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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世:丹尼爾·布爾丹內,從科學家到熱愛基督教書籍的IFES領袖

這位來自查德共和國的學生事工領袖致力於推動非洲的基督教出版事業。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18, 2024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 / Edits by Rick Szuecs

丹尼爾·布爾丹內(Daniel Bourdanné)是位來自中非國家查德(Republic of Chad)的科學家,曾擔任國際學生福音團契(IFES)總幹事,並長期致力於推動非洲的基督教書籍出版事業,激勵世界各地的年輕福音派信徒。他於9月6日因癌症去世,享年64歲。

在參與學生事工多年後,布爾丹內於2007年成為《國際學生福音團契》(IFES)的總幹事,並擔任此職務至2019年。布爾丹內熱愛閱讀(有時也會寫作),從2018年直到去世期間,他與《非洲發聲》(Africa Speaks)合作,致力於推動整個非洲的基督教書籍出版事業。

布爾丹內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法語國家度過,包括多哥、喀麥隆和象牙海岸共和國,後來移居英國牛津,成為IFES秘書長。逝世時,他居住在英國斯溫頓。

「上帝把我從這片大陸差派到世界各地,祂又帶著我與世界一起回到這塊大陸,讓我完成作為非洲教會宣教士的使命。」布爾丹內在2019年於南非舉行的IFES世界大會告別演說中如此說道。

「丹尼爾以身為非洲人為傲,」IFES馬利分會總幹事蒂耶莫科·庫利巴利(Tiémoko Coulibaly)說。「儘管他住在西方,但他的心仍留在非洲,他從未放棄他出生的非洲大陸。」

布爾丹內是一名牧師的兒子,1959年10月18日出生於查得馬約-克比西部的帕拉。10歲那年,他失去了父親,父親的去世迫使他開始在田裡工作,砍柴、種植蔬菜以供母親販賣。1965至1979年的內戰奪去數千人的生命,讓這些責任變得更加沉重。

在戰爭結束前幾個月,布爾丹內獲得獎學金,前往查德大學攻讀動物生態學。隨後,他在多哥洛美大學(前身為貝寧大學)獲得自然科學學士學位。

1983年,布爾丹內移居象牙海岸的阿比讓,攻讀動物生態學博士學位。1990年,他完成了關於千足蟲的博士論文答辯,並成為國際多足類動物學家學會的成員。

在繼續學業的同時,布爾丹內開始擔任高中生物老師。然而,他對向學生傳福音的熱情早在那之前就已被點燃。他曾說:「14歲那年,在一次《啟示錄》第1章的查經中,我第一次感受到見到學生得救的異象和熱情。」

「大學的求學過程無論直接地還是間接地,都深刻影響並引導人類社會的未來,」他在2011年《實用神學詞典》(Dictionnaire de théologie pratique)一篇關於學生福音事工的文章中寫道。「學生常常處於全球社會變革的前沿。確實,當他們一起行動,在滿滿的活力、決心、激情、想像力和創造力的驅動下,他們擁有推動社會的力量。」

1990年,布爾丹內開始擔任IFES的巡迴秘書;1996年,他被任命為IFES非洲法語區(GBUAF)的區域秘書。

2007年,他接替自1991年起擔任該職位的林賽·布朗(Lindsay Brown),成為國際學生福音團契的總秘書。當時,IFES運動已有60年歷史,並已在超過150個國家建立事工。而在布爾丹內12年的任期內,該運動顯著地成長,尤其是在領導層的多樣性方面。

在布爾丹內的帶領下,IFES為來自全球南方的神學家提供更多的發言空間。2007年,他任命來自菲律賓的克里斯蒂·朱塔雷(Christy Jutare)為首位女性區域秘書,負責領導歐亞區域。2011年,他任命了首兩位學生代表進入IFES董事會。2016年,他重啟一份全球神學與宣教反思的期刊,《神的道及世界》(Word and World)。

當被問及任期內的亮點時,布爾丹內表示,其中包括見證上帝「走在一條不尋常的道路」上,邀請意想不到的人與祂同行,以及在艱難的環境中看到上帝開啟機會之門所帶來的喜樂。

他也指出一個主要的挑戰。在告別的電子郵件中,他寫道:「我們慶祝我們的合一,但我們都是人,所以有時候有人會試圖推動自己的議程或喜好,這並不令人驚訝。……我自己是在戰爭和部落衝突的環境中長大的,我可能對這些情況會如何威脅到IFES的合一更加敏感。」

布爾丹內最大的熱情之一,是讓全球教會聽到更多非洲基督徒的聲音。他的做法是鼓勵非洲基督徒不要只追隨某一特定學派,而是能自己成為神學領域中一個重要的聲音。

在2019年的一次演講中,他說:「我們之中一些人可能支持葛理翰牧師(Billy Graham),另一些人則與斯托得牧師(John Stott)或約翰·派博(John Piper)的觀點一致,這些差異讓我們更豐富,而非分裂我們。」但他補充道:「在這三個名字中,沒有一位是非洲人,也沒有來自拉丁美洲或亞洲的人。」

布爾丹內對學生的熱愛僅次於他對書籍的熱情。作為一名科學家,他擁有成百上千本書籍,小心翼翼地存放在三個不同的圖書館中:一個在他位於英國的家中,一個在他牛津的辦公室,還有一個在象牙海岸的住所。

布爾丹內對文字的熱情一度促使他創辦了一本雜誌。他和四位朋友集資創刊,並投資出版。這本雜誌在沒有負債的情況下運營,直到團隊解散為止。除了來自宣教士的一次性80美元捐款外,他們從未依賴外部資助。

1995年,布爾丹內成為非洲聖經出版社 (African Biblical Press)的主任。2018年,他加入《非洲發聲》(Africa Speaks)的董事會,並在那裡服事直到逝世。他透過鼓勵非洲基督徒作家寫作和出版,並推廣他們的書籍,來促進非洲基督教出版業的成長。

布爾丹內相信,對非洲基督徒而言,書籍可以成為生命轉變的催化劑。他寫道:「除非我們先贏得對書籍的熱愛這場戰鬥,否則非洲將不會經歷出版革命。」他進一步指出,這種熱情將會從內部正向地「污染」非洲。他的比喻靈感來自耶穌在《馬可福音》第7章的話,指出能「污染」人的東西是由內而外的。

布爾丹內堅信,非洲需要為自己的進步做好準備,在他看來,這需要一種心態上的轉變,並伴隨著與西方富有成效的合作。

「如果非洲人在星期天充滿熱情,但到了星期一,貪腐、衝突和種族滅絕的惡魔又捲土重來,這種熱情又有什麼用呢?」布爾丹內於2006年在日內瓦向主要由歐洲福音派領袖組成的聽眾講道時說。「如果我們的生活仍然被追求自身最大的利益所驅動,如果我們的教會仍然分裂,那我們在歐洲的敬拜和禱告又有什麼意義呢?」

他呼籲歐洲基督徒為改變而奮鬥:「我們的行動比言語更有力道。不公義的受害者必須看到西方基督徒在這方面的承諾。」

儘管布爾丹內更多參與在推動非洲的基督教文學出版,而非親自撰寫,但他仍著有《非洲的福音派,他們是誰?》和《成功神學,非洲教會的威脅》等書。

2018年,加爾文大學授予他亞伯拉罕·凱波爾改革神宗學與公共生活傑出獎,表揚他在法語基督教出版領域的貢獻,以及他在IFES的事工。

「25年前,丹尼爾看到基督徒學生需要在他們關心的各種議題上聽到來自基督教世界觀的指導,因此他採取了行動,」加爾文神學院院長朱爾·梅登布利克(Jul Medenblik)說。

法國自由福音神學院(FLTE)宣教學教授兼IFES全球資源事工成員提摩太·喬塞(Timothée Joset)表示,他的朋友布爾丹內讓他認識到非洲法語區和全球南北關係所面臨的複雜問題。

「他的韌性也讓我印象深刻。儘管他經歷很多種族歧視,但他從不心懷怨恨,」喬塞說。他提及一個非常嚴重的例子,甚至神學家賴特(N.T. Wright)都曾在復活節佈道中提到這個例子。

賴特說,在IFES聘請布爾丹內為總幹事後,「英國駐阿克拉的高級專員公署在處理布爾丹內申請來英國的事宜上拖延不前,最終以極少的解釋駁回他的申請。」布爾丹內隨後要求使用目前的觀光簽證前往英國,並獲得批准。但當他抵達英國時,他被拘留了22個小時,手機被沒收,然後被遣返回非洲。

儘管經歷了這些事件,布爾丹內仍以他的體貼和謙遜激勵他的同儕。一位學生深情地回憶道,當英國郵政系統不斷把他的地址與另一個國家的地址混淆時,布爾丹內親自為他帶來書籍。另一位國際同事回憶起布爾丹內在會議期間更喜歡坐在地板上,讓其他人有椅子坐。

但這種溫柔的心腸從未阻止布爾丹內在他深切關注的議題上挑戰他的基督徒同僚,例如傳福音。他曾擔任洛桑運動非洲法語區(共21個國家)的國際副主任,直至2010年南非開普敦的洛桑會議。卸任後,他被任命為洛桑運動的董事會成員。

「當我們宣講一個忽視強者對弱者剝削的福音時,我們說的話還能有可信度嗎?我們是否能在忽視非洲人的社會狀況下繼續只關心他們靈魂的救恩?」布爾丹內在2016年問道。「福音對那些掙扎於滿足人類基本需求的群體而言,如何算是好消息?面對非洲日益加劇的社會不平等或環境問題,我們怎能保持沉默?宣講和實際行動必須同時進行。」

丹尼爾·布爾丹內來自尼日的妻子哈莉瑪(Halymah),以及他們的四個孩子仍然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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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logy

你的總統選票會讓你下地獄嗎?

若我們試圖為「基督被釘十字架並復活的福音」添加額外的門檻,我們所傳的就是另一種福音。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18, 2024
Illustration by Christianity Today / Source Images: Getty / Unsplash

於我的工作性質,這些年來我不得不對許多有爭議的議題發表看法,偶爾也會遭人咒罵。有時,有人會對我吼道:「上帝詛咒你(God damn you)!」當一個非基督徒這麼說時,感覺還好,但當基督徒這樣罵我時,他們的意思就是這句話字面上的意思。

最近,我認識並喜愛的一個家庭收到一封來自一位他們長期以來視為朋友的信,內容讓他們感到震驚。他們的朋友在信中暗示這個家庭會下地獄,而原因並不是因為他們否認基督信仰、接受某種異端教義或過著不知悔改的不道德生活。問題在於這個家庭沒有支持某位總統候選人。

寫信的人在信中加入「我這麼說只是因為我愛你們」之類的話,但這種行為跟那些想發生性關係卻又不想放棄守貞戒指的人說「我們做的事其實不算性行為」的行徑一樣。在「上帝詛咒你」之後加上一句「祝福你的心」並不會改變這種殘酷行為的本質太多。

像這樣的事我最近每週至少會遇到一次。某方面而言,這種現象在我們(美國基督教)歷史上是種新鮮事。舉例來說,我無法想像教會曾經會為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或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應否成為總統而分裂。我也無法想像ㄧ家人會因為有人投票給吉米·卡特,有人投給傑拉德·福特而彼此拒絕交談。然而,過去十年左右,這一切發生了變化,而我們之中一些人還無法適應。我的禱告是我們永遠也不會對這種行為模式習以為常。

這很大程度與美國社會如今有更大的分裂有關——民眾的兩極化、政黨的部落化,以及政治本身的淺薄化、碎片化。但部分原因則與美國教會內部的改變有關。

一種以市場為導向的宗教會試圖迎合人們的「感受需求」,尤其是想激起它想吸引的群體的激情。當人們關注的焦點是「死後會發生什麼事」或「如何被赦免罪責」時,市場導向的宗教就會更加強調這些內容。

當這個「宗教市場」世俗化到更關心如何在職場上蓬勃發展或如何為婚姻增添色彩時,市場導向的宗教也會反映這些需求。而後當市場再進一步世俗化,而此時人們想聽到的是關於為何他們在政治、民族或種族上的「敵人」是壞人的「猛料」時,市場導向的宗教也能做到這一點。而且,他們確實已經做到了。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最終得到一種「美國宗教」:人們很樂意與那些會被比利·桑德(Billy Sunday)從佈道會上驅逐出去的成功神學傳道人合作,更別說尼西亞會議(Council of Nicaea)會怎麼看待這樣的宗教。這種美國宗教的信徒譴責那些堅守每一條正統基督教教義的人,只因這些人不願違背良心支持自己認為錯誤的政治事業或候選人,就視他們為「可能根本未曾重生的人」。

在一個政治化、世俗化的美國基督教中,有些人似乎認為使徒們關於對「所蒙的恩召和揀選堅定不移」的勸告(彼後1:10)與在社交媒體上發表正確的政治觀點有關。

我們生活在一個宗教經驗已變得冰冷且死寂的時代,而政治立場反而顯得充滿活力且令人振奮,更別說,參與政治是多簡單的事。在社交媒體上因為政治立場嘲諷鄰舍可能會讓自己失去一些別人的尊敬,但反正這點損失不算什麼。

另一方面,為基督作見證並說服你的鄰舍將生命交託給祂,則需要你付上一些代價。透過言語交流及生活裡的實際行動來向你那剛逃離暴力與貧困的海地移民鄰舍展現基督的樣式,需要你打斷自己生活的慣性和舒適。但轉貼虛假指控他們會吃掉寵物的迷因/梗圖——因為某人的表弟的高中朋友說這些人會吃寵物——則只需要幾秒鐘的時間。

儘管這樣的美國基督教對我們許多人來說可能是新鮮事,但我們應該認識到它的根源非常古老:這只是教會早期出現的異端宗教之一的美國化版本。

新約聖經的大部分內容,特別是保羅寫給羅馬和加拉太教會的書信,都在處理關於跟隨基督在信仰中與祂合ㄧ的爭議。被使徒們判定為假教師的那群人主張,外邦人若要跟隨基督,必須首先成為猶太人,接受割禮並遵守飲食和節日規定。針對那些堅持外邦人必須受割禮的教師,保羅在寫給加拉太人的信中說:「我們就是一刻的工夫也沒有容讓順服他們,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們中間」(加拉太書2:5)。

對於使徒來說,那些在福音上加添內容的人,實際上並不是在做「加法」,而是在做「減法」。一個「基督加上⋯⋯」的福音,其實已經是另一種福音了(加1:6)。保羅談及那些試圖為「基督被釘十字架並復活的福音」添加額外門檻的人時,說他們「應當被咒詛」(加1:8-9)。如果一個人與基督聯合,那麼舊有的分類方式就被打破了,原本不會走到一起的人——猶太人和外邦人、富人和窮人、革命激進分子和稅吏人——在這個奧秘中相遇:在基督的身體裡,唯一的標誌、分類方式就是基督,並且唯有基督(歌羅西書3:11)。

福音的樣貌當然會在生活中展現出來——既體現在我們個人生活的方式上,也體現在我們如何在社會、文化和政治層面上與他人共同生活。

然而,儘管人們可能致力於相同的正義的目標,但在「如何實現」這些目標上存在不同意見。聖經命令我們關顧窮人,在某些問題上,這種應用既明確且直接,例如我們不應剝削工人的工資(雅各書5:1-6)。但在其他問題上,基督徒們可能對哪些公共政策才是真正有利於窮人,以及哪些無心的後果可能會傷害他們,存在很大的分歧。在這些層面上很可能會有人出錯,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進行政策辯論和道德上的遊說。

有些基督徒認為,要實現「支持生命派(Pro-life)」對於保護尚未出生的人類的理念,意味著他們無論如何都要投票給共和黨。其他基督徒則認為,將支持生命派的理念與整天控訴別人性混亂、厭女、蔑視弱勢群體和暴民暴力等形象聯繫在一起,長期下來只會對這個派別造成傷害。有些人認為,他們的良心要求他們投票給一個即使在重大議題上與自己意見相左,但仍尊重法治和憲政秩序的候選人。而另一些人則認為,他們無法在良心上支持任何一位候選人。

大家都知道,我對總統選舉有非常強烈的看法。我過去如此表達,未來也將繼續表達,否則的話,將會違背我的良心,違背我對愛我的國家的理解。有些人不同意我的看法——甚至可能全國有一半的人不同意。我當然不會認為那些與我不同的觀點在道德或理性上與我的觀點旗鼓相當,否則我也不會持有我現在的觀點。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我認為那些與我意見相左的人,從定義上來說就不是基督徒。如果這麼想的話,就是在對基督的信仰之外,額外加上一個要求:必須和我看待今日政治和文化問題的觀點一樣。因為這種想法將會非常接近加拉太書裡描述的異端。而聖經說,這種想法確實會危害我們的靈魂。

當有人將對任何黨派/政治運動或人物的支持與基督信仰本身混為一談時,我們有責任站出來發聲。有種特別不合邏輯的行為是,有些人為過去的奴隸主或白人至上主義者辯護,稱他們只是「時代的產物」或「有盲點的好基督徒」,但同樣這些人卻同時大聲呼籲只有和自己投同樣選票的人才是真正的基督徒。

比所有問題加起來更嚴重的——甚至比美利堅合眾國的未來更嚴重的——是將福音與某個人類個體或權力混為一談。當教會對三位一體的異端漠不關心,或嘲笑耶穌所定義的聖靈果子,卻反倒因著某個黨派/政黨認同而團結起來時,我們正走向復活的基督曾警告初代教會不要陷入的某種更接近帝國崇拜的東西。初代教會最終因拒絕說「凱撒是主」而遭到崇拜凱薩的人的迫害。一個人在選舉日做的決定也許與審判日會發生的事有所關聯,但如果我們將這兩個日子混為一談,我們失去的就不僅僅只是一場選舉。認為自己只是隱喻地對政治對手說「下地獄吧」已經是件很糟糕的事了。但如果我們認為那就是福音,就更糟了。

羅素·摩爾(Russell Moore)是《今日基督教》總編輯,領導本刊的公共神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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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s

拒絕將人妖魔化的文化

President & CEO

教會應向世人展現基督的形象,然而今天這形象卻充滿爭議且四分五裂。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17, 2024
MidJourney / Christianity Today

我在加州中央山谷(California’s Central Valley)一間小型福音派教會長大,教會裡的藍領人士比白領人士多。每個星期天大約有25個家庭來到教會;他們充滿愛心、慷慨且善解人意。我們曾在內華達山脈露營,背著背包穿越優勝美地,在半月灣設置捕蟹籠。我們會一起研讀神的話語、和遭遇經濟困境的朋友分享食物,教會結束後一起去了手指數不清次數的速食店。那是陽光明媚的加州風格的福音派信仰,保守的立場展現在T恤配衝浪褲的穿搭和輕鬆愉快的態度上。

每當我回想那間教會,儘管它並不完美,我總是滿心感激。它使我對隨後多年裡常聽到的「有毒的福音派」刻板印象產生免疫,尤其是在世俗大學裡——福音派教會常被描繪成「無知且充滿偏見」的堡壘。

當我在2009年選擇離開學術界時,ㄧ部分的原因是幻滅。人文科學院對知識探究的興趣似乎遠低於對意識形態一至性的要求。我清楚地記得在一場博士研討會上,我的一位同事將整個基督教傳教史貶斥為純粹貪婪的殖民主義。我同意那段歷史裡有許多值得哀嘆之處,但難道我們無法同時承認,肯定有某些宣教士,在那時期的某些時候,確實是帶著善良的意圖出發的?

從學識研究的正直性來看,這種想法似乎應是和我對話的人至少能接受的。但相反的,她卻把我告到教授面前,指控我犯了「為邪惡機構辯護」的思想罪。

這只是我一連串類似的經驗中的一個例子。有太多的講座讓人覺得更像是在為政治計畫招兵買馬,有太多的研討會讓人覺得像是在比賽誰最先表示自己「感到被冒犯」。提出一篇違背人文學科當下的政治正確的論文,即使有再多的證據和論證也不足夠;而提出一篇為人所愛的論文,則幾乎不需要證據和論證。畢竟,一旦你決心放棄這世上存在單一真理的概念,何不直接選擇一個為你和你的部落/群體服務的敘事呢?當你能為人「伸張正義」時,誰還會在乎你的準確性?

於是我離開了學術界,幫助創辦一間新媒體企業。如今回想起當年隨著部落格圈子和社交媒體的興起而抱有的理想主義,也覺得實在諷刺。當時,我以為在數位領域裡,我們可以重新想像一場富有愛心、知識淵博且敢於挑戰黨派成見的公共對話。我以為,或許基督徒可以塑造一種公共參與的形式,在捍衛基督教價值觀的同時展現基督徒的美德。或許社交媒體可以成為學術圈本應有的樣貌:一個思想自由流通的市場,在那裡,最好的論點能憑其優點勝出。

然而,在隨後的幾年裡,新媒體企業建立了能激勵人類最惡劣行為的賺錢模式。通往財富與影響力的途徑就是病毒式傳播,而病毒式傳播最可靠的方法就是煽動部落/群體間的敵意。科技倫理學家Tristan Harris稱之為「抵達腦幹底部的競賽」。肯定你受眾的既定偏見和預設,激起他們的恐懼,再一起蔑視其他部落——你就能收穫大量激情且不斷增長的追蹤者,然後就能透過演講和寫作獲利。

換句話說,建立讀者群的最快方法,不是透過長期忠實的工作來建立專業知識和可信度,而是透過迎合某一群體的部落敵意來獲得病毒式傳播的名聲。最初旨在吸引人注意力的行為變成煽動憤怒的農場。

在病毒式傳播文化的初期,各陣營的分界線劃在保守福音派和進步的主流派等大群體之間。但最後,社交媒體平台顯然可以藉由將讀者分為更狹小的子類別,進一步提高平台的參與度,並投放更精準的目標廣告(也就能賺更多錢)。擁有共同信念的大型社群開始分化,細分為彼此交戰的陣營;每個陣營都有自己的資訊來源,並對周遭的人抱持相同的敵意。我們對所謂背叛我們部落的人所感到的憤怒,遠多於我們對那些一開始就不屬於我們部落的人的憤怒。

所以,我們來到今天的局面:福音派在嘲諷的市場中被買賣,並彼此對立以謀取利益。作家/內容創作者和觀眾都沉迷於製造分裂所帶來的多巴胺反應。這種情況就像我曾經生活和工作的人文科學院。

一切都被簡化為政治立場。只要敘事符合你的部落的利益,事實就不重要了。我們事業的成功不在於愛與理解他人,而在於嘲諷和扭曲地描繪他人。

需要澄清的是,《今日基督教》從未主張基督徒應該退出政治生活。雖然政治不能使死人復活,但卻能服事活人。

問題不在於基督徒身處衝突之中,而在於衝突進入了基督徒的內心。我們與彼此、與社會互動的方式應該跟隨基督的模式,而非我們所處的世界的文化模式。

《今日基督教》從未完全符合任何一種群體的政治議程,因為我們對上帝國度的委身遠超過對任何黨派或國家的利益。我們這樣的作法讓那些試圖定義他人政治/神學派別邊界的人感到挫折,但我們認為這是我們使命的核心。我們拒絕參與憤怒的循環。

我們的呼召是推動上帝的國度的敘事和理念。無論這些故事是鼓舞人心的,還是艱難的,我們都會講述。我們邀請正統基督教會的聲音來為不同觀點辯護。我們努力理解並向社會示範在我們的時代跟隨耶穌的真正意義。《今日基督教》由持有不同政治立場的董事、行政人員、職員、作家和讀者組成。我們認為這是我們的優勢,而不是弱點。

我們在加州中央山谷教會唱過的一首詩歌是《他們會因我們的愛知道我們是基督徒》。曾經深刻經歷到基督身體的愛,在我的靈魂上留下了印記。正如耶穌在約翰福音13:35所說的:「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也如祂在約翰福音17章的禱告,正是因著教會的合一,「世人知道祢差了我來,也知道祢愛他們如同愛我一樣」。

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們彼此表達的愛、向世界展現的合一,見證了基督的神性和上帝的愛的真實性。教會應向世人展現基督的形象,然而今天這形象卻充滿爭議且四分五裂。

上帝的國度總是顛覆世人的期望。在祂的國度裡,祂將被世界顛倒的秩序重新恢復到正確的狀態。在祂的國度裡,祂高舉謙卑的人勝過驕傲的人、讓溫柔的人勝過強大的人、使無權無勢的人勝過有權有勢的人。祂的國度是最深刻的逆著世界文化而行的文化。

也許此時此刻,基督徒所能做的最逆文化而行(countercultural)的事,就是拒絕將彼此妖魔化。在即將到來的選舉中,靈性健全、頭腦清晰的基督徒對「何謂彼此相愛的心」會有不同的想法。你的良知要你支持哪位候選人,你就支持他,但讓你的愛依然是你起初的愛(啟2:4-5),並讓我們彼此的愛成為向世界見證基督在我們中間真實活著並工作的標誌。

Timothy Dalrymple是《今日基督教》的總裁兼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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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logy

上帝設計我們的大腦「需要他人」

科學和聖經教導皆鼓勵我們與他人分享我們的苦難。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17, 2024
Waldo Jaqith / Flickr

精神科醫師柯特湯普森(Curt Thompson)曾寫道:「作為一個人類,就是作為一種脆弱的存在。」苦難揭露了我們的脆弱性,顯明我們人性中常希望忽視的這個特徵。

有些人是在遭遇悲劇、天災或關係破裂時,被迫面對自己的脆弱性,但我的脆弱性卻是悄悄地顯現在我的血肉之軀中。大約九年前,我患上一種將主宰我成年生活的疾病。未來的一切與我20歲時所想像的大相逕庭。但在一個充滿改變的計畫、失望和醫療帳單的生活中,我最大的驚喜竟然是喜樂。

我知道這聽起來很奇怪。伴隨慢性病而來的是疼痛、受苦感和挫折感,而我們對這些情況無能為力。我的自體免疫疾病迫使我常在他人面前展露自己的脆弱,讓人看到我想要藏匿起來的無能狀態。但是,在學習在自己最破碎之處接受愛的過程中,我找到了最深的喜樂。

喜樂在一些我覺得最不可能出現的地方出現,例如在我和丈夫(他為了照顧我日益衰弱的身體,暫停了神學院的學業)搬進去的那間破舊小屋裡。由於關節疼痛,我很難在家裡行走,也很難做一些基本的事,例如做晚餐或收拾碗筷。在我的羞愧和屈辱中,其他人小小的同理心之舉顯得更加突出。

有一天,朋友下班後順便過來探望我。當她坐在我身旁時,我所能做的只有哭泣。我沉浸在不確定性的悲傷中,擔心自己的生活永遠不會好轉,但她透過與我的痛苦共處一室,無聲地安慰了我。讓她看著我崩潰的樣子,使我意識到,即使在如此破碎的狀態下,我也是被愛的。我的朋友拒絕淡化我的痛苦,也沒有試圖修復我,「被她所接納」為我帶來的那份簡單的喜樂,在我的悲傷中帶來新的生命。喜樂、痛苦和脆弱的共同存在,成為我那晚記憶的一部分。

被獨自內化的苦難既黑暗且沈重,但有他人一同分擔的苦難卻能帶來勇氣和盼望。在生病的最初幾年,我放下退縮倚靠自己的生存策略,將我的無助和悲傷公諸於眾。當我與朋友分享我的痛苦時,我得到他們的接納。友誼這個安全的港灣給了我空間,讓我得以以恩慈的態度接受疾病為我的生活所帶來的痛苦、悲傷和限制。對他人的坦誠甚至讓我對上帝更加坦誠,我發現我心中的哭喊與許多詩篇的作者相呼應。我學會擁抱自己的痛苦,視它為一份充滿挑戰性的禮物,挑戰他人同樣接納自身的痛苦——而這種接納本身具有治癒性。

無論是情感上還是身體上的痛苦,當我們感知到自我完整性的損失或威脅時,大腦就會將其視為一種受苦(suffering)。專門研究慢性疼痛的骨科醫生莫斯科維茨(Peter A. Moskovitz)寫道:「無論其成因或背景為何,受苦的感覺在神經生物學上的表現是相同的。」

其他醫生和研究人員發現描述在各種原因造成的痛苦中,「絕望、恐懼和受苦的感受」是常見的相關現象。作為人類,儘管受苦時會感到與他人以及自身高層神經功能的「全然脫節感」, 我們皆有著相同的神經生物學現象。

受苦感會引發一種「內在解體」的感覺,當我們經歷痛苦時,我們的大腦會在其他重要任務裡分心。像德國生物學和臨床心理學教授托馬斯·韋斯(Thomas Weiss)這樣的研究人員正在探究我們的大腦組織與長期性的痛苦之間的關係。但許多受苦者自己可以證明,在我們情況最糟糕的時候,我們很難進行客觀的思考,也很難在與他人、自己甚至與上帝的關係中感到安全。

人際神經生物學(Interpersonal neurobiology)是研究大腦和注意力的一門較新的跨學科研究方法,它強調人際關係對「神經整合」產生的作用——就像我朋友對我的同理/共情所帶來的影響那樣。神經精神病學家丹·西格爾(Dan Siegel)在《人際關係與大腦的奧秘》(The Developing Mind)一書中介紹了這一領域, 描述羞恥和受苦的感受如何阻礙我們調節情緒和反應的能力,但當我們感受到他人的傾聽和接納時,我們的認知和心理功能以及整體健康就會有所改善。

從生命的最初一刻開始,我們就在周遭的人際關係網絡中發展和生存,我們的大腦也是如此。社會連結對人類全人福祉如此重要,以至於它們實際上與生理上的疼痛共享一條神經通路

透過研究和親身經歷,我對痛苦和人際關係的了解越多,就越覺得人際關係是改變痛苦和隨之而來的受苦感的途徑。當然,身為基督徒,我們在整本聖經中都有人際關係間彼此共情的榜樣。

在《哥林多前書》中,保羅甚至用生物學的詞彙來描述這一點,讓我們想起我們的身體:「但神配搭這身子,把加倍的體面給那有缺欠的肢體,免得身上分門別類,總要肢體彼此相顧。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林前12:24-26)。上帝醫治我們、使我們成長、改變我們生命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透過祂的身體——教會。

近期的一些研究也指向這一方向。2016年一項關於社會支持與疼痛關係的研究發現,隨著正在經歷疼痛時的人越來越多地參與在社會關係裡,大腦內啟動的疼痛區域就會減少。澳洲昆士蘭大學的研究人員得出結論,社會團體裡的成員們——例如教會或小組——是人類疼痛經驗中重要的資源,可以強化個人目標感、意義感和安全感。

其他個別研究指出,擁有更多社會支持的人在癌症裡經歷到的疼痛以及心臟手術後感受到的背痛胸痛較少。在運動員中,團隊凝聚力已被證明能顯著提高對疼痛的承受度。

雖然疼痛和苦難可能會造成個人的內在解體,但人際神經生物學家越來越有信心,人類大腦在其一生中能對諸如婚姻、心理治療和友情等有意義的關係做出積極/正向的神經學上的改變。

我的疼痛的潛台詞是羞恥:一種無法忍受自身處境的可怕的無力感。但福音始終提供我一種不同的敘事。我們的文化宣揚個人自給自足的能力,而痛苦卻提醒我,我不足以獨自面對疾病和失望。我沒有自我滿足的能力,並且造物主未曾設計我為一個能滿足自己需求的人。人際神經生物學的見解和福音的敘事將我引向我自身之外的幫助,去尋找我的大腦、身體和靈魂最需要的醫治。正如擅長將精神病學與基督徒靈命塑造歷程結合的專家湯普森所寫,苦難中的喜樂只會在「來自我自身之外的人的幫助」下出現。

苦難暴露了我們的脆弱性,揭露了我們通常想假裝不存在的人性特徵。也許這就是苦難的禮物:它迫使我們體認到,我們無法獨自承受生命中的痛苦。當我允許我的苦難被別人看見和接納時,我的大腦學會如何去信任。最終,和他人一同感受我們的破碎之痛時,我們的大腦學會倚靠唯一能救贖我們的身體和這世上無處不在的苦痛的救贖主。

我的大腦,就像我的身體和靈魂一樣,被造之初的設計便是渴望關係。在苦難中,我知道我需要別人;更重要的是,我知道我需要上帝。

凱蒂·喬·拉姆齊(Katie Jo Ramsey)是科羅拉多州的治療師和作家。她曾為CT Women撰寫過關於在患有隱形疾病的同時如何在基督徒群體中生活的文章。凱蒂目前正在撰寫她的第一本書,該書將結合人際神經生物學和神學的見解,探討她在苦難中獲得喜樂的經歷。欲了解更多信息,請見KatieJoRamsey.com

翻譯:Jane Hao / 校編:Yiting Tsai

Church Life

當媒體成爲 「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時

從建立一個「詮釋性的群體」開始,我們才有機會轉變文化處境。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 Source Images: Unsplash / Pexels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16, 2024

在我的家鄉菲律賓,假新聞傳播的速度很快——不僅透過社交媒體,還經由所謂的「長舌婦(Marites)」的口耳相傳。「Marites 」是他加祿語(Tagalog),指的是「愛說閒話的人 」。

Marites其實是一個複合詞,由 mare(意思是教母godmother或社區鄰近的朋友群)以及英文「latest(最新的)」所組成。換句話說,這個詞的實際意思是:「朋友,有什麼最新消息嗎?」因此流言蜚語傳播得非常快,尤其在人口稠密、貧窮的城市社區裡。

然而,科技的發展加速並擴大了錯誤訊息的傳播,連朋友間的傳話速度都望塵莫及。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美國和整個西方世界,甚至是媒體受到政府影響或限制的國家。

分析師說,小斐迪南·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 Jr. )及其盟友之所以能重新執政的部分原因,就是他們能大規模地利用社交媒體來洗清人們對他父親擔任總統期間執行的獨裁統治的印象。

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對假新聞在自己群體內的猖獗、陰謀論的盛行、以及對能否發掘真相失去信心而哀哭。我們這些身處第三世界/主體世界(Majority World)的人對這一現象的另一個層面也很敏感:我們更有可能看到其背後的屬靈現實。

我們感受到邪惡力量是如何潛伏並牢固地紮根於媒體技術中——這就是保羅在《以弗所書》2:2中所說的「空中掌權者的領袖」的現代版本。

保羅在《歌羅西書》1:16中提到「有位的,主治的,執政的,掌權的」是要表明邪靈不僅體現在個人身上,還體現在非人類的力量——那些奴役或壓迫人的結構和制度中。

先知耶利米說,謊言通常會與壓迫相結合。當真理在公共領域消聲匿跡時,「欺凌加上欺凌,詭詐加上詭詐」就會增生(耶 9:6)。那些口出謊言的人就會持續地行在惡道上。

國家和其他強大的機構有能力運用新聞媒體及社交媒體來欺騙民衆。獨裁者為鞏固權力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箝制新聞,這絕非偶然。

在這個充斥著大量虛假信息的時代,基督徒應當爲真理而戰。我們應對抗「空中掌權者 」,在公共領域以有說服力的方式闡述上帝為社會設立的準則。

建立一個「詮釋性的群體」

參與在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中,並不像美國宗教右派那樣,僅僅意味著 「讓基督徒擔任公職或掌握權力,以便推廣我們的價值觀和主張 」。它應該意味著創造一個能夠論證基督教價值觀的合理性並塑造公共生活典範的社會知識環境。

正如作家 T. S. 艾略特(T. S. Eliot)所說:

統治者「相信什麼」並不如他們所必須遵循的信念重要。一個對信仰持懷疑態度或漠不關心的政治家,若在基督教的框架下工作,可能比一個敬虔的基督徒政治家在世俗的框架下工作更有果效。……重要的不是政治家是否信仰基督教,而是他們是否受制於其統治的人民的傳統和風氣/框架,使得他們必須在這樣的框架內實現抱負。

那麼,我們該如何建造這樣一種(基督教的)框架/環境呢?

首先,我們要有意識地建造一個我稱之爲「詮釋性的群體(hermeneutical community)」,這個群體由那些像以薩迦支派的人組成(歷代志上12:32),他們能夠辨明時勢,並就如何有效影響和改變社會提供指導。

根據保羅神學的解釋,做見證就是「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林後10:5)。遺憾的是,這一使命任務被基督徒擱置一旁,因為我們將大量的精力放在膚淺的福音宣講上,而我們稱這類宣講爲「傳福音(evangelism)」。我們培訓基督徒在「如何得救」等問題上研讀聖經,卻不教導他們如何將上帝全面的旨意應用在我們每日面對的許多議題上。

誠然,要培養人們參與公眾事務,就需要重點關注那些具有相關專業恩賜和專長的人,打開他們的心門,使他們認識到福音與生活的關連性。現在是時候讓這成為我們教會生活的中心,見證更多的藝術家和科學家,以及那些有恩賜能以創造性的方式與非基督徒交流的人。

在反抗菲律賓前總統斐迪南·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獨裁政權的抗爭運動進行到最激烈的時候,我深刻地認識到這樣一個詮釋性的群體的重要性。當時,菲律賓一些福音派領袖不斷批評我的機構——亞洲教會與文化研究所(ISACC)——參與反對馬可仕統治權的浪潮。

ISACC 是個由社會科學家、國家發展專家、作家、藝術家以及一些牧師和神學家組成的小群體。我們堅信1986年宣稱馬可仕獲勝的快閃選舉結果是欺詐的。他已不再有統治我們國家的權利。

我們與其他民間運動一起發起抗議。當時的福音派領袖稱這些運動為「叛亂」,並不斷引用羅馬書13:1-7,談論要順服掌權者。

但我們對時局的解讀與他們截然不同。我們認爲,與當時菲律賓情勢相似的經文不是多數福音派認爲的《羅馬書》第13章,而是《啓示錄》第13章。有些時候,當國家不再是造福百姓的好管家,而變成一隻野獸時,我們必須抵抗牠(啓示錄13:5-8)。

事實證明,我們對當時的局勢和相關經文的解讀是正確的。

1986 年人民力量革命之後,一些教會領袖開始反思:爲什麼ISACC似乎能理解人民的脈動,我們卻錯過了?

爲了避免再次錯過歷史性的前兆,我們必須培養一群年輕的思想領袖/群體,他們能準確地讀懂時代的徵兆,並創造性地應用聖經來分析和應對我們世代迫在眉睫的問題。

使列國成為門徒

其次,耶穌吩咐我們使萬國萬民成為門徒,而不僅僅是使個人成為門徒。我們要在我們的文化中創造新的重視生命的方式。

但要做到這一點,主要不是藉由建立被我們神聖化的「基督教」替代品,如「基督教媒體」或「基督教學校」——而是藉由將基督信仰滲入現有的機構來實現。我們可以透過參與在其中,肯定或批判現有的習俗和傳統,將它們轉向基督和天國的價值觀。

我們對馬可仕發出的強烈抗議雖然發生在 37 年前,但我們現在仍持續與類似的邪惡野獸搏鬥。

例如,在許多本應恢復民主制度的國家中,我們發現專制/威權主義正捲土重來。對獨裁者或神話般的強人的崇拜仍然存在。

這種現象部分原因在於「文化運作的價值」與「現有的治理體系」之間的脫節。正如瓜地馬拉社會學家貝爾納多·阿雷瓦洛(Bernardo Arevalo)所說,「我們有民主的硬體,卻有專制的軟體 」。

因此,任何改革都需要一套如「軟體」的價值觀來支持我們建立的「硬體」結構和制度。

要建立能支持我們(基督教)框架運作的文化模式,需要我們使整個國家作主的門徒。這一過程始於(但不止於)我們每一個人生命內在的轉變。這種轉變旨在「行善,就是上帝所預備叫我們行的」(弗2:10),以至於逐漸擴大至整個社會層面。

宣教史學家安德魯·華爾斯(Andrew Walls)在追溯基督教如何從猶太教到能融入希臘思想形式的過程時,解釋了聖經是如何與文化互動並改變國家的社會結構:

神的道(Word)要深入所有這些(文化)獨特的思維方式、親屬網路、以及那些賦予一個國家共同性、一致性和身份認同的特殊行為方式裡。神的道必須進入一個群體共同的思想和道德進程。

當我們把神的道帶入公共領域時,我們把人們從保羅所說的心靈的「營壘」中釋放出來(林後10:4)。保羅說的「營壘」主要不是外在屬靈勢力的地盤,而是存在於我們心中的謊言網路,這些謊言塑造了我們社會的意識並使我們的文化處於束縛之中。

做見證包括攻破任何會攔阻人信靠基督的知識上的障礙。這意味著以各種方式將神的道傳出去, 「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 」(林後 10:5)。

不幸的是,我們的見證常被簡化為預先重複包裝好的福音公式,我們假定這些公式能在不同文化中起作用,卻未真實地與人們的心靈和思想互動。同樣不幸的,是我們這些接受西方神學訓練的人,往往忽略了我們見證中的本土文化和道成肉身的特質。

改變生命的工作

如今,大規模的貧困已侵蝕菲律賓人民的價值觀。經濟壓力使我們的官員放棄廉潔,也使我們的海外勞工甘願在偏遠地區走私和運送毒品。我們在他加祿語中稱這種情況為kapit sa patalim,意思是人們為了抓住生存的機會,即使刀鋒會割傷自己的手,也會緊緊地抓著那把銳利的刀。

但是,改變是可能發生的,改變能透過組織我們共同生活的結構傳播開來,如同初代教會如何在迫害下藉著實踐信仰和門徒生命的見證,突破階級、種族和性別的障礙,最終粉碎了建立在奴隸背上的希臘-羅馬社會的社會結構。

為一個民族的靈魂爭戰始於人們的心靈/思想。人們追隨「空中掌權者的領袖」,直到神的道闖入他們的心靈。當福音滲透並改變我們(乃至我們的群體/社會)原先對世界運作模式的理解時,我們的社會便能邁向新的文化模式。

梅爾巴·帕迪拉·馬格蓋(Melba Padilla Maggay)是一位作家和社會人類學家。她現任 「彌迦全球 」(Micah Global) 總裁,曾任亞洲教會與文化研究所(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Asian Church and Culture)所長。

Speaking Out是《今日基督教》的特邀評論專欄,不一定代表本刊觀點。

翻譯:江山 / 校編:Yiting Tsai

Ideas

和不同信念的鄰舍尋找共同點

跨宗教的互動要不陷入含糊的多元文化主義十分困難——但在多元的民主社會中,仍是必要的事。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16, 2024
Illustration by Elizabeth Kaye / Source Images: Getty

督徒如何在這個我們無法控制的世界裡信實地生活、成為好鄰舍?

2020年,提摩太·凱勒(Tim Keller)和我合編《Uncommon Ground-Living Faithfully in a World of Difference》(非凡之地—在多樣世界中信實地生活)一書。我們的編輯計畫召集了一群福音派和親福音派的朋友一同來反思──如副標題所說的──基督徒如何在充滿差異的世界裡信實地生活。然而,從那時起,我曾以各種不同方式對我手裡的工作重新提出這個問題。我們應該信實於主,沒錯,但也應該成為好鄰社。我們的世界不僅存在各式各樣真實的信仰差異,同時更是個我們無法控制的世界。

我之所以有這樣微妙但重要的重新思考,要歸功於我與《美國跨信仰組織》(Interfaith America)的創辦人兼總裁Eboo Patel的友誼及合作。作為美國最重要的跨信仰組織,《美國跨信仰組織》不推廣裝模作樣的多元文化主義,假裝所有的道路都通往天堂,或我們之間在信仰上的差異無關緊要。《美國跨信仰組織》認真看待各種宗教的特殊性,找出因特殊性而造成的衝突和緊張,並努力尋求跨越宗教差異的共同點

我在將近十年前認識Eboo。第一次見面時,我們聊著家裡有年幼的孩子、繁忙的出差行程、公開寫作所帶給我們的挑戰,以及不同宗教間合作的重要性。從那時起,我們一起演講、教學、寫作和組建機構。

身為回教徒,Eboo不相信耶穌基督的救贖工作,而這種差異對我們來說並非小事。我們還有其他的差異:Eboo講的故事比我多;我喝酒,而他不喝;他的語言通常比我的更生動多彩。儘管我們有這些差異,我們還是朋友。

你可能會想,這種友誼與基督徒在世上的參與有什麼關係呢?其實,與所有事都有關係。

我的問題——基督徒如何在一個我們無法控制的世界中,信實地生活並成為好鄰舍——正是個跨越信仰的問題。這問題詢問我們如何能與「那些不認同我們對耶穌基督的死與復活的信仰的人」成為共同的公民、同事與朋友。在當前的文化背景下,這個問題變得越來越重要,因為基督徒常常被視為自私自利,對其他信仰和無信仰的鄰舍缺乏關心——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我們的個人生活中。

提出這樣的跨宗教問題並沒有任何相對主義或模糊不清的成分——它並不意味著我們應該淡化自己的信仰或假裝這些信仰不重要。神學家侯活士(Stanley Hauerwas)常說,沒有什麼陳述比「我相信耶穌是主,但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還更不合邏輯的話了。福音要麼對整個受造界而言是真理,要麼就是欺騙愚人心智的謊言(哥林多前書15:12-19)。

福音的普世真理迫使我希望所有人都來認識它,包括Eboo。但我也深信,福音最好是透過說服的方式來傳揚,而不是透過強迫或控制。Eboo知道我想讓他成為基督徒,但他也知道我相信他是否信主並不取決於我,並且我們的友誼也不取決於他是否信主。

耶穌是我們信心的創造者與成全者,而聖靈是使世人知罪、知義、知審判的主。身為基督徒,我的呼召不是強迫他人歸信我們的信仰,而是信實地生活,成為他們的好鄰舍。我的使命是見證上帝的故事在受造物中的展開。

而這可能包括與那些信念與我們不同的人優雅地合作。在我身為法律及宗教學者的工作中,我經常主張給予他人更大的自由,讓他們依據自己的信仰委身的方式來生活,即使這會增加他們進一步推廣我認為錯誤和誤導的信仰與實踐的機會。

就Eboo而言,他希望幫助基督徒成為更好的基督徒。他雖不相信耶穌是主,但他確實相信──就像耶穌所應許的──當基督徒的行為能像耶穌的門徒那樣時,他會認可基督徒的生命樣式(約13:34-35)。他相信,當美國基督徒皆成為愛上帝、愛鄰舍,並展現聖靈的果子的基督的門徒時,所有美國人(信與不信的)都會因此受惠。

而我也有自己想達成的目的。我想藉由證明基督徒可以在堅定地持守我們信念的同時,在許多領域上與非基督徒慷慨地合作:建立友誼、一同倡議、推廣宗教自由、慈善事業、教育等等⋯⋯來讓對「跨信仰(interfaith)」一詞持懷疑態度的福音派基督徒不再污名化這個概念。我也希望向致力於跨信仰合作的社群展示,福音派基督徒——尤其是年輕一代——對像這樣的合作充滿熱情。

我和Eboo的其中一項計畫,也是我在此文裡想宣佈的:《多元民主中的福音派》(Evangelicals in a Diverse Democracy)系列文章。過去兩年來,我們在一群人之中培養友誼與信任,這些人的聲音共同為基督教/後基督教右派的信念,以及日益脫離教會的左派提供一種反向的敘事(counternarrative。我們深信基督徒可以與那些不認同我們信仰的人成為朋友、鄰舍和市民——並且我們可以在完全保持基督徒身份的前提下做到這一點。

本文是《今日基督教》此系列文章的第一篇,此系列將探討「做一個信實的好鄰舍意味著什麼?」這個問題從現在直到美國大選日的意義。這系列每位撰稿人都相信,美國作為一個擁有眾多信仰的國家,為基督徒提供能以信心和愛心與鄰舍接觸的機會,因為這確實是我們的機會。讓我們「行事為人與蒙召的恩相稱,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弗4:1-2)。

正如我在《非凡之地》一書中所寫的:「我們之間許多的差異都至關重要,否認這一點最終是一種相對主義的表現。」《多元民主中的福音派》系列文章不會淡化我們與其他宗教信仰的差異,「但我們仍然可以選擇親切地跨越這些差異。當我們將另一方妖魔化時,我們就會錯過重要的洞察力——這些洞察力只有透過善意地理解不同的觀點才能獲得——並失去尋找共同點的可能性,」而這反過來也意味著失去了促進共同益處和縮短我們關係之間的距離的機會。

我與Eboo的友誼就是一個例子。這樣的友誼說明,儘管我們對共同益處的理解確實存在差異,但我們仍能找到與他人的共同點。我希望在未來的歲月裡,這種友誼能在我的基督徒同胞中越來越普遍。我的禱告是,當處在多元民主文化中的福音派基督徒自問:「做一個信實的好鄰舍意味著什麼?」時,這系列的文章能鼓勵並裝備他們。

John Inazu是華盛頓大學的法律教授。他最近的著作是 Learning to Disagree: The Surprising Path to Navigating Differences with Empathy and Respect (Zondervan, 2024)。他是 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 的董事會成員,也是 Trinity Forum 和 Interfaith America 的資深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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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因為義怒而掀桌?未必如此

在這憤怒的時代,我們表達憤怒的方式可能是公義的,也可能是有罪的。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12, 2024

Brad Hambrick是Summit Church輔導事工的負責人,該教會位於北卡羅萊納州,共有14個分堂,約有1萬3000名會友。他也在東南浸信會神學院教授聖經輔導,也是《Angry with God: An Honest Journey through Suffering and Betrayal》等書的作者。

你如何區分好的憤怒和壞的憤怒

所有的憤怒都在訴說兩件事:「這件事是錯的,而且這件事很重要」。在人際關係裡,「有罪的憤怒」則會訴說第三件事:「這是錯的,而且『它是錯的』這個事實比『你這個人』還重要」。當我們憤慨地訴說前兩件事時,我們的氣憤可能是正確的:「你不該這樣做,而且這件事很重要」。但當我因此想對你犯罪時,那麼即使我氣憤的出發點在神學上和道德上是正確的,也不能代表我「表達憤怒的方式」是公義的。當人們選擇透過社交媒體或採取政治手段時,在許多方面而言,「你錯了」裡面的這個「你」不是變得非常遙遠,就是變得模糊不清。而這讓人們在發洩情緒或憤怒時感到更自由,因為他們不再看見「人」,他們僅僅浸泡在讓自己憤怒的原因。

你在哪些地方看見具有破壞性的憤怒?

憤怒最常出現在私人場合。如果有人在家樂福大發雷霆,那表示他們的自我規範和社會運作功能已嚴重退化。

我們通常會想用過度簡單的方式來評量自己是否是大發義怒:「如果我是對的,而且這件事很重要,那這種憤怒就沒問題。不然你要告訴我我錯在哪裡」。通常當我們處於這種「大義凜然」的憤怒狀態時,我們喜歡耶穌在聖殿裡翻桌子的方式。那就是我們覺得自己在做的事

如果你讀《馬太福音》21章,耶穌翻完桌子後,敘事者說:「瞎子、瘸子到耶穌跟前,祂就治好了他們。」在我腦海裡,原本我想像耶穌在聖殿裡的樣子,就像綠巨人浩克那樣,變成綠色的,直盯著人們的靈魂。每個人都逃避耶穌,因為我們搞砸了。但在耶穌最深刻地表達憤怒的時刻,那些最脆弱的人感到自己被保護、被耶穌吸引,而不是害怕祂。

對我們身處的這個憤怒的時代,你是否能建議一些處理憤怒的方式?

我認為有幫助的一個類別是釐清自己的責任配置——認識到你在哪些地方有什麼樣的影響力。當我對自己影響力最小的地方感到最激烈的憤怒時,我的憤怒無處可傾瀉。當我們開始覺得自己無能為力時,我們就會開始依賴憤怒,試圖取回一些我們覺得已失去的東西。

在我們文化框架內的討論,每個人都在說:「我們需要冷靜下來,有冷靜的論述」。但沒有人真的這樣做。但即使這種論述不是由上而下,也應該是由下而上,如果我們的領袖不這樣領導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文化就應該要求領袖這樣做。

對時事的憤怒,與對個人關係中被背叛的憤怒,適用的原則是否不同?

人們有自私的憤怒,也有受苦的憤怒。如果你讀詩篇44篇,在前幾節中,人生很美好。然後,出現了細拉。你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就像火車失控那樣,在接下來的12節左右,詩篇作者將不好的事歸咎於上帝,就像詩篇前半部分將好的事歸功於上帝那樣。

這是憤怒的麥克風。這裡有錯誤的思維——詩篇作者呼喊上帝醒來,而我們知道上帝從不會睡覺。但詩人並不需要為此悔改。詩人正在經歷生命中一個不合理的痛苦季節,道德的天秤失衡了。我確實認為在回應苦難時,詩人有無辜的悲傷/憤怒的合理性。

所以詩篇是處理憤怒的好方式嗎?

憤怒常見的一個特徵是,我們覺得沒有人聽到我們的聲音,我們覺得不被了解。因此,我們會提高音量,以確保我們的聲音被聽到,我們也會提高言辭的尖銳度,試圖讓別人了解我們。我們越是憤怒,人們就越是遠離我們。

這並不是說,當我們讀詩篇時,我們會得到一些深刻的洞察力來解釋我們的處境,然後我們便能說:「哎,看來我沒有理由生氣」。但我們能經常在詩篇裡看到的是,在我們覺得「這是不對的」而且每個人都把我們推開的時刻,我們可以把這些事帶到上帝面前,並知道祂關心我們,祂對這些事並非充耳不聞。

與這相關的故事有,當摩西在燃燒的荊棘叢裡時。摩西一直掙扎於處理憤怒的方式。他曾在憤怒時殺了一個人;當他看到金牛犢時,他把它磨碎,讓人們喝下去。在民數記20章,摩西大發脾氣,開始打罵磐石。

上帝在燃燒的荊棘叢中對摩西說「把你腳上的鞋脫下來」後,第一句話就是「我聽見我百姓的呼喊。我看見他們的苦難」。也許你可以想像自己若是摩西,會怎麼回應上帝——「好吧,我不該殺那個人。那是一時的憤怒。那是不好的。但至少我做了些事。而上帝,祢什麼都沒做。」然後上帝說:「我聽見了,我看見了,我一直關注著這些事。」我們通常不會見到燃燒的荊棘——那不是人類常有的經驗——但詩篇是我們能從上帝那裡得到類似在荊棘叢裡的安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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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logy

何時回應誹謗,何時不予理會

無論是糾正他人的誹謗或保持沉默,都不能脫離一件事:尋求認識耶穌

Illustration by Mallory Rentsch Tlapek / Source Images: Getty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12, 2024

不久前,一位女士告訴我她與教會內一位成員發生了衝突。不過,說是「衝突」可能不夠精確,因為這起事件似乎更多是單方面的行為。女士說,這位會友在私下聊天的時間及社交媒體群組中散佈關於她的不實言論。

「當別人散佈關於你的謊話時,你似乎多數時間都選擇不予理會,」她這樣對我說。「難道為自己辯護是錯的嗎?我應該要忽視他們對我的評論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的部分難處在於,我們經常錯誤地理解「忽視(to ignore/ ignorance)」的意思。根據定義,忽視聽起來是被動的——字面上的意思看起來是不知道,因此沒有回應。然而,「忽視」一詞的正確定義是主動的。為了以好的方式忽視,我們必須首先很好地了解情況,而這也許是選擇忽視或回應前最大的難題。

要以符合聖經教導的方式回應對自己的誹謗,並不像其他一些議題那樣是簡單的黑與白的問題,例如「我可以有外遇嗎?」或「我可以挪用公款嗎?」。箴言26:4說:「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恐怕你與他一樣,」緊接著又說:「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話回答他,免得他自以為有智慧。」這兩句並非相互矛盾。有時回應毀謗是正確的,有時則是錯誤的。

基督教道德並非一大堆資料的集結,而是對一位人格的跟隨。耶穌的道德榜樣之所以複雜,是因為祂身為上帝智慧的本身,可以清楚看見我們不能全然看見的事物——祂很清楚哪些情況下需要箴言26:4所說的忽視,哪些情況下需要箴言26:5的正面對決。

當有人毀謗耶穌時,耶穌有時會直接反駁不實的說法(約翰福音5:19-46),有時則不為自己辯解,而是透過提出問題或講述故事來揭露對方背後的動機(路加福音14:1-6)。很多時候,祂完全不理會別人怎麼說(可11:33)。還有一次,祂甚至嘲笑誹謗的內容(路加福音7:28-34)。

然而,在所有這些情境中,耶穌都以身作則,展示箴言所警告的:避免以犯罪的方式來回應他人對我們犯下的罪。耶穌說:「你們聽見有話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只是我告訴你們,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裡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馬太福音5:38-40)。

使徒彼得敦促我們不要太在意別人怎麼說我們,而要更在意我們自己實際上是怎樣的人。他寫道:「你們若為基督的名受辱罵,便是有福的,因為神榮耀的靈常住在你們身上。你們中間卻不可有人因為殺人、偷竊、作惡、好管閒事而受苦。」(彼前4:14-15)。

要做到這一點,首先需要清楚知道自己的弱點。我那位被會友誹謗的朋友認為我通常能忽視那些關於我的不實評論,但我想她可能高估了我對那些話瞭解的程度。我並不會搜尋自己的名字,也不會看那些我在社群媒體上沒有追蹤的人的標籤回覆。這不是因為我認為人們這麼做是錯的,而是因為我很了解自己;如果我去注意那些東西,我會分心,我會無法做上帝呼召我去做的事。

來向我諮詢的那位朋友的個性則可能跟我不同。但是,如果你有「好爭執」的傾向,或是對他人的認同過於敏感,對你而言最好的做法可能不只是忽視誹謗,而是盡可能避免知道誹謗的內容。如果你無法以不報復對方的方式回應誹謗,就不要做出回應。

處理毀謗時,我們也需要了解事情整體的情況。耶穌對待那些被錯誤資訊所迷惑的人(約1:45-51),與那些馬太形容為蓄意「陷害」祂的人的方式不同(太22:15-22)。我認識的許多人會花時間和精力來「糾正」關於自己的誤解,卻往往沒有首先辨識這些不實指控漫天飛舞背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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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這些不實指控的起因是真正的資訊錯誤/誤解,在這種情況下,以闡述真相來面質謊言可能是正確的做法。但在許多情況下,問題不在於沒有真相,而在於真相沒有用(對方一點都不在乎真相是什麼)。在這種情況下,有人蓄意透過對他們圈子裡大家共同認識的某個人發表煽動性的言論來為自己建立「(話語權)平台」。回應來自這類人的誹謗沒有任何意義。

有時候,保護他人免受誹謗所涉及的原則,與保護自己時涉及的原則截然不同。約瑟寬恕哥哥們的不義是值得讚揚的(創50:19-21)。不過,如果他拂袖不理哥哥們對別人的苛待,就太不公義了。一般來說,箴言27:2的原則:「要別人誇獎你,不可用口自誇;等外人稱讚你,不可用嘴自稱」經常可以應用在回應他人對自己的誹謗上。

當有人散佈關於你的謊話時,除非整體情況顯然不適用忽視的原則,否則請傾向於選擇忽視。當情況涉及關於其他人的謊言時,則要反其道而行。當有人四處說著關於你的鄰舍的不實指控時,你若默默無視,就會誤入耶穌所說的路邊被強暴毆打的人和撒瑪利亞人的比喻(路加福音10:25-37)。耶穌忽視許多針對祂的毀謗,但祂不接受那些針對祂所醫治的瞎子的毀謗(約翰福音9:1-5)。

第一世紀的士每拿教會(Smyrna)曾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毀謗:他們隸屬的宗教團體不承認他們。羅馬帝國為他們貼上煽動叛亂和破壞民族的標籤。耶穌告訴他們,祂知道這些誹謗,而且情況只會越來越糟,但得勝的意義將顯明在祂最後的審判中,而非其他人對我們妄下的審判(啟示錄2:8-11)。

那位詢問我該如何回應(或不回應)誹謗言論的女士首先需要知道,耶穌知道真相與謊言的差別;祂就是分辨真相及謊言的那位。當我們在決定是否要糾正誹謗或保持沉默並將自己交託給神時,請尋求認識自己並辨識自己正面臨的處境,但最重要的是,尋求認識祂。

有時候,選擇有所回應是對的。但比你想像中更常見到的是,選擇忽視是有福的。

Russell Moore是《今日基督教》的總編輯,帶領本刊的公共神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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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Wire Story

中國終止國際領養,數百個個案陷入困境

這個決定讓美國數十個福音派家庭震驚不已,這些家庭從COVID-19爆發之前就已開始領養的程序。

Chris Hondros / Getty Images

Christianity Today September 12, 2024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於9/5宣佈,中國政府已正式終止其國際領養計劃,數百個在COVID-19爆發前已與孩子配對好,但在2020年被擱置領養程序的美國家庭的希望破滅了。

位於伯明翰的Lifeline Children’s Services國際領養高級主管Karla Thrasher表示,這一消息令領養機構和48個在疫情前已與中國孤兒配對的家庭感到震驚。

「他們絕對十分震驚。這件事發生得非常突然,」Thrasher告訴浸信會新聞社。「事實上,在過去的幾個星期裡,我們本以為事情正朝著更積極的方向發展,但卻突然收到這封關於中國不再進行外國領養的郵件。」

中國在2020年暫停領養程序時,Lifeline正在為100多個配對家庭提供服務,但由於各種家庭狀況的影響,這個數目有所減少。

Thrasher表示,剩下的48個家庭滿懷期待地持續等待,並承受著各種情緒,包括憤怒、悲傷和對這個消息的難以置信。

「他們當中有些人只差幾份文件就可以去見他們的孩子,並完成領養手續。這些家庭與領養孩子之間的關係是如此密切,」Thrasher說。

領養計畫裡有些孩子曾參加過Lifeline的寄養家庭計劃。

「這些家庭中有幾個實際上已經見過他們的孩子,並通過我們在美國舉行的計劃與孩子們共度過一段時間,」Thrasher說。「這些孩子中有幾個曾參與寄養/接待計劃,他們來到美國後,實際上在這些家庭裡度過一段時間,所以這些家庭已真實地認識了這些孩子。」

毛寧在新聞簡報會上宣布,中國的公告終止了一項長達30年的計劃,但國際居民領養血親或繼子女的情況除外。該跨國領養計劃於8月28日正式結束。

在中國於COVID流行期間暫停該計劃前,根據美國國務院的《國際領養年報》,在2020財政年度(即2019年10月至2020年9月),美國與中國最終完成202例跨國領養。

根據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國多年來一直是美國父母領養孩子的熱門國家,2019年有819例領養,2018年有1475例,而10年前的2008年則有2036例。

自2020年暫停領養計畫後,美國直到2023年才有來自中國的新領養案件,共完成了16例案件。這些領養案件包括已獲准前往中國的家庭(處於領養過程的最後階段)。Thrasher表示,其中一些家庭是透過Lifeline的服務完成領養程序。

「這些家庭在2020年1月因COVID暫停計畫時,已處於領養程序的最後一步,」Thrasher說。「他們擁有一份名為旅行許可證的文件,中國尊重這份文件,並允許那些家庭在去年前往中國,」Thrasher說。

「即便是在昨天,在所有的悲傷中,上帝仍提醒我們那些已經能夠前往的家庭案例,以及那些已經有了家的孩子。慶祝這一點也很重要。」

Thrasher表示,美國最大的福音派領養機構Lifeline Children’s Services將會與這48個家庭一起禱告,陪伴他們在悲傷中處理失去孩子的傷痛,並幫助他們考慮未來的選擇。

但她表示,被留在中國的孩子將面臨在孤兒院度過餘生的處境,獲得的醫療護理、教育和機會都非常有限。他們年滿16歲後將不得不離開孤兒照護系統,除了低薪工作,幾乎沒有其他資源跟選擇。有些孩子可能會淪落至乞討或犯罪的生活。

Thrasher鼓勵美南浸信會基督徒為留在中國的孩子禱告,為因失去孩子而悲傷但仍盼望能領養孩子的家庭禱告,也為在全國各地努力為孩子安排家庭的領養機構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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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s

《洛桑信約》: 多元中求合一的神學紀念碑

50年前,《洛桑信約》解決福音派分裂的方法並非忽視、掩蓋,或消滅彼此的歧見。

Christianity Today August 20, 2024

在2000年的電影《記憶拼圖》裡,主角藍蓋(Leonard Shelby)的大腦受到特殊傷害,使他無法形成新的長期記憶。他最多只能記住30秒到一分鐘前的資訊,之後就會忘記一切。

藍蓋與自己過往人生的脫節,讓他對自己是如何陷入目前的困境,永遠處於困惑不解的狀態:我在逃離什麼樣的敵人——我為什麼要逃?為什麼拿著槍?他的疑惑是失憶症的後果:無法記得自己的歷史。如果藍蓋能重新學習並記得生命裡重要的部分,才能真的回到穩定的生活,對自己和周遭的人有正常理智的認識。

身為今日的福音派基督徒,我們就像處在藍蓋的狀態下。我們也與過去脫節,即使肇因比腦部受傷更容易扭轉。我們面臨的結果是,福音派現在比以往更加分裂,我們之中許多人都在與曾經是朋友的「敵人」爭戰。

但如果我們停下來回想我們的歷史呢?我們不僅會回想起我們是誰,以及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甚至可能可以重新恢復福音派曾經有過、現在仍有或能再次成為的最好的版本。

當然,今日最大的問題之一,是「福音派」這個詞究竟意味著什麼?我們似乎幾乎不再有共識了。如果全世界的福音派能就「衡量福音派的方式」達成共識就好了——這種衡量方式必須足以鼓勵我們之中有著健康的多樣性,同時又足以確保核心教義的完整性。

但如果這樣的共識原本就已存在呢?

50年前,1974年7月,來自150個國家約2700位基督教領袖,在美國佈道家葛理翰(Billy Graham)和英國神學家斯托得(John Stott)的囑咐下,前往瑞士的洛桑市(Lausanne, Switzerland)。

會議的正式名稱是「第一屆世界宣教大會(Fir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World Evangelization)」,後來被稱為1974第一屆洛桑大會。雖然當時的大會只包含了全球教會的一小部分,但《時代雜誌》報導那次大會可能是「有史以來涵蓋範圍最廣的基督徒聚會」。

上圖:1974年,參賽者抵達瑞士洛桑的Palais de Beaulieu。下圖:展台將洛桑大會翻譯成大會的六種官方語言。Courtesy of Billy Graham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
上圖:1974年,參賽者抵達瑞士洛桑的Palais de Beaulieu。下圖:展台將洛桑大會翻譯成大會的六種官方語言。

這次大會最重要、最持久的成果也許是《洛桑信約》——日後被證明是現代福音派最有影響力的文件之一。這份文件的目的是要回答這個關鍵問題:我們必須在多大程度上有所共識,好能在世界宣教的任務中結為夥伴?

當時的福音派和今日的福音派一樣,受到原教旨主義派(fundamentalism)與現代派(modernist)之爭的影響,幾乎所有主要的基督教機構和教派都曾因此發生醜陋的分裂。原教旨主義派(又稱「基要派」)處理分歧的方式包括嚴格的信仰審視和教義上的僵化。現代-進步派(progressive)的觀點則避免設定任何教義上的界限,冒著嚴重偏離基督教在歷史上信守的教義的風險。

但福音派採取了另一種方式。

面對神學上的多樣性/多元性,洛桑運動的福音派採取的方法有兩項特點:(1) 以歷史上基督教的共同認信內容為核心,慎重地協商並跨越差異來形成合一;(2) 慶祝「多樣性本身」是固有的好事,甚至是上帝為全球各地基督徒在主內身為普世性的教會所訂定的計劃的體現。

《洛桑信約》為福音派一詞立下神學上的定義,並非常有意地避開福音派運動與任何社會政治因素相關的可能性。《洛桑信約》也沒有在許多與神學、教義和信仰實踐等重要但次要的問題上選擇特定立場。例如,信約中沒有討論關於洗禮、事工中的性別角色、地球年齡和進化論。

透過避開這類問題,《洛桑信約》將立場上分歧的基督徒容納在一起,否則他們可能會繼續分裂。洛桑大會的領袖尋求創造一個能超越這些分歧的盟約性的共同體/群體(community),為著「聖而公之教會將福音傳遍全世界」的共同使命服事。

某種意義上而言,《洛桑信約》像一份企業信仰聲明,由15條條文、引言和結論組成。這份文件僅有3100多字,短到可以清楚地排版在一張雙面的紙上。信約起草委員會主席斯托得(John Stott)在對信約的闡釋中解釋每項條文背後的理由——這是信約必讀的部分。

斯托得寫道,如果僅僅視這份文件為一份信仰聲明,就大錯特錯了,因為它的本意是一份盟約——是份「有約束力的契約」,簽署人承諾彼此之間共同的目標和夥伴關係。經過十天的辯論、討論和協商後,多數的與會者(2300人)一同簽署了這份文件。正如斯托得解釋的,「我們不想僅僅宣佈一些事情,而是要做一些事情——共同委身完成將世界福音化的任務。」

即使到今天,這項盟約仍然是由那些閱讀過並同意其內容的人簽署——透過簽署,我們承諾在上帝的使命中彼此合作。

和多數福音派基督徒一樣,直到成年之前,我在成長過程中未曾聽過《洛桑信約》,也沒有人要求我簽署。我是個有著深色皮膚的印度人,於1978年出生在南加州,我父親是第一代移民,他們都是基督徒,且父親曾在拜歐拉大學(Biola University)就讀。

雖然基督教學校的學生有時會參與《洛桑信約》,但我就讀的是公立高中和無宗教背景的州立大學。我從小到大去過的教會也都沒有宗派背景,這其中有優點,但同時也有關於基督教歷史的健忘症。

我第一次聽到《洛桑信約》是在2000年底,也就是24年前,當時我還是一名研究生,正在攻讀成為醫學科學家。我申請並獲得了哈維獎學金(Harvey Fellowship)——這是個為進入基督徒代表性尚不足的領域的基督徒學子提供的獎學金——所有申請人都必須簽署《洛桑信約》。第二年夏天,我前往華盛頓特區參加一個為期一週的活動,與一小群其他新加入哈維獎學金的成員見面。

這個活動大大擴展了我對福音派多樣性的體驗。Ben Sasse是耶魯大學的歷史學家,也是改革宗長老教會的成員,他是我認識的第一個為嬰兒洗禮提出合理論據的基督徒,儘管我和他在這方面的看法不一樣。來自康乃爾大學的植物生物學家Mac Alford是我遇到的第一個肯定進化論的基督徒——當時的我拒絕接受進化論的論述。

儘管這些分歧讓人感到不舒服(至少對我來說是這樣),但我們都簽署了《洛桑信約》(信約對這兩個議題都沒有採取任何立場),因此我們已承諾要相互合作。

《洛桑信約》為我們的差異提供神學上的解釋——其根基是,我們相信這些差異本質上是有價值的。洛桑大會的領袖們不滿足於一個「被縮小了但擁有高度一致性的共同體/群體(community)」,而是尋求建立一個能跨越我們之間的差異的廣闊共同體。

《洛桑信約》如此解釋——如同斯托得形容為「以弗所書3:10的直譯」——我們對經文的不同觀點是上帝的智慧向我們顯明的機制:

上帝在基督裡和聖經中的啟示是不可更改的,現今聖靈仍借著聖經說話。聖靈在各種文化中光照屬上帝的子民的心智,使他們透過自己的眼睛,重新得見其中的真理,從而使全教會更多地看到上帝諸般色彩的智慧

與其為了達到表面虛偽的和平而劃出範圍很小的教義邊界、使群體變小,福音派的邀請是我們大家能一起讀《聖經》,釐清我們之間的分歧,並進行協商——這樣的本質在《洛桑信約》形成的過程裡十分顯著。

雖然第一屆洛桑大會本身只持續了10天,但起草盟約的過程卻花了數個月的對話和協商。試想看看,共有2700名代表參加這場會議,這之中有多少合作的可能性呢?事實證明是相當多的。引用斯托得的評價,「我們可以真誠的說,《洛桑信約》體現了洛桑大會在心志和情感上的共識。」

這份文件的起草工作交給了一個小組委員會,成員包括斯托得、當時惠頓學院(Wheaton College)的校長哈德遜·阿默丁(Hudson Armerding),以及來自美國校園基督徒團契(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的秘魯神學家薩繆爾·埃斯科瓦爾(Samuel Escobar)。

在七月洛桑大會開始前的幾個月,各國與會者收到所有講員的論文,並請他們提供書面回饋。由當時《今日基督教》的編輯道格拉斯(J. D. Douglas)撰寫,《洛桑信約》的初稿便是根基於這些論文的主要主題和見解。

在對《洛桑信約》的闡釋裡,斯托得說,「這份文件已經可以真誠地說是出自於大會(儘管大會尚未召開),因為它反映了主要的講員事先發表的論文貢獻。」

在大會開始前,《洛桑信約》初稿已寄送給幾位顧問,並在第一次修訂中採用他們的建議。之後,信約委員會又監督了第二次修訂。

但起草人也希望能與大會參與者接觸,聆聽他們的意見,並從中學習。因此,在第一次大會的中途,每位與會者都拿到一份信約的第三稿,並提交回應、在每天各自的小組中進行討論。

在這些回應中,任何反對意見和修正建議都會提交給起草委員會。據斯托得所說,大會非常認真地回應每項建議。大會收到數百份意見書,並將其翻譯成英文後進行分類和研究。有些提出的修正是同一議題上完全相反的兩種意見,但起草委員會還是盡可能容納所有可以容納的部分。

最後,這次協商在三個主要主題上對《洛桑信約》的最終樣貌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首先,經過慎重的協商,委員會加入了聖經無誤(biblical inerrancy)的聲明。第二,加強了信約中關於社會責任的聲明。第三,為了反映全球教會(特別是西方世界之外)所關注的議題和其智慧,委員會做了幾處修改。我相信,這三個主題恰恰總括了《洛桑會議》今日能教給我們的三大課題。

一,受神學家薛華(Francis Schaeffer)等人的意見影響,信約加強了關於聖經權威的條文,加入一項經過慎重協商的聖經無誤聲明,也就是聖經「所宣告的毫無錯誤」。這個具體的修改引起了激烈的爭議,為信約起草委員會帶來極大的挑戰。

一方面而言,加入聖經無誤聲明的理由很充分:對聖經經文的不同觀點是造成福音派與進步派基督徒之間許多深刻分歧的根本原因。在高等批判(higher criticism)學科的驅使下,現代主義僅僅主張聖經是「有權威的,但其傳遞的訊息卻會因其自身的許多錯誤而隨時代改變。」

與此同時,許多自由派基督徒拒絕相信復活、童女懷孕以及歷史上真實存在過亞當和夏娃。雖然這三項基督教經典主張的重要性並非同等,但拒絕承認其中任何一項都是會帶來深遠影響力的重大改變。

釐清對聖經經文有不同解釋的根本因素,是洛桑大會組織者的首要任務。基於充分的理由,福音派不能輕易地與那些對福音的理解不包含「耶穌肉身復活」的人在世界宣教之路上合作,因為這完全是另一種福音(加1:6-9)。正如使徒保羅所說:「基督若沒有復活,你們的信便是徒然」(林前15:17)。

但同時,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洛桑大會也是對前一年(1973)由普世教會協會(WCC)在曼谷召開的《今日救恩會議》(Bangkok Conference on Salvation Today)所做出的回應,甚至連會議地點的選擇部分原因也是因洛桑市鄰近日內瓦,而普世教會協會(WCC)的總部就在日內瓦。

《今日救恩會議》包括福音派代表及自由派和主流派基督徒,其中許多人已經偏離正統。儘管會議的最後報告對福音派作出了讓步,肯定使徒行傳4:12所說的「除祂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但對其他如加強福音神學(theology of the gospel)的要求(要求認同1970年的《法蘭克福宣言》,在此宣言裡,德國基督徒反對WCC的路線越來越「人本主義導向」)——卻被WCC視為單純是西方人的想法(不能代表全世界的基督徒)而拒絕。

此外,《今日救恩會議》裡面還包括其他一些聲明,例如將任何「從社會壓迫中釋放出來」標記為救恩的一種形式——例如「越南人民的和平、安哥拉的獨立、北愛爾蘭的正義與和解,以及人們從權力的俘虜中釋放出來」。貝豪思教授(Peter Beyerhaus)在《今日基督教》一文寫道

在這類宣告裡,在看似有聖經依據的掩飾下,救恩的概念被如此擴大,並且喪失了基督教的獨特性,以至於任何解放的經驗都可以稱為「救恩」。更因此,任何參與解放的努力都可以稱為是一種「傳教」。

貝豪思補充道,《今日救恩會議》也提出毛澤東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作為基督教可接受的替代產物。同樣地,先知西蒙·金邦谷(Simon Kimbangu)的教會(他聲稱自己是父神的化身,他的兒子是耶穌的第二次化身)也被視為「基督教在原住民事工」上值得讚揚的範例。這些論點不僅僅是隨意的評論,而是WCC領導層有意識地表達他們對亞洲和非洲教會的看法,對此,任何神學上的異議都被WCC視為「試圖將原住民教會同化至西方神學思維的嘗試」。

雖然沒有人有權主宰「誰才可以自我認同為基督徒」,或自我認同為福音派,但《洛桑信約》尋求將基督徒的合一建立在向全世界宣揚福音的共同使命上。這個使命是即使我們在神學上分歧,仍願加入教會這個經常令人感到不舒服的群體的主要原因。

而關於「福音本質」的嚴重分歧,主要來自兩種截然不同的理解聖經的方式。在這場辯論中,每個人都同意聖經經文是「權威性」的,但對於「經文教導的內容是否隨時代改變且充滿錯誤?」則有相反的意見。

另一方面,即使對許多正統的基督徒來說,聖經「無誤(inerrancy)」一詞同樣是他們爭論的焦點。聖經無誤是個很複雜的詞彙/概念,因為它已被一些基要派/原教旨主義者視為「教義上的試金石」。讓整個問題更加複雜的是,這個詞的定義並不清晰,因為第一屆洛桑大會(1974)離分別在1978年和1982年撰寫的《芝加哥聖經無誤宣言》和《芝加哥聖經釋經學宣言》還有幾年的時間。因著定義上的不清晰,許多與會者當時強烈反對《洛桑信約》在其關於聖經經文的聲明中使用無誤(inerrancy)一詞,也就不足為奇了。

斯托得在談判過程中找到解決這個僵局的方法,且非常地有智慧。他沒有要求使用無誤(inerrancy)一詞,而是用一個簡潔而突出的定義來取代,說聖經經文「所宣告的毫無錯誤(without error in all that it affirms)」。其他反對使用「無誤(inerrancy)」這個詞彙的福音派確實會肯定這個聲明,但許多進步派基督徒則不會。

二,洛桑大會也強化了《洛桑信約》中關於社會責任的條約。在這一點上,起草委員再次將自己與「WCC的進步派」和「原教旨主義派對自由主義社會福音的過度反應」區分開來。

追溯葛理翰牧師(Billy Graham)在社會正義問題上的努力,可以讓我們更了解這則條文具有啟發性的歷史背景。1953年,葛理翰打破他自幼在美國南方所受的教育,開始堅持他的教會必須實現種族融合,讓黑人和白人坐在一起。

1960年,葛理翰去到非洲幾個國家的復興聚會上演講,並被大量地報導——他在擠滿人的體育場向龐大的群眾傳講福音——但他不願意去到南非,在其種族隔離政策下對照膚色而席的群眾傳講福音。

葛理翰如此刻意的舉動顯然是對當時教會內種族分離的狀態作出社會政治上的表態——並激怒了許多原教旨主義者,包括他自己的教派——美南浸信會(Southern Baptists)。

在葛理翰拒絕南非的邀請一週後,原教旨主義佈道家兼廣播員老鮑勃·瓊斯(Bob Jones Sr.)在題為《種族隔離符合聖經嗎?》的復活節廣播信息中作出回應。瓊斯從對使徒行傳17:26的扭曲解讀中得出結論:答案是肯定的。他辯稱,種族融合和試圖結束種族隔離的行徑違背了上帝創造的秩序,分散了人們傳福音的注意力。在這一點上,瓊斯與南方許多基督徒的觀點相同。

儘管南非種族隔離政策一直持續到1990年代,葛理翰至終還是在1973年,也就是洛桑大會的前一年,在南非舉行了黑人、白人和棕色膚色人群共聚一堂的大型聚會。這位來自美國南方的佈道家對著十萬名坐在一起的群眾大喊道:「基督教不是白人的宗教⋯⋯基督屬於所有人類!」

左上圖:Jack Dain和葛理翰在1974年洛桑大會閉幕典禮上簽署《洛桑信約》。左下圖:洛桑大會領袖於1974年召開的記者會。右圖: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恩和葛理翰的合照。Courtesy of Billy Graham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
左上圖:Jack Dain和葛理翰在1974年洛桑大會閉幕典禮上簽署《洛桑信約》。左下圖:洛桑大會領袖於1974年召開的記者會。右圖: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恩和葛理翰的合照。

葛理翰是馬丁路德·金恩的朋友,有時也是金恩在其志業上的公開盟友。在葛理翰一生中,對見到種族正義實現的渴望不斷增長。但葛理翰不知道自己做得是否足夠,2005年,他對自己沒有更有力地推動民權運動表示遺憾,希望自己當時有與金恩博士一起上街抗議。

這樣的歷史背景為《洛桑信約》最終版本的文字帶來生命力。《洛桑信約》將宣揚福音的使命(根基於在耶穌基督的生、死和復活中,上帝傳遞的訊息)及社會正義(societal justice)的任務區分開來:

我們在此表示懺悔, 因我們忽略了社會關懷,有時認為佈道與社會關懷是互相排斥的。儘管與人和好並不等同於與上帝和好,社會關懷也不等同於佈道/傳福音,政治解放也不等同於救恩,我們還是確信:福音佈道和社會政治關懷都是我們基督徒的責任。

作為對曼谷《今日救恩會議》的回應,《洛桑信約》明確指出,從壓迫中獲得解放與聖經中的救恩概念並非同義詞。然而,《洛桑信約》也避免了原教旨主義忽視社會正義的錯誤,甚至呼籲福音派基督徒悔改,因為他們也曾有所誤解,放下了本屬於基督徒生活實踐一部分的社會關懷。

這些討論對今日的我們而言仍是重要的課題。我們今日在探究種族、文化多樣性與社會正義時所面臨的困難並非新的問題。關於福音社會正義的神學爭論甚至與現代主義和原教旨主義之爭一樣古老。福音派正確地拒絕了社會福音以及某些會導致信仰脫離基督教自古以來持守的教義見證的解放神學形式。然而,在追求公義的實際行動上,我們往往過於自滿,甚至沒有為我們的自滿感到憂慮。

今天,在面對批判性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簡稱CRT)和多元、公平及包容(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簡稱DEI)的倡議上,同樣是一場充滿爭議的戰爭。有許多方法可以定義並實踐CRT與DEI,其中有些近似世俗化版本的解放神學。但是,渴望在社會裡鼓勵包容多元性的心志是令人敬佩的,而且最終能反映出對上帝國度的渴慕。這也是為什麼許多呼籲推動種族正義的基督徒,是受聖經的內容和關注所驅動參與的,甚至這些動機是建立在耶穌基督的榜樣上。

至少在很高的層次上,CRT與DEI的既定目標並非問題所在,即使我們擔心許多達到這些目標的方式可能充滿誤導性或具有破壞性。而對於那些擔心出現「反對聖經的DEI派別」的人來說,最好的解藥可能正是效法《洛桑信約》的榜樣。願我們能闡明一個強而有力的公義神學(theology of justice),並在我們的實際行動裡貫徹這些信念,也願我們為自己過去在追求公義上的失敗而懺悔。

三,在研究洛桑運動時,我總是被其成員對全球西方教會之外的教會的多元性所感到的驕傲、喜樂和愛,以及他們想要放大這些聲音的願望所感動。洛桑大會的成員結構包括來自最偏遠、代表性不足、資源不足的國家的人。洛桑大會按照經濟能力提供不同比例的費用,以確保經濟較不充裕的成員也能參加。不過,即便每屆洛桑大會的組織者都能聚集有史以來最多元化及全球化的基督徒群體,他們也總是對無法出席的教會一隅表示難過。

儘管如此,洛桑大會對能有「來自全球各地的與會者」的承諾在其早期歷史中確實面臨一些障礙——從第一次大會開始,2700多名參與者之中就有超過1000人來自發展中國家。

並且,在洛桑運動出現以前,一些非洲基督徒領袖曾呼籲「暫停」西方宣教士的活動,以及透過宣教士的網絡所募集的任何資金。部分原因是許多人反對他們在宣教活動中看到的「家長模式(paternalistic patterns)」,這種模式往往是由巨大的財富不平衡所助長的。

來自西方的宣教活動——即使立意良善,有時也是剝削性的,未能建立健康及合作的關係,為非西方國家提供良好的服事。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宣教運動將西方文化與基督教聯結在一起,確實扭曲了福音,並經常成為世界其他地方的福音絆腳石。

第一屆洛桑大會的組織者邀請了在這場爭論中各方的基督徒參加,其中包括提出暫緩宣教活動的肯亞神學家約翰·加圖(John Gatu)。在大會上,由大約60位非洲成員組成的東非國家策略小組討論了關於「暫緩西方宣教運動」的議題。加圖主張暫緩,烏干達的聖公會凱文傑主教(Festo Kivengere)則反對暫緩,兩人隨後進行了激烈且理性的辯論。到了週末,雙方已釐清彼此的分歧,並向大會提交一份共識聲明

暫緩西方宣教運動的理念背後,是對非洲過度依賴外國資源(包括人力和財力)的擔心——這有時反而阻礙了本地教會在宣教的主動性和成長上的責任。我們的小組認為,可以考量在特定情況下(而非普遍情況下)施行暫緩宣教的概念。

由於「全面性的暫緩宣教行動」的要求已被撤銷,洛桑大會的其他成員(以及主要由西方人士組成的信約起草委員會)本來可以不再討論這個議題,但相反的,信約委員會承認非洲成員的憂慮是合理的,並修改信約草案,指出:「我們也承認有些宣教事工在裝備並鼓勵他國領袖負起應有的責任方面行動太慢了。」

在其他部分,《洛桑信約》在其有關「佈道與文化」的條文裡,承認雖然「福音並沒有預先假定某種文化比其他文化更優越」,但全球的宣教工作「常將異國的文化與福音一起輸出,導致教會受制於文化,而不是服膺於聖經的真理」。

洛桑世界福音委員會在1970年代分發的《洛桑信約》
洛桑世界福音委員會在1970年代分發的《洛桑信約》

在這些聲明中,我們看到非西方的教會正確地糾正了西方教會,而西方教會則以悔改來回應。再一次,如同信約裡的詞句所說,並不是因為不存在需要我們解決的分歧,而正是因爲我們有這些分歧,才能有機會如此美麗地呈現「上帝諸般色彩的智慧(many-colored wisdom of God)」。

而這個議題的根源是非西方基督徒的共同願景,他們希望以平等的身分參與普世宣教。而《洛桑信約》公開地致敬這個美好的願景:

我們感到歡喜的是,一個新的差傳時代已經開始。西方教會在宣教中的主導作用正在迅速消失,上帝正從新興的教會中興起強大的新生力量,致力於普世宣教,表明佈道的責任是屬於基督的整個身體。

五十年前,福音派人士逐漸意識到,當福音與西方文化和國家的連結過於緊密時,非西方教會會如何受到傷害。而現在,我們親眼目睹這種連結對西方教會自身同樣也造成危險和傷害

每當我們將基督教與西方、美國或任何其他社會政治實體連在一起看待時,我們的見證及對福音的理解就會被扭曲。當我們忽視全球教會內各種不同的聲音時,我們就忽視了上帝「諸般色彩」的智慧。

左上圖:凱文傑主教。右上圖:斯托得(John Stott)。下圖:1989年洛桑第二次會議的與會者。Courtesy of Wheaton Archives & Special Collections, Wheaton College, IL
左上圖:凱文傑主教。右上圖:斯托得(John Stott)。下圖:1989年洛桑第二次會議的與會者。

《洛桑信約》創造了一種奇特的運動:一個由來自全球數個教派和機構的基督徒組成的關係網路。而儘管大會本身完全由新教徒組成,但他們在共識下締結的信約也有意與基督教其他傳統分支產生共鳴。至少在《哈維獎學金》支持的研究生之中,許多天主教徒和東正教基督徒也簽署了。

一位來自中國的基督徒曾向我敘述他被要求在信約上簽名時,內心真實的恐懼和憂慮。在中國,簽名是政府用來辨識基督徒和逼迫他們的物證,所以他被教導絕對不要簽署這類會徹底牽連到自己的東西。不過,經過深思熟慮後,他還是決定在信約上簽名,而這是他唯一簽署過的信仰聲明。我們之中許多人不會遭遇和他一樣的迫害,但在簽署信約時,我們和他——以及許多像他一樣的人——站在一起。

特別是在美國以外的地方,委身於洛桑信約的群體持續成長著,雖然我們之間仍充滿歧見,我們能清楚地仰望那位超越我們所有差異,將大使命交託於我們的上帝。

上圖:1989年第二屆洛桑大會,與會者討論會議議程。下圖:第二屆洛桑大會的主題會議。Courtesy of Wheaton Archives & Special Collections, Wheaton College, IL
上圖:1989年第二屆洛桑大會,與會者討論會議議程。下圖:第二屆洛桑大會的主題會議。

洛桑運動不斷聚集新一代的領袖。在1974年第一次大會15年後的1989年,第二屆世界大會在馬尼拉召開,這次大會有來自173個國家(包括蘇聯)共4300名代表參加。這之後再過21年,2010年第三屆洛桑大會在南非開普敦召開。這一次,來自198個國家共4000名代表親自聚集在一起,但還有更多國家代表透過線上方式參加。

今年九月,第四屆大會將在首爾召開,屆時將有5000名代表(包括我本人)親自出席,另有5000名代表將透過線上方式出席,以及數以萬計的代表將出席全球各地的衛星會議(洛桑在世界各地召開的小型會議)。

自2010年上一屆大會聚集以來,全世界在過去14年發生了許多變化。新的戰爭在世界各地肆虐,甚至在大會即將舉行的韓國,關於戰爭的謠言也悄悄湧現。美國及許多其他國家正準備舉行另一次充滿爭議的總統大選,基督教幾個大型教派同樣持續因原教旨主義及進步主義之間的拉扯而分裂

然而,我的盼望是,福音派能有機會再次想起我們是誰、我們從何而來,以及我們為何必須跨越差異,而不是忽視、掩蓋差異,或因這些差異而分裂。或許,當我們重新定位、調整自己,投入上帝全球使命的工作時,可以重新找到「福音派最好的版本」。

今年,當我們展望首爾大會時,我敦促所有基督徒──無論是否是福音派──閱讀、討論並考慮簽署洛桑信約。願教會領袖在講台上教導這份信約,使會眾能與信約對我們的要求做信仰上的摔跤:讓這份信約提醒我們,我們蒙召要成為一個美麗的、有著差異和分歧但為神所愛的共同體。

讓我們再次一起立約,負起世界宣教的艱鉅任務,讓屬於上帝的聖而公之教會將健全的福音傳遍全世界。

S. Joshua Swamidass是位醫學科學家,為聖路易華盛頓大學實驗室與基因組醫學副教授、Peaceful Science的創辦人,及《The Genealogical Adam and Eve》一書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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