的處境性也就帶出了其公共性。巴文克出身於分離主義的教會群體。雖然他的宗派中不乏有人提出要從信仰的立場出發來參與社會，但仍有諸多人士敵視當時的現代文化。在某種意義上，這種張力存於歷世歷代的教會中。每個時代的教會都要思考信仰公共性的問題，避免不了“耶路撒冷與雅典何干？”的問題。

這不免讓人聯想到北美基要主義對文化的姿態。因其所持基督教文明到世俗文明之變遷的立場，20世紀上半葉在北美興起的基要主義，在整體上呈現出一種分離主義和反現代主義的趨向。甚至到了20世紀50年代末，分離主義成了基要主義的檢驗標準。（參見George Marsden, Reforming Fundamentalism）在這種基要主義的影響下，教會與公共社會和文化處於積不相容之態勢。透過姚西伊教授的著作，我們清楚看見在20世紀20至30年代，北美基要主義透過西方教會在華宣教運動而影響了華人教會，促使後者逐漸形成以分離的姿態對待所在的文化處境。

巴文克極力反對分離主義的舉措。在他看來，這種做法與基督的福音不符。他論道：“福音是一個喜樂的消息。這對個人而言如此，對人類、家庭、社會、國家、 藝術和科學、整個宇宙和整個嘆息中的被造物亦然。”（參見 “The Catholicity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Church”）在巴文克看來，真實的福音面向這個世界時不會緘默而顯得柔弱，而是在社會各個領域傳遞從上帝而來的喜樂信息。儘管如此，巴文克在論述基督教信仰的公共性時，也提醒教會避免凱旋主義的立場。他在生涯早期的文章《上帝的国度，至善》中就已指出，若有人試圖藉著福音宣教、慈善事業或政治等行動，逐漸贏得這個世界，並讓其轉變為上帝的國度，那麼這人就是懷揣着一種幼稚的樂觀主義。巴文克向我們呈現的基督教信仰之公共性，表明我們的信仰既非出世，也非入世，而是“在世”。基督教會不屬於世界，也不能離開世界，乃是在世界中向人類的各個生活領域傳遞基督的福音。

過去二十來年英語世界巴文克研究的興起，標誌着巴文克走出了荷蘭群體，大步進入了普世教會。日益發展的巴文克研究，也越發揭示他所建構的神學體系，在眾多方面依然嘉惠當今教會。尤其是巴文克所強調的基督教信仰的大公性、處境性和公共性，不僅是對今日教會，也是對今後信仰群體的重要提醒。

徐西面博士是愛丁堡大學神學系肯尼斯和伊莎貝爾·莫里森神學與人工智能倫理博士后研究員。他於2020年從愛丁堡大學獲得哲學博士（系統神學）。他基於博士論文的學術專著Theology as the Science of God: Herman Bavinck’s Wetenschappelijke Theology for the Modern World將會由Vandenhoeck & Ruprecht出版。他也是“荷蘭新加爾文主義研究”系列（中文）的主編和創辦人。

巴文克與21世紀的華人教會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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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新加爾文主義研究”系列新近出版的巴文克著述中譯本

當弗拉基米爾·普京的俄羅斯威脅到一個自由烏克蘭的存在時，美國的福音派人士可以很容易得出結論，說這是一個遙遠的外交政策問題。

然而，普京主義不僅僅是一個地緣政治威脅，它也是一個宗教上的威脅。 對於福音派基督徒來說，問題在於普京的方式是否會成為美國教會的方式。

籠罩着烏克蘭的威脅不僅僅籠罩在烏克蘭人民的頭上。 北約對歐洲秩序的穩定感到擔憂； 美國國務院擔心任何還留在那裡的美國人的安全，擔心重蹈阿富汗的覆轍； 德國人懷疑他們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是否會導致能源危機； 而整個世界都在擔心此舉是否會使中國有壯膽入侵台灣。

在這一切當中，人們沒有注意到的，是另一個正在考慮下一步行動的世界人物：教宗。

自2018年以來，烏克蘭東正教會從俄羅斯東正教會獨立出來的問題一直是爭議的焦點。 在天主教新聞網站“支柱”（The Pillar）上，JD·弗林（JD Flynn）和Ed·康頓（Ed Condon）解釋說，烏克蘭天主教和東正教領導人指控，在對烏克蘭及其人民的軍事威脅中，俄羅斯東正教會正在與普京同謀。

作者指出，現在的問題是，教皇方濟各是否會很快與俄羅斯東正教會的牧首會面。如果會面，是否會預示着對烏克蘭及其國家教會可能被征服這一情況表示容忍。

對於美國的福音派教徒來說，也有真正的問題——不僅是我們將如何應對普京利用宗教達到政治目的這一現實，而且是我們是否會效仿。

幾年前，在特朗普時代的喧囂之前，我和其他一些福音派基督徒坐在一個在復活節早上播出的世俗的全國新聞節目中。 從某種意義上說，在那個周末，我們都團結在一起——共同確認宇宙中最重要的真理：耶穌從死里復活的身體。

但我們在普京的問題上分道揚鑣了。 我當時對他的看法和現在一樣：他是一個敵人。 然而，其他一些人卻為這位獨裁的強人辯護，認為他是基督教價值觀的捍衛者。

當時，我以為我們只是在一個外交政策問題上有分歧。 但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可以看到，至少對一些福音派教徒來說，有一個更大的分歧，當時我們還不知道它的存在：首先什麼是“基督教價值觀”的問題。

以墮胎問題為例。 不僅俄羅斯的墮胎率很高，而且即使親政府的力量闡述了類似於反墮胎（pro-life）的觀點，它通常是着眼於遏制人口下降，而不是保護脆弱的人的生命。

激勵人心的原則不是“每個生命都是寶貴的”，而是“讓俄羅斯再次偉大”。 這一點，在俄羅斯政府如何對待充斥全國各地的孤兒院和“嬰兒醫院”的兒童方面更為明顯。

在前蘇聯沒有充滿活力的收養文化，這些兒童中的許多人離開了這一系統，進入了立即被藥物濫用、性剝削和自殺充斥的可怕生活。 但這並沒有阻止普京盡其所能地終止美國人和其他人對這些孤兒的收養——-所有這些都是對受傷的俄羅斯民族自尊心的一種救贖，也是一種地緣政治的力量遊戲。

如果看一下普京對福音本身的反應，情況就更糟糕了。 他精心培養俄羅斯東正教會——甚至批准將描繪他本人、斯大林和入侵克里米亞的馬賽克作品安裝在一座專為軍隊服務的俄羅斯東正教大教堂內。

此外，俄羅斯政權無情地扼殺非主體宗教的自由——特別是相對較少的福音派和來自國外的福音派傳教士的自由。

為什麼普京，一個說蘇聯的結束是一場可怕的災難的前克格勃官員，想要與一個教會合作？ 也許是因為他和卡爾·馬克思一樣，認為宗教可以成為維護政治權力的有用工具。

確實，當專註於保護民族主義和國家榮譽時，宗教是有用的。 宗教可以把本來就充滿激情的部落主義和對外來者的怨恨變成超然的、不容置疑的情感。 所有這些都是完美的馬基雅維利式的意義——除非耶穌確實從死里復活。

如果這種趨勢只限於前蘇聯，我們也許可以忽略它。 不過，注意一下任何想在前鐵幕後面尋找未來的人。

許多宗教保守派——最主要的是羅馬天主教徒，但也有一些福音派新教徒——已經與匈牙利的獨裁強人維克多·歐爾班（Viktor Orbán）結盟。 正如古典自由主義（libertarian）評論家馬特·韋爾奇（Matt Welch）所指出的，匈牙利總理“是一個奇怪的美國式基督教國度的擁護者”。

“墮胎在匈牙利是無可爭議的合法行為，人們並不特別信奉宗教，而歐爾班對敢於對他的政策提出異議的教會進行了暴虐的控制，”韋爾奇說。 韋爾奇總結說，東歐強人的吸引力的關鍵原因是，他們與正確的敵人作戰並“獲勝”。

如果這只是我們這些相信自由民主的人和那些認為自由民主可以犧牲的人之間的小規模衝突，那是一回事。 但這種專制誘惑的另一個更大的問題是福音本身。

如果教會只是一個促進國家穩定和自豪感的文化載體，那麼人們很難指望獨裁者除了操縱它之外還能做什麼。 但是，如果如《聖經》所說，教會是由通過對耶穌基督的個人信仰而重生之心所帶來的“活石”組成的（彼前2:4-5），那麼外表上對一套文明價值觀的遵從就與基督教有很大的差距。

即使在一個或多或少提倡某些基督教價值觀的地方，也是如此。 不過，當教會在為像普京這樣的專制領導人祝福時，這種差距就更明顯了，普京因毒害敵人而被他自己的人民所熟知。

在後一種情況下，教會本身的見證處於危險之中——因為一個否定嗜血行為的宗教甚至不相信自己關於客觀道德的教導，更不相信即將到來的基督的審判席。 關於如何在上帝面前找到平安，並獲得進入永生的機會，為什麼有人會聽信這樣一種宗教？

福音派基督徒應該警惕普京的方式。每當有人告訴我們，我們需要一個法老或巴拉巴或凱撒，來保護我們不受真正的或假定的敵人傷害時，我們都應該認識到這一點。

每當這種情況發生時，我們應該記住如何用任何語言說；“Nyet”（俄語“不”——譯者注）。

羅素·摩爾（Russell Moore）領導《今日基督教》的公共神學項目。

翻譯：吳京寧

巴文克與21世紀的華人教會何干？

徐西面

有人說，神學巨人的標誌，是能夠抓住跟自己的歷史時期、文化背景以及（更重要的）神學傳統有一定距離的讀者的想象力。

在基督教歷史上，享有這種影響力的人物並不多，而且人數不會太快增加。然而，在過去十年左右，一顆新星正在蒼穹中升起——他就是荷蘭新加爾文主義神學家赫爾曼·巴文克（Herman Bavinck, 1854-1921）。

在他那個時代的荷蘭，巴文克是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巴文克是他那一代人中最優秀的荷蘭神學思想家，同時也是一個在巨大的社會動蕩時期引人注目的公眾人物。他在政治、教育、婦女權利和新聞領域都留下了他的印記。在荷蘭全國各地，街道和學校都以他的名字命名。除此之外，巴文克還是一個引人注目的有國際地位的人。例如，在1908年的一次美國之行中，他在白宮受到了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的接待。諸如此類的榮譽說明了很多問題。

儘管如此，在巴文克的故鄉，他的遺產在他死後的幾十年裡逐漸被掩蓋了。在海外，他作為傑出的思想家繼續在與荷蘭相關的群體中享有聲譽，但在20世紀，他的名聲並未超出這個範圍。這一切在21世紀初發生了變化——由於約翰·博爾特（John Bolt）和約翰·維德（John Vriend）的努力，巴文克的《改革宗教理學》英譯本（Reformed Dogmatics）在2003至2008年間分四部分出版發行。

迄今為止，這套書已經賣出了九萬多冊——對於這種性質的作品來說，這是一個驚人的銷售量。而且這本書還出了葡萄牙語和韓語譯本，目前西班牙語、俄語和中文的翻譯正在進行中。

但是，如果我們只是從巴文克《改革宗教理學》的英譯本的發行快進到他今天的廣受歡迎，然後簡單地說 “其餘就是歷史了”，那我們就錯了。這樣做會忽略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為什麼這個人能成為今天這麼多人的首選神學家——從北京到聖保羅，從紐約到首爾，巴文克是如何獲得如此多樣的全球讀者的關注的？

在我自己的每天的工作中（我在愛丁堡大學教授改革宗神學），我每天都與那些正在苦讀巴文克著作的人交流，並傾聽他們的聲音。這些人中很少有荷蘭人，也很少有以前就對新加爾文主義傳統有忠誠度（或長期深入的認識）的人。事實上，他們來自全球各地的教會。為什麼巴文克的著作比他的許多改革宗同行具有更大的跨界吸引力？

這裡面的原因無疑和現在讀他的人的種類一樣複雜多樣。同樣是喜歡閱讀巴文克，韓國長老會的人很可能跟美南浸信會的讀者，或者跟把巴文克的《上帝的奇妙工作》（Wonderful Works of God）當作靈修材料來如饑似渴地閱讀的五旬節派青少年，喜愛的原因並不相同。其他人，如傑出的瑞士神學家卡爾·巴特，則把巴文克作為神學史的指南。鑒於這些不同的動機，我不會試圖對“為什麼巴文克在2022年這麼受歡迎？”這個問題提供任何形式的簡化答案。

不過，我已經讀巴文克的著作有近15年的時間了。我是跟來自世界不同地區、不同基督教傳統和不同（嚴格意義上的）學術、個人和教會背景的人一起讀的。在這段時間裡，我觀察到：巴文克的寫作和生命中的某些特徵，似乎一次又一次地吸引着眾人，而且更關鍵的是，這些特徵讓這些讀者不斷地回到巴文克這裡來。雖然這些可能不是巴文克似乎突然廣受歡迎的唯一原因，但它們仍然是重要的原因。

首先，巴文克以一種平衡的方式寫作，這讓21世紀的讀者眼前一亮。我們已經習慣了把神學當作一種受社交媒體規範制約的論戰武器上演劣質“武打劇”的現象——沒有平衡、沒有愛心、專揀軟柿子捏還自我膨脹、受制於對歷史偉人的漫畫式描繪、並基於惡意的假設向今天那些跟我們觀點不同的人發射炮彈。

在這種背景下，巴文克的著作是一股清新的空氣。他博學多才，他的著作內容豐富，為讀者提供了基督教傳統的兼具廣度和深度、且往往是非常清晰的視野。儘管他的著作（常常是刻意地）被歸類為改革宗傳統的神學，但它們從來沒有狹隘的宗派性質。相反，它們是以改革宗神學表達一種更廣的東西：跨越文化和世紀的基督教大公信仰。巴文克將堅定地持守加爾文主義與同時公開肯定“加爾文主義不是唯一的真理”這兩者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個二律悖反。

這種平衡顯示了一種既堅定又柔軟的信念，甚至以一種通常反駁性的、尖銳論戰的神學家所不具備的方式邀請他自己的陣營之外的人來與他對話。它的開放性吸引來自其他傳統的基督徒願意來探索巴文克的改革宗視角。

巴文克將基督教的世界觀塑造成一種歸納式的、對敬虔智慧的終生追求。這種追求是開放的、探究性的，而不是封閉的、僵化的。在這方面，他的方法與他著名的同事凱波爾（Abraham Kuyper）不同——對凱波爾來說，基督教的世界觀是演繹和沒有柔性的。

巴文克不願意與稻草人作戰（與此同時，他樂於與他的意識形態對手交朋友，當面交流）。這也是他的魅力的一部分。可以肯定的是，他並不是他的《改革宗教理學》中涉及的每個神學家或神學傳統的完美解釋者。儘管如此，他在一生中儘力理解和忠實地表述那些與他有分歧的人的觀點，他的努力是引人注目的。

對他的《教義學》沒有經驗的讀者可能偶爾會發現自己很困惑，因為他們發現巴文克在整部作品的不同部分採取了看似矛盾的教義立場。但實際上，這些驚訝的讀者很可能是遇到了巴文克對某一特定觀點的批評——他會在給出自己的裁決之前，詳細介紹這一觀點最強烈要表達的重點。這樣的特點對他自己的神學陣營之外的讀者來說，是微妙而具有強烈的吸引力的，因為這表明他認真、嚴肅地對待他所反對的觀點。

忽略那些歪曲或誤解你的觀點的人的批評是很容易的，但當這個人認真、努力、準確又有愛心地表述你的觀點時，你就很難視而不見了。事實上，對於那些希望成長為思想家的人來說，這種批評是有吸引力，而不是令人心生拒斥的。這樣的批評能贏得信任。

巴文克在我們當代越來越受到認可，他的生平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們生活在基要主義和社會福音分道揚鑣的20世紀之後。在那場辯論的任何一方長大的人都繼承了一個奇怪的遺產——在右邊，福音能有力地表達一個人的靈魂需要，但在一個墮落的世界里，卻沒有為社會的改善提供什麼好消息；在左邊，福音讓基督徒致力於解決社會的問題，但這是在一個非常可悲的薄弱的屬靈框架的背景下勉為其難。

對比之下，巴文克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驚人的提醒，那就是：這種分叉既是一種歷史上的新事物，也是對整全性和歷史性的基督教信仰的不自然的扭曲。

這在巴文克自己的生平中是怎樣表現出來的呢？除了堅定的正統神學，他還是著名的美國種族主義的批評者。他在南非的學生本尼·基特（Bennie Keet）成為一名傑出的反種族隔離運動活動家。在荷蘭，巴文克公開反對城市中的貧困現象（甚至呼籲為此修改住房標準和稅收法律），反對壓迫工廠里的貧困工人（因為他們是上帝的形象的承載者），並為女孩的平等教育和婦女的投票權而努力奮鬥。

在我們這個時代，巴文克之所以能脫穎而出，是因為他對正統信仰及其社會效果的委身。在這個意義上，他跟約翰·斯托特和提姆·凱勒等人一樣，與我們在20世紀以後的本能直覺背道而馳。這樣的人物感覺無論跟左派還是跟右派都可能格格不入。作為一個對歷史上的基督教有全面看法的神學家，巴文克提醒我們，我們這一代基督徒與歷世歷代的基督徒的信仰是有脫節的。

巴文克不是一個完美的人，也不是一個完沒有瑕疵的神學家（正如我在《巴文克生平評析》中試圖描繪的那樣）。但在他的生活和教義中，他是一個深刻而可信的基督徒——故此，他是一個在今天仍然對許多人有吸引力的人。

說實話，我可以想到許多偉大的神學家，無論是過去的還是現在的，我可能寧願在他們的著作中見到他們，也不願見到他們本人。但巴文克卻不是這樣。我還會在一段時間內繼續閱讀他的作品，而且我懷疑我不是唯一會這樣做的人。

恩雅各（詹姆斯·埃格林頓）博士（James Eglinton, Twitter: @DrJamesEglinton）是愛丁堡大學改革宗神學梅爾德倫（Meldrun）高級講師。他是《巴文克生平評析》（Bavinck: A Critical Biography, Baker, 2020）一書的作者。該書榮獲福音聯盟（TGC）2020年歷史和傳記類年度圖書獎，併入圍2021年福音派基督教出版協會（ECPA）的基督教圖書獎。

翻譯：Sean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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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偉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